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財政學典型案例分析

財政學案例分析

案例1：

某幢舊式樓房，屢次發生失竊事件，原因之一是該居民樓里各單元沒有加裝公共防盜門。每次失竊案發生以后，大家都希望樓里能裝上一扇單元防盜門，各家進出有鑰匙，朋友來了就在樓下通過電話喊一聲，使整幢樓的安全性增加。但防盜門一直沒有裝上。向單位房管部門反映，說是住在樓里的已經不完全是本單位的人，費用難以協調；再說這些住房已經出售給私人，裝防盜門應該由居民自己出錢。于是該居民樓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沒有一個機構出面負責解決“裝防盜門”這樣的公共事務。

分析：

這是一個安全問題政府提供的問題，先看著防盜門問題能否通過私人方式去解決。在沒有加裝單元防盜門的情況下，一些最擔心家里被盜、被搶的人首先出資給自己家里加裝防盜門。對個人來說，這要花更多的錢，但比起費時費力地去搞“制度創新”還是合算的。從長遠來講，由于有錢的人加裝防盜門，竊賊的盜竊難度大了，成功概率低了，盜竊行為的凈收益小了，邊際收益降低。因此，竊賊要么設法提高盜竊技能，要么就是光顧那些不裝防盜門的家庭。這樣一來，那些原以為自己沒有多少錢，小偷不會光臨，毋需加裝防盜門的家庭會受到損失。最后的結局是：不管有錢還是沒錢、錢多還是錢少，家家都裝防盜門。

對每一個家庭來講，投資于防盜門的支出與自己對家庭財產被盜的預期損失是相關的。也就是說，盜竊的預期損失越大，投資防盜門的愿望和實際投資越大；盜竊的預期損失越小，投資防盜門的愿望和實際投資越小。就整幢樓而言，每個家庭用于防盜門的支出遠遠大于統一安裝一扇單元防盜門的費用，兩者之差額，代表一種制度成本，它并沒有帶來社會福利，卻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

如何以公共方式提供的安全服務——加裝防盜門成為可能？這種事情該由誰來管？怎樣管？其實，加裝單元防盜門應該是政府管的事，因為“安全”是一種典型的公共產品。第一，如果沒有公共治安，犯罪必定泛濫，個人用于防治犯罪的成本大量增加，全社會用于防治犯罪的總支出也增加，不如建立公共治安體系來得經濟，而防盜門的安裝正是公共治安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說，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安裝單元防盜門比大家各自投資更有效率。第二，政府是社會中惟一能夠合法使用暴力來保護產權的機構，也是惟一能夠借助于強權來征稅的機構，擁有提供公共產品的便利條件。因此，加裝防盜門這件事應該由政府來管。當然，政府的職能是負責公共產品的供給，并不一定要由政府自己來生產防盜門。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消費的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相對而言的，是針對特定的消費群體的，因此，對公共產品的理解也是相對的。從大的方面講，公共治安在全國范圍內是公共產品，每一個公民的消費均具有非排他性，公民享受這種消費通過公民納稅來支付。從小的方面看，防盜門對于同一幢居民樓的消費者來講，具有非排他性，他們應該為消費公共產品負責，也就是說，應該支付該公共產品的成本。通俗地講，誰受益誰付費，居民應該為加裝公共防盜門付費。雖然居民都是單元防盜門的受益者，但對于每一個居民來講，他們實際的邊際收益是不同的，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舉個極端的例子，對于家中沒有什么財產的赤貧者來講，根本沒有財產失竊的可能，他是不愿意為單元防盜門付費的。一個百萬富翁就很愿意付費。既然加裝單元防盜門會給不同的消費者帶來不同的收益，因此，他們為加裝防盜門而愿意支付的成本也不一樣，即邊際收益高的居民愿意付較高的價格，邊際收益低的居民愿意付較低的價格。當實際價格超出預期時，人們愿意支付的價格上限就是心理價格。

財政學案例分析

案例2：

據《新民晚報》1989年8月30日報道，上海市北京路上有幢房子，7戶人家合用一個6平方米的灶間。每當夜幕降臨家家燒飯的時候，7盞燈齊放光明，把個斗室照得通明。各家“劃地為牢”，圍繞煤氣灶炸、炒、爆、煮。殊不知，多少度電在“空耗”中白白浪費了。

分析：

如果公共產品由私人提供，會造成資源的浪費。類似這樣的情況在公共走道、公用衛生間等地方也有發生。這則并非虛構的故事告訴人們：公共產品（即電燈或燈光）的完全私有化（即每戶擁有一盞燈）并非是一件好事，對于社會來說，公共產品的完全私有化會導致資源重復配置，造成浪費。雖然公共產品的這般私有化解決了收費的困難，每戶都按表付費，但由于公共產品已經變成每戶的私人產品，因而，私有產權制度每戶所繳納的費用（即為購買燈光的價格）大致上等于7戶人家構成的社團產權制度下所需費用的7倍，因為在私有產權下，電力資源的配置將7倍于社團產權制度下的電力供應。顯然，公共產品的私有化會造成費用的過多支出和重復配置電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從而可以證明公共產品的私有化并不是社會最佳的制度選擇，盡管這一辦法可以解決收費困難問題。因此，在公共產品的私有化與公共產品的合理配置之間，也有一個比較成本的問題。公共產品私有化的代價包括資源重復配置的浪費以及設計排他裝置的費用（如每戶要安裝一個獨用電度表和獨用開關等），而對公共產品設計一種社團產權制度的代價只包括收費的困難或“免搭車”造成的逃費損失以及談判的交易費用。對這兩種代價或費用的比較是考慮產權制度變革或制度安排的主要參數。

這個例子實際上反映了合用一間廚房的鄰居關系的復雜性。為什么7戶人家當中沒有一戶出來提議由7戶人家共用一盞燈而不要同時使用7盞燈呢？這里面大多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和人際關系的因素，是這些因素阻礙了這個建議的提出。但從經濟學的觀點看，這些非經濟的因素可以轉化為成本的因素。所有這些非經濟的因素實則都是使合作的協議難以達成的“交易費用”。因此，“交易費用”的存在阻止了從私有產權制度向社團產權制度的轉變，而且參與者人數越多，這一交易費用越大，制度的轉變難度也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推行社團產權制度，就需要外在力量（如政府、居委會）的努力。

案例3：

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記條例》開始施行以來，婚前體檢的比率迅速下降，浙江舟山市政府，采取政府埋單，鼓勵婚前體檢。

