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及其部門能否成為受贈人？

政府及其部門能否成為受贈人？

【導讀】山西“煤老板”向山西省公安廳捐贈800萬元用于購置警務直升機；廣州本田汽車有限公司向廣州市環保局捐贈20臺環保監察車；著名慈善家李某向北京公安機關捐贈價值300萬元的70兩個甲殼蟲電瓶警車，類似的捐贈還有很多很多，對上述捐贈的質疑也舉不勝舉。今天就說一說這個話題：“政府及其部門能否作為受贈人？

【結論】政府及其部門通常情況下不能作為受贈人，但是在特定條件下可以作為受贈人。

【法律規定】2016年9月1日實施的《慈善法》沒有規定政府及其部門能否成為受贈人。對該問題的規定見于《公益事業捐贈法》。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發生自然災害時或者境外捐贈人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作為受贈人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可以接受捐贈，并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對捐贈財產進行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可以將受贈財產轉交公益性社會團體或者公益非營利的事業單位；也可以按照捐贈人的意愿分發或者興辦公益事業，但是不得以本機關為受益對象。”該條規定了政府及其部門能否作為受贈人的問題，也規定了接受捐贈后財產的管理和使用原則。

《慈善法》在此基礎上也作出了關聯規定，該法第三十條規定：“發生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需要迅速開展救助時，有關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協調機制，提供需求信息，及時有序引導開展募捐和救助活動。”上述規定強化了政府在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等突發事件中的管理責任。

【解析】

一、政府能否成為受贈主體？ 觀點

（一）政府不應當成為受贈主體 理由是：

(1)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弱化政府權力，將政府職能向民間轉移已是必然趨勢，而將政府作為受贈主體與這一趨勢不符。《慈善法》的立法體現了這一點。(2)政府的職責是管理，經費開支來源于稅收。如果政府以接受捐贈的方式來補充經費開支，就有向公民增加稅收的嫌疑。

(3)在捐贈活動中，捐贈人和受贈人處于平等地位，而政府是管理部門，有募捐（公墓資格）、審批等權力，再成為受贈主體，就難以確定其在捐贈活動中的地位。(4)推動和發展公益事業是政府的職責，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就可以作為受贈一方直接介入捐贈活動，為減少捐贈活動中的中間環節，盡快實現捐贈目的，需要設立一些民間中介機構而不是政府機構來從事捐贈活動。觀點

（二）政府應當成為受贈主體 理由是：

(1)確定受贈主體既要努力與國際接軌，又要承認國內發展的階段性，我國的社會組織還處于建立和發展階段，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幫助。

(2)政府與公益性社會團體、事業單位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競爭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政府職能將逐漸淡化，但在過渡時期又不能將工作完全放棄，應當在捐贈活動中起一定作用。

(3)與社團、基金會相比，政府接受、承辦和落實捐贈，所需費用不需要從捐贈財產中開支，這就提高了捐贈財產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實現捐贈人的愿望。(4)不少大型捐贈項目，對困難群體和個人的捐贈，特別是來自境外的捐贈，由政府來簽約、規劃和使用，有利于確保捐贈的實現。

《公益事業捐贈法》結合兩種觀點作出了有條件的接受捐贈。

二、政府及其部門接受捐贈的情形僅限兩種。

第一種情況是，政府在救助災害時可以接受捐贈。救災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問題，時效性很強。我國的災害發生比較頻繁，人民政府承擔的救災任務很重。發生自然災害時，僅靠民間社會組織的力量來接受捐贈并將捐贈財產轉用于災區災民是不夠的。與民間社會組織相比，政府有宏觀管理社會的職能，有強大的組織、指揮和協調能力。一旦發生重大自然災害，由政府來接受捐贈，并將捐贈財產迅速送達災區和災民手中，便于及時救災搶險，盡快實現捐贈目的。這點在《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第五十五條第二款有體現。該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作為受贈人的，應當將捐贈款物用于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公益性社會團體、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作為受贈人的，應當公開接受捐贈的情況和受贈財產的使用、管理情況，接受政府有關部門、捐贈人和社會的監督。”從《慈善法》對這個問題的規定中可以看出，國家在弱化政府作為受贈人開展救助的內容，而強化政府對救災的指導、協調和管理。

第二種情況是，應境外捐贈人的要求，政府可以接受捐贈。一些港澳臺胞、海外華僑、華人、外國政府組織以及其他境外的捐贈人，出于對人民政府的信任，希望將財產直接捐贈給政府，并通過政府盡快實現捐贈目的。因此，在境外捐贈人提出要求的情況下，政府可以接受捐贈。考慮到鄉級人民政府人員和力量上的局限，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接受捐贈，有利于在特殊情況下對捐贈財產進行統一安排，加強對捐贈財產的使用、管理和監督。這里的政府部門包括民政部門及其他部門。

