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貴州大山深處的“背篼干部”

有形背篼里裝著生活用品，無形背篼里裝著幫扶重任

貴州大山深處的“背篼干部”

本報記者白皓《中國青年報》（2012年04月13日

01 版）

從鄉政府出發，曾德凱背著大約40斤重的“背篼”，跨上摩托車，朝村子里駛去。

布滿了亂石的大山溝里，村民們每看到一群背著“背篼”的人在山腰上穿行，就知道自己需要的生活物品來了。鹽、面條、衛生紙是“背篼”里最常見的物品。

自從到貴州省長順縣敦操鄉任副鄉長那日起，曾德凱每周都會這樣幫村里老百姓捎生活物品。他自己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鄉里的30多名干部都有了這樣的習慣，只知道這樣的做法，是一批批鄉干部流傳下來的傳統。

“因為山里的老百姓出來一趟太難了。”記者的親身體驗驗證了曾德凱的這句話：通往村組的毛坯路在山間盤旋，只能容下一輛越野車單向行駛，路面布滿了大坑和碎石，路的一側是山體，另一側就是山崖。

半個多小時的瘋狂顛簸后，越野車只能停在一個勉強能掉頭的地方，想要前往村民住的地方，就必須翻過沒有路的大石頭山。

中國青年報記者走進一個離公路最近的寨子——川洞組，單程走路花了1個多小時。這1個多小時的路上，還要手腳并用，一些險峻的地方幾乎直上直下，背著幾十斤重“背篼”的干部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行程，一路輕松地在前面帶路，有的還隨手撿起幾片樹葉，放在嘴唇上吹起山歌解悶。

走到寨子里時，“背篼干部”按照小本上記錄的信息，把東西送到需要的人家，多少錢買的就收多少錢，臨走時再問一句下次需要買的東西。

“到鄉里買點東西，單程要走3個多小時，一來一回一天就沒了。”曾德凱點了根煙，猛吸幾口，反問道，“哪里還有時間種地過日子？”

當天中午，坐在一戶農家的屋門口，敦操鄉計生辦工作人員柏寧說起了自己聯系的3個村民組的情況。這個1988年出生的小伙子，每次到村里吃的午飯，都是自己帶的干糧。當地村民表達熱情的方式就是拿出自家烤的苞谷酒，不喝就翻臉，喝了就呵呵地笑。所以，每次柏寧的午餐里，還有一碗苞谷酒。

“喝了誰家的酒，誰家就支持你的工作。”柏寧說，工作很繁雜，計劃生育、低保救濟、調整種植結構等等事情都不好做，“哪怕幫著村民種高粱多賺點錢，都要動員很久，他們還不聽。”

“那怎么辦呢？”記者問。

“想辦法啊，你幫他干點活，再跟他說種高粱，幫他解決點問題，再跟他說一次，喝點酒，再說一次。”柏寧說。

“能多賺錢，村里人為什么不愿意呢？”

“思維跟不上嘛，覺得種苞谷肯定餓不死，懶得再想種高粱的事。”

“那為什么要強求呢？”

“不然就沒發展啊，你愿意鄉親們就這樣窮幾輩子啊？我不愿意。”

事實上，發展是那個大山溝里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最難于推動的事情，其中不僅有地域偏遠的原因，還有村民們思想意識長期封閉的因素。

曾德凱記得，自己碰到最尷尬的情況是在到敦操鄉工作后的第一次進村，一對夫婦堵著他的路問他說：“救濟福利我們一樣都沒有，你讓我做什么我都不做。”

曾德凱一下感覺臉有點紅：“為什么沒有呢？我去問問。”

后來，村干部告訴曾德凱，因為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這家人沒有領救濟糧的資格。

自然，曾德凱再上門解釋情況時，碰了一鼻子灰，再想跟他們探討養點雞、羊，種點高粱增收的事情，更是全部被否定。

“我是為他們好啊，幫他們想發展的路子，不能老盯著那兩袋救濟糧吧。”曾德凱很難受，這個曾經的縣醫院外科醫生心里像被劃了一刀。他感覺到，背上有形的“背篼”里是力所能及捎帶來的物資，而背上無形的“背篼”里，裝滿了幫助村民發展的艱巨任務。

背一個有形的“背篼”，再背一個無形的“背篼”，成了敦操鄉的34名干部心里的共識。說不通，就自己干給老百姓看，一次解釋不清楚，就解釋100次。

2010年，推廣高粱、花椒種植、種草養羊和綠殼蛋雞養殖時，沒有一戶人家愿種高粱，50畝花椒苗買來后也沒有人愿種，500只羊只發了360只，剩余的140只沒人要。鄉、村干部租了27畝土地種高粱、50畝山地種花椒，還把那剩下的140只羊養了起來。

漸漸地，看到經濟效益后，有的村民開始加入其中，到2011年，2000只羊送到鄉里，村民們開始搶著要，今年的高粱種植將達到2000畝，鄉里聯系了茅臺集團作為長期收購商，種1畝高粱能比種1畝苞谷增加1000元左右的收入。

事實上，這樣的發展速度依然慢得可憐。但敦操鄉的干部們一直在努力著，一刻也沒有放松。

“什么力量推動著你們這么執著？”記者問。

“看看我們30多個人是從哪里來的就知道了，我們基本都是農村孩子。”曾德凱笑著抬起頭，推了推眼鏡，指指山溝深處，“那里有我們的根。”

第二篇：大山深處經典散文

古往今來，中華女子中姣姣者不乏其有。她們一直使大丈夫們崇拜而折服。女媧補天，嫦娥奔月，精衛填海，天女散花，勇敢的七仙姑，鐘情的湘夫人，不都是姣姣女性的化身嗎？我要講述的是現實中的女神，山區人心目中的女強人——欒川縣陶灣國土資源所所長、共產黨員張小玲。

