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直補惠農政策的利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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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反思

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反思

方付建 曾潤喜

近年來，為促進農村發展、農業轉型和農民增收，中央加大了對“三農”的支持力度，涉及農業、林業、農機、教育、醫療、計生、交通等多方面的惠農政策不斷出臺。在惠農政策體系中，有一個重要模塊就是直補政策，或稱針對原子化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直補政策是中央落實“多予”方針的有效方式，有專家認為中國開始進入農業補貼時代。目前中央財政對農民的直接補貼主要包括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兩項，除了直接補貼外，中央財政對農民的補貼還有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重大技術專項補貼等。而為了保護和增加林地面積，中央財政還設置了退耕還林補貼等。

一、直補模式惠農政策的積極意義

以資金發放為特征的農業補貼政策使農民感受到了各級黨委和政府對他們的關懷，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呈現出巨大的生命力，產生了較好效果。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的好處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增加了干群關系的和諧度。農村干群矛盾在20世紀90年代不斷強化和固化，并一度成為農村矛盾的主要形態。農村干群矛盾是在鄉村干部“催糧收稅”行為與農民“反催糧收稅”的行為博弈中不斷強化的。為了完成上級政府交付的收稅這一“政治任務”以及為保障本級政府的有效運轉，鄉村干部在催糧收稅上可謂費盡心機、用盡手段，既有溫和的說教，也有威嚴的誘逼，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在不斷增加的征收與反征收的博弈中，干部與農民的矛盾不斷激化。不過，惠農政策的落實則使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加劇的農村干群矛盾得到了緩和，現在不僅不向農民征收稅費，干部還時常下鄉進行補貼資金的登記工作，在現實利益的誘惑下，有些農民現在甚至主動和干部搞好關系，因此，惠農政策一定程度上使“三農”趨于穩定。而基層干群危機的消解，也使農村不再可能成為改革發展的一個“雷區”。

二是有限度地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在上世紀80年代，由于制度改革和體制轉軌，農村生產力得到釋放，那個時期農村經濟非常活躍，農民收入增加很快，甚至超過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幅。不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糧食生產的相對過剩，由于人們對初級農產品消費的減少，這一時期農產品價格不增反降，而與農產品價格直接相關的農民的收入也不增反降，這樣的格局下，農民的相對貧困就越來越明顯，農民的相對剝奪感也日漸強烈。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仍然向農民收取“皇糧國稅”，這必然引起農民的不滿甚至反抗。而隨著農業稅的取消，惠農政策的增多，農民的收入有了緩慢增長的跡象。雖然惠農政策不能從根本上使農民致富，但惠農政策所釋放的信號是中央對農業更加支持，因此，農民的生產熱情也會增長，而這會間接增加農民收入。

三是有限度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大規模惠農政策出臺的一個重要背景是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不斷降低，因為，農民認識到從事農業種養植收益十分有限，具有經濟人理性的農民愿意選擇外出打工來增加收入。在農業種糧積極性下降的態勢下，國家的糧食安全遭遇嚴峻挑戰，農業的現代化轉型也面臨困局。而通過糧食直補、技術直補等補貼政策，則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種養植的積極性，也促進了農業技術的更新和農業生產剩余收益的相對增加。不過，由于惠農政策基本是“撒胡椒面”的形式，只是有限度地增加了農業的種植收益，因而，這一政策形態對農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是有限度的。

二、直補模式惠農政策的若干問題

雖然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有一系列好處，但從當下農村發展需要來看，惠農政策不僅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導致農村出現新的矛盾和危機，也可能影響農業發展的取向。通過調研，筆者認為不宜過分夸大惠農直補政策的效用。評價惠農直補政策，有幾個問題需要關注：

一是直補政策增加了基層政府的工作負擔。直補資金一般是每年一發，而每次發放直補資金，鄉鎮政府和村組干部都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為了使農民知悉惠農政策，鄉鎮和村組干部需要轉發兌付文件、制作宣傳資料、編制帳單表冊、走村入戶宣傳等，而為了防止直補資金的截留、漏發、多發、錯發、少發等情況，每次發放資金，鄉鎮和村組干部都需要進村入戶逐戶登記、丈量土地、核實面積、制訂賬卡、張榜公示、協調糾紛、層層報批、督查驗收等，由于這一工作直接面向原子化的農戶，因此工作量十分龐大。筆者在鄉鎮調研時了解到，某鎮2007年發放補貼時往計算機錄入各個農戶的補貼數額和相關數據，財經所十幾個人連續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為了趕進度，還請了不少鎮政府的工作人員臨時幫忙。另外，為了應付上面的各種檢查，鄉村干部還需要趕工制作各種檢查所需要的材料賬本，這些材料賬本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來編寫和制作。

筆者在農村調查，一些基層干部則反映他們一年四季都在為發放補貼作準備。在一些鄉鎮，基層干部不僅需要出工，有時還需要掏錢，據鄉（村）干部反映，每年各項惠農政策的落實過程中還需要個人墊付“三個一千元”：一千元的交通費、一千元的食宿費、一千元的電話費。鄉鎮干部也說到：搞直補，先調查登記，怕別人造假，要公示，翻來覆去，每年發錢，每年統計，很繁瑣，為發這個錢真是麻煩。某鄉鎮領導則透露：在直補發放過程中行政成本要占補貼資金的20%左右。這部分經費一般都由財力十分有限的地方政府自行承擔。

二是直補政策導致了新的不公平不和諧現象。由于歷史原因，種植面積的官方數字、民間數字和實際數字往往并不相符，這就給發放直補資金造成了障礙。在補貼發放中，不少村組出現了未種田的領補貼而種田的沒補貼的現象。有的農戶在計稅面積上種植經濟作物和其他作物也同樣得到了糧食補貼。由于婚喪嫁娶，農村人口不斷變動，但田地沒有變動，于是有些農戶只有兩口人，但領的補貼甚至比有五六口人的農戶都多。有些農戶為了增加補帖金額，就虛報田地數量，通常將申報面積擴大幾倍乃至更多，尤其在退耕還林、申報大戶補貼等方面水分較多。有些農民還有將承包地、宅基地等區域連片謊報成荒地復墾計劃，以獲取國家大量補貼資金。

