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邵飄萍的新聞思想
淺談邵飄萍的新聞思想
摘要:邵飄萍是中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著名的記者、報人,杰出的文化戰士、著名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教育開拓者。他一生在兩個方向上做出建樹。一是政治上,以新聞輿論為武器,宣傳真理,抨擊邪惡,銳意改革,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做出杰出貢獻并最終成為無產階級戰士、共產黨員。一是在完善中國新聞事業方面,他的貢獻是開創性的,獨創性的,綜合的。他所著的《新聞學總論》和《實際應用新聞學》等,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新聞理論著作。邵飄萍在新聞事業上改革進取、勇于創新的精神和他畢生積累的新聞思想至今值得我們學習、借鑒。關鍵詞:邵飄萍 新聞思想 現實意義
邵飄萍是我國民主革命時期杰出的新聞工作者、新聞學者和新聞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他涉獵了新聞事業的大部分領域:當過記者、編輯、主筆、社長;創辦了當時北方頗有影響的通訊社“北京新聞編譯社”和北方進步報紙《京報》;參與開創了中國新聞學研究和新聞教育事業的工作,出版了我國早期的新聞學著作《新聞學總論》和《實際應用新聞學》。邵飄萍的新聞思想既具有時代特點,又具有獨特風格,在我國新聞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一、邵飄萍的基本新聞思想
(一)獨立的辦報方針
邵飄萍指出, 報業應該是超然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種社會因素, 負有教育、指導社會輿論的責任。那么, 什么是報業的獨立:即在信仰、組織、經濟以及報紙公職人員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獨立。
信仰是獨立的:惟有信仰事實與真理,不為黨派和個人左右。它判斷非的標準是社會公益。組織上是獨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的控制。
邵飄萍認為新聞事業具有不同于其他事業的特殊性質, 是“社會公共機關”、“國民輿論代表”。他認為, 新聞事業傳遞消息應該是“一切利害有關之消息”,它與全社會發生聯系, 是“ 國民輿論代表” 也就是說, 一個國家的報業, 應該能基本反映出國民的思想要求,新聞輿論也應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是非善惡的標準。
經濟上是獨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養,也不依賴黨派津貼。應該有自己賴以生存發展的獨立經濟。
報業經濟, 應該擺脫資本的控制, 經濟獨立的途徑是擴大報紙的發行量, 使“社會中人人皆屬股東”。報社公職人員同樣應該“保有職務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獨立的經濟地位,獨立的思想和純正的道德品質。記者是“布衣之宰相, 無冕之王”持正確的立場和判斷是非的標準。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 邵飄萍確立了獨立的辦報方針。一是監督政府,“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 二是喚醒民眾。他認為, 挽救紛亂時局的力量是國民,“時局紛亂極點, 乃是國民毫無實力之故耳”。因此, 報紙要“從政治教育入手, 樹不拔之基, 乃百年大計治本之策”。三是“ 順時代進步之潮流” , 表達報紙“ 對于解決時局的意見”。具有幾千年封建歷史的舊中國, 歷來是實行封建言論專制的, 無所謂思想民主、言論自由。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 相當部分的資產階級報刊,或淪為反動黨派、軍閥派系的報紙或者磨滅了以往激烈的政論鋒芒, 扼殺了以往追求領導革命的精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邵飄萍于1922年10月5日在《京報》創刊時, 提出了“ 監督政府” , 教育民眾的辦報方針。他的辦報思想在順應新文化潮流、沖擊封建言論專制方面,作用是積極的
另外, 邵飄萍還賦予獨立辦報思想以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邵飄萍及其《京報》的言論, 不受帝國主義報刊言論所控制。獨樹一幟, 猛烈抨擊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 同時積極主張并創建中國自己的獨立的新聞事業。1916年, 邵飄萍獨立支撐創辦了《北京新聞編譯社》。新聞編譯社雖然是初級通訊社,無力向全國、全世界發電訊稿,但它作為帝國主義通訊社的對立面出現,帶有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同時也為中國通訊社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這對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通訊事業的壟斷,形成維護中國利益的輿論,具有重要的意義。(二)提出了記者的職業素質和業務能力
新聞記者要有自己的職業素養,邵飄萍認為“理想的新聞記者,必須政治經濟社會諸學,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當有一二門專門學科,與夫三國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實地經驗”。這樣的思想無論對于我們的新聞研究,還是新聞教育,仍然有借鑒意義。