2006年8月，根據上級改革精神，陶灣國土資源所成立，在鎮土地環保所工作了十個年頭的張小玲被任命為所長。鎮政府分給了國土所3間辦公用房，這是幾間什么樣的辦公室啊：八十年代建的房子，沒有廁所，屋頂漏雨，墻體還有裂縫……面對如此艱苦的條件，張小玲沒有半句怨言，她對同志們說：“陶灣是個窮鎮，不少站所都擠在一間房里辦公，給我們分了三間房，夠支持我們了”。第二天，小玲所長回到家中對婆婆說：“媽，我有急事想用點錢。”婆婆問：“得多少？”小玲說：“得2000元。”婆婆馬上去到信用社，從家里不多的積蓄里取出了2000元現金。第三天，小玲所長請來了工匠，開始修繕辦公房，然后粉刷墻壁。這件事讓公公知道了，他對小玲說：“用自家的錢修公家的房，你咋能這樣做呢？”小玲對公公說：“上級的資金沒有到位，新成立的國土所急于開業，這些錢咱先墊上不行嗎？”公公說：“國土所是個好單位，搞個慶典，哪個單位不贊助三百五百的，非得要你掏自家腰包嗎？”小玲搖了搖頭說：“爹，你老別說了，如果那樣做，我還能干這個所長嗎！”公公沒聽完就氣沖沖地走了。所里的三位職工學著所長的樣子，用自己的錢買來了沙發、茶幾、鮮花盆景美化了環境。就這樣，張小玲所長帶著她的同志們在簡陋的工作環境里艱苦奮斗，兢兢業業地工作了九年多，連續九年獲得縣局責任目標綜合考核第一名，張小玲個人連續九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去年，她還光榮地獲得了“洛陽市五一勞動獎章”。

做女人難，做優秀女人更難。2010年7月24日，欒川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洪水襲擊，張小玲分包的陶灣鎮西溝村成為重災區，全村26根高壓電桿全部刮倒，100多畝農田被淹，5里長的攔河大壩被沖毀，村委辦公樓被沖走一個角。風雨中，張小玲組織35戶群眾向山上轉移，恰恰在這個時候，她在洛陽人行工作的丈夫因心臟病復發住進了醫院。是到洛陽二院陪護自己的親人，還是為西溝那100個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堅守在抗洪搶險一線，張小玲毅然選擇了后者。她給住院的丈夫捎去了一封信，信里有這樣一段話：“他爸，咱這里沒電了，手機信號也沒有了，和咱相鄰的村里有人被洪水沖走了，我包的村子情況也很危急，這個時候是說啥也離不開，你要聽醫生的話好好治療……”信上有很多省略號。接著，張小玲所長開始了七天六夜的緊張搶險，她先后接待16個單位為西溝村災民捐款捐物，重建家園，動員自己的在焦作圣龍公司當總經理的姐夫為西溝村捐款5萬元，還捐助了價值8萬元的米、面、油、被褥、衣服等物品。20天時間，已過了不惑之年的張小玲消瘦了十多斤。20天后，西溝村100多村民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沒有出現1例傷亡。這時，張小玲才風塵仆仆地趕往洛陽，看望仍在住院的丈夫。走進病房，她一頭撲在丈夫的病床上失聲痛哭，丈夫輕輕地捋理著妻子散亂頭發說了6個字：“別哭，我不怪你！”

有智有勇，方顯精英本色。2012年6月，張小玲接到本鎮肖圪塔村支部書記老馮的電話，說村里有起農宅糾紛，事態惡化，發生械斗。她放下電話，立即帶領國土資源所的同志趕到現場，眼前的情景讓人驚怵，在這緊急關頭，她不考慮后果挺身而出，沖進人群想拉開打架的雙方。一根木棒當頭打來，她頓時暈倒在地。這時，雙方斗毆人群才停了下來。經過鎮衛生院檢查，認定為輕微腦震蕩，派出所干警決定拘留當事人，小玲制止說：“如果拘留雙方矛盾會越來越深，更難化解。”雙方當事人聽說后，都非常后悔，也非常感激，都帶著家人到醫院看望小玲。其中一方帶著打傷小玲的木棒說：“張所長，俺錯了！您也用這木棍打俺兩下吧，要不俺心里老難受。”小玲笑著說：“沒事，住兩天院就好了。你們都回吧。我們明天上午去看現場，你們把個人的宅基證準備好就行。”第二天經過仔細踏勘現場和耐心調解，雙方當場簽訂了協議。一場糾紛平息了，但她的家人難以平靜。公公說：“俺老兩口都歲數大了，孩子還小，你要有啥事，俺們可咋辦呀！”孩子哭著說：“媽，咱不當官吧，我怕以后沒媽了。”小玲抱起孩子，頓時淚流滿面……。

在陶灣鎮提起張小玲，人們幾乎都能說上幾件有關她的感人事兒：全鎮集體土地所有權確權登記發證外業測量最緊張那陣子，她年幼的兒子不慎摔傷，頭部縫了12針，她硬是測量完最后一塊耕地才趕到醫院，孩子哭喊著“媽媽”、“媽媽”，這位出了名的女漢子擦拭著兒子衣服上的斑斑血跡，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流了下來；婆婆患病癱瘓臥床六年半，這六年多的雙休日、節假日，小玲全部攬下了護理的責任，她給婆婆穿衣、喂飯、擦身翻身、端屎端尿。去年11月，婆婆過完90歲大壽離開了人世，其中一個細節在陶灣鎮傳為奇談：婆婆病危的最后時刻，仍不停地喊著兒媳的乳名“玲玲、玲玲”，直到在縣醫院為其購藥的小玲從縣城回到家拉住了婆婆的手，婆婆這才閉上了安詳的雙眼。

“兢兢業業做事，規規矩矩做人”，是張小玲的樸素口禪。多年來，張小玲在查處違法案件過程中，抱著對國家負責、對人民群眾負責的態度，不畏權勢，沖破阻力，嚴格執法。有人說：“張小玲干所長，是個‘肥差’，肯定撈得不少。”身正不怕影子斜，她通過建立群防群治聯動機制，向社會公開監督電話，接受群眾監督，時刻保持自警、自省、自重，經得起誘惑，忍得住清貧，絕不拿損害國家利益作交易。十年來，她帶領國土所工作人員，共查處土地違法案件435起，配合公檢法部門拆除違章建筑40余處，完成工礦廢棄地整治847畝，在“三項治理”方面成效赫然。

時光荏苒，事實為證。亮麗風采，熠熠閃動。張小玲，是基層國土人的驕傲！張小玲是為黨旗增輝的標兵！

第三篇：背篼干部

[摘要]近年來貴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對促進農民增收等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仍存在著較多的因素影響著貴州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能力的提高。本文從“背篼”這一特殊群體著手，分析了貴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及影響其就業能力的因素，并提出了促進貴州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能力提高的對策及建議。

