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彭建國：淡馬錫模式不合中國國情

彭建國：淡馬錫模式不合中國國情

本報記者陳巖鵬北京報道 國資委日前宣布央企“四項改革”試點，六央企納入首批試點。而此前高調推進混合所有制的“兩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均不在試點行列，有人說，國資委避重就輕，繞行壟斷行業，也有人說，壟斷性央企拒絕了國資委改革。那么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未來的國有資產管理模式是什么樣的？中國會不會效仿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國資委會自我革命嗎？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接受《華夏時報》獨家專訪，進行了權威解讀。混改破壟是個偽命題 《華夏時報》：中石化、中石油沒有入選改革試點名單，有人說，國資委繞行壟斷行業，也有人說，壟斷性央企拒絕改革。您認同這樣的說法嗎？壟斷性央企落選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彭建國：這兩種觀點都完全是對國資委試點改革的誤解，壟斷性行業央企不是拒絕，而是積極性很高，不管是民資、外資，還是壟斷性央企的內部員工，都希望盡快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壟斷性央企涉及壟斷利益，無論是搞混合所有制試點還是搞員工持股，在沒有破除壟斷前，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因此，壟斷性央企納入試點，應該放在后面一點。我認為，這是對國家利益、對人民利益的高度負責。《華夏時報》：為什么說相對于競爭行業的央企，壟斷性央企更容易出現國有資產流失？ 彭建國：壟斷企業，由于壟斷地位會產生壟斷利潤。這種壟斷利潤應屬于全社會全體人民，如果通過混改使這種壟斷利潤流到局部或個人，黨紀國法不會允許，人民大眾不會答應。處于競爭行業的央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至少不會出現壟斷利潤的流失。不管什么樣的國有企業搞改革，都要防范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國有資產流失是條不能碰的“紅線”。所以，改革應設有“禁行”負面清單，如哪些行業、哪些企業不能搞混合所有制，哪些不能搞員工持股。淡馬錫不符合中國國情 《華夏時報》：國投公司本身就是投資公司，為什么還要搞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試點？將來會在哪些方面搞試點改革？ 彭建國：之所以選擇國投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是因為國投原來就是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試點單位，有經驗，而且領導班子能力比較強，經營業績也比較好，有條件基礎好，試點更容易在較短時間內取得突破，便于推廣。通過試點，可以探索國資委與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關系，理清職責界限，研究國資委如何向以管資本為主轉變，這樣可以探索一條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新路子；同時，還可以探索授權投資公司經營國有資本后，投資公司如何有效服務國家戰略，調整優化國有資本的投資方向和重點，提高國有資本的運營效率和效益。《華夏時報》：是不是要效仿新加坡“淡馬錫”的管理模式？ 彭建國：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主要原因，它與我國改革的大方向大原則是背道而馳的。我簡單提出五條大理由： 第一，改革必須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精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是用“完善”這個詞。“完善”就是堅持現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總體框架，不能推倒重來。第二，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化大方向。我國改革的基本方向一直是市場化，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讓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為此改革大原則一直是“三個分開”，即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分開。而新加坡淡馬錫模式是典型的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模式，架構中最頂層是新加坡財政部，政府做出資人。2003年黨中央決定建立國資委這個出資人代表的特設機構解決了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問題，現在不能一夜退到十年前。改革只能往前走，不能開倒車。第三，改革必須堅持立足國情，走中國特色路。淡馬錫的模式不符合我國的國情，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新加坡是一個私有制國家，公有制處于從屬地位，新加坡國有資產只有不到1萬億規模，但我國的國企資產總共加起來超過了100萬億，不在一個重量級上。第四，改革必須堅持分類指導。匯金模式是一個國有金融資產的管理模式。金融資本和實業資本在特質上有著重大區別，必須分類管理，實業資本不能采取匯金模式。第五，從客觀標準衡量看，改革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國資委成立11年來，同時取得了“四個巨大發展”的實踐效果：中央企業獲得巨大發展，國有經濟獲得巨大發展，同時民營經濟也獲得巨大發展，因而國民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這說明中央決策的現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總體上值得肯定。《華夏時報》：不學淡馬錫，我們國資監管的路子究竟該怎么走？ 彭建國：要按照三中全會精神，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現在我們搞試點，就是對完善國資管理體制的重要探索，想探出一條路子來。《華夏時報》：那么，我們要不要構建“國資委－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實體企業”三層管理架構模式？ 彭建國：不是三層架構，還是兩層架構。我個人認為，國資委下面的央企將來可以分為三類公司：第一類是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以實業資本投資與退出為主，主要體現國家戰略，這類公司可由現有具備條件的大型央企改組而來，比如說改組五六十家；第二類是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以股權投資和管理為主，主要管理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參股股權，這類公司可以根據需要新建若干家；除了上面兩類資本公司外，還應該有第三類公司即實業公司，它不同于資本公司，主要是承擔特殊功能類企業和自然壟斷類企業，如糧食儲備公司、電網公司、鐵路公司等，實業公司主要由現有央企分離瘦身而來。上面三類公司都統一由國資委直接監管，所以還是兩層架構。《華夏時報》：國資委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之間是怎樣的關系？他們之間的職責界限又是如何劃分的？ 彭建國：在職責界限的劃分上，主要應該依據《公司法》。國資委應重點加強“三種管理”：一是章程管理，按照《公司法》，通過公司章程來管理；二是戰略管理，管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事項；三是預算管理，通過《公司法》審核公司的預算，將來國資委要派總會計師，對公司財務進行監督，并參與公司的重大決策。與此同時，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應以實業投資為載體，體現國家戰略；以資本運作為手段，調整優化結構布局，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以市場化運作為方式，做優做強企業。《華夏時報》：中糧被納入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是否意味著多數央企集團公司都要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 彭建國：我感覺應該是，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央企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如果公司的規模比較大，業務板塊比較多，資本運作比較好，就有條件容易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華夏時報》：現在央企集團母公司是權力的核心層，改組是否意味著將削減集團母公司的權力？這會不會對改革形成阻力？ 彭建國：現在很多集團具體業務還是由其所屬的實體企業來運作，央企集團搞資本投資運作符合歷史的邏輯和現實的狀況，應該不會遇到太大的阻力，總體看央企改革的積極性很高。國資委在主動進行自我革命 《華夏時報》：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區別在哪里？ 彭建國：最大的區別，投資公司主要從事實業投資，而資本運營公司則專事股權的管理和運作，比如以后混合所有制參股那一部分，就可以由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來管理和運作，此外其他部門管理的六七千家國有企業，有些規模很小，如果將來實行統一監管，也可以由資本運營公司來管理。《華夏時報》：今年中央預算安排70億用于設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但這次試點并沒有涉及到，又是為什么？之前有傳聞稱，國資委和財政部一直在爭奪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主導權，是不是因此導致試點的擱淺？ 彭建國：這次四項改革試點，是為落實三中全會決定和習總書記講話精神、經中央批準而推出的。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國資委責無旁貸、義不容辭，國資委改革意愿強烈、態度堅決。中央企業也不是被動的是改革的對象，要增強改革的主動性，而阻礙發展的諸多體制性機制性問題也不能拖不能等，試點探索、依法改革是新形勢的客觀需要。國資委會根據國家需要來進行改革試點，現在對央企集團公司改造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所以推出了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改組試點。以后隨著混合所有制企業越來越多，需要參股的企業也越來越多，設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國資委會根據需要適時新設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改革需要有序進行，所有新設運營公司放在了后面。《華夏時報》：國資委在做著怎樣的自我改革？ 彭建國：國資委正在做著“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方面的改革。轉職能，重點是簡政放權；轉方式，主要是靠市場化，以管資本為主的方式加強國有資產監管；轉作風，就是改進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對企業少添亂多服務。《華夏時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資監管體制管資本為主，這是不是對過去11年來的“管人、管事、管資產”國資監管體制的否定？ 彭建國：前面說過，三中全會用“完善”一詞就對現行國資管理體制框架的總體肯定，而不是否定。我認為，管資本為主，意味著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要定位在股東職能上。在《公司法》中，股東有權管理公司的重大事項，無疑涉及“管資產與管人、管事”，所以“管資本為主”與“管人、管事、管資產”并不矛盾。關鍵是管理的范圍、管理的程度、管理的方式要發生轉變，內容要更精簡，手段要更加市場化，方式要更依法，要更多地靠剛才說的那“三種管理”方式來進行管理。《華夏時報》：在董事會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權方面，試點初期首先落實董事會行使副總經理、總會計師、董事會秘書的選聘權，增加董事會及專門委員會在總經理選聘中的參與度。董事會選聘高管的試點具有創新意義，創新主要體現在哪里？ 彭建國：一個企業搞得好壞，關鍵看人才的選用，能夠讓企業更加市場化運作，以前都是國資委直接任命副職，將來選聘高管會更多地讓董事會決定，朝著市場化方向前進，這是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分開的體現。

