第一篇：當代中國農民工階層特征分析

當代中國農民工階層特征分析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遷過程中，社會階層結構經歷了空前深刻的分化與整合，涌現出一系列新的社會階層。在諸多新的社會階層中，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尤為引人注目。其階級屬性和社會地位，成為人們關注和討論的熱點。中共中央2004年1號文件強調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一新的社會階層畢竟不同于傳統的產業工人，具有自己的顯著特點。闡明和揭示其特點，對于黨和政府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維護進城就業農民工的利益，團結和帶領他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進城就業農民工的經濟地位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殊群體。與傳統產業工人一樣，他們也在城市就業，從事非農業勞動，同屬非農業勞動者。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活資料，已經不是主要來自農業勞動收益，而是非農勞動的工資性收入。因此，就其生產方式和取得生活資料的來源來說，他們是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2003年全國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達9820萬人，在第二產業中已占從業人員總數的57．6％，在第三產業中已占從業人員總數的52％以上。但是與作為城市居民的產業工人相比，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在經濟地位上又有明顯不同。

1.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同農業、農村、農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傳統的產業工人一般都長期生活在城市，具有城市戶口和相對穩定的工作，而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盡管在城市就業和生活，但其社會身份仍舊是農民，在農村還保留著承包土地。他們雖然已經主要從事非農業勞動，但大多還要在農忙季節返鄉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屬于亦工亦農者階層。

他們的工作完全由勞務市場需求調節，與所供職的企業或雇主之間沒有長期的固定契約關系，兩者之間的雇傭關系往往隨著一項工程或業務的完成而終結。這種關系一旦終結，就需要重新尋找工作。

他們的職業具有臨時性、季節性、流動性等特點。他們是一個介于產業工人與傳統農民之間的雙向交叉的社會群體，經常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流動、顛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尚處在一種雙向流動過程中，能在城里找到工作就往城市流動，找不到工作就往家鄉流動。他們常年在全國各大中城市漫游，苦苦尋求著各種就業機會。由于戶口在農村，因此他們的許多權利和義務都與戶籍所在的農村發生聯系。農村是他們的輸出地，往往又是他們的歸宿地。找不到工作或者患了疾病，便重新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盡管不在農村謀生，但他們的根還在農村，他們的家庭、心理寄托與感情牽掛都系于農村，自我感覺上也還是一個農民。農業雖不再是他們的主要職業，但還要兼而從之，以此作為自己和家庭成員的最后生活保障。盡管他們已身在城市，從事著非農業勞動，但還帶著農業、農村、農民的臍帶。

2.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多為報酬低廉的簡單勞動者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缺乏起碼的職業技能。在謀求某一職業時，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拿不出相關的技能證書。在激烈的職業競爭中他們只能甘居下風，去從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臟、重、苦、險的簡單勞動。

迫于養家糊口的壓力，出于掙錢謀生的熱望，他們寧肯放棄自己的某些權益，接受雇主苛刻的條件，去謀求一份報酬非常低廉的工作。一項調查結果顯示，98.7％的雇主沒有為農民工辦理養老金、住房公積金和醫療保險金，93.4％的雇主沒有為他們辦理工傷保險。更有甚者，多數農民工不敢提出簽訂勞務合同的要求。他們往往在缺乏勞動保護和安全保障的惡劣環境下工作，不惜以犧牲健康為代價。有報道稱，在廣州接觸職業危害的40多萬工人中，70％以上是農民工。惡劣的工作環境，使他們成為“最容易受傷”的群體。

相當多的農民工被任意延長勞動時間，卻得不到相應報酬。他們的勞動報酬原本就非常低廉，還常常受到企業主的克扣和惡意拖欠。新華社記者曾在北京、浙江、安徽隨機抽樣訪問了80名農民工，其中竟有72.5%的農民工的工資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作為城市居民的產業工人在從業方面可能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與進城就業的農民工相比，境況畢竟要好得多。

3.進城就業農民工的生活普遍比較窘迫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原本就是來自農村的貧困階層。他們一般都是帶著對城市文明的向往和改變眼下生活狀況的渴望，來到城市打工謀生的。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往往生活在城市的最下層。

他們一般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則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內，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種建筑廢料搭建的棚屋內。其居住條件的共同特點是：居住擁擠、采光和通風條件較差、潮濕，往往成為城市中的衛生死角。為了盡可能地節約在城市中的開支，農民工的飲食一般比較簡單，他們是農貿市場低檔蔬菜和街頭路邊飲食攤檔的主要顧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他們是舊自行車的主要銷售對象。他們想盡辦法節衣縮食、省吃儉用，為的是在過年的時候，能夠多帶幾個錢回家。

