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統籌下

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統籌

——來自重慶的經驗實證（下）

姜松 吳衛紅 曹崢林

? 2012-04-25 11:02:43

來源：《金融理論與實踐》 2012年第4期

（4）方差分解。一般說來，時間序列的預測的誤差方差是自身擾動項和系統中其他變量共同作用、影響的結果。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技術就是將預測誤差方差分解成系統中各個變量變動的貢獻程度，通過比較不同變量對預測誤差方差的貢獻率大小，就可以估算出各個變量的重要程度。

因此，本文在協整檢驗的基礎之上，運用方差分解技術對城鄉統籌度的預測誤差方差進行分解，以此來衡量財政支農、農業投資及農業貸款的沖擊對城鄉統籌度變動的相對重要性。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首先運用Dickey和Fuller（1981）、Phillips和Perron（1988）提出的ADF檢驗法和PP檢驗法分別對數據的單位根進行檢驗，對于非平穩序列進行差分處理，使之成為平穩序列。檢驗結果如表2。由結果可知，CRDt、ACZt、AINt、ADKt等指標都是非平穩序列，在此，本文采用差分法對其進行變換，DCRDt、DACZt、DAINt、DADKt分別表示一階差分。由表中的數據可知，經過處理的數據在1%的顯著水平下都是顯著的，說明變量已成為平穩序列。

由于要運用VAR模型進行分析，還必須確保VAR模型在整體上必須是平穩的，因此需要進一步驗證VAR模型的特征根。由圖2可以看出，CRDt、ACZt、AINt、ADKt等序列組成的VAR模型存在大于1的特征根，是一個非平穩系統。基于此，就需對CRDt、ACZt、AINt、ADKt等序列的協整關系做進一步檢驗。

（二）JJ協整檢驗

由表2可知，CRDt、ACZt、AINt、ADKt等四個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即CRDt-I（1）、ACZt-I（1）、AINt-I（1）、ADKt-I（1）。因此，可利用JJ檢驗來確定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內在均衡機制。由于Johansen檢驗是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一種多重檢驗方法，因此在檢驗之前，首先要確定VAR模型滯后期，本文運用E-VIEWS 6.0中的Lag Structure功能進行檢驗（結果見表3）。從LR、FPE、AIC、SC、HQ等五個統計量中我們可以確定CRDt、ACZt、AINt、ADKt等變量組成的VAR模型的滯后期為1。在此基礎上，運用JJ檢驗法來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4）。

由結果可知，在1985—2009年CRDt、ACZt、AINt、ADKt等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或者內在均衡機制。根據VAR模型可得均衡向量如下：

（12）式表明城鄉統籌度（CRDt）、財政支農（ACZt）、農業投資（AINt）、農業貸款（ADKt）之間存在內在均衡機制，由于在協整回歸時對各變量取對數形式，因此影響系數也即為彈性。所以由上式可知，財政支農對城鄉統籌度的影響彈性為負，制約了城鄉統籌發展的深化。這主要是因為財政支農效應在1985—2009年期間，并沒有發揮出促進農村發展、農民增收、農業繁榮的效應，因而也對城鄉統籌度成效并不顯著。這也印證了：雖然財政收入呈逐年遞增的趨勢，且增速達到年均38.74%，但用于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費用、農業科技費用、農業挖潛改造資金、農村社會救濟費同龐大的財政資金相比，仍顯得微不足道，制約了其功能的發揮，這也是為什么財政支農與統籌城鄉發展呈負相關的原因。因此，應加大財政支農力度，逐步實現財政支農由“外生化”向“內生化”轉變，發揮財政支農效應，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農村繁榮，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而農業投資（AINt）、農業貸款（ADKt）等對城鄉統籌度（CRDt）具有正向效應，且其彈性為0.047、0.026，即隨著農業投資、農業貸款額度每增加1個百分點，城鄉統籌度將增加0.047%、0.026%。