筆者在調查中就有干部反映他們那里就出現了造假事件，好在后來查出來了，沒有引發大的沖突。而安徽鳳臺則上演一出樹典型騙利益騙榮譽的鬧劇：一村委會主任種田10畝謊報1060畝，層層申報，最終騙取農業部“全國種糧大戶先進個人”稱號，還騙取幾萬元的種糧大戶補貼。可以說，在惠農直補中，有很多不公平的因素，這些不公平的因素造成了一系列矛盾。另外，國家良種補貼政策往往僅限于若干良種，沒有涉及其他項目。而甘肅省是全國馬鈴薯主產區，由于國家沒有啟動馬鈴薯良種補貼項目，所以對甘肅省而言，惠農政策就隱含著不公平問題。

三是直補操作難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惠農的好處。為了讓直補資金直接發放到農民手中，各地普遍采取“一折通”的形式，即為每位農戶在當地農村信用合作社，或者在縣城農業銀行開設一個專門直補帳戶，定期將直補資金打入該帳戶。由于合鄉并鎮等原因，現在一個鄉鎮的區域面積偏大，而農村信用合作社基本只在鎮政府所在地辦公，筆者在調研中有農戶算了一筆賬：該村到鎮信用社約9公里，全是泥土路，走路來回需花2個多小時，坐車往返需要八塊錢，若坐“摩的”，來回需花30元。而自己家一年也就一百多元的補助，這樣算下來每次去取肯定劃不來。而有些退耕還林、糧食補助價款和生活補助等由農行代發，由于農行在大部分鄉鎮沒有營業網點，農民一般需要到縣城領款，這就大大增加了車費和食宿等開支。在一些地方，由于管理上的原因造成有的“一折通”農戶姓名不符、賬號不對不能及時取到款，農民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成本和精力去更改姓名、核實帳單。

四是直補政策造成了資金利用的分散化。資金直接到了農民手里，農民怎么使用這些資金由農民自己安排。不少鄉鎮干部都反映惠農直補資金效果不明顯，發給農民幾百元，除了讓農民高興一下，覺得黨和國家政策越來越好，越來越關心農民外，并沒有產生什么特別的效用，因為在當下，幾百元錢根本辦不成什么事情，農民要么存銀行要么消費了，有的甚至直接拿去打麻將輸掉了。在分散化的種田模式下，種田的收益趕不上搞副業和出外打工的收益，雖然直補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但對外出打工和搞副業的農民而言，外出打工的仍然打工，搞副業仍然搞自己的副業，這是農民的經濟理性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大多數農民是理性的，不會因為多了幾百元錢就把心思轉到種植上來。

在當下的農村，有很多公共設施需要大筆的資金來興建，如果將分散的資金匯集到一起，則會產生額外的效果。在筆者調研中，有鎮干部說道：現在國家搞新農村建設，用錢的地方多得很，如修路架橋、灌溉排澇、環境衛生等，都不是一家一戶能夠解決的，必須依靠集體來解決，私人小打小鬧的代價是龐大的，我們鎮一年幾百萬的直補資金，如果放在一起，可以干很多大事，公路、水庫這些我們早就想整修了，但就是沒有錢，如果這筆錢能統一使用，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就好搞多了。

五是直補政策助長了部分干部腐敗現象。有些地方由于缺少了一個客觀有力的監督機制，政策的惠農效果就容易“縮水”甚至改變性質。比如，某鄉就違背惠農政策，鄉鎮政府與村干部相互勾結、侵吞國家發給農民的種田補助。從2004年到2008 年國家給農民的專項補助，就沒有給農民，而個別村則領到了少部分補助。這些補助資金一般都被鄉鎮和村組干部私吞或挪用。一般而言，在補貼執行過程中都會出現“漏斗效應”，一級一級截流，最后到農民手里僅為零頭。北京一位四川籍保姆自述，家里5畝田地拿到補貼只有2元。有些基層干部不在服務群眾上多想辦法，而是在如何“弄錢”、“截流政策”上動腦筋。農業部的一項調查顯示，國家惠農資金在一些地區被克扣和截留的問題凸顯。惠農政策在基層屢屢被“打折”，貫徹執行不到位，已經影響到農民對國家惠農政策的信任。

六是直補政策觸發了政府檢查機器。為了預防和查處直補資金發放過程中的套取、截留、擠占、挪用、貪污、私分等腐敗行為，一般縣市和省級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檢查措施。比如，某區規定，為保障惠農政策落實，區政府成立了專門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在檢查、督促、整改階段抽調專人對各單位的清查工作開展全面檢查，如發現不按照區政府強農、惠農政策落實情況監督檢查工作實施方案要求完成各項部署任務的，堅決追究責任；某縣為了保證惠農政策落實，每年縣委、縣政府要組織縣委農工部、縣發改委、縣財政局、縣稅改辦，由縣紀委、縣監察局牽頭，對鄉、村兩級當年落實強農惠農政策情況開展檢查。同時，縣委辦、縣政府辦、縣紀委監察局組成聯合檢查組對縣直相關單位貫徹落實強農惠農政策情況實施檢查；某省為強化對惠農政策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省里的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則啟動了關于在全省開展惠農政策落實情況監督檢查工作的實施方案。方案規定，監督檢查工作從2008年2月份開始至8月底結束。檢查分動員部署、學習培訓階段，摸清底數、自查自糾階段，交叉檢查、督促整改階段和總結評估、深化提高階段四個大的階段。從各個地方的實踐來看，一項政策的落實，造就了一系列的檢查機構和檢查機制，而繁瑣的行政事務和高昂的行政成本則在不斷的檢查中大量增加。

七是直補政策制約了農業規模化經營。在筆者調研的鄉鎮，由于糧食生產直補政策僅對水稻面積進行直補，部分原來不種水稻或不具備種水稻條件的農戶紛紛改種水稻，不少農戶為得到水稻生產直補款，已自行退林還稻、退經還稻，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糧食作物內部的結構調整。此外，由于有了補貼，有的農戶索要原有承包地，有的將原轉包給種糧大戶的耕地轉交給自己的親屬耕種，而不愿意將承包地轉包給其他農民或種養大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也進一步強化了目前我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的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農生產方式。