農民工是城市中失業最為頻繁的群體。他們中有不少人經常處于失業狀態。一份調查結果顯示，2002年農民工遇到過失業問題的比例高達45.4%，有45.5%的人遇到了3個月或更長時間的失業。失業對他們來說，意味著連那點微薄收入也沒有了。

由于享受不到城里人所普遍享受的醫療保障，因此對于他們來說，最可怕的是受傷或害病。一份調查結果顯示，2002年有46%的農民工生過病，17％的人生病在3次以上。他們一旦生病，就意味著要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

二、進城就業農民工的政治地位

作為當代中國產業工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進城就業的農民工盡管同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但由于諸多原因，他們在政治地位上與傳統的產業工人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1.他們還尚未形成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是頂著純粹農民的腦殼進城的。在這個腦殼里，滿滿地裝著帶有濃郁的泥土與鄉村氣息的思想意識。短暫的非農業勞動尚不足以改變他們原有的思想意識。他們還沒有完全融入到產業工人隊伍中去。對于大多數農民工來說，他們對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質和歷史使命還沒有認識。進城就業以前，他們一心想的只是怎樣打工掙錢，沒有任何來做產業工人的思想準備。加之進城就業時間有限且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因此他們還不可能有什么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甚至連樸素的階級意識都沒有。

2.他們尚不具有產業工人所應當具有的那種組織性和紀律性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文明的發展進步和制度體制的嬗變躍遷，日益改變著中國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著他們的現代文明意識。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就是這種改變與催生的產物。他們不再恪守“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千里迢迢來到城市打工就業。這本身就是現代文明意識的一種覺醒，是對傳統思想觀念的一種反叛。然而，人們思想意識的覺醒同社會的嬗變躍遷并不是同步的，往往表現出一定的歷史慣性。這種歷史慣性的存在并發生作用，使得傳統的東西遠未從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徹底淡出，還時常地支配人們的行為方式。盡管進城就業的農民工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現代城市文明特別是工業文明的熏陶，參與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實踐，但這畢竟還只是初步的，尚未能錘煉出他們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

3.他們在所供職的單位中是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者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多數就業于個體私營企業，他們同雇主之間的關系，是完全按市場游戲規則形成的純粹的雇傭關系。目前，盡管國有企業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實踐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還存在職工個人不同的具體職業感受，但作為一種總體意義上的政治判斷，其主人翁地位是一種客觀事實。然而在多數農民工就業的個體私營企業，甚至連職工代表大會這樣的職工參與企業管理、行使民主監督權利、維護合法權益的組織形式都沒有。在這些企業里，基本沒有農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

正是由于農民工同雇主之間的關系是純粹的雇傭關系，因而他們的利益和企業的命運之間不存在密切的關聯關系。他們在企業里完全處于一種無權的地位，所以對企業的經營狀況和效益的關切度也根本不可能有國有企業職工那么高。除了出力干活掙得工資以外，他們根本不去關心所在企業的前途命運。在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余，他們只是躺在床鋪上思念自己久別的家人，根本無暇去關心企業的經營狀況和效益。因此，置身于這種環境和氛圍之中的農民工也不可能萌生主人翁意識。

當然，也有一部分農民工從業于國有企業。即便是這部分農民工，也沒有多少主人翁地位可言。職工在國有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原本是基于保障固定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城市產業工人的各種民主權利的一種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并沒有考慮臨時受雇于國有企業的農民工的問題。由于農民工同所在國有企業的關系也是一種雇傭關系，加之他們在企業里的身份被統稱為臨時工，因而不可能被當作企業發展的依靠力量，不僅不被吸收來加入企業工會，參加職代會，參與企業民主管理，而且也根本享受不到本企業城市職工所享受的各種福利待遇，甚至連工資級別也完全與城市職工分屬兩個體系。同時，農民工自己在心理感受上，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單位人，沒有心思去管企業的事。

4.他們被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

依照法律規定，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和城市職工一樣，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參與政治和管理國家的權利，享有法定的表達自己意愿的言論自由。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這些政治權利往往受到諸種制約。

