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官辦案責任制的辦案與責任

當前司法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法官、檢察官員額制和司法官辦案責任制是改革核心內容。司法官員額制與辦案責任制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只有進入了員額才需承擔辦案責任制,因此辦案責任制是本輪司法改革的關鍵。當前人們對于辦案責任制中的“辦案”與“責任”內涵的認識存在諸多誤區,給司法改革帶來不利影響,急需澄清。

首先,什么叫辦案?這原本不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但是由于司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推行,這個問題直接決定了哪些人有進入員額的資格,所以現在這是個急需回答的問題。中央已經明確,只有從事一線辦案的人員才能進入法官、檢察官的員額。換言之,誰辦案誰才有可能進入員額。那么問題來了,誰辦案?什么才叫辦案?

有人認為,領導層雖不直接辦案,但其簽發、審批案件,所以也屬于辦案人員；還有觀點認為,檢察委員會委員、審判委員會委員對于提交會議的案件要作出判斷、發表意見,這也是一種辦案；檢察委員會辦公室、審判委員會辦公室人員對于提交檢察委員會和審判委員會的案件要進行程序性審查(有的地方還進行實體審查),也是辦案；甚至還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的案件監督管理辦公室、人民法院的審判管理辦公室對案件進行監督、管理、評價、綜合協調,這也屬于辦案。實踐中,這種認識還比較普遍,也是當前推進員額制改革的重要阻力。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是典型的部門利益本位主義甚至是個人利益本位主義的立場,與司法規律不符,與司法改革大局相背,也與中央要求相左。司法活動講究親歷性,案件辦理的過程就是作為訴訟構造一方參與訴訟活動的過程,從本質上講,辦案就是作為訴訟一方參與訴訟活動的過程,因此案件的辦理既要親自閱卷,還要親自聽取相關當事人的意見,撰寫相關法律文書,親自參與訴訟活動,承擔訴訟不利的后果。別人承辦的案件,他人對案件進行審批、監督、管理,既不能改變原案件承辦人的訴訟角色,也不會將他人變成這個案件的另一個承辦人。果真如此,所有碰過這個案件的人就都變成了案件承辦人,豈不是連書記員、檔案員……都變成了辦案人員,這樣員額制必然被架空,司法官的精英化將成為水月鏡花。

其次,如何辦案?辦案作為一種司法訴訟活動,按理說就該誰辦理誰決定。但長期以來,“辦者不定”、“定者不辦”的行政決策流程一直支配著司法辦案工作。辦案責任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賦予法官、檢察官作為案件承辦人的相對獨立的決策權。從試點的情況看,改革的難點在于檢察官、主任檢察官與科處長、分管檢察長；法官、主審法官與庭長、分管院長之間的權力劃分。目前,“不敢放權”、“不舍得放權”成為改革的重要阻力。

事實上,實踐中基層法院、檢察院辦理的90%以上的案件,部門負責人和分管院領導的簽發,只是程序性的,只是大概瀏覽一下法律文書,偶爾翻閱卷宗,甚至很多案件分管院領導連看都不看一眼,只是簽個姓名而已。既然如此,何不將這部分案件直接放手給承辦法官、檢察官自行決定呢?也許有人會說,10%的疑難復雜案件需要層層把關。但真實的情況卻是,這類案件一般都是經過部門集體討論或檢察委員會、審判委員會的討論,然后由承辦人按照會議決議辦理,再通過部門負責人和分管院領導簽發。既然已經集體討論作出決議了,那么再走一遍行政審批、簽發程序還有多少必要性呢?經過如此分析,可見“不敢放權”、“不舍得放權”既沒有理論借口,也沒有現實借口。

如前所述,大膽放權并無障礙,也不會有風險,因為有責任機制作為保障,承辦人需要對案件終身負責。責任與權力是對應的,有多大的權力就要承擔多大的責任。賦予法官、檢察官獨立案件決定權的同時,還要求其對案件終身負責。但是這種責任不是無邊際的,更不是雞毛蒜皮的瑕疵,更不是文書中的錯別字,主要是錯案責任追究。