三、政府對受贈財產的處理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對接受的捐贈財產可以采取兩種處理方式。一是將受贈財產轉交給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

在這一情況下，政府及其部門實際上是捐贈人和公益性組織之間的橋梁；只要不是急需由人民政府直接去幫助捐贈人實現捐贈目的，政府就應當將受贈財產轉交給公益組織；這樣做既符合捐贈人的意愿，也符合建立小政府大社會、將公益事業交給公益性組織去辦以及培育和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二是可以按照捐贈人的意愿分發或者興辦公益事業。

由于捐贈人有權選擇受贈對象，有權決定捐贈財產的用途和使用方式，特別是在救助災害以及境外捐贈人要求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接受捐贈的情況下，充分尊重捐贈人的權利和意愿，由政府將捐贈財產直接分發到災民及其他困難的群體和個人手中，或者利用捐贈財產興辦公益事業，對盡快實現捐贈目的就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政府及其部門承擔的僅僅是分發財產和興辦公益事業的職責，而不得以本機關和本部門為受益對象。政府受贈而其機關和人員并不受益，體現了政府服務社會的職能，也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需要。

綜上，我個人認為政府應退出受贈人主體，做好協調、指導和監管，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構建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實現，有利于防止權力尋租、防止滋生腐敗。

第二篇：既得利益者能否成為改革者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為改革者？

2014年1月5日 23526人參與192條評論 分享到：

2014年，改革進入攻堅之年，鳳凰財經繼續關注中國經濟改革的動力與方向。

時至今日，有關政府與市場在經濟中的作用仍有待明確，推動改革的動力有待發掘，在新年到來之初，我們特意準備了一份思想盛宴——“市場8問”，以觀點PK的形式，來匯聚各大經濟學者的頂級改革觀點。

我們期待以這8問的形式，呈現權威經濟學家的獨立思考與思想碰撞，以饗觀眾，探明改革的前進之路。

改革已成最強之音，許成鋼在接受鳳凰財經采訪時表示，改革的動力來自于民眾，同時，上層應該放開束縛，讓下面的動力得到發揮。華生稱改革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既得利益者才會推動改革，因為大家都有既得利益，所以才會助力改革，不會推倒重來。吳敬璉認為，在改革的過程中，要打破舊的利益格局，沒有權威還不行，政府應該在強化法治的基礎上樹立權威的政府。

吳敬璉：打破舊的利益格局 沒有權威真還不行

吳敬璉（經濟學家、國研中心研究員）：改革沒有權威是不行的，就像俄羅斯那樣，我認識他們的體改委主任，他對我說，他們制定了很多不同的計劃，結果都是白說了，根本出不了克里姆林宮的門。要打破舊的利益格局，沒有權威真還不行。但是強化權威這件事，跟政治改革的目標又是不同的。把什么事都集中在黨中央，跟小平同志政治改革的第一關就有矛盾的，小平同志政治改革的第一條就是黨政分開。改革措施要執行下去，確實需要很大的權威，強化權威又與政治改革目標相矛盾。我是有一個想法，就是在強化法治的基礎上樹立權威的政府。

一定要強化法治。政治改革當然還包含其他的方面，比如說民主選舉等，但是當前民主選舉這個目標太高了，法治一定要同時加強，否則的話要出事。

科爾奈：既得利益集團是否歡迎改革 要看具體情況

科爾奈（社會主義經濟學大師級人物）：既得利益者，他得到了哪些利益？投資、或者說資金流動有兩個方向，一個是你用你所有的投資、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資金來取悅市場。如果你是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人，那么你應該會傾向于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行動。

這一點也同樣適用于官僚體制內的人，像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官員。如果他們和市場有關聯，比如他們的親戚或者朋友在市場中存在著利益關系，而他們又和這些朋友保持著聯系，那么尋求市場的發展就成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

然而，還有另一種既得利益，就是成為上級后所能得到的利益，在軍隊中成為一個好士兵能得到的利益，他們不需要取悅其他人，也不需要取悅顧客，取悅商業團體或者國內外的顧客，他們只需要在政治領域或者政府領域內取悅他們的上級。當然，在他們所處的位子上，他們是不會對市場的盲目性抱有任何同情心的，而這一種既得利益者就會對改革造成阻力。

張維迎：既得利益者不能變成改革者 那這個改革就沒希望了

張維迎（著名經濟學家）：我們要實行的變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認為是既得利益的阻撓，但是我這兩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你看歷史上好多偉大的變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領導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變成改革者，那這個改革就沒希望了。