三、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何處何從

雖然直補模式的政策在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發展和調和干群關系方面有一定的意義，但這項政策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其實，在政策設計中，我們需要考慮政策實施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一項政策執行的成本非常高昂而政策的收益比較有限，那么這項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值得懷疑。同時，出臺政策是為了解決問題的，如果一項政策的實施在化解某一問題時帶來了更多的衍生性關聯性的更難治理的問題和矛盾，那么，這項政策的功能和價值就值得拷問。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在執行中產生了巨大的執行成本，成為造成基層腐敗的原因之一，觸發了政府檢查機器等帶有頑疾性的新問題。因此，我們需要認真考量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

目前不少鄉鎮干部都建議變直接補貼為間接補貼，所謂間接補貼就是惠農資金不直接撥給農民，由縣市政府和鄉鎮政府支配，設立專戶，根據各個鄉鎮和各個村的惠農項目來使用這些惠農資金，惠農項目主要包括道路的整修、危房的拆建、流域的治理、垃圾的處理、水田的改造、水利的興修、社會保險的交納、娛樂場所的興建、文化活動的開展、村容村貌的保潔等。具體而言，就是用惠農資金建設文化活動中心、村民休閑中心和醫療衛生服務中心等服務設施，托兒所、敬老院和超市市場等保障設施，公交線、寬帶線、電話線、有線電視線、自來水管、排水管等基礎設施，農村改圈、改廁、改廚等生活設施，農田修復、林地保護、山體涵養、河流疏浚等生產設施。

惠農資金不直接發給農戶，就免除了繁瑣的調查、登記、發放等事項，而用這批資金建設農村公共設施，就不需要千方百計地從農民那里集資，也就不會出現直補資金發放中出現的各種不公平事件。當然，鄉鎮政府這樣建議，有自己的考慮，惠農資金留在縣市和鄉鎮政府，基層政府的資金就多了，支配能力就強了，也就更容易出現資金挪用、貪污腐敗等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我們為了發揮直補模式惠農政策的效應，就需要改進直補模式的惠農政策的設計和操作，比如，是否可以考慮減少程序，將幾種補貼整合成一種，按照一個標準補貼，補貼發放的時間也盡可能放在一起，這樣既直觀、簡單、減少工作成本又便于操作，能很快使各項惠農政策落實到戶、到人。也就是說，不應該在增加名目繁多的直補政策，政策越多越復雜，農民就越難把握，而干部尋租或腐敗的空間就更大，所以，惠農政策需要簡化、整合和歸并。

另一方面，可以將一部分直補資金和其他各種財政撥款匯總在一起，設立專門的農村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資金，對這批資金的使用，可以先有各個地方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申報設施建設和服務提供項目，然后有特定部門，或聯合多個部門來審查和審批各個申報項目，在此基礎上，確定各個地方設施和服務的是否資助以及資助金額。不過，為了防止資金出現漏洞或被截留、挪用、分解等，需要建立監督有效、信息公開、措施得力、懲罰到位的制度或機制。

作者單位:武漢市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第三篇：云南省支農惠農直補政策(精)

云南省支農惠農直補政策

2004年以來，為貫徹落實中央農業農村工作會議及中央1號文件精神，國家分別取消了農業稅和農特稅，2006年我省共減免稅金0.37億元，農民人均間接受益7.6元，同時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的直補政策。隨著中央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扶持力度不斷加大，投入不斷增加，至2008年，我省共已實施了對種糧農民農資綜合直補、種養業良種補貼、退耕還林政策補助等十二項中央支農惠農直補政策，涉及資金48.5 億元。支農惠農直補政策對促進云南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將我省現行的各項支農惠農直補政策簡要介紹如下：

一、農業直補政策

(一)對種糧農民農資綜合直補 目的：促進糧食增產，農民增收。

補貼原則：綜合核定原則、一次性直補原則、公平、公開、公正原則、簡便易行原則。

補貼范圍和對象：全省從事糧食種植的農民和國有農場職工。

測算依據：根據中央對我省的補貼資金總額，以各地2004-2006年上報的糧食播種面積、糧食產量及商品量的平均數為測算因素，采用因素法核定補貼金額。權重比例為糧食播種面積占70%、糧食總產量占20%、糧食商品量占10%。補貼方式：補貼資金通過糧食風險基金實行專戶管理，通過 “一折通”方式發放到農戶手中。補貼資金實行包干使用，當年結余結轉下年使用，超支由各地自行解決。

(二)對種糧農民良種補貼

目的：為了穩定和發展糧食生產，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補貼品種：良種水稻和雜交玉米。

補貼范圍和對象：全省從事良種水稻和雜交玉米種植的農民和國有農場職工。

補貼標準：水稻分早、中、晚三季分別進行補助，其中：早稻每畝補助10元、中稻每畝補助15元、晚稻每畝補助15元；玉米每畝補助10元。

測算依據：省農業廳根據省統計局2006年水稻、玉米種植面積的統計數據進行核實后提供給省財政廳，省財政廳年初先將當年部分補貼資金預撥到縣級財 1 政部門預付給農民，年底再按縣級農業主管部門核實的當年實際種植面積進行結算（即一年分2次兌付）。

補貼方式：按 “一折通” 的方式直接發放到農戶。(三)油菜良種補貼

目的：鼓勵農民利用冬閑田擴大“雙低”油菜種植面積，加快普及優良品種，提高單產和品質，促進長江流域油菜優勢產業帶建設。

補貼原則：政策公開、直補到戶、據實結算。

補貼范圍和對象：全省從事油菜種植的農民和國有農場職工。補助標準：10元/畝。

補貼方式：省級以全省油菜種植面積為依據下達補助資金，年終進行結算，按“一折通” 的方式直補到農戶。

(四)生豬良種補貼

目的：中央為全面提高生豬養殖水平，促進養豬業的持續發展，對使用優質精液的生豬養殖戶給予補貼。

補貼范圍及對象：在我省10個生豬養殖大縣進行試點，對試點縣使用良種豬精液開展人工授精的母豬養殖者（包括散養戶和規模養殖戶、場）進行補貼。補貼標準：在國家選定的優良品種范圍內，按每頭能繁母豬每年繁殖2胎，每胎配種20元，共計40元。