第二篇：上海國資改革探討淡馬錫模式

上海國資改革探路淡馬錫模式 關鍵在政企分開

每經記者 孫嘉夏 夏冰 發自上海

上海新一輪國資改革，大幕將啟。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10月下旬在一場全國座談會上，要求與會者“認真準備國資國企改革方案，爭取三中全會后盡快出臺”。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分別占全國地方省市國資委委管企業1/

9、1/8，凈利潤占近1/4的上海國資企業，其改革備受全國關注。本輪上海國資改革向何處去？淡馬錫模式被普遍認為可資參照，其精髓在于完全市場化運作，政府并不直接介入。

在此，《每日經濟新聞》推出這組報道，梳理上海國資改革將涉及的企業，以及它們目前面臨的情況，藉此為讀者掘金資本市場提供參考。

備受關注的上海國資改革方案，或許很快將出臺，淡馬錫模式呼之欲出。

11月13日上午和下午，上海市委分別舉行常委會和全市黨員負責干部大會，傳達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講話中提到，要“加快推進國資國企改革等各項工作”。

更早之前，10月20日，在全國國資監管政策法規暨指導監督工作座談會上，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提出，“認真準備國資國企改革方案，爭取三中全會后盡快出臺，形成上下聯動的改革局面。”

國資國企改革，上海是重中之重。根據國務院國資委統計，上海國資系統企業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分別占全國地方省市國資委委管企業的1/

9、1/8，凈利潤的占比甚至接近1/4，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海市國資委主任王堅也多次提及，要“努力使上海國資國企率先成為全國國資改革發展的排頭兵，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先行者”。

目前，上海已完成國資企業初步整合、重組、整體上市，國資證券化率超過35%。

但長期以來，國資委在“出資人”與“監管者”的雙重身份之間搖擺不定。福卡智庫首席經濟學家王德培指出，國資委成立后，集管人、管事、管資產三項大權于一身，“一言堂”的問題難以避免。

上海下一步的改革，很可能將聚焦于國資委自身定位、轉型，以及理順管理體系。

稍早流傳的一份上海國資高層會議紀要內容顯示，此次上海國資改革將主要立足于國資委層面，核心在于下放權力、推行股權激勵、修繕考核機制等。淡馬錫模式被頻頻提及，視為可參照的改革方案。

所謂淡馬錫模式，就是指淡馬錫控股公司的經營方式。淡馬錫控股公司是新加坡政府的投資公司，成立于1974年，新加坡財政部擁有100%的股權。

淡馬錫模式的特點是，雖然政府全資控股，但不干預淡馬錫控股公司在運營或商業上的種種決定；在公司治理層面，淡馬錫控股公司也盡量避免參與旗下各公司的日常經營和決策，讓這些企業充分依據正確的商業原則開展業務；另外，淡馬錫控股公司的經理人選擇，與政府完全脫鉤，還擁有完善的經理人市場，所需要的投資與管理團隊，可以在國際范圍內搜尋。

記者獲悉，在今年上海市委確定的6項重點調研課題中，上海市國資委承擔和參與了兩項，其中就包括“深化國資國企改革”。

上海市國資委聯合市委組織部、市發改委等16個黨委、政府部門，分8個專題開展調研，并“與新加坡淡馬錫就開展市場化合作、加強專業化監管進行交流”。

這次調研的成果之一，就是計劃對上海國資企業開展“分類監管”。這或許意味著，上海的國資管理體系，可能轉向“市場化、專業化管理”。

當然，即便風聲很盛，但上海國資改革最終將從何處著筆，是否會參照淡馬錫模式，還有待上海國資改革方案的最終出臺。

改革背景 舊病新疾疊加只能向改革要紅利

上海國資改革，正從國企聯合、兼并、開放式市場化重組、資產證券化，邁向國資管理體系、管理模式變革的新階段。前期的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效，但也掩蓋或新出現了許多問題。

福卡智庫首席經濟學家王德培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舊病新疾疊加，最終還是只能向改革要紅利，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改良。

前期資產整合效果顯著

早在2003年8月上海市國資委正式組建伊始，就開始積極推動國有資產戰略重組，形成了一系列成果，比如上海電氣集團實施產權改革，百聯集團橫向聯合重組，錦江集團與新亞集團聯合組建錦江國際集團。

至2008年，《關于進一步推進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布，明確強調企業重組的開放性和市場化，要打造有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大力推動企業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推動上海企業走向全國。

同時，明確產業類企業(集團)的主業，推動優勢資源向主業集中。充分利用資本市場，走上市發展道路，實現資產資本化、證券化，希望在3到5年內，使上海國資的證券化率達到30%甚至更高。

當年，作為國內開放程度較高的地區，上海深刻感受到了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沖擊。全市當年GDP增幅僅為9.7%，是自1992年以來首次低于10%。上海對美國、歐盟和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主要出口市場的增速明顯放緩。

上述《意見》的出臺及其提出的國資國企改革措施，也被認為是有效應對當時局面的重要舉措，效果也非常顯著。此后，上海建 工集團、上汽集團、百聯集團等紛紛完成整體上市，上海國資證券化率近36%。