按照有關法律規定，選民實際上已經遷居外地但是沒有轉出戶口的，在取得原選區選民資格的證明后，可以在現居住地的選區參加選舉。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作為非當地戶籍的外來暫住人員，遠離戶籍所在地的農民工一般寧肯放棄自己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不愿去辦理這些繁瑣的選民資格手續。因為辦理這些手續，他們一要中止好不容易才謀到的工作，冒失去這份工作的危險；二要付出較高的辦理成本，其中包括誤工工資和往返的差旅費用。因此，在辦理選民資格手續和放棄參加選舉二者之間，他們通常會選擇后者而不是前者。當然，作出這種選擇，并非是因為農民工們缺乏參政的熱情，而是制度安排沒有考慮非當地戶籍的外來暫住人員取得選民資格證明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是這種有缺陷的制度安排，把他們被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在現階段，我國社會還缺乏讓農民工階層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渠道，缺乏使政府能夠傾聽到農民工呼聲的機制。

三、進城就業農民工的社會地位

在城市社會分層體系中，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處在城市社會的最低層。清華大學社會學專家的調查結果表明，在城市社會分層體系全部100種職業的排位中，農民工居于第94位，而且排在最后10個位次的職業都與農民工不無關系。

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每日含辛茹苦地勞動，為城市創造了巨大財富，提供了巨額稅收，但他們在城市社會生活中卻經常地、普遍地遭受到歧視。目前，農民工在城市社會生活中所遭受到的歧視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公共歧視，另一類是個體歧視。所謂公共歧視，即在公共場所遭受歧視，如在公交車上遭受司乘人員的歧視，在商店遭受店員的歧視，在其他公共場所遭受各類管理人員、執法人員的歧視。有些公共歧視明顯帶有政府行為。所謂個體歧視，是指農民工在其就業的單位或家庭里面遭受雇主的歧視。這些單位或家庭通常以扣壓身份證為手段，強迫農民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們置同工同酬的憲法原則于不顧，肆意壓低農民工的工資，給予農民工以帶有歧視性的勞動報酬。

對進城就業農民工的歧視，主要表現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子女受教育和人格尊嚴等諸多方面。

勞動權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項權利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由于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存在，使農民工們無法取得與城市人平等的就業資格和機會。長期以來，不少城市在就業方面普遍實行總量控制、先城后鄉的政策，設置種種職業、工種限制。近年來，有些城市政府為解決城市職工再就業問題，制訂了各種就業準入制度，限制外來人員進入某些行業。有些城市政府甚至下發紅頭文件，要求一些部門和行業清退農民工，為本地下崗失業人員騰位子，搞所謂的“騰籠換鳥”。在對農民工實行就業限制政策的同時，還強制性收取各種管理費，以提高就業成本為手段，進一步強化就業壁壘。

除此之外，對農民工勞動權的歧視，還表現在對他們的勞動休息權、工資報酬權和勞動保護權等方面的侵害上。用工單位和雇主大多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勞動強度、報酬和工傷處理辦法全由用工單位和雇主說了算。用工單位和雇主隨意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卻很少給務工者支付超時超額勞動報酬。尤為突出的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十分嚴重。一些用工單位特別是建筑企業，不是按月給農民工工資，而是一年一結，有的甚至連這也做不到。如果農民工中途變更工作，就基本上拿不到工資。

社會保障也是我國公民平等享有的法定權利。但是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使我國城鄉居民處于不同類型的社會保障體系之中，享受著不同等的醫療衛生資源。在這種社會保障體系框架下，城市職工享受的是一種較為穩固的公共性保障，而農民工的惟一保障就是遠在家鄉的那片承包田。城市職工下崗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取得政府再就業幫助，而農民工則完全處于無助狀態。城市職工患病、負傷可以享受醫保，而農民工基本享受不到。

學齡兒童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權利。然而由于種種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原因，進城就業農民工的子女往往享受不到與城里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權。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全國流動人口中處于義務教育年齡段的孩子，有9·3％處于失輟學狀態。

四、進城就業農民工的精神生活狀況

當進城就業的農民工離開農村來到城市以后，由于與家人、親戚、朋友減少了面對面的親情互動，又無法融入城市社會，他們在情感方面失卻了宣泄的機會與場所，故而在社會流動與漂泊中產生種種心理不適，長期處于情感需求與情感實現的矛盾沖突之中。