評價： 新的《婚姻登記條例》取消了對婚檢的強制性要求，但從長沙市內一些保健機構了解到，目前自覺參加婚檢的人數比以前少了八九成，這也導致了相關疾病明顯增多（《三湘都市報》7月15日A1版）。來自衛生部7月6日的消息顯示：自去年10月1日實行自愿婚前醫學檢查制度以來，全國婚檢人數急速下降，而各地孕期檢查發現的傳染病及影響妊娠的各類疾病今年初以來明顯增多。據介紹，2000年中國婚前醫學檢查率平均64.55%，其中城市為超過四分之

三、農村超過一半。但目前全國的婚檢工作量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過去的強制性婚檢無疑對于中國下一代的健康起著積極的政策導向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降低了妊娠的各種疾病和傳染博但婚檢也被許多醫院看成是一塊“唐僧肉”，婚姻登記機構和婚檢醫療機構的“合謀”逐漸走向利益的壟斷化，出現了許多“假婚檢、真收費”2

財政學案例分析 的不良現象。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婚檢操作草率、收費混亂，甚至交錢就蓋章。自婚檢由強制改為自愿后，人們大多拍手稱快，認為是對公民自由的尊重；也被認為是有限政府退出大包大攬的私人領域逐漸走向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標志，從而強調私人領域的事情更多地由私人承擔責任。

然而，舟山市政府的做法使我們明白，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強制性婚檢政策的取消并不是取消了婚檢。婚檢賦予了婚姻登記者一次機會，用以充分了解婚姻對象的身體狀況，排除影響生育及遺傳的疾病，人們不應隨意放棄“健康知情權”。那么，我們的婚檢制度到底應該走向何方呢？有人認為，我們有必要重新恢復強制性婚檢政策。可基于原有政策的負效應，我們已經不太可能重走過去的老路了。但是，這并不排除有關政策的引導和協調。

針對目前婚檢新人急劇減少的現狀，加大婚前檢查和婚育知識的宣傳顯得尤為重要。而在關系到下一代國民健康的大事上，強調婚檢由強制走向自愿最后到自覺的必然性。誰都不愿意自己的小孩不健康？那些草率而沖動的離開了婚檢的婚姻有可能潛伏著健康的危機，作為新人們誰都不愿意看到這一點。同時，降低婚檢費用和婚檢制度的福利化趨向也是必然路徑。日前，衛生部門已經下發了關于醫療、保健機構免費開展婚前保健咨詢和指導工作的通知，我們認為，這是克服當前政策非適應性的一個政策利好。

第二篇：財政學案例分析

第一部分：財政基礎理論

案例一：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

溫家寶總理說：“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第一，農業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經成為制約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二，一部分企業經營困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第三，下崗和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社會保障的壓力非常之大。第四，城鄉發展不平衡，東西部發展不平衡，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區、相當一部分人口處于貧困狀態。第五，財政負擔沉重，金融不良資產比例較多。”

簡要分析：財政學的對象范圍和研究范圍是有區別的。財政學的研究對象是指國家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所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分配關系及發展規律。而研究范圍要比對象范圍寬泛得多，除對象范圍外，尚包括對象范圍之外的一些現象和事物。如果就溫總理提出的五個問題來分析，在相當程度上都可以納入財政學的研究范圍，并從中表現出財政學的研究對象。

思考題：請分析溫總理提出的上述五個問題中可以從哪些方面來認識財政學的研究對象？

案例二：黨的十七大確定的收入分配政策

胡錦濤在中共黨的十七大報告上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簡要分析：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開放后黨代會報告的重要內容。此前，中國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則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勞動力可以作為獲取財富的來源，而富有者除了勞動力，還有資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將使那些只能憑勞動力賺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果實。只有低收入者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收入增長快于富人，中國的貧富差距才可能縮小。

中共對初次分配也要體現公平的強調，意味著老百姓不僅能從再分配中得到好處，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證自己的權利，不用光等著政府救濟。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對中國未來發展構成了潛在威脅。雖然各方專家測算的數據有差異，但中國的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已在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之上并無爭議。

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百余地廳級官員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回答“當前我國要特別注意解決好哪些問題”時，“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選；在回答“我國當前必須注意的主要風險”時，“貧富懸殊”居榜首。

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視初次分配的公正問題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為打破計劃經濟下的平均主義“大鍋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必要的。但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過分追求效率忽視公平的結果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初次分配領域如果不重視公正問題會增大再分配的難度，從而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些拉美國家出現的發展停滯現象即“拉美陷阱”，與收入分配不當有很大關系。那些

國家在初次分配喪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現大量貧困和失業人群時，政府為了獲取選民支持，出臺許多超出發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進行二次分配，結果造成很高的財政赤字，出現頻仍的財政和金融危機。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題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會議強調，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要在生產過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主要途徑就是遵循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中國當前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相對多、相對便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就可以多創造就業機會，讓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這樣可以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隨著產業逐步向資本密集型升級，低收入者擁有的勞動力會變得越來越值錢。

思考題：財政應如何實現十七大報告關于收入分配政策的目標？

案例三：夏、商、周三代的《量入為出，多有結余》的財政原則

夏，商、周，史稱三代，是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社會時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東周為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在經濟上以農業為主要生產部門，土地的產出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國家財政狀況幾乎完全依賴并取決于農業生產狀況。然而，三代奴隸制時期，生產工具簡陋落后，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季節轉換，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都對農業收成的豐歉有嚴重影響。因此，三代時期的國家財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礎上來安排支出，即根據收入的數量來確定支出的規模，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的財政原則，據此達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財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簡單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結余。其原因在于早期農業社會對自然災害缺乏抵御能力，農業生產靠天吃飯，不可能年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如果沒有足夠的結余，勢必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危機。在周代，財政遵循多有結余原則，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來制定財政支出總額。如果“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由此可見，三代時期“量人為出，多有結余”的重要地位。同時，周代還有專項儲備，以待急用，即“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是為保證國用的充足和社會生活的安定。

參考資料：《中國財政史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黃天華編著

簡要分析：中國“三代”時期在財政上強調“量人為出，多有結余”原則，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其基本內涵不僅重視“量入為出”，而且強調“多有結余”，這種理財思想，是與當時國民經濟對農業的依賴，農業對自然的依賴一致的。事實上，在長期落后的農耕社會中，以豐補歉，多有結余一直是國家必須遵循的治國理財之策。這與亞當·斯密時期提倡的“量入為出”思想，以及現代社會的“量入為出，略有結余”的財政思想均有本質的區別。但從不同時期的“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分析，均有一個共同之處，即無不強調財政收入對財政支出的限制，這對財政分配的穩定與社會經濟的穩定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思考題：歷史上強調“量入為出”財政支出原則的原因是什么？