補貼方式：由縣級畜牧獸醫主管部門招標確定供精單位，供精單位向養殖戶（場）供應良種豬精液。財政部門根據審核確認的供精數量將補貼資金直撥供精單位。

(五)奶牛良種補貼

目的：為全面提高奶牛養殖水平，促進奶業的持續發展，對使用優質凍精的奶牛養殖戶給予補貼。

補貼范圍及對象：在我省20個奶牛養殖大縣進行試點，對試點縣使用良種精液的養殖戶（場）進行補貼。

補貼標準：在國家選定的優良品種范圍內，按奶水牛每頭補貼20元；荷斯坦奶牛每頭補貼30元的標準進行補貼。

補貼方式：由省組織各項目縣招標確定供精單位，供精單位向項目縣供應凍精，項目縣畜牧部門向養殖戶（場）供應補貼凍精，由農業廳根據審核確認的供精數量將補貼資金直撥到供精單位。

(六)能繁母豬補貼

目的：為保護和提高能繁母豬的生產能力，調動農民養殖母豬的積極性，促進養豬業持續健康發展，國家設立能繁母豬補貼資金。

補貼對象：飼養能繁母豬的養殖者，包括農民、企業和農場職工。補貼原則：公開透明、據實補貼、直補養殖者。

補助標準：每頭補助100元。補貼資金按照分級負擔的原則，由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共同承擔，中央財政承擔60%，地方財政承擔40%。

補貼程序：省財政廳根據省農業廳提供的2007年底經中央批復核準后的母豬存欄數安排分配補貼資金，逐級下達到州（市）、縣級財政部門，縣級財政部門根據農業部門核實的實際飼養能繁母豬數量，核定補貼資金，由鄉（鎮）政府組織將補貼情況在受益農民所在村進行張榜公示，經張榜公示并經縣級財政部門會同農業（畜牧）等有關部門核實后，由縣級財政部門發放補貼資金。

補助方式：采用“一折通”方式將補貼資金及時、直接發放到養殖者手中，暫時不具備實行“一折通”發放的，可以采取直接發放現金的方式兌現補貼資金，對養殖企業的補貼，由財政部門直接撥付企業。

(七)能繁母豬保險保費補貼

目的：為增強養豬戶抵御災害等風險的能力，建立生豬產業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穩定生豬市場供應，保障人民生活。

原則：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廣泛參與、協同推進。

保險責任：重大病害、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引起致的能繁母豬直接死亡。保險金額：按每頭1000元核定。

保費承擔比例：保費費率按6%核定，即每頭保費60元，中央及地方承擔48元，農戶承擔12元。

補貼對象：全省能繁母豬養殖戶（場）。

補貼方式：由省人保公司與省級農業主管部門簽訂統保協議，省級財政按承擔比例將補貼資金直撥到省人保公司。由縣行業主管部門與縣人保公司在責任范圍內對發生的損失進行賠付。

3(八)奶牛保險保費補貼

目的：為增強奶牛養殖戶抵御災害等風險的能力，促進奶業持續發展。保險責任：重大病害、自然災害及意外事故。保險金額：按每頭6000元核定。

保費承擔比例：保費費率按6%核定，即每頭保費360元，中央及地方承擔216元，農戶承擔144元。

補貼對象：全省奶牛養殖戶（場）。

補貼方式：由省人保公司與省級農業主管部門簽訂統保協議，省級財政按承擔比例將補貼資金直撥到省人保公司。由縣行業主管部門與縣人保公司在責任范圍內對發生的損失進行賠付。

(九)優質后備母牛補貼

目的：為穩步擴大優質后備奶牛資源，切實保護奶業發展基礎，穩定提高奶業生產能力，增加奶農收入，促進奶業持續健康發展。

補貼對象：2006享受國家奶牛良種補貼項目改良后出生的荷斯坦后備母牛。

補貼原則：政策公開、操作公正、據實補貼、直補到場（戶）

補貼標準：按每頭500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補貼。補貼資金由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共同承擔，中央財政承擔 60%，地方財政承擔40%，其中：省級財政承擔20%，州（市）、縣各承擔10%。

補貼程序：省財政廳根據農業廳提供的2005-2006年國家奶牛良種補貼產生的后備（荷斯坦）母牛測算數量安排分配補貼資金，逐級下達到州（市）、縣級財政部門，縣級財政部門根據農業（畜牧）部門核實的實際飼養優質后備母牛的數量、耳標及相關信息檔案核定補貼資金。由鄉（鎮）政府組織將補貼情況在受益養殖戶（場）所在地進行張榜公示，再經縣財政部門會同農業（畜牧）等有關部門核實，之后由縣級財政部門發放補貼資金。

補助方式：采用“一折通”方式將補貼資金及時、直接發放到養殖者手中，暫時不具備實行“一折通”發放的，可采取直接發放現金的方式兌現補貼資金。

(十)農機購置補貼

目的：為了鼓勵和支持農民使用先進適用的農業機械，推進農業機械化進程，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促進農業節本增效、農民增產增收。

補助范圍：按突出重點、兼顧區域特色，向優勢農產品重點區域作物傾斜的原則確定項目區。

補助機型的選擇：在國家公布的農機購置補貼目錄范圍內，由項目區農戶自愿選擇。

補貼對象：符合補貼條件的農民（農場職工）和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專業合作組織。

補助標準：當前使用中央資金的補貼率不超過機具價格的30%，且單機補貼額不得超過5萬元，100馬力以上大型拖拉機補貼額度提高到8萬元，10個血吸蟲病綜合防治重點縣農民購置農田作業機具按50%補貼。具體補貼標準與當年國家財政部、農業部批準為準。

