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葉 檀：統計造假是中國經濟腹心之疾

2012-4-16 解放日報

虛假的統計數據是中國經濟的腹心之疾。

4月9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局務會議上稱，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是統計領域最大的腐敗，是對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響，堅決懲治和積極預防在統計上弄虛作假是統計系統廉政建設的首要任務。這是國家統計局長今年以來第四次公開強調預防和嚴懲統計數據造假行為。今年2月14日，馬建堂發表公開信，要求企業對任何暗示、授意甚至強令企業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統計資料的行為，應堅決予以抵制，并積極進行舉報。

呼吁與號召無法根絕虛假的統計數據。目前的主流看法是，GDP等數據造假源出政績考核，因此只要把GDP與政績脫鉤，萬事大吉。民進湖北省委副主委、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表示，關鍵問題在于政績考核體制沒有改變，“數字出官，官出數據”的循環依然存在，地方官員干預統計數據的現象屢禁不止。這需要改變政績與GDP掛鉤的制度，讓地方行政官員擺脫GDP數據的束縛，而代之以幸福指數或者和諧指數，某些地方官員干預數據的現象才有可能逐步減少。

此語未深入核心，假設政績與幸福指數、與環保指數掛鉤，我們怎么能夠保證地方政府不會在幸福指數等統計上弄虛作假？如果對地方政府的考核失去了一切統計數據的依據，所謂的考核也就成為盲人摸象。

葉青認為，目前地方政府干預統計數據的另一重原因是，由于去年國家統計局沒有實行“一套表”互聯網直報，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門擔心數字出現大變故，擔心影響政績。這話非常直白，聯網直報之前之后的數據相差過大，此前的數據真實性會受到質疑，由此推論開去，建立在這一套統計數據上的經濟決策也就不那么靠譜，進一步說，建立在這套統計數據之上的所市場決策科學性也就

存疑。如果決策者在半真半假的數據中制訂政策，政策的科學性也就被打了折扣。

關鍵是統計數據的真實性。為防止統計弄虛作假必須從源頭杜絕，國家統計局在技術手段上進行了改進，即全國70萬家“三上”企業和房地產開發經營企業，通過互聯網直接向國家數據中心或國家認定的省級數據中心所送統計數據，如此不必層層匯總，可以避免數據受到干擾。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媒體曝光的一連串造假現象顯示，運用技術手段無法改變造假激勵機制，媒體所披露的案例包括：2月21日，重慶永川區政府被曝印發文件要求企業直報數據須經相關部門審批方可上網報送；3月20日，山西河津市統計局被曝個別工作人員向企業發送數據資料，要求企業按此數據報送；4月6日，甘肅玉門市政府被曝發文要求企業聯網直報報表須送審后再上報；4月6日，福建建甌市被曝發文要求企業送審報表數據通過后，才能網上直報。技術手段改進無法杜絕造假。打個比方，運用聯網直報杜絕統計數據造假，如同在防火墻上涂了一層金漆，中看不中用。

毫無疑問，我國必須從模糊管理走向數目字管理，較為精確的數目字管理是建立現代社會的基礎條件。統計數據必須隨著時代變遷進行變革，以符合時代的需求。我國的統計數據不僅需要隨著時代進行變革，更要因地制宜，建立成本低廉而有效的數據監管體系。

以美國的GDP改進而論，據2002年《統計研究》第7期《GDP——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這一論文，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進入嚴重的通貨膨脹期，此時，制定貶值和收益率的概念成了嚴重的問題，美國商務部成功地開發了像資本消費、津貼調整等解決辦法，有效地規范了整個系統，而且非常有效。幾年后，他們引入對電腦進行享樂消費價調整辦法。而更近些時候，他們在GDP帳戶中引進了鏈型調價方法。在有更好的GDP數據反映整體經濟溫度之前，我們要做的不是拋棄GDP，而是校正體溫計，讓體溫計更加準確。

在中國保障統計數據的準確性需要因地制宜，一要改變目前的統計人員聽命于地方政府的辦法，實行垂直管理。間地方統計局與當地政府脫鉤，經費、人員編制、領導任命都國家或省一級垂直管理；如此，可以做到統計數據在公布之前的保密性。

而在統計方法上，在計算地方GDP的過程中，不僅測算流量，更要測算存量財富，測算綠色GDP，以企業計算資產收益率的辦法來考核地方政府，為獲取一定量的GDP所付出的資金、環境以及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成本。如此，不僅能夠了解當地的經濟發展速度，更能了解經濟發展背后的代價，所支付的成本。考核也就公平得多。

務實的思維與創新的辦法，才能解決中國所面對的誠信缺失等根本性問題。如果發生問題，發生數據造假，就拋棄目前的統計，甚至全盤拋棄目前的統計體制，無異于因噎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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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統計造假

日前，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局務會議上稱，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是統計領域最大的腐敗，是對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響，堅決懲治和積極預防在統計上弄虛作假是統計系統廉政建設的首要任務。據統計，這是今年以來馬建堂第四次公開強調預防和嚴懲統計數據造假行為（4月10日《新京報》）。

多年以來，統計工作中的弄虛作假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在不少地方，“層層作假，級級糊弄，按需捏數，皆大歡喜”已成為通行做法和不公開的事實。2005年，媒體曾披露，2004年各省區市上報的全年GDP匯總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了3.9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達26582億元！