案例四：中國歷史上的《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

（一）中國歷史上的《量出為入》財政原則始于三代時期

三代時期，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來自于田賦，財政狀況完全取決于農業生產狀況，然而三代的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天災人禍嚴重地影響到農業的收成，因此，其理財原則，只能是在已經取得收入的基礎上，逐一安排支出，根據收入的數量來確定支出的規模，故有“量入為出”的原則。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這為增稅開辟了財源。然而，三代時期由兼并、爭霸和統一導致的戰爭連綿不斷，軍費開支浩大，支出增長驚人，財政入不敷出，國庫捉襟見肘。為維持財政收支平衡，各諸侯國不得不實行“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根據支出來確定收入。用調整收入來彌補支出，以求財政平衡。因此，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競相修訂稅制，紛紛提高稅率，傳統的什一稅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魯國的什二稅，魏國的什三稅，齊國的什六稅，秦國則二十倍于古，加倍課征以積累財富，橫征暴斂已成為這一時期的普遍現象。

（二）唐朝的“兩稅法”與“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

唐朝在安史之亂后，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土地荒蕪，人口逃亡，國家財政所能課征的租庸調收入非常有限，而各地節度使在內地各占一方，形成藩鎮割據，任意截留中央賦稅，使國家財政收入雪上加霜。加上當時浩繁的軍事開支，最終給唐政府造成了的財政危機。以至于京師官吏的俸祿也不能按時發放，令政府不得不“稅天下地青苗錢(附加稅)以充百官課料”。同時，京師糧價猛漲，已直接影響到唐王朝的政治經濟穩定。為扭轉這一局面，唐德宗采納了宰相楊炎的建議，改革稅制，實行兩稅法。

兩稅法是唐朝重要的稅稅制改革，但其指導思想是“量出為入”。據《舊唐書·楊炎傳》記載：“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

兩稅法的“量出以制入”，即“量出為人”的原則。是指根據國家的財政支出數，匡算財政收入總額，再分攤給各地，向民戶征收。在具體的課稅對象、課稅標準、納稅期限與納稅形態上都進行了改革。

參考資料：《中國財政史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黃天華編著

簡要分析：總體上講，在農耕社會中，國家實現“量入為出”財政原則更有利于國家社會的鞏固與穩定。而“量入為出”財政原則的選擇一般有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大多出于財政的巨大壓力而采用，對國家政治經濟基礎穩定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如“兩稅法”改革由于其適應了唐中期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轉變，因而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一是簡化了稅制，減少了納稅項目，集中了納稅時間，簡化了納稅手續，便于農民繳納，便于政府征收；二是擴大了納稅面，增加了財政收入。兩稅法規定“戶無主客”都要納稅，不僅官吏世族地主要納稅，連同被其庇蔭的客戶，不定居的商賈，甚至世代享有免稅特權的寺院僧尼都要負擔稅收。納稅戶增加，從而擴大了納稅面，給國家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三是調節了稅收負擔，有利于稅負公平。兩稅法以田畝資產為本，即“以貧富為差”。資產田畝多者則多征，資產田畝少者則少征，商人同農民一樣納稅。這種按貧富等級課稅的方法，符合公平的原則；四是加強了中央集權。兩稅法集財權于中央，整頓了以前混亂不堪的財政局面，打擊了地主豪強勢力，限制了稅吏隨意苛剝勒索農民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鞏固了中央集權。

但是，兩稅法在實施的過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執法者枉法而暴露出不少缺點和弊病，更重要的是在封建制度下，量出為入，直接導致橫征暴斂（如春秋戰國時期因“量出

為入”而使橫征暴斂成為這一時期的普遍現象）。兩稅法以“量出以制入”的辦法，來確定賦稅收入總額，這個原則直接導致支出常無準則，故而收入日趨擴大。一遇軍興，政府財力匱乏，即任意加征稅課，如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以軍興十一而稅”，自建中三年(782年)起“兩稅錢每千增二百”。②貞元八年(792年)兩稅征收額又增加了五分之一。既有政府明令加征，又有地方非法苛斂，各種橫征暴斂，紛至沓來，苛捐雜稅越來越多，最終導致“兩稅法”歸于失敗。應當說，“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以基本財政支出來確定財政收入本身并沒有理論上的障礙，但在實踐中如果沒有嚴格的制度約束，的確可能給國家帶來更大的危害。因此，現代國家實施“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應當吸取歷史教訓，科學合理地加以運用。

思考題：古代社會的“量入為出”與現代社會的“量入為出”財政支出原則有何差異？

第三篇：財政學案例分析

財政學案例分析

1、陽光酒店已辦理了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在某市朝陽區地稅局管征，稅款征收方式為查賬征收，2006年4月5日，區地稅局在日常檢查時發現2006年2月份的納稅申報表申報的應納營業稅比會計賬簿上計提的營業稅額少9000元，經檢查人員核實，系因近期該公司資金緊張，少申報了營業稅。4月10日，區地稅局認定該公司這種行為是偷稅，作出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對所偷稅款處1倍罰款的決定，并履行了告知、文書送達等程序。該酒店不服，認為會計賬簿上已計提，只是資金緊缺未申報而已，沒有故意偷稅。請分析朝陽區地稅局的上述處理合法嗎？依據什么？

2、某企業在2004年2月進行股份制的改造過程中，有一條流水線的原值600萬，已計提折舊80萬元，經過中介機構評估確定的價值為680萬元。股份制的改造完成后，接受第一大股東捐贈電腦一批，收到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上注明價款20萬元，增值稅3.4萬元，企業另支付安裝調試費用0.5萬元，運輸費用0.3萬元，稅務管理人員在納稅輔導時發現該企業對以上業務都沒有申報繳納企業所得稅。

請分析經該稅務管理人員輔導后企業補交了多少企業所得稅

1、根據d《征管法》de第25條規定，納稅人必須依照法律、行政法規d規定或稅務機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a確定申報期限、申報內容s如實辦理納稅申報，報送納稅申請表、財務會計報表以及稅務機關根據實際需要要求納稅人報送的其他納稅資料。

陽光酒店雖然在會計賬簿上已計提稅款，但因資金緊缺而未如實申報，具有主觀故意，是虛假申報，依照《征管法》第63條de規定，屬偷稅行為，但所偷稅額未達到偷稅罪的標準，因此，朝陽區地稅局對該公司作出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對所偷稅款處1倍罰款的決定是合法的。

2、根據a財稅字d［1997］77號《關于企業 資產評估增值 s有關所得稅處理d問題通知》進行f股份制改造過程中評估q增值，不征收企業所得稅。

按照國稅q發[2003]45號《關于執行<企業會計 制度>需明確的s有關所得稅f問題通知》企業接受捐贈的d非貨幣性q資產，必須按接受捐贈時d資產入賬de價值確認捐贈收入，并入當期d應納稅所得，依法d計算應繳納的企業所得稅。

應納所得稅=（20+3.4）×33%=7.722萬元。

接受捐贈企業另外支付或應付的相關稅費應并入固定資產原值。

1，不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 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或者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是偷稅。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公司不存在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或者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的行為，故不構成偷稅。并且以偷稅處罰金金額也不符合征管法的規定。