目前，上海國資系統上市公司合計65家，其中，實際控制人為上海市國資委的有53家，實際控制人為區國資委的有12家，大股東控股50%以上的有20家。

舊病新疾需改革來清除

但是，上海國資仍面臨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增收不增利”就是其一。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國資國企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36萬億元，同比增長16%，但實現利潤總額683.91億元，同比基本持平。

復旦大學張暉明教授曾撰文指出，上海快速發展30多年，主要推動力是資源和投資，通過國企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表現為企業“退二進三”。如今，上海新一輪發展面對的資源環境問題更加突出，可批租的土地越來越少。

張暉明指出，上海的工業產出中50%~60%跟外資相關，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資整體經營萎縮，加之出口訂單減少，上海工業產出的增長能力受到沖擊，這也證明發展方式存在結構性問題。

GDP增速趨緩、土地財政難以持續、房地產市場調控趨緊，則使上海面臨沉重的財政支出壓力。

“今天要檢討既有的發展方式，加快創新轉型，進一步調整國有資產的配置管理方式。”張暉明在文中認為。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兩輪國企改革，基本都是被問題拖著走的‘改良’，化解一些問題的同時，掩蓋了更深層次的問題。”王德培認為，過去的改革雖然成效顯著，但其他問題也日漸暴露，一旦舊病新疾疊加，最終還是只能向改革要紅利，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改良。

在王德培看來，當下國企面臨的種種問題，已超過國資委能力范圍，在某些方面，國資委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易貿資訊宏觀分析師馬泓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國資委既是政府機關部門，又是出資代表人，旗下集團“一把手”也均與國資委掛鉤，說明制度上需要改革。

改革關鍵 出資人還是監管者？國資委身份需再定位

出資人？還是監管者？國資委的身份搖擺不定，問題隨之產生。

福卡智庫首席經濟學家王德培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國企自身定位的矛盾糾結，正是國企功能發揮出現偏差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強調做大做強，但這只是國企的一項功能，國企的存在還要補充市場失靈、體現公益性、落實國家戰略意志等。在這些方面，國資委的作為明顯不足。”王德培說。

國資委職能需再明確

在王德培看來，國企的復雜性就在于，它本身兼具資產的性質、產業領導者的地位、國家戰略的承載平臺和社會公益功能。但在現 行機制下，國資委則盯著10%的利潤增長目標不放。改革國資運行管理體系，首先需要進一步明確國資委的身份與職能。

《企業國有資產法》起草小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國資委不應承擔政府監管職能，而應是一個 “干凈的出資人”，即“不能再做監管人，出資人是老板，監管人是婆婆，不要做老板加婆婆，要當干凈的老板”。

李曙光表示，按照 《企業國有資產法》規定，國資委的定位是一個特設的、法定的出資人法人，“它是一個法人，是以盈利為目的”。同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應更名為“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卸去監管者的角色，站在股東的角度去考慮問題。

但現實情況是，國資委既承擔著出資人的角色，又履行著監管者的義務，造成自身角色邊界模糊，定位混亂。不少地方國資委還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國資運營平臺，離“干凈的出資人”角色愈行愈遠。

也有觀點認為，國資委無需介入企業運營，僅需承擔監管職能即可。國有資產的管理職責，由從事資本運作的資產管理公司來承擔。

國企的定位也需明確

“具體到上海國資改革，不可能走得特別快，脫離全國改革的步伐。”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章奇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認為，“國資委作為出資人，短期來看，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繼續承擔監管者的角色，不可能完全撇清，但其中應有側重點的考量。”

“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應從市場化管理的角度出發。目前的國資委，集監督者、管理者、投資者于一身，所以中期來看，往淡馬錫模式轉型，是值得努力的方向，相對來說也是阻力最小的選擇。”章奇告訴記者，“從長期看，國資委應完全轉變為純粹的投資機構。”

這與李曙光等人認為國資委應轉向“出資人管理”，成為“干凈的出資人”的想法有相似之處。

在章奇看來，明確國資委的角色，首先需要明確國有企業的定位。“如果國有企業的主要目標是做大做強，那么國資委的角色顯然應該是服務于這一目標。如果國有企業的主要目標是補充市場、完善市場的功能，那么國資委應該首先考慮如何幫助國企發揮這些功能。”

“所以，國資委角色的轉變，需先考慮究竟需要國有企業來做些什么。是否需要對國企繼續設立一些看似非常市場化的指標，設定每年產值、利潤的增長幅度？這些看似符合企業一般管理的功能，其實對市場功能的發揮起到了阻礙作用，這才是戰略性方向的問題。在完善市場功能與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之間，不可兼得。”章奇補充道。

興業證券策略研究團隊也在研報中表示，新一輪國資改革首先應是監管領域的思路轉變。“國企改革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最突出點在于國資出資人的地位和市場監管者地位的分離，這里有一個基礎性的工作，就是對于不同市場領域的國企，要分類。”

這又給國資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針對國資企業不同的功能分類與市場角色，如何履行不同的監管職責？

好消息是，對于國有企業的定位問題，上海國資改革也有所考慮。

上海市國資委主任王堅曾透露，上海國資計劃完善市國資委系統企業分類監管，突出企業的市場屬性，兼顧股權結構、產業特征和發展階段，將系統企業分為競爭、功能和保障三類。

具體而言，競爭類企業，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兼顧社會效益、成為國際國內行業領先企業為目標。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政府重大專項或戰略任務兼顧經濟效益為目標。保障類企業，以確保城市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目標。對這三類企業，從定位目標、治理結構、管控模式、選人用人等方面實施差異化管理。

今年4月26日，國務委員王勇曾聽取上海在改革分類監管方面的設想，并“給予肯定”。

值得關注的是，這將改變傳統意義上大多數國有企業承擔著諸如解決勞動就業等多重社會責任，又無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尷尬現狀。

改革方向 探路淡馬錫模式：關鍵在“政企分開”

根據稍早流傳的上海國資高層會議紀要，此次上海國資改革將主要立足于國資委層面，核心在于下放權力、推行股權激勵、修繕考核機制等。其間，淡馬錫模式被頻頻提及。

“上海需要淡馬錫式的企業，需要組建更多純粹從事資本經營的資產管理公司。”復旦大學張暉明教授曾撰文認為。但他直言，上海國資距離真正的淡馬錫模式，仍有一段較長的距離。

淡馬錫模式呼聲高

上海此前也已作出嘗試。

2007年9月，國有獨資的上海國盛(集團)有限公司成立，定位為上海市政府重大產業項目的投融資平臺。

2010年成立的上海國有資本管理公司，當時更被坊間譽為“上海版淡馬錫”，但成立3年有余，表現乏善可陳。

易貿資訊宏觀行業分析師馬泓認為，“之所以公司沒有大踏步進步，原因歸結起來，主要就是資本運作與監督管理兩者之間沒有明確劃分。”

稍早前流傳于市場的上海國資高層會議內容顯示，本次上海國資改革，將聚焦于國資委層面，淡馬錫模式作為長遠目標，核心在于下放權力、推行股權激勵、修繕考核機制，推廣市場化激勵機制與創新容錯機制試點。除董事長、黨委書記等職由政府任命外，新版國資公司將獲得較大的自主經營權，領導班子成員將按照市場化方式，由公司自主招聘，以化解國企內耗等弊端。