[關鍵詞] 背篼 農村剩余勞動力 就業能力

“背篼”這一群體為貴州老百姓所熟知，在貴州，“背篼”群體主要來源于農村剩余勞動力，他們主要以背簍作為勞動的標志性工具，以出賣勞動力從事簡單的搬運工作為主要生計來源，如：搬運建筑垃圾、生活用品、商品貨物等，只需買個“背篼”即可上崗。在貴州各城市“背篼”隨處可見，往往三五成群的聚集在某處等待用工者的傳喚，工作隨意性大，收入少不穩定且無任何社會保障。“背篼”只是貴州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的一部分，由于這部分人群缺乏相應的文化素質及謀生的技能，就業能力差，因而進城務工只能以“背篼”這樣簡單而不穩定且無任何保障的方式進行勞作。其就業能力的現狀是貴州省大部分農民工所面臨的，即文化素質低、缺乏相應的勞動技能，就業無任何社會保障等，要促進貴州農民收入的增加，實現就業方式的多種轉變，就必須要通過各種途徑提高貴州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總體就業能力。

一、貴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現狀

貴州是一個農業大省，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80%以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關系到貴州農民收入的提高及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年來貴州在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能力，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中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據貴州省勞動保障部門統計，從1987年至2006年，全省累計輸出勞務人員900.89萬，外出務工人員創造勞務收入達1000億元，外出務工收入已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為提高農民工就業能力，貴州省已設立了52個貧困地區勞動力培訓轉移基地和教學點，開設培訓專業30多個，累計完成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13萬余人，轉移就業率達80%以上。貴州省有關部門還積極加強區域間勞動力市場信息溝通，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勞務合作。省勞動保障廳在沿海及經濟較發達地區建立了勞務管理機構，及時掌握民工情況，協調解決勞務糾紛和傷亡事故等。

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能力，促進其轉移就業已經成為中央及貴州省的一項重要工作。有關部門正通過多種方式組織勞務輸出，開展技術培訓，努力提高貴州農村勞動力就業能力。但仍存在著較多的因素影響著貴州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能力的提高。

二、影響貴州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能力的因素分析

1.農村勞動力外出轉移組織化程度低

當前，貴州省農村外出勞動力組織化程度仍然較低，大多是自發的轉移。主要依靠社會關系、血緣關系尋求就業機會，如依靠親戚朋友介紹外出打工。據貴州省勞動保障部門統計，從1987年至2006年，全省輸出的900.89萬勞務人員中，有組織的輸出僅118.01萬；2006年全省勞務輸出78.88萬人次，有組織輸出僅9.87萬人次。有組織的輸出只占八分之一左右。如：貴州省在廣東就業的農民工中，除少量是通過政府部門有序輸出和定點勞務扶貧外，多數是通過以老帶新等方式輸出的。帶有較大的盲目性，呈現明顯的季節性、不穩定性。

2.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體系還不完善

近年來貴州省勞動保障、農業、教育等部門在完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體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農村勞動力就業服務體系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還存在管理機制和服務體系不健全等問題。政府部門對勞動力市場需求和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變化缺乏及時的了解和掌握，對農村外出勞動力轉移缺乏有效的指導，對實現轉移后的人員關注也不夠，致使一些農村外出勞動力進城后在戶口、子女上學等方面遇到自身無力解決的問題，及轉移出去的勞動力缺乏法律援助，迫使部分人又重新返鄉務農。

勞動力市場的中介服務機構也不發達，根據2005年第一次貴州省經濟普查數據顯示，全省登記在冊的勞動力轉移職業中介僅有63家，從業人員942人。目前的中介服務機構從規模和管理上仍不能很好地滿足貴州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要。

3.外出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就業技能

勞動力素質是決定其就業機會大小與勞務收入水平高低的關鍵因素。目前，在我國的大中城市，90% 以上的崗位要求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的崗位要求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80%的崗位需要達到初級技工以上水平，其中有13％ 的崗位需要具有中級技工的資格。據2005年貴州省1%人口抽樣調查情況看，貴州省鄉村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占常住人口的62.8%，受教育程度主要為小學和初中，其中小學文化程度占44.25%，初中文化程度占31.96%，而且外出者大多未經過職業培訓，缺乏勞動技能，致使90%以上的務工者不能進入科技含量較高的企業，就業空間小，部分只能從事“背篼”式的體力運輸及低層次服務等重體力、低報酬行業。

4.農村外出勞動力就業能力培訓問題突出

目前在貴州省農村勞動力培訓市場上仍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培訓主體不明確，組織管理不規范。雖然設有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部門聯席會議辦公室，但還不能起到統一規范管理的作用。由于組織培訓的部門較多，多個部門各抓一塊，培訓難以從長遠和總體規劃，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難以統一協調，技術和資金分散，形式、內容不一，缺乏有效的規范整合。二是在培訓內容上，和市場對接不夠緊密，造成脫節和重復。不能很好地分層次實施培訓，培訓的內容既不夠系統。三是職業技術培訓質量不高。培訓時間相對較短，通常是15天～90天，農民在短時期內并不能學到真正的技術，難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師資方面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大多數職業技術學校的教師實踐能力欠缺。因此培訓出的農民即使畢業了，也難以實現就業。

5.就業保障欠缺

盡管現在中央及貴州省對進城務工者出臺了較多的優惠政策，但城市面向農民高筑的壁壘和一些不合理的規定依然存在。農民工在城市里享受不到失業、醫療和養老等社會保障，無法獲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地位，子女入學等要求也難以得到滿足。農村外出就業人群仍然是一個邊緣群體，就業無保障，使得他們的權利出現了缺失。而且城市在用工制度上存在著對農民工的歧視，導致農民既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又不想回歸農村，成為游離于城鄉兩地之間的“背篼”式民工。

6.勞動力輸出后農村突現多種社會問題

目前貴州轉移出去的農村勞動力大多是青壯年，夫妻在外務工的現象十分普遍，90%的農民工父母沒有能力將其子女帶到打工城市讀書。據貴州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2006年測算，貴州省農村的“留守兒童”約在150萬名左右，占貴州兒童總數的12%左右，占全國留守兒童總數的6%左右。貴州農村兒童老人留守現象嚴重，導致部分孩子學習不用心，甚至走上歧途。在農業生產、家庭事務等方面也出現了勞動力缺乏，導致農村土地資源閑置，農業生產下降，削弱了農村發展的可持續性，還影響到務工人員的心理穩定，難以保證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穩定性。

三、對加強貴州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就業能力的思考

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能力是貴州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勞動力的文化程度會對勞動者的就業能力產生直接的影響，進而對其家庭經濟收入產生間接作用。所以，加強培訓從而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能力，就成為貴州省提高農村外出勞動力能力建設的必然。

