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

干問題的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局,解放軍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民檢察院、公安局:

為解決近年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遇到的問題,依法懲治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犯罪,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結合司法實踐,現就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提出以下意見:

一、關于行政認定的問題

行政部門對于非法集資的性質認定,不是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必經程序。行政部門未對非法集資作出性質認定的,不影響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偵查、起訴和審判。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依法認定案件事實的性質,對于案情復雜、性質認定疑難的案件,可參考有關部門的認定意見,根據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作出性質認定。

二、關于“向社會公開宣傳”的認定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二項中的“向社會公開宣傳”,包括以各種途徑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三、關于“社會公眾”的認定問題

下列情形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

(一)在向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吸收資金的過程中,明知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而予以放任的;

(二)以吸收資金為目的,將社會人員吸收為單位內部人員,并向其吸收資金的。

四、關于共同犯罪的處理問題

為他人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資金提供幫助,從中收取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構成非法集資共同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能夠及時退繳上述費用的,可依法從輕處罰;其中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為犯罪處理。

五、關于涉案財物的追繳和處置問題

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的資金屬于違法所得。以吸收的資金向集資參與人支付的利息、分紅等回報,以及向幫助吸收資金人員支付的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應當依法追繳。集資參與人本金尚未歸還的,所支付的回報可予折抵本金。

將非法吸收的資金及其轉換財物用于清償債務或者轉讓給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追繳:

(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資金及財物而收取的;

(二)他人無償取得上述資金及財物的;

(三)他人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取得上述資金及財物的;

(四)他人取得上述資金及財物系源于非法債務或者違法犯罪活動的;

(五)其他依法應當追繳的情形。

查封、扣押、凍結的易貶值及保管、養護成本較高的涉案財物,可以在訴訟終結前依照有關規定變賣、拍賣。所得價款由查封、扣押、凍結機關予以保管,待訴訟終結后一并處置。

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一般應在訴訟終結后,返還集資參與人。涉案財物不足全部返還的,按照集資參與人的集資額比例返還。

六、關于證據的收集問題

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確因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逐一收集集資參與人的言詞證據的,可結合已收集的集資參與人的言詞證據和依法收集并查證屬實的書面合同、銀行賬戶交易記錄、會計憑證及會計賬簿、資金收付憑證、審計報告、互聯網電子數據等證據,綜合認定非法集資對象人數和吸收資金數額等犯罪事實。

七、關于涉及民事案件的處理問題

對于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正在偵查、起訴、審理的非法集資刑事案件,有關單位或者個人就同一事實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或者申請執行涉案財物的,人民法院應當不予受理,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

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或者執行過程中,發現有非法集資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或者中止執行,并及時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偵查、起訴、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發現與人民法院正在審理的民事案件屬同一事實,或者被申請執行的財物屬于涉案財物的,應當及時通報相關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確屬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八、關于跨區域案件的處理問題

跨區域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實的基礎上,可以由不同地區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分別處理。

對于分別處理的跨區域非法集資刑事案件,應當按照統一制定的方案處置涉案財物。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規定處置涉案財物,構成瀆職等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印)最高人民檢察院(印)公安部(印)

2014年3月25日

第二篇：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要點

《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要點 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意見》在主要依據《刑法》、《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二）》規定的基礎上，對非法集資的行政認定、“向社會公開宣傳”的認定、“社會公眾”的認定、共同犯罪的處理、涉案財物的追繳和處置、證據收集、涉及民事案件的處理、跨區域案件的處理等八個方面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明確規定。

一、關于“向社會公開宣傳”的認定問題

《意見》對《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二項中的“向社會公開宣傳”作出進一步規定，不僅“包括以各種途徑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也包括“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羅國良進一步解釋說: 為依法懲治非法集資案件，2011年專門做了司法解釋，《解釋》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將“向社會公開宣傳”作為認定非法集資的必要條件。行為人在吸收資金過程中是否向社會公開宣傳，是判斷是否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的重要依據。換句話說，面向社會公眾公開宣傳是非法集資的重要特征之一。

現代社會傳媒非常發達，除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典型的公開宣傳途徑外，實踐中常見的還有標語、橫幅、宣傳冊、宣傳畫、講座、論壇、研討會等宣傳途徑。行為人通過上述途徑主動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都屬于“向社會公開宣傳”。實踐中，有些行為人采取口口相傳的方式非法吸收資金，通常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登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這些相關信息非常容易在社會公眾中大范圍地快速擴散。如果行為人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并未設法加以阻止，而是放任甚至是積極推動相關信息傳播，這在實際效果上與主動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信息并無差異，因此，這類行為也應當被認定。