改制評估后固定資產凈值680，原凈值520，固定資產增值160萬

受贈電腦20萬元，安裝調試費用運費稅都要計入固定資產原值，為24.2萬 故企業應以184.2萬作為應納稅所得額補交 案例1 程序不合法 該局在發現其少繳稅款時 首先應進行稅務約談 要求企業說明原因并證實其偷稅事實 然后應該發出責令限期改正通知書 注明其應補稅款、滯納金 同時應發出處罰告知書 根據其情節、態度處以偷稅稅款0.5倍-5倍以下的罰款 在告知書發出3日后收繳其罰款 案例2

1、題的關于改制資產評估說明模糊 以其話意 沒有應該調整納稅的地方（如 該企業按照評估后的價值計提折舊 那么就該調整納稅)

2、接受捐贈電腦20萬及增值稅3.4萬應計入當期應納稅所得 安裝調試及運輸費用不得在企業成本費用中列支 應合并列入固定資產 樓上那位認為是04年以前的 應該按財稅字[1997]77號文件規定來執行 是錯的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執行〈企業會計制度〉需要明確的有關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3]45號）文規定：企業接受捐贈的非貨幣性資產，須按接受捐贈時資產的入賬價值確認捐贈收入，并入當期應納稅所得，依法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取得的捐贈收入金額較大，并入一個納稅繳稅確有困難的，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確認，可以在不超過5年的期間內均勻計入各的應納稅所得。所以 該企業應按24.2萬調整補交企業所得稅 案例資料 財政預算，是國家機關、團體和事業單位等對于未來一定時期內的收入和支出的計劃。每年“兩會”，財政部部長所作的預算報告，都是代表們鎖定的“焦點”。政府預算是一本政府公開的“財務大賬”：過去的一年收了多少錢？錢投到哪里去了？今年的錢該怎么用？這些錢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要接受人大代表的監督和審查。

然而，長期以來，由于財政預算編制較粗，“外行看不懂，內行看不清”，預算的透明度不高，造成了很多部門預算游離在人大監督范圍之外。同樣，在預算執行方面也不盡如人意，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辦法。對每年人代會批準的財政預算，執行隨意性大。由于預算資金沒有落實到具體的項目上，造成了執行難的問題。往往部門申請多、找領導批條子多、臨時性支出多，變成“一年預算，預算一年”，然后再報人大常委會做出調整預算的決議。

為此，在近年各地的人代會上，代表對財政預算的監督力度明顯加大。如廣東省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代表們對預算中“撥2000萬元給機關幼兒園”、“事業單位的行政編制外人員每人每年補貼3.2萬元”等提出了質疑。浙江、四川等省的預算報告也明顯加厚，列支項目也更加詳盡，以利于人大代表的監督。問題分析：

1.政府預算的本質什么？

2.為保證政府預算的科學性應堅持什么原則?

1、政府預算的本質是關于民眾贊同和監督國家財政活動的法律制度。政府預算反映著政府的職能與政策的方向，預算過程是政治的和決策的過程。概括而言，政府預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財政計劃，即用法律形式表現，反映和規定政府在一定時期內財政收支活動的預期收支指標與平衡關系的一覽表以及管理制度。它是政府分配集中性財政資金的重要工具和調節、控制、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經濟杠桿。

一般而言，政府預算的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反映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其次是對政府支出的控制。

2、為保證政府預算的科學性，政府預算必須符合統一性、預測性、性，法律性和公開性等要求。這些特征體現了政府預算的技術性和政治性兩個層面的內涵。統一性、預測性和性等特征可以理解為技術方面，法律性和公開性等方面則主要體現了政治內涵。

3、應對措施（附送）

我國要提高政府預算的民主性，一方面要形成有效的預算分權和制衡，另一方面要擴大預算程序的公眾參與度。首先是預算分權與制衡。預算權力是國家公共權力的核心之一，也是國家利益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預算分權就是要將預算權力在立法機關、政府、政府財政職能部門及內部各組織機構以及獨立審計機關之間進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個相互制約的運作體系。如建立預算的編制、執行、監督三者相互分離的制度，并形成三套相互制約的機構；建立資金的使用權、支付權、審核權相互分離的制度；實行財政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購制度；還可以建立一套獨立于政府、直接對人大負責的審計監督系統，并獨立行使監督權。其次擴大預算程序的公眾參與度。公眾對程序的參與，特別是普通公民對政治決策程序的參與，是程序內在價值得以體現的重要保障，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顯著標志。政府預算收支的多與少都將實質地影響到每一個公民或者企業，讓公眾參與預算程序，讓相對人對自己將要承擔的納稅義務與將要獲得的公共服務發表看法，與政府溝通，這本身就有其價值所在：它不僅僅有利于預算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而且也便于預算通過后的有效執行和政策的順利推進。

7、案情：某企業財務人員１９９５年７月采取虛假的納稅申報手段少繳營業稅５萬元。２００１年６月，稅務人員在檢查中發現了這一問題，要求追征這筆稅款。該企業財務人員認為時間已過3年，超過了稅務機關的追征期，不應再繳納這筆稅款。

問：稅務機關是否可以追征這筆稅款？為什么？

答：稅務機關可以追征這筆稅款。《稅收征管法》第52條規定，對偷稅、抗稅、騙稅的，稅務機關可以無限期追征其未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或者所騙取的稅款。從案情可以看出，該企業少繳稅款并非是計算失誤，而是違反稅法，采取虛假納稅申報，其行為在性質上已構成偷稅。因此，稅務機關可以無限期追征。

8、案情：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３日某地方稅務局接到群眾電話舉報：某私營企業，已中途終止與某公司的《承包協議》，銀行帳號也已注銷，準備于近日轉移他縣。該局立即派員對該企業進行了調查，核準了上述事實，于是檢查人員對該企業當月已實現的應納稅額5263.13元，作出責令其提前到６月２５日前繳納的決定。

問：該地方稅務局提前征收稅款的行為是否合法？為什么？ 答：該地方稅務局提前征收稅款的行為合法。根據《稅收征管法》第38條規定：“稅務機關有根據認為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有逃避納稅義務行為的，可以在規定的納稅期之前，責令限期繳納應納稅款。”，本案中，該私營企業已終止了承包協議，注銷了銀行帳號，并準備于近日轉移他縣，卻未依法向稅務機關辦理相關手續，可以認定為逃避納稅義務行為。該局采取提前征收稅款的行為，是有法可依的。企業應按該地方稅務局作出的決