記者應該具有品性。邵飄萍說:“所謂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俠義、勇敢、誠實、勤勉、忍耐及種種新聞記者應守之道德”。“品性”就是新聞職業道德的全部要求。記者要具有獨立的精神。記者完全獨立、不受社會惡風之熏染、不為虛榮利祿所羈勒。記者的責任,記者在道德人格的修養上,必須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心。
邵飄萍還十分重視記者采訪能力的培養。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訪藝術,要求記者時時處于角色之中,要有“新聞鼻”、“新聞腦”,用他自己的話說“其腦筋無時休息,其耳目隨處警備,網羅世間一切事物而待其變”。
在長期的采訪活動中,他廣交朋友,上至總統、總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與之靠得攏,談得來,因而采訪信息靈通。在采訪過程中,邵飄萍處事隨機應變,“守如處女,動若脫兔,有鬼神莫測之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北洋政府面臨參戰還是中立的問題,段祺瑞內閣會議匆忙做出決策,但不敢公之于眾。許多中外記者使盡渾身解數也一無所獲。年方21 歲的邵飄萍決心“虎穴”采訊。第一次去國務院,被擋駕。第二次,他借得一輛掛有總統府車牌的汽車長驅直入。傳達長拒之于門外。邵當即掏出一疊鈔票,取其一半,遞給傳達長:“段總理接見與否沒關系,只求稟報一聲,這一半錢您買茶喝;若萬一接見,另絕口不談和戰決定。邵飄萍七勸八說,立下誓言:三天之內如在北京走漏風聲,愿受處置,并以全家生命財產為保。段終于披露參加協約國對同盟國作戰的決定,連其中細節也吐露無遺。邵如獲至寶,出來后立即驅車直奔電報局,以密電傳滬。《申報》、《時事新報》二報立即以號外特大新聞發表,印數十萬份,傳遍上海灘,熱鬧非凡。五天后,號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夢初醒。
(三)致力于新聞事業改革
在新聞業務的實踐上,邵飄萍是一個勇于創新的人。他從不墨守成規,固步自封。從開始辦報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聞改革,在新聞寫作、編輯、采訪和報紙經營管理方面,邵飄萍都有不少的建樹。邵飄萍的采訪思想和采訪技能,曾經使新聞界同行為之嘆服。他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記者。他十分重視采訪的藝術,每次采訪都能做到“發問不多,使言者無所遁飾”,“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在總結采訪經驗時,邵飄萍提出記者必須細致、機警、敏捷,有很強的觀察力、推理力、聯想力;在新聞通訊寫作上,邵飄萍使用的是一種夾敘夾議、虛實結合的體裁,他的文章生動活潑,耐人尋味。在編輯工作上,邵飄萍也有不少改革。他非常注意標題和版面的安排。他所主辦的《京報》,欄目眾多,新聞通訊和評論結合緊密,標題多行多層次,在當時報紙死板的情況下,《京報》的異軍突起,對報紙編輯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帶頭作用。
邵飄萍提倡唯物主義的新聞反映論,認為新聞來源于社會生活,是社會生活的真實、迅速的再現。在新聞業務的實踐上,邵飄萍是一個勇于創新的人。他重視報紙的經營管理。在新聞教育事業上,邵飄萍同樣是個開拓式的人物。他講課時深入淺出,理論聯系實際,并且十分注意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
(四)社會進步的參與者
邵飄萍始終堅持新聞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擊最高當局,多次在重大歷史關頭推動歷史的發展。1915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將企圖變中國為日本保護國的“二十一”條面交袁世凱,并且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談判。這一消息首先在外國報紙上披露,邵飄萍得知后,立即馳報國內。國內民眾悲憤交集,在全國范圍內舉行宏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并將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五四前夕,邵飄萍出席北大的會議,向青年學生介紹了巴黎和會的經過和決議,激動的說:“中華民族危機系于一發,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該挺身而出??并舉行五四運動,邵飄萍是發起者之一。支持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旗幟鮮明地反對段棋瑞,拒絕“善后會議顧問”的聘請,他強烈譴責“三一八”慘案屠殺的滔天罪行??,邵飄萍的這些態度都對大會輿論產生了巨大影響,難怪馮玉祥要說“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邵飄萍采訪得到《善后借款合同》后,立即在報上發表了消息,這條消息的傳播,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成了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的導火線。“七君子”事件時,江蘇高等法院以無中生有的罪證拼湊了漏洞百出的起訴書,“七君子”隨即起草了有理有據、義正詞嚴的答辯狀,把起訴書駁得體無完膚。但不少報紙迫于壓力,第二天就見報。推動了七君子的早日獲釋。
二、邵飄萍新聞思想的現實意義
(一)依靠群眾辦報