二、關于“社會公眾”的認定問題

《意見》規定：“下列情形不屬于《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1.在向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吸收資金的過程中，明知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而予以放任的；2.以吸收資金為目的，將社會人員吸收為單位內部人員，并向其吸收資金的。”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羅國良進一步解釋說:《解釋》第一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是認定非法集資的必要條件。法律禁止非法集資的重要目的在于保護廣大公眾投資者的利益。非法集資的社會性特征包含兩個層面：一是集資對象的廣泛性；二是集資對象的不特定性。

有的人員沒有向社會公開宣傳，而是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這種情形之下，由于集資對象具有特定性，限定于親友圈或者單位內部人員等有限范圍之內，不是“社會公眾”，因此不符合非法集資的社會性特征。我們這個司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明確規定，這種“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行為不屬于非法集資。實踐中，有的行為人最初是向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吸收資金，但隨后吸收資金的渠道發生擴散，行為人的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開始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使得集資行為呈現出社會性特征。這種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明知其親友或者單位內部人員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而予以放任，這個行為性質就發生了變化。根據3月份出臺的非法集資的意見第三條的規定，這種情形就不再屬于“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而應當認定為“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另外，有的行為人以吸收資金為目的，將社會人員吸收為單位內部人員，然后再向他們吸收資金。這種情形下，集資的對象實際上并不是特定人員，而是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只不過行為人的集資手段更加隱蔽而已。根據《意見》第三條規定，這種情形也應當認定為“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

三、關于共同犯罪的處理問題

《意見》規定：“為他人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資金提供幫助，從中收取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構成非法集資共同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能夠及時退繳上述費用的，可依法從輕處罰；其中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為犯罪處理。”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副局長韓浩進一步解釋說: 目前在社會上一些單位和個人幫助非法集資犯罪的行為人吸收資金，從中收取代理費、管理費等，這種情況在跨區域集資犯罪案件中特別突出。這些單位和個人的行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危害：一是為非法集資推波助瀾。這些人根據非法集資行為人的受益，廣泛散布非法集資的信息，引誘群眾投資，使非法集資犯罪活動迅速蔓延，危害擴散。二是占有大量的非法集資款。這些人在幫助非法吸收資金的過程中，按吸收資金的比例獲取高額回報，有的高達三到四成，群眾投入大量資金被他們非法占有。三是干擾案件正常查處。部分人員在案發后散布謠言，阻撓群眾報案，或者煽動群眾上訪、沖擊國家機關，企圖以此轉移群眾視線、逃避打擊、維護自身非法獲利，實質上是繼續侵害群眾的合法權益。

鑒于這些單位和個人行為的違法行及危害性，必須依法查處，對其違法所得，必須依法追繳。其中，對于經查證認證與非法集資犯罪行為人構成共同犯罪的，應予刑事打擊。但同時，考慮到他們在共同犯罪中一般處于從屬地位，主觀惡意相對較弱，按照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如果他們能夠及時退繳違法所得，可以依法從輕處罰，情節輕微或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以免除處罰或不作為犯罪處理。在此，公安機關提醒有關單位和個人：一是要遵紀守法，不要為了貪圖私利而成為犯罪的幫兇；二是要認清自身行為的性質，主動配合公安機關工作，不要執意而為、一錯再錯。

四、關于涉案財物的追繳和處置問題

《意見》明確規定：“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的資金屬于違法所得。以吸收的資金向集資參與人支付的利息、分紅等回報，以及向幫助吸收資金人員支付的代理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應當依法追繳。集資參與人本金尚未歸還的，所支付的回報可予折抵本金。”

關于將非法吸收的資金及其轉換財物用于清償債務或者轉讓給他人，《意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追繳：1.他人明知是上述資金及財物而收取的；2.他人無償取得上述資金及財務的；3.他人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取得上述資金及財務的；4.他人取得上述資金及財物系源于非法債務或者違法犯罪活動的；5.其他依法應當追繳的情形。”

對于查封、扣押、凍結財物的處置和集資款的返還，《意見》規定：“易貶值及保管、養護成本較高的涉案財物，可以在訴訟終結前依照有關規定變賣、拍賣。所得價款由查封、扣押、凍結機關予以保管，待訴訟終結后一并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一般應在訴訟終結后，返還集資參與人。涉案財物不足全部返還的，按照集資參與人的集資額比例返還。”