（三）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過分析每一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通常用方差來度量）的貢獻度，進一步評價了不同結構沖擊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給出對VAR模型中的變量產生影響的每個隨機擾動的相對重要性信息。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JJ檢驗不能說明關系強度的缺陷。城鄉統籌度（CRDt）的方差分解結果如表5所示。由結果可知，城鄉統籌度（CRDt）自身的變動對其自身的貢獻率一開始較為顯著，但隨著滯后期的不斷增加，其貢獻率逐步遞減。財政支農（ACZt）、農業投資（AINt）對城鄉統籌度（CRDt）的貢獻率是一個逐步遞增的過程，兩者在滯后10期后達到最大，貢獻率分別為14.6%、40.51%。財政支農對城鄉統籌度的影響是遞增趨勢的結論，似乎與上面協整關系中提到的結論有點背道而馳，但其實不然。這從另外一個側面也更好地說明了重慶市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的薄弱，績效較差，限制了財政支農對城鄉統籌度的影響效應發揮。而農業貸款對城鄉統籌度的貢獻率從滯后2期開始增長較快，從第5期開始始終維持在11.3%-11.8%，說明隨著時間推移，農業貸款已轉化為資本積累，對城鄉統籌發展的效應趨于穩定。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理論上講，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通過對“三農”發展施以外力，形成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本積累，從而不斷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實證結果卻表明，財政支農與城鄉統籌發展之間存在負向關系，并沒有起到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作用，并沒有達到政策的預期效應。由方差分解結果可知，財政支農對城鄉統籌度的發展效應是逐步增強的過程，這不但沒有否認政策初衷，反而進一步印證了現階段財政支農資金比例占有小、結構失衡制約財政支農資金效應發揮的這一既定事實。而農業投資、農業貸款等對城鄉統籌度的影響顯著為正，且農業投資對城鄉統籌度的影響最為顯著。這主要說明，隨著重慶市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村金融業發展迅速，服務能力逐步增強，涉農貸款總量不斷增加，為“三農”發展提供多層次、寬渠道、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夯實了金融支農效應，促進農業農村經濟不斷發展，助力城鄉統籌發展力度較大。同時，重慶市金融機構積極適應農村金融市場發展的新變化，不斷加快金融服務創新，有力地支持了統籌城鄉發展。如重慶市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居民房屋及林權抵押融資為突破口而進行的農村金融制度創新、整合農業發展資金及補助資金，建立農業貸款風險基金池、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為重點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積極推進村鎮銀行、民營擔保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建立等。這些舉措的實施無疑推進了農村的經濟金融發展，使農業投資、農業貸款的效應不斷增強，有利于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二）政策建議

（1）進一步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優化財政支農結構。針對現階段重慶市財政支農對城鄉統籌發展效應不顯著問題，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應進一步加大財政支農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增加財政支農規模，確保其與農業發展同步，逐步建立財政支農的長效機制。同時，要進一步優化財政支農結構，將以往的“輸血式”支農向“造血式”支農轉變，重點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環境保護、農民變市民后的社會保障、針對農民變市民的廉租房規劃建設、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農村義務教育、農村勞動力培訓等。在財政資金的空間布局上合理安排，加大對庫區和“渝東南翼”等地貧困區縣建設和發展的財政支持力度，使城鄉居民得到大體均等的公共服務，逐步增強財政支農資金運作效率與績效，以此扭轉財政支農由于資金投入薄弱而對城鄉統籌度的負向效應，不斷助力城鄉統籌發展。

（2）繼續加大農業投資力度，實現農業內生化崛起。由于農業投資對城鄉統籌度存在顯著正向效應，因此應不斷加大農業投資力度，扭轉長期以來依靠“三農”發展積累搞“兩化”的發展路徑，實現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協調發展，不斷縮小城鄉差距，推進城鄉協調發展。不斷加大對農民的投資力度，提高農民專業技術技能，不斷減少技術采用成本，加快新型農民培育進程。同時，加大對農業科研投資力度，推動農業知識成果轉化，形成“產研學”一條龍，不斷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實現農業內生化崛起，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此外，還應不斷創新農業投融資體制模式，以保證源源不斷的資金供給，提升資金配置效率。

（3）大力發展農村金融，推進城鄉統籌發展。要進一步加大金融體制創新力度，引導金融機構增加農業經濟、社會發展的信貸資金支持，培育農村金融競爭主體，完善金融競爭機制，化解農村資金“真空”困境，加大政策性金融支農力度，在社會效益目標優先、保本微利的原則下，建立信貸資產質量保障機制，做好信貸評審，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探索參股信用聯社，通過金融工具，擴大國家產業政策的導向作用。規范和發展村鎮銀行，化解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拓展資金來源渠道，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可靠資金支持。