上海市國資委主任王堅也表示，上海或將建立公開透明規范的國資流動平臺，在加快推進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動企業成為公眾公司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完善平臺資本配置功能，形成國資有序流動的常態化機制。對部分上市公司股權和非上市公司股權等，進行統籌管理和市場化運作，實現 “資源、資產、資本、資金”的良性循環。

應從“政企分開”開始

張暉明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直言，上海國資距離真正的淡馬錫模式，仍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

“中國與新加坡的差異非常大。新加坡是都市型國家，國家經濟結構、產業部門之間、各地區之間的發展落差比較小。而中國地域廣大，各地區產業存量、甚至人口密度的區別都非常大。”張暉明認為，“淡馬錫模式可學，但無論是上海國盛，還是上海國有資本管理公司，距離淡馬錫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它的生存環境，受到了市場發育水平、甚至干部隊伍運作能力、政府其他職能部門與國資之間的關系等等因素的制約。”

“市場經濟深化的同時，政府也將轉型，從全能經營型轉向公共服務型。國企面對的將是‘全社會’的政府，而不是國企獨享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國企作為政府關系的總和，需要通過改革作出相應調整，以適應‘失寵’后的新環境。”福卡智庫首席經濟學家王德培說。

“淡馬錫模式成功的關鍵原因在于‘政企分開’，新加坡財政部雖然持有企業股份，但影響不大。”馬泓告訴記者。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也提到，當前國資改革不順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企分開、政資分開不到位，就在于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

“向淡馬錫模式看齊應該始于‘政企分開’。從上一輪國企改革可以看出，相對而言的中小企業，獲得了一定發展空間，通過實施公司制的企業管理方式，引導企業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因此，建立健全國有現代企業制度十分重要。”馬泓說。

此外，在馬泓看來，上海自貿區所提出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核心就在于轉變思考角度，重構政企關系，從以往“跟著政府做”，轉變為“只要政府沒有禁止的，都能做”。

名詞解釋 淡馬錫模式

指淡馬錫控股公司的經營方式。淡馬錫控股公司是新加坡政府的投資公司，成立于1974年，新加坡財政部擁有100%的股權。

淡馬錫模式的特點是，雖然政府全資控股，但不干預淡馬錫控股公司在運營或商業上的種種決定；淡馬錫控股公司也盡量避免參與旗下各公司的日常經營和決策，讓這些企業充分依據正確的商業原則開展業務；另外，淡馬錫控股公司的經理人選擇，與政府完全脫鉤，所需要的投資與管理團隊，可以在國際范圍內搜尋。

——2013年11月15日《每日經濟新聞》

第三篇：基于中國國情的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實施路徑選擇

基于中國國情的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實施路徑選擇

摘要：以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帶動專業建設并引領課程改革，是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的重要內容。與國外相比，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實施條件相對短缺，因此在學習與借鑒國外經驗的時候，有必要結合國情對模式的主題、功能、結構等進行重新設定，選擇多方位、全過程的實施路徑。關鍵詞：工學結合；專業建設；職業素養；專業技能

一、國外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解析

模式不是一般的具體形式，而是具有典型意義的、有代表性的存在物，是在長期實踐中從多樣的現實存在物中概括出來，經受各種檢驗并最終“定格”的結果，因此，它必然有某種個性特質，而體現這種個性特質的要素通常是模式的主題、結構與功能設定、支持系統和適用環境。

(一)模式的主題

某一種人才培養模式選擇這種功能和結構，是由于受某種理念、思想和主張的支配，這就是模式的主題。它是模式理性特征的體現，是模式的核心，貫穿和主導著模式的整個體系，支配著模式其他構成要素，并衍生出與主題有關的其他范疇。

人才培養模式的主題通常產生于模式構建者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中所產生的教育觀念。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方法最早出現在英國，但目前世界上較為一致認可的現代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創始人是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工學院院長赫爾曼·施奈德(Herman Schneider)。他早期一邊學習一邊工作的生活經歷和他日后作為一名教師的特殊敏感促使他產生了工學結合的想法。直接起因是他發現很多東西學生無法在課堂和實驗室里學到，只有在車間和工廠里才能學到。于是他設想出一種新的教育方法，即組織學生參加實際工作，然后再回課堂學習。美國職業協會1946年發表的《合作教育宣言》(Cooperative Education：A Manifesto)第一次給這種教育模式下了定義，認為它是“將理論學習與真實的工作經歷(real-world experience)結合起來，從而使課堂教學更加有效的教育模式”。2001年4月，由美國工學結合規模最大的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主持召開的“美國合作教育大會”的文件中指出，“與工作相結合的學習是一種將理論知識的學習、職業技能的訓練和實際工作的經歷三者結合在一起，使學生在復雜且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更好地生存和發展的教育方法”。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主題是：將學生的課堂學習與參加實際工作結合在一起，使他們能學到課堂中學不到的東西，并接受一定的職業訓練，取得一定的工作經歷，從而順利地進入職業生涯，有利于今后更好地發展。顯然，它的目標指向集中在學生職業素養的提高上。

(二)模式的功能與結構設定

模式的功能和結構設定是模式的主體內容。如果說主題是模式的核心，那么它必定要落實在模式的結構之中。沒有特定的模式結構，模式的主題就無法貫徹。而模式結構的基礎則是模式的功能，它直接秉承模式主題的要求，規定模式結構的方向，是模式主題貫穿在結構之中的中介與橋梁。

從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主題我們不難看出，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功能主要是提高學生的職業素養，它從兩個方面決定了模式的結構設定：第一是結構組成要素，即學校、學生與用人單位三大要素。第二是這些要素之間的關系式，一是角色關系式：學校是“主辦方”，用人單位是“協辦方”，學生是結構主體，也是主要的受益方。二是責任關系式：學校是組織者，廣泛聯系用人單位并爭取他們的支持與合作，為學生安排工作單位和對學生進行管理的責任；學生既是用人單位的雇員又是學校的學生，有接受學校和用人單位雙重管理以及為用人單位進行生產性勞動的責任；用人單位是學生的雇主，有責任為學生安排工作崗位，支付相應的報酬，并與學校合作對學生進行管理的責任。

(三)模式的支持系統與適用環境

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涉及教育、產業、社會等多個系統的結構特征，決定了它具有來自教育、產業、政府的多元支持系統。

在教育方面，這種人才培養模式有相應的管理體制、人員結構、教學制度、課程體系等作為支撐。在管

理體制方面，英、美、澳、加等發達國家的很多高等學校有專門的工學結合管理部門，如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合作教育與職業咨詢部”(Department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Career Service)是該校最大的管理機構之一，負責全校近2萬名學生校外工作的安排和管理；在人員結構方面，該部門的人員構成是“雙師結構”，一半以上是來自企業的工程師，他們與企業有著天然而又緊密的聯系，在學生工作安排與管理上起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教學制度方面，這些國家的高等學校多為學分制和彈性學制，學生可以自主安排學習和工作的時間；在課程方面，這些國家高等學校的課程多為模塊式結構，學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選擇模塊的組合，學校為了滿足用人單位某一工作崗位始終有學生工作的要求，通常采用同年級同專業學生分成兩組輪換上課的課程安排，很多學校將職業證書的課程作為一個單獨的模塊，或將職業證書內容納入專業課程之中。