馬克思本人不是無產階級，馬克思岳父是大貴族，他的小舅子當部長，馬克思過的生活也不是無產階級，他在英國生活，那時候英國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鎊，但是馬克思一年的生活費是400多英鎊。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個資本家。這個例子說明，說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決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為我們有理念，我們的觀念，我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變成改革者？我覺得有三種可能，一個就是觀念、理念的轉變，第二個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間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動人類進步、社會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還有一種非常重要，就是統治階級是不是意識到變的必要，或者有沒有這種危機感。我特別喜歡舉的一個比喻就是華盛頓的故事，華盛頓1799年去世的時候，他的遺囑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后，就把他277個奴隸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這些奴隸都解放了，有人問她為了這么著急把他們都解放了？她說我不想生活在那種盼我死的人當中。華盛頓為什么要廢除奴隸？是因為理念，華盛頓太太為什么要廢除奴隸？她有一種危機感，因為她不廢除的話這些人可能會害她。

茅于軾：既得利益者能拖一天算一天

鳳凰財經提問：有學者認為，既得利益并不一定完全是改革的阻礙，相反，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成為改革的推動者。您認為既得利益者能成為改革的推動者嗎？

茅于軾（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回答：道理上講是這樣，但實際上是很難的。他要認識到，“我不改我自己要完蛋”，那就愿意改了。就算看到這一點，也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因為利益太大了，一改就沒好處了，所以盡量往后拖。

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誰來約束政府。老百姓不能約束政府，我覺得還是權力的問題，權力要關在籠子里，管的范圍不再擴大。政府該干預的沒干預，不該干預的干預很多。比如說環境保護，市場管不了，必須是政府管，但是政府這方面又很弱。

許成鋼：改革的動力來自民眾 上層應放開束縛

許成鋼（著名經濟學家，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改革的動力必須是民眾，古今中外任何能推得動的改革都一樣，沒有例外，想用某幾個人代替民眾進行改革，是做不成的，哪怕再好的想法也做不成。以戊戌變法為例，當時推動變法的人有相當好的想法，但僅靠他們幾個人來推動是推不動，完不成的。改革的動力一定是民眾。

中國過去30幾年的改革有一些部分獲得很大成就，我們可以看看這些獲得成就的改革是怎么做的，100%最重要的，從基本上推動了制度改革的成就，都是自下而上產生的。最終，中央的認可決定了全國范圍的推動，比如土地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上層的作用仍然很重要，為什么很重要？因為中國現有的制度，自上而下的嚴重束縛了改革的力量，需要上層放開束縛。上層如果能夠放開束縛，下面的動力才能發揮出來，這就是上層應該做的事情。如果不放開束縛，下邊的動力是不會產生出來的；如果上層誤以為是改革是由他們設計出來的，讓下邊做，結果一定搞糟。如果上層真的想要改革，能做的，也必須做的，就是放開束縛。為此，上層需要認真改革把自己的權力束縛起來，束縛到制度的籠子里面。

華生：只有既得利益者才會推動改革

華生（經濟學博士，燕京華僑大學校長）：改革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既得利益者才會推動改革，要不然就是搞革命了。因為大家都有既得利益，所以才會助力改革，不會推倒重來。我們講既得利益的時候，經常是設想別人有既得利益而自己沒有，實際上每個人都有既得利益。誰沒有既得利益？大城市人說，農民不能進來，農民孩子不能進我們的學校，他們不是既得利益者？

你認為只有國企領導有既得利益，他們不愿意改革？說不定國企領導最想改革。你想，當一個國企的領導，拿幾十萬的年薪，撈點小利益，也是風險很大的，來一張紙說位置抹掉就抹掉了。前些年MBO，我們看看聯想也好，TCL也好，改制以后，原來的高管不是老板的少說也是億萬富豪。他們是愿意當國企領導者還是愿意當億萬富豪？

所以不要想當然。第一，不要認為別人有既得利益，你自己沒有，每個人數數都有不同的既得利益。另外，你認為他最不想改革，他既得利益最大，你再換個角度一看，可能不是這樣，正是因為他的既得利益很大但是在現行體制下不牢靠，他比你還想改。最后可能問題又繞回來了，可能是我們老百姓不愿讓他們改。