第二篇：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統籌上

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統籌

——來自重慶的經驗實證（上）

姜松 吳衛紅 曹崢林

? 2012-04-25 11:11:53

來源：《金融理論與實踐》 2012年第4期

摘 要：在綜合運用層次分析法（AHP）與灰色關聯度分析法（GCA）對重慶城鄉統籌發展水平進行綜合測度的基礎上，構建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對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統籌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表明，財政支農、農業投資、農業貸款等與城鄉統籌度間存在協整關系，財政支農對城鄉統籌度的影響效應為負，農業投資、農業貸款對城鄉統籌度的影響為正。進一步方差分解表明，城鄉統籌度自身的變動對其自身的貢獻率一開始較為顯著，但隨著滯后期限的增加而逐步遞減。財政支農、農業投資對城鄉統籌度的貢獻率是一個逐步遞增的過程。

關鍵詞：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城鄉統籌

一、引 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化水平不斷推進，城鄉關系、工農關系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和進步，奠定了現代化發展的基礎。但由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城鄉發展體制、制度、觀念等原因，城鄉教育、衛生、醫療、經濟、文化等差異逐步擴大，農業還比較脆弱，農村還比較落后，農民還比較貧苦，“三農”問題成為整個經濟、社會、文化等協調發展的瓶頸，嚴重影響了區域協調發展總體目標的實現，使農村發展資金匱乏、農民生產、生活積極性嚴重受損，農民增收難且進度緩慢，對我國城市化進程、農民“市民化”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都提出了空前的挑戰。如何突破“瓶頸”及“二元制”結構的“藩籬”，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統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十二五”時期一項重大課題。

重慶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的空間結構于一體，“二元”經濟結構問題表現尤為突出，區域差異、城鄉發展差異、貧富差異表現尤為明顯，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突出，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人口增長、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城鄉要素流動及制度創新仍然困難重重。“十一五”時期，重慶經濟社會發展成效顯著，但城鄉發展差異逐漸擴大，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如不能完美解決，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對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重慶應該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逐步加快制度創新力度，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實現城鄉資源的優化配置。

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重慶將迎來經濟社會提速發展，小康社會建設全面推進的重要機遇期。這對于重慶市縮小發展差距，實現社會均衡，加快推進城鄉統籌發展過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縮小城鄉差距，著力解決“三農”問題是關鍵，財政支農政策、農村金融發展是化解“三農”問題、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助農增收的兩把利劍，是實現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資本形成和資本積累的重要推動力，是化解農業風險、推動農村城鎮化進程、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外力保障，也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中不可或缺、不可放松的戰略措施。基于此，在城鄉統籌發展中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是否發揮著積極作用？其對城鄉統籌發展的效應如何？在城鄉統籌發展中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應該如何進行政策選擇與創新，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本文將在對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收集重慶相關數據，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對重慶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統籌度三者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最后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關于城鄉協調發展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開創了“二元”經濟理論研究先河。他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增長》一文中系統論述了勞動力對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重要作用，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實質上就是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的擴張，這一過程將“沉淀”在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排擠”干凈，直至出現城鄉間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此外，H Fei和G Ranis、Michael P Todaro、Dale Nicholas Kaldor等也都闡述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改變“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作用。進一步，以理論為指導，學者根據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城鄉差異不斷擴大的問題，展開實證研究，提出了城鄉協調統籌發展的政策建議。Mahabub Hossain、Mehmet A Ulubasoglu和Buly A Cardak、Marguerite Berger等都認為教育、培訓支出等對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主張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John Kerr、William C Sullivan等認為城鄉協調發展中應關注環境改善、提高環境效益和審美。KarenMacours等以新貧困數據調查為基礎，提出了一系列假設來分析東歐、蘇聯等23個轉軌國家的城鄉差異在時間維度的變化，提出了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NormanVLoayza等運用兩部門模型分析了貧困與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認為建筑業和制造業對城鄉協調發展的貢獻最大。國外學者關于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理論指導與邏輯起點，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礎。

國內關于城鄉統籌發展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韓俊、鐘甫寧認為從長遠來看，創造非農就業機會和提高農民人力資本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是城鄉統籌發展的核心。陳錫文認為，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通過建立五大機制，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建設新農村的基本途徑。林凌認為，成渝地區城鄉統籌試驗區，應克服體制和政策障礙，妥善解決農民就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民轉變為市民等方面的問題，同時應在金融領域等方面進行大膽的創新。朱允衛、黃祖輝認為經濟發展與城鄉統籌之間存在一種雙向的、互為因果的互動關系。李銀星、楊印生采用DEMATEL法確定統籌城鄉發展綜合影響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響度，有針對性地把握統籌城鄉發展的切入點、重點和難點。宋洪遠等通過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差別演變的過程及其形成原因，提出了統籌城鄉關系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和對策。