定提前繳納應納稅款。

16、案情：2001年第二季度，某稅務所在調查摸底的基礎上，決定對某行業的定額從７月起至12月適當調高，并于６月底下發了調整定額通知。某納稅戶的定額由原來的４萬元調整為５萬元。該納稅戶不服，說等到７月底將搬離此地，7月份的稅款不準備繳了。7月17日稅務所得知這一情況后，書面責令該納稅戶必須于７月25日前繳納該月份稅款。７月20日，稅務所發現該納稅戶已開始轉移貨物，于是責令該納稅戶提供納稅擔保，該納稅戶沒有提供納稅擔保，于是稅務機關書面通知該納稅戶的開戶銀行從其

存款中扣繳了７月份的稅款。

問：１、你認為稅務機關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

２、請你提出處理意見。

答：稅務所的行政行為不合法。因為：根據《稅收征管法》第38條規定，稅務機關有根據認為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有逃避納稅義務行為的，可以在規定的納稅期之前，責令限期繳納應納稅款；在限期內發現納稅人有明顯的轉移、隱匿其應納稅的商品、貨物以及其他財產或者應納稅的收入的跡象的，稅務機關可以責成納稅人提供納稅擔保。如果納稅人不能提供納稅擔保，經縣以上稅務局局長批準，稅務機關可以采取稅收保全措施。而稅務所采取了強制執行措施，顯然是不合法的。

７月20日，該稅務所應經縣稅務局局長批準，可以書面通知該納稅戶開戶銀行凍結該納稅戶相當于７月份應繳稅款的存款，而不應直接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在７月25日后納稅人仍未繳納稅款的，方可對該納稅戶采取稅收強制執行措施，即該稅務所經縣稅務局局長批準，可以書面通知該納稅戶開戶銀行從其

凍結的存款中扣繳７月份的稅款。

第四篇：財政學案例分析

財政學案例分析

案例一：（市場失靈）

1995年春，由黑龍江省龍江縣政府和農業主管部門同意，縣種子公司從河北省一次性引進了70萬斤玉米種子，在沒有經過區域試種的情況下就將這批玉米新品種以不低于每市斤6.3元的價格分發給了所轄鄉、鎮的農民。而當年種植新玉米品種的農民大面積嚴重減產、經濟損失巨大，據不完全統計，僅哈拉海鄉和對堡鄉的經濟損失就高達200萬元以上。

問題：為什么會發生坑農事件？政府應該怎么樣發揮其職能減少市場失靈？ 分析：

市場失靈是與市場有效相對的，也就是說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某些方面是無效的。具體來說就是在一些領域或場合，市場機制本身并不能得到有效發揮，而在另外一些領域和場合，市場機制即使能夠充分發揮，也無法達到符合整個社會要求的資源配置結果。這些市場失靈的現象是市場機制固有的，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他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消失，而只會有成度上的差別。

黑龍江省綏化市蘭西縣的不法商人用假種子坑農，害農事件是一件典型的市場失靈案例，不法商人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他當然有盡量壓低成本以提高利潤的動機。由于和農民相比，商人們占盡信息、活動能力等方面的優勢，因此在斷定出售種子的利益大于風險的前提下，如果沒有另外的約束，他們坑定會選擇出售假種子。也就是說，如果放任市場運作，不法商人用假種子坑農事件將“此起彼伏”，“看不見的手”在制止這個問題方面，是完全無力的。

在現在經濟學理論中，“市場失靈”正好為政府作用預留了空間。所以，呼吁政府干預，懲罰不法商人以杜絕假種子，在邏輯上也就順理成章。農民憑借自己樸素的智慧的智慧也正是這樣推理的，所以才有了200次上訪。中國的最高行政局以“總理批示” 這一強有力的形式，直接介入此案。如果政府是一架運作良好的機器的話，事件到此就應該畫上一個句號。然而讓所有觀察者都大跌眼鏡的是，政府在這里也失靈了。“總理批示”到了基層，居然被認為是過時了，不法商人依然逍遙復逍遙，假種子依然泛濫又泛濫。因此，這一“特大坑農案”可以看做是“市場和政府失靈”的結果。

通過前面對“假種子事件”發生原因的分析發現，一方面，要杜絕假種子，就需要政府強有力的干預，為此，我們不能不加強各級政府官員的權力。但另一方面，正因為各級政府官員手中具有了這種權力，使得他們又成了不法商人爭相“尋租”的對象，于是，他們中不少人就利用這種權力收取賄賂，而對落實法律、法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連“總理批示”也可以宣布“過時”而不再執行。如此，假種子泛濫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出路在那里？惟一的出路在于加強政府體制改革，建立一個制衡式的民主機制，使得基層官員不再僅僅靠成本高昂的“總理批示”才能驅動。建立在一個制衡式民主基礎之上的政府通常是強有力的，同時其權力又是被有效地限定了的，從而使得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員們為著私利目的不得不去做增進公共利益的事。這樣一個機制的出現將能夠同時治理雙重失靈：制衡式民主機制可以有效地減少政府失靈，政府的正確干預又可以有效地減少市場失靈。

案例二：（財政收入，現行稅制）

2008年3月1日起，個稅起征點從1600元一個月上調至2000元一個月。這是繼2007年8月15日中國將儲蓄存款利息稅由20%調減為5%之后，國家減輕居民賦稅的又一重要舉措。財政部部長謝旭說，把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提高至每月2000元，將減少財政收入約300億元；同時，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占全國職工總人數比例將由50%左右降為30%左右。

問題：個稅起征點提高對財政收入及其他方面的影響有哪些？在組織財政收入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利益？

分析：

近10年來，中國稅收收入年均增長率超過20%，一直保持較高幅度的增長，大大超過國民的經濟的增長速度，社會上關于中國居民稅過高的言論和要求減輕稅的呼吁越來越高。

個稅稅收收減少，財政收入相對減少；但個稅起征點提高，人們有更多的工資薪金用于消費，刺激了經濟，增加了企業收入，企業收入的增加，企業繳納的稅收增加，財政收入增加。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說，把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提高至每月2000元，將減少財政收入約300億元。

國家的稅收相對減少了,國家的稅收少了,可支配的資金少了,政府所起到的宏觀調控就弱了,宏觀調控弱了,國家就會出向很多不穩定因素,包括物價的不穩定,政府支出的建設減少,建設減少,就不能解決就業問題,不能解決就業問題就會影響人民的收入。稅收減少引起財政收入的減少進而引發了一系列問題。