他十分注意借助社會力量, 集中群眾智慧辦報, 辦副刊。《京報》復刊后, 副刊迅速增加到十種以上,做到“ 多種副刊輪替發行, 周而復始, 既不患單調, 又不致零亂,于學藝之專研, 報章之體何均為有益。” 這么多副刊都是靠社會力量來辦的。如《京報副刊》主編孫伏園;《民眾藝術周刊》胡也頻等主編, 魯迅校閱;《婦女周刊》, 北京女師大薔薇社編輯等等。邵飄萍還邀請魯迅主辦《莽原》,先隨《京報》附送, 后單獨發行。魯迅《論“ 費厄潑賴” 應該緩行》等篇雜文和小說, 最初都發表在這個刊物上。他這種依靠社會力量, 兼有報紙和雜志之長的副刊多樣化的做法, 是邵飄萍對報業的另一重大貢獻, 今天仍為各報廣泛使用。
(二)提倡“精通簡要, 雅善譏彈”生動活潑的文風
他針對以往為報紙評論“少事實而多論斷”, 好發空論的缺點, 很注意用事實說話。他認為, “ 事實乃最易子證明是非、“其足令讀者同清信仰, 反較諸憑空臆斷之言為有力”(《新聞學總論》第20頁)。他還主張寫評論要 “ 簡潔明快” 和“ 含有美禾之意味”, “除去記述某問題之理由見解外, 其文詞亦具有幾分動人之魔力”。他所寫的時事評論, 不論是長篇的社論,或是百把字幾十字的短評, 都“精通簡要, 雅善譏彈”, 很有特色。在新聞通訊寫作上, 邵飄萍經常使用的是一種夾敘夾議虛實結合的體裁,文章態肆流暢, 生動活潑。尤其是他的批評性文章, 旗幟鮮明, 尖銳潑辣, 幽默深刻, 與魯迅的雜文一樣具有很強的戰斗性。
(三)強調新聞的真實性
對新聞真實性的認識以及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訪報道也是現代媒介從業人員的追求。邵飄萍認為“世界新聞事業之趨勢,基于‘以新聞(news)為本位’之原則”、“誠外交記者之絕技也。夫所需材料既如是,其伙則自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巨細糜遺。不但記當場之‘裸的事實’,更須探悉各派之內情,預測問題擴大之程度;極繁瑣之案件,則隨筆加以是適當之裁剪。”可見,邵飄萍對于事件的報道,已經有了現代新聞報道中的“深度報道”的意識。他在第十一章里詳細列舉了裸體新聞應記之項目共5 大類,29 小類。其中“突發之天災地變”中對“煤礦爆發”的描述列舉多達整整60 條。可見其對采訪的重視。所謂“采七寫三”,就是這個道理吧。他對各個事件所要采訪細節的列舉,今天看來,依舊嘆為觀止。
三、結語
邵飄萍的新聞教育和對新聞理論的研究,是對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在新聞教學上他的貢獻主要是在新聞采訪和寫作上,作為我國最早的新聞研究機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兩講師之一,他培養的很多學生于我國的新聞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新聞學研究上,他寫出了我國第一批的新聞學著作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他的一生不僅是如一些人評價的那樣是“以新聞記者終其生“的,他的一生還是一個新聞教育家的一生是一個新聞理論家的一生。
第二篇:試論名記邵飄萍新聞思想
試論名記邵飄萍新聞思想
—對當代記者的啟示
摘要:邵飄萍是我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著名的記者、報人,杰出的文化戰士、著名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教育開拓者。邵飄萍在新聞事業上勇于改革進取、勇于創新的精神和他畢生積累的新聞思想至今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他的新聞思想既具有時代特點,又具有獨特風格,在我國新聞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關鍵字:邵飄萍 新聞思想 現實意義 崇尚真實 啟示
邵飄萍(1886年-1926年),浙江東陽人。烈士,因直言敢諫開罪直奉軍閥,于1926年被當時的北洋政府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于北京天橋。原北京平民大學和國立法政大學教授及原務本女子大學校長。五四運動實際發起人,著名新聞工作者,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是我國民主革命時期杰出的新聞工作者、新聞學者和新聞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他涉獵了新聞事業的大部分領域:當過記者、編輯、主筆、社長;創辦了當時北方頗有影響的通訊社“北京新聞編譯社”和北方進步報紙《京報》;參與開創了中國新聞學研究和新聞教育事業的工作,出版了我國早期的新聞學著作《新聞學總論》和《實際應用新聞學》。他的新聞思想不僅對當時有很深的影響,在如今也是不可缺少的,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一、新聞思想
(一)獨立的辦報方針
邵飄萍指出, 報業應該是超然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種社會因素, 負有教育、指導社會輿論的責任。是在信仰、組織、經濟以及報紙公職人員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獨立。
(二)提出了記者的職業素質和業務能力
新聞記者要有自己的職業素養,邵飄萍認為理想的新聞記者,必須政治經濟社會諸學,皆有甚深之研究也要尤有一二門專門學科,與夫三國以上之言文和多年之實地經驗。
(三)致力于新聞事業改革
在新聞業務的實踐上,邵飄萍是一個勇于創新的人。他從不墨守成規,固步自封。在新聞寫作、編輯、采訪和報紙經營管理方面,邵飄萍都有不少的建樹。
(四)社會進步的參與者
邵飄萍始終堅持新聞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擊最高當局,多次在重大歷史關頭推動歷史的發展。
二、現實意義
(一)依靠社會力量, 兼有報紙和雜志之長的副刊多樣化的做法, 是邵飄萍對報業的另一重大貢獻, 今天仍為各報廣泛使用。
(二)注意用事實說話,提倡“精通簡要, 雅善譏彈”生動活潑的文風,如今多家媒體仍使用,意義深遠。