我國《統計法》規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體工商戶等統計調查對象，必須依照本法和國家規定，如實提供統計資料，不得虛報、瞞報、拒報、遲報，不得偽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人對統計機構和統計人員依照本法和統計制度提供的統計資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人不得強令或者授意統計機構、統計人員篡改統計資料或者編造虛假數據”。由此可知，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是，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試法呢？原因不外乎兩個：

一是與干部的政績考核體制有關。目前我們考核干部往往是以經濟數字的GDP論英雄，這種用人導向無形中鼓勵了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政績不夠數字來湊”。同時，下級多出數字、多出政績對上級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上級即使知道報上來的數字有水分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的還授意、指示虛報統計數據，甚至直接篡改基層上報的統計數據，共同從“摻水”數字里受益。有“一副對聯”揭示了這一現象的本質。

二是在懲罰上缺少剛性。和一切造假手段相比，數字造假成本低廉，對“數字謊言”的懲罰往往比較溫和，一般無非是整改或內部通報。曾有人大代表在“兩會”上指出：“與價格法、會計法、稅法相比，《統計法》簡直不叫法，是‘水法’、‘豆腐法’。說統計法很“水”，是指在懲罰上規定得太有彈性、太缺少剛性。比如，《統計法》規定：“對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統計違法，若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時至今日，鮮有報道官員因為數字造假而蹲大獄的。而一旦謊言順利通過，那么獲得的利益卻異常可觀。

統計數字，是衡量和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國民經濟與社會事業發展狀況的晴雨表，因此它必須是真實的。統計數字注水敗壞了黨風，影響了民風，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絕不能等閑視之。改變這一現象，不僅要用重典，依法追究虛報數字的干部，包括追究上級對下一級所報數字的失察責任，更要改變干部考核重指標輕實績、重數字輕質量的傳統方法，建立一套綜合性政績考核制度。選拔任用干部不但要看到短期顯現出的數字政績，也要看到較長時期后才能顯現效果的非數字政績，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少統計數據注水的現象，防止統計腐敗。(4)

必須承認，數字，對于科學研究來說，固然最有論證力；對于工作成效來說，當然最有說服力；對于社會發展來說，自然最有雄辯力。曾幾何時，數字在各級機關干部下基層活動中充當了“報賬”的主角。大凡談到“服務群眾”的成績，毫不例外的必定是多少名干部深入村鎮，召開各類座談會多少個，走訪慰問困難群眾多少戶，接待群眾多少人，幫助解決問題多少項，撰寫調研報告多少篇云云。事實上，太多、太濫、太過單一的“數字化”手段，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當前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乏力，看了、聽了常常讓人心里不是滋味。

領導就是服務，干部理應奔波于群眾的冷暖疾苦之中，否則便是失職。下基層重要的不是身到，而是心到。前不久，一位省委書記撰文指出：“純潔的作風實踐源于真心把群眾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來看待。在村里住多少天不是衡量作風好壞的標準，沒有在思想上確立起正確的群眾觀點，下鄉駐村100天也難以奏效。”這話一針見血，劍指干部作風上的弊端。

數字是“涼”的，在親民惠民上“報賬”數字太多，證明力強了但情份淡了，難免施恩于民的感覺。本來屬份內之事，竟弄得跟“施舍”似的，怎么能讓老百姓愉快地接受。試想一下，黨員干部常講群眾是“衣食父母”，有幾個做“子女”的，會把為父母買了幾套衣服、交了多少藥費天天掛在嘴上？常講自己是“人民公仆”，有幾個做“仆人”的，會把為主人做了幾頓飯菜、擦了多少地板時時擺譜表功？

同樣是做好事，心境心態不同，效果是不一樣的。雷鋒做好事從來不留姓名、不圖回報，但他走了以后，全國人民都記得他、傳頌他。“中國首善”陳光標近年來共計捐資達10多億元，其高調、張揚的慈善行為，卻引來社會的廣泛爭議，被媒體稱為“暴力慈善”。兩者個中的差異，值得人們深思。

還要看到，官場上“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現象飽受詬病。歷年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上報到國家統計局的GDP匯總，要比國家核算的平均多20%左右，省以下情況則更甚。國家統計局的一個負責人曾說，這是一個“歷史頑癥”。在“政績意識”的驅使下，誰能保證那些“親民數字”，不是“適度推算、合理想象”的產物？！

有道是“用手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完；用腦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好；用心做事，可以把事情做優。”黨員干部潛心謀事、實心干事，才能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基層群眾的滿意度和口碑，才是各級機關工作成效的最好“注解”。

4月10日媒體報道,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日前在局務會議上稱,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是統計領域最大的腐敗,是對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響,堅決懲治和積極預防在統計上弄虛作假,是統計系統廉政建設的首要任務。這是今年以來馬建堂第四次公開強調預防和嚴懲統計數據造假行為。

作為一個國家誠信的象征、決策科學的保障,真實性是統計數據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近年來,從工資、就業“被增長”,到CPI、房價“被下降”,再到地方GDP總和屢超全國數據,統計數據的失真、注水備受詬病。統計數據造假,不僅直接影響部門決策,更透支了政府公信力。2010年《小康》雜志進行的一次調查中,27.5%的受訪者表示“寧愿相信自己的感覺,也不信任統計部門的數據”。

統計數據弄虛作假,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利益從中作祟。媒體調查發現,目前全國仍有不少市、縣、區通過成立“統計改革小組”或印發文件的方式,對企業直報數據采取行政干預。甚至有地方政府運作與直報數據并行的另一套匯總數據,實施數據雙軌制。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3月份設立曝光臺,首次曝光重慶永川區和山西河津市干預企業獨立上報數據、涉嫌違反統計法的行為。