但是提高個稅起征點,可以緩解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平衡稅負,讓富人多交些稅,窮人稅負低一些,這樣就可以讓窮人有更多的錢去消費,因為現在畢竟是窮人占多數,如果他的錢袋子起來了,那就有更多的人去消費,就會拉動很多的內心,就像現在的家電下鄉,就是以農民的錢袋鼓起來為前提,消費上去了,更多的企業也就活了,企業活了,人民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就更有錢了,就更會拉動消費，這樣又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綜合以上內容,個人覺得, 后者作用還是占主要的,也就是后者可行,前者,雖然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國家的稅收還有很多,而且收入的來源也有很多,包括國外的投資的等等,個稅的收入減少不會對國家的財政收入造成十分明顯的減少的,但對于個人百姓而言,個稅起征點的提高對他們的影響確實巨大的。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指出，要樹立可持續的稅收發展理念，妥善處理國民經濟與稅收，收入總量與結構，稅收成本與效益等方面的關系，把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稅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不危害國家的利益下盡最大努力幫助人民，合法幫助企業。

案例

三、（財政支出）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的經濟運行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過去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但是多年來這種改革主要集中在收入方面各級財政部門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爭取財力上中央和地方在財政收入方面進行博弈中央想要更多的集權地方想盡可能多爭取一些財力。而對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及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卻重視不夠，財政支出改革相對滯后。

從1998年開始在財政支出管理方面也進行了包括推行部門預算、實行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購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改革。近年來我國也加大了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力度。2005年北京市積極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了對基礎設施、農業、教育和社會保障等事業的投入。但總的看支出結構并沒有根本性的調整財政分配在相當程度上仍沿襲過去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供給制分配方式明顯落后于經濟形勢的發展。

問題：對財政支出結構優化的建議又哪些？

分析：

我國政府存在缺位與越位現象。

財政支出的缺位，是指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政府并沒有完全承擔起來。存在財政當保不保或當保難保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教育投入差距仍然較大。近幾年財政對教育的投入在總量上和相對比重上均有所較大增加 2003年，我國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已達17%,但即便如此，也只占同期GDP的2.5%，離1993年《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世紀末(指上世紀末)達到4%”的目標相差甚遠，也遠遠低于國際5.1%的平均水平，與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的需求仍有較大差距。二是社會保障支出總量不足。社會保障是現代社會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是社會保障一個重要的責任主體，社會保障是財政支出中一個大項。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過程中，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顯得日益迫切和重要。近些年，我國對社會保障的支出力度不斷加大，但投入總量仍然不足，資金缺口大，歷史欠賬多，社會保障覆蓋面還比較有限，不能滿足更多的社會成員對社會福利保障的要求，特別是廣大農村還難以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

此外，財政對“三農”、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科技等社會事業發展的支持力度也有待于進一步加大，還有許多急需辦的事沒有財力去辦。

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一是降低行政經費支出比例。我國由于政府機構龐大，人員膨脹，行政經費增長過快，給財政支出帶來很大壓力。同時，也降低了政府部門的行政效率。精簡機構，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壓縮行政經費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重要措施。另外，隨著市場化的推進及我國加入WTO，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機構也勢在必行。

二是逐步取消對競爭性領域的投資。按照市場經濟要求，財政投資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有所為有所不為，也就是要科學界定財政投資的范圍，改變財政投資包攬過多的弊端，逐步減少和退出在競爭領域的投資。具體說，就是要減少甚至退出對一般性企業的投入，包括清理對它們的退稅和返稅。

三是加大教育支出比例。逐步向“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世

紀末達到4%”的目標邁進。教育支出中重點是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支出比例。基礎教育具有很強的外溢效益，是典型的公共產品，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基礎教育的投資收益率是高等教育的3倍。同時，加快對高中的建設速度，改變我國目前高中教育資源短缺的狀況，爭取在五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內普及高中教育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

四是提高社保支出比例。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得到普遍推行和強化，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呈不斷上升的趨勢，目前一般達到30%左右。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期，社會保障的任務尤其繁重，財政應加大社會保障支出支出力度，完善養老保障、失業救濟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讓農村廣大農民也逐步享受到社會保障的溫暖。

財政支出結構優化是個系統工程。近年來，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優化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有限的財政資源必須要用到刀刃上，必須遵循效率和公平的原則。

本案例探討了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優化問題。2005年北京市就大力改善了財政支出結構，增加支農資金、社會保障支出、文科衛等各項事業支出以及增加基建支出。但總體上，我國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問題嚴重，存在諸多的越位缺位現象。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還在于完善市場競爭和轉換政府職能。

案例

四、（政府債務）

2012年 12月25日，在廣州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上，該市審計局副局長馮慧光在《關于廣州市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的報告》(簡稱“《報告》”)中說，“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為2414.03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1786.15億元。”

問題: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是否可控？財政部應該采取哪些措施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

分析：

從審計結果看，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總體可控。從債務規模看，至2010年底，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即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為52.25%。如果按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全部轉化為政府償債責任計算，債務率為70.45%。從債務結構看，我國政府性債務以內債為主，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債權人主要以國內機構和個人

為主。而且地方政府性債務是多年累積而成的，30多年來，地方通過自身經濟發展和財力增長，償債能力不斷提高，償債條件不斷改善，逾期違約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從償債條件看，除財政收入外，我國地方政府擁有固定資產、土地、自然資源等可變現資產比較多，可通過變現資產增強償債能力。此外，我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基礎設施建設給地方經濟和政府收入創造了增長空間，有利于改善其償債條件。從區域結構看，一些發達地區的經濟和財政能力強，負債水平相對適度。有部分地方政府負債相對其經濟和財力偏高，但只要采取措施控制新增債務，規范當地政府債務融資行為，風險也是可控的。

但也要看到，部分地區和行業償債能力弱，存在風險隱患，如個別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負擔較重，部分地方的債務償還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較大，部分地區高速公路、普通高校和醫院債務規模大、償債壓力較大等。對部分地區和行業存在的風險隱患，需要未雨綢繆，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處理存量債務，嚴格控制新增債務，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現的風險。

為進一步加強政府性債務管理，財政部應妥善處理債務償還和在建項目后續融資。融資平臺公司存量債務，要按照協議約定償還，不得單方面改變原有債權債務關系，不得轉嫁償債責任和逃廢債務。認真落實有關債務人償債責任，融資平臺公司等要抓緊制定償債計劃，明確償債時限，切實承擔還本付息責任。對還款來源主要依靠財政性資金的公益性在建項目，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不得繼續通過融資平臺公司融資，應通過財政預算等渠道，或采取市場化方式引導社會資金解決建設資金問題。對使用債務資金的其他項目，原貸款銀行等要認真做好重新審核工作，符合規定和政策要求的，要繼續按照協議提供貸款；不符合有關要求的，地方政府要盡快進行清理，妥善處置。此外，堅決禁止政府違規擔保行為。地方各級國家機關以及學校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要嚴格執行《預算法》、《擔保法》、《財政部關于規范地方各級政府部門舉債和擔保承諾行為的通知》等有關規定，不得違法違規舉借債務，不得出具擔保函、承諾函、安慰函等直接或變相擔保協議，不得以機關事業單位及社會團體的國有資產為其他單位和企業融資進行抵押或質押，不得為其他單位或企業融資承諾承擔償債責任，不得在預算安排之外與其他單位或企業簽訂回購(BT)協議，不得從事其他違法違規擔保承諾行為。最后，加快研究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