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劉張君進一步解釋說：按照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的機制，大集合處置非法集資工作由省級人民政府負責，按照這個原則，涉案資產的處置一般的程序是這樣的：案發地人民政府制定一個處置方案，組織相關部門開展涉案資產追繳，這個追繳我們要求一個最大化和一個最小化，最大化是讓涉案資產的追繳能夠變現，讓參與人的損失能最小化。按照這個原則，案發地的人民政府要開展涉案資產的追繳、集資參與人登記核對、涉案資產拍賣變現，集資款的清退。集資款的清退應根據清理后剩余的資金，按照集資人參與的比例給予統一的清退。能夠追繳多少，按照最后的追繳，統一的比例，比如你投入100萬，這個案件1個億，最后清理的時候就是1500萬，清退的比例就是15%，都是一樣的。參與非法集資活動受到損失這部分怎么辦？由集資參與人自行承擔。

五、關于跨區域案件的處理問題

對于跨區域案件的處理，《意見》首次明確規定：“跨區域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實的基礎上，可以由不同地區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分別處理。對于分別處理的跨區域非法集資刑事案件，應當按照統一制定的方案處置涉案財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規定處置涉案財物，構成瀆職等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關于非法集資的相關規定：

非法集資是指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向社會公眾（包括單位和個人）吸收資金的行為，并同時具備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四個特征及要件：一是未經有關部門依法批準或者借用合法經營的形式吸收資金；二是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向社會公開宣傳；三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以貨幣、實物、股權等方式還本付息或者給付回報；四是向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集資。

非法集資根據犯罪行為人主觀態度、行為方式、危害結果等具體情況的不同，構成相應的罪名，主要涉及《刑法》第17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第192條集資詐騙罪、第179條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第160條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第222條虛假廣告罪和第225條非法經營罪等罪名。（作者不詳 歡迎認領）

第三篇：信用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司法解釋

信用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75次會議、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屆檢察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

為依法懲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動，維護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現就辦理這類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復制他人信用卡、將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寫入磁條介質、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偽造信用卡1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偽造信用卡”，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

偽造空白信用卡10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偽造信用卡”，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

偽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偽造信用卡5張以上不滿25張的；

（二）偽造的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單獨或者合計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

（三）偽造空白信用卡50張以上不滿250張的；

（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偽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一）偽造信用卡25張以上的；

（二）偽造的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單獨或者合計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

（三）偽造空白信用卡250張以上的；

（四）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

本條所稱“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以信用卡被偽造后發卡行記錄的最高存款余額、可透支額度計算。

第二條 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張以上不滿100張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數量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張以上不滿50張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數量較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數量巨大”：

（一）明知是偽造的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張以上的；

（二）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0張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張以上的；

（四）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10張以上的；

（五）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10張以上的。

違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證、軍官證、士兵證、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護照等身份證明申領信用卡的，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身份證明申領信用卡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三）項規定的“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

第三條 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足以偽造可進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義進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張以上不滿5張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二款的規定，以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處罰；涉及信用卡5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數量巨大”。

第四條 為信用卡申請人制作、提供虛假的財產狀況、收入、職務等資信證明材料，涉及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或者涉及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的規定，分別以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和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定罪處罰。

承擔資產評估、驗資、驗證、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職責的中介組織或其人員，為信用卡申請人提供虛假的財產狀況、收入、職務等資信證明材料，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的規定，分別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定罪處罰。

第五條 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所稱“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騙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條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無法歸還的；

（二）肆意揮霍透支的資金，無法歸還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銀行催收的；

（四）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還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歸還的行為。

惡意透支，數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

惡意透支的數額，是指在第一款規定的條件下持卡人拒不歸還的數額或者尚未歸還的數額。不包括復利、滯納金、手續費等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

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在公安機關立案后人民法院判決宣告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從輕處罰，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惡意透支數額較大，在公安機關立案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條 違反國家規定，使用銷售點終端機具（POS機）等方法，以虛構交易、虛開價格、現金退貨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現金，情節嚴重的，應當依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實施前款行為，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2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1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嚴重”；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10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的規定，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八條 單位犯本解釋第一條、第七條規定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依照各該條的規定執行。

“第七條 違反國家規定，使用銷售點終端機具（POS機）等方法，以虛構交易、虛開價格、現金退貨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現金，情節嚴重的，應當依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實施前款行為，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2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1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嚴重”；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10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的規定，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四篇：關于聚眾斗毆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專題研討