為避免地方干預,有專家不斷呼吁統計部門垂直管理。然而,垂直管理并非靈丹妙藥。統計部門可以把人、財、物收歸己有,卻不能完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失去了行政權力,一些地方官員可以轉而運用公關手段,拉攏腐蝕統計部門。從另一個角度講,統計的原始數據需要地方各行各業及相關職能部門作基礎性采集,一旦源頭摻假,統計數據就不可能真實。顯然,僅靠統計系統管理體制作橫向縱向調整,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地方利益干預統計數據造假,關鍵是官員的考核評價機制存在問題,陷入“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怪圈。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在阜陽任職時,親自將GDP增長率修改為年均增長22%,盡管實際年均增長僅為4.7%,王懷忠卻步步高升。“五毒書記”張二江擔任丹江口市市長3年間,該市GDP、財政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虛報,其本人卻仕途順利。只要弄虛作假能換來更大的烏紗帽,有的官員就對統計數據虎視眈眈。

在激勵足夠大的情況下,單就不當行為本身進行約束往往事倍功半。因此,要想從根本上遏制統計造假,就必須改革官員績效考核機制,注重實績,吸納民意,破除“數字出官”。只有不再讓官員僅憑統計數據甚至是造假數據就能獲得升遷,才能徹底斬斷地方政府干預的利益沖動,還統計一個風清氣正。(張楓逸)

如今的統計工作獨立性不強，極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終演變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一張“政績單”。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看，由于統計數據的失真，真實反映經濟情況的可能性亦減弱，對決策部門研判整體經濟形勢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擾.統計數據造假揭秘：統計局制定數據交企業填報

2012年04月05日01:40每日經濟新聞[微博]我要評論(1816)字號：T|T

變味的數據審核

實際上，這種“數據由統計部門說了算”的造假方式，在地方上已是見慣不怪。

另有華北某縣的企業統計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他們這月是零填報，沒有產值，只是季報人員工資按實際情況報的。

她稱，“在季報和年報時，地方統計局要求按他的數據，這兩個月都是自己填報。”

根據這位統計員的說法，當地統計年報的具體數據是由當地統計局制定的，然后交由每家企業分別進行填報，每家企業的產值數據不一。

4月1日，記者獲得了東北某市2011年四個季度的能源數據反饋統計，這些數據反饋的對象是市轄之內所有符合條件的企業。

在這份所謂的反饋表中，翔實地標明了每家工業企業能源購進、消費與庫存情況，尤其重要的是，補充材料中，還規定了企業產值的具體數額，比如上年同期綜合能源消費量、工業總產值（當年價）、電力消費合計、本期綜合能源消費量、本期工業總產值等等。

據當地統計局工作人員介紹，這些數據是每個季度企業填報的一個標準，總體上只能增不能減，通過這種方式保持數據的穩定。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該市多家企業的統計人員了解到，與文前記者所調查的地方造假略有不同的是，當地統計局是直接給企業發傳真“反饋”數據，而不是郵件。雖然更為隱蔽一些，但是造假路徑基本相似。一家制衣公司的統計員向記者表示，“我都不關心數據的高低與否了，反正統計局給什么數我就填什么數。”

清明節前的一周里，是各地統計部門最忙碌的時間。按照要求，3月份的統計數據要在這段時間進行聯網直報，即由企業通過網絡直接向國家統計局報送。

但是，根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調查，在企業填報數據的過程中，當地統計局的“審核”成了最為重要的工作環節。

“某企業已上報完畢，請審核。”這是地方統計系統內部的常用句式。統計部門將數據提前下發之后，企業最終的填報，還需要統計部門予以“把關”。

多位企業統計人員及地方統計官員介紹，這么做就是要確保統計局規定的數據準確無誤地由企業進行聯網直報，每個數據都很重要。

根據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的要求，聯網直報需要企業直接向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心報送，地方統計部門只能

在線審核、匯總數據，沒有改動數據的權利。

然而，這樣的審核已經變了味，當地統計部門指使企業從源頭上造假，如此保證行政干涉數據的最終實現。

都是GDP考核惹的禍？

3月30日下午，東南某縣統計局一名工作人員給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打來電話說，剛剛領導指示，要求統計數據翻倍增長。

據了解，當天省里相關統計官員去該縣調研，指出當地的經濟數據拖了市里的后腿，市里要求一定要爭取省里靠前的排名。

該統計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自己剛剛匯總本市限額以上的企業，統計發現增長的幅度為-25%，原因是有三家當地很大的企業今年停業了。

她無奈地說，“現在的數字都是微型企業在撐著，但越到后面就會越離譜，上報的數字是一個月幾百萬的業務，不是在大城市的話，這絕對不可能。”

經濟數據增長排名的做法，在該省始于去年10月份。在她看來，正是這一事關地方“臉面”的問題，使得當地競相追逐榜單上面的成績。

同時，在今年新增的服務業企業一套表的聯網直報中，由于當地事關“七項考評體系”（經濟發展、資源節約和環保、固定資產投資等），地方上不得已造假。

這位地方統計局工作人員坦言，如今的統計工作獨立性不強，極大地受到了行政干涉，最終演變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一張“政績單”。

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看，由于統計數據的失真，真實反映經濟情況的可能性亦減弱，對決策部門研判整體經濟形勢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擾。