首先,錯案追究中的“錯案”的標準是什么?有人認為凡對進入了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案件,作了錯誤定性或者錯誤處理的,都屬于“刑事錯案”,包括無罪認定為有罪、有罪認定為無罪、此罪認定為彼罪、輕罪認定為重罪、重罪認定為輕罪的案件,甚至還包括量刑情節認定錯誤。但是錯案追究中的錯案只能是指責任性的錯案。司法的判斷是一種價值判斷,與物理化學實驗不同。個案處理存在不同意見和觀點是正常的,不能將因認識不同而導致判決與起訴不一致的案件認定為錯案進而追究公訴檢察官的責任；也不能將因認識不同而導致二審(或再審)判決與一審判決不一致的案件認定為錯案進而追究一審法官的責任。錯案責任追究意義上的錯案應該僅限于責任性錯案,包括故意徇私枉法辦理案件、出于其他不正當目的故意錯誤辦理案件、嚴重不負責存在重大過失而錯誤辦理案件。同時,錯案的責任追究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程序,建立公開公正程序,以保障被責任追究的法官、檢察官受到公開、公正的問責程序保障；建立救濟程序,賦予其申訴的權利,要做到錯案責任追究的法定化。責任的評定不得盲目把訴訟中的后一道程序對前一道程序的否定作為對錯案及其責任的宣告,更不能由外行評判內行。

其次,無罪就是錯案嗎?無罪判決率是一國刑事訴訟的重要指標,它與社會公平正義、人權保障和程序公正緊密聯系,西方國家的司法體系中均有一定比例的無罪判決率。英美法系國家或地區無罪判決率一般在25%左右。辦案責任的真正落實,就必須理性看待無罪判決。無罪判決與錯案并不能直接畫等號,只有責任性的無罪判決才屬于錯案的范疇,因認識分歧而產生的無罪判決與錯案無關。這一點對檢察官而言更為重要,因為起訴原本就是有風險的,訴訟風險責任與錯案責任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篇：辦案領導責任制

辦案領導責任制

為了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促進經濟發展，使案件檢查工作規范化、制度化，在查辦案件工作中，要求做到領導到位、職責到崗、責任到人，使發生在本系統的案件能夠得到快速查結，提高辦案質量，提高結案率和資金的挽回率，充分發揮查處案件的教育、懲處作用，特制定辦案領導責任制，具體如下：

一、公司及各公部門要確定一名領導分管案件的教育、防范和查處工作，負責抓好本系統和單位職工的案件防范教育，案件防范內控制度建設和案件的查處工作。

二、實行辦案領導責任制要建立層層負責制，把案件查處落實到崗、落實到人，做到領導抓，抓領導，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凡發生重大經濟案件，領導必須在第一時間親臨現場組織查處，調查、了解和掌握案情，為案件的快查快結創造有利條件。

三、因嚴重官僚主義貽誤追堵資金時間或人員逃亡，造成重大損失和在查處案件中有失職行為的領導干部要按有關規定追究責任，對縱容、包庇違法違紀和阻礙查處工作的領導干部要按有關規定加重處理。

四、要堅持齊抓共管、聯合辦案的原則。業務、財務主管部門領導要積極參與發生在本部門案件的辦案工作，要從

案件中吸取教訓不斷提高管理水平。對因疏于管理導致案件發生的，要追究相關負責人的責任。

五、要嚴格執行“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二十字方針，完善辦案程序，講求辦案質量。在辦案過程中，不按辦案程序操作，造成辦案質量不高或錯案的要追究有關領導和人員的責任。

六、提高案件的結案率和追臟率。自辦案件結案時間：一般案件不超過6個月，重大案件超過6個月需辦理延期手續，自辦案件當年的結案率和追臟率，平均達到80%以上。

七、要充分利用案例開展警示教育和法制教育，不斷提高員工廉潔從業和遵紀守法的自覺性，同時要注意總結經驗教訓，針對案件發生的原因，查找薄弱環節，制定措施，及時整改，加強案件防范工作。