1.繼續落實“陽光工程”，改進農村勞動力就業能力培訓方式

旨在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能力的“陽光工程”在貴州實施以來，共幫助轉移24萬農村勞動力，共開展農村勞動力示范性技能培訓27萬人，涉及機械、電子、縫紉、家政等40余個

工種。“陽光工程”在貴州的實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積累了一些經驗，但仍存在著培訓質量、教學效果得不到保證等問題，影響轉移培訓工作的整體推進。全省應繼續落實“陽光工程”，改進農村勞動力就業能力培訓方式，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規范整合培訓相關資源。將政府各部門的培訓資源和現有各類職業技術學校的培訓資源統籌起來，多部門合作，將其納入全省勞動力轉移培訓體系。并整合全國勞動力轉移網信息、各地勞動力市場信息等，實現資源信息共享。

(2)加強培訓師資隊伍建設。建設一批穩定的教師培訓隊伍，專職從事農村勞動力轉移職業培訓工作，并定期組織開展師資培訓，不斷提高教師實踐技能水平。

(3)增強培訓的市場性及實踐性。培訓方式應著重培養動手實踐能力，提高職業技能。根據市場需求，合理設置培訓專業，及時調整培訓課程，有針對性的提供培訓服務。達到增強培訓效果和提高外出勞動力就業競爭力的目的。

2.加強回鄉創業能力培訓

由于貴州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在外省勞動力市場競爭優勢不明顯，因此應大力拓展回鄉創業的就近轉移途徑。農民工回鄉創業，有助于建設和諧農村，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留守兒童老人問題。加強回鄉創業培訓，政府主要應從資金和技術上繼續加大扶持力度。據統計2002年～2005年，貴陽市共投入180萬元，扶助了600名返鄉農民創業。各地農業部門，應幫助打工回鄉人員選擇當地優勢種植和養殖項目，傳授種養技術，講授經營管理知識。讓留守的勞動力致富農村，讓出去的農民扎根城鎮。據貴州日報報道到2006年底，貴陽市已有1.8萬外出務工農民回鄉創業，創辦各類經濟實體736個，年創造經濟效益8.6億元，人均創收4.78萬元，吸納3萬余名勞動力。遵義縣目前也已有4000多名農民工回鄉創業，其中有3000多人成了當地的養殖專業戶和蔬菜、水果、藥材種植大戶，有效推動了當地農村經濟發展。

3.創立貴州勞務品牌

經過近20年的努力，貴州已成為勞務輸出大省。但受制于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缺乏技能等因素，目前還未形成有規模、有特色的勞務品牌。打造具有區域特色、競爭力強的勞務品牌，已成為在更高水平上推進貴州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的重點。例如：菲律賓女傭、英式管家等，都是世界知名勞務品牌。2007年11月在鄭州召開的首屆全國勞務品牌展示交流大會上，全國各地也相繼推出打造成功的勞務品牌，例如：“揚州廚刀”、“徐州保安”、“泰興小提琴制作”、“遂平家政”、“湖南攸縣的哥”等。貴州省有關部門在加大培訓的同時，應針對創立貴州勞務品牌做出相應的規劃和實施辦法，加強不同地區的學習交流，做好貴州省勞務品牌的對外宣傳工作，盡快打造出一批有特色的勞務品牌，為農民工制作“就業名片”，提高其就業競爭能力

4.加快就業能力培訓相關配套制度的建設

建立和完善勞動法規和勞動力市場管理制度，規范市場主體行為，使企業和勞動者雙方的合法權益都得到保障，健全農民工培訓相關法規。現有針對農村外出勞動力轉業職業培訓出臺的相關政策、法規尚不完善，權責不明，應盡快出臺各項管理和監督法規條例及相關配套制度，明確各部門職責權限，理順上下關系，加大監督處罰力度。重點建設農村外出勞動力轉移職業培訓中教育、財政、就業法規建設，從法律上明確農村外出勞動力享有接受職業教育的權利和義務。

5.加快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勞動就業中介組織，逐步形成包括就業信息咨詢，以及職業介紹就業服務體系，加快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減少因盲目性導致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而遭受的損失。農民工是弱勢群體，沒有有效的服務保障系統，在轉移培訓過程中其利益很容易受到損害。為此應大力推動各地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例如：可在縣、鄉所在地設

立勞動力市場大廳，或通過電視、廣播等媒體，向農民定期發布用工和培訓信息，讓農民自己選擇更合適的培訓方式和就業崗位，對農民參加招聘活動實行少收費甚至不收費。

6.提高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能力的保障

貴州農村勞動力在省內外的競爭優勢均不足，所從事的多為臟、累、重、險的工作，工作條件比較惡劣，一旦發生事故，由于其所處的相對弱勢地位，權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必須加快健全工傷保險、醫療保險、農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及養老保險等制度，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加快建立和健全勞動保護法律法規及監督體系，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嚴肅查處侵害農民工權益的違法行為，為提高農村外出勞動力就業能力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

參考文獻：

[1]楊琦:現狀特點與制約因素分析：貴州農村勞動力轉移[J].山地農業生物學報，2007(7)

[2]韓建民任崇強:提高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能力問題研究[J].開發研究，2007(4)

[3]朱雪研:落實陽光工程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J].農村嘹望臺，2007(11)

[4]楊錦福:貴州勞務輸出20年[J].當代貴州，2007(10)

[5]中央政府門戶網站.“陽光工程”三年助貴州24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2007(4)

[6]黃曉:貴州勞務輸出的問題及建立長效機制對策[J].貴州日報，2007(10)

[7]貴州省百萬農村“留守兒童”引起社會關注[Z].貴州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報道，2006(4)

第四篇：背篼干部

“背篼干部”精神報告會發言摘登

背篼在身上 人民在心中

——“背篼干部”精神報告會發言摘登

4月13日，省委禮堂召開“背篼干部”精神報告會。傅建平攝

當郵差 裝民生 背民心

背篼，是我們再也熟悉不過的一種工具。

這一次，背起它的，不是貧苦的山里漢子，而是懷揣責任與夢想的共產黨員、麻山腹地的基層干部。

老百姓的苦，他們惦記；老百姓的需要，他們知道。為老百姓當郵差，背篼里裝的是深情，裝的是民生。

有形的背篼在背上，無形的背篼在心里。從“大關”到“冷洞”，我們在戰天斗地；從“背篼”干部，到全省2萬干部下基層，我們在頑強拼搏。就是為了貴州各族群眾的安康生活！就是為了撕掉貧窮落后的標簽！就是為了后來居上的百年夢想！