申請程序及支付方式：項目區內的農民向當地鄉（鎮）或縣級農機行政主管部門報名，由縣級農業（農機）主管部門確定補貼對象后，根據農民所選擇的機型，與縣級農機主管部門簽訂購機補貼協議，經公示后，報省級農機主管部門審核批準。農戶按照購機補貼協議簽訂的時間、地點和機型向供貨方（省級確定的銷售商）提交購機補貼協議和有效身份證明復印件，并按扣除補貼金額后的機具差價交款提貨。省級根據農民的補貼合同、身份證、縣級核實的情況、供貨商的購機發票支付供貨商國家補貼資金。

二、林業直補政策

(一)退耕還林政策補助資金

目的與意義：為了加快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培育、保護和合理利用森林資源、草地資源，加快國土綠化，發揮森林蓄水保土、調節氣候、改善環境的功能，促進經濟發展。

補助范圍和對象：補貼范圍是2000年開展退耕還林試點工作以來，納入中央下達我省的退耕還林計劃，并按省下達任務實施退耕還林的縣（市、區）；補貼對象是具體實施退耕還林的農戶。

補貼品種和標準：2000年實施退耕還林工程試點后，對退耕地農戶的補助以糧食補助為主，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原糧300市斤，2002年增加了每畝每年20元的現金補助；2004年以后，退耕還林由補糧食改為直接補助現金，補助標準為每畝每年260元，包括：由中央財政承擔的每畝210元的糧食補助款，省財政承擔的每畝30元的糧食調運費，2002年增加的每畝20元的現金補助。2007年，國家安排了退耕還林補助資金，針對原退耕還林補助期滿后退耕農戶，補助標準為每畝每年補助現金105元，原每畝退耕地每年20元的現金補助繼續直接補助給退耕農戶，與管護任務掛鉤。

(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 目的與意義：為保護公益林資源，維護生態安全，用于重點公益林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

補助范圍和對象：國家重點公益林由中央財政補償，省級重點公益林有省級財政補償。

1.國家重點公益林的補助范圍是國家林業局會同財政部，按照《重點公益林區劃界定辦法》核查認定的，生態區位極為重要或生態狀況及其脆弱的公益林林地。

2.省級重點公益林的補助范圍是按照《省級公益林能夠界定區劃界定辦法》進行界定并經省林業主管部門和省財政部門核查認定的重點公益林林地。補助對象為重點公益林的所有者或經營者。重點公益林所有者或經營者為個人的，補償基金支付給個人，由個人按照合同規定承擔森林防火、林業有害生物防治、補植、撫育等管護責任；重點公益林所有者或經營者為林場、苗圃、自然保護區等國有事業單位或村集體、集體林場的，補償基金的開支范圍是：對重點公益林管護人員購買勞務、建立森林資源檔案、森林防火、林業有害生物防治、補植、撫育以及其他相關支出。

補助標準：補償基金平均標準為每年每畝5元，其中0.25元由省級財政部門列支，用于省級林業主管部門組織開展的重點公益林管護情況檢查驗收、森林火災預防以及維護林區道路的開支；4.75元直接補助給集體和個人的管護開支。

第四篇：現行糧食直補政策利弊談

現行糧食直補政策利與弊

糧食直補我們都不莫生，它的全稱是糧食直接補貼，是為進一步促進糧食生產、保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和增加農民收入，國家財政按一定的補貼標準和糧食實際種植面積，對農戶直接給予的補貼。該政策是從2004年開始的，依據是當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另外，05、06、07、08和09這幾年的一號文件當中也都涉及到了，另外還有個直補政策的實施具體辦法：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農業部、國家糧食局、中國農業發展銀行2005年《關于進一步完善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政策的意見》明確了具體補貼辦法和標準。去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開展2011年全國糧食穩定增產行動的意見》（國辦發[2011]13號）明確要求：“研究完善糧食直補的具體操作辦法，逐步加大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力度，將糧食直補與糧食播種面積、產量和交售商品糧數量掛鉤”，為進一步完善糧食直補政策，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撐。為了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精神，掌握第一手資料，全面、真實、客觀地反映我省現行糧食直補政策的執行效果，積極研究探索糧食直補與農民交售商品糧和訂單生產掛鉤的辦法，建立我省糧食產銷基本平衡和糧食安全的長效機制，去年12月份省糧食局也下發了《關于做好“進一步完善糧 食直補政策，促進農民增產增收”調研工作的通知》，接到通知以后，劉局長高度重視，多次強調要做好農民兄弟的代言人，切實搞好這次調研，按照局領導要求，我和調控科馬淑麗同志在焦書記的帶領下，在賈科長的具體指導下，于去年的12月7日-25日深入到我市具有代表性的糧食主產區——澤州縣金村鎮，對糧食直補政策有關情況進行了調研。

現在我就調研情況向大家作一簡要匯報，并就現行糧食直補政策的利與弊和大家共同學習。我們在澤州縣糧食局、金村鎮黨委、政府的配合下，認真聽取了縣、鎮有關部門的情況匯報，召開了鎮機關干部職工、鎮和村干部、種糧大戶、糧食經紀人、售糧大戶、國有糧站、加工企業等不同群體參加的座談會，通過發放調查問卷等形式了解調研內容，并與縣、鎮等部門領導就糧食直補政策，促進農民增產增收，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等情況進行深入分析和交流探討。

首先我介紹一下金村鎮基本情況

（一）農業發展現狀

該鎮是一個農業大鎮，現有人口50992人，其中城鎮人口5038人，農村人口45954人，耕地面積8.7萬畝。糧食種類以小麥為主、品質優良。近年來，堅持改善農業基礎條件，調整品種品質結構，狠抓優質糧食生產，糧田面積保持相對穩定，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糧食總產保持相對較高的水平。耕作實行一 年兩作：小麥——復播豆子為主。2011年小麥播種面積5.7萬畝，玉米播種面積0.5萬畝，小麥收獲后復播豆子5萬畝，果園桑園等經濟類作物面積3000畝，西瓜蔬菜及其他經濟作物種植面積4000畝。