今年在全國開始啟動的 “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初衷是杜絕“注水”統計數據的產生，但根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調查，該制度實施以來效果并不如意。

3月23日，國家統計局在全國召開企業一套表視頻工作會議，會上，國家統計局劃下四條紅線，以確保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即地方統計部門絕不允許碰 “不入庫不出數”、“不得代報”、“不得代為修改”和“不得要求企業按給定的數據上報”這四條紅線。

目前，包括北京、廣東等地在迅速落實這項會議精神，上海也總結了全市“一套表”工作階段性成果和存在的不足，研究相關改進完善措施等。

在3月28日舉辦的全國法制工作會議上，國家統計局黨組紀檢組長羅蘭強調，要在今年重點檢查納入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范圍的企業數據上報工作，嚴肅查處違法代填代報、干預企業獨立上報等行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獨家了解到，國家統計局要求各地在4月底完成對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的自查，以

推動這項制度的良好實施。

有地方統計官員認為，杜絕數據造假的根本在于改革干部的考核方式，淡化GDP在考核中的分量，建立一種科學的政績觀。

警惕數據腐敗

2012年03月28日09:47東方網周錦尉我要評論(4)字號：T|T

最近，國家統計局網站新設立一個“曝光臺?回音壁”欄目，曝光了已經查實的重慶永川區、山西河津市干預統計數據上報案例。這應該是國家統計局首次對外曝光個別地方和企業數據造假情況。

經濟發展態勢、走勢、趨勢，常常以翔實的數據表現出來。戰略規劃、政策要求的有些方面，也以數據來說話。數據是認識經濟運行的一種基石，數據造假，就會動搖這塊基石。第一個案例發生在重慶市永川區。去年11月，該區印發文件要求，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單位上網報送統計數據，必須提前將當期企業統計上報數據，報經鎮街統計機構或工業園區或區城鄉建設委員會、國土資源與房屋管理局、商委、經信委等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審核評估后，方可上網報送。但根據《統計法》、《一套表聯網直報制度》和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2月14日給企業負責人和統計人員信中的要求，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擾企業獨立報送統計資料。統計執法檢查室調查后認為，永川區政府要求企業上報數據首先經過政府部門審核的做法涉嫌違反統計法律法規，是不妥當的，必須予以制止。第二個案例發生在山西省河津市。經統計執法檢查室查證，近日在一套表聯網直報2011年年報數據前后，河津市統計局個別工作人員曾向某些企業發送數據資料，要求企業按此數據上網報送。也屬于違法。

國家《統計法》規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體工商戶等統計調查對象，必須依照本法和國家規定，如實提供統計資料，不得虛報、瞞報、據報、遲報，不得偽造篡改。”然而，知法違法的現象還是不時地發生。一個典型的是2003年處理的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的腐敗案例。被判死刑的王懷忠，數字造假玩得肆無忌憚，他明確地對相關下級說，大膽虛報他們所轄地區GDP數據，而且造假的“幅度”很大，以此才能被上級關注，形成所謂的“突出政績”，達到不斷在自己臉上貼金效果。果然此伎倆一時奏效，這樣一個惡跡斑斑、品質惡劣的人，能以平均每兩年加官晉級一次“晉級乘直升機”的速度，由阜陽地委的副書記、到書記、到副省長。短短六七年間，王懷忠就由一個中級干部晉升為高級領導干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某的索賄受賄是在這個期間發生的，給國家造成上億元的巨額經濟損失也是在這個期間發生的，數據造假使之“一俊遮百丑”，成為了一頂“保護傘”！

落馬的貪官是極端的案例，但那些數據造假的情況在各地時有滋生，有冒現。我想，主要是發展的指導思想出了偏差，出了毛病。“數字出干部，干部出數據”是民間的一種說法。不少干部確實是依據增長的幅度大、甚至短期“翻番”，得到上級注意，得到上級重視，而被提拔。于是，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就不顧及了，用“大手筆”，搞大項目，說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實是骨子里是自己拿“政績”，倘若為此再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為非作歹，拿離開“被雙規”、被法辦就不遠了。

數據造假有多種方式，比如，統計數據的起端是“采樣”，一些數據的統計會設采樣點。CPI、PM2.5等數據都需要設點采樣。據報道，有的地方對PM2.5的采樣點盡量設在“綠化環境較好的地方”，其實，這種數據統計，從“源頭”就出現不真實，因為實際“綠化好的地點”只是少數。又如，有官員在講座時說，為了CPI指標“好看一點”，有地方領導要求“取樣點”報數據時“手下留情”，出現明目張膽虛報的情況。還比如，取樣的依據有差異，出現地方與中央的數據“落差”，往往是地方報的更多些，中央則更為真實些，或者地方有真實一面，中央則較為保守些。2010年全國GDP是39.8萬億，地方各省市自治區的GDP之和是43.3萬億，超出3.5萬億，以后中央作了修正，定為40.2萬億；2011年的統計已經出來——全國GDP是47.2萬億，地方各省市自治區GDP之和是51.8萬億，超出4.6萬億。由此可見其中的指導思想的一定差異。

統計的生命在于真實。倘若一些存有私心的人，為了自己的“政績”，將數據玩弄于鼓掌之間，還有什么科學精神之言呢？數據造假，就會走向數據腐敗，對此，我們必須有“零容忍度”。

第三篇：48個葉檀名言

1.尊重歷史，面對真實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意識到中國改革的現實土壤，是明智之舉。反思改革路徑時，不能脫離真實的歷史環境，立足當下輕易批判歷史，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2.對于任何政策的評價，必須回到歷史中，而后抽離歷史進行深刻反省。