張文魁：可能有既得利益者推動改革 但我更強調公民力量

張文魁（國研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從歷史上來看，既得利益集團整體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改革的力量，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團內部，某些有憂患意識、有大局意識、有改革意識的精英分子是有可能來啟動改革或者推動改革的。所以我并不指望既得利益集團整體會成為改革的力量，我只是希望在既得利益集團內部，有一些精英分子能推動改革或同情改革。但是我覺得整個改變其實也不能寄托在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精英分子身上，我還是強調公民力量。這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公民力量太重要了，包括你我都是公民力量，這是可以發揮作用的，學者也是公民力量，媒體也是公民力量。公民自己的事要自己關心，公民力量才是一種內生力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隨著時間的推移，10年之前，20年之后那是不一樣的。如果這個社會有公民力量的活躍和發展，我覺得是有希望的。

冒天啟：馬克思就是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才能推動改革

冒天啟（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有思想，思想的力量一旦武裝了他自己，他本身也可以成為改革的推動者。特別像權力場上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利益實際上是一種被組織部門認定的利益，既然組織可以認定他為既得利益者，那么他的利益也可以被組織部門切斷，所以思想的力量非常好。

思想的力量要起作用，既得利益者才能成為改革的推動者。馬克思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本身就是大資本家。我們討論思想的力量，我覺得既得利益集團分布在各個方面，從決策層的既得利益講，一旦他認識到了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他就有了思想的力量。（編輯：王梁）

第三篇：QQ聊天記錄能否成為法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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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mdps.cn QQ聊天記錄能否成為法律證據？

【案情】

原告李某和被告王某相互認識，在2007年5月辦理了結婚登記，婚后共生育兩個小孩。婚后兩人一直外出打工，但因被告王某經常外出玩和打牌，導致夫妻兩人會發生爭執吵架，2013年2月為此被告王某立下一份保證書，作出以后絕不出去和其他女人鬼混，以后絕不會天天出去打牌等等承諾。2015年4月原告李某以夫妻感情破裂為由訴至法院要求離婚，并提供大量其丈夫與別的女人QQ聊天記錄作為證明丈夫出軌的證據，同時要求法院認定丈夫屬于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過錯方，原告李某應多分割財產。

【分歧】

本案在審理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QQ聊天記錄大多數以虛擬身份進行，無法確定當事人身份，且QQ聊天記錄屬于虛擬內容，難以作為法律證據使用。

第二種意見認為，QQ聊天記錄是作為電子數據這一高科技電子介質為載體的證據形式進入了司法領域，新民事訴訟法明確將其納入證據范疇，能夠作為法律證據使用。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第一，從立法的技術上看，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證據包括：

（一）當事人的陳述；

（二）書證；

（三）物證；

（四）視聽資料；

（五）電子數據；

（六）證人證言；

（七）鑒定意見；

（八）勘驗筆錄。”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電子數據是本次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新增加的證據類型，電子數據可以歸結為以電子、電磁、光學等形式儲存在計算機中的信息，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資料。QQ聊天記錄屬于電子數據形式證據，經查證屬實后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法律證據。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調查人員調查收集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應當要求被調查人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提供原始載體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復制件。提供復制件的，調查人員應當在調查筆錄中說明來源和制作經過。”可見，QQ聊天記錄的證據能力是沒有問題的，可以作為法律證據證明案件事實。

第二，從立法的本意來看，《民事訴訟法》明確將電子數據納入證據目錄中，好問律師APP

www.tmdps.cn 但不能窮盡證據的各個方面。這一規定意味著包括電子郵件、QQ聊天記錄甚至是微博私信等電子數據都有可能作為法律證據呈堂。QQ聊天記錄雖然大多數是以虛擬身份進行，而且聊天記錄也有虛擬內容，但從證據學的角度分析，QQ聊天記錄作為訴訟證據使用，應滿足以下三大要件：①、QQ聊天記錄必須具有客觀真實性，能證明案件事實真相；②、QQ聊天記錄和案件事實必須具有一定的關聯性；③、QQ聊天記錄必須具有合法性，由當事人按法定的程序提供或由法定機關和律師按法定程序調查、收集、和審查。

第三、從立法的實踐來看，現隨著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已成為人們生活、工作和商事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因網絡糾紛引起的民事糾紛不斷增加。電子數據這一高科技電子介質為載體的證據形式隨之必然進入司法領域，對我國現有的證據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案中，原告李某提供了大量的被告王某QQ聊天記錄，用以證明被告出軌，且能證明QQ昵稱是被告本人，同時還有被告立下的保證書相互印證，形成了充分的、完整的證據鏈，因此可以證明被告出軌的相關事實，因此立法實踐中QQ聊天記錄能夠成為法律證據，能夠證明案件的相關事實。

來源：中國法院網

第四篇：政府部門

國家的叫部，省里的叫廳，縣市叫局。從高到低是這樣的：省部級（比如省長，國家教育部部長)——廳局級（比如省教育廳廳長、地級市市長）——縣處級（比如縣長、省教育廳學生處的處長）。