（二）糧食生產區域優勢

該鎮毗鄰市區，水資源較為豐富，土地由平地、丘陵組成，耕地面積遼闊，以生產小麥、玉米、小雜糧為主，是澤州縣小麥主產區和小雜糧生產的主要基地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在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的情況下，糧食總產實現穩定增產，連續幾年保持在較高水平。作物品種不斷優化，特別是澤州縣原種場在其境內，為該鎮優良品種的推廣具有明顯優勢，為糧食增產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種糧農民直補面積的核定情況

該鎮直補面積核定以村為單位，由村委會登記、核定、公示無異議后上報鎮政府。直補面積的核定方式有兩種：一是根據每戶實際種植面積登記上報；二是按照二輪土地承包面積登記上報。農村流轉土地承包的農戶自由流轉的補貼有的是耕種者享受，有的是原二輪土地承包者享受；村集體流轉土地的大部分由村集體享受補貼資金，少數村由農戶享受補貼資金。

二、調查基本情況

1.被調查人員基本情況。從性別來看，男性37人，占74%（包括入選全國糧食生產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推薦對象全國種糧售糧大戶1人——金村鎮霍秀村田義成），女性13人占26%，； 從文化程度來看，大專以上11人，占22%；高中（中專）23人，占46%；初中9人，占18%；小學6人，占12%；文盲半文盲1人占2%。

2.在對糧食直補政策的認知度調查中：43人選擇了直補有必要，占86%；4人選擇了直補沒必要，占8%；3人選擇了說不清，占6%。

3.在對直補資金的主要用途調查中：5人選擇了日常消費，占10%；43人選擇了購買種子、化肥等農資，占86%；2人選擇了說不清，占4%。

4.在對直補資金對年均收入的影響調查中：15人選擇了有直接影響，占30%；30人選擇了有影響，但影響不大，占60%；5人選擇了無所謂，占10%。

5.在對種糧的主要目的調查中：19人選擇了口糧，占38%；8人選擇了增加收入，占16%；23人選擇了爭取直補資金，占46%。

6.在對您認為如何才能提高種糧積極性調查中：36人選擇了按種糧面積給予補貼，占72%；10人選擇了按出售商品糧數量給予補貼，占20%；4人選擇了提高補貼標準，占8%。

7.在對您認為如何增加糧食產量調查中：32人選擇采用優良品種，占64%；11人選擇了提高糧食價格，占22%；3人選擇了增加種植面積，占6%；4人選擇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占8%。

8.在對糧食出售情況調查中：14人選擇售糧比例為90%以上，占28%；16人選擇了售糧比例60%以上，占32%；20人選擇了售糧比例30%，占40%。9.在對售糧方式調查中：21人選擇售給國有糧站，占42%；23人選擇了售給經紀人，占46%；6人選擇了售給糧食加工企業，占12%。

10．在對直補資金發放方式調查中：23人選擇收糧企業出具憑證，財政部門審核后用“一卡通”直接付給交糧農戶，占46%；6人選擇了企業按交售商品糧數量先付給售糧農戶，財政部門再與企業結算，占12%；21人選擇了以上兩種辦法都可以，占42%。

三、落實糧食直補政策情況

通過深入縣、鎮、村調研，糧食直補政策的成效是顯著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提高了農民種糧積極性

糧食直補政策的落實，使農民深切感受到黨中央、國務院對種糧農民的關懷和糧食生產的重視。實施糧食直補政策的同時，國家還陸續出臺了良種補貼、農機補貼、減免農業稅、最低收購價等一系列促進糧食生產的措施。這些政策措施的落實，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不少地區出現了農民搶農時、增投入，主動擴大糧食生產的現象。糧食直補資金的發放，激發了廣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基層干部反映，過去撂荒地能占耕地面積的5%左右，現在幾乎沒有撂荒現象。

（二）增加了種糧農民收入

從2004年起，糧食補貼范圍不斷擴大、綜合補貼標準不斷提高，補貼資金逐年增加。農民現金收入快速增長，糧食直補是 種糧農民增收的因素之一。統計測算，2004年種糧補貼為10元/畝，2010年種糧補貼為108元/畝，年均增長比例為140%； 2004年全鎮人均種糧收入為1175元，2010年則為2352元，年均增長比例為14.3%；2010年，全鎮糧食直補、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資金達640.65萬元，僅此一項全鎮農民年人均受惠110多元。

（三）促進了糧食生產

2004年澤州縣（為什么說到澤州縣呢，是因為金村鎮統計站沒有這方面的數據，所以現在介紹的這個數據是澤州縣統計局的官方數據）糧食產量合計49579萬斤，2010年糧食產量為128111萬斤，年均增長比例為22.6%。糧食產量的連年增長，我們應該歸結于近年來還是比較風調雨順，或是政府夸大了糧食產量，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在調查中發現，農村的青壯年大都外出務工，留下來種田的都是老弱病殘，為什么大家不愿意種地，而產量連年增長呢，所以我認為這個數據是不切實際的。

四、現行糧食直補政策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國家實行糧食直補政策，對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在具體執行操作中，補貼方式、標準、補貼對象上還存在一些問題，直接影響政策效應的充分發揮。主要表現為：

（一）現行的直補政策有悖于國家提高糧食補帖效率的政策意圖。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都指出，“把通過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改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切實保護種糧農民的利益。國家將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部分資金，用于主產區種糧農民的補貼。所以，按照種糧面積進行補貼”，既不符合政策要求，也不符合“糧食風險基金”專款專用的原則。人民論壇《千人問卷》調查組公布的《當前農民對糧價的深層心理感受》調查卻顯示：66.4%的農民認為糧食價格太低,81.5%的農民不滿意種糧帶來的收入。為什么“糧價漲了,取消了農業稅，又給予了各項補貼，農民為何仍然不愿種糧?糧農收入為何仍然低下?” 中國工程院院士、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2008年接受記者采訪時就對現行的糧食直補政策進行了批評，他認為，“這個補貼一個是(量)不大，另外沒補到點子上。”袁隆平說，目前農民種糧效益很低，甚至于虧本，哪有積極性呢?他認為政府現有的支農惠農政策非常好，但還需要改進。現在是按面積來算補貼，一畝田補幾十塊錢，種得好，種得壞，不種，都要給錢補貼，拿了補貼隨便種也是那么多錢。他認為應將政策補貼政策改變一下，不以面積來算，改以賣給國家量是多少來進行補貼。你賣給國家多少糧，我就跟你補多少，盡量多補。他認為，“國家按交糧量直補給糧農不失為平衡糧價與農民收入的好方法”。