3.人人痛恨，卻人人為之。

4.日經繁花地，片雨不沾身。

5.外風何足動搖，心安即是家。

6.人無所求，其言亦真;人無所求，其言亦剛。

7.身處轉型社會，是幸運也是不幸。幸運的是可以與清末以來的改革家呼吸相通，不幸的是，轉型社會的人面對的是不可知的未來。

8.目前中國的房價就是由超發貨幣、不公平的分配體制以及部分群體的超前奢侈化，催生出的一個怪胎。

9.政策當然有用，關鍵問題是執行到位。值得關注的是，所有的房地產政策只要由地方政府主勺，大都打了水漂。關鍵在于執行，光說不練，文牘有多高，信用就有多缺。

10.豪宅持有者不必繳納保有稅，而炒房者不必從幾個月就翻番的投資收益中繳納資本利得稅，是對稅收公平政策的最大嘲諷。

11.央企地王現象頻出、壟斷企業收入過高，無一不反應央企對社會盡責太少。央企進入房地產，不過是央企病的發作，他們總會進入類似于房地產的暴利行業，而后一統天下。

12.我國CPI的定義本質是，農村生活或者市場化之前的市民生活，只要吃穿價格維持大體穩定，CPI就能維持穩定。豬肉在此意義上成為小康生活的象征，CPI穩定背后的潛臺詞是吃得飽穿得暖吃得上便宜豬肉。

13.說到底，我國股市炒作的是大宗商品和政府信用。

14.明知道風險多多，投資者仍然前赴后繼，買基金當股民，今天炒地產股明天改消費股，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除了股市樓市之外，國內找不到更好的投資保值的場所。

15.在A股市場之上另有一套市場之上的穩定法則，這套法則可以實現名義改革成本表面最小化，可以將利益暗度陳倉，卻惟獨無法實現資本市場最重要的功能，篩選優質公司基因，達到經濟總體利益最大化與投資者利益最大化。

16.我們無法評估在讓地方政府成為大地主的土地財政與房產稅之間，哪一個更惡一些。

17.泡沫時間有長有短，短的一二年就崩盤，長的可以到五、六年以上，甚至十幾年。

18.如果一個民族在關鍵時刻永遠由沒有底線的人執掌，結局可想而知。

19.向正確的方向走，就不怕慢，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南轅北轍。

20.沒有公共財政，吃皇糧隊伍大幅擴張，吃空餉事件時有耳聞在權力掌握資源配置的土壤中，抱怨養老金過低，不過是撒嬌，擔心喪失既得利益的未雨綢繆。

21.央企不會甘心拱手讓度管理權與經營權，一些貿然進入大國企、以大資金獲得小部分股份的民企，成為先烈的概率較大。

22.房地產市場的結構變化如同溫水煮青蛙，在鍋里的青蛙不急著往外跳，鍋外的青蛙羨慕鍋里的溫度，只有掌握火候的人才知道，總有一些青蛙會成為鍋里美餐。

23.把皇帝的新衣當遮羞布永遠遮不住羞處。

24.別人的錯誤不能證明自己的正確，別人成為山大王不是自己成為山大王的理由，任何舍棄程序正義的野蠻收費行為，都是在統一的市場經濟里制造裂痕，這也就是我國城市經濟成為山大王經濟、統一市場遲遲無法建成的根本理由。

25.宏觀經濟被房地產市場挾裹著走向曖昧的前方，沒有人知道什么時間房地產市場崩潰，但可以肯定的是，泡沫一定會崩潰。

26.處于江河上游的地區憤憤不平，他們必須保持水土，卻沒有從下游得到什么補償，保持水土的結果是上游因青山而貧困，下游因污染而致富。

27.人性之惡，有時比動物更不如。

28.春天來了，但溫度還是冬天。

29.細節處窺見魔鬼與天使。

30.任何權利都有自我強化的傾向，自我強化后的權利不可能自我削弱。

31.中國食品行業再沒有法律嚴格規范，將成為化學實驗場，十幾億人是實驗品。

32.中國不是法律不夠嚴密，而是特殊人物、特殊機構有足夠的能量讓法律千瘡百孔。

33.所謂央企不存在壟斷說不僅是對中國現實的漠視，也是對大眾智商的侮辱。

34.缺乏信仰、謊言遍地、施毒斂財。

35.企業重走上世紀80年代的致富之路已無可能，那條路被高租金、高成本堵死，在路邊擺個小攤可以解決一家溫飽，但只有營銷路徑與被認可的技術和品牌，才能走上富裕的路。

36.A股市場的投資理念該責備，因為有毒的市場使大部分擁有正常價值觀的人，成為了烈士。

37.利潤上升與資金饑渴并存，是大多數公司的真實寫照。只要股市略有好轉，這些上市公司的私有化、并購重組、資源擴張之路就不會停止。你就是把全世界的金山給了他，他依然會伸手向你要錢，名為再融資。

38.如果你是一個東部企業的企業家，手里有上千萬元，有3條路可走，一是馬上轉移到中西部去繼續做中低端產業、代工產業;二是在東部留下來，但一定要有品牌、有技術、有銷售渠道等;三是退出實業，拿著錢，做一個尋找下一代企業家的投資人。

39.以我手寫我心，用事例與邏輯說話，對事不無小補，對己無愧于心，且文章不遭斧鉞之害失去原意，余愿足矣。

40.中國正處于特焦慮的一個階段，所有人都很焦慮，有錢的人焦慮，沒錢的人也焦慮;有多套房的人焦慮，沒房住的人也在焦慮;投資股市的人因為虧損焦慮，沒有投資股市的人害怕通脹同樣焦慮。

41.股市擴容就像盆里的臟衣服，總也洗不完。你洗了兩件，還有18件等著;洗完了18件，還有180件在等著。

42.滬綜指反彈到2400點以上，就是為新一輪擴容埋伏筆。千萬不要把血腥的味道當成牛糞的味道!