如果說農民工們的物質生活普遍窘迫，那么他們在精神上更為貧困。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和經濟條件的限制，他們很少能光顧城里的書店、圖書館等文化設施。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們除了打撲克、掰手腕，就是睡大覺，甚或以講黃色笑話聊以自慰。正常的性生活是人的最基本需求。然而由于遠離妻子或丈夫，農民工的這一需求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滿足。長期沒有性生活，使農民工們不同程度地感到心理壓抑和不適，處于焦慮、煩躁、郁悶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之中。長期和過度的精神壓抑，不僅會使一些農民工患上精神類功能性疾病，有時甚至使一些農民工會形成某種直接導致過激行為的變態心理。近年來，一些城市發生的惡性案件，許多都與農民工有關。

五、幾點認識與結論

基于上述諸多方面的分析，有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是游離于城鄉之間的邊緣性群體。他們所從事的勞動是非農業勞動，在生產方式和取得生活資料的來源上已經接近乃至相同于城市居民，但是由于一些制度性因素，又使他們無法融入城市社會，享有市民的權利和地位。他們雖然進入了城市社會，但還尚未獲得充分享有城市公共資源的權利，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樣正常生活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與城市社會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隔膜。他們離開了農村，但又心系土地，與土地有著難以割舍的情結，仍與農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既屬于城市，又屬于農村，是一個處于城鄉兩種文化之間的邊緣性社會階層。在社會轉型的歷史背景下，他們已從傳統農民中分離出來，但還尚未完全實現非農化，未能徹底切斷與傳統農民的身份聯系。他們既是農民又不是農民，既是產業工人又未完全產業工人化，是一個亦城亦鄉、亦工亦農的特殊人群。這是進城就業農民工的一個最顯著的階層特征。

第二，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是傳統制度安排的產物。中國的經濟結構具有顯著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特征。在這種經濟架構下，國民經濟被分割為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兩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分別運轉。這種制度性安排，是一定經濟發展階段內維系特定的經濟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維系經濟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客觀上要求有維系社會秩序的制度性安排來與此相配套。在計劃經濟的歷史語境下，作為維系社會秩序的一種制度性安排，戶籍制度便應運而生了。傳統的戶籍制度將國民嚴格地區分成 “市民”和“農民”。這種戶籍制度不僅僅是實施人口管理的一種工具，而且還與公民享有的公共服務和國民待遇相聯系。于是，戶籍制度已經不單是戶籍制度本身，它成了區分不同國民身份的重要標識。戶籍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務和國民待遇也就存在明顯差異。進城就業農民工的出現，是對傳統制度安排的沖擊與反叛。這種沖擊與反叛，使舊的制度開始出現某些裂痕與松動。但這種制度還遠未被徹底打破，依然是阻礙進城就業農民工身份轉換的制度性籬笆。目前我國的相關制度安排，還具有半封閉半開放的性質。它一方面開始容忍農民進城就業，同時又阻礙他們的身份轉換。在這樣一種制度氛圍下，進城就業農民工這一“夾心”社會階層便被鍛造出來了。

第三，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是一個過渡性的社會階層。目前，我國正處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在此過程中，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這一最大社會群體的分化將會進一步加劇，愈來愈多的農民將被轉移到城市和非農產業中來。但總體來看，農民群體的分化在量度上尚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這種量度上的非徹底性，表明當前農民分化的初級性。其主要表現是，從傳統農民中分離出來的農民工階層，還帶有傳統的農民屬性，尚未完全切斷與傳統農民身份的聯系。農民工自身素質的低下，使他們進城就業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性。制度遮蔽的存在，使得農民工難以徹底擺脫農民的身份。這種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上的錯位，迫使他們忽而進入農民工階層，忽而又退回到先前的社會身份，處在一種社會角色頻繁變化的不穩定狀態，由此造成了該階層成員構成和階層歸屬的非固定化。同時，農民工對自己的階層歸屬以及地位、利益和價值也缺乏自覺的認同感，沒有明確的階層意識，階層結構處在一種隱性化狀態。在現階段，農民工階層只是作為一種潛在的結構發生作用，在社會互動中尚不能作為一個階層自覺行動。他們作為一個社會群體，還沒有真正從傳統農民中分離出來。進城就業的經歷，又使他們很難完全回歸到原有的生活中去。他們的一只腳已經踏入產業工人的門檻，另一只腳還拖在傳統農民的巢臼里。他們還處于從傳統農民到產業工人的脫胎換骨的時代，充當著從傳統農民到產業工人的“中介”角色。他們要徹底完成脫胎換骨，實現角色轉換，還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這一過渡時期的長短，取決于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以及制度創新的力度。