可見，國內學者關于城鄉統籌問題的研究成果豐富，但主要基于宏觀層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定性研究，雖有學者提出從資金方面進行突破，來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但都基于定性研究，并沒有從實證視角對其發生機理等輔以佐證，且在城鄉統籌發展的定性分析方面一般采用城鄉收入差異作為衡量指標，由于城鄉統籌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勢必有失偏頗。因此，本文將采用新的指標體系，對城鄉統籌度進行度量，并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對其中的影響機理進行探析，從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視角提出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政策建議。

三、模型設計、變量說明及相關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計

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對城鄉統籌發展的效應如何？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假定技術進步處于中性，勞動力、資本等要素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基于此，引入生產函數分析框架：

（1）式中，t表示年份，CRDt表示t年的城鄉統籌發展水平，LARt表示t年的勞動力要素投入，CAPt表示t年的資本要素投入。為了全面分析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對城鄉統籌發展的影響，本文借鑒溫濤的處理方法，對勞動力要素投入施加限制變量，則有：

（3）式中，表示資金要素投入對城鄉統籌發展的影響系數。本文中的資金要素來源涉及財政、金融兩個維度，并用財政支農資金、農業投資以及農業貸款三個指標來表示。因此，模型可進一步演化為：

（4）式中，ACZt、AINt、ADKt分別表示t年的財政支農、農業投資狀況、農業貸款狀況等。進一步，（3）式可進一步轉化為：

為了讓模型更加簡單明了，我們分別用β

1、β

2、β3來表示財政支農、農業投資、農業貸款等對城鄉統籌的彈性，并添加截距項β0，則（5）簡化為：

差分表示的僅是變量前后期的差值，所以，CRDt與ACZt、AINt、ADKt滯后變量之間同樣存在穩定關系。同時，ACZt、AINt、ADKt等指標對于統籌城鄉的影響往往存在一定滯后期。基于此，為了進一步分析資金投入各變量對統籌城鄉的影響，特設立VAR模型并予以實證分析，并對相關數據給予說明：

（二）變量說明

（1）城鄉統籌發展指標：國內相關學者在對城鄉統籌發展水平進行研究時大多采用以收入反映城鄉差距和以消費反映的城鄉差距兩個方面來表示。由于城鄉統籌發展是一個綜合性系統工程，涉及面廣。因此，若用這兩方面指標來表示，難免有失偏頗。為了全面反映城鄉統籌發展水平，文中首先按照AHP分析法的步驟，建立指標體系，并計算各指標權重（見表1）。同時，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法（GCA）對1985—2009年重慶市城鄉統籌度進行綜合測量。

（2）財政支農指標：按照重慶市統計年鑒的相關口徑要求，本文將支援農村生產性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費用、農業挖掘改造資金、農村社會救濟等的和作為財政支農資金，并用其與預算內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表示財政支農水平（ACZt）。

（3）農村金融發展指標：用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來表示農業投資水平（AINt），用農業貸款與人民幣年末貸款余額的比重來表示農村金融發展水平（ADKt）。

（三）數據來源

文中所涉及所有指標數據均來自《重慶市統計年鑒》（歷年）、各區縣相關年限統計公報材料及各區縣統計機構官方網站，且在分析中，根據需要對相關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各指標變動趨勢如圖1。

（四）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運用層次分析法（AHP）與灰色關聯度分析法（GCA）對重慶市1985—2009年城鄉統籌度進行綜合測度，建立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來考察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與城鄉統籌度之間的關系。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時間序列數據極易出現偽回歸現象，為了避免這一現象，本文首先綜合運用ADF、PP檢驗對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若為非平穩序列，則通過差分法將其變為平穩序列，并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地對VAR系統的穩定性進行檢驗。

根據LR、FPE、AIC、SC、HQ等五個統計量綜合確定VAR模型滯后項，且在各序列同階單整的基礎之上，運用JJ檢驗對各序列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最后進行方差分解，以此來反映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對城鄉統籌度的影響強度。

（1）AHP與GCA。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由Thomas L.Saaty開發的一種分析方法，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評價方面的運用極為廣泛。運用此法應遵循以下步驟：首先，建立層次模型，并按照各指標關系進行層級劃分。其次，對處在同一層級的各元素相對于上一層級的重要性程度進行兩兩比較，構建判斷矩陣，確定其重要性。再次，根據計算出來的重要性倍數，計算各指標對評價系統的綜合權重，并進行排序。GCA（Grey comprehensive analysis），即灰色關聯度分析法，是分析系統中各元素之間關聯度、相似程度的方法，是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曲線越接近，相似序列的關聯度就越大，反之越小。灰色關聯度分析法應遵從以下步驟：首先，指標的“無量綱化”處理，本文采用的方法是“0-1”置換法，轉化公式為：