關于聚眾斗毆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專題研討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三庭

注：以下是轉于《刑事審判參考》第60集的問題探討欄目，該文并非簡單引用江蘇省高院當時發布的該研討全文（原文見：http://10.132.75.9/ksjcy/showart.asp?id=112），而是作了刪減、修改，可以對照研究。

為切實解決聚眾斗毆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突出問題，提高審判質量，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2—14日舉辦了全省法院關于聚眾斗毆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專題研討培訓班，圍繞聚眾斗毆案件的定罪、首要分子與其他積極參加者的認定及其刑事責任、犯罪轉化、犯罪未完成形態、“持械”的含義和附帶民事訴訟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研討，并就其中若干問題形成了共識。現綜述如下：

一、關于聚眾斗毆案件的定罪問題

（一）聚眾斗毆案件罪與非罪的一般界限

犯罪構成是評價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的規格和標準。審判實踐中，要注意防止對聚眾斗毆案件定罪擴大化的現象。聚眾斗毆罪的主體包括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聚眾斗毆的一般參加者不以犯罪處理。不能把輕微的打架行為認定為聚眾斗毆罪。對于未達到輕傷以上的傷害行為，不能為定罪而認定為聚眾斗毆罪。對于群眾中因民事糾紛、鄰里糾紛引發的互相斗毆甚至結伙械斗，后果不嚴重的，不宜認定為聚眾斗毆罪，構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處理。

（二）聚眾斗毆案件定罪的三種具體情形。

1．單方能否構成聚眾斗毆罪

一種意見認為，只有將雙方主觀上均有斗毆故意并實施互毆的行為認定為聚眾斗毆罪，才能真正反映出行為人聚眾斗毆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危害本質，故構成本罪要求雙方同時構成犯罪。另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罪不要求斗毆雙方同時構成本罪，一方有斗毆故意并糾集三人以上進行斗毆的，就符合本罪的主客觀要件。即使對方沒有互毆故意，對有斗毆故意的一方仍可認定為聚眾斗毆罪。

我們認為，聚眾斗毆的雙方通常同時構成犯罪，但本罪的犯罪構成并未要求雙方均有斗毆故意和聚眾斗毆行為。一方有互毆故意，并糾集三人以上，實施了針對對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斗毆行為，而對方沒有互毆故意的，對有斗毆故意的一方仍可以認定為聚眾斗毆罪。但要注意區分聚眾斗毆與共同故意傷害、共同故意殺人的界限，對于一方有明顯傷害或殺人故意的，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2．臨時起意聚眾斗毆的定性

對于一方有斗毆故意，糾集三人以上找另一方進行斗毆，另一方開始沒有斗毆的故意，但在事態發展過程中產生斗毆故意并糾集多人進行互毆的情形，多數意見認為，對雙方均可認定構成聚眾斗毆罪，但要注意區分聚眾斗毆罪與正當防衛的界限。

3．一方不足三人的斗毆的定性

一種意見認為，成立聚眾斗毆必須雙方均達三人以上，斗毆中有一方不足三人的，雙方均不構成聚眾斗毆罪。另一種意見認為，斗毆時。方達三人以上，另一方不足三人的，只要雙方均有互毆的故意，對雙方均可認定為聚眾斗毆罪。第三種意見認為，聚眾三人以上斗毆的一方可以構成聚眾斗毆罪，不滿三人的一方不構成聚眾斗毆罪。

研討認為，雙方均有互毆故意，對達三人以上的一方，可以認定為聚眾斗毆罪；對不足三人的一方，不認定為聚眾斗毆罪，構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三）聚眾斗毆罪與相關犯罪的界限

1．聚眾斗毆罪與尋釁滋事罪的界限

聚眾斗毆罪與多人共同實施的隨意毆打他人的尋釁滋事罪較易混淆，一般可從三個方面進行區別：一是客觀表現不同。聚眾斗毆一般參與人員多，規模較大，暴力程度更高，行為后果也更為嚴重；隨意毆打他人的尋釁滋事，參與人數一般相對較少，暴力程度和行為后果也相對較輕輕。二是犯罪對象不同。聚眾斗毆的犯罪對象在一定范圍內具有針對性，直接指向斗毆的對方；尋釁滋事的犯罪對象則具有隨意性和不特定性。三是犯罪動機不同。聚眾斗毆的動機一般是為了逞強爭霸，或是團伙之間循環報復，目的是通過斗毆恐嚇、制服對方；尋釁滋事的動機一般是肆意挑釁、無事生非，目的是尋求精神刺激。