第二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特征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特征分析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規模下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情況，并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個人特征和務工經歷與職業流動穩定性之間的聯系。結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平均1 a換一次工作；小城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穩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齡較大、已婚、進城務工年限較長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更穩定。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城市規模；穩定性；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來到城市來尋找務工機會，因而出現了農民工群體。農民工群體為城市帶來了巨大社會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新的、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據《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目前農民工總量為2.69億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為1.00億人，占60.57%。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在人生觀、價值觀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從小的生活環境較好，受教育程度較高，在城市就業偏向于長期性。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第二、三產業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職業流動特征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職業流動的穩定性，對于城市第二、三產業的穩步發展和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數據來源及概念界定

1.1 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沈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調研結果。在遼寧省按照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從高到低選取了大、中、小三類城市規模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調研，同時在各個行業進行分層抽樣。其中：沈陽市為遼寧省省會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錦州市屬于地級市（中等城市）；北鎮市、臺安縣屬于縣級市（小城市）。最終獲取有效問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農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戶籍在農村，出生在農村，未受過高等教育，來到城市從事非農就業3個月以上的農民工。

職業流動：指新生代農民工來到城市就業后，再次更換用人單位、職業、工種或就業城市的流動行為。在同一個用人單位中職位、收入的變化不算作發生職業流動。其中換工作的次數是職業流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頻次及職業流動穩定性。樣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

職業流動頻次指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務工時變換工作的次數。若未更換過工作，職業流動頻次計為0；若從事過兩份工作，即為換過1次工作，職業流動頻次計為1；以此類推。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中有33.18%的人沒有換過工作，有93.10%的人換工作不超過3次。在大城市中，未進行過職業流動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時在大城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頻次達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見，大城市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個體間差異較大。

從職業流動頻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換工作的情況，但在城市務工時間較長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頻次必然較多。為了更準確地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穩定性，本文繼續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務工時間。農民工務工特征與城鎮職工不同，他們過年回農村老家后，來年再回到城市務工有些人就會更換工作地點及工作單位，因此，如果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認為這種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比較穩定；相對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會跳槽，認為這種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不穩定。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比較穩定；29.95%的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職業流動不穩定。在小城市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穩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往往會根據其個人條件來決定是否頻繁更換工作。本文選取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年限來分析個人特征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穩定性的聯系。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農民工中有71.40%的人職業流動較穩定，而女性新生代農民工中有66.15%的人職業流動較穩定，這可能是因為女性農民工更多的要兼顧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較少，因此職業流動穩定性低于男性。年齡大于25歲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較穩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歲的新生代農民工，這主要是因為隨著年齡增長，農民工開始傾向于找穩定長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職業流動比較穩定的占比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年限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沒有顯示出明顯的聯系，但讀過中專或技校的新生代農民工有90.91%的職業流動都比較穩定，這可能是因為中專或技校已經為他們的就業確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職業穩定性較高。

由于在城市務工經歷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穩定性也有很大差異。本文主要選取進城務工年限來研究就業經驗與職業流動穩定性的聯系，選取進城務工前技能熟練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訓來分析新生代農民工技能水平與職業流動穩定性的聯系。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年限越長，就業越穩定，進城務工大于9 a的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進城務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經歷的起點，在進城務工前沒有學習過技能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職業流動穩定的占比為70.13%，略高于學過技能的新生代農民工；同時，在務工期間未接受過技能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職業流動穩定的占比為70.82%，略高于接受過技能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這兩個數據都顯示出有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換工作的頻率要高于無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這可能是因為當新生代農民工掌握某種技能后，其人力資本中專用型人力資本得到了積累，使其找工作具備了一個優勢，因此相對其他人來說比較容易找到工作，這樣他們會選擇多次更換工作，以求最終找到工資、保障、工作環境等相對高質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業穩定性。結論與討論

本文分析了遼寧省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特征，進而研究了個人特征、務工經歷與職業流動穩定性的聯系。由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隨著其年齡的增長及在城市務工經歷的增加，新生代農民工傾向于尋找長期穩定的工作。掌握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備優勢，但他們卻傾向于頻繁跳槽，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就業的選擇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他們在注重工資收入的同時也重視用人單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環境等，這就使他們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條件和要求，因此他們多次更換工作以找到最滿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業都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技能培訓，但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穩定性未升高的情況可以看出，技能培訓并沒能有效地留住他們在本單位長期就業，這可能是由于大多數用人單位提供的技能培訓正規性較差、質量較低、應用范圍較小。