(三)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訪報道也是為了認識新聞的真實性,這同時也是現代媒介從業人員所追求的。
三、崇尚真實
邵飄萍十分重視新聞的真實性,“凡事必力求事實真相”。無論是在做記者期間還是在主持報紙期間,始終以“探究事實不欺閱者”為新聞報道的第一信條。每次采訪都能做到“親臨現場,細致觀察”。他要求記者報道要不偏不倚,把報告真實的新聞消息作為自己的天職。他是崇尚真理的新聞采寫者,現如今有許多的記者都因為追求利益而忽視新聞的真實性,因此,文章的真實性和現實意義都淡了許多,導致新聞可信度大大降低,也讓記者本身成為了輿論焦點,就如最近發生的記者被抓事件來說,大部分記者是因違背新聞的真實性而涉嫌受賄、誹謗、敲詐勒索、妨礙公務等違法行為。如記者“傅樺”、“李敏”等以受賄罪被判刑,這也說明新聞的真實性是需要記者們去維護的,作為一個當代的記者,堅守真實性原則不被利益所誘惑,是一門必修課,不管,陳永州等事件的發展如何,而記者應該守住自己的底線和真實的原則。假新聞也是當代記者必須杜絕的,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捏造事實,扭曲事實,這樣新聞才能進一步的發展。真實需要守護。
四、啟示
對于鐵肩棘手為正義而狂的邵飄萍來說,如今我記者必須樹立一種正確的價值觀,樹立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一種對于報業的終生認同感,真心實意的為社會做一些事,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爭他人之不敢爭,而不為金錢利益或者暴力強權所動,心中惟存正義與真理,在當今這個復雜的社會,找到記者存在的必要性和價值,真實的展現新聞,為推動這個社會而努力。
結語:
如今邵飄萍已成為一代引領記者的先驅,他的新聞思想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并借鑒的,他的一生不僅是如一些人評價的那樣是“以新聞記者終其生“的,他的一生還是一個新聞教育家的一生是一個新聞理論家的一生。現如今假新聞滿地飛的節奏下,更需要記者的原則性和真實性,做到“仁格、操守、俠義、勇敢、誠實、勤勉、忍耐”及種種新聞記者應守之道德,堅守“品性”,這是新聞職業道德的全部要求。記者要具有獨立的精神,也是超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第三者,要不受社會惡習之熏染,不為虛榮利祿所羈。
12072001
馬祥敏
第三篇:邵飄萍新聞專業主義
邵飄萍與新聞專業主義
1、報紙的地位和角色:獨立的監督政府的“國民輿論代表”
媒體的獨立地位是新聞專業主義思想的前提條件,邵飄萍在當時政治權力紛爭之時,借鑒西方新聞事業之經驗,首先極力強調報紙和記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國歷次之會議,各國新聞訪員之活動,其勢力每與代表會使不想上下。??均足證明報紙勢力之偉大,與夫外交記者責任之重要。是故外交記者(訪員)之處之地位為社會、國家、世界之耳目。” 這樣一個定位,“實質上是把記者置于人類社會交往的中心地帶,賦予其時代守望者的角色。”這就要求報紙獨立于政治權力和黨派之外,做為“國民輿論代表”,從而“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起到對政府進行監督的作用。報紙的獨立也是新聞自由的保障,邵飄萍出于此種專業理念,堅決反對政府對報紙的壓制,他甚至嘲弄和警告政府秘書長:“報紙登載失實,更正亦至平常,豈并世界新聞慣例而絲毫不知,竟動輒以警廳‘嚴切根究依法辦理’腐敗官話來相恫嚇??茍下次再有此種可憐之事,請恕忙碌,相應不理。”
2、報紙的立場:“社會第三者”的中立立場,邵飄萍認為,報紙既具有公共性,則應為社會大眾服務,不能偏向與一黨一派,成為其御用工具,“新聞記者一旦加入黨派之中,每足以致職務上行動之不活潑”因此,他認為,要保持新聞的客觀,記者必須采取超然中立的態度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以“社會第三者”角度來報道新聞,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靜觀各派行動而下一誅心之論斷”,“無論處于何種境遇,皆當確守第三者之高壘而勿失,故惟以真理與事實為標準,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敵??換言之,彼不問何時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與獨立的透明。
3、新聞報道的專業要求:強調新聞的真實與客觀,反對“有聞必錄”。
他自陳“曩在北京大學及平民大學講演新聞之學,曾對于‘有聞必錄’一語再三攻擊”,他指出有些訪員“對于新聞材料不求實際之真相以忠實態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誘惑,或以個人意氣泯沒其良知,視他人名譽為無足輕重,逞其造謠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則以‘有聞必錄’一語自逃其責任”。邵飄萍指出“有聞必錄”并不能做到客觀真實,有些人“或者稱有聞必錄,徒為風影之談,或者競閉門造車,肆作架空之語,及至事實發現,則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
4、邵飄萍曾說,一個“完全的報館”需要幾個條件:
1、有超眾的人才;
2、有傳遞的交通設備;
3、一切器具完全;
4、又占得“公平真確”四個字。
至于“公平真確”當系板報的理念和宗旨,也是報紙的靈魂。邵飄萍之所以要創辦《京報》。是因為他認為報紙是社會的公器和國民輿論的代表,同時報紙還肩負這教化民眾以及批評、監督政府的“天賦”權利。正如他在《京報》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所闡明的板報宗旨:“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是本報之所以作為也!”
