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法發布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開十大案例

最高法發布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開十大案例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新聞通氣會，通報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開典型案例的有關情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李廣宇介紹了政府信息公開案件的相關情況，并同時公布了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開的十大案例。案例如下：

一、余穗珠訴海南省三亞市國土環境資源局案

（一）基本案情

余穗珠在緊臨三亞金冕混凝土有限公司海棠灣混凝土攪拌站旁種有30畝龍眼果樹。為掌握攪拌站產生的煙塵對周圍龍眼樹開花結果的環境影響情況，于2013年6月8日請求三亞市國土環境資源局（以下簡稱三亞國土局）公開攪拌站相關環境資料，包括：三土環資察函[2011] 50號《關于建設項目環評審批文件執法監察查驗情況的函》、三土環資察函[2011] 23號《關于行政許可事項執法監察查驗情況的函》、三土環資監[2011] 422號《關于三亞金冕混凝土有限公司海棠灣混凝土攪拌站項目環評影響報告表的批復》、《三亞金冕混凝土有限公司海棠灣混凝土攪拌站項目環評影響報告表》。7月4日，三亞國土局作出《政府信息部分公開告知書》，同意公開422號文，但認為23號、50號文系該局內部事務形成的信息，不宜公開；《項目環評影響報告表》是企業文件資料，不屬政府信息，也不予公開。原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令三亞國土局全部予以公開。

（二）裁判結果

三亞市城郊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請求公開之信息包括了政府環境信息和企業環境信息。對此，應遵循的原則是:不存在法律法規規定不予公開的情形并確系申請人自身之生產、生活和科研特殊需要的，一般應予公開。本案原告申請公開的相關文件資料，是被告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當然屬于政府信息。被告未能證明申請公開之信息存在法定不予公開的情形而答復不予公開，屬于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據此,判決撤銷被告《政府信息部分公開告知書》中關于不予公開部分的第二項答復內容，限其依法按程序進行審查后重新作出答復。

一審判決后，余穗珠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期間主動撤回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外獲取的信息也是政府信息。本案涉及兩類信息，一是行政機關獲取的企業環境信息；二是行政機關制作的具有內部特征的信息。關于前者，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政府信息不僅包括行政機關制作的信息，同樣包括行政機關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獲取的信息。因此，本案中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獲取的企業環境信息同樣屬于政府信息。關于后者，本案行政機關決定不予公開的23號函和50號函，雖然文件形式表現為內部報告，但實質仍是行政管理職能的延伸，不屬于內部管理信息。第二，例外法定。政府信息不公開是例外，例外情形應由法律法規明確規定。本案判決強調，凡屬于政府信息，如不存在法定不予公開的事由，均應予以公開。被告未能證明申請公開的信息存在法定不予公開的情形，簡單以政府內部信息和企業環境信息為由答復不予公開，屬于適用法律錯誤。第三，行政機關先行判斷。考慮到行政機關獲取的企業環境信息可能存在涉及第三方商業秘密的情形，應當首先由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判斷，法院并未越俎代庖直接判決公開，而是責令行政機關重新作出是否公開的答復，體現了對行政機關首次判斷權的尊重。

二、奚明強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29日，奚明強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以下簡稱公安部）申請公開《關于實行“破案追逃”新機制的通知》（公通字〔1999〕91號）、《關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機制有關工作的通知》（公刑〔2002〕351號）、《日常“網上追逃”工作考核評比辦法（修訂）》（公刑〔2005〕403號）等三個文件中關于網上追逃措施適用條件的政府信息。2012年6月25日，公安部作出《政府信息公開答復書》，告知其申請獲取的政府信息屬于法律、法規、規章規定不予公開的其他情形。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四條第四款的規定，不予公開。奚明強不服，在行政復議決定維持該答復書后，提起行政訴訟。

（二）裁判結果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公安部受理奚明強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經調查核實后認定奚明強申請公開的《關于實行“破案追逃”新機制的通知》是秘密級文件；《關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機制有關工作的通知》、《日常“網上追逃”工作考核評比辦法（修訂）》系根據前者的要求制定，內容密切關聯。公安部經進一步鑒別，同時認定奚明強申請公開的信息是公安機關在履行刑事司法職能、偵查刑事犯罪中形成的信息，且申請公開的文件信息屬于秘密事項，應當不予公開。判決駁回奚明強的訴訟請求。

奚明強不服，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規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奚明強向公安部申請公開的三個文件及其具體內容，是公安部作為刑事司法機關履行偵查犯罪職責時制作的信息，依法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所規定的政府信息。因此，公安部受理奚明強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經審查作出不予公開的被訴答復書，并無不當。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焦點集中在追查刑事犯罪中形成的秘密事項的公開問題。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四條的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的政府信息。《保守國家秘密法》第九條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活動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項”應當確定為國家秘密。本案中，一審法院認定原告申請公開的文件信息屬于秘密事項，應當不予公開，符合前述法律規定。同時，公安機關具有行政機關和刑事司法機關的雙重職能，其在履行刑事司法職能時制作的信息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所規定的政府信息。本案二審法院在對公安機關的這兩種職能進行區分的基礎上，認定公安部作出不予公開答復并無不當，具有示范意義

三、王宗利訴天津市和平區房地產管理局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0日，王宗利向天津市和平區人民政府信息公開辦公室（以下簡稱和平區信息公開辦）提出申請，要求公開和平區金融街公司與和平區土地整理中心簽訂的委托拆遷協議和支付給土地整理中心的相關費用的信息。2011年10月11日，和平區信息公開辦將王宗利的申請轉給和平區房地產管理局（以下簡稱和平區房管局），由和平區房管局負責答復王宗利。2011年10月，和平區房管局給金融街公司發出《第三方意見征詢書》，要求金融街公司予以答復。2011年10月24日，和平區房管局作出了《涉及第三方權益告知書》，告知王宗利申請查詢的內容涉及商業秘密，權利人未在規定期限內答復，不予公開。王宗利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該告知書，判決被告依法在15日內提供其所申請的政府信息。

（二）裁判結果

天津市和平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和平區房管局審查王宗利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只給金融街公司發了一份第三方意見征詢書，沒有對王宗利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商業秘密進行調查核實。在訴訟中，和平區房管局也未提供王宗利所申請政府信息涉及商業秘密的任何證據，使法院無法判斷王宗利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是否涉及第三人的商業秘密。因此，和平區房管局作出的《涉及第三方權益告知書》證據不足，屬明顯不當。判決撤銷被訴《涉及第三方權益告知書》，并要求和平區房管局在判決生效后30日內，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開答復。

一審宣判后，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焦點集中在涉及商業秘密的政府信息的公開問題以及征求第三方意見程序的適用。在政府信息公開實踐中，行政機關經常會以申請的政府信息涉及商業秘密為理由不予公開，但有時會出現濫用。商業秘密的概念具有嚴格內涵，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行政機關應當依此標準進行審查，而不應單純以第三方是否同意公開作出決定。人民法院在合法性審查中，應當根據行政機關的舉證作出是否構成商業秘密的判斷。本案和平區房管局在行政程序中，未進行調查核實就直接主觀認定申請公開的信息涉及商業秘密，在訴訟程序中，也沒有向法院提供相關政府信息涉及商業秘密的證據和依據，導致法院無從對被訴告知書認定“涉及商業秘密”的事實證據進行審查，也就無法對該認定結論是否正確作出判斷。基于此，最終判決行政機關敗訴符合立法本意。該案例對于規范人民法院在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中如何審查判斷涉及商業秘密的政府信息具有典型示范意義。

四、楊政權訴山東省肥城市房產管理局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3月，楊政權向肥城市房產管理局等單位申請廉租住房，因其家庭人均居住面積不符合條件，未能獲得批準。后楊政權申請公開經適房、廉租房的分配信息并公開所有享受該住房住戶的審查資料信息（包括戶籍、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居住面積等）。肥城市房產管理局于2013年4月15日向楊政權出具了《關于申請公開經適房、廉租住房分配信息的書面答復》，答復了2008年以來經適房、廉租房、公租房建設、分配情況，并告知，其中三批保障性住房人信息已經在肥城政務信息網、肥城市房管局網站進行了公示。楊政權提起訴訟，要求一并公開所有享受保障性住房人員的審查材料信息。

（二）裁判結果

泰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楊政權要求公開的政府信息包含享受保障性住房人的戶籍、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積等內容，此類信息涉及公民的個人隱私，不應予以公開，判決駁回楊政權的訴訟請求。

楊政權不服，提起上訴。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廉租住房保障辦法》、《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均確立了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公示制度，《肥城市民政局、房產管理局關于經濟適用住房、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申報的聯合公告》亦規定，“社區（單位），對每位申請保障性住房人的家庭收入和實際生活狀況進行調查核實并張榜公示，接受群眾監督，時間不少于5日”。申請人據此申請保障性住房，應視為已經同意公開其前述個人信息。與此相關的政府信息的公開應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四條第四款“經權利人同意公開的涉及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開”的規定。另，申請人申報的戶籍、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積等情況均是其能否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基本條件，其必然要向主管部門提供符合相應條件的個人信息，以接受審核。當涉及公眾利益的知情權和監督權與保障性住房申請人一定范圍內的個人隱私相沖突時，應首先考量保障性住房的公共屬性，使獲得這一公共資源的公民讓渡部分個人信息，既符合比例原則，又利于社會的監督和住房保障制度的良性發展。被告的答復未達到全面、具體的法定要求，因此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和被訴答復，責令被告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對楊政權的申請重新作出書面答復。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焦點問題是享受保障性住房人的申請材料信息是否屬于個人隱私而依法免于公開。該問題實質上涉及了保障公眾知情權與保護公民隱私權兩者發生沖突時的處理規則。保障性住房制度是政府為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而運用公共資源實施的一項社會福利制度，直接涉及到公共資源和公共利益。在房屋供需存有較大缺口的現狀下，某個申請人獲得保障性住房，會直接減少可供應房屋的數量，對在其后欲獲得保障性住房的輪候申請人而言，意味著機會利益的減損。為發揮制度效用、依法保障公平，利害關系方的知情權與監督權應該受到充分尊重，其公開相關政府信息的請求應當得到支持。因此，在保障性住房的分配過程中，當享受保障性住房人的隱私權直接與競爭權人的知情權、監督權發生沖突時，應根據比例原則，以享受保障性住房人讓渡部分個人信息的方式優先保護較大利益的知情權、監督權，相關政府信息的公開不應也不必以權利人的同意為前提。本案二審判決確立的個人隱私與涉及公共利益的知情權相沖突時的處理原則，符合法律規定，具有標桿意義。

五、姚新金、劉天水訴福建省永泰縣國土資源局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3月20日，姚新金、劉天水通過特快專遞，要求福建省永泰縣國土資源局書面公開二申請人房屋所在區域地塊擬建設項目的“一書四方案”，即建設用地項目呈報說明書、農用地轉用方案、補充耕地方案、征收方案、供地方案。2013年5月28日，永泰縣國土資源局作出《關于劉天水、姚新金申請信息公開的答復》，稱：“你們所申請公開的第3項（擬建設項目的“一書四方案”），不屬于公開的范疇。”并按申請表確定的通信地址將《答復》郵寄給申請人。2013年7月8日，姚新金、劉天水以永泰縣國土資源局未就政府公開申請作出答復為由，提起行政訴訟。永泰縣國土資源局答辯稱：“一書四方案”系被告制作的內部管理信息，處在審查中的過程性信息，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指應公開的政府信息，被告沒有公開的義務。