要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的穩定性，首先，政府和企業要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拉進他們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障的差距，以增強他們在城市務工的歸屬感，使他們更愿意在城市長期、穩定地就業；其次，用人單位要重視技能培訓的作用，重視培訓質量，這樣才能使新生代農民工在本單位、本崗位有長期就業的意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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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征體現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征體現

學院：數學科學學院

姓名：李**

學號：201010****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征體現

【概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理論與實踐、世界與民族、歷史與時代的有機統一。我們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始終把握時代特征和實踐要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出了一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之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有機結合起來，正確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與時俱進

【正文】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有機結合的產物，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是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涵義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色，是指它從實踐中產生、在實踐中發展、用實踐來檢驗。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基礎，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進行的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就是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作為理論生長的基礎、發展的動力和檢驗的標準，把改革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重大實際問題統一起來，把求真務實、開拓創新作為主導價值追求。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涉及的重大理論問題同時也是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實際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重在解決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發展道路的問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重在解決黨的歷史方位發生重大變化后如何加強黨的建設的問題；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重在解決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問題。這些重大問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塑造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特色，是指它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大國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答案，沒有固定的模式，只能從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進行實踐探索，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深深扎根于中國大地，散發著中國這塊土壤的濃郁氣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特色，還表現為它不僅是當代中國建設、改革與發展實踐的理論升華，而且是中華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當代傳承，是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有機結合，同時注意吸收借鑒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優秀成果。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特色，是指它始終體現時代精神、反映時代要求。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科學判斷時代主題的變化和世界發展的趨勢，正確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課題，帶領中國人民緊跟時代前進潮流，推動我國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起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既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適應時代主題變化的必然要求。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黨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時代內涵和時代特色。這種理論創新是在立足現實與引領未來的結合中向前推進的，是在順應當今世界時代潮流和當代中國發展要求的統一中不斷發展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實踐性、民族性、時代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征。《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一百多年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寶貴經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以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歷史。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形成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強大生機和活力，就在于它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

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最鮮明地特征體現

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的一大法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理論創新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和條件的。解放思想，促使我們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既借鑒世界經驗又不照搬別國模式，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保證黨的創新理論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時代要求、符合人民利益、符合發展規律。當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產生了新課題新矛盾。解決這些問題，要求我們繼續解放思想，勇于變革、勇于創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大力推進理論創新，從而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更加鮮明。

改革開放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的強大動力。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使馬克思主義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實踐相結合，與迫切要求創造美好生活的當代中國人民共命運，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新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只有在改革開放這一新的偉大革命中，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才能深深植根于充滿生機的實踐沃土，既積極回應實踐的呼聲，又不斷從實踐中汲取營養，愈益呈現出鮮明的實踐特色；才能與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要求有機結合，并深深熔鑄在整個民族的創造活力之中，愈益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才能更好地弘揚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自覺反映時代大勢，愈益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

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必將為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提供新的內容。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來的，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是在新世紀新階段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任務，也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新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為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提供了新的內容。

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關鍵在于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當前，我國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面臨許多新課題新矛盾。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是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只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新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才能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在新的發展階段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必須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為此，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大的要求和部署，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

【參考文獻】

1.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編寫組.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

第四篇：新生代農民工新特征

新生代農民工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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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05日10:49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作者：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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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蘭 復制鏈接打印大 中 小

就業目標明確化。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直接從學校步入社會就業，他們外出就業的最終目標是成為城市人或發家致富，實現體面就業、體面生活。

擇業趨于多元化。新生代農民工大多采取靈活方式就業，就業區域、就業行業和就業途徑趨于多元化，找工作主要依靠市場。隨著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農民工就業的行業不再局限于傳統制造業和餐飲服務業，從事零售業、保險業、物流業等的人數日益增多，行業選擇趨向多樣化。隨著中西部經濟的崛起和縣域經濟的發展，就近就地轉移就業的比重逐步上升。

城市融入快捷化。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同齡人具有相似的經濟價值觀，習慣城市工作節奏、生活方式和消費理念。城市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已不僅僅是打工賺錢、“來了又走”的地方，他們對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著較多的認知和高度的認同。同時，他們的工資收入主要用于消費和投資，儲蓄較少，甚至有了“月光”和提前透支的現象。