張季鸞與新聞專業主義
1、張季鸞的辦報方針: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四不主義”一旦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并付諸公眾明鑒,天下監督。可以說,張季鸞主筆《大公報》,提出辦報的“四不主義”方針,使得《大公報》舊樹發新枝,一舉成為當時最富盛名的私營報紙之一。雖然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四不方針”在報業實踐中都不可能完全實現,但是當時張季鸞能夠提出并將其作為新記《大公報》的辦報方針,確實體現出了張季鸞新聞思想中的專業主義。
4、張季鸞的“三罵”:一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氐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并“確信自今日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已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社評責問,以蔣氏的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南京政府軍隊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也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之時,確實保持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和立場。他是無欲則剛,獨立不羈。惟因如此,蔣介石亦敬重他的這一氣度,在張季鸞后半生一直與之保持良好的私人關系。但是,正因為其與蔣介石私交甚篤,在西安事變當中,張季鸞先生寫了一封公開信,以今日眼光看來,不無偏袒。事實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態,以致《大公報》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一份;而毛澤東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黃遠生與新聞專業主義思想
黃遠生新聞觀
第一,報刊是社會的一部分,報刊要與社會相適應。黃遠生將社會比喻為一個“大機軸”,一切社會、人物都是該大機軸中的一部分。而該大機軸時刻處于進化之中,它有自己的規律,總體趨于良美。國家和個人,都被其規律所宰制。包括《庸言》在內的報刊當然也在社會大機軸之中,受社會進化規律的宰制,因此報刊要與社會相適應。黃遠生寫道:“吾此區區之報,亦在此一大機軸之中,其為遁嬗乘除,以符于組織精美之公律者,亦豈能外?”[6] 我們知道,我國近現代早期報人,特別是最早一批開始認識到國外報刊及其效力因而在國內大力提倡開設報館的有識之士,將報刊從我國當時的社會背景中抽離出來,比較容易夸大,甚至神話報刊的功能和作用,雖然產生了一時的轟動效應,但并沒有帶來報刊業的持續發展。
第二,報刊應持客觀態度,注重事實。在黃遠生看來,《庸言》以前主觀有余而客觀不夠。有鑒于此,他聲明“將力變其主觀的態度而易為客觀”。他認為相較于缺乏足夠、綜合事實的議論,事實本身對報刊來說更為重要,事實本身具有供人參考的價值。基于這一認識,《庸言》從第二卷開始,重視事實而反對空泛的議論。所以,《建言》欄目刊載的文章趨于減少,基于事實的研究增多,擴大了專事提供事實的《研究資料》欄目,并推出一事一議的《時評》欄目。
第三,報刊是公共輿論的平臺。1914 年前后,特別是袁世凱開始公開稱帝前后,報刊界基本上分為兩大陣營:“擁袁”派和“反袁”派。黃遠生接手編輯《庸言》后,認為報刊非“私物”,乃“共同辯論之機關”,即今天所謂的公共輿論平臺。他認為各種報刊不應只發表唯一主張,只要是基于事實的正確主張都應當發表。對不同見解,采用“兼容并包”的原則。第二卷第一、二合刊號《本報特別啟事》也指出:“本報此后推廣范圍。凡各種方面人士之意見或觀察,均極力搜羅,以冀闡揚真理,總集材料。故各方面之投稿均極歡迎。”
第四篇:《報人邵飄萍》教案
《報人邵飄萍》教案
課前預習:
1、復習新聞常識
2、熟讀課文,概括內容
3、積累本課字詞
課程標準:
“把握新聞的文體常識,重點了解新聞文體的特征和結構,學習分析材料和作者主觀評價之間的關系,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內涵。關心時政,培養新聞敏感意識,加深對新聞作品的理解。” 教學目標:
1、了解邵飄萍作為新聞界奠基人的突出貢獻,學習他那種為正義、為事業執著追求的精神。
2、體會本文以新聞筆法寫人的特點及作用,學習從新聞中學寫作方法。
3、關注時聞要事,關心國家大事
教學過程 導入新課:
一個月內發生三次記者被打事件
東方網5月18日消息:據《東方早報》報道,記者又被打了。這已經是一個月內的第三次了。先是4月21日,《新民晚報》女記者陶邢瑩被大連足協官員掐脖踢打;5月11日,雍和等三名記者,在王家碼頭路一處拆遷工地,拍攝外墻涂鴉時,遭到了數十名拆遷人員的圍毆。昨天是本報記者魯海濤。(學生參看新聞并勇敢發表自己看法即進行新聞評論)
教師總結講述:戰爭年代,也有好多以筆為旗的戰士,人稱“一支筆勝過十萬軍”素有“新聞全才”之稱的新聞巨擘----邵飄萍。今天我們一起看看邵飄萍的報人風采---《報人邵飄萍》(板書課題)
一、人物和背景介紹
邵飄萍,名振青,字飄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東陽大聯鎮一個寒儒家庭。在創辦《京報》以前,曾任《漢民日報》主編。袁世凱稱帝后,因為在《時事新報》、《申報》等報刊撰文,抨擊袁的罪惡陰謀,他先后三次被捕入獄,后來不得不亡命東瀛。1916年回國后,被史量才聘為《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在《申報》發表了大量揭露北洋軍閥貪賄弄權的報道,文筆辛辣、詼諧生動。尤其是他對時局驚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奇。1918年在京創辦大型日報《京報》任社長。《京報》從一開始就不依附于任何黨派權利集團,它要獨立發言、報道,它要把真實情況告訴民眾,以反映民眾的呼聲。為此,《京報》熱情支持“五四”運動,并屢屢發表揭露政府腐敗的言論。“三一八”慘案后《京報》以真實的報道和犀利的言論,揭露政治的陰暗,并為民眾吶喊請命,因此受到反動軍閥的仇視,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被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宣傳赤化”之罪名殺害,飲恨于北京天橋東刑場。
夫妻報人:邵飄萍夫人湯修慧女士同樣是著名的革命新聞家,是我國最早的女新聞工作者之一,對我國早期新聞事業有過卓越的貢獻。
二、展示預習
1、給下列生字詞注音 晨曦(xī)豪氣干(gān)云 一世之梟(xiāo)訪晤(wù)攻訐(jié)
觥(gōng)籌交錯
酒意正酣(hān)
2、解釋下列詞語的含義。
豪氣干云:豪邁的氣概直上云霄。干:觸犯,接觸。一世之梟:做了一輩子梟雄。比喻兇狠惡毒的人。會晤:會面,會見。
旁敲側擊:比喻說話或寫文章不從正面直接說明。而從側面曲折表達。親離眾叛:親信背離,眾人反對。形容十分孤立。采訪必工:必定采訪得精巧到位。工,精密,巧妙。有干時忌:觸犯當時禁忌的。
觥籌交錯:形容許多人相聚飲酒的熱鬧場面。攻訐:揭發別人的過失或陰私而加以攻擊。3.介紹人物評論的特點
人物評論是新聞評論的一種,它是針對人物有重要意義的事跡、社會活動,發議論.講道理,直接發表意見的文章.,形象的揭示人物的性格特點,巧妙地表現人物的形象的典型意義。
三、自主學習。
1、理解題目:(學生說出從題目中獲取的信息)
文題中的“報人”點明了人物的職業身份。題目交代了本文的寫作對象,簡潔明了,使人一目了然:這是一篇圍繞人物與報的關系展開的文章。
2、通讀全文之后,找出文章中的與人物相關的事件。
邵飄萍的被害、邵臨刑時的情形、邵為什么被害、虛虛實實得內幕新聞、觥籌交錯獲機密內幕、邵飄萍的人生追求
四、研讀課文:
1、文章的題目叫《報人邵飄萍》,按照常規的思路,應該是從人物的生平寫起,但是這篇文章卻不是這樣,而是高潮在前,也就是把最為精彩的部分在最前面呈現出來,這叫什么寫法?這樣寫有什么好處呢?
(本題意在復習“逆時提前”即“高潮提前”這一新聞的寫法)
明確:“逆時提前”或者“高潮提前”。這是新聞寫作的特點。把最為重要的信息直觀得呈現給讀者,符合讀者心理要求。
2、作者借了消息的“高潮提前”的寫法,你覺得這么寫效果如何?
明確:《報人邵飄萍》是一篇人物評論,但是,在結構上類似于消息的“倒金字塔式”。按照內容的重要性程度,作者做了詳略的處理,先寫譚嗣同、邵飄萍的被害,再寫邵臨刑時的情形,接著寫他為什么被害,最后詳細敘述他的生平事跡。這么寫,有懸念,先寫邵飄萍的遇難,使讀者想要了解原因;先寫他“代表著記者最高的職業水準”,使讀者想要了解何以見得。這樣閱讀效果不錯。
3、結合文章內容,說說邵飄萍是怎樣的一個人?