（二）裁判結果

永泰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書四方案”系永泰縣國土局在向上級有關部門報批過程中的材料，不屬于信息公開的范圍。雖然《答復》沒有說明不予公開的理由，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足以否定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姚新金、劉天水要求被告公開“一書四方案”于法無據，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姚新金、劉天水不服，提出上訴。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永泰縣國土資源局是“一書四方案”的制作機關，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征地批復后，有關“一書四方案”已經過批準并予以實施，不再屬于過程性信息及內部材料，被上訴人不予公開沒有法律依據。判決撤銷一審判決，責令永泰縣國土資源局限期向姚新金、劉天水公開“一書四方案”。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焦點集中在過程性信息如何公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確定的公開的例外僅限于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請公開工作的意見》第二條第二款又規定：“……行政機關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獲取的內部管理信息以及處于討論、研究或者審查中的過程性信息，一般不屬于《條例》所指應公開的政府信息。”過程性信息一般是指行政決定作出前行政機關內部或行政機關之間形成的研究、討論、請示、匯報等信息，此類信息一律公開或過早公開，可能會妨害決策過程的完整性，妨害行政事務的有效處理。但過程性信息不應是絕對的例外，當決策、決定完成后，此前處于調查、討論、處理中的信息即不再是過程性信息，如果公開的需要大于不公開的需要，就應當公開。本案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征地批復后，當事人申請的“一書四方案”即已處于確定的實施階段，行政機關以該信息屬于過程性信息、內部材料為由不予公開，對當事人行使知情權構成不當阻卻。二審法院責令被告期限公開，為人民法院如何處理過程信息的公開問題確立了典范。

六、張宏軍訴江蘇省如皋市物價局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5月26日，如皋市物價局印發皋價發[2009]28號“市物價局關于印發《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辦法》的通知”。該文件包含附件“如皋市物價局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辦法”，該實施辦法第十條內容為“對《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自由裁量處罰幅度詳見附件一（2）”。

2013年1月9日，張宏軍向如皋市物價局舉報稱，如皋市丁堰鎮人民政府在信息公開事項中存在違規收費行為。該局接到舉報后答復稱，丁堰鎮政府已決定將收取的31位農戶的信息檢索費、復印費共計480.5元予以主動退還，按照“如皋市物價局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辦法”第九條第（三）項的規定，對其依法不予行政處罰。

2013年3月8日，張宏軍向如皋市物價局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其公開“皋價發[2009]28號”文件。如皋市物價局答復稱，該文件系其內部信息，不屬于應當公開的政府信息范圍，向原告提供該文件主文及附件“如皋市物價局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辦法”，但未提供該文件的附件一（2）。張宏軍不服，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

如東縣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涉訴信息應否公開。首先，行政機關進行行政管理活動所制作和獲取的信息，屬于政府信息。行政機關單純履行內部管理職責時所產生的信息屬于內部管理信息。如皋市物價局稱其對丁堰鎮政府作出不予處罰決定的依據即為“皋價發[2009]28號”文件，在相關法律法規對某些具體價格違法行為所規定的處罰幅度較寬時，該文件是該局量罰的參照依據。可見，涉訴信息會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是被告行使行政管理職責過程中所制作的信息，不屬于內部管理信息。其次，涉訴信息是如皋市物價局根據該市具體情況針對不同的價格違法行為所作的具體量化處罰規定，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國發〔2008〕17號）第十八條的規定，針對行政裁量權所作的細化、量化標準應當予以公布，故涉訴信息屬于應予公開的政府信息范疇。再次，如皋市物價局僅向張宏軍公開涉訴文件的主文及附件“如皋市物價局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辦法”，而未公開該文件的附件一（2），其選擇性公開涉訴信息的部分內容缺乏法律依據。如皋市物價局應當全面、準確、完整地履行政府信息公開職責。據此判決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向原告公開“皋價發[2009]28號”文件的附件一（2）。

一審宣判后，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該案涉及內部信息的界定問題。所謂內部信息，就是對外部不產生直接約束力的普遍政策闡述或對個案的非終極性意見。之所以要免除公開內部信息，目的是保護機構內部或不同機構之間的交流，從而使官員能夠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本案中，如東縣人民法院通過三個方面的分析，確認涉訴政府信息是被告行使行政管理職責過程中所制作的信息，是對價格違法行為進行量化處罰的依據，會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因而不應屬于內部信息。同時，判決對行政機關公開政府信息的標準進行了嚴格審查，明確要求行政機關應當準確、完整、全面履行政府信息公開職責，不能隨意地選擇性公開。這些都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七、彭志林訴湖南省長沙縣國土資源局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6日，彭志林向長沙縣國土資源局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申請獲取本組村民高細貴建房用地審批信息。11月28日，長沙縣國土資源局作出答復：根據《檔案法實施辦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集體和個人寄存于檔案館和其他單位的檔案，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公布，如需公布必須征得檔案所有者的同意。故查詢高細貴建房用地審批資料必須依照上述法律規定到本局檔案室辦理。同時建議如反映高細貴建房一戶兩證的問題，可以直接向局信訪室和執法監察大隊進行舉報，由受理科、室負責依法辦理。彭志林不服，提起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被告作出的答復，并責令被告公開相關信息。

（二）裁判結果

長沙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七條的規定，原告申請的政府信息系保存在被告的檔案室，并未移交給專門的檔案館，被告長沙縣國土資源局依法應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對原告申請公開的信息進行答復，而被告在答復中卻適用《檔案法實施辦法》的相關規定進行答復，屬于適用法律、法規錯誤，依法應予撤銷。原告申請公開的信息是否應當提供，尚需被告調查和裁量，故原告該項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判決撤銷被訴答復，責令被告30個工作日內重新予以答復。長沙縣國土資源局不服，提出上訴，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焦點集中在檔案信息的公開問題。政府信息與檔案之間有一定的前后演變關系。對于已經移交各級國家檔案館或者存放在行政機關的檔案機構的行政信息，是應當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還是適用檔案管理的法規、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存在一個法律適用的競合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七條，將已經移交國家檔案館的信息與存放在行政機關檔案機構的信息加以區分處理，有利于防止行政機關以適用檔案管理法規為借口規避政府信息的公開。本案很好地適用了這一規則，認定被告在答復中適用《檔案法實施辦法》不予公開政府信息，屬于適用法律、法規錯誤。同時，法院考慮到涉案政府信息是否應當提供，尚需被告調查和裁量，因此判決其重新答復，亦屬對行政機關首次判斷權的尊重。

八、錢群偉訴浙江省慈溪市掌起鎮人民政府案

（一）基本案情

錢群偉于2013年1月17日向慈溪市掌起鎮人民政府郵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申請公布柴家村2000年以來的村民宅基地使用的審核情況、村民宅基地分配的實際名單及宅基地面積和地段，柴家村的大橋拆遷戶全部名單及分戶面積，柴家村大橋征地拆遷戶中貨幣安置戶的全部名單及分戶面積，在柴家村建房的外村人員的全部名單及實際住戶名單，并注明其建房宅基地的來龍去脈。2013年4月10日，慈溪市掌起鎮人民政府作出《信訪事項答復意見書》，其中關于信息公開的內容為：“柴家村大橋拆遷涉及拆遷建筑共367處，其中，拆遷安置317戶，貨幣安置16戶。上述信息所涉及的相關事宜已通過相關程序辦理，且已通過一定形式予以公布，被相關公眾所知悉。”錢群偉對此答復不服，提起訴訟。認為該答復是“籠統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信息，與原告所要求公開的信息根本不符，實質上等于拒絕公開”。

（二）裁判情況

慈溪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訴答復內容僅對少量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作出了答復，對其他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既沒有答復，亦沒有告知原告獲取該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徑，而且被告在訴訟中未向本院提供其作出上述答復的相應證據，故應認定被告作出的答復主要證據不足。被告辯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于2008年5月1日起才實施，在此之前的政府信息不能公開。法院認為，原告申請公開政府信息時，該條例早已實施。針對原告的申請，被告應當依據該條例的相關規定作出答復。如原告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屬于不予公開范圍的，被告應當告知原告并說明理由。況且，被告認為該條例施行之前的政府信息不能公開，缺乏法律依據。故被告上述辯稱意見，理由并不成立，不予采信。判決撤銷被告慈溪市掌起鎮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開答復；責令其在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對錢群偉提出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重新作出處理。

一審宣判后，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焦點集中在歷史信息的公開問題。所謂歷史信息，是指《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前已經形成的政府信息。雖然在立法過程中確有一些機關和官員希望能夠將歷史信息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政府信息的定義并沒有將信息的形成時間進行限定，亦未將歷史信息排除在公開的范圍之外。本案判決確認“被告認為該條例施行之前的政府信息不能公開，缺乏法律依據”，符合立法本意。至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指的是法律文件的規定僅適用于法律文件生效以后的事件和行為，對于法律文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不適用。就本案而言，所謂的事件和行為，也就是原告依照條例的規定申請公開政府信息，以及行政機關針對申請作出答復。本案判決指出，“原告申請公開政府信息時，該條例早已實施”，就是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的正確理解。

九、張良訴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2月19日，張良向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申請獲取“本市116地塊項目土地出讓金繳款憑證”政府信息。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經至其檔案中心以“繳款憑證”為關鍵詞進行手工查找，未找到名為“繳款憑證”的116地塊土地出讓金繳款憑證的政府信息，遂認定其未制作過原告申請獲取的政府信息，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答復張良，其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張良不服，提起訴訟，要求撤銷該政府信息公開答復。

（二）裁判結果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申請公開的相關繳款憑證，應泛指被告收取土地使用權受讓人繳納本市116地塊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后形成的書面憑證。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證明繳納款項憑證的名稱或許為繳款憑證，或許為收據、發票等，并不局限于繳款憑證的表述。原告作為普通公民，認為其無法知曉相關繳款憑證的規范名稱，僅以此繳款憑證描述其申請獲取的政府信息內容的主張具有合理性。而與之相對應，被告系本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門，應知曉其收取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后開具給土地使用權受讓人的憑證的規范名稱，但在未與原告確認的前提下，擅自認為原告僅要求獲取名稱為繳款憑證的相關政府信息，并僅以繳款憑證為關鍵詞至其檔案中心進行檢索，顯然檢索方式失當，應為未能盡到檢索義務，據此所認定的相關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結論，也屬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判決撤銷被訴政府信息公開答復，責令被告重新作出答復。

一審宣判后，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本案涉及政府信息公開的兩項重要制度，一是申請人在提交信息公開申請時應該盡可能詳細地對政府信息的內容進行描述，以有利于行政機關進行檢索。二是政府信息不存在的行政機關不予提供。本案在處理這兩個問題時所采取的審查標準值得借鑒。也就是，行政機關以信息不存在為由拒絕提供政府信息的，應當證明其已經盡到了合理檢索義務。申請人對于信息內容的描述，也不能苛刻其必須說出政府信息的規范名稱甚至具體文號。如果行政機關僅以原告的描述為關鍵詞進行檢索，進而簡單答復政府信息不存在，亦屬未能能盡到檢索義務。