（8）式中，t表示時間，k表示指標位序，min表示序列中最小值，max表示序列中最大值。然后，構建最優指標集。最優指標集是各時間序列的最優值組成的集合，并以此為基礎，將1985-2009年各指標作為比較數列，分別求出第i年的第k個最優指標的關聯系數。計算公式見（9）式。

（9）式中，C*k表示最優指標集，Ctk表示t年的k個指標集，min表示序列中最小值，max表示序列中最大值，其中，0＜ρ＜1，本文中將ρ取0.5。

（10）式中，CRDt表示t年的城鄉統籌度，Wk表示根據AHP方法計算出來的指標權重，δkt表示第t年的第k個最優指標的關聯系數。

（2）數據平穩性檢驗。單位根檢驗對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非常重要，且關于單位根檢驗的方法也非常多，常見的主要有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檢驗、Phillips和Perron（1988）提出PP檢驗、DFGLS（DF test with GLS demanding）檢驗、KPSS（Kwiatkowski-Phillips-Schmidt-Shin）檢驗、ERS點最優（Elloit，Rothenberg and Stock point optimal）檢驗、NP（Ng-Perron）檢驗等。本文主要采用ADF檢驗、PP檢驗對其平穩性進行檢驗，并對非平穩序列采用差分處理，使之成為平穩序列。

（3）協整檢驗。經濟理論指出，某些變量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若受到系統外沖擊，變量會在均衡機制的作用下重新回到均衡狀態，但許多變量是非平穩的，如果它們是一階或者高階單整的，它們的線性組合也可能是平穩的。因此，為了檢驗城鄉統籌度、財政支農、農村金融發展等變量的線性組合是否存在長期平穩關系，本文運用Johansen（1988）、Jselius（1990）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多重協整檢驗方法，通常稱為JJ檢驗。

第三篇：城鄉統籌視角下農村金融產品創新和發展

城鄉統籌視角下農村金融產品創新

——江西新余案例分析

2009年以來，江西省被確定為全國9個加快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試點的省份之一；與此同時，該省的新余市被省政府確定為全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試點城市。為全面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提供參考建議，筆者對新余市在城鄉統籌發展中農村金融產品創新模式的實施效應進行了調查與分析。

農村金融產品創新模式

在城鄉統籌試點工作開展之初，新余市就以大力推進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的“三個集中”為動力，著力加快建設“三大重點工程”，即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城鄉公共服務均衡化發展的戰略布局。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上，實施特色貸款新模式。結合當地的特色產業，通過“公司(基地)+農戶”、“龍頭企業+擔保公司+財政+農產”、“龍頭企業+銀行+保險公司+政府+農產”等模式，全力支持該市農業產業化發展快速。據調查，2009年新余市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3家涉農金融機構投放信貸資金34.58億元，對全市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進行大力扶持；2010年1～6月份，該市3家涉農金融機構累計投放貸款11.68億元。

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上，實施非經營性固定資產貸款模式。針對新余市在城鄉統籌發展中農村基礎設施、農業綜合開發等涉農的基礎性、公益性未來無項目經營直接收益的非經營性項目建設多、資金需求大的特征，2009年，新余市農發行出臺了非經營性固定資產貸款業務流程及其管理辦法，著力解決政府財政部門投資建設，但因投資暫時未到位，需要信貸資金墊支而發放的貸款。2009年以來，新余市農業發展銀行累計投放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13.5億元；2010年1～6月份，投放各類涉農基礎設施項目貸款6.5億元。在城鄉公共服務均衡化上，實施普惠型金融服務模式。針對一些農民工在東部沿海地區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技術之后返鄉創業貸款較難的現狀，新余市農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相繼推出了“金穗惠農卡”、“農民工創業貸款”等新產品。這些涉農金融產品創新堅持普惠原則，利率上浮幅度較小，受到農戶的普遍歡迎。

主要障礙與解決辦法

從農村金融產品的創新實踐看，一些金融機構絕大部分縣域分支機構往往以常規業務要求來管理、考核創新業務，由于常規業務信貸審批權過于集中，并實行嚴格的新增貸款責任追究制度，將信貸風險與信貸人員的利益掛鉤，在強化約束機制的同時卻缺乏相應的激勵措施，使信貸人員重視風險規避，金融產品創新舉步維艱。