2．聚眾斗毆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界限

聚眾斗毆與多人共同實施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行為具有共性，一般可從三個方面進行區別：一是客體不同。聚眾斗毆侵犯的客體是社會公共秩序，往往不針對特定的人。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行為則侵害他人的健康、生命，指向特定的人。對于單方聚眾，針對特定對象實施盼傷害或殺人行為，應直接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二是客觀行為不同。聚眾斗毆罪既包括聚眾行為，又包括斗毆行為，有一個拉幫結伙的過程；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一般不包括聚眾行為，只是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有一個犯意溝通和糾集人員的過程。三是動機和目的不同。聚眾斗毆罪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出于私仇宿怨、爭霸一方、搶占地盤等流氓動機，一并具有斗毆故意；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則往往由明確矛盾引起，目的是傷害或殺害對方。

二、關于聚眾斗毆首要分子與積極參加者的認定

（一）首要分子的認定 研討中對此問題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案件中的首要分子，是指聚眾斗毆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糾集者。另一種意見認為，對糾集者是否認定為首要分子，應區別不同情況。對那些按照起意者_、策劃者要求實施糾集行為的，不能一概認定為首要分子。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糾集行為已經包含在組織行為之中，不應將糾集者與組織者并列作為首要分子。

我們認為，聚眾斗毆酶酋要分子是指聚眾斗毆的組織者、策劃者和指揮者。對于被糾集者又實施糾集他人的二次糾集行為的，一般不認定為首要分子。對于在幕后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不論其是否直接實施斗毆行為，都應認定為首要分子。

（二）積極參加者的認定

研討中一致認為，在聚眾斗毆中發揮重要作用或者直接致死、致傷他人的，可以認定為積極參加者；在聚眾和準備斗毆中行為積極并起重要作用的，不論是否直接實施斗毆行為，也可以認定為積極參加者。具體認定時要注意防止降低認定標準，導致擴大打擊面的傾向。

三、關于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轉化定罪與刑事責任

（一）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轉化定罪

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是否一律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轉化定罪，研討中有較大分歧。一種意見認為，該款屬于法律擬制，斗毆者致人重傷、死亡的，不論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均可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另一種意見認為該款屬于注意規定，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不能簡單地以結果定罪，只有在符合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認定為此兩罪。

對聚眾斗毆中有直接傷害或者殺人行為的，是直接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還是轉化定罪，也有意見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對于斗毆中故意傷害或故意殺人而同時觸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和第二百三十四條或第二百三十二條的，可以從一重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明確規定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應轉化定罪，則不論行為人是否出于直接故意，都應適用該款轉化定罪，而不應直接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只有當行為人針對聚眾斗毆參加者以外的人實施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行為的，才應直接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并與聚眾斗毆罪實行數罪并罰。

研討認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屬于注意規定而非法律擬制，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按照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的具體犯罪構成來定罪，不能簡單地以結果定罪。聚眾斗毆中，行為人具有殺人故意的，即使僅造成被害人重傷的，也可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行為人出于傷害故意，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或者傷害的結果持放任態度的，則可根據具體結果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只有聚眾斗毆過程中致人重傷、死亡，才發生定罪轉化問題；如果聚眾斗毆行為已經結束，行為人又故意致其他人重傷或者死亡的，則不能轉化定罪．而應以聚眾斗毆罪和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并罰。

（二）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罪數認定 研討中一致認為，對于參加聚眾斗毆多起，其中一起或數起中致人重傷、死亡的，按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對其他未造成重傷、死亡后果的，按聚眾斗毆罪定罪，實行數罪并罰。

對聚眾斗毆中行為人致不同對象重傷和死亡的情形如何定罪，存在意見分歧。—種意見認為，此種情形下，行為人出于一個概括故意，實施了一個聚眾斗毆行為，造成了輕重不同的損害結果，應以重罪故意殺人罪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以為，行為人致不同對象重傷和死亡，系兩個相對獨立的行為，不能以重罪吸收輕罪，應分別定罪，數罪并罰。

聚眾斗毆中部分積極參加者轉化為故意殺人罪，部分積極參加者轉化為故意傷害罪，如該重傷、死亡的后果均在首要分子的概括故意內的，一種意見認為對首要分子應以重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應數罪并罰。

研討認為，聚眾斗毆既致人重傷又致人死亡的，對同一行為人的轉化定罪，采取重行為吸收輕行為的原則，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一罪即可，不實行數罪并罰；如該重傷和死亡結果均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內的，對首要分子以重罪故意殺人罪轉化定罪，也不實行數罪并罰。