十、如果愛婚姻服務有限公司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28日，石家莊市如果愛婚姻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如果愛公司)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以下簡稱民政部）向其書面公開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的社會團體登記資料、年檢資料、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及對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涉嫌欺詐行為的查處結果。民政部接到如果愛公司的申請后，未在法定的15日期限內作出答復。在行政復議期間，民政部于2013年4月26日向申請人作出《政府信息告知書》。如果愛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二）裁判結果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民政部認為如果愛公司申請的該政府信息屬于公開范圍，遂答復如果愛公司獲取該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徑，即登錄中國社會組織網查詢并附上網址，并無不當。民政部在《政府信息告知書》中并未引用相關法律條款，導致該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撤銷。作出《政府信息告知書》超過法定答復期限，且沒有依法延長答復的批準手續，屬程序違法。此外，在作出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政府信息告知書》時，應以民政部的名義作出，并加蓋民政部公章。綜上，判決撤銷民政部所作《政府信息告知書》，并判決民政部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針對如果愛公司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

如果愛公司不服，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民政部認定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的社會團體登記情況、歷年年檢情況屬于公開信息，并告知如果愛公司登錄中國社會組織網查詢。但通過前述網址查詢到的內容顯然不能涵蓋如果愛公司申請公開的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的社會團體登記資料、年檢資料所對應的信息。對于中國社會組織網查詢結果以外的，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的其他社會團體登記資料、年檢資料信息，民政部未在被訴告知書中予以答復，亦未說明理由，其處理構成遺漏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請求事項的情形。同時，盡管民政部不保留登記證書的原件及副本，但作為全國性社會團體的登記機關，民政部應當掌握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登記證書上記載的相關信息。民政部在未要求如果愛公司對其申請事項予以進一步明確的情況下，僅告知其不保留登記證書原件及副本，未盡到審查答復義務。一審法院關于民政部答復內容并無不當的認定錯誤，本院予以糾正。民政部作出被訴告知書明顯超過法定期限，且無依法延長答復期限的批準手續，民政部在復議程序中已經確認超期答復違法，本院予以確認。此外，被訴告知書有可援引的法律依據而未援引，應屬適用法律錯誤。民政部作為政府信息公開義務主體，應以其自身名義對外作出政府信息公開答復。綜上，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三）典型意義

本案涉及主動公開和依申請公開的關系以及行政機關應當充分履行告知義務問題。政府信息公開的方式包括主動公開和依申請公開，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對于已經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行政機關可以不重復公開，但應當告知申請人獲取該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徑。本案中，被告雖然在復議期間告知申請人可以查詢信息的網址，但登陸該網址僅能查詢到部分信息，二審判決認定其遺漏了申請中未主動公開的相關信息，構成未完全盡到公開義務，是對《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正確理解，從而對行政機關是否充分履行告知義務進而完全盡到公開義務確立了比較明確的司法審查標準。此外，行政機關不予公開政府信息，應當援引具體的法律條款并說明理由。本案判決認定被告有可援引的法律依據而未援引，屬于適用法律錯誤，能夠敦促行政機關規范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適用，增強政府信息公開的說理性。判決還針對行政機關超期答復和答復主體不當等問題作出確認，也有利于促進政府信息公開答復形式與程序的規范化。（來源最高人民法院）【設想】'信息公開'公眾號未來將對這些案例逐一加入自己的分析，期待 您的意見和建議。

第二篇：最高法發布十大環境侵權典型案例

最高法發布十大環境侵權典型案例

目 錄

一、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福建省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訴謝知錦等四人破壞林地民事公益訴訟案

二、中華環保聯合會訴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

三、常州市環境公益協會訴儲衛清、常州博世爾物資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

四、曲忠全訴山東富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氣污染責任糾紛案

五、沈海俊訴機械工業第一設計研究院噪聲污染責任糾紛案

六、袁科威訴廣州嘉富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噪聲污染責任糾紛案

七、梁兆南訴華潤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責任糾紛案

八、周航訴荊門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慶鐵發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責任糾紛案

九、吳國金訴中鐵五局（集團）有限公司、中鐵五局集團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噪聲污染責任糾紛案

十、李才能訴海南海石實業有限公司粉塵污染責任糾紛案

案例1: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福建省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訴謝知錦等四人破壞林地民事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9日，謝知錦等四人未經行政主管部門審批，擅自擴大采礦范圍，采取從山頂往下剝山皮、將采礦產生的棄石往山下傾倒、在礦山塘口下方興建工棚的方式，嚴重毀壞了28.33畝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謝知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分別被判處刑罰。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以下簡稱自然之友）、福建省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以下簡稱綠家園）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四被告承擔在一定期限內恢復林地植被的責任，賠償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134萬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內恢復林地植被，則應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110萬余元；共同償付原告為訴訟支出的評估費、律師費及其他合理費用。

【裁判結果】

福建省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謝知錦等四人為采礦占用林地，不僅嚴重破壞了28.33畝林地的原有植被，還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損至恢復原狀期間生態服務功能的損失，依法應共同承擔恢復林地植被、賠償生態功能損失的侵權責任。遂判令謝知錦等四人在判決生效之日起五個月內恢復被破壞的28.33畝林地功能，在該林地上補種林木并撫育管護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內恢復林地植被，則共同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110萬余元；共同賠償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127萬元，用于原地或異地生態修復；共同支付原告支出的評估費、律師費、為訴訟支出的其他合理費用16.5萬余元。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典型意義】

本案系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后全國首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涉及原告主體資格的審查、環境修復責任的承擔以及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的賠償等問題。本案判決依照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確認了自然之友、綠家園作為公益訴訟原告的主體資格；以生態環境修復為著眼點，判令被告限期恢復被破壞林地功能，在該林地上補種林木并撫育管護三年，進而實現盡快恢復林地植被、修復生態環境的目的；首次通過判決明確支持了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的賠償請求，提高了破壞生態行為的違法成本，體現了保護生態環境的價值理念，判決具有很好的評價、指引和示范作用。

案例2:中華環保聯合會訴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振華公司）是一家從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產品制造的企業，位于山東省德州市區內。振華公司雖投入資金建設脫硫除塵設施，但仍有兩個煙囪長期超標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氣污染，嚴重影響了周圍居民生活。2014年，振華公司被環境保護部點名批評，并被山東省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多次處罰，但其仍持續超標向大氣排放污染物。2015年3月25日，中華環保聯合會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振華公司立即停止超標向大氣排放污染物，增設大氣污染防治設施，經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驗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進行生產經營活動；賠償因超標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損失2040萬元及因拒不改正超標排放污染物行為造成的損失780萬元，并將賠償款項支付至地方政府財政專戶，用于德州市大氣污染的治理；在省級及以上媒體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承擔本案訴訟、檢驗、鑒定、專家證人、律師及其他為訴訟支出的費用。

山東省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振華公司送達民事起訴狀等訴訟材料，向社會公告案件受理情況，并向德州市環境保護局告知本案受理情況。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市環境保護局積極支持、配合本案審理，并與一審法院共同召開協調會。通過司法機關與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聯動、協調，振華公司將全部生產線關停，在遠離居民生活區的天衢工業園區選址建設新廠，啟動老廠區搬遷工作。2015年9月21日，法院組織原、被告雙方質證，就相關證據材料、被告整改情況等問題見面溝通、交換意見。本案尚在審理之中。

【典型意義】

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要依法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支持政府部門行使環境治理與生態修復職責，督促企業在承擔環境保護義務與責任基礎上更好的經營發展。本案是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針對大氣污染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法院立案受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環境保護部關于貫徹實施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及時與政府部門溝通，發揮司法與行政執法協調聯動作用，促使被告及時停止污染行為，主動關停生產線，積極整改，重新選址，搬離市區，防止了污染及損害的進一步擴大，促進振華公司向節能環保型企業轉型發展。本案雖然尚未審結，但上述做法符合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原則和工作要求，所取得的階段性審理成效值得肯定。

案例3:常州市環境公益協會訴儲衛清、常州博世爾物資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儲衛清經常州市博世爾物資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世爾公司）同意，使用該公司場地及設備，從事“含油濾渣”的處臵經營活動。其間，無錫金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科公司）明知儲衛清不具備處臵危險廢物的資質，允許其使用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并以該公司名義從無錫翔悅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翔悅公司）、常州精煉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精煉公司）等處違規購臵油泥、濾渣，提煉廢潤滑油進行銷售牟利，造成博世爾公司場地及周邊地區土壤受到嚴重污染。2014年7月18日，常州市環境公益協會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儲衛清、博世爾公司、金科公司、翔悅公司、精煉公司共同承擔土壤污染損失的賠償責任。

【裁判結果】

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后，組成由環境保護專家擔任人民陪審員的合議庭審理本案，依照法定程序就環境污染損害情況委托鑒定，并出具三套生態環境修復方案，在受污染場地周邊公示，以現場問卷形式收集公眾意見，最終參考公眾意見、結合案情確定了生態環境修復方案。法院認為，儲衛清違反國家規定，借用金科公司的危險廢物經營資質并以該公司名義，將從翔悅公司、精煉公司購買的油泥、濾渣進行非法處臵，污染周邊環境；博世爾公司明知儲衛清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為儲衛清持續實施環境污染行為提供了場所和便利，造成其場地內環境污染損害結果的發生；翔悅公司、精煉公司明知儲衛清行為違法，仍然違規將其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危險廢物交由儲衛清處臵，未支付處臵費用，還向儲衛清收取危險廢物價款。五被告之行為相互結合導致損害結果的發生，構成共同侵權，應當共同承擔侵權責任。遂判令五被告向江蘇省常州市生態環境法律保護公益金專用賬戶支付環境修復賠償金283萬余元。一審判決送達后，各方當事人均未上訴。判決生效后，一審法院組織檢察機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鑒定機構以及案件當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由第三方具體實施污染造成的生態環境治理和修復。

【典型意義】

環境侵權案件具有很強的專業性、技術性，對于污染物認定、損失評估、因果關系認定、環境生態修復方案等問題，通常需要從專業技術的角度作出評判。受案法院在審理過程中，邀請環境保護專家擔任人民陪審員，委托專業機構進行鑒定評估，制作生態環境修復方案，很好的發揮了技術專家和專業機構的輔助與支持作用。此外，受案法院將土壤修復方案向社會公布、聽取公眾意見，保障了公眾對環境修復工作的有效參與；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過市場化運作，將環境修復交由專業公司實施，既有利于解決判決執行的監管，也有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案例4:曲忠全訴山東富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氣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1995年，曲忠全承包一處集體土地種植櫻桃。2001年，山東富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海公司）遷至曲忠全櫻桃園毗鄰處從事鋁產品生產加工。2009年4月，曲忠全提起訴訟，請求富海公司停止排放廢氣，賠償其損失501萬余元。為證明其主張，曲忠全提交了煙臺市牟平區公證處勘驗筆錄、煙臺市農產品質量檢測中心出具的櫻桃葉片氟含量檢測報告等證據。后經雙方共同選定和取樣，一審法院委托山東省農業科學院中心實驗室對櫻桃葉片的氟化物含量予以檢測，檢測報告表明：距離富海公司廠區越近，櫻桃葉片氟化物含量越高。富海公司提供櫻桃樹葉氟含量檢測報告、廠區大氣氟化物含量檢測報告、煙臺市牟平區氣象局出具的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的氣候情況等證據，擬證明其不存在排污行為，曲忠全櫻桃園受到損害系氣候原因所致。

【裁判結果】

山東省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令富海公司停止排放氟化物，賠償曲忠全損失204萬余元。曲忠全、富海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令富海公司賠償曲忠全224萬余元。富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曲忠全提交的公證勘驗筆錄和檢測報告，與相關科普資料、國家標準以及一審法院委托專業機構出具的檢測報告等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證明曲忠全的櫻桃園受到損害，富海公司排污，排污和損害之間具有關聯性，已完成舉證證明責任。富海公司作為侵權人，其提交的櫻桃樹葉氟化物含量檢測報告中距離廠區越近濃度越低的結論有悖常識；廠區大氣氟化物含量檢測報告系2010年5月7日作出，與本案待證事實不具有關聯性；天氣原因亦不能否定排污行為和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考慮到確實存在天氣惡劣等影響櫻桃生產的原因，二審法院酌情判令富海公司對曲忠全的損失承擔70%的賠償責任，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均無不當。