閃耀于貴州奮力爬高、經濟起飛的沖鋒號中，根植于“團結奮進、開放創新”的貴州時代精神的肥沃土壤，“背篼干部”淬煉的精神鋼火十分可貴。可貴在他的真情實意，可貴在他的腳踏實地，可貴在他的胸懷夢想，可貴在他的不懈努力。

這，就是構筑“精神高地”的堅強基石！

這，就是沖出“經濟洼地”的匯海之力！

共產黨一心為民。我們雖然并不需要人人背起背篼，但我們始終要把人民放在心坎上。我們看到，多彩的貴州大地上，沒有背篼的“背篼干部”們，正在為改變貴州面貌奮力拼搏，正在為招商引資南征北戰，正在為“兩加一推”殫精竭慮。這是大精神，這是大智慧，這是大力量。

背篼在身上，人民在心中。激情四射的時代，熱情擁抱每一個都踏踏實實做事的人。讓我們一起，堅持科學發展、奮力后發趕超，共同創造一個日新月異的新貴州，一個全面小康的新貴州，一個文明和諧的新貴州！

長順縣敦操鄉黨委書記胡榮忠：甘為百姓背背篼

2009年1月，我初到敦操，調整產業結構無人接受，征兵沒人報名，一事一議的財政獎補項目也沒人愿意投勞。為什么這么多惠民政策，群眾不理解？群眾心里究竟在想什么？需要干部做什么？怎么做？

我感到肩上的擔子很重。作為班子的帶頭人，只有憑著不服輸的勁頭，開始接觸群眾，干起了瑣瑣碎碎的工作。

2010年春節，村民王金國的低保款錯打到王定周的卡上，我們去了三撥人，就是要不回來。好說歹說，他才答應，“有一塊錢還一塊錢，哪天有哪天還！”包點干部曾德凱站出來說：“我去試試”。不到兩個小時，王定周就辦了退錢手續。原來小曾經常幫這里的群眾捎帶生活物品，小曾說話這里的群眾都認賬。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由于山高路陡，群眾買包鹽巴要走一整天。早在90年代，干部下組時，幫助群眾捎帶一包鹽巴、一把面條，日積月累形成了規矩，干部得到了群眾的認可，為開展工作打下了基礎。這件事，使我進一步意識到，我們要攻克的不僅是惡劣的自然環境，重要的是要迅速敲開群眾的心坎，得到群眾的認可。

在繼承歷屆班子好傳統的基礎上，鄉黨委、政府按照“創先爭優”、“四幫四促”、“三實三創”、“記民情日記建民情臺賬”等活動要求，結合鄉情，制定了“三定五幫一創建”的“351”工作法，以定點、定人、定時的方法，開展五個方面服務工作：幫助貧困家庭找到一條致富路子，幫助外出務工人員照顧好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幫助急病人員用車和協調解決有關醫療費用，幫助邊遠群眾捎帶日常生產生活物資，幫助刑釋解教人員重樹生活信心。創建一個富裕和諧的敦操。鄉里還給全鄉34名干部，定制統一的服裝，配發一個背篼，為群眾捎帶生產生活物資，并在每個村民組最顯眼的地方掛起了“為民服務責任牌”，公布了干部的姓名、電話和服務內容。

村民羅水保外出打工6年，春節回家過年，根本不相信家鄉的“背篼”干部，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就撥通了包點干部梁勇的電話，要求幫忙捎帶面條和食鹽。沒想到第二天上午，梁勇就冒著寒風大雨，渾身稀泥地把物品送到了自己家中。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全鄉干部背著背篼，從大事著眼，從小處入手，真心實意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贏得了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早在2010年，面對干旱少雨、耕地破碎，敦操只適合栽種耐旱作物的實際，鄉黨委、政府決定從調整產業結構入手，重點發展高粱、花椒和種草養羊。鄉干部到村民中動員，沒有一戶人家愿種高粱，買來的50畝花椒苗也沒人愿栽，500只羊羔僅發放360只，剩下140只也沒人要。原因是鄉里曾發展烤煙，由于干旱和土質等原因，收成不好，大部分農戶都不同程度吃過虧。我們也意識到，如果農戶改種失敗了，就意味著第二年要挨餓。

面臨這個困境，我們下決心做給群眾看、帶著群眾干、幫著群眾賺。就及時組織全鄉干部集資，并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租了27畝平地種高粱、50畝山地種花椒，還養了140只羊羔，干了一年，群眾看到干部獲得了好收成。

第二年，仍然有部分群眾猶豫，但一部分群眾主動種上了高粱，其中，村民梁小七種了1.2畝。包點干部花萬周為幫助他取得好收成，三天兩頭都往他家地里跑，教他栽種、教他施肥，做好田間管理。秋天梁小七收到高粱1000多斤。他逢人就算這筆賬：1畝2分地，種包谷頂多收400斤，1斤一塊二毛錢，收入不到500塊；種高粱收了1000多斤，1斤一塊八，有將近2000塊的收入，再加上高粱稈也扎成掃帚賣了1000多塊錢，種高粱實際收入將近3000塊錢，真的比種包谷劃算多了。他激動地對老鄉們說：“沒有鄉干部的動員和熱心幫助，我哪能有這么多收入？明年我要把家里的5畝地全部種上高粱！”

看今朝，2000只羊羔送到鄉里面，群眾搶著要；10000只綠殼蛋雞養殖指標，兩天內報名領養數量就超過11000只；1000畝核桃種植，苗到后都全部領完，并全部下了種。望未來，干群同心奔小康，明天的敦操一定更美好。

長順縣紅十字會駐村“四幫四促”干部方洲：勤政為民促發展

2011年，我被組織派駐到敦操鄉打召村開展“四幫四促”活動，我在幫扶工作中，也成了一名“背篼干部”。

敦操鄉干部的這種做法已有20多年的歷史了。最早背的是帆布書包，捎帶的物品滿足不了群眾的要求，后來就背上背篼，能捎帶更多的東西，也方便在山路上行走。鄉干部20年如一日，背出了民生、背來了民心、背走著貧困，受到了群眾的衷

心愛戴，密切了干部群眾的魚水之情，今年3月的一天清晨，天一直下著蒙蒙細雨，鄉干部梁勇起了個大早，目的是讓村民趁著有利的天氣趕快把種子種下，這樣會多一些收成。他用背篼背著40多斤高粱種子，騎著摩托車，沿著滿是泥濘、陡峭崎嶇的鄉間山路行進，途中，這位全鄉駕駛技術最好的干部，在躲避滾落的山石時，摩托車排氣管燙傷了他的小腿，同時，小腿也被鋒利的石頭劃破，血流個不停，他強忍著疼痛，按時把種子送到了多戶群眾家中，這才返回鄉衛生院簡單的包扎處理后，又按原工作計劃踏上新的路程。