第五篇：財政學案例

案例1.義務教育是否適用“效率優先”

2007年6月的一天，某高校附屬初中門前排起了長龍，綿延幾百米，據說該校初一年級計劃招生700人，但來報名的多達5000多人。為了能讓孩子進入這所教育質量較好的學校就讀，家長們早早就打聽有哪個熟人認識該校的領導，還要幫助孩子準備應付入學的考試（按規定小學升初中是沒有升學考試的），除此之外，交上兩三萬元錢是少不了的。

在媒體的報道中，我們還看到，每年中小學生入學的季節，一些名氣較好的中小學收到報名表好幾千份，而一些普通中小學，接受報名的日子校園冷冷清清。在如此擇校熱的背后，是義務教育資源配置的極不均衡。而這是由于多年來采取的“效率優先”資源配置模式造成的。毫無疑問，以前的“重點學校”，現在被稱為“示范學校”的一小部分中小學得到的財政撥款比其他學校多得多。這一做法對于少數重點學校而言是錦上添花，而急需雪中送炭的普通學校掙扎在生死線上，教育資源的校際不平衡不斷加劇。為了讓自己的子女擠進好的學校，有些家長不惜多次搬家，或者到重點學校所在地段租房住，造成重點學校“人才擠擠”，這被媒體稱為“縣一中現象”。另一方面，由于特色學校、示范學校幾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城市教育質量普遍高于農村，農村的孩子也不愿意在本地上學，而是希望到城市接受好的教育，這造成城市學校的每個班級從原來的30人一直擴容到60、70人，而有的農村學校面臨破產的局面，只有一些家庭十分貧困的學生才選擇在當地就學，接受“劣質教育”。

公平與效率是相互矛盾的，但又必須處理好兩者的關系。財政支出同樣存在處理兩者關系的問題，從上面提到的教育領域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折射出財政投入的結構問題，即在各個地區、各個教育階段、各個學校之間如何分配教育撥款。特別是現階段應該選擇什么樣的目標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它直接影響到教育的質量，關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我們國家的未來。這種教育政策好象可以導向高效率、高質量，倡導了競爭精神，但實際上違背了義務教育發展的初衷。對于作為公共產品的義務教育，首先應該強調的不是教育的效率，而是教育的公平，要在公平的基礎上配置教育資源，讓每一個公民能平等地獲得教育機會。而當每所小學、每所中學均衡發展時，家長也就不會為了追求進一所更好的小學、更好的初中，從孩子很小時就開始進行畸形的應試教育，在好小學、好中學、好大學的單行道上彼此折磨。

不改變“效率優先”的教育資源配置模式，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學生和家長的擇校現象，也就談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公平。在這種氛圍中，教育的地區差距、學校差距越來越大，學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教育越來越變調，也就不足為怪。

在經濟生活中，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原則，那么在教育等社會事業發展方面，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呢？社會上對此意見很不統一，顯然，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由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重點不同，其指導原則也會發生變化，在改革開放頭二十年，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步伐，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切以經濟效益為中心；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財政收入規模不斷擴大，已經具備解決社會公平的財政實力，另一方面，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顯得日益突出，要求在社會事業方面把實現公平擺到第一位，象這幾年出現了“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問題就是典型表現。討論

1、你覺得義務教育以效率為導向合適嗎？為什么？

2、你認為義務教育資源應如何分配更合理？

案例2．幫助貧困大學生完成學業是誰的責任

1、為了解決貧困大學生入學難問題，1999年，中國人民銀行、教育部和財政部出臺了國家助學貸款的管理辦法。國家助學貸款是由國家指定的商業銀行面向在校的全日制高等學校(包括民辦高校)中經濟困難的本專科學生、第二學位學生、研究生發放的無需抵押的、在校期間政府給予全額貼息的個人信用貸款，目的是幫助普通高等學校的經濟困難學生支付學費、住宿費和生活費，以保障其順利完成學業。申請的貸款金額主要根據學生本人所在學校規定的學費收取標準和學校所在地區的基本生活費標準確定。一般情況下，學生每年可得到6000-8000元左右的貸款。國家助學貸款利率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限貸款利率執行，不準上浮。其利息的一半按所在學校的歸屬關系，分別由中央財政或地方省級財政貼息，其余一半由個人負擔。

國家助學貸款的主要優惠政策，一是無需擔保，二是由中央或省級財政貼息一半。從長遠看，國家助學貸款可能成為資助經濟困難學生的主要手段。

2、其他國家的相關政策——

英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有四項核心內容：

第一，學生在學期間不支付學費，畢業后找到工作，才開始支付教育貸款。保證家庭困難的學子能上大學。

第二，畢業后工資掙到22000美元以上的水平，才開始償還貸款。而還教育貸款，算作支付個人所得稅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你工資達到一定水平后，即使不還貸款，這筆錢通過付稅也是要繳的，還不還貸款對你的收入幾乎沒有影響。

第三，清償貸款，沒有利息。而且每年清償的份額，不超過年收入的9%。你掙得越少，還得越少。

第四，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免高達1/3的學費。在每年以收入9%以內的份額清償貸款的條件下，一般學生畢業后13年才能夠清償全部貸款。如果畢業后收入低，貸款就長時期內無法還清。所以，法律規定，按這樣的比率25年還無法清償貸款，25年后應付的份額將全部免除。

美國政府和各大學為學生提供了比較充分的財政支持。在哈佛大學，每年接受各種財政支持的學生在70%以上，麻省理工學院接受財政支持的學生達到75%。美國中央財政資助體系中，有三大主要獎學金計劃。一是“羅伯特·伯德榮譽獎學金計劃”，每年1500美元，可持續4年，每個州不少于10個名額；二是“全國科學獎學金計劃”，最高獎學金可達一年5000美元；三是“保爾·道格拉斯教師獎學金計劃”，獎學金金額最高為5000美元。

[點評]

“不讓一個大學生因貧困而綴學”，這是黨和政府的莊嚴承諾，那么，幫助貧困大學生完成學業是誰的責任呢？聯系財政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政府是主要責任者。各級政府在這幾年間采取了多種措施幫助貧困大學生克服經濟上的困難，完成學業，從財政上來說，通過財政支出安排補助資金以獎學金、助學金、貼付利息、建立風險基金等方式履行政府職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不論是從財政的產生來看，還是從財政的發展和當今時代財政存在的原因看，財政都是國家履行公共管理職能的物質后盾，是國家解決大學生因貧困而面臨綴學等問題的重要物質保證。