【典型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被侵權人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請求賠償的,應當提供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被侵權人的損害;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與損害之間具有關聯性的證明材料。本案判決作出于上述司法解釋之前，在適用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因果關系舉證責任倒臵原則的同時，要求被侵權人就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關聯性負舉證證明責任，對于細化被侵權人和污染者之間的舉證責任分配，衡平雙方利益具有典型意義，體現了審判實踐在推進法律規則形成、探尋符合法律價值解決途徑中的努力和貢獻。同時，本案判決運用科普資料、國家標準以及專業機構的鑒定報告等做出事實認定，綜合過錯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劃分責任范圍，在事實查明方法和法律適用的邏輯、論證等方面提供了示范。

案例5:沈海俊訴機械工業第一設計研究院噪聲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沈海俊系機械工業第一設計研究院（以下簡稱機械設計院）退休工程師，住該院宿舍。為增加院內暖氣管道輸送壓力，機械設計院在沈海俊的住宅東墻外側安裝了增壓泵。2014年，沈海俊認為增壓泵影響其休息向法院提起訴訟。后雙方達成和解，沈海俊撤回起訴，機械設計院將增壓泵移至沈海俊住宅東墻外熱交換站的東側。2015年，沈海俊又以增壓泵影響其睡眠、住宅需要零噪聲為由，再次訴至法院，要求判令機械設計院停止侵害，拆除產生噪聲的增壓泵，賠償其精神損害費1萬元。根據沈海俊的申請，法院委托蚌埠市環境監測站對增壓泵進行監測，結果顯示沈海俊居住臥室室內噪聲所有指標均未超過規定的限值。

【裁判結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會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經監測，增壓泵作為被測主要聲源，在正常連續工作時，沈海俊居住臥室室內噪聲所有指標均未超過規定的限值。沈海俊關于增壓泵在夜間必須是零噪聲的訴訟主張沒有法律依據。一審法院判決駁回沈海俊的訴訟請求。安徽省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典型意義】

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第二條規定，環境噪聲污染是指所產生的環境噪聲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噪聲排放標準，并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與一般環境侵權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不同，環境噪聲侵權行為人的主觀上要有過錯，其外觀須具有超過國家規定的噪聲排放標準的違法性，才承擔噪聲污染侵權責任。因此，是否超過國家規定的環境噪聲排放標準，是判斷排放行為是否構成噪聲污染侵權的依據。經委托鑒定，在增壓泵正常工作過程中，沈海俊居住臥室室內噪聲并未超過國家規定標準，不構成噪聲污染，機械設計院不承擔噪聲污染侵權責任。本案判決有利于指引公眾在依法保障其合法權益的同時，承擔一定范圍和限度內的容忍義務，衡平各方利益，促進鄰里和睦，共同提升生活質量。

案例6:袁科威訴廣州嘉富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噪聲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袁科威購買了廣州嘉富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富公司）開發的商品房。2014年2月，袁科威委托中國科學院廣州化學研究所測試分析中心對其居住的房屋進行環境質量監測。該中心作出的環境監測報告顯示袁科威臥室夜間的噪聲值超過了《民用建筑隔聲設計規范》（GB50118-2010）規定的噪聲最高限值標準。袁科威認為住宅電梯臨近其房屋，電梯設備直接設臵在與其住房客廳共用墻之上，且未作任何隔音處理，致使電梯存在噪聲污染。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令嘉富公司承擔侵權責任。嘉富公司主張案涉電梯質量合格，住宅設計和電梯設計、電梯安裝均符合國家規定并經政府部門驗收合格，故其不應承擔侵權責任。

【裁判結果】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嘉富公司主張案涉電梯在設計、建筑、安裝均符合國家相關部門的規定并經驗收合格才投入使用，且電梯每年均進行年檢并達標，但這只能證明電梯能夠安全運行。袁科威購買的房屋經監測噪聲值超過國家規定標準，構成了噪聲污染。嘉富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對涉案房屋超標噪聲不承擔責任或者存在減輕責任的情形。一審法院判令嘉富公司60日內對案涉電梯采取相應的隔聲降噪措施，使袁科威居住的房屋的噪聲達到《民用建筑隔聲設計規范》（GB50118-2010）規定的噪聲最高限值以下；逾期未達標準，按每日100元對袁科威進行補償；支付袁科威精神撫慰金1萬元。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典型意義】

電梯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電梯的設計、建設與安裝均應當接受《民用建筑隔聲設計規范》（GB50118-2010）的調整。經過監測，涉案電梯的噪聲值已經超過國家標準，構成噪聲污染。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嘉富公司要對其行為與損害不存在因果關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在嘉富公司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袁科威對涉案電梯噪聲超標存在過錯或故意，亦不能證明噪聲超標系第三人、不可抗力、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險等原因造成，其不存在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本案的審理結果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尤其是生產經營者要在機械設備的設計、建造、安裝及日常運營過程中，關注噪聲是否達標，自覺承擔應有的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案例7:梁兆南訴華潤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5日，上思縣水產畜牧獸醫局接到梁兆南報告，梁兆南所承包的下走水庫因華潤水泥（上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潤公司）所屬華潤水泥廠所排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魚類死亡。該局與縣環境監測大隊、思陽鎮政府等單位組成聯合調查組多次前往現場調查，調查報告顯示，下走水庫水質發黃混濁，水庫周圍靠近岸邊的水面及其他水面出現死魚；華潤水泥廠的排水溝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斷排入水庫。上思縣漁政管理站出具的《現場檢查（勘驗）筆錄》記載，華潤水泥廠位于水庫上游，有水溝直接排到水庫。上思縣水產畜牧獸醫局會同思陽鎮政府、六銀村、龍懷村及華潤公司等單位到現場勘察，發現庫中魚類基本死亡。梁兆南提起訴訟，主張華潤公司承擔侵權責任。經法院委托鑒定確認，梁兆南的魚類損失為11萬余元。

【裁判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上思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華潤公司有污染源進入梁兆南的養殖水庫，其水庫中魚類基本死亡。上思縣水產畜牧獸醫局出具的調查報告，是在聯合調查組三次現場勘察、對周邊群眾進行詢問后形成的，并無違法情形，調查報告得出下走水庫魚類死亡與華潤公司排污有因果關系的結論，應予采信。華潤公司存在污染侵權行為，其所舉證據并不足以證明其行為與損害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故其應承擔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賠償下走水庫魚類死亡的損失。一審法院判令華潤公司賠償梁兆南經濟損失11萬余元。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典型意義】

環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擴散性，污染事件發生后，必須盡快收集、固定相關證據。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依職權或應當事人申請對污染者、污染物、排污設備，環境介質等進行查封、扣押、記錄、檢測、處罰，形成的行政文書有助于人民法院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本案污染事故發生后，政府相關部門及時介入，成立聯合調查組，出具調查報告，固定、保全證據，為受案法院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奠定良好基礎。受案法院根據調查報告等，認定華潤公司有污染行為，梁兆南承包的水庫確有魚類死亡的損害事實存在，水庫魚類死亡與華潤公司排污有因果關系，本案對促進行政、司法聯動，發揮行政文書的證明作用，解決環境侵權案件的舉證難問題具有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或者其委托的機構出具的環境污染事件調查報告、檢驗報告、檢測報告、評估報告或者監測數據等,經當事人質證,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進一步肯定了本案的做法。

案例8:周航訴荊門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慶鐵發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日，荊門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明祥物流公司）所有的油罐運輸車，在重慶鐵發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環線高速公路發生意外事故，所載變壓器油泄漏。事故發生后，遂渝高速公司及時處理交通事故，撒沙處理油污路段。經銅梁縣環境保護局現場勘驗，長約1公里、寬約10米的路面被泄漏的變壓器油污染。泄漏的變壓器油順著高速公路邊坡流入高速公路下方雨水溝，經涵洞流入周航承包的魚塘，魚塘水面有大面積油層漂浮。經銅梁縣環境監測站監測，魚塘揮發酚、石油類濃度均超標。經鑒定，周航損失魚類經濟價值為35萬余元。周航提起訴訟，要求明祥物流公司、遂渝高速公司承擔侵權責任，賠償其損失。

【裁判結果】

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明祥物流公司運輸車輛在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環線高速公路發生意外事故，變壓器油泄露，導致周航承包的魚塘中魚類死亡，明祥物流公司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遂渝高速公司作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應充分了解其控制、管理路產的周邊情況，在交通事故導致變壓器油大量泄漏并可能導致水污染事件的情況下，應當及時啟動應急預案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損害的擴大。遂渝高速公司在事故發生后僅應急處理路面交通情況，并未對該路段周圍油污進行清理，致使油污流入周航承包的魚塘造成進一步損害，應根據其過錯程度承擔次要的賠償責任。遂判令明祥物流公司承擔70%的賠償責任，遂渝高速公司承擔30%的賠償責任。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

【典型意義】

本案系在高速公路發生意外事故導致的環境污染及財產損害糾紛。隨著我國高速公路的延伸和行駛車輛的增多，高速公路及兩側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日益突出。高速公路及其沿線的環境保護，不僅僅是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的責任，更需要車輛所有人與使用人、高速公路建設單位與運營單位等方面的共同參與。本案中，遂渝高速公司雖然不是污染事故的肇事者，但在高速公路意外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件的情況下，其理應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處臵，并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遂渝高速公司沒有履行上述義務，造成損失擴大，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本案判決對于高速公路的運營、管理單位提高認識，完善機制，履行環境保護義務具有規范、引導作用。

案例9:吳國金訴中鐵五局（集團）有限公司、中鐵五局集團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噪聲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在中鐵五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鐵五局）、中鐵五局集團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路橋公司）施工期間，距離施工現場約20至30米的吳國金養殖場出現蛋雞大量死亡、生產軟蛋和畸形蛋等情況。吳國金聘請三位動物醫學和獸醫方面的專家到養殖場進行探查，認為蛋雞不是因為疫病死亡，而是在突然炮聲或長期噪聲影響下受到驚嚇，卵子進入腹腔內形成腹膜炎所致。吳國金提起訴訟，請求中鐵五局、路橋公司賠償損失150萬余元。

【裁判結果】

貴州省清鎮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吳國金養殖場蛋雞的損失與中鐵五局、路橋公司施工產生的噪聲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中鐵五局、路橋公司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按照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吳國金應證明其具體損失數額。雖然吳國金所舉證據無法證明其所受損失的具體數額，但中鐵五局、路橋公司對于施工中產生的噪聲造成吳國金損失的事實不持異議，表示愿意承擔賠償責任。但在此情況下，一審法院依據公平原則，借助養殖手冊、專家證人所提供的基礎數據，建立計算模型，計算出吳國金所受損失并判令中鐵五局、路橋公司賠償35萬余元。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肯定了一審法院以養殖手冊及專家意見確定本案實際損失的做法，終審判令中鐵五局、路橋公司賠償吳國金45萬余元。