全鄉“背篼干部”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辦急事的故事數不勝數。每一天，每一刻，在每一個村、每一個組、每一條蜿蜒崎嶇的山路上，都在發生著激動人心的故事。

一天，我到村里動員鄉親種植高粱，雖然種子是政府免費提供的，但是群眾沒有錢購買薄膜、化肥等生產資料，大部分群眾都不情愿種。于是我撥通了省紅十字會領導的電話，領導同意將我們鄉納入2011年全省“綠色家園行動——愛心互助金”試點單位，一次性安排10萬元資金支持我鄉發展高粱種植，以無息借款的方式，解決鄉親們生產急需的經費。我立即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鄉親們。當我再次去打召村做農戶的動員工作時，村民積極響應，工作推進得非常的順利，一個星期以后，就落實了600多畝。我非常高興。今年3月，全鄉已經推進了1300多畝的高粱種植。事后，胡榮忠書記還開玩笑地說，小方啊，你已被老百姓接受為“背篼干部”了，我心里豁然開朗，背篼不但要背在背上，更要裝在心中。

作為新階段國家592個扶貧重點攻堅縣之一的長順縣，全縣仍有11.5萬群眾處于貧困線下，我們一定遵照胡錦濤總書記的期望，探索長順因地制宜開發扶貧新路子。

長順縣敦操鄉打召村村民柏光云：信得過的好干部

我們打召村是敦操鄉最邊遠的村寨，2002年以前我們到鄉里辦事情、買化肥、買種子、買油鹽，最遠的要走上5個多小時的山路。外面的東西運不進來，家里的農產品拉不出去，打召村也就成了全鄉最貧困的村。

多年來，鄉里的干部換了一撥又一撥，但他們為群眾帶物品辦實事的傳統沒有變，唯一改變的就是他們身上背的黃書包變成了竹“背篼”。

2003年，鄉干部帶領我們一起投工投勞，花了2年多的時間，于2005年10月修通了18.5公里長的通村公路，成為全村人的幸福路、脫貧路。

2010年，我們也遭到了特大干旱，山塘的水都干了，好多人家連人都沒有水吃，大家只好眼睜睜地把牛、豬等大牲口低價賣給外面來的人。看到滿坡的包谷要干死，鄉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為了幫助我們解決飲水困難，鄉領導帶著干部來到了我們村，每天都是從上午7點開始，一直忙到太陽下山才收工，干部們對通路的組用車子運水，對不通路的組就靠人挑、人背，一個組一個組、挨家挨戶地為我們運送生活用水。

61歲的梁春學老人，因腿走路不方便，根本就沒有水吃，正托人打電話叫在廣東打工的兒子回來時，陳鄉長帶著鄉干部把水送到了家中，并當場撥通他兒子的電話說：“安心在外面工作，不要為老人擔心，家中的困難，鄉里會安排解決”。當時，梁春學老人不停地對陳鄉長說：“啊很、啊很”。

“啊很”在我們苗語里就是多謝的意思。要感謝鄉干部的不只是梁春學老人一個，還有打召村所有的群眾。我們全村469戶人家，是靠鄉干部的幫助才度過了特

大干旱的那段日子，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頭牲口因為缺水而死亡，這些都得益于我們鄉的“背篼干部”啊。

現在，在我們敦操，“有事找干部”，成了大家的習慣，也是群眾辦事和解決問題的最好、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2002年，鄉里為了方便大家，對馬路市場進行改建，除規劃修建攤位，還在市場附近修建移民搬遷新村。我家所在的河邊組，條件很艱苦，我打算搬遷到移民新村生活，但當時很困難，手頭沒有錢。鄉干部了解到我家難處后，馬上幫忙協調了2萬塊錢的貸款，讓我家順利搬遷到了移民新村，住上了上下兩層100多個平米的房子。二樓居住，一樓用作門面，開了個小賣部，一個月有2000多塊錢的穩定收入，不僅吃、住不愁了，還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冰箱、小貨車，兩個娃娃還就近上了學。我很感謝鄉里的干部，沒有他們的大力幫助，我家就不會過上今天的好生活。

長順縣敦操鄉政府干部王茹剛：真正讓群眾滿意

去年11月10日，按照鄉里的安排，我第一次工作任務就是獨自到服務點收取農戶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款。一進村民家，主人不愿意跟我多說話，就直言告訴我家里沒有錢，忙著要到地里干農活，我知道這是有意的回避我。正當我感到為難的時候，鄉領導來了。原來他知道我第一次下組，就格外的關心我，一直跟在我的后面，當看到我碰壁時，鄉領導說明了我的來意。主人這才樂意地繳納了合作醫療款。鄉領導走后，我又到了另外幾戶人家，我的話剛說完，他們用我根本聽不懂的苗語說了幾句后就匆匆離去，雖然我不知道他們說什么，但我能感覺到他們不歡迎我。

晚上10點回到鄉里，鄉領導看到我悶悶不樂的樣子，就問：“小王，今天收了多少合作醫療款？”我說：“就是你看到的那50元，后來我又去了幾戶人家，也不

知為什么，他們都不愿理我。在我老家，都是群眾主動交，而這里我們親自上門收取，老百姓還不愿交，國家政策是群眾自愿，他們不愿意交就算了嘛。”鄉領導聽完我這一番話后笑著說：“小王，群眾來鄉里一趟很不容易，我們要主動走下去，你收不到合醫款，是因為你才來，群眾不認識你、不了解你，所以沒有支持你的工作。別灰心，要主動接近群眾，增進與群眾的感情，取得了群眾的信任，工作就好做了。”

通過同事的幫助，我知道了群眾的需求。就時常送去一些生產、生活物資，以辦實事拉近了與群眾的距離，得到了鄉親們的信任。當我再次收取合作醫療款時，我興奮得熱淚盈眶，一天內竟然收到了1600元。

我在給新花組村民送生活用品的時候，有個叫柏成華的村民向我反映他家的房子嚴重漏雨，墻體出現了裂縫，冬季屋里刮冷風，生活受到了嚴重影響。要我幫助他協調解決危房改造。我仔細察看了他家房子的破損情況，并在民情日記上認真作下了記錄，當天就向鄉領導作了匯報。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鄉里的分管領導到柏成華家進一步調查了解情況，經鄉里開會研究，決定幫助柏成華家改造房屋。