（三）首要分子對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刑事責任

1．聚眾斗毆致對方人員重傷、死亡時，首要分子是否轉化定罪

一種意見認為，首要分子應對其組織、策劃、指揮的全部罪行負責，只要其同伙在斗毆中致對方人員重傷、死亡，即應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對此不能一概而論，如有證據表明重傷、死亡結果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之內的，應轉化定罪，如重傷、死亡結果在首要分子故意之外，是直接實施者實行過限的，首要分子不轉化定罪，而以聚眾斗毆罪從重處罰。

研討認為，聚眾斗毆的首要分子應對其組織、策劃、指揮的全部犯罪承擔責任；首要分子在組織、指揮聚眾斗毆犯罪中明確要求其他積極參加者不能造成他人傷亡的，其他積極參加者致人重傷、死亡時，對首要分子可不轉化定罪，而以聚眾斗毆罪從重處罰；首要分子未明確禁止致人重傷、死亡的，其他積極參加者致人重傷、死亡時，對首要分子應當轉化定罪。

2．雙方都構成聚眾斗毆罪，對方致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是否轉化定罪

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是雙方或者多方成群結伙斗毆破壞

公共秩序的行為，斗毆雙方對可能發生人員傷亡的結果都有預見并持放任態度，故對方致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也應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承擔刑事責任以犯罪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有刑法上的直接因果關系為基礎，當對方造成本方人員重傷、死亡時，本方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行為只是該后果的條件，而非直接原因，故不應對該結果承擔責任，亦不應轉化定罪。研討認為后一種意見較為合理。

3．聚眾斗毆中本方人員造成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轉化定罪

一種意見認為，本方積極參加者造成本方人員重傷、死亡，是對象認識錯誤，該錯誤不影響犯罪性質，故本方首要分子對該后果應當承擔責任，也應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首要分子沒有致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故意，本方積極參加者造成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超出了首要分子的故意內容，首要分子對此不應承擔責任，也不應轉化定罪。研討后認同后一種意見。

4．斗毆中第三人主動參與，幫助一方毆打對方，造成對方人員重傷、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轉化定罪

一種意見認為應當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如首要分子明知行為人主動參與而不加阻止的，應轉化定罪，如首要分子不知道行為人主動參與幫助毆打對方的，則不能轉化定罪。我們認為，后一種意見符合主客觀相統一的定罪原則，更為合理。

（四）積極參加者對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刑事責任。

研討中一致認為，對聚眾斗毆中直接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的行為人，應按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如不能查清直接造成重傷、死亡結果的行為人和共同加害人的，對積極參加者均不能轉化定罪。

在直接致人重傷、死亡的加害人明確的情況下，對于沒有直接造成重傷、死亡結果的積極參加者是否轉化定罪，存在意見分歧。一種意見認為，積極參加者如沒有直接造成重傷、死亡結果，其行為則與該結果沒有直接因果關系，不應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對被害人有共同加害故意和行為的，均應轉化定罪。共同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共同行為包括直接致人重傷、死亡的行為，也包括互相配合的組織、協助行為。

研討認為，聚眾斗毆中部分積極參加者致人重傷、死亡，其他積極參加者對被害人有共同加害行為的，應當認定為共同犯罪中相互配合、支持的行為，對共同加害的其他積極參加者也一并轉化定罪，但應根據各共同加害人致人重傷、死亡的作用及原因力大小等情節，區別適用刑罰；聚眾斗毆中致人重傷、死亡，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但能夠查清共同加害人的，對共同加害人均轉化定罪；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死亡，既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又不能查清共同加害人的，僅對首要分子轉化定罪、，對其他積極參加者以聚眾斗毆罪從重處罰。