【典型意義】

環境損害數額的確定，往往需要通過技術手段鑒定。但在鑒定困難、鑒定成本過高或不宜進行鑒定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參考專家意見，結合案件具體案情，依正當程序合理確定損失數額。本案中，吳國金能夠證明其開辦養雞場在先，二被告施工行為在后，在二被告施工期間其養殖的蛋雞出現異常死亡，并提交專家論證報告及其自行記載的蛋雞死亡數量，但是難以舉證證明損害的具體數額。在此情況下，受案法院并沒有機械地因吳國金證據不足，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而是充分考慮噪聲污染的特殊性，在認定蛋雞受損系與二被告施工噪聲存在因果關系的基礎上，通知專家就本案蛋雞損失等專業性問題出庭作證，充分運用專家證言、養殖手冊等確定蛋雞損失基礎數據，并在專家的幫助下建立蛋雞損失計算模型，得出損失數額并判決支持了吳國金部分訴請，在確定環境損害數額問題上做了有益嘗試。

案例10:李才能訴海南海石實業有限公司粉塵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海南海石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石公司）未經依法批準，自2010年起租賃集體土地建設灰沙環保磚廠，所建廠房位于李才能羊圈及屋舍西面隔壁。李才能認為海石公司生產經營排放的石灰粉塵、燒鍋爐產生的蒸汽、廢煙及設備噪聲等造成了山羊和種植的菠蘿蜜樹葉損害，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海石公司停止侵害，停止石灰粉碎和燒鍋爐生產作業，賠償其菠蘿蜜樹葉及林下草地失去草料價值所致損失以及其身體健康損害、水井污染和孕羊流產等損失共計53000元。

【裁判結果】

海南省海口市瓊山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指導李才能委托法律援助律師，并免去其需預交的案件受理費用。承辦法官及時赴現場查勘、拍攝固定海石公司污染行為的有關證據，向環境保護、國土主管部門調取海石公司未辦理環境影響評價、違法占地及排污等證據。考慮到損害鑒定費用高、周期長，而本案基本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晰，為依法妥善解決糾紛，一審法院在明確案件基本事實的基礎上，明之以法、曉之以理，促成李才能、海石公司自愿達成調解協議，由海石公司一次性賠償李才能損失53000元，并于簽收調解書時當場支付賠償款。調解書生效后，一審法院向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以監督海石公司限期整改，消除污染，防止后續環境損害行為的發生。

【典型意義】

調解是貫穿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在環境侵權案件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應當統籌社會力量，健全完善調解機制，推動形成防范化解社會矛盾的整體合力，充分發揮司法在環境資源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中的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本案受案法院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積極探尋當事人個人利益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根本利益的交匯點，在依法保障個人合法權益，促成李才能與海石公司達成和解的同時，注重環境治理、修復，向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促進了司法與行政執法的有機銜接，共同強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此外，受案法院依法免除原告應預交的訴訟費用，指導原告委托法律援助律師，將法律援助與司法救助對接，引導當事人依法理性表達訴求、維護環境權益的做法，亦值得肯定。

第三篇：最高法發布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發布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發布人民法院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介紹說，這批案件均為2013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生效裁判，涉及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違法建筑拆除，有的反映出個別行政機關侵害當事人補償方式選擇權、強制執行亂作為等程序違法問題，有的反映出行政機關核定評估標準低等實體違法問題以及在訴訟中怠于舉證問題，這些行政行為有的被依法撤銷，有的被確認違法；同時，也有合法行政行為經人民法院審查后判決維持，這批案件對于指導人民法院依法履職，統一裁判尺度，保障民生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一、楊瑞芬訴株洲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0月16日，株洲市房產管理局向湖南冶金職業技術學院作出株房拆遷字[2007]第19號《房屋拆遷許可證》，楊瑞芬的部分房屋在拆遷范圍內，在拆遷許可期內未能拆遷。2010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啟動神農大道建設項目。2010年7月25日，株洲市發展改革委員會批準立項。2011年7月14日，株洲市規劃局頒發了株規用[2011]0066號《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楊瑞芬的房屋位于泰山路與規劃的神農大道交匯處，占地面積418㎡，建筑面積582.12㎡，房屋地面高于神農大道地面10余米，部分房屋在神農大道建設項目用地紅線范圍內。2011年7月15日，株洲市人民政府經論證公布了《神農大道項目建設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方案》征求公眾意見。2011年9月15日，經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為C級。2011年9月30日，株洲市人民政府發布了修改后的補償方案，并作出了[2011]第1號《株洲市人民政府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決定》（以下簡稱《征收決定》），征收楊瑞芬的整棟房屋，并給予合理補償。

楊瑞芬不服，以“申請人的房屋在湖南冶金職業技術學院新校區項目建設拆遷許可范圍內，被申請人作出征收決定征收申請人的房屋，該行為與原已生效的房屋拆遷許可證沖突”和“原項目拆遷方和被申請人均未能向申請人提供合理的安置補償方案”為由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復議機關認為，原拆遷人湖南冶金職業技術學院取得的《房屋拆遷許可證》已過期，被申請人依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規定征收申請人的房屋并不違反法律規定。申請人的部分房屋在神農大道項目用地紅線范圍內，且房屋地平面高于神農大道地平面10余米，房屋不整體拆除將存在嚴重安全隱患，屬于確需拆除的情形，《征收決定》內容適當，且作出前也履行了相關法律程序，故復議機關作出復議決定維持了《征收決定》。楊瑞芬其后以株州市人民政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征收決定》。

（二）裁判結果

株洲市天元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關于楊瑞芬提出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1]第1號《株洲市人民政府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決定》與株洲市房產管理局作出的株房拆遷字[2007]第19號《房屋拆遷許可證》主體和內容均相沖突的訴訟理由，因[2007]第19號《房屋拆遷許可證》已失效，神農大道屬于新啟動項目，兩份文件并不存在沖突。關于楊瑞芬提出征收其紅線范圍外的房屋違法之主張，因其部分房屋在神農大道項目用地紅線范圍內，征收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神農大道地面10余米，不整體拆除將產生嚴重安全隱患，整體征收拆除符合實際。楊瑞芬認為神農大道建設項目沒有取得建設用地批準書。2011年7月14日，株洲市規劃局為神農大道建設項目頒發了株規用[2011]0066號《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楊瑞芬認為株洲市規劃局在復議程序中出具的說明不能作為超范圍征收的依據。株洲市規劃局在復議程序中出具的說明系另一法律關系，非本案審理范圍。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 [2011]第1號《株洲市人民政府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決定》事實清楚，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法規正確，判決維持。

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1]第1號《株洲市人民政府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決定》是否合法。2010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啟動神農大道建設項目，株洲市規劃局于2011年7月14日頒發了株規用[2011]0066號《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楊瑞芬的部分房屋在神農大道建設項目用地紅線范圍內，雖然征收楊瑞芬整棟房屋超出了神龍大道的專項規劃，但征收其房屋系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神農大道地面10余米，如果只拆除規劃紅線范圍內部分房屋，未拆除的規劃紅線范圍外的部分房屋將人為變成危房，失去了房屋應有的價值和作用，整體征收楊瑞芬的房屋，并給予合理補償符合實際情況，也是人民政府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擔當責任的表現。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在房屋征收過程中,如果因規劃不合理,致使整幢建筑的一部分未納入規劃紅線范圍內,則政府出于實用性、居住安全性等因素考慮，將未納入規劃的部分一并征收，該行為體現了以人為本，有利于征收工作順利推進。人民法院認可相關征收決定的合法性，不贊成過于片面、機械地理解法律。

二、孔慶豐訴泗水縣人民政府房屋征收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4月6日，泗水縣人民政府作出泗政發[2011]15號《泗水縣人民政府關于對泗城泗河路東林業局片區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區實施房屋征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征收補償方案規定，選擇貨幣補償的，被征收主房按照該地塊多層產權調換安置房的優惠價格補償；選擇產權調換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補償面積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出資，超出10平方米以內的按優惠價結算房價，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場價格結算房價;被征收主房面積大于安置房面積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優惠價增加300元/m2標準給予貨幣補償。原告孔慶豐的房屋在被征收范圍內，其不服該《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二）裁判結果

濟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二條、第十九條規定，征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屋，應當對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給予公平補償。對被征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于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根據立法精神，對被征收房屋的補償，應參照就近區位新建商品房的價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條件、生活質量不降低為宜。本案中，優惠價格顯然低于市場價格，對被征收房屋的補償價格也明顯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資購買價格。該征收補償方案的規定對被征收人顯失公平，違反了《條例》的相關規定。故判決：撤銷被告泗水縣人民政府作出的《決定》。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 《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條例》第二條規定的對被征收人給予公平補償原則，應貫穿于房屋征收與補償全過程。無論有關征收決定還是補償決定的訴訟，人民法院都要堅持程序審查與實體審查相結合，一旦發現補償方案確定的補償標準明顯低于法定的“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即便對于影響面大、涉及人數眾多的征收決定，該確認違法的要堅決確認違法，該撤銷的要堅決撤銷，以有力地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權益。

三、何剛訴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29日，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政府(以下稱淮陰區政府)發布《房屋征收決定公告》，決定對銀川路東舊城改造項目規劃紅線范圍內的房屋和附屬物實施征收。同日，淮陰區政府發布《銀川路東地塊房屋征收補償方案》，何剛位于淮安市淮陰區黃河路北側3號樓205號的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圍內。經評估，何剛被征收房屋住宅部分評估單價為3901元/平方米，經營性用房評估單價為15600元/平方米。在征收補償商談過程中，何剛向征收部門表示選擇產權調換，但雙方就產權調換的地點、面積未能達成協議。2012年6月14日，淮陰區政府依征收部門申請作出淮政房征補決字[2012]01號《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主要內容：何剛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積59.04平方米，設計用途為商住。因征收雙方未能在征收補償方案確定的簽約期限內達成補償協議，淮陰區政府作出征收補償決定：

1、被征收人貨幣補償款總計607027.15元；

2、被征收人何剛在接到本決定之日起7日內搬遷完畢。何剛不服，向淮安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后淮安市人民政府復議維持本案征收補償決定。何剛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淮陰區政府對其作出的征收補償決定。

（二）裁判結果

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被訴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是否侵害了何剛的補償方式選擇權。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以下稱《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被征收人可以選擇貨幣補償，也可以選擇產權調換。通過對本案證據的分析，可以認定何剛選擇的補償方式為產權調換,但被訴補償決定確定的是貨幣補償方式，侵害了何剛的補償選擇權。據此，法院作出撤銷被訴補償決定的判決。一審判決后，雙方均未提起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在房屋補償決定訴訟中，旗幟鮮明地維護了被征收人的補償方式選擇權。《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條例》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被征收人可以選擇貨幣補償，也可以選擇房屋產權調換”，而實踐中不少“官”民矛盾的產生，源于市、縣級政府在作出補償決定時，沒有給被征收人選擇補償方式的機會而徑直加以確定。本案的撤銷判決從根本上糾正了行政機關這一典型違法情形，為當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濟。

四、艾正云、沙德芳訴馬鞍山市雨山區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20日，雨山區人民政府發布雨城征[2012]2號《雨山區人民政府征收決定》及《采石古鎮舊城改造項目房屋征收公告》。艾正云、沙德芳名下的馬鞍山市雨山區采石九華街22號房屋位于征收范圍內, 其房產證證載房屋建筑面積774.59平方米；房屋產別：私產；設計用途：商業。土地證記載使用權面積1185.9平方米；地類（用途）：綜合；使用權類型：出讓。2012年12月，雨山區房屋征收部門在司法工作人員全程見證和監督下，抽簽確定雨山區采石九華街22號房屋的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為安徽民生房地產評估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2日，安徽民生房地產評估有限公司向雨山區房屋征收部門提交了對艾正云、沙德芳名下房屋作出的市場價值估價報告。2013年1月16日，雨山區人民政府對被征收人艾正云、沙德芳作出雨政征補[2013]21號《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艾正云、沙德芳認為，被告作出補償決定前沒有向原告送達房屋評估結果，剝奪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權利，故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依法撤銷該《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