第三篇：辦信辦案責任制

農發行奇臺縣支行辦信辦案責任制

一、辦公室作為辦信辦案的接待部門，要嚴格遵守信訪工作的各項工作紀律。

二、在接待過程中，要言語熱情，仔細傾聽來訪人員的來訪事項。能夠當場答復的，要當場答復；答復不了的，要及時轉交包案領導。

三、要求包案領導和辦公室工作人員:

(一)不得擅自向來訪人就來信事項的處理作實質性的表態或透露內部研究的情況。

(二)不得向無關人員透露來訪事項中需保密的內容，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上訪人員要求保密的事項，不得將上訪材料、各類需要保密的文件、領導批示、匯報材料、來訪接待統計資料帶出辦公場所，更不容許有丟失資料和上訪信件的問題發生。

(三)不得接受來訪人贈送的禮品、禮金或有價證券。

(四)與來信人、來訪人或信訪事項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接待工作人員應當回避，不得干預接待工作或擅自處理來訪事項。

(五)在《信訪條例》和《昌吉州黨政領導批示信訪事項辦理辦法》規定的時限內辦理來信，不得擅自處理隨信寄來的錢款、有價證券、書籍、字畫等。

(六)嚴格遵守有關保密規定，不得向無關人員擴散來信內容。

(七)領導同志有關信訪工作和信訪材料的批示，不得向無關人員泄露或傳播。

第四篇：試論我國檢察官辦案責任制

【摘 要】 本文在闡述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相關理論、域外借鑒的基礎上，從辦案主體的責任界限、倒查追責的行為范圍、監督機制三個方面，論述了我國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的模式構建。并分析了檢察官“不決定權”行使之后的辦案責任分配問題。

【關鍵詞】 檢察官；辦案責任制；問責 ；相關理論；域外借鑒；模式構建

一、引言

宋慈在其所著的《洗冤集錄》中曾言：“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而“獄情之失，多起于發端之差，定驗之誤”。然則我國八十年代以來，“冤案”的一再出現，成為了我國刑事司法領域最可怕的夢魘。滕興善、杜培武、李久明、孫萬剛、佘祥林、趙作海、張氏叔侄等人的名字幾乎成為了刑事冤案的代名詞。2014年末，東方早報記者根據公開報道做過一個不完全統計：隨著呼格吉勒圖案的沉案雪冤，整個2014，全國共有12起重大冤假錯案得到糾正。[1]

雖然當今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不可能保證有能力杜絕本區域內刑事錯案的再發生，但我國依舊亟需直面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對于錯案的后續問責，如何做到倒查溯源并終身追究。換句話說，即怎么問責，向誰問責，怎樣擔責。這是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所要根治的難癥。

二、我國“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的相關理論

1、制度之基本內容

主任（辦）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是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主要包括七項內容：一是主任（辦）檢察官員額配置產生方式；二是辦案組的成立方式；三是主任（辦）檢察官職責及獨立性界限；四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分類管理方式；五是辦案質量責任追究及懲罰機制；六是監督制約機制；七是主任（辦）檢察官考核及薪酬待遇機制。

2、制度之應然價值

要實現一項新制度的大范圍推行或對原有制度進行改良改革，一個必要條件是對這項制度的存在價值進行詳實論證，司法改革如此，檢察官辦案責任制亦當如此。

（1）法律價值。一是符合司法訴訟的運行規律。檢察官辦案責任制能夠更有效地保障司法活動的親歷性與判斷性。案件承辦檢察官通過與案件當事人接觸，親身經歷訴訟程序，直接對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證明性進行審查，運用自己的專業法律知識和法律素養對事實進行判斷，對證據進行鏈接，對法律進行適用。這一過程是司法訴訟活動的“自然規律”，而辦案責任制可以保證該條規律的順暢運行。