一周后，當我告訴他鄉里已經同意幫他維修房屋時，他還不太相信，認為這么短的時間內根本不可能辦成這件事。維修工程被相關部門驗收合格后，我把危房改造補助款送到他家的時候，他緊緊握著我的手，眼含淚花，激動得半天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來。從那以后，我每次到他們那里開展工作，他都會主動來邀請我去他家里吃飯，并向群眾稱贊我，說我的工作態度好、辦事認真負責、工作效率又高。如今，我和當地群眾就像一家人一樣，每次到服務點開展工作，他們都會主動邀請我到家里坐坐，有的還堅持留我吃飯。

群眾對我從不理睬到熱情接待，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我們基層干部和群眾打交

道，首先就要對老百姓充滿感情，要學會與老百姓交流思想、增進友誼。為了讓敦操鄉的群眾早日脫貧致富，我情愿背一輩子的背篼。

中央電視臺貴州記者站站長念紅梅：越深入越感動

今年3月15日到3月19日，我們央視《新聞聯播》連續五天播出敦操鄉“背篼干部”的系列報道，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年初，我們報道團隊三進敦操鄉，拍攝了60多個小時的素材，與“背篼干部”朝夕相處近兩個月，跟著他們背著背篼下村串戶為村民捎物資、挨家挨戶動員搞生產。看到了他們的成果，聽到了他們的心聲。時間越長，越了解那片石山，越了解那里的人，感觸也就越深。

我們跟著鄉干部梁勇來到敦操鄉打召村羅小幺家，才知道，還有這么窮的地方，這么難走的路，老百姓真的會為買一袋鹽而發愁。羅小幺老人和妻子都已70多歲了，而且身體還有殘疾，唯一的兒子也外出打工，出門就是一條亂石嶙峋的山路，他們真的走不動，我想這也許就是“背篼干部”們當初最簡單的目的，想盡辦法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

“背篼干部”感動我們的都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事情，而是一些瑣碎的小事。在敦操，有幾張面孔讓我記憶深刻，除了羅小幺老人，還有苗族姑娘梁水妹。水妹的母親去世了，按照當地的風俗要砍一頭牛來給母親下葬，水妹希望鄉政府出一萬多元錢買這頭牛，這筆錢對于財政收入只有3萬多元的鄉政府來說，不僅給不起，也沒有理由給。鄉黨委書記胡榮忠跟我們說，他們并沒有簡單的拒絕。全鄉經常都會有大量這樣的問題考驗著鄉干部的耐心和智慧，鄉干部們不能一口拒絕，也不能

回避矛盾，否則就會造成群眾的不理解，進一步激化矛盾。

在敦操鄉，其實，背背篼帶東西只是他們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帶領村民發展生產，脫貧致富，所以我們片子中有很大篇幅都是介紹他們怎么苦口婆心勸村民種高粱，種核桃。這個工作確實很難，因為大多數勞力都打工去了，家里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殘，不過他們還是堅持去做。我曾向胡榮忠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這里這么窮，沒水沒地沒資源，招商引資也很難，你怎么讓縣委感受到你有政績呢，是不是只能通過背篼要政績？”他回答：“如果要政績，要提拔，我不會這么干，我可以通過其它方式，何必這么費力呢，我只是想，在這兒干一天，就得對百姓有個交代。”

拍攝前，我理解的干群關系跟我們看到的不太一樣，我們沒有想到，這里群眾跟干部講話可以這樣理直氣壯，就像對自己家親人一樣不太講理。我們跟隨鄉紀委書記王朝良到斗麻村送東西時，梁小七的老婆可以一邊嗑著瓜子一邊叉著腰問：“我的面條呢？”，我們問，如果他不給你帶面條你怎么辦？她說“不帶也得帶！”我想，如果是我的領導，我肯定不敢這樣說話，換句話說，如果干部跟百姓的關系沒熟到一定份上，也不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們沒有想到的還有，他們跟群眾吵完架，一轉身又像兄弟一樣喝酒。在村民莫水橋家，夫妻倆因為低保的事跟胡榮忠吵得天翻地覆，但是吵完后，莫水橋竟然非要胡榮忠到他家吃了飯再走，胡榮忠只得到莫水橋家干了一碗啤酒，這才得以脫身。之前的爭吵仿佛從來沒有發生過。胡榮忠不止一次跟我說，這里的百姓雖然貧窮，雖然“等靠要”思想很嚴重，但是他們的淳樸無數次打動著我，這也是“背篼干部”能一直干下去的動力。

我們為什么要做這組片子，我想說，我們希望通過這個片子找到兩座橋梁，一座觀察中國國情的橋梁，一座觀察干群關系的橋梁。在發達地區的干部在為上千萬、上億元招商引資的時候，這里的干部卻在為說服百姓種上幾分地磨破嘴皮，為百姓

送上一袋鹽要翻山越嶺走上幾個小時，這就是中國的國情。而小小的背篼折射的正是在這種國情下，一個普通基層干部是如何工作的，是如何跟百姓打交道的，他們是如何在每個小小的角落里腳踏實地的干事。

作者： 趙國梁 編輯： 譚力

第五篇：大山深處的感動

大山深處的感動

——聆聽平涼市師德師風先進事跡報告會有感

11月1日上午，市教育局黨組成員、市政府督學魏曉波帶領平涼市2013年師德師風先進事跡報告團蒞臨我縣作先進事跡報告。縣教育局班子成員和各股室負責人，各校區教職工代表共計300多人參加了報告會。

報告會上，觀看了“全國師德標兵”劉霞和“隴原最美鄉村校長”梁玉虎、黃萬斌的典型事跡專題片，聆聽了三位先進教師精彩的事跡報告。他們用質樸的語言，從不同角度滿懷深情地講述了自己把愛心、耐心、責任心傾注于教育事業，獻給每一位學生點點滴滴的感人事跡。他們愛崗敬業、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感動了在場的每一位教師，贏得了經久不息的陣陣掌聲。

在大山深處堅守了23年的我省華亭縣馬峽鎮鄉村女教師劉霞，以對教育的執著追求和對學生慈母般的真愛，榮獲第三屆“全國十大杰出母親”稱號。2010年3月8日晚8時，在中央電視臺一臺播出的第三屆“全國十大杰出母親”頒獎晚會上，她登臺領獎。巍巍關山，見證了她的艱辛清苦；三尺講臺，銘記著她的師愛情懷。