（二）裁判結果

馬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被征收房屋的價值，由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按照房屋征收評估辦法評估確定。對評估確定的被征收房屋價值有異議的，可以向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申請復核評估。對復核結果有異議的，可以向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頒發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評估辦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房屋征收部門應當將房屋分戶初步評估結果在征收范圍內向被征收人公示。公示期滿后，房屋征收部門應當向被征收人轉交分戶評估報告。被征收人對評估結果有異議的，自收到評估報告10日內，向房地產評估機構申請復核評估。對復核結果有異議的，自收到復核結果10日內，向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從本案現有證據看，雨山區房屋征收部門在安徽民生房地產評估有限公司對采石九華街22號作出的商業房地產市場價值評估報告后，未將該報告內容及時送達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艾正云、沙德芳對其房產評估價格申請復核評估和申請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鑒定的權利喪失，屬于違反法定程序。據此，判決撤銷雨山區人民政府作出的雨政征補〔2013〕21號《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通過嚴格的程序審查，在評估報告是否送達這一細節上，彰顯了司法對被征收人獲得公平補償權的全方位保護。房屋價值評估報告是行政機關作出補償決定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如果評估報告未及時送達，會導致被征收人申請復估和申請鑒定的法定權利無法行使，進而使得補償決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礎。本案判決敏銳地把握住了程序問題與實體權益保障的重要關聯性，果斷撤銷了補償決定，保障是充分到位的。

五、文白安訴商城縣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商城縣城關迎春臺區域的房屋大多建于30年前，破損嚴重，基礎設施落后。2012年12月8日,商城縣房屋征收部門發布《關于迎春臺棚戶區房屋征收評估機構選擇公告》，提供信陽市明宇房地產估價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安徽中安房地產評估咨詢有限公司、商城縣隆盛房地產評估事務所作為具有資質的評估機構，由被征收人選擇。后因征收人與被征收人未能協商一致，商城縣房屋征收部門于12月11日發布《關于迎春臺棚戶區房屋征收評估機構抽簽公告》，并于12月14日組織被征收人和群眾代表抽簽，確定信陽市明宇房地產估價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該次房屋征收的價格評估機構。2012年12月24日，商城縣人民政府作出商政[2012]24號《關于迎春臺安置區改造建設房屋征收的決定》。原告文白安長期居住的迎春臺132號房屋在征收范圍內。2013年5月10日，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出具了房屋初評報告。商城縣房屋征收部門與原告在征收補償方案確定的簽約期限內未能達成補償協議，被告于2013年7月15日依據房屋評估報告作出商政補決字[2013]3號《商城縣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原告不服該征收補償決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

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被訴征收補償決定的合法性存在以下問題：

（一）評估機構選擇程序不合法。商城縣房屋征收部門于2012年12月8日發布《關于迎春臺棚戶區房屋征收評估機構選擇公告》，但商城縣人民政府直到2012年12月24日才作出《關于迎春臺安置區改造建設房屋征收的決定》，即先發布房屋征收評估機構選擇公告，后作出房屋征收決定。這不符合《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條第一款有關“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由被征收人協商選定；協商不成的，通過多數決定、隨機選定等方式確定，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的規定與《河南省實施<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規定》第六條的規定，違反法定程序。

（二）對原告文白安的房屋權屬認定錯誤。被告在《關于文白安房屋產權主體不一致的情況說明》中稱“文白安在評估過程中拒絕配合致使評估人員未能進入房屋勘察”，但在《迎春臺安置區房地產權屬情況調查認定報告》中稱“此面積為縣征收辦入戶丈量面積、房地產權屬情況為權屬無爭議”。被告提供的證據相互矛盾，且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系因原告的原因導致被告無法履行勘察程序。且該房屋所有權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登記的權利人均為第三人文然而非文白安，被告對該被征收土地上房屋權屬問題的認定確有錯誤。據此，一審法院判決撤銷被訴房屋征收補償決定。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從程序合法性、實體合法性兩個角度鮮明地指出補償決定存在的硬傷。在程序合法性方面，依據有關規定突出強調了征收決定作出后才能正式確定評估機構的基本程序要求；在實體合法性方面，強調補償決定認定的被征收人必須適格。本案因存在征收決定作出前已確定了評估機構，且補償決定核定的被征收人不是合法權屬登記人的問題，故判決撤銷補償決定，彰顯了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價值的雙重意義。

六、霍佩英訴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上海市順昌路281-283號283＃二層統間系原告霍佩英租賃的公有房屋，房屋類型舊里，房屋用途為居住，居住面積11.9平方米，折合建筑面積18.33平方米。該戶在冊戶口4人，即霍佩英、孫慰萱、陳偉理、孫維強。因舊城區改建需要，2012年6月2日，被告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政府作出黃府征[2012]2號房屋征收決定，原告戶居住房屋位于征收范圍內。因原告戶認為其戶經營公司，被告應當對其給予非居住房屋補償，致征收雙方未能在簽約期限內達成征收補償協議。2013年4月11日，房屋征收部門即第三人上海市黃浦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被告報請作出征收補償決定。被告受理后于2013年4月16日召開審理協調會，因原告戶自行離開會場致協調不成。被告經審查核實相關證據材料，于2013年4月23日作出滬黃府房征補[2013]010號房屋征收補償決定，認定原告戶被征收房屋為居住房屋，決定：

一、房屋征收部門以房屋產權調換的方式補償公有房屋承租人霍佩英戶，用于產權調換房屋地址為上海市徐匯區東蘭路121弄3號204室，霍佩英戶支付房屋征收部門差價款476,706.84元；

二、房屋征收部門給予霍佩英戶各項補貼、獎勵費等共計492,150元，家用設施移裝費按實結算，簽約搬遷獎勵費按搬遷日期結算；

三、霍佩英戶應在收到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之日起15日內搬遷至上述產權調換房屋地址，將被征收房屋騰空。

原告不服該征收補償決定，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上海市人民政府經復議維持該房屋征收補償決定。原告仍不服，遂向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被訴征收補償決定。

（二）裁判結果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具有作出被訴房屋征收補償決定的行政職權，被訴房屋征收補償決定行政程序合法，適用法律規范正確，未損害原告戶的合法權益。本案的主要爭議在于原告戶的被征收房屋性質應認定為居住房屋還是非居住房屋。經查，孫慰萱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楊林基隆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基隆生態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均為本市金山區，雖經營地址登記為本市順昌路281號，但兩公司的營業期限自2003年12月至2008年12月止，且原告承租公房的性質為居住。原告要求被告就孫慰萱經營公司給予補償缺乏法律依據，征收補償方案亦無此規定，被訴征收補償決定對其以居住房屋進行補償于法有據。據此，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對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屬于居住房屋、進而適用不同補償標準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實踐中，老百姓最關注的“按什么標準補”的前提往往是“房屋屬于什么性質和用途”，這方面爭議很多。法院在實踐中通常依據房產登記證件所載明的用途認定房屋性質，但如果載明用途與被征收人的主張不一致，需要其提供營業執照和其他相關證據佐證，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補償標準。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涉案房屋系非居住房屋，故法院不支持其訴訟請求。

七、毛培榮訴永昌縣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月，永昌縣人民政府擬定《永昌縣北海子景區建設項目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方案》，向社會公眾公開征求意見。期滿后，作出《關于永昌縣北海子景區建設項目涉及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決定》并予以公告。原告毛培榮、劉吉華、毛顯峰（系夫妻、父子關系）共同共有的住宅房屋一處（面積276平方米）、工業用房一處（面積775.8平方米）均在被征收范圍內。經房屋征收部門通知，毛培榮等人選定評估機構對被征收房屋進行評估。評估報告作出后，毛培榮等人以漏評為由申請復核，評估機構復核后重新作出評估報告，并對漏評項目進行了詳細說明。同年12月26日，房屋征收部門就補償事宜與毛培榮多次協商無果后，告知其對房屋估價復核結果有異議可依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評估辦法》，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0日內向金昌市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毛培榮在規定的期限內未申請鑒定。2013年1月9日，縣政府作出永政征補（2013）第1號《關于國有土地上毛培榮房屋征收補償決定》，對涉案被征收范圍內住宅房屋、房屋室內外裝飾、工業用房及附屬物、停產停業損失等進行補償，被征收人選擇貨幣補償，總補償款合計人民幣1842612元。毛培榮、劉吉華、毛顯峰認為補償不合理，補償價格過低，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復議機關經審查維持了縣政府作出的征收補償決定。毛培榮、劉吉華、毛顯峰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征收補償決定。

（二）裁判結果

金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縣政府為公共事業的需要，組織實施縣城北海子生態保護與景區規劃建設，有權依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規定，征收原告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因房屋征收部門與被征收人在征收補償方案確定的簽約期限內未達成補償協議，縣政府具有依法按照征收補償方案作出補償決定的職權。在征收補償過程中，評估機構系原告自己選定，該評估機構具有相應資質，復核評估報告對原告提出的漏評項目已作出明確說明。原告對評估復核結果雖有異議，但在規定的期限內并未向金昌市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因此，縣政府對因征收行為給原告的住宅房屋及其裝飾、工業用房及其附屬物、停產停業損失等給予補償，符合《甘肅省實施<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若干規定》的相關規定。被訴征收補償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遂判決：駁回原告毛培榮、劉吉華、毛顯峰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人民法院通過發揮司法監督作用，對合乎法律法規的征收補償行為給予有力支持。在本案征收補償過程中，征收部門在聽取被征收人對征收補償方案的意見、評估機構選擇、補償范圍確定等方面，比較充分到位，保障了當事人知情權、參與權，體現了公開、公平、公正原則。通過法官釋法明理，原告逐步消除了內心疑慮和不合理的心理預期，不僅未上訴，其后不久又與征收部門達成補償協議，公益建設項目得以順利推進，案件處理取得了較好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八、廖明耀訴龍南縣人民政府房屋強制拆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廖明耀的房屋位于龍南縣龍南鎮龍洲村東勝圍小組，2011年被告龍南縣人民政府批復同意建設縣第一人民醫院，廖明耀的房屋被納入該建設項目拆遷范圍。就拆遷安置補償事宜，龍南縣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多次與廖明耀進行協商，但因意見分歧較大未達成協議。2013年2月27日，龍南縣國土及規劃部門將廖明耀的部分房屋認定為違章建筑，并下達自行拆除違建房屋的通知。同年3月，龍南縣人民政府在未按照《行政強制法》的相關規定進行催告、未作出強制執行決定、未告知當事人訴權的情況下，組織相關部門對廖明耀的違建房屋實施強制拆除，同時對拆遷范圍內的合法房屋也進行了部分拆除，導致該房屋喪失正常使用功能。廖明耀認為龍南縣人民政府強制拆除其房屋和毀壞財產的行為嚴重侵犯其合法權益，遂于2013年7月向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請求法院確認龍南縣人民政府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將該案移交安遠縣人民法院審理。安遠縣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于法定期限內向龍南縣人民政府送達了起訴狀副本和舉證通知書，但該府在法定期限內只向法院提供了對廖明耀違建房屋進行行政處罰的相關證據，沒有提供強制拆除房屋行政行為的相關證據和依據。