二是進一步提升司法專業化水平和案件質量。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的推行，要求主任（辦）檢察官對案件直接做出決定，對整個辦案組負責，并且承擔相應的責任，對主任（辦）檢察官的業務專業化水平要求更高。另外，過去“三級審批”辦案機制，案件的最終決定由上級領導或檢委會做出，屬于集體決定，案件質量的責任主體并非承辦檢察官，在制度上和心理上均不利于鞏固承辦檢察官的責任心，最終也在一定程度上因責任心的懈怠而影響到案件質量。與“三級審批”相較，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推行以后，要求檢察官對案件直接做出決定，并由于承辦案件的主任（辦）檢察官根據自己的調查和判斷做出決定，既保證了案件辦理的連續性，也以制度制約和心理壓力的方式強化了檢察官的辦案責任心，極大地有利于從案件辦理的全部環節上把控案件質量。

（2）社會價值。加強司法責任制針對的是我國司法的固有弊端，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我國司法活動長期存在的一個弊端就是以內部報告代替司法親歷，以行政決策代替司法審判。而且還存在倚重內部行政性匯報拍板、未審先定的問題。這些弊端違背了司法活動的親歷性、判斷性與司法官獨立裁判的要求，審理者不裁判，裁判者不負責的問題十分突出。建立司法責任制，才能從根本上克服這種弊端，從而提高司法質量，建立司法公信力。[2]

從而達到公平正義彰顯于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3）政治價值。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了“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這其實是將“辦案責任制”歸為了“依法治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全局。

3、域外模式對我國的辯證借鑒

（1）重點明確主任（辦）檢察官的辦案主體地位。法國和德國的檢察官，除了依法承辦案件，完全不用去為辦案以外的開會、公務接待等問題耗費精力，我國正在改革的檢察人員分類管理其目的也是將檢察官跳出普通公務員的序列，實行更為嚴格的培訓、準入、任免、晉升和薪酬制度，不再與行政職級掛鉤，確保檢察官辦案不受職務等級影響，成為單純的辦案主體。

（2）強化主任（辦）檢察官的獨立辦案職權范圍。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國家及地區，雖然賦予檢察官的職權各不相同，但共同點在于都賦予了檢察官一定的獨立辦案權，且檢察長和部門負責人不得隨意干預，檢察官在其職權范圍，有權拒絕檢察長的不當干預。例如在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設置了主任檢察官制度，主任檢察官在辦理案件中，享有較大的職權，雖然檢察長按照檢察一體原則，對主任檢察官可以進行監督和制約，而且還享有職務收取和移轉權，但其監督和制約以及職務收取和移轉權，都必須采取書面的形式，且要受到較大的限制。同時，主任檢察官對檢察長的不當干預還享有拒絕執行命令的權力。這一責任機制對于我國實踐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3]

（3）構建和完善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立法體系。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及地區均在立法上給予了檢察官明確的法律地位和職責權限，肯定了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的合法形式。但目前，我國在憲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僅對檢察權的獨立性作了規定，但對檢察權的真正行使個體---檢察官在刑事司法活動中的法律地位和辦案獨立性權限尚未提及。我國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改革需要立法上的保障，這種保障不僅僅是簡單地移植他國或地區的立法經驗進行體系構建，而是結合我國的實際，不斷完善辦案責任制的立法體系。（4）主任（辦）檢察官實現權、責、利三統一。權力的大小需要與相應的責任大小相匹配，而責任的大小往往又與所獲薪酬福利相掛鉤。以德國為例。檢察官的選任制度非常嚴格，要經過兩級司法考試，且有筆試和口試。接受完全的司法教育后，通過一級司法考試，再經過3至5年的實習期，通過二級司法考試，這時僅僅稱為“司法專家”，要成為一名檢察官，還要參加崗位竟爭，錄用后即被任命為檢察官，但還需要3年左右的試用期，且至少在3個不同的崗位上工作，但是被錄用后，其檢察官身份是終身的，并在其職責范圍內的法定權力非常大，但所辦案件質量的責任追究也是終身，與此同時，檢察官的薪水、退休金、醫療保障和社會福利都會得到保障。[4]這種權、責、利的平衡統一，也是我國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所追求，值得借鑒。