在產業方面，用人單位接受學生實踐主要有三種動因：一是政策驅動，由于很多國家有鼓勵產業接受學生實踐的相關政策，用人單位受稅收優惠等政策的激勵，把接收學生實踐與

自己的利益掛鉤，而且逐步形成一種習慣；二是廉價勞動力，用人單位的一些非關鍵崗位的技術要求或風險系數不是很高，由現有工作人員承擔或專門為此招收新人成本過高，但由學生承擔比較合適，非但成本低廉，而且計算機操作較為熟練；三是長遠考慮，由于市場經濟較為成熟，用人單位從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出發，把接收學生實踐作為招募理想新成員的途徑之一。

在政府方面，很多發達國家都制定了相關政策。這些政策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鼓勵用人單位接收學生實踐；二是鼓勵學校實施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前者最常見的是減稅退稅政策，較為典型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退稅制度，即cooperative Education Tax Credit，簡稱CETC。該政策規定，用人單位每接受一位學生實踐，就可以享受相應的退稅待遇。

在鼓勵學校的政策方面較為典型的是美國。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65高等教育法》，開始對實施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學校進行財政資助。該法在題為“加大對發展中學校支持力度”的第三條款中規定，發展中學校可以使用條款中規定的款項發展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196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65高等教育法修正案》，將有關資助內容單獨列項，以達到三個目的：一是擴大規模；二是培訓管理人員；三是進行相關研究。從1970年到1994年，美國政府的專項撥款共17次，累計金額達2億多美元，實施這一模式的高等學校從55所增加到1100多所。

至于適應環境，由于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中學生從事的是真實的職業人的工作，因此它的適應環境主要取決于勞動力市場。失業率的高低直接影響這一模式的實施。如上世紀 90年代上半葉加拿大的失業率高居不下，1992年年底高達 11．8％，在西方七國中名列前茅。雖然1994年11月曾一度降到 1位數，但全年失業率仍在10．4％，有136萬的失業大軍，成為影響高等學校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順利開展的最大障礙。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合作教育與職業咨詢部”為此忙翻了天。

二、中外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對比分析

如何借鑒國外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具體實際，選擇合理的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實施路徑，是我們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將我國的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與國外進行對比。

(一)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支持系統的要素短缺

與國外相比，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支持系統很不完善。在教育這一層面，我們缺少管理體制、人員結構、教學制度、課程體系等方面的支撐。首先，大部分學校尚沒有專門的管理部門，管理力量比較薄弱，一般都由教學管理部門附帶。由于教學管理部門的功能設定和主要服務對象是校內，因此很難勝任大量的對外聯系和過程管理；在人員結構方面，由于沒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因此很難有“雙師結構”管理隊伍，系和專業層面上雙師隊伍也不夠健全；在教學制度方面，我們尚沒有成熟的“完全學分制”和“彈性學制”，學生的自主選擇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課程方面，我們還是從教學而不是從育人的角度看待課程，因此沒有完全將校外工作作為必修課。雖然職業證書已經被納入課程體系，但還沒有在內容上與知識體系有機融合，大多數課程還是重在知識，缺乏與工作過程相關的課程設計和課程內容。

在產業和政府方面，由于現有的國家政策不足以調動產業接收學生實踐的積極性，國有企業改造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也正在逐步完善之中，不能為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提供成熟的市場環境，因

此，用人單位合作的積極性不高成為模式實施的一大障礙，而政府又沒有鼓勵學校實施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專項經費，因此學校實施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夠，往往處于完成任務和勉為其難的被動地位。

在適應環境方面，由于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與勞動力市場直接有關，因此地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不同地區學校實施這一模式的難易程度相差較大。

(二)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主題的補償性擴展

支持系統的要素短缺使我國的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不得不承擔提高職業素養之外的補償性任務。教育部教高 [2006]16號文件(以下簡稱“16號文件”)指出，要積極推行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模式，把工學結合作為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重要切人點，帶動專業調整與建設，引導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顯然，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主題更為寬泛，工與學的結合不僅僅是在某一段時間學生參加工作的“階段式”結合，而應該是和專業建設尤其是課程改革相聯系的“全程式”結合。前者工與學的結合是模塊式的組合，后者工與學的結合則是滲透式的融合；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學生綜合素質尤其是職業素養的提高，而后者除此以外還要達到提高學生專業技能的目的。因此，“全程式”工學結合是基于我國具體國情的本土化探索，為了彌補支持系統要素的不足，其主題與國外相比應有一定的擴展與延伸。(三)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功能的多元組合由于模式的功能直接秉承模式主題的要求，因此，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應該具有兩大功能：一是提高學生的職業素養；二是帶動專業建設尤其是課程改革和師資建設等。前者的實現路徑主要是校外，因為行為主體是學生，而且要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頂崗實習”才能真正實現。根據16號文件的要求，高等職業院校要保證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時間到企業等用人單位頂崗實習；后者的實現路徑是校內與校外，而且主要是校內，因為專業建設雖然必須與用人單位相結合，但其行為主體是教師，用人單位充其量參與設計和策劃，不可能成為主體。

由于模式的功能是模式結構的依據且規定模式結構的方向，而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具有專業建設的功能，因此，在學校、學生與用人單位三大結構要素中，學校的教師至關重要，就責任關系式而言，既要參與對學生的管理，又要主持專業建設，因此；調動教師的積極性是關鍵。

三、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實施路徑的理性選擇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我國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既要遵循教育部“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時間到企業等用人單位頂崗實習”的要求，又要結合專業建設尤其是課程改革和師資建設的要求，采取“多方位、全過程”的實施路徑。

(一)提高學生職業素養的工學結合提高學生職業素養的工學結合主要是在真實工作環境中的頂崗實習。學生通過“職業人”一樣的工作，經受了職業訓練，提高了對職業社會的認識，也了解到一些與自己今后職業相關的各種信息，在如何對待同事，如何對待老板，女n何進行團隊合作等方面得到鍛煉。這一做法的要求歸納起來是四句話，那就是“真實的工作環境，頂崗的工作實習，一定的勞動報酬，嚴格的過程管理”。為了不影響課程的學習，我們可以將工作安排在假期，也可以安排在最后一學期。雖然最后一學期由于學生忙于找工作，效果會受到一定影響，但只要加強管理卻能取得一舉多得的成功：既是工學結合、頂崗工作，又能結合具體實際完成畢業論文或設計，解決第六學期“放羊”的老大難問題。目前，嚴格的過程管理是重中之重。