(在學生思考、討論、交流的基礎上,叫3—5名學生進行全班交流。教師后 明確): 邵飄萍具有作為記者的敏感,他時刻保持搜索新聞的準備。他聰明、機警,可以獲得他人所獲取不到的新聞。尤其是他有敢于觸犯當時禁忌的膽量和勇
氣。用“鐵肩辣手”來評價他代表著記者最高的職業水準非常準確。
4、思考討論:
我們從文章中了解了新聞從業人員的哪些人格操守和業務素質?這對于我們今天的學習有怎樣的啟示?(鼓勵學生大膽說出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教師總結闡述:
《報人邵飄萍》是一篇人物評論,或稱人物隨筆。目的是讓同學們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人格操守和業務素養有所了解。新聞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是一個讓許多年輕人憧憬的職業,但是要當好稱職的記者并不容易,新聞記者是面向大眾的文字工作者,要為社會、民眾負責,所以要有很高的人格操守,要堅持、伸張正義,要敢于與黑暗、邪惡勢力做斗爭,直至獻出生命。同時還要有良好的業務素養,要有敏銳的新聞感覺和采訪機智,隨時發現有價值的新聞素材,“感覺最早,而采訪必工”。邵飄萍在這兩個方面都堪稱表率,值得后人景仰和學習。
六、訓練反饋
1、邵飄萍,名振青,字飄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東陽大聯鎮一個寒儒家庭。在創辦《京報》以前,曾任《漢民日報》主編。袁世凱稱帝后,因為在《時事新報》、《申報》等報刊撰文,抨擊袁的罪惡陰謀,他先后三次被捕入獄,后來不得不亡命東瀛。1916年回國后,被史量才聘為《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在《申報》發表了大量揭露北洋軍閥貪賄弄權的報道,文筆辛辣、詼諧生動。尤其是他對時局驚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奇。1918年在京創辦大型日報《京報》任社長。《京報》從一開始就不依附于任何黨派權利集團,它要獨立發言、報道,它要把真實情況告訴民眾,以反映民眾的呼聲。為此,《京報》熱情支持“五四”運動,并屢屢發表揭露政府腐敗的言論。“三一八”慘案后《京報》以真實的報道和犀利的言論,揭露政治的陰暗,并為民眾吶喊請命,因此受到反動軍閥的仇視,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被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宣傳赤化”之罪名殺害,飲恨于北京天橋東刑場。
第五篇:張學良為何不救邵飄萍
邵飄萍的死因,目前有很多說法,比較流行的是因為“宣傳赤化”,支持國民軍等比較正面的原因,另一種是因亂拿津貼,報格有缺等負面原因。前者是根據當時軍閥處置邵飄萍時羅列的罪名,以及根據《京報》報道分析得出;后者是最近學者根據當年報人回憶進行研究的成果。這里不一一例舉,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共產黨刊物《政治生活》,也批評邵飄萍在職業操守上的瑕疵,“邵君晚近言論的確趨于進步的。有時也發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們不能證明邵君發表此種文字時的動機若何……”;“根據北京各報所載,邵君向無定見,以金錢為轉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傳赤化嫌疑被奉軍槍斃。如此記來,似邵君素行乏檢,最近又犯軍閥,真是罪有應得,死得活該”。對邵飄萍遇難的原因又增加了幾分復雜。
在一個法制社會,一個人被判死刑,從理論上講,和他的道德與社會人際關系并沒有直接聯系。但在北洋政府時期,則完全不同,執政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好惡與判斷,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宣判反對者死刑,而羅列出的罪名只是一個幌子,一個欺騙大眾、對付輿論的借口。邵飄萍遇害就屬于后者,因此內部原因比較復雜,需要分清楚表面原因和真正原因,間接原因與直接原因,以及遠因、近因各是什么。
邵飄萍“宣傳赤化”是導致他被殺的表面原因。這也是邵飄萍被判死刑的“罪證”,這個罪證的羅列是有根據的,《京報》在1926年1月以來,報紙上刊登的關于蘇俄消息很多,而他反對章士釗,支持學生運動也是事實。關鍵是此次張宗昌、張作霖父子聯合進京,打的旗號就是“反對赤化”,并以此獲得帝國主義的金錢支持,因此更需要抓幾個、殺幾個“宣傳赤化”的人給“出資贊助者”交差。但選擇誰、不選擇誰就全憑他們自己的意志,畢竟《京報》不是刊登蘇俄消息的唯一報紙,而邵飄萍也不是支持學生運動的唯一人士。邵飄萍的被抓、被殺確有更深層原因。
得罪奉系軍閥是邵飄萍被殺的主要原因,這里面就比較復雜。實際上當時罵張作霖的不僅僅是邵飄萍和《京報》,北京的《晨報》、《世界日報》等對奉系都有微詞,但邵飄萍事前拿了奉系的錢卻不為其說話,還指責并詆毀張作霖,讓張作霖有被戲耍了的羞辱感。因此這是得罪奉系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邵飄萍與馮玉祥關系甚篤,也拿他的津貼,并在報紙上贊揚國民軍,指斥張作霖為“違反民意,妄肆野心”,“獨夫民賊”等,這又是一層仇恨。不過筆者認為導致邵飄萍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在郭松齡倒戈事件中的角色,以及郭松齡與張學良的關系。這是被很多研究者忽略的一個重要原因。
郭松齡是張作霖的心腹大將,曾為張作霖立下赫赫戰功。他與張學良關系甚好,既是張學良的老師,也是他的部下,可以說郭的決定就是張的決定。二人不僅相知,而且相諒。張學良曾說,郭松齡是對他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二人還義結金蘭;張作霖也戲言,張學良除了不能把自己的老婆給郭松齡外,有口吃的都想著他。直到晚年,張學良還感嘆道:“如果郭松齡在,我現在就不會這樣為難了;如果郭松齡在,日本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可見他對郭松齡的倚重和深情。但郭松齡和奉系內部另一實權人物楊宇霆不和,并反對張作霖舉兵入關的戰略決策,他與奉系并不十分和諧。1925年,郭松齡與夫人到日本參觀軍事,聽到張作霖正在日本購買武器,要與南方的國民軍開戰,郭松齡憤慨至極,遂決定聯絡馮玉祥共同反奉。這段歷史史學界已有詳細論述,并不是本文的討論重點。在這場關乎奉軍命運的大事變中,邵飄萍扮演了重要角色。雖然他不是最早聯絡郭松齡和馮玉祥的人,但在郭松齡回國后與馮玉祥的聯絡中,邵飄萍起到了重要作用。