三、我國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模式構建之探索

對于辦案責任制的具體構建，本課題組將其劃分為三大塊內容：辦案主體的責任界限；倒查追責的行為范圍；監督機制的建立。

1、辦案主體的責任界限

在辦案責任制度的規范下，代表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檢察權的辦案主體分為主任（辦）檢察官、檢察長以及檢委會。

檢察長（包括分管副檢察長）在開展辦理個案時，可以被認為就是一名主任（辦）檢察官，除此之外，檢察長及檢委會的職能履行須法律規定，而需要承擔的責任界限也只限于行使這些法律規定職能之后果。

結合試點改革并從辦案實務角度分析，主任（辦）檢察官主要對所承辦案件中的以下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包括但不限于）：（1）管理辦案組及其成員；（2）承辦案件過程中的決定、處理事項；（3）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訊問；（4）對證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詢問；（5）對案件進行現場勘查、實施搜查、查封扣押以及實施鑒定；（6）采納及采信證據；出庭公訴的責任等。

2、倒查追責的行為范圍

辦案責任制改革的核心是圍繞“案件質量“而開展的，所以辦案責任追究的范圍一言概之就是“影響案件質量及公平正義原則的行為”。具體來說，是指因故意或過失而導致的違反訴訟程序或司法辦案規定或監管職責，且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行為。

當然，如果檢察人員在依法履職且盡到了謹慎注意義務，依然發生了影響案件質量的不良后果，可以相應免責。

3、監督機制的建立

2015年2月在最高檢的文件中提出了建立“檢察官懲戒委員會制度”。上海試點則將遴選委員會和懲戒委員會相合并，在法院系統、檢察系統之外，成立了上海市法官、檢察官遴選（懲戒）委員會。其中專門委員7名，由市委政法委、市委組織部、市紀委、市人大內司委、市公務員局、市高級法院、市檢察院等單位的分管領導組成。同時，從資深的法學專家、業務專家、律師代表中擇選8名同志，組成專家委員。[5]

根據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政體結構的特征，法官、檢察官懲戒委員會應當設在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內，專門對舉報和移送的材料審查立案，并組成專案組進行調查，采用一般行政程序或聽證程序形成處理意見，再作為議案由人大或人大常委會作出罷免、免除職務的最終處理決定。[6]這其實是對辦案責任制進行外部監督的一項積極探索。

而作為內部監督，橫向上，紀檢監察部門可以探索人、案聯動監督機制，即針對某例個案監督承辦一線檢察官，或針對一線檢察官監督其所承辦的系列案件，其中重點督查違法、違規、濫用檢察權的行為，并列入考評。另外，縱向上，紀檢監察部門對于上下級之間指令的合法性進行監督，杜絕“三級審批”及行政權妨礙檢察權獨立行使的情況發生。

四、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改革中的問題探討

在司法實踐中，案件千差萬別，有的案件疑難復雜，有的案件爭議很大，在對案件無法作出實質性準確把握的情況下，主任（辦）檢察官辦案有無“不決定權”？如有，可否將案件決定權讓渡給檢察長？同樣，檢察長有沒有“不決定權”？是否還可以讓渡到檢委會或其他更高級別的議案機構？因為兩大法系的很多國家和地區均有合議庭、陪審團以及例如美國九大法官等集體決議機制。此外，有一部分案件的決定，根據最高檢的規定，必須由檢委會決定，如抗訴等。當出現這種情況時，辦案責任該如何分配呢？

另外，假設主任（辦）檢察官沒有“不決定權”，那么迫使主任（辦）檢察官必須行使自身無把握的決定權，則需對檢察官在案件走向超越其預判時的問責進行客觀評判，何者是該負之責，何者是不該負之責？

首先，本文認為，將辦案責任制絕對獨立，沒有“不決定權”，那么將間接逼迫承辦人作出超越其能力范圍的決定，最終只會影響辦案的準確性。因此，主任（辦）檢察官應當有“不決定權”并可以將“決定權”通過法定程序讓渡給檢察長或檢委會。對所承辦的案件“不決定”，是權力的另一種形式，但這也是對責的一種無能力履行狀態，因而需要在責任制考核上應作負面評價。