(二)提高學生專業技能的工學結合心理學認為，所謂技能，是指由于練習而近乎自動化了的動作，是有意識的活動中近乎自動化了的部分。由此推理，所謂專業技能，就是指從事某一專業相關業務活動中的熟練動作；而所謂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能，就是提高學生在從事與所學專業相關的業務活動中動作的熟練程度。因此專業技能的訓練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親手操練；二是與專業課程有關的現場教學。由于校外頂崗實習往往較為分散，而且與所學專業很難完全對口，更不可能結合專業課程進行現場教學，因此，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主要在校內實訓基地和個別與學校聯系十分緊密的校外用人單位才能實現。如果是生產性校內實訓基地，學校可以通過協議等形式要

求基地經營者提供相關條件，滿足學生專業技能訓練需要的各種教學要求。

(三)課程改革中的工學結合從課程設置角度看，目前可以歸納為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從教學的角度理解課程，認為課程的核心是反映學科內容或教學內容的文本；另一種是從育人的角度理解課程，把課程看作經驗，認為課程是活動、是育人的結果，或認為課程是育人的計劃、活動的計劃，是獲得經驗的計劃，活動是課程的中心。后者是目前越來越受世界各國重視的“大課程觀”，是美國在20世紀初提出的“經驗課程范式”的具體表現，近年來已經開始影響我國。從這一課程觀來看，學生外出頂崗實習本身就是一門課程。世界合作教育協會成立發起方之

一、我國最早實施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香港理工大學實施的“優選畢業生計劃”(Preferred Graduates Program)，要求每一個學生必須在真實的職業環境中參加3個月的實際工作，并將其稱為學生的“必修課”。

從課程內容的角度看，目前也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專業課程的邏輯主線是知識，教材按照知識的相關性進行組織和編寫，實踐是知識的附屬。另一種觀點認為專業課程的邏輯主線是實踐活動，教材應按照工作實際操作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相關性進行組織和編寫，知識由工作實際操作過程的需要引出，是實踐的附屬。筆者認為，后者是目前高等職業教育專業課程改革應該遵循的思想。首先，在課程的內容上要與工作過程結合起來；其次，在課程的設計和編寫過程中，要有來自用人單位的專家參與。因此，課程改革的過程就是工學結合的過程。

(四)雙師結構隊伍建設中的工學結合根據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開放性和職業性的內在要求，學校的兼職教師隊伍應該是校內工作和校外工作兩種類型組合而成。兼職教師不應該只限于在課堂上講課，還應該包括在實踐場地的技能指導。我們不應該要求每一個來自企業的專業人才和能工巧匠都到教室里去上課，能在現場進行實踐技能指導同樣是稱職的兼職教師。根據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學生分散的特點，學校可以在學生頂崗實習的用人單位里聘任兼職教師，支付他們應有的工作報酬，適當地對他們進行管理方面的培訓，要求他們代表學校，依據學校的管理條例，對學生進行嚴格的指導和管理。兼職教師根據聘期可以是相對靜態固定的，如校內實訓基地的兼職教師；也可以是動態變化的，如學生校外頂崗實習的指導人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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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與上司意見不合的應對模式

與上司意見不合的應對模式

第一種應對方式

當個點頭人，唯上司馬首是瞻，這個方法是為了自保，但將來決策錯誤，要死一起死。第二種應對方式

當場站出來指出上司的錯誤，不怕得罪人，可是雖然說是為了公事，但卻也時播揚了上司的愚昧和偏失，你若是直臣，那上司就成了昏君嗎？他怎么會不難堪呢？

第三種應對方式

嚴守禮節，尊重上司的立場，先讓他明白你已充分了解他決策的背景，然后再不存半點私心，委婉說出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說明過程中不可指上司的錯誤，以保留其面子。

第五篇：國資監管新模式探析(彭建國)

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暨國資委成立五周年征文

論文題目:國資監管新模式探析

姓名：彭建國 職務：副主任 工作單位：研究中心

郵箱：pengjg＠sasac.gov.cn 郵編：100053 地址:宣武門西大街26號 聯系電話:68391706 ***

國資監管新模式探析

彭建國

2003年3月國務院國資委的成立，標志著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五年來，各級國資委和廣大中央企業干部職工艱苦努力，開拓創新，做了大量基礎性、探索性工作，取得顯著成績，國資監管新模式基本形成。透視新模式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國資監管新體制、國企改革新手筆、國經調整新思路和考核激勵新舉措四個方面。

一、國資監管新體制

過去不少國有企業搞不好、國有經濟搞不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體制機制不適應市場化改革的要求。國有企業分布在許多政府部門，政出多門。而這些部門既履行公共管理職能，又履行出資人職能，兩種職能混淆，既當“婆婆”又當“老板”。“五龍治水”或“九龍治水”，誰都管、誰都不負責任，決策的不負責、負責的不決策，出現“三重三輕”現象：重審批、輕回報；重審批、輕責任；重審批、輕監管。

針對存在的問題，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二中全會作出了 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成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第一次在政府機構設臵上實現了政府社會公共管理職能與所有者職能的分離，明確了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基本實現了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的結合，從根本上解決出資人不到位和多頭管理問題，消除國有資產管理面臨的體制性障礙。

新體制的主要特點，總體上可以用三句話九個“三”來概要描述（也可稱為九三模式）：

三級三層三類型。三級：指國有資產實現國家統一所有，中央、省、地市三級政府分別特設國資委代表國務院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責。三層：指新的國資監管體系一般分為國資委、資產經營公司（資本運營公司）、企業三個層次。三類型：指監管的國有企業總體上可分競爭性、壟斷性、公益性三種類型，必須分類指導。

三管三分三統一。三管：指國資委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相結合。三分：指政企分開（政府不再干預企業生產日常經營、企業不再承擔辦社會職能）、政資分開（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出資人代表職能分開）、企資分開（企業法人財產權與國有資產所有權分開）。三統一：指國資委的權力、義務、責任相統一。

三特三不三轉變。三特：指國資委這個國資監管機構特別的性質（國務院特設機構）、特別的定位（國有資產出資 人代表）、特別的工作對象（主要監管150戶中央企業）。三不：指國資委要切實做到不缺位(履行出資人職責)、不錯位(區別政府部門定位)、不越位(不干預企業日常生產經營)。三轉變：指國資委必須轉變觀念、轉變職能、轉變工作方法。

（一）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

早在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不僅是國企改革的現實需要，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論依據。

理論依據之一，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利益驅動，公平競爭。

市場經濟內在地存在兩大基本原則：一是利益原則，即經濟理性、利益驅動、效率優先原則；一是公平原則，即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原則。利益原則即利益最大化驅動原則，市場主體皆為理性經濟人，其一切行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時，市場經濟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利己不能損人，要在實現利己的同時增加整個社會福利，這樣才能建立起正常運轉的市場經濟秩序，所以同時要求公平競爭原則。理論依據之二，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點：兩權分離，委托代理。