43.我從沒說過中國股市連牛糞都不如我的原話是，我在A股市場上，連牛糞的味道都沒聞到。

44.房價是貧富差距、貨幣政策、稅收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在中國，不觸及既得階層的利益就想壓低房價，十分困難。

45.官員與上市公司高管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職業，官員未必能夠成為好高管，在某種形勢下卻成為高管的最佳人選，只能說明:公眾上市公司已經蛻變為兌現權力期權的名利場。公民社會與滯后的官僚體制迎面相撞。

46.一個社會的誠信有兩大底線，一是關乎生命的食品藥品，二是關乎救濟底線的法律。兩大底線不存，則社會底線盡失。

47.個稅是中國稅收中一件華麗的皇帝新衣，名為讓利于民，實則讓利于灰色收入階層。那些壟斷國企的體制內員工，月薪只有2000元，福利倒可能有3000元，更不必說擁有尋租權利的人灰色收入到底。

48.用GDP忽悠人的時代基本已經過去，在獲得溫飽之后，人們需要的是長期均衡的發展，是青山綠水，是人的尊嚴。

第四篇：葉檀-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應以史為鑒

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應以史為鑒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人 葉檀、馬賢明

日前新華社邀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詳細解讀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披露了中央對于如何推進財稅改革的考慮和部署。樓繼偉明確提出：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國家財稅制度是立國根基，國家性質與財稅制度密切相關，彪柄史冊的美國獨立戰爭也不過用實際行動捍衛了“無代表不納稅”的利益主張而已。

歷史教訓：王安石、張居正變法失敗

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變法大都與財稅體制改革有關，改革的失敗也與財稅體制的惡化密切相關。北宋王安石變法、明朝后期張居正變法，均以慘敗告終，技術性改良而非體制上的根本突破，加上失去約束力的王朝財政機制，決定了封建時代的財稅體制改革只能在愛民與害民之間打轉，不可能跳出“黃宗羲定律”的窠臼，以合法稅收的方式使“子民”變“公民”。

朝廷介入市場是財稅改革的大忌。王安石變法違背愛民初衷，為了讓宋神宗實現收復契丹與西夏所占國土的雄心，王安石成為財政總管大力充實國庫，目標是強兵富民，希望官民同時獲益。王安石讓朝廷參與到農民與商家的具體交易之中，如“青苗法”在農民青黃不接時由政府以20％的利率貸款給農民（這一利率低于市場利率），農民以地里的青苗為貸款抵押。結果失控，官家壟斷借貸市場，地方官員以高利貸盤剝農民，農民沒有活路。腐敗蔓延到各地，酷吏貪官把新政當作貪腐良機，朝廷失去了對財政的掌控權。改革的善意異化為各地官員對百姓的嚴苛剝奪。

明神宗時首輔張居正改革，以集權方式推行一條鞭法，在全國丈量土地，把原來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合并起來，折成銀兩，分攤到田畝上，類似于清代雍正朝實行的攤丁入畝。田賦、徭役和雜稅合為一條后，一律征銀，目標是增加收入簡化稅費服役，降低征收成本。張居正身后改革被全部推翻，子孫流離。

明代末期財政脆弱，如沙灘城堡不堪一擊，為了軍事戰爭稅費多如牛毛，一條靴法之外又附加了層層疊疊的稅費，朝廷財政紀律形同虛設。加上全民貪腐、權貴橫行、饑民流亡，王朝未亡財政先亡。

支持改革的兩位皇帝謚號，一位叫宋神宗，一位叫明神宗，顯示其后代對這兩位先皇頗不以為然，他們鼎力支持的改革被否定。

兩個相隔500年的財政改革，失敗的原因是共通的，具有約束力的公共財政制度，法治稅收意識如天方夜譚，改革過程成為貪腐官員將公共資源私人化的過程，即使改革者擁有權威、即使改革初期受到追捧，仍然難以逃脫失敗的命運。這是以封建王朝權威為依托、進行財政技術改良者的宿命。

當下中國的財政體制改革不應該成為歷史“變法”的延續，而應該成為根本制度的轉型。

朱鎔基時代：倒逼出來的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是爭議最大的財稅體制改革，以目前顯現的負面效應否認分稅制改革的成果，并不客觀，但過于拔高分稅制改革的意義，認為是中國現代財政體制改革的里程碑，同樣離題。

分稅制改革是解決困難的改革，目標是建立中央財政的統籌力量以推進改革，同時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正確的激勵體制。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國外向型經濟模式奠基，制造業產業鏈逐步形成，政府各部委等退出經商。

但是，分稅制不是建立基礎財稅體制的根本性改革，當時的歷史條件也不允許根本性改革。

分稅制改革首先是救急，19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力量薄弱從數據可以窺見一斑：中央財政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從1980年29%和40%下降到1992年的12%和15%。而在分稅制改革之后，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改革當年的11%增長至2013年的22.7%，同期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則由3%增長至10.57%，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例由1993年的22.0%提高至2013年的46.59%，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大大增強。