四、關于聚眾斗毆罪未完成形態的認定問題

（一）關于聚眾斗毆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態

研討中對此問題有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罪不存在未完成形態，只要實施斗毆行為就是既遂，尚未實施斗毆行為的不以犯罪論處。第二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的核心行為是斗毆，聚眾是為斗毆做準備，賄聚眾行為，沒有實施斗毆行為的，是犯罪預備。第三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存在預備、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態。但對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時間，第三種意見中又有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應以聚集人員為著手，如人員尚未實際聚集，僅是為聚集而相互聯系的，屬于犯罪預備。有的認為應以聚眾基本完成并準備斗毆時為著手。斗毆一方或雙方人員已經聚集，在途中或者斗毆現場醫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斗毆未逞的，是犯罪未遂；在聚集之前被迫停止犯罪的，則是犯罪預備。還有的認為應以斗毆雙方聚眾完畢且已經處于同一時空，斗毆即將發生為著手，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斗毆未逞的才能認定為犯罪未遂。研討認為，聚眾斗毆罪屬于行為犯，存在犯罪預備、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態。聚眾斗毆罪客觀上系復合行為，包括聚眾和斗毆，行為人為斗毆而聚眾，屬于著手實施犯罪；行為人聚眾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沒有實施斗毆行為的，對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可以聚眾斗毆罪（未遂）處罰，但應綜合考慮案件的起固、社會影響等具體情節。

（二）關于聚眾斗毆罪是否存在部分參加者既遂、部分參加者未遂的情形

對此問題也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中部分參加者已經實施了斗毆行為，部分參加者尚未實施斗毆行為的，對尚未實施斗毆行為的參加者應認定為未遂。另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是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間是一個整體，聚眾斗毆過程中，只要部分參加者已經實施了斗毆行為，所有參加者都應當認定為既遂研討認為后一種意見符合共同犯罪的認定原理，更為妥當。

五、關于聚眾斗毆中“持械”的認定

（一）關于“械”的含義

對此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將“械”嚴格限制在匕首、刮刀等治安管制刀具和槍支的范圍內。另一種意見認為，“械”的范圍應當廣于“兇器”，除治安管制刀具、槍支以外，還包括棍棒等足以致人傷亡的工具。但這兩種意見都認為，對“械”的認定應有統一標準，不能依據實際損害結果認定所使用的工具是否為“械”。對于使用“械”以外的工具致人重傷、死亡的，應適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轉化定罪，不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第三種意見認為，對“械”的認定，要考慮被告人所持物品的物理性質，更要結合案情判斷此物在犯罪中所起實際作用的大小。對于通常情況下不會致人傷亡，但在斗毆過程中被用作傷人工具的，如果造成對方輕傷以上后果，即可認定為“械”。

研討認為，第三種意見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有利于解決具體案件中“械”的認定問題，較為可取。對于持磚塊、酒瓶類物品進行斗毆的，是否認定為“持械”，應結合所持物品在斗毆中的使用情況及所造成的后果進行綜合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二）關于攜帶器械而未使用的情形是否屬于“持械”

對于“持械”是僅指聚眾斗毆中使用器械，還是包括攜帶器械且主觀上有使用故意，但實際未使用的情形，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持械”應理解為利用器械進行斗毆，包括使用器械毆打和威脅對方，對于攜帶器械而沒有用于斗毆且沒有顯露的，不能認定為持械。另一種意見認為，攜帶器械且主觀上有使用故意的，增強了被告人的斗毆決意，其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危險性也隨之增強，故被告人即使沒有實際使用器械，也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研討認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把“持械”規定為聚眾斗毆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在理解時應當使結論與處罰保持均衡，即不能把“持械”僅理解為使用器械進行斗毆，也應當包括在斗毆中故意顯示所持器械但未實際使用的情形。

（三）關于部分被告人持械時如何認定持械人的范圍 1．對于事前預謀持械斗毆的，討論中一致認為，各參加人對持械具有共同認識，形成了持械的共同故意，不滄個別參加者在斗毆中足否實際持械，對持械一方的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均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測于未參與預謀持械且斗毆時未持械的積極參加者，不能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2．對于事前未預謀持械聚眾斗毆的，持械人自行攜帶器械或者臨時起意在斗毆現場尋找器械與他人斗毆的，一種意見認為，應認定首要分子和實際持械者為持械聚眾斗毆，其他積極參加者不認定持械聚眾斗毆；另一種意見認為，如首要分子叫知有人持械而不阻止的，首要分子和實際持械人均屬于持械聚眾斗毆，其他積極參加者不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研討認為，參與預謀持械聚眾斗毆，或者明知本方人員為斗毆而持械，即使本人未攜帶和使用器械，也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持械斗毆既包括事先準備器械并持械參與斗毆，也包括斗毆過程中就地取得器械并持械進行斗毆。

3．對于聚眾斗毆中一方持械，另一方未持械的，對未持械的一方不能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六、關于聚眾斗毆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問題