現代企業在兩權分離、委托代理情況下，存在兩個主體：一個是企業的真正主體，即企業資產所有者；一個是企業的代表主體，即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兩個主體均有自己的獨立利益，兩者的目標不完全一致。同時，這兩個主體的權力與利益是相分離的。所有者（真正主體），是利益或虧損承擔者（負盈虧），但沒有具體實際運作權；經營者（代表主體），有具體實際運作權，但不承擔利益或虧損。在市場經濟中的行為目標與動機：追求誰的利益最大化？理想模式是，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實際操作中，經營者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現代企業實際運行中存在的矛盾。

理論依據之三，國有企業的基本特點：委托代理鏈條長，原始的第一委托人虛位。

國有企業的資產是人民的資產，人民是國有資產的主人。人民是一個籠統的集合體概念，人民的權力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閉會期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人大常委會授權委托國務院，國務院授權委托國資委行使出資人職責，國資委委托企業董事會，董事會委托經營班子。這樣層層委托代理，一方面鏈條長，另一方面找不到具體的原始第一委托人，均是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容易影響監管的有效性。

所以，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總體上改變國有獨 資格局，建立以產權多元化的現代企業制度，把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二）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路徑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調整的路徑，總體上可以描述為三步走戰略：

一是企業商業化（市場主體化）。傳統的國有企業，是政府部門的附屬機構，政府干預企業生產經營，企業承擔辦社會的某些政府職能。企業商業化就是，通過政企分開和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把企業與政府的預算軟約束變成硬約束，打破兩個大鍋飯，企業目標定位于利潤這個單一的商業目標，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市場主體。

二是企業民營化（產權多元化）。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數量太多、比重太大，所以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非國有化實現產權多元化。對于中小企業前段地方多數是采取了民營化的方式，對于大型企業主要應該采取股份化的方式。

三是企業集團化（規模大型化）。即通過收購、兼并、聯合方式進行重組，改變規模偏小、分布過散、重復建設、資源分散不合理狀態，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

國有企業通過商業化、民營化、集團化（CPU）的路徑，達到做強做大國有企業、搞好搞活國有經濟、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目的。

（三）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

一是企業內部三項制度改革。1992年在全國范圍內興起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運動，拉開了企業內部三項制度（勞動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序幕，重點解決企業內部人員能進能出、收入能多能少、干部能上能下的問題。國資委成立五年來，企業內部三項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二是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國有企業的歷史包袱和社會負擔，通過減員增效、分離企業辦社會負擔等方式逐步得到解決。自實施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以來，國有企業的員工從最多時的7000多萬人減少到4000多萬人，減少了40%以上。減員增效不僅極大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而且促進了內部用工和收入分配機制的轉變，增強了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企業辦學校、公檢法、醫院等社會負擔，基本完成分離。據不完全統計，“十五”期間，全國共有4000多所企業辦中小學、400多個公檢法機構、2000多所醫院與企業實現了分離。分離企業辦社會負擔的實質，是使國有企業與政府各自回歸到自己的角色定位，為國有企業進入市場創造平等的競爭條件，也有利于突出主業，做強做大。

三是規范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從2004年開始，國資委對國有獨資公司開展完善董事會試點工作。重點解決兩個問 題：一是解決一把手專斷、決策權與執行權不分的問題，增強企業決策科學性；二是解決內部人控制的問題，增強國資監管的有效性，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目前，寶鋼集團有限公司、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19家企業開展了董事會試點，共選派了66名外部董事，有14家試點企業的外部董事達到或超過了董事會成員的半數，初步實現了企業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開和董事會選聘、考核、獎懲經理人員，推進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

完善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試點、規范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關鍵是外部董事。對國有獨資公司外部董事的培養、選聘、使用和考核是一個新課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實踐探索。

四是產權主體多元化的改革。對中小型國有企業，主要方式是轉讓出售；對大中型國有企業，主要方式是股份制改造；對特大型國有企業，主要是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和改制上市方式實現產權主體多元化。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仍處于攻堅階段。之所以說到了攻堅階段，就是說容易改的已經改完，現在面對的主要是老大難問題，我感覺有三點：一是中小國有企業改革已基本完成，目前改革對象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二是淺表層次改革已基本完成，目前改革內容主要是深層次的產權制度改革；三是國企改革已難孤軍深入，目前改革方式到了需要全面配套、整體推進階段。

三、國經調整新思路

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戰略調整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為：四個原則，四個方向；三種方式，三種形式；兩個目標，兩個手段；一條主線、一個標準。

（一）“四個原則”（四個堅持）“四個方向”（四個集中）

“四個原則”是：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原則；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堅持產權多元化、把股份制作為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的原則；堅持以市場機制為主配臵資源、發揮出資人主導作用的原則。

“四個方向”是：通過戰略調整，把國有資本主要集中到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到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和未來可能形成主導產業的新領域；集中到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集中到優勢國有企業的主業。

（二）“三種方式”（三個步驟）“三種形式”（三個階段）“三種方式”（三個步驟）：

國有企業合并重組在操作策略上，監管主體國資委可采取如下三種方式（三個步驟）策略：

第一步，自由戀愛。這是完全的市場行為。主要倡導企業根據市場競爭需要，從自身發展角度出發，根據優化資源 配臵、優勢互補、拉長產業鏈、實現規模經濟等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通過較長時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了解、相互溝通，不斷的培養感情與討價還價，最后達成認識上的一致，自由結合。

第二步，媒妁之言。既不是自發的企業行為，也不是強制的政府行為，而是有引導的市場行為。這一步的關鍵是正確導向，是牽線搭橋，是苦口婆心的勸說。通過監管主體國資委的紅娘作用，通過耐心的講眼前講未來、講機遇講挑戰、講企業講全局，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后達到雙方自愿結合的目的。

第三步，父母包辦。這是一種依靠外部力量（父母之命）的強制行為。各級國資委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責，行使股東權利，在征求企業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企業合并重組意見，報國務院或地方政府批準實施。

三個步驟，實質上是三種整合力量或三種整合方式。自由戀愛主要依靠內力的整合，父母包辦是主要依靠外力的整合，媒妁之言則是介乎兩者之間。三種方式各有其優勢和劣勢。國資委在企業重組策略上，宜采取從內力自愿到外力強制、從易到難的三步走策略。

“三種形式”（三個階段）：

從被調整對象即客體企業來看，由于企業合并重組涉及人財物、生產經營技術等諸多方面，既要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又要解決現實矛盾，要協調好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企業與職工、職工中不同群體等方方面面的復雜利益關系，因而，企業合并重組在內容上往往很難一步到位，需要設計過渡性方案。按照先易后難、由松至緊、從虛到實的原則，企業合并重組亦可采取如下三種形式（三個階段）策略：

第一步，購銷整合。主要是流通環節的統一，既統一購銷價格也統一購銷渠道，既統一生產資源也統一產品市場，統一采購原材料和統一銷售產品。

第二步，經營整合。除了購銷整合內容外，還進一步包括統一戰略規劃與計劃、統一生產與經營管理、統一技術與產品研發，也包括管理機構的整合與管理人員的調整。

第三步，資本整合。這是深層次的產權整合，除了前兩步所含內容以外，重點是資產整合、債權債務整合、企業全部人員的整合、投資整合、利潤與其他收益整合等。至此，實質上已真正合并成一個新的企業，合并重組最終完成。