其次，主任（辦）檢察官只對自身職權范圍內的案件事實證據及處理決定承擔責任，法律規定可以或應當由檢察長或檢委會決定、處理的涉案事項，根據“誰決定，誰負責”原則擔責。當然，如果主任（辦）檢察官將案件決定權讓渡給檢察長或檢委會，其辦案責任也隨著決定權的讓渡而轉移。

再次，當主任（辦）檢察官的決定被檢察長或檢委會全部或部分改變時，主任（辦）檢察官只對未改變的決定負責；如果主任（辦）檢察官認為被改變的決定不正確，可以提出書面的意見看法，甚至異議，但檢察長或檢委會依舊要求立即執行決定，那么主任（辦）檢察官應當執行決定，但責任轉移給維持決定的檢察長或檢委會。

最后，主任（辦）檢察官如果作出自身無把握的決定權，或拒絕或擅自改變檢察長、檢委會的最終決定，則辦案責任由該主任（辦）檢察官獨自承擔。

第五篇：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改革

淺議主審法官辦案責任改革需解決的問題

一、確定主審法官的權力和責任，現有的法官選任條件應該改進和完善。實現人民法院工作的新發展，歸根到底要靠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必須充分考慮目前我國法官群體的實際狀態，有針對性地采取具體可行的改革措施，保障法官選任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向前推進，保障進入法院的新任法官能夠實現和維護司法公正。為此，可以從以下方面建立我國法官選任制度：

一是明確法官選任標準。完備的法學教育是保障法官具備法律思維的重要條件，苛刻的法律職業考試是確保法官掌握法律專業知識的基本方式，艱苦的司法技能訓練是保證法官熟悉司法實務技術的可靠途徑。法官在從事司法職業之前應當接受正規的法學教育，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并經過嚴格的司法技能訓練。

二是改革法官任免制度。目前我國法官由同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或者任免，這種做法容易產生法官對地方黨政機關和權力機關的依賴。從本質上看，我國各級人民法院法官是代表國家依法行使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因此，在法官的選任方面，應當充分體現法官的國家司法職業者屬性。如果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統一任免全國法院法官尚存在一定困難的話，可以考慮實行法官兩級任免制度，即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選舉或者任免；地方三級法院法官由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任免。三是健全法官任前公示制度。法官任前公示是獲取社會民眾對法官信賴的重要途徑。我國法官任前公示的做法雖然在一些地方已經施行，但仍然存在著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之處，主要是公示的內容很少、公示的范圍過窄、公示的時間太短。為了重新樹立社會公眾對法官的信心，有必要在任命法官之前，于社會主流媒體上，向全社會公布法官候任者的基本情況（如學歷、工作經歷、財產狀況、家庭主要成員或者主要社會關系），公示時間在一個月以上，廣泛接受社會各界的評價和監督。

四是建立法官逐級遴選制度。目前我國法官招錄主要采取的是，各級法院在地方黨政機關的組織下，從政法院校畢業生或者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中，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選拔和錄用。這樣的法官招錄制度難以避免選任的法官剛出校門就進入較高甚至最高級別人民法院大門現象的發生。較高級別法院法官需要成熟的心智、豐富的閱歷、精湛的技藝等基本品格，這些職業素質無疑要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積累。因此，建立法官逐級遴選制度很有必要。初任法官應當首先進入基層人民法院工作一定年限，上級法院根據下級法院法官的工作業績，按照一定的標準，從下級法院逐級遴選。

二、如何實現“讓審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近年來，各個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行政化傾向，審判委員會對主審法官、合議庭起著“領導”作用，造成判審分離、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權責不對等，直接影響了司法的公信和權威。應該肯定，幾十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在總結審判經驗，指導審判工作，審理疑難、復雜、重大案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否認，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案件的公正性。審判委員會委員一般根據主審法官的匯報，形成對案件的決議。這些對案件有著決定權的委員沒有參與審判，只是聽聽匯報就定案。這種典型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機制，是導致司法不公的主因之一。