（二）裁判結果

安遠縣人民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四十三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10日內提供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的證據，未提供的，應當認定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本案被告龍南縣人民政府在收到起訴狀副本和舉證通知書后，始終沒有提交強制拆除房屋行為的證據，應認定被告強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為沒有證據，不具有合法性。據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第（二）項之規定，確認龍南縣人民政府拆除廖明耀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

該判決生效后，廖明耀于2014年5月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賠償訴訟。經安遠縣人民法院多次協調，最終促使廖明耀與龍南縣人民政府就違法行政行為造成的損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達成和解協議。廖明耀撤回起訴，行政糾紛得以實質性解決。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凸顯了行政訴訟中行政機關的舉證責任和司法權威，對促進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積極應訴，不斷強化訴訟意識、證據意識和責任意識具有警示作用。法律和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在訴訟中的舉證責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證據，視為被訴行政行為沒有證據，這是法院處理此類案件的法律底線。本案中，被告將原告的合法房屋在拆除違法建筑過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訴訟過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內向法院提供據以證明其行為合法的證據，因此只能承擔敗訴后果。

九、葉呈勝、葉呈長、葉呈發訴仁化縣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強制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間，仁化縣人民政府（下稱仁化縣政府）規劃建設仁化縣有色金屬循環經濟產業基地，需要征收廣東省仁化縣周田鎮新莊村民委員會新圍村民小組的部分土地。葉呈勝、葉呈長、葉呈發（下稱葉呈勝等三人）的房屋所占土地在被征收土地范圍之內，屬于未經鄉鎮規劃批準和領取土地使用證的“兩違”建筑物。2009年8月至2013年7月間，仁化縣政府先后在被征收土地的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張貼《關于禁止搶種搶建的通告》《征地通告》《征地預公告》《致廣大村民的一封信》《關于責令停止一切違建行為的告知書》等文書，以調查筆錄等形式告知葉呈勝等三人房屋所占土地是違法用地。2009年10月、2013年6月，仁化縣國土資源局分別發出兩份《通知》，要求葉呈發停止土地違法行為。2013年7月12日凌晨5時許，在未發強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的情況下，仁化縣政府組織人員對葉呈勝等三人的房屋實施強制拆除。葉呈勝等三人遂向廣東省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仁化縣政府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 廣東省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雖然葉呈勝等三人使用農村集體土地建房未經政府批準屬于違法建筑，但仁化縣政府在2013年7月12日凌晨對葉呈勝等三人所建的房屋進行強制拆除，程序上存在嚴重瑕疵，即采取強制拆除前未向葉呈勝等三人發出強制拆除通知，未向強拆房屋所在地的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張貼公告限期自行拆除，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三十四條、第四十四的規定。而且，仁化縣政府在夜間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有關“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或者法定節假日實行強制執行”的規定。據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七條的規定，判決：確認仁化縣政府于2013年7月12日對葉呈勝等三人房屋實施行政強制拆除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充分體現了行政審判監督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基本權益的重要職能。即使對于違法建筑的強制拆除，也要嚴格遵循《行政強制法》的程序性規定，拆除之前應當先通知相對人自行拆除，在當地張貼公告且不得在夜間拆除。本案被告未遵循這些程序要求，被人民法院判決確認違法。《行政強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決有助于推動該法在行政審判中的正確適用。

十、葉漢祥訴湖南省株洲市規劃局、株洲市石峰區人民政府不履行拆除違法建筑法定職責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株洲市石峰區田心街道東門社區民主村小東門散戶111號戶主沈富湘，在未經被告株洲市規劃局等有關單位批準的情況下，將其父沈漢如遺留舊房拆除，新建和擴建新房，嚴重影響了原告葉漢祥的通行和采光。原告于2010年7月9日向被告株洲市規劃局舉報。該局于2010年10月對沈富湘新建擴建房屋進行調查、勘驗，于2010年10月23日，對沈富湘作出了株規罰告（石峰）字（2010）第（462）行政處罰告知書，告知其建房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屬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限接到告知書之日起，五天內自行無償拆除，限期不拆除的，將由株洲市石峰區人民政府組織拆除。該告知書送達沈富湘本人，其未能拆除。原告葉漢祥于2010年至2013年通過向株洲市石峰區田心街道東門社區委員會、株洲市規劃局、株洲市石峰區人民政府舉報和請求依法履行強制拆除沈富湘違法建筑行政義務，采取申請書等請求形式未能及時解決。2013年3月8日，被告株洲市規劃局以株規罰字（石2013）字第6021號對沈富湘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沈富湘的建房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條和《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辦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屬違法建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四條和《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辦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限沈富湘接到決定書之日起，三日內自行無償拆除。如限期不自行履行本決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八條和《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辦法》第五十四條及株政發（2008）36號文件規定，將由石峰區人民政府組織實施強制拆除。由于被告株洲市規劃局、株洲市石峰區人民政府未能完全履行拆除違法建筑法定職責，原告于2013年6月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裁判結果

株洲市荷塘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株洲市石峰區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接到株洲市規劃局對沈富湘株規罰告字（2010）第004號行政處罰告知書和株規罰字（石2013）第002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后，應按照株洲市規劃局的授權積極履行法定職責，組織實施強制拆除違法建設。雖然被告株洲市石峰區人民政府在履行職責中對沈富湘違法建設進行協調等工作，但未積極采取措施，其拆除違法建設工作未到位，屬于不完全履行拆除違法建筑的法定職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六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三款的規定，判決被告株洲市石峰區人民政府在三個月內履行拆除沈富湘違法建設法定職責的行政行為。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以違法建設相鄰權人提起的行政不作為訴訟為載體，有效發揮司法能動性，督促行政機關切實充分地履行拆除違建、保障民生的法定職責。針對各地違法建設數量龐大，局部地區有所蔓延的態勢，雖然《城鄉規劃法》規定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對違反城市規劃、鄉鎮人民政府對違反鄉村規劃的違法建設有權強制拆除，但實際情況不甚理想。違法建設侵犯相鄰權人合法權益難以救濟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和薄弱環節，本案判決在這一問題上表明法院應有態度：即使行政機關對違建采取過一定查處措施，但如果不到位仍構成不完全履行法定職責，法院有權要求行政機關進一步履行到位。這方面審判力度需要不斷加強。

最高法解析征收拆遷典型案例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隨著全國各地城鎮化建設的大力推進，因征收拆遷引發的行政糾紛也日益增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數據顯示，近10年來，房屋征收案件一直排在行政訴訟案件前3位，去年達到8600件。

日前，最高法發布拆遷十大典型案例。一些拆遷當中的普遍問題在案例當中都有體現，法院的判決也讓很多模糊的法律問題得到了澄清。比如補償標準怎么定，補償方式誰說了算，強拆夜里可以進行嗎等等。

問題一，被征收的房屋該不該拆，法院怎么判斷。

楊瑞芬訴株洲市政府房屋征收決定案中，被征收房屋大部分在建設規劃紅線范圍內，僅有小部分沒有納入紅線。如果只拆除規劃紅線范圍內的房屋，保留下來的房屋將成為危房。而法律要求政府實施房屋征收工作時必須受到建設規劃紅線的約束，不得任意突破。依據法院的裁決，支持政府整體征收楊瑞芬的房屋，并給予合理補償。

最高法行政庭副庭長王振宇：在房屋征收過程中，如果因規劃不合理,致使整幢建筑的一部分未納入規劃紅線范圍內，則政府出于實用性、居住安全性等因素考慮，將未納入規劃的部分一并征收，該行為體現了以人為本，有利于征收工作順利推進。人民法院認可相關征收決定的合法性，不贊成過于片面、機械地理解法律。

問題二，被征收房屋補償標準怎么定？

被拆遷人孔慶豐狀告山東省濟寧市泗水縣政府，理由是《房屋征收的決定》中確定的價格不合理。

王振宇：其中講到，貨幣補償的話，按照安置房的優惠價進行補償，安置房的優惠價比市場價要低。你要房子，產權調換的話可以一比一，原來多大返多大，超面積的，超出10平米以內，按安置房差價，你老百姓付這個差價，10平米之外，按市場價賣給老百姓。原告孔慶峰就提，安置方案太低。

法院審理認為，政府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相關規定。

王振宇：國務院條例規定的是按市場價，它這個是按什么？貨幣補償按優惠價，遠遠低于市場價，就把這個決定撤銷了。

根據立法精神，對被征收房屋的補償，應參照就近區位新建商品房的價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條件、生活質量不降低為宜。

問題

三、補償方式誰說的算？

王振宇強調，老百姓有補償方式選擇權。王振宇：按照《條例》規定，補償的方式有兩種，貨幣補償和產權調換，你要錢還是要房子，老百姓可以選。

在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的一個拆遷項目中，政府為被拆遷人做了決定，引發訴訟。

王振宇：這個案件的原告何剛，是個被拆遷人，開始跟他談判的時候他說“我要房”，但是這個房具體地點安置在哪，面積多大，他跟政府就談不下來，政府做決定時就直接給他算成多少錢，給他補了六十多萬。然后他就起訴這個補償決定，認為這個決定侵犯了我的選擇權，我要房，最后你給我錢。法院說這個確實觸犯了法律的底線，判決撤銷了被訴的補償決定。

問題

四、程序違法，法院會判政府敗訴。

在艾正云、沙德芳起訴馬鞍山市雨山區政府，請求撤銷《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一案中。證據顯示，房屋征收部門沒有將被征收房屋價值評估報告內容及時送達原告，法院認定這屬于違反法定程序，判決撤銷政府作出的《決定書》。

王振宇：房屋價值評估報告是行政機關作出補償決定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如果評估報告未及時送達，會導致被征收人申請復估和申請鑒定的法定權利無法行使，進而使得補償決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礎。

葉呈勝等三人的違法建筑被廣東省韶關市仁化縣政府拆除，法院認定，政府在強拆時，未發強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而且是在凌晨5時（休息時間）進行，屬于行政行為違法。

國家法官學院王雅琴：不能因為行政行為相對人違法，執法者就可以以違法對違法。我國行政強制法明確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或者節假日實行行政強制執行，除非情況緊急，也不能以停水、停電、停熱、停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決定，如果行政執法人員違反法定程序，實行行政執法，必然不會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第四篇：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開十大案例

人民法院政府信息公開十大案例

八、錢群偉訴浙江省慈溪市掌起鎮人民政府案

（一）基本案情

錢群偉于2013年1月17日向慈溪市掌起鎮人民政府郵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申請公布柴家村2000年以來的村民宅基地使用的審核情況、村民宅基地分配的實際名單及宅基地面積和地段，柴家村的大橋拆遷戶全部名單及分戶面積，柴家村大橋征地拆遷戶中貨幣安置戶的全部名單及分戶面積，在柴家村建房的外村人員的全部名單及實際住戶名單，并注明其建房宅基地的來龍去脈。2013年4月10日，慈溪市掌起鎮人民政府作出《信訪事項答復意見書》，其中關于信息公開的內容為：“柴家村大橋拆遷涉及拆遷建筑共367處，其中，拆遷安置317戶，貨幣安置16戶。上述信息所涉及的相關事宜已通過相關程序辦理，且已通過一定形式予以公布，被相關公眾所知悉。”錢群偉對此答復不服，提起訴訟。認為該答復是“籠統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的信息，與原告所要求公開的信息根本不符，實質上等于拒絕公開”。