價值觀念理性化。新生代農民工對事物的看法普遍基于對社會環境和個人條件的現實認知而非感性的判斷。據調查，60%的人認為通過自己不斷的努力能夠“實現幸福”，81%的人愿意通過從事待遇不等的工作、嘗試不同職業、去不同城市發展等方式來實現個人能力的提升。同時，他們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90%的人以捐款、獻血等方式主動為社會作過貢獻，其中近八成的人沒有考慮過社會會給他們相應的回報；74%的人主動對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生產效率提出過建議；99%的人愿意在別人遇到困難時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80%的人表示特別期望自己的工作、學習、行為等得到他人的認同。他們更熱衷于讀書看報、上網、購物、交友和運動。自費培訓（如電腦）、購買書籍，成為許多新生代農民工的選擇，這說明他們已意識到自身能力的發展和提高的需要。

身份地位邊緣化。受現有二元體制的制約，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依然面臨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顯性障礙，以及就業歧視、婚姻、交友等隱性障礙。這使他們與其他群體的交流和融合存在諸多困難。隨著戶籍概念和城鄉界線的模糊，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過程中容易交往到異性朋友，但社交圈子仍比較單一。他們無法在短時期融入城市社交圈，對鄉情、親情和友情的依賴特別大，絕大部分重視傳統“鄉族”關系并經常參加聚會活動，社會交往范圍局限于狹小的同質性的農民工群體之內，與市民之間缺少互動與對話。這需要社會的轉變。□

第五篇：當代中國就業問題分析

當代中國就業問題分析

目前，我國正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層出不窮的新興行業預示著需要更多各方面能力的人才，但由于我國人口數量繁多以及所需技術型人才的增多，所以每年依舊有大批面臨就業的青年以及部分失業者找不到工作的情況。對此我對我國就業現狀從兩個方向簡要分析。關鍵詞：我國就業群體數量多

截止到2012年，我國的人口總數量已經達到13.5億，而我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約1300萬，約占我國總人口數量的9.7%，為過去9年來的最高水平，如此龐大的就業群體所需要的就業崗位不計其數。在2012年，本科生畢業人數達到608.2萬人，而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消息稱2012年底登記的失業率為4.9-5.2%，期中大部分失業人員都是由于無法在競爭日益增強的工作環境中生存而被淘汰，如此又給就業人數增加的一大批人。預計在2013年，我國又將有700萬左右本科生畢業，比2012年增加了20萬人，就業群人數依舊呈不斷增加的趨勢，所以在就業人口眾多，而就業崗位供不應求的時期，導致很多就業者面臨“啃老”的趨勢。

關鍵詞：行業需求人才率增多

如今隨著我國繁榮的發展技術的增強，人口的素質也普遍加強，政府、企業等所需要的工作者不也單單滿足于一般能力的人，政府更需要有文憑，有學位的高材生，企業更需要有創新意識，有商業頭腦的技能型人才，這樣就大大增加的求職者應聘的門檻，這樣就要求就業者需要不斷提升自我能力，增強就業實力。根據數據顯示，選擇新興行業的人數明顯多于傳統行業，約占總行業的76%。雖然我國經濟仍處于工業化的進程中，仍需要大批傳統行業的勞動力，但由于有些底層勞動量大，薪資低，往往不是求職者的首選。但新興行業還處于發展期，所以急需技能型人才的加入，而求職者眾多，這樣就增加的求職的失敗率。所以也導致就業者找不到工作的情況。