（二）僅以種植面積為根據進行面積補貼，難以刺激農民多種糧。現行糧食直補方式主要按農民分田到戶的耕地面積進行補貼。不考慮種植品種的區別、產量的大小、產品級別的高低、科技投入水平的差異，勢必挫傷種糧農民的積極性，“種多種少一 個樣”，不利于糧田面積的穩定和糧食生產能力的提高。而不與實際流轉面積直接掛鉤的補貼方式，還極易出現“按畝分錢”現象。

（三）不按收益面積補貼，難以刺激農民多產糧。種一季與種雙季、粗放種植與精耕細作同樣得到相當補貼，不能體現糧食產量、質量高低，不利于耕地利用，不利于新品種、新技術推廣。“種好種差一個樣”，甚至出現“兩少一多”：即雙季種植面積減少，育苗移栽面積減少，撒播和免耕面積增多。

（四）不按實際面積補貼，難以刺激基層政府多抓糧。糧食直補資金額度由基層政府按照以前核定的種糧面積基數上報確定，多年來一直未作調整，對縣鄉政府來說，糧食直補政策執行的結果是“抓多抓少一個樣”，不管糧食種了多少，上級補貼沒有減少，缺乏抓糧的積極性。

（五）“存、取”矛盾在不斷加大，信用社和農民皆不滿意。農民受經濟困難、文化水平不高、認識能力較低的制約，對糧補款支取變現欲望強烈，在聽到別的省或其他地方糧食補貼已經發放后經常要到信用社領錢。在“一卡通”發放和糧補款領取期間，信用社門口經常出現擠兌存款的現象，既擾亂了信用社正常的工作秩序，又混淆了視聽，以致一些不明真相的客戶盲目跟風，也加入到擠兌糧補款的隊列中支取定期儲蓄存款。而鄉鎮上僅有一個服務窗口，只有幾個工作人員。他們本身具有極其龐雜的業務，而現在一年突然增加幾萬筆業務，且大多數集中在一段時間內完成，難以避免地導致部分信用社工作人員態度及服務質量較差，農民和信用社工作人員產生了不必要的矛盾。另外，群眾領取糧補資金要排很長時間的隊，有時甚至影響了當地的交通。

（六）糧食補貼種類多，對象分散，工作成本高。現行的糧食補貼有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等，都需按戶發放，并且時間不一致，而財政撥一筆款發放一筆款，并且要在規定時間內把這些補貼一分不差的發放到農戶手中，任務重、難度大、成本高，造成人、財、物的極大浪費，加大了兌付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

（七）不利于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掌握糧源。享受“糧食直補”與否，與種不種糧、賣不賣糧食給國家都沒有任何關系，使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收購糧食失去抓手。

五、農民對糧食政策的反映和建議

與其說是農民的建議，不如說是我們的建議，是我們站在糧食工作者的立場上提出的，其實現行的糧食直補政策，基本和我們糧食部門不掛鉤, 我們從調研中得知農民的要求就是增加補貼，提高糧價，而對縣鄉政府工作人員來說，則認為國家的這一系列補貼，除給他們增加了工作負擔外，他們也沒有得到更多的實惠，我能感覺出他們對這項工作很不滿意。接下來大家聽一下我們這些建議是否合理。

（一）取消普惠式補貼，實行動態糧食綜合直補方式。一方面，對直補資金實行動態管理。根據“種糧有補，不種不補，多種多補，少種少補”的原則，建議以實際耕種者的種糧面積和出售糧食數量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即以種糧面積為補貼基礎，再以 出售糧食的數量進行二次補貼。另一方面，規范糧食直補資金發放渠道和方法。各縣（區）糧食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發給種糧農民售糧通知書，糧食收儲企業一律憑農戶的售糧通知書收購。在實際發放直補款時，實行“錢糧掛鉤”模式，財政部門憑農戶向國有糧食收購企業交售糧食的數量、品質結算憑證，核發糧食銷售補貼。對產量高的實行多補貼，品質優、質量好的按不同等級設計不同的補貼標準。在操作方式上，要按照國家規定的糧食產量、品質、質量設計的糧食補貼標準測算糧食直補資金，經糧食、質監等部門審核后，財政局根據種糧面積憑證和出售糧食數量結算憑證向農戶核發直補款。收購結算專用憑證由財政統一監制，縣（區）糧食行政部門統一印制發放使用，并嚴格管理監督憑證的使用。

（二）逐步提高糧食直補標準。目前糧食直補標準過低，不能改變糧食與經濟作物之間的價格懸殊，農民不會因為糧食直補而改變種植。為此，我們建議：“根據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和用于直補部分的糧食風險基金數額，結合市場糧食價格水平和農民種糧成本加適當的收益，逐年分別提高種糧面積和每50公斤商品糧的補貼標準。充分發揮糧食風險基金的調節作用，根據市場糧價和農民種糧效益適當調節補貼標準”。針對這個問題，也是在本月的3月8日，記者就如何保護農民利益問題采訪了袁隆平院士，他認為政府以高的價格來收購農民糧食，以平價來供應市場，這樣既不會因為糧食漲價而造成其他的物價上漲，另外又可以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來提高他們的基本生活。我想袁隆平院士的建議更具可行性。

（三）建立健全糧食直補監督制約機制。一是建立和完善政府監督機制。上級政府糧食部門每年要會同農業部門對種糧面積進行一次抽查，按抽查相符比率撥付本補貼資金，并建立獎懲機制，對上報數據真實的地方要給予獎勵，在調查中發現上報數據與調查數據不符的，要嚴肅查處；二是建立和完善糧食直補考核機制。制定糧食直補工作目標管理考核辦法，明確各產糧區糧食種植面積、產量、商品糧率等考核指標任務，將糧食生產責任層層分解落實到鄉鎮、村，將種植任務落實到農戶、到田地；落實糧食生產行政首長負責制，將糧食直補工作和糧食生產納入各級黨委政府年終綜合考核及黨政主要負責人政績考核范疇；三是建立和完善群眾監督機制。對補貼的計算依據和標準、發放的方式和時間、發放到每戶的補貼數額，及時、清楚地向廣大農戶張榜公布，真正做到“多種多補、少種少補、不種不補”。