建議或將審判委員會變成一個咨詢機構，對一些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提出參考意見；或將審判委員會作為審理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專門組織，既參加審理又負責裁判。同時，建立科學的選拔任用機制，由一些具有淵博的法律知識、豐富的審判經驗、良好的職業道德的法官組成審判委員會，去除審判委員會的“行政化”，讓“審者不判、判者不審”變為“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把本屬于法官的裁判權還給法官，讓主審法官、合議庭真正成為審判的主角。

三、如何引導優秀審判人員參加一線辦案，是否需要調整目前法院審判部門領導崗位設臵。

1、福利待遇應向一線傾斜。

2、在一線辦案的法官，縮短晉升法官等級年限。

3、提高一線法官的職級待遇。

四、如何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目前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比例是否應調整。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其中心任務就是審判工作。法院管理工作即是圍繞這個中心，組織、協調各種綜合性的輔助工作，提供和創造各種有利條件，用以支持審判工作，保證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法院干部隊伍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法警、政工行政后勤人員等組成。其中，法官始終處于核心地位，其他人員都是為法官的審判工作服務的。為了適應建立一支職業化法官隊伍的要求，保證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提高審判效率，應對人民法院不同崗位的人員實行單獨序列分類管理。

1、法官序列。法官作為國家審判權的具體行使者，其職責就是依法參加合議庭審判或者獨任審判案件，法官的職業道德素質、法律適用水平、專業知識結構和審判工作作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法官必須具有深厚的法學理論修養、特定的思維模式、嫻熟的法律專業知識與駕馭審判的能力和技巧。法官的職業素質對于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有著最為直接的作用。在當前情況下，應在法院內部通過競爭，選拔出符合法官任職條件、業務水平高、綜合素質好的人員，報權力機關任命為審判員。由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組成法官群體。法官只有級別上的區別，在審判權上完全平等，應取消案件審理的審批和把關制度，還權于合議庭。實行法官序列后，法官非因法定原因，非以法定程序不得被免去法官職務，不得調離審判崗位，不得剝奪其審判權，以保證法官的職業化、精英化，并保障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職權。

2、法官助理序列。在審判活動中，有許多事務性的工作，如調查取證、訴訟保全、證據交換等等，這些工作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僅靠少量的法官是無法完成的，必須設臵法官助理來幫助法官處理這些事務，使法官可以集中精力于認定證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因此，要將現行助理審判員改為法官助理，并取消助理審判員可以臨時代行審判員（法官）職務的規定，即只有法官（審判員）才能行使審判權。在現有情況下，從符合法官助理任職條件的人員中，按照一名法官配備一至兩名法官助理的比例，通過競爭，擇優選出人員，由本級法院任命為法官助理。法官助理協助法官工作，與法官進行明確、具體的分工。法官助理在法官的具體指導下，負責辦理案件的事務性工作。法官助理符合法官條件的，在法官出現缺額時，通過競爭，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被任命為法官。

3、執行員序列。執行是人民法院依據國家法律所賦予的權力，運用國家強制力，強制義務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的重要法律手段。執行工作對于維護法律權威和司法權威具有重大意義，必須不斷加強。但目前，在人民法院所有人員中，有法官序列、書記員序列、司法警察序列，卻沒有執行員序列。在司法實務中，通常認為執行人員包括執行法官、書記員和司法警察，其身份、地位較為混亂，只要是從事執行工作的人員，都叫執行員，實踐中各級法院都給執行員授予法官職務，造成身份沖突、職責沖突，使當前的執行制度處于十分尷尬的狀態。法官擔任執行員，與法官居中裁判的職業特點相沖突，與我國法院著力解決“執行難”的實際需要不相適應。因此，在推行法官職業化建設中，應當把執行員從法官中分離出來，設臵專門的執行員單獨序列，建設一支專業的、高水平的執行隊伍。執行人員應由國家權力機關任命為“執行員”，取得他們應有的名稱和地位。