中國的就業問題總量之大，矛盾之復雜，是任何國家都未曾遇到過的。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底子相對薄弱的國家，這樣就決定了中國就業壓力巨大將會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矛盾之一，而我國正處于體制轉變的時期，我們除了要解決日益增加的應屆畢業生就業的情況下，還需要解決好歷史遺留下來的一些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首先，隨著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飛速發展，高學歷，高素質的勞動力越來越受到歡迎，但從供給的角度看，大學校園的不斷增加，各大高校的不斷擴招，英氣了畢業生大規模釋放。由前面提供的數據可以看出畢業生的數量呈持續增長的趨勢。而對面大學生而言，面對如此多種多樣的就業形式，大多數的大學生不能盡早明確未來就業方向，迷茫無知的度過大學四年生活，這樣就難免造成的“畢業即失業”的現象。雖然大學生活類似一個小型社會，但和真實的社會還是存在不少區別，大學生仍在安逸，舒適的校園中生活，對未來激烈的就業競爭沒有足夠了解，缺乏相對的技能學習，同時也存在眼高手低，嫌這嫌那等等原因都是普遍造成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原因。而對于失業人群而言，同樣也面臨的就業困難的問題。失業的人群各種各樣，同樣失業的原因也有很多，這里我總結了幾點比較典型的失業原因，第一，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產業、傳統行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對于他們的素質要求相對較低，能掌握一些基礎技能即可，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第三產業、新興產業的不斷崛起，對勞動者的工種、技能、知識等要求更加突出，更需求綜合素質的人員。第二，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上市，這樣導致企業間的競爭日益劇烈，企業在選擇員工的去留問題上以企業的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確定，一旦中邊際的生產力低于社會平均邊際生產率的員工就會慘遭淘汰。第三，由于我國教育體制的不完善，教育結構不合理導致勞動者素質不能及時得到相應提高或是無法滿足需求結構的要求，畢竟我國教育投資主體比較單一，使得教育模式不能實現多樣化，無法跟上高速發展的企業需求。

所以從企業的角度出發，由以上的敘述也看得出為何企業需求員工的質量也是越來越高。一個企業是由無數個員工組成，除了有良好的管理者運營企業，決定企業未來走向以外，員工的綜合素質也往往是企業能否持續發展的基礎。而像一些新晉崛起的新型企業類型，由于企業相對年輕，工作模式的范圍也相對狹小，所以對于求職者的要求更加顯著，能夠進入這些企業的人，無一不是企業“精益求精”的選拔出來的，所以這樣也無形中也求職者造成了壓力。

中國的就業問題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它是有一定的歷史階層的，而“肇事者”也不是單一的群體，而是根據我國國情出發，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盡管無法避免這種困境，但是我國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國家，她也會從宏觀上竭力改變這樣的現狀，給更多的求職者提供機會。

首先在《勞動合同法》中，把控制失業率和新增就業機會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出發點，失業率大必然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收入的差距是最直觀的影響從業者的工作態度，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應該對宏觀的勞動力的供求平衡算一筆賬，同時利用財政，貨幣等政策也可調控失業率，除了從業者有基本合理的收入保障以外，也應該保證相應的福利政策，控制企業的裁員，引導企業盡力增加就業機會和夸大就業量，保證從業者的生活保障。對就業比例最大的應屆畢業生也提供了不少幫助，在2009年十一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就提出了“把大學生就業放在首要位置”的觀點，千方百計的擴大需求，創造職位。如今，高校的畢業生越來越多的到城鄉幾層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崗位就業，同時給予必要的保障和補貼，在高校設立重點科研項目，鼓勵大學生提高就業技能等等。

同時我認為相關政府部門也應該對大學生和用人企業雙向提供深入了解的機會，及時通過網絡等各宗渠道發布信息，免費發送給大學生和企業，幫著當學生和企業進一步了解政策，做好雙方的工作。其次需要提高大學生的實踐能力，為了增強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促進大學生更順利的就業，政府部門更應完善大學生實習制度，建立促進大學生實習的長期機制。最后提供大學生創業的機會，雖然目前政府部門針對大學生創業已經出臺了很多政策鼓勵大學生創業，但普遍大學生對創業的相關知識還很薄弱，更應該從大學生的觀念意識上認識到什么是創業，如何創業等等。而對于大學生而言，在大學期間就應該明確職業生涯規劃，不管從網上還有老師朋友了解就業行情，進行自我理性分析，努力通過實踐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為將來創業做好全面準備。對于失業人群來說，由于年齡的局限，往往無法很快接受新的技能，從事新的行業，相關政府部門應該為他們提供從業的培訓，掌握一些新的技能，同時做好保障工作，放寬再就業的門檻，對不合理裁員現象給予必要的懲罰。

在企業的競爭中，政府應該給予必要的規定，控制企業間越來越激烈的競爭趨勢，提供從業人員必要的保障，嚴懲不合理的企業裁員現象。同時對于企業而言，正確看待員工的地位，體恤員工，并給更多的就業人員提供就業機會。

中國的就業形勢一直都是我們公民十分關注的問題，因為它

直接關系到我們的切身利益，但其中衍生出來問題同樣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去改善，相信在國家的領導下，不管是就業人員還是企業，最終都能夠有所收獲，更加提升我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參考文獻： 《人民日報》

《勞動合同法》

中國就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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