從外因看，農村社會信用意識相對淡薄，司法執行效率低下，同時農村擔保體系不健全，專業擔保機構較少，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金融產品創新工作的開展。

從上述分析來看，在城鄉統籌發展中涉農金融機構產品創新除需改革自身創新機制外，還有賴于農地金融法規的健全和政府財稅政策的協力扶持。一是以完善法規為抓手，健全農地金融制度運行新機制。推動立法機關明確界定農村宅基地及其房產進行貸款抵押的法律效力，盡快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為農村房產、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自由流轉排除阻力。二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健全金融產品的供給新機制，使產品創新更有針對性，不斷提升各類市場主體的融資效率。三是以財稅扶持為杠桿，健全金融產品創新的配套新機制。比如，稅務部門應實施有關稅收優惠政策，財政部門應健全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和支農創新獎勵機制等。在此基礎上，還應健全多種形式的擔保基金，促使擔保公司高效運作；發展農業保險，健全產業投資發展基金等多元化的投融資機制。

創新背景

為全面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新余市以大力推進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的“三個集中”為動力，著力加快建設“三大重點工程”，即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城鄉公共服務均衡化發展的戰略布局。

第四篇：城鄉統籌發展

關于社會管理的思維創新與路徑

社會管理與群眾利益有著內在的相關性，要從根本上解決公權力與群眾的關系。“黨建統領、社會協同”其內在的機理是處理好預算跟服務的關系，社會管理格局中的四大要素問題在于其結構關系，新時期的黨群關系要處理好黨委與公眾的關系、黨委與政府的關系，在加強社會管理中，黨的各級組織要貫徹群眾路線，客服官僚主義，發揮統領和協調各方利益的作用。要矯正各級權力的濫用，防止社會過渡分化，新時期的社會管理要重視公眾參與的新特點，正視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包括參與政府動員與維護群眾利益方面的功能，通過培育自主性的社會組織，整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對于加強社會自治和進一步密切黨群關系具有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急劇的社會轉型也給社會管理帶來了諸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為此，在多元的社會治理格局中，需要培育社會力量，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構建和諧社會。在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路徑上，一方面需要在觀念上進行創新，在機構設置等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另一方面需要了解社會需求，加強社會管理的主題能力建設。同時，需要在組織、體制、機制上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保障。

改善黨群關系與社會管理創新密切關聯，當前社會結構變化與社會規范、價值變遷在進一步催促社會管理加速，時空壓縮使得中國用30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300年的發展，在正面發展效應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帶來諸多社會矛盾等負面效應。當單個或是局部是正確的要素合成后可能是錯誤的結果，合成腐敗即是一類，當前各地貧乏的群體性事件即是集體無意識的多重疊加，因此需要加以重視研究，通過改善新時期黨群關系加強社會管理創新。

第五篇：統籌城鄉發展

申論熱點：統籌城鄉發展

【背景鏈接】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當前，農業農村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之一，但是城鄉發展不平衡仍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衡量城鄉統籌發展的成效，關鍵要看農業基礎是否不斷加強，國民收入分配是否真正向農村傾斜，公共事業發展的重點是否切實向農村傾斜，改善民生的舉措是否更多惠及農民。歸根結底，要看立足點是否真正放在加強“三農”上。決不能以犧牲農業農村為代價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決不能借統籌城鄉之名削弱農業農村、損害農民利益。

【標準表述】

統籌城鄉發展，夯實農業基礎，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明確方向，突出重點，在關鍵環節上花氣力、下功夫。

繼續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投入力度。總量持續增加，比例穩步提高。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的政策信號不能變、支持不能減。完善農業補貼制度，調動農民務農種糧和地方重農抓糧的積極性。加強和改進農產品市場調控，保持價格合理水平。

不斷增強農業發展支撐能力。抓好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和高標準農田建設，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能力，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升農業機械裝備水平，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促進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再上新臺階。

加快改善農村民生。將政府的公共資源更多地投向農村，引導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要素向農村聚集，千方百計促進農民多渠道就業，加快解決農村發展最急需、農民要求最迫切的飲水、用電、教育、醫療等問題，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加大扶貧開發力度。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堅定不移深化農村改革。更加注重城鄉聯動、協調推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有序推進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加快農村金融改革步伐，繼續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把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促進農民工融入城鎮、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作為城鄉改革聯動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