中央教育部 省教育廳 市教育局 縣教育分局 鄉鎮教育組。

一般教育部的一把手為正部 教育廳為正廳 教育局為正處 分局為正科 組就是科員了

-------------------------

1、部級干部：如國家各部委的部長、各省的省委書記、省長、直轄市的市委書記、市長

2、廳級干部：各部委隸屬的職能局長、各省及直轄市的局委的局長、各地級市的市委書記、市長

3、處級干部：各縣及縣級市的市委書記、市長、縣委書記、縣長、地級市的各局委的局長

4、科級干部：各縣及縣級市的局委的局長、各鄉鎮的黨委書記、鄉鎮長

5、股級干部：各鄉鎮、局委的隸屬部門、下屬機構

-------------------------中國的行政區基本上是可以認為為：

第一級 中央

第二級 省、自治區、直轄市

第三級 自治州、（地級）市

第四級 縣、（市轄）區、（縣級）市

第五級 鄉、鎮

-------------------------地級市和縣級市：所謂的地級市、縣級市是從過去的行政區劃稱謂演變來的。就以江蘇省為例，省會是南京市，所以叫省會市。全省原來劃分有蘇州地區、無錫地區、常州地區、鎮江地區、揚州地區、南通地區、徐州地區、連云港地區、鹽城地區，這些地區也叫行署，行署的所在市就叫地級市，地區行署下轄地級市和縣。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江蘇省取消了地區行署，由地級市轄管縣。改革開放后，有的縣經濟發展很快，縣城基礎建設不斷提高，經過省和中央審批，符合條件的縣可以撤縣改市，雖然也稱“市”了，但仍歸原地級市管轄，它的行政級別仍是正處級。像蘇南的常熟市、昆山市、張家港市、蘇北的海門市、啟東市等，就屬于縣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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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政黨各級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設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委員會和基層黨的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均設書記。職責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把握好正確的政治方向；善于團結好委員會中一班人；抓好黨風建設，督促、檢查黨的各項工作等。書記和委員之間是平等的同志關系，重大問題由委員會通過表決決定。

實際上，在中國現行的政體中，各級黨的委員會書記是所轄區域內的“一把手”，對轄區內的日常事務有最高決策權，對轄區內重大決策亦有相當的決定權，如省委書記是事實上的“封疆大吏”，而省長一般是副書記，為省內的“二把手”。

書記本是黨內的一個職位，是某個黨組織的最高領導人，在中國，一般的行政單位或者企事業單位都是由黨組織中的最高職位也就是書記來行使最高權力

-------------------------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

直屬機構：是政府直接領導下主辦各項專門業務的機構,一般的各種機構中央是部,省級是廳,市級是局,層層遞減.如果一個市級單位不受局來管,在省里不受廳管,也不受部管,那他就是國家直屬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國務院部委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

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中國人民銀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

國務院直屬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游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體育總局中國民用航空總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中國國家稅務總局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版權局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林業局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

國務院辦事機構：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國務院西部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法制辦公室

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氣象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科學院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地震信息網

新華通訊社

中國工程院

國家行政學院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務院部委管理的國家局： 國家外匯管理局

國家海洋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郵政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航天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國專家局國家煙草專賣局

國家糧食局

國家測繪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文物局國家原子能機構

國家檔案局

其他國家機構及社會團體：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中國國家圖書館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 機經網中國輕工業信息網

中國建材信息總網

中國有色金屬信息網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中國煤炭工業網

中國紡織經濟信息網

中國供銷合作網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協會國家信息中心

中共中央編譯局

中華全國總工會

共青團中央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

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消費者協會

第五篇：12條禁令能否成為職務消費“緊箍咒”

華山輿情：

12條禁令能否限制職務消費

摘自：《新京報》

繼今年5月發布國企領導人的職務消費行為監督規定后，21日，財政部、監察部和審計署聯合印發《中央金融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管理暫行辦法》，頒布12項禁令。

盡管12條禁令規定比較詳細，但有人卻指出，國企高管職務消費時，有時是集團或者群體消費，不好界定為職務消費；一些單位也會把領導職務消費轉嫁為單位消費。換言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面有12條禁令，下面可能就有24條對策。

當然，有12條禁令總比沒有要好，有監管總比沒有監管要好。但是我們絕不能停留在這12條禁令上，還應該從深層次、全方位來解決央企高管職務消費，比如，把監督的權利讓給公眾，改革央企董事會和監事會，讓央企利潤流向更透明，強化審計監督，讓法律成為高管職務消費的“緊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