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操作力量上的三種方式策略，還是操作內容上三種形式策略，三步劃分之說都只是相對的。事實上，三種方式或三種形式往往是并存的，相互聯系、相互交叉的，也不會總是嚴格按上述三步順序進行。最理想的模式是一步到位，但實際操作中一般是因企制宜，往往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企業重組的方式和形式。

（三）“兩個目標”“兩個手段” “兩個目標”：

近期目標：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擬通過戰略重組保留80至100家，主要集中在資源、能源、冶金、汽車、重大裝備、商貿等對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業務板塊。

遠期目標：在企業自愿的基礎上，國家支持和鼓勵中央企業進一步進行聯合重組，繼續推進企業間非主業的同業重組，積極引導中央企業進一步的并購活動，培育和發展30至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航母。通過戰略調整，提高國有經濟的競爭力、主導力和帶動力，提高國有經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即“三力三益”。

“兩個手段”：

一是加快建立中央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是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2007年9月, 《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決定自2007年起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并對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收支范圍、編制和審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執行及組織實施等作了明確規定。下一步，應加快建立健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配套制度和辦法。

二是加快組建國有資產經營公司。

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一般不直接從事具體的生產經營和科 研活動，重點是國有資產經營與管理。主要有五大功能定位：培育主業的投資中心，輔業資產的轉化中心，不良資產的加工中心，退出企業的緩沖中心，中小企業、參股企業和特殊企業的管理中心。

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經營形式，主要有四種：一是直接經營。這里不是指直接的生產經營，而是資產經營，如輔業資產轉化、不良資產加工等。二是受托經營。如托管企業和托管資產的經營。三是間接經營。如其下屬全資企業和控股企業的產權管理。四是股權管理。主要是參股企業的股權管理。

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運行模式，大致可以歸結為三句話，即政策化目標導向，市場化方式運作，企業化經營管理。所謂政策化目標導向，是指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國資委制定的政策目標。所謂市場化方式運作，是指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在執行政策目標時不是采取行政命令方式，而是采取市場化方式進行操作。所謂企業化經營管理，是指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在運作過程中，也要講究經濟效益，公司內部也要實行經濟責任制。

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可以通過對現有公司的改造和組建新公司而產生，主要渠道有三：一是將現有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直接改造為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二是將現有的大型產業集團或者將集團下的財務公司（中心）、投資公司（中心）、資 產管理公司（中心）改造為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三是國資委按照不同專業特點，直接組建若干新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

（四）“一條主線”“一個標準”

“一條主線”是：突出主業，做強做大。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戰略調整要始終圍繞突出主業、做大規模、提高競爭力這條主線來展開。

“一個標準”是：發展是硬道理，是檢驗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戰略調整成敗得失的唯一標準。國有企業發展了，國有經濟發展了，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了，社會全面發展了，就表明結構調整工作做出了成效。

四、考核激勵新舉措

做好國資監管工作的重要手段是，通過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建立正常的動力機制與壓力機制，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這是搞好國有企業搞活國有經濟的基本保障。

獎懲的前提是全面、客觀、準確的考核。考核工作的基礎是考核目標的確定，包括目標體系的確定和具體目標的確定。要確定好考核目標，關鍵是要正確處理好三個關系、找好四個坐標。

三個關系是：

一是統一考核與分類考核。沒有統一的考核標準，就沒 有考核的基礎，就很難有公正的評價。但若不區分情況，搞一刀切，則會出現名義上的準確公平，而實際上的不準確不公平。所以，統一考核與分類考核要相結合，統一考核為主，兼顧行業企業特點，分類考核為補充。

二是重點考核與全面考核。考核必須全面系統，能反映出被考核對象總體狀況，基于這種考慮，考核指標越多越全面。但是，考核指標越多，不僅考核工作量越大，而且考核指標之間越不好銜接，各指標的權數越不好確定。所以，重點考核與全面考核要相結合，以重點考核為主，兼顧全面考核。

三是當前考核與長遠考核。當前業績應該是考核的重點，但科學發展觀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可持續發展，特別是對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而言，防止短期行為尤其值得關注。所以，當前考核與長遠考核要相結合，以當前考核為主，兼顧長遠考核。

四個坐標是：

一是歷史坐標。主要考慮企業前三年實際經營業績的平均水平，新的目標確定應當根據發展速度適當高出這個均值的一定幅度，而至少不能低于這個水平。

二是標桿坐標。主要是行業對標，可以分國內行業平均水平、國內行業先進水平和國際行業先進水平，考核指標至少不能低于國內行業平均水平。三是價值坐標。國資委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的職能，資本是能帶來價值的價值，是能帶來利潤的資金，資本本身是有成本的。考核企業經營業績，對出資人來說，不僅要看企業利潤，更應看扣除資本成本后的剩余值，這就是經濟增加值，即EVA，這才是出資人投資企業的真正價值。

四是戰略坐標。財務指標一般能全面準確反映出企業當前情況。但對企業發展來說，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才是最重要的，這就要求我們從戰略角度來考核企業。從戰略角度看，除財務指標外，企業客戶資源、開發創新能力、業務流程與制度規范對企業可持續發展影響重大。綜合考核這幾個方面，稱為平衡記分卡法，即為戰略考核。

考核是基礎工作，是獎懲的依據。必須根據考核結果嚴格兌現，獎罰分明，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就激勵來看，不外乎如下三種激勵（可稱之為“三子激勵論”）：

一是票子激勵。票子即錢財。票子激勵就是從經濟上進行激勵，從物質利益上給予獎懲。年薪、績效工資、專項獎勵等等，都要同考核結果掛勾，業績上薪酬上，業績下薪酬下。票子可以是資金，也可以部分是資本（如股票或股票期權）。

二是面子激勵。面子即榮譽。面子激勵就是從精神上進行激勵，從名譽上給予褒貶。根據考核結果，給予當事人一 定嘉獎表彰，或給予通報批評。

三是位子激勵。位子即官帽。位子激勵就是從政治上進行激勵，從官銜職位上給予升降任免。位子激勵既包含有經濟上的激勵，也包含有精神上的激勵。

當然，這三種激勵的背面，實際上又是三種約束，票子可增可減，位子可升可降，面子可褒可貶，既是動力也是壓力。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成為國資監管的重要手段。

國資委成立之初，國務院領導就對作為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的國資委開出了三項主要職能：國資監管，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企改革，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國經調整，加快培育國際企業航母。此外，作為實現上面三項職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對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的考核激勵。本文主要是從以上四個方面來分析闡述當前國資監管新模式的基本特征的。通過五年來的探索實踐，國資監管新模式基本框架已經形成，而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取得新的進展，監管的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和銷售收入分別年均增加一萬多億元，企業利潤總額和上繳稅金分別年均增加一千多億元，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國資監管新模式的高效運行，充分表明各級國資委、各中央企業的努力工作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是卓有成效的，更表明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成立國 資委、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是高瞻遠矚、完全正確的。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這個正確方向，同時在今后的實踐中對國資監管新模式不斷進行完善。

（作者系委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