孩子們說，她就像自己的媽媽一樣

難怪這些孩子，雖然在山區，卻很努力地講著普通話。下午不到5時，深溝里的腰崖小學已沒有了太陽的影子，山風吹得呼呼作響，院子里融化的泥地又結上了硬硬的冰殼。程鳳英老師說：“山里天氣冷，去年冬天太冷了，劉老師感冒引發了水痘，她的手、胳膊上都長滿了水痘，疼得她不能捉鋼筆，不能拿粉筆，也不能做飯。”但她把學生的學習抓得很緊，既沒請假，也沒住院，天天泡方便面，堅持給學生上課。

程老師感嘆道：“劉霞是代課老師，一個月才220元的工資。”她琢磨、探索、創新了一套復式教育經驗

在荒涼偏僻的蒼溝小學，劉霞一呆就是21年。2006年秋，縣鎮實施移民搬遷，蒼溝小學也撤并到劉店小學，劉霞老師先后被調到劉店小學、腰崖小學。劉老師上課時，先給三、四年級學生上語文課古詩，讓學生背熟后用識字卡片到黑板上貼拼古詩；回過頭給二年級學生上數學課，還利用古詩4行7個字給二年級學生講4×7乘法、7+7加法；讓二年級學生練習計算時，又給一年級學生教字母；然后又回過頭檢查三、四年級學生學的古詩。她忙而不亂，將四個年級的課穿插起來上，這種多級復式教育的上課難度相當大，她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心備課、做教具。蘭玉坤曾經聽她的一節課，用了70多個教具，起初還擔心她會混淆，但她給不同年級運用得井井有條。

劉霞不但自費上完隴東學院中文函授班，還多年琢磨、探索、創新了一套復

式教育經驗。香港救助兒童基金會與蘭州大學合作實施“農村教育研討課題”，在蒼溝小學設立試驗點，蘭州大學的孫冬梅、曾濤教授對劉霞老師的復式教育予以很高評價。2002年8月，劉霞被中國教育學會復式教學專業委員會評為優秀復式教育教師，2003年5月，她寫的論文《化作春泥更護花》獲中國教育學會復式教學國際研討會一等獎。

蒼溝小學位于半山腰的村子中心位置，山下的下莊、附近的中莊和山頂的大馬灘、小馬灘、晏彎，分散居住著農戶。劉霞家就在山頂的小馬灘，距學校有七八里路，每天放學后，總是將他們送到安全的地方。山里天氣說變就變，經常刮大風、下暴雨、下大雪，有幾段路十分危險，劉霞放學護送孩子，對那些膽子小、身體弱的，牽著走都不行，必須背著抱著。

山里娃上學太難了，沒有村小學，就得到山下劉店、馬峽上學，家長要租房子，陪孩子讀書，不但花銷高，還要耽誤種莊稼。山里不通車、不通電、不通電話，代課老師要從山下背面、米、油等生活必需品，遇大雪封山，走進來出不去，外面來的代課教師受不了這里的艱苦，頻頻調換，有的呆了一學期就走了。1985年，劉霞高中畢業以幾分之差落榜，她還準備復讀高考，當時村上就她一個高中生，經過老支書劉北平和她家人的動員，劉霞留在村小學當起了代課老師。蒼溝村群眾歷數著劉霞對孩子們的真愛。陳毛毛、陳豆豆姐妹倆，5歲時母親出走了，父親要種地干農活。劉霞對她們的父親說：“讓毛毛、豆豆來上學吧，我來照看她們，你不用操心了。”劉霞將她倆接到學校，給她們做飯、梳頭、講故事，姐妹倆對劉霞很是親熱，經常坐在劉霞腿上，說這說那。

母親難產去世后，8歲的李小娟就在家照看妹妹。劉霞知道后，多次上門動員李小娟上學，并在學區支持下免了她的學費，但她的父親因李小娟妹妹無人照看所以不答應。劉霞只好將李小娟4歲的妹妹也帶到學校，讓她坐在旁邊玩，讓李小娟上課。后來李小娟的父親外出打工，將李小娟帶走了，劉霞到處打聽，還花了100元錢租車到50公里外的安口鎮尋找。

劉霞的月工資從27.5元、42.5元、77.5元、170元提高到現在的220元，除了零花、給孩子買些藥，吃喝還得靠家里。72歲的父親說：“家里經常給她拉些洋芋、面、油和菜。”

3月1日，劉霞從北京領獎歸來，甘肅省婦聯舉行歡迎會迎接。清瘦的劉霞身著嶄新的大紅呢子上衣、咖啡色褲子。華亭縣婦聯主席周愛蓮說，劉霞沒件像樣的衣服，這套衣服是縣婦聯給她買的。

劉霞以前最遠去過平涼，這是第一次到北京，面對鮮花和掌聲，面對眾多熱切的問候，她感到恍惚如夢。她被安排住在北京飯店，面對豐盛的宴席、豪華的賓館，她感到局促不安。她對記者說：“習慣了山區學校簡單的生活，在這大城

市里真是不會吃、不會住。”

省城眾媒體記者問她：“代課老師待遇那么低，山區學校條件那么差，你為什么還愿意在那里堅守23年時間？”

劉霞淡淡地回答：“我什么都可以放棄，但絕不能放棄山里的孩子，不能讓他們再吃父輩們不識字的苦頭，堅守山區學校，我無怨無悔。”

劉霞的婚姻是個難以啟齒的問題，但記者還是觸及了這個“雷區”。劉霞說：“離婚多年，我一個人帶兒子，兒子終于大了，懂事了。”

往事不堪回憶。山里經常籠罩著云霧，劉霞一個人的時候，看著驅不散的愁霧，她心里也泛起說不出的寂寞與孤獨。婚姻破碎，給劉霞精神上帶來沉痛的打擊。多少次，她在夢中哭醒；多少次，她在深夜里看著熟睡的孩子默默流淚；她曾一度記憶模糊，頭發一大把一大把地掉落。

劉霞說：“兒子他爸走后，我幾乎哭干了自己的眼淚，但哭又有什么用？讓我的兒子和學生們遇到什么問題時，也學我去哭嗎？”生活的磨礪讓她變得豁然和堅毅，學生們每天看到的，是全身心投入工作、神采奕奕地站在講臺上的劉老師。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閃光點，我教給山里孩子們最基礎的知識，教給他們走出大山最起碼的常識，讓他們不再重蹈父輩們的命運，我感到知足了。”

正因為有了劉霞，寂寥的大山有了孩子們的讀書聲；因為有了她，過去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山里娃，不但會寫信了，還將自己寫的春聯貼上了自家的大門；正因為有了她，山里人才有了奔好日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