二十年前，王紹光和胡鞍鋼合著《國家能力報告》一書，國家能力被分拆為四種具體能力：汲取財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強制能力。其中汲取財政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該能力由兩個指標反映：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二十年后，《21世紀經濟報道》再次采訪胡鞍鋼先生，胡先生稱分稅制改革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制度創新，是中國制度建設方面比較成功的案例，是一個里程碑性質的改革。首次建立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關系的制度，同時也是首次建立政府與企業之間規范的、統一的、透明的稅收關系的制度。中央調控能力增強、基礎設施增加、轉移支付地區貧富差距縮小、以稅收“養（政）府、養軍”都與分稅制改革相關。

如果說當初的分稅制改革增強了中央財政的實力，“集中力量好辦事”，并且通過系列改革解決了國企三角債、銀行業面臨破產等一系列難題，目前分稅制出現明顯的負面效應：地方債上升、土地財政依賴、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權事權劃分不公、轉移支付效率低下等新難題層出不窮。

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增加，財政效率下降尋租現象增加;地方政府財權事權不匹配，按照分稅制的設計，1994年的稅收返還（增值稅和消費稅返還）占當年轉移支付的70%，由于這部分的增長速度遠小于財政收入增速，中央財政占比越來越大;地方政府越來越依賴土地財政，政府官員異化為房地產企業高管，地方負債上升大多數用土地作抵押，土地的插管直通民間資金池，成為中國大規模投資的核心動力。所有這些跡象顯示中國財政正在醞釀大病，再不進行根本性改革，將病入膏肓。

胡鞍鋼先生在采訪中表示，他主要考慮的是中央的控制力量、對地方、對軍隊的掌控等因素，卻缺乏公共財政學者所必須具備的預算硬約束、財政使用效率、稅收合法合意等基本的觀念。胡鞍鋼先生更象一個政治家，與其說當年的財稅改革是財政體制改革，不如說是一場激烈的政治博弈。《朱鎔基講話實錄》第一卷首次公開發表了朱镕基1993年9月9日到16日在海南和廣東與地方領導人就分稅制對兩省財政收入的影響等地方顧慮的問題發表的講話，公開了9月18日朱镕基就分稅制問題寫給江澤民和李鵬以及政治局常委的信，9月25日在新疆發表的關于分稅制對西部經濟的影響的講話，在地方政府的抵觸中強力推進的線索清晰可見。

分稅制改革對應的是不那么現代的政府構架，嚴重扭曲了政府角色，如果不進行根本性改革，不建立公共財政根基，任何經濟改革的努力都會被強大的習慣勢力拉回到原點。

習近平時代：現代財稅體制改革 1994年分稅制改革完成了歷史使命，將退出歷史舞臺，新的根本性的財稅體制改革將取代分稅制。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7月2日和7月3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分別發表文章對政治局審議通過財稅改革方案進行政策解讀，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被賦予建立現代社會基礎制度的重任，財長樓繼偉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表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要建立“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度，經過20年的發展，現在我們的稅制有了很多的變化，強化了公共財政的職能，財稅與老百姓關系越來越密切。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是政策上修修補補，而是在原來的基礎上立足全局、著眼長遠，進行制度創新和系統性重構。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既然是“一次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新和系統性重構”，目標對應的是建立現代法治社會所必須的財政體制，奠定受到嚴格約束的公共財政體制，圍繞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三大任務，有序有力有效推進。按照部署，改革時間進程大體如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決定性進展；稅制改革在立法、推進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要基本達成共識；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各項改革基本到位；現代財政制度基本建立。今明兩年是重新厘定邊界的關鍵年份。

令人擔憂的是，“現代財政”的提法取代了“公共財政”，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撰文深表憂慮，“現代財政”有可能悄無聲息地切斷從1998年開始社會各界建立“公共財政”的艱辛努力。公共財政的實際要義不在于“市場失效”這一經濟邏輯起因，而在于其“預算法治”和“民主財政”的政治實質內涵。

軟預算與軟決算是財政制度不健全的表現，沒有約束的財政是家天下的財政，現代公共財政體制才能讓政府擺脫企業色彩，回歸公共服務提供商的守夜人本位。建立相關的法律體系，建立人大的硬約束才能避免預算法成空。目前某些地方預算失衡，政府可以大規模借債將負債通過通脹的方式轉嫁給國民，而地方政府實際執政者大筆一揮，資金進入基礎設施工程也進入了某些情婦的錢囊。無立法機構約束由官員主導的財政體制，與宋神宗、明神宗時代的財政從本質上來說沒有區別，都是失范的原始財政體制，打著為民謀利的名義攫民之財，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

稅收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公民須向國家納稅，并通過一定程序行使監督權，需要納什么稅、納多少稅由作為民意代表的立法機構決定，稅收機關憑借法律讓度的行政權力隨意征稅，稅收征收與使用嚴格分開。中國目前做不到徹底的稅收法治，但立法機構可以向行政機構收回稅收征收權，嚴格行使自己的權力，不再成為橡皮圖章。一些敏感稅收問題，比如房產稅該不該征收、如何征收，比如遺產稅是否要征收，征收的起點是多少，都需要立法機構各方利益的博弈與權衡，訴諸于立法后才能征收，否則就是非法侵犯公民產權。