（二）裁判情況

慈溪市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訴答復內容僅對少量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作出了答復，對其他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既沒有答復，亦沒有告知原告獲取該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徑，而且被告在訴訟中未向本院提供其作出上述答復的相應證據，故應認定被告作出的答復主要證據不足。被告辯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于2008年5月1日起才實施，在此之前的政府信息不能公開。法院認為，原告申請公開政府信息時，該條例早已實施。針對原告的申請，被告應當依據該條例的相關規定作出答復。如原告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屬于不予公開范圍的，被告應當告知原告并說明理由。況且，被告認為該條例施行之前的政府信息不能公開，缺乏法律依據。故被告上述辯稱意見，理由并不成立，不予采信。判決撤銷被告慈溪市掌起鎮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開答復；責令其在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對錢群偉提出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重新作出處理。

一審宣判后，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焦點集中在歷史信息的公開問題。所謂歷史信息，是指《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前已經形成的政府信息。雖然在立法過程中確有一些機關和官員希望能夠將歷史信息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政府信息的定義并沒有將信息的形成時間進行限定，亦未將歷史信息排除在公開的范圍之外。本案判決確認“被告認為該條例施行之前的政府信息不能公開，缺乏法律依據”，符合立法本意。至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指的是法律文件的規定僅適用于法律文件生效以后的事件和行為，對于法律文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不適用。就本案而言，所謂的事件和行為，也就是原告依照條例的規定申請公開政府信息，以及行政機關針對申請作出答復。本案判決指出，“原告申請公開政府信息時，該條例早已實施”，就是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的正確理解。

九、張良訴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2月19日，張良向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申請獲取“本市116地塊項目土地出讓金繳款憑證”政府信息。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經至其檔案中心以“繳款憑證”為關鍵詞進行手工查找，未找到名為“繳款憑證”的116地塊土地出讓金繳款憑證的政府信息，遂認定其未制作過原告申請獲取的政府信息，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答復張良，其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張良不服，提起訴訟，要求撤銷該政府信息公開答復。

（二）裁判結果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申請公開的相關繳款憑證，應泛指被告收取土地使用權受讓人繳納本市116地塊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后形成的書面憑證。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證明繳納款項憑證的名稱或許為繳款憑證，或許為收據、發票等，并不局限于繳款憑證的表述。原告作為普通公民，認為其無法知曉相關繳款憑證的規范名稱，僅以此繳款憑證描述其申請獲取的政府信息內容的主張具有合理性。而與之相對應，被告系本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門，應知曉其收取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后開具給土地使用權受讓人的憑證的規范名稱，但在未與原告確認的前提下，擅自認為原告僅要求獲取名稱為繳款憑證的相關政府信息，并僅以繳款憑證為關鍵詞至其檔案中心進行檢索，顯然檢索方式失當，應為未能盡到檢索義務，據此所認定的相關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結論，也屬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判決撤銷被訴政府信息公開答復，責令被告重新作出答復。

一審宣判后，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本案涉及政府信息公開的兩項重要制度，一是申請人在提交信息公開申請時應該盡可能詳細地對政府信息的內容進行描述，以有利于行政機關進行檢索。二是政府信息不存在的行政機關不予提供。本案在處理這兩個問題時所采取的審查標準值得借鑒。也就是，行政機關以信息不存在為由拒絕提供政府信息的，應當證明其已經盡到了合理檢索義務。申請人對于信息內容的描述，也不能苛刻其必須說出政府信息的規范名稱甚至具體文號。如果行政機關僅以原告的描述為關鍵詞進行檢索，進而簡單答復政府信息不存在，亦屬未能能盡到檢索義務。

第五篇：最高法：十大消費者維權典型案例

最高法：十大消費者維權典型案例

2014-03-17 點擊右側關注 天同訴訟圈

3月15日，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落地實施，其中網購7日內無理由退貨、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責任、消費者個人信息保護等相關規定，充分回應了廣大消費者和法律界人士“讓消費更有尊嚴”的呼聲。

昨日，最高法院公布十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典型案例。天同訴訟圈（微信號：tiantongsusong）摘編如下，看真實情景下消費者如何拿起武器維護權益。

圖：2010年-2013年人民法院受理消費者維權民事案件類型

案例1：違規使用添加劑的保健食品屬于不安全食品，消費者有權請求價款十倍賠償

2012年7月，孟健購得7盒“養生堂膠原蛋白粉”共計1736元。各方當事人均確認涉案產品為普通食品，成分含有食品添加劑D-甘露糖醇，屬于超范圍濫用食品添加劑，不符合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孟健因向食品經營者索賠未果，遂起訴要求監制商、生產商退還貨款1736元，十倍賠償貨款17360元。法院認定，本案適用《食品安全法》第96條的規定，消費者可以向生產者或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二審法院判決杭州養生堂公司向孟健支付賠償金17360元，海南養生堂公司對此承擔連帶責任。（本文案例由天同訴訟圈縮編，如需閱讀原文，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

案例2：板木材質家具作為實木家具出售構成商業欺詐，應承擔“退一賠一”的責任

2010年10月，趙曉紅在泛美家具公司購買了23960元家具，送貨單以及泛美公司產品宣傳圖片中的文字介紹表述均為“某某木”或“實木”，后被發現其材質為板木結合。趙曉紅起訴請求退還涉案家具及貨款等，并賠償23960元。泛美公司并不能提供涉案家具的進貨憑證、購貨發票、產品合格證、說明書等。法院認為，泛美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涉案家具的真實信息及品質，應承擔相應的產品質量責任。同時該家具公司存在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構成對趙曉紅的欺詐，判決支持趙曉紅的訴訟請求。

案例3：銷售者承諾“假一賠十”，所售商品為冒牌貨，應按其承諾賠償

2011年10月，王衛文在孫云才的經營場所購買了一部1180元的諾基亞手機，孫云才向王衛文出具的購貨單據上載明“保原裝、假一賠十”。經鑒定，王衛文獲悉該手機為假冒產品，故起訴請求判令孫云才按照“假一賠十”的承諾支付賠償金11800元，并支付鑒定費260元。法院認為，孫云才為促銷商品而承諾“假一賠十”是一種合同行為；王衛文決定購買該商品，買賣合同成立，“假一賠十”的合同條款具有法律約束力，孫云才應依約履行，故判決支持王衛文的訴訟請求。

案例4：銷售者對保健用品作虛假說明，消費者知假買假后有權向銷售者主張“退一賠一”

2009年3至8月間，吳海林在朱網奇經營的藥房購買了3080元廣恩堂牌霍氏鮮清噴劑10盒，該產品由廣恩堂委托貴州苗仁堂公司生產。苗仁堂公司于2006年取得的生產批準證書已于2008年7月被陜西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法公告注銷。鑒此，吳海林起訴請求朱網奇加倍賠償其6160元。朱網奇認為吳海林知假買假不是消費者，應當駁回起訴。法院認為，廣恩堂公司委托已被注銷生產許可的苗仁堂公司生產鮮清噴劑屬違法行為，且該產品存在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故銷售上述產品應認定為存在欺詐行為，應當增加的賠償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的一倍，故判決朱網奇賠償吳海林6160元。

案例5：消費者購物雖未遭受經濟損失，但因人格受到侮辱并遭受嚴重精神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2011年10月，汪毓蘭在武漢漢福超市有限公司購買“買五贈一”的西麥麥。因4袋麥片沒有粘貼贈品標簽，保安對汪毓蘭及選購的商品拍照，放入《每日抓竊記錄》，并在其有眼疾的情況下讓汪在《保安部報告暨收據》表格上簽名。汪毓蘭以漢福公司嚴重侵犯其人格尊嚴并損害其名譽為由，起訴請求漢福公司向其書面道歉并公布道歉函，以及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元。法院認為，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消費者購物雖未遭受經濟損失，但因人格受到侮辱并遭受嚴重精神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支持了原告訴求。

案例6 ：銷售者以虛假宣傳方式售藥造成消費者損害，構成欺詐，應當依法承擔“退一賠一”的責任

2006年10月，糖尿病患者畢永振于看到河南安陽“德國華格納生物晶片”宣傳頁后，在專賣店經營者侯廣周處購買了華格納生物晶片一塊，價值2390元，隨后停止服用治療糖尿病的藥品。次年三月畢永振感到身體不適，住院治療后個人支付醫藥費2919.24元。畢永振遂起訴要求侯廣周返還購物款2390元，并給付加倍賠償款2390元。法院認為，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退一賠一”，并支持了原告訴求。

案例7：消費者取款時銀聯卡號及密碼被他人復制，卡上存款被取走，由提供銀聯卡的銀行承擔賠償責任

2009年1月，劉中云用建行銀聯卡到中行衡陽分行ATM機取款，而該取款機已被他人非法安裝了攝像頭，利用攝像資料復制了劉中云的銀行卡信息。次日，劉中云的銀行卡被他人在他行ATM機上相繼取款41372元。法院認為，中行衡陽分行將存款支付給劉中云，是基于委托代理關系而履行代為支付存款的義務。根據民法通則，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劉中云在建行衡陽分行辦理了銀聯卡，雙方之間形成了儲蓄存款合同關系，故應承擔劉中云銀行卡內資金被盜取的民事責任，向劉支付儲蓄存款41372元。

案例8：保健服務合同中的“霸王條款”無效，未消費的預付服務費應予退還

2010年7月，孫寶靜與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簽訂服務協議，聲明孫寶靜如因個人原因不能配合致療程失敗或進度緩慢，一定得公司不負任何責任。孫寶靜向一定得公司支付了10萬元并接受了相應的瘦身服務。后孫寶靜因體重未能減輕，對法院要求解除協議，一定得公司返還9萬元。法院認為，該服務協議約定系由一定得公司提供的格式化條款，未遵循公平的原則來確定雙方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明顯加重了孫寶靜的責任，排除了其權利，故該約定無效。綜合考量協議的履行程度、提供服務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二審法院依法判決一定得公司返還孫寶靜48200元，駁回孫寶靜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例9：銷售的食品包裝上標明的質量等級虛假，應承擔“退一賠一”的責任

2012年12月，陳曦在重慶遠東百貨有限公司購買了21瓶蜂蜜共計873.3元，該批產品外包裝標簽上標注了質量等級為一級品，但衛生部發布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蜂蜜》中無一級品等級，陳曦遂起訴，請求退貨、退還全部貨款、增加賠償一倍貨款。法院認為，衛生部《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蜂蜜》中無一級品等級，訴爭商品應屬標識不合格產品。《產品質量法》第23條規定，銷售者應當建立并執行進貨檢查驗收制度，驗明產品合格證和其他標識。遠東百貨公司未盡嚴格的審查義務，銷售了標注內容虛假的商品，誤導消費者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其行為已構成欺詐。故對陳曦要求退貨及賠償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退貨賠償費用共計1746.6元。

案例10：因經營者違約，消費者主張退還部分服務費的，依法予以支持

2009年7月，滕爽與南京城際公司簽訂輔導班報名協議書，其中約定輔導班地點在南京市山西路。滕爽支付了輔導費6020元。2009年10月中旬，城際公司遷移到遠處辦班，合同約定地點的輔導班隨之停辦。因城際公司未能按約定提供教育服務，滕爽起訴要求城際公司退還輔導費5000元。法院認為，城際公司以預收款方式向滕爽提供教育類商品及服務，應當按照報名協議書的約定提供服務。現城際公司因自身經營原因不能提供在指定報名點的輔導班，僅開設三個多月即停辦，故對滕爽的訴求予以支持。該院依法判決城際公司退還輔導費5000元。

（本文來源：《人民法院報》2014年3月16日，天同訴訟圈改編，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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