（四）明確土地流轉后補貼資金的發放辦法。隨著農業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農村土地流轉面越來越大。在這次糧食直補中，據了解，有2％多的農戶轉包了土地。由于轉包了土地的農戶大都外出打工，所以全縣糧食直補工作結束后，這部分補貼資金都放在鄉財政所或鄉財務管理中心，等他們返回時再兌付。對此，耕種的人意見很大，他們認為糧食直補資金應該兌現給種糧人。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把直補資金不發給轉包后的承包人，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也不利于土地流轉。

結束語：本月3月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我們的溫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繼續開展糧食穩定增產行動，穩定糧食種植面積，著力提高單產。引導農民調整結構，擴大緊缺、優質農產品生產，支持蔬菜、肉蛋奶、水產品等生產。農業補貼要繼續增加總量，提高標準，擴大范圍，完善機制，新增補貼重點向種養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各種生產服務組織傾斜。勿庸臵疑，隨著黨中央、國務院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政府一定會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一定會落在實處。農民生活一定會越來越好。

第五篇：糧食直補政策(農網)

糧食直補政策

糧食直補就是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是國家為了充分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保障國家糧食生產安全，促進農民增收、糧食增產、農業增效，而實行的對種植糧食作物的農民直接補貼政策。糧食直補資金來源于糧食風險基金，是原來在糧食風險基金中安排的補貼給流通環節的錢，國家通過改革把它直接補到農民手里，也就是把原來的暗補直接變成明補。這部分資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中央拿大頭。國家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也是從2004年開始全面鋪開的。至今已實施了八年。目前，全市農民每年得到國家糧食直補資金達3.5億元。

2004年以前，國家一方面在生產環節領域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等投入，促進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在流通環節方面給予政策支持，促進糧食有序流通，保護好種糧農民利益，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在流通流通環節，國家每年都支付大量糧食補貼，支持糧食的收購和存儲等，通過補貼流通環節間接地補貼農民，保護好農民利益。這種補貼方式與當時的經濟體制和糧食流通體制密切相關，對貫徹落實好“按保護價敞開收購”政策，穩定糧食生產與供求、緩解農民“賣糧難”等，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糧食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其弊端也日漸突出，主 1

要是：

1、種糧農民難以完全享受到政策實惠。

2、財政補貼效率較低。

3、糧食流通不暢。

4、國有糧食企業缺乏改革壓力和動力。

在這個大背景下，國家從2000年提出糧食直補的政策構想，到2004年全國實施，用了五個年頭，先后經歷了改革方案醞釀（2000－2001年）、試點（2002－2003年）和全面推廣三個發展階段。

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財政部開始醞釀研究糧食直補方案。在認真調研的基礎上，2001年3月24日，財政部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完善糧改政策的建議》，提出了改革糧食補貼方式、實行對農民直補的初步設想，建議“完善糧改政策”、“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建立“一個簡便的、農民看得見好處的，直接對農民的調控手段”。

2001年國務院28號文件同意進行糧食直補試點。在財政部統一部署和指導下，2002年，安徽、吉林、湖南、湖北、河南、遼寧、內蒙古、江西、河北等糧食主產區進行了糧食補貼方式改革試點，對不同的補貼方式，選擇不同的縣區進行試點。

2003年10月28日，國務院召開的農業和糧食工作會議決定，從2004年起，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糧食直補，要從糧食風險基金中安排不少于100億元的資金，主要用于對主產區種糧農民的補貼。2004年3月23日，在國務院召開的全

國農業及糧食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對糧食直補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盡可能在春播之前兌現部分補貼資金，全部補貼資金要在上半年基本兌現到農戶”的直補工作任務，糧食直補工作全面推廣開來。

自從2004年糧食直補制度全面推廣以來，總體進行得比較順利，得到了各個方面的認同和肯定。糧食直補取得了顯著成效，對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倒逼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穩定民心等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一）糧食直補數額的核定和分配辦法。首先，核定糧食商品量。省對市（州）、縣（市、區）以農村稅費改革時核定的1994-1998年5年計稅常產為基數，扣除人均300公斤自留量，計算糧食商品量；城區糧食商品量的計算，在扣除自留量后，再扣除1994-1998年5年蔬菜平均產量（按蔬菜產量占糧食總產的比重，即25%計算）。城區鄉（鎮）蔬菜的扣除比例由區政府根據各鄉（鎮）蔬菜實際種植情況確定；國有農場糧食商品量，按2004年省核定的補貼面積和稅費改革時確定的市州、縣區平均計稅單產、糧食商品率核定。其次，用全省補貼資金總額、全省糧食商品量計算出全省斤糧補貼標準。在此基礎上，通過各地糧食商品量和全省斤糧補貼標準計算出市州、縣區及國有農場補貼數額。市縣（區）按照全省以上核定辦法，將補貼資金核定分解到鄉鎮。鄉鎮對農戶按計稅面積（第二次稅改時確認的數）核定補貼資金

數額。

（二）補貼資金的管理和發放。糧食直補資金實行專戶管理，專款專用。省、市、縣（區）財政部門在同級農發行開設的糧食風險基金專戶下設立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專帳，對直補資金實行單獨核算。鄉鎮財政所在鄉鎮所在地農村信用合作社開設“糧食直補資金”專戶，辦理補貼資金的收支業務。糧食直補資金由省直接撥付到市、縣；城區補貼數額，由市撥付到區。直補資金發放由鄉鎮財政所通過農村信用社具體操作，財政所根據計稅面積編制直補資金花名冊，張榜公布后抄送信用社，信用社根據花名冊打印各農戶存折，并將其資金存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