（一）聚眾斗毆的參加者能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對此問題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的參加者，不論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只要在聚眾斗毆中遭受物質損失的，其本人或近親屬均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另一種意見認為，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明確規定，只有“被害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聚眾斗毆的參加者如系刑事被告人，則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第三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的參加者，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傷害他人及自己被他人所傷，仍參加斗毆，故不論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原則上均應自行承擔責任，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當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死亡時，受重傷或死亡者既是聚眾斗毆犯罪的參加者，又是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被害人，故其本人或者近親屬可作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適用混合過錯責任原則。

研討認為，第三種意見較全面考慮了有關附帶民事訴訟的法律規定和聚眾斗毆案件的特殊性，符合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原理，也有利于實踐中具體處理聚眾斗毆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問題。

（二）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民事賠償責任

對于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時，聚眾斗毆的參加人如何承擔賠償責任，存在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的一方參加者之間相互配合，相互聯系，是共同侵權人，應共同對所造成的物質損失承擔賠償責任。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由轉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擔主要賠償責任，其他刑事被告人和共同致害人承擔次要賠償責任。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間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另一種意見認為，應區別案件具體情形處理：對于致人重傷、死亡的共同加害人明確的案件，首要分子和共同加害人應共同承擔賠償責任，其他參加聚眾斗毆者不承擔賠償責任。各共同加害人應按其過錯程度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原因力大小分擔賠償份額，且相互承擔連帶責任。其中，首要分子與直接致害人應承擔主要責任，其他共同加害行為人承擔次要賠償責任。對于致人重傷、死亡的加害人不明確的案件，致人傷亡一方的所有參加者是共同危險行為人，應共同承擔賠償責任；共同危險行為人能夠證明損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對于如何具體分擔責任，又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可由致害方的參加者對賠償總額平均承擔賠償責任，并互負連帶責任；如參加者能證明損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則不承擔賠償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此種情形下無法確定各行為人的過錯程度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原因力大小，可由首要分子對損害結果承擔主要賠償責任，其他參加者對剩余份額平均承擔賠償責任。

研討認為，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死亡的，首要分子和直接致害人均轉化罪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其他不轉化罪名的刑事被告人的斗毆行為與重傷、死亡結果之間也有一定因果關系，也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其中，轉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擔主要賠償責任，其他不轉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擔次要賠償責任且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轉化定罪的被告人或者不轉化定罪的刑事被告人均有兩人以上的，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間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聚眾斗毆一方的被告人，對于本方人員的重傷、死亡后果不承擔賠償責任。

第五篇：《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

印發 《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發 《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

法發〔2010〕20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局)、國家安全廳(局)、司法廳(局)，解放軍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總政治部保衛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民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監獄管理局：

為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根據中央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總體部署，經過廣泛深入調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近日聯合制定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個《規定》)，現印發給你們，請遵照執行。

為了在司法實踐中嚴格貫徹執行兩個《規定》，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制定、執行兩個《規定》的重要意義

兩個《規定》對政法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特別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對于完善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提高執法辦案水平，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央對兩個《規定》高度重視，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政法委員會全體會議暨司法體制改革專題匯報會，認真討論了兩個《規定》，要求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要依法履行職責，嚴格執行兩個《規定》，講事實、講證據、講法律、講責任，確保辦案質量，依法懲治犯罪、切實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公正，確保辦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相關部門要從全面準確執行國家法律，貫徹黨和國家刑事政策的高度，積極加強宣傳工作，充分認識出臺兩個《規定》的重要意義。

二、認真組織開展對兩個《規定》的培訓

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等單位和部門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通過不同途徑，采取不同方式，認真、及時地開展對兩個《規定》的培訓和學習工作，要精心組織相關辦案人員參加專項培訓，確保使每一名刑事辦案人員都能夠全面掌握兩個《規定》的具體內容。

三、嚴格貫徹執行兩個《規定》

兩個《規定》不僅全面規定了刑事訴訟證據的基本原則，細化了證明標準，還進一步具體規定了對各類證據的收集、固定、審查、判斷和運用;不僅規定了非法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還對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證明責任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規范。切實把兩個《規定》貫徹好、執行好，對于進一步提高執法辦案水平，進一步強化執法人員素質，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各相關部門在司法實踐中要嚴格貫徹落實兩個《規定》，牢固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觀念、實體法與程序法并重的觀念，依法、全面、客觀地收集、審查、判斷證據，嚴把事實關、證據關，切實提高刑事案件審判質量，確保將兩個《規定》落到實處，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辦成鐵案。在貫徹執行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探索出的新經驗、新做法，要認真總結，并及時報告中央主管部門。

另，辦理其他刑事案件，參照《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

二○一○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