4、書記員序列。對書記員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實行書記員單獨序列，明確書記員的身份，確定書記員的職責，建立一支穩定的書記員隊伍，以利于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在書記員中，可設書記官長、副書記官長，對書記員隊伍進行管理。

5、政工行政后勤人員序列。政工人員包括從事干部管理、教育培訓、紀檢監察、機關黨務和工會等群團工作的人員；行政后勤人員包括從事信息宣傳、秘書機要、打字文印、檔案管理、交通通訊、物資管理、財務管理、對外接待等工作的行政后勤保障人員。盡管各項政工行政工作內容各不相同，缺少共通性，各有特點。但任何一項工作都需要一定的知識，才能和經驗才能干好，有的崗位還要有特殊的素質。如文秘人員，除了要有法律專業知識外，還要有較強的文字寫作能力。因此，不能把這些工作當成是相對于審判工作的“雜務”，采取由審判人員輪流干的方法，而應當把這些工作看作是專業化的工作，由專門的人員從事。法官的職業化，必然要求法院其他工作人員的專業化，以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在當前情況下，應根據政工行政后勤工作崗位的特點，在法院內外實行定崗定向選任或招聘，以保證政工行政后勤工作人員的素質能夠勝任工作的需要。對政工行政后勤人員應依照《國家公務員條例》的規定，實行行政職級，并有相應的晉升。

6、司法警察序列。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重要警種，是人民法院具有武裝性質的執行審判任務的司法力量。隨著人民法院工作的不斷發展，司法警察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任務越來越艱巨，特別是重大疑難事件的開庭，重大執行活動和應付突發性事件等，都離不開司法警察的積極參與。人民法院迫切需要一支精銳的司法警察隊伍。然而長期以來，由于體制、編制和思想觀念等多種原因，使得司法警察隊伍在人民法院的隊伍建設中還是個相對薄弱的環節，人員老化，素質不高，管理不順暢，職能發揮不充分，裝備落后等問題仍然存在，與新時期人民法院工作司法警察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當前，應進一步深化司法警察人事制度改革，及時調整充實現有司法警察隊伍，對那些年齡偏大，綜合素質差，不適宜作司法警察工作的人員，應調整讓其退警。要本著精良的原則，把好進人關，從那些政治思想素質好、業務技能強、身體健康的軍隊、武警部隊優秀退伍軍人中聘任司法警察，為提高司法警察的整體素質和戰斗力，打下良好的基礎。聘用司法警察只是用工制度的不同，其政治待遇、物質待遇同任用制司法警察一個樣，依照規定享有同等的權利義務，在工資、獎懲、醫療養老保險、探親、住房等方面一視同仁，一樣相待，工作到50歲退警，以解決聘用司法警察的后顧之憂，以穩定隊伍，拴心留人，使司法警察隊伍真正成為人民法院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五、改進和完善審判管理制度，加強對主審法官監督的措施。一是實行真正的審判流程管理；二是強化主審法官的責任意識；三是加強審判監督和條件評查力度；四是加強問題問責，使主審法官有職有權又有責。

六、實行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改革的同時，應改進和完善形成法官的培訓機制和晉升機制。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對法官的配臵應當是有差異的。最高法院的職能和高級法院不同，高級法院的職能與中級法院不同，中級法院的職能與基層法院不同，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職能，對法官的能力要求也應當是不一樣的。法官應當逐級晉升，只有在基層法院做法官達到一定年限后，經過考試或考核合格，才可以到中級法院做法官；依此類推，最高法院的法官應當從高級法院選拔、高級法院的法官應當從中級法院選拔。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法官與訴訟程序的運用相適應，與法院的功能相適應。人們對法官的看法也是判斷程序是否公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此外，各個省、地域之間的差異也非常大，要建立合理的、層次性的法官培訓機制和選拔機制。

七、實行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應提高法官工資待遇，擴展法官的晉升空間，確定法官級別時應淡化行政級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