稅法與預算法進入法治軌道，地方政府大手大腳會受到抑制，招商引資、稅收優惠、對民企關門打狗等一系列違法違規的怪象將受到制約;中央政府各部委的轉移支付，也絕不會象闊人家的敗家子那么痛快，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博弈將在財政、事權匹配的基礎上公開進行。從守夜人的角色出發，中央與地方財政不再為自身利益進行博弈，而是從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角度進行博弈。

稅收法治原則是建立現代公民社會的基礎，中國要建立現代財政體制，對應的是建立稅收法治社會，而不是重建涓滴歸公的“大財權”。希望此輪財稅體制改革成為中國的“光榮革命”，最樂觀的估計是，中國的稅收與財政因此步法治軌道，進入制衡軌道，最終實現無公民權力者不納稅的終極目標。

第五篇：馬建堂：數據造假是統計領域最大腐敗

馬建堂：數據造假是統計領域最大腐敗

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4月6日下午，國家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馬建堂主持召開了局務會議，黨組成員、紀檢組長羅蘭傳達了國務院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和溫家寶總理重要講話精神，全面研究部署全國統計系統今年廉政建設任務。馬建堂強調，各級統計機構要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認真學習領會溫家寶總理的重要講話精神，充分認識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斷增強依法行政意識、廉潔從政意識和拒腐防變能力，推動統計系統反腐倡廉工作不斷取得新成效。

國家統計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張為民，副局長徐一帆，黨組成員、副局長謝鴻光、許憲春，黨組成員、總工程師鄭京平，各司級單位主要負責人、機關紀委委員及紀檢監察局有關負責人參加了會議。

馬建堂指出，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從加強制度建設、堅持依法行政、推進政務公開、加強政風行風建設、加強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監督管理等五個方面，全面總結了近年來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取得的成效，科學分析了當前反腐倡廉形勢，明確提出了今年反腐倡廉工作的重點任務和具體要求，對做好統計部門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馬建堂要求，各地統計系統要結合統計工作的具體實際，緊緊圍繞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對統計工作的要求，狠抓今年各項任務的落實和監督檢查。為確保統計系統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取得實效，馬建堂提出了六點具體要求：

——深入學習領會會議精神，結合統計工作實際貫徹落實。

各單位要組織廣大干部職工深入學習胡錦濤總書記在中紀委七次全會上的重要講話和溫家寶總理的重要講話精神，緊密結合統計系統的實際，圍繞統計“三個提高”和四大工程建設，深入推進部門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行政經費使用管理改革，切實抓好反腐倡廉長期性基礎性工作，以反腐倡廉建設的實際成效，保障統計改革建設工作的順利進行。

——堅持依法統計，堅決懲治和預防在統計上弄虛作假的行為。

在統計數據上弄虛作假是統計領域最大的腐敗，是對政府公信力最大的影響，堅決懲治和積極預防在統計上弄虛作假是統計系統廉政建設的首要任務，必須常抓不懈。統計人員參與數據造假或干預企業獨立真實上報數據的，都要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依法嚴肅處理。要進一步加強統計執法，加大統計違法違紀案件的查辦力度，繼續曝光一批違法違紀案件，堅決打擊統計上弄虛作假行為。努力打造誠實守信的統計環境和氛圍，促進統計數據質量和政府統計公信力的提高。

——加強監督檢查，確保國家統計局重大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各級統計機構和領導干部要進一步增強全局觀念和大局意識，強化責任感，提高執行力，確保統計系統政令暢通。要明確要求，細化督查任務，加大督辦力度，做到“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以完善價格統計，加強投資、房地產和收入統計等為重點，認真做好《政府工

作報告》分配給國家統計局的有關工作任務。以企業一套表聯網直報、城鄉住戶調查一體化改革、加強和完善服務業統計、加強國家調查隊管理等重點督辦工作為重點，扎實推進2012年全國統計工作會議各項部署的落實。

——推進經費使用管理改革，進一步深化厲行節約工作。

要發揚勤儉辦統計事業的優良傳統，嚴格控制“三公”經費增長。各級領導干部都要自覺遵守有關規定，為廣大群眾做出表率。要進一步推進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確保今年年底前縣以上統計機構實行這項制度。要推動財務預決算公開，進一步規范公開的期限和方式。

——規范公務接待，加強領導干部公務活動中的廉潔自律。

規范公務接待要從領導機關、領導干部做起，國家統計局機關和局領導要做表率。對邀請國家統計局領導出席參加的會議活動，要嚴格履行報批程序，從嚴控制。領導干部到基層調研、出差要盡量減少隨行人員，接待單位要減少陪同人員，不得搞層層陪同，減少接待車輛，盡量集中乘車。要嚴格執行接待標準，領導干部不得參與用公款支付的高檔消費活動，嚴禁高檔裝修辦公室，不得購置搜羅奇花異石和名貴工藝品。

——加強統計系統政風行風建設，樹立統計部門良好形象。

各級統計機構要結合創優爭先活動，切實加強機關作風建設和效能建設。要進一步規范統計行政審批，加大統計公開透明工作力度，做好統計調查數據發布和數據解讀工作。要強化問責，對于工作不力、失職瀆職給工作造成嚴重不良后果的，要按有關規定嚴肅追究責任。

最后，馬建堂強調，各單位主要領導是廉政建設的第一責任人，要切實負起責任，做到有部署、有檢查、有落實，領導班子成員要認真履行職責，既要管好分管的業務工作，也要抓好分管領域的廉政建設，以廉政建設的實際成效，保證國家統計調查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