邵飄萍和馮玉祥關系甚篤,曾因不凡的見識讓馮玉祥聘請他為高級軍事顧問,并得到豐厚津貼,《京報》上常有贊揚馮玉祥革命軍的文章。當郭松齡和馮玉祥決定聯合之后,他不僅在報紙上稱贊郭松齡為“人民救星”,張作霖為“馬賊”“人民公敵”,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動宣傳國民革命的形勢,大擺張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決心,與割肉飼虎的張作霖決裂”。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來于北京、天津,暗中聯絡二人。祝文秀曾回憶說,“我經常
為飄萍秘密遞送文件,往返于京津、東北等地。飄萍每次要我代他去送信時,總是先朝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后把信拿出來,告訴我送信的地點,同時叮囑我衣裝打扮要華麗一點,闊氣一點,有派頭一點,應對時要機靈一點,”“有時要我穿得樸素一點,普通一點”。當時馮玉祥駐京郊,郭松齡居天津,祝文秀經常往返于京津之間,替邵飄萍送密件。在回憶中,祝文秀雖然沒有提及信件的內容(她也不可能知道),但印證了邵飄萍在馮、郭聯合倒張事件中的作用。
1925年11月22日,馮玉祥與郭松齡簽署密約,23日郭通電反張,24日,馮玉祥也發通電,歷數張作霖的罪狀,勸他引咎下野,以謝國人。1925年12月7日,《京報》刊出一期“最近時局人物寫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說明文字為“馮玉祥將軍”、“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忠孝兩難之張學良”等以作配合宣傳。
由于郭松齡在直奉前線的關鍵時刻倒戈反張,一度使張面臨下野出走的絕境。后來郭雖然被平定,但邵飄萍已經在張作霖必除之而后快的黑名單上。當然此前張也懷“仁心”,希望用三十萬的巨款收買邵,創下舊中國最貴的言論輿論收買價格。但被邵拒絕。邵飄萍在被捕后,北京報界曾說情于張學良,希望他能本“尊重輿論”之意釋放邵,但游說未果,被捕兩天后,邵飄萍被槍殺。
張學良為什么不肯施救邵飄萍,他自己已經留下了答案。據當年上海《民國日報》報道:
“報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在某處開全體大會,討論營救方法,當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時同乘四輛汽車,赴石老娘胡同訪張學良。當經張氏接見,各代表將來意說明后,張答謂逮捕邵氏一事,老帥與吳子玉(即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并定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此時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辦邵某,并非因其記者關系,實以其宣傳赤化,流毒社會,貽誤青年,罪在不赦,礙難挽回,而事又經決定,余一人亦難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釋,并懇求張本夙昔尊重輿論之善意,將邵開釋,或永遠監禁,以保全其生命。張謂余情愿一一負荊請罪,此事實無挽回余地。各代表懇求至三小時之久,張當笑謂:余與郭松齡情誼之篤,世無倫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犧牲一己,與其私逃,但其前次舉動,余實無法援助,及出兵討郭之際,余尚致其一書,謂?爾前謂我戰術參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書,謂:?彼此此后不能復為跳舞之戲矣。?張又謂:?余對生死二字看得極透徹,其實何足關心。邵某雖死,亦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云云。?時張氏亟要赴齊燮元之預備會議,不能再談,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誼奔走各方營救,但仍無效。”
從以上的記錄中可以看出,開始的時候,張學良還以“宣傳赤化”,此事由大家集體決定作借口搪塞眾代表,但在代表再三懇請三個小時后,張終于說出了實情,“余與郭松齡情誼之篤,世無倫可比”,如果是犯了別的錯誤,張都可以和他“私逃”,但這次反叛倒戈,“余實無法援助”。如果不了解邵飄萍和此事的關系,很難理解張學良為什么突然扯到這個事情,但了解內幕的人都知道邵飄萍在此事上的角色。因此,雖然少帥與邵飄萍此前也有私交,但決沒有與郭松齡來得緊密,因此對這個“挑唆”自己的密友,反對“老帥”,而至喪掉全家性命的“教唆者”,一定要殺之以平心頭之痛。更何況,郭松齡的反奉,已經使張學良在父親面前無法交代。這可由張作霖給李景林一通電報證明。當郭松齡倒戈通電發出后,李景林也響應郭,自天津給張作霖一電請張下野,把東北交給少帥,張復李景林電說:“你如出關,我拱手相讓。我與張學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從這句話中可見張作霖痛心之深。這也是為什么張學良在關鍵的時候拒絕援手――殺邵飄萍,的確有向父親表衷心的意思。因此邵飄萍的被害,表面上是因為宣傳蘇俄、“宣傳赤化”,實際上是支持國民軍反對奉系張作霖,而直接的原因是他暗中聯絡馮玉祥和郭松齡,促成郭松齡前線倒戈,卻落得兵敗命喪的結局,而張學良與郭松齡情同師生手足、惺惺相惜,在痛惜的同時,還面臨著父親張作霖的指責,在這種情況下,他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對邵飄萍緩頰的。(王潤澤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中國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