[討論]

1、為什么政府要許諾“不讓一個大學生因貧困而輟學”？請從公共產品理論的角度來分析。

2、在美國這樣市場化水平如此之高的國家中，大學教育的私有化程度相當之高，然而政府在教育方面依然毫不吝嗇的給予投入，這是為什么？

案例3．鄉村赤腳醫生先進事跡引發的思考

[案例來源]根據2005年8月8日貴州日報《鄉村赤腳醫生艱難守護生命》一文及貴州信息港網站相關報道編寫。

在貴州省從江縣月亮山區東麓閉塞的苗族村寨，2005年出現了一位省勞模和《南風窗》雜志社“2004人物獎”，這兩項榮譽都屬于一位年輕的漂亮媽媽——從江縣雍里鄉大塘村的“赤腳醫生”李春燕。

李春燕出生在一個鄉村醫生家庭，1997年初中畢業于大洞中學的她，被縣里推薦免費到黎平衛校醫士班學習。畢業后，李春燕想到外面世界去看一看，但是父親卻鄭重地把“赤腳醫生”的“衣缽”傳給了她，并告訴她:“村里人看病不容易，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都不能丟下患病的鄉親。”

李春燕畢業當年就嫁到了大塘村，在丈夫和家人的支持下，一個屬于她自己的門診開張了。春燕本以為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技術為群眾看病，既可維持生計，又能解決村民看病難的狀況。可實際的情況是門診開了一年，鄉親們看病沒錢付，只好欠賬，春燕因此背上了2000元進藥債務，到現在，這筆欠債越滾越多。丈夫為了還債只身南下打工，李春燕也幾次想與丈夫一起打工還清債務。但是父親曾說過的話和鄉親們的挽留最終讓她決心留下來。

大塘村共有524戶，2577人，是從江縣最大的苗寨之一，也是從江縣最為貧困的村寨之一。由于村民欠賬太多，進藥費用成為折磨李春燕的難題，公公、婆婆被李春燕治病救人精神感動，陸續賣掉一些家禽，李春燕的小門診就這樣艱難地維持下來。

黃柳珍是大塘村的困難戶，2003年6月在醫院做完手術后由于沒錢提前出院，回家后沒兩天突然大出血并導致休克，此時正值深夜11點。李春燕得知后，背上藥箱在漆黑的小路上一路狂奔，整個搶救過程從夜間11時持續到第二天上午9點。之后連續8天春燕又把黃柳珍接到門診為她輸液直至康復。這筆費用貼在春燕屋子里的柱子上，知道春燕故事的人來到春燕家里都要去看看那根貼滿欠條的柱子，上面的欠條上雖然只有一些簡單的人名、時間和欠款數目，但很多人在看這些欠條時都會視線模糊，因為那上面滿滿地記錄著春燕4年多為全村近7000人次的病人看病的一個個動人故事。五年來，為了籌錢進藥，李春燕曾經借空了丈夫的所有積蓄，曾經變賣了家里的豬和牛，多次打算外出打工掙錢還賬。

李春燕的事跡報道后，迅速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大家紛紛寫信或打電話對李春燕表示敬佩，同時為她寄來了一些藥品及現金，2005年5月年已70歲的澳大利亞華僑陸先生夫婦不遠萬里到大塘看望李春燕，并贈送她5000元人民幣。北京的潘慧女士也寄來2200元讓李春燕把貧困群眾看病欠下的賬消掉。香港鐘佩華女士為大塘村捐資8萬元人民幣修建村級衛生室，北京、上海、天津、廣州、西安等許多城市的志愿者，都慕名前來拜訪李春燕。省衛生廳2005年7月份在貴陽舉辦的全省婦幼保健培訓班，李春燕是全省惟一一個免費參加培訓的村級農村衛生員。

從2005年元月起，李春燕對全村12名五保戶(殘疾人)實行免費治療。榮獲省勞動模范稱號時春燕拿到了5000元獎金，但還沒回到村子，又在縣醫院替一個交不起住院費的陌生人交了3000元。

根據一份來自我國25個省市的農村調查數據顯示，導致農民負債的主要原因是疾病，所占比例是29%；導致貧困戶貧困的主要原因是疾病，所占比例是40.9%。在貴州省的許多老少邊窮地區，農民缺醫少藥的情況更為嚴重。從江縣衛生局長敖家輝說：“我們國家目前衛生資源倒置。80%的資源放在城市，20%的資源放在農村，80%的人口享有20%的資源，20%的人口享有80%的資源。”溫家寶總理10月1日到河北省灤平縣農村考察時也指出：“看病難看病貴是農民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一方面是要實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一方面是要建設好鄉村醫生隊伍。各級政府和社會應當關注鄉村醫生隊伍的建設，給予他們必要的技術和資金的扶持，以提高他們醫療技術水平，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為農民群眾服務。

[點評]

李春燕的先進事跡固然感人，但也引發一個思考，有著2500多名苗族村民的大塘村的醫療衛生經費應該由她一個人來承擔，還是應該由國家、居民來共同承擔，農村居民是否也應當象城市居民一樣享受較好的醫療保障，乃至享受帶來福利性質的醫療保險，農村衛生事業是否屬于公共產品，或者屬于準公共產品？

[討論]

1、你認為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2、農村醫療保健支出是否屬于財政支出范圍？你的理由是什么？

3、請思考農村公共醫療通過上述形式來供給是否合適，為什么？

案例4．為什么市場不能提供便宜的“救命藥”？

因患白血病入院治療一年多的上海患兒明明不會想到，歷時半年、好不容易配對成功，骨髓移植手術卻無法按期進行，因為醫院里的關鍵藥物斷貨了。據了解，這種藥物療效好，毒性反應低，但就因為價格便宜，幾乎沒有廠家愿意生產。

“一分錢一分貨”，這是公眾的普遍性思維。在很多公眾眼中看來，越是能治病的好藥，價格就應該越高。然而，這則新聞卻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在藥價越來越高、對一些疾病卻無能為力的同時，越來越多價格低、療效好的藥品卻面臨停產、短缺的困境。

這則消息讓人想起“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學定律。在醫藥市場中，可把價格低、療效好的藥品喻作“良幣”，把價格高、療效差的藥品喻作“劣幣”，后者時常能攫取好處又不受處罰，前者的價值卻又得不到體現，于是產生了“逆淘汰”效應———價格低、療效好的藥品只能推離市場，甚至被“逼良為娼”、改頭換面后以高價格重新進入市場。

“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在如今的醫藥市場上的大行其道，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方面是醫院也不愿意為患者開便宜的救命藥，另一方面，廠家本身是逐利的，一旦發覺某種藥品的利潤空間縮小，就會逐漸減產、停產，或者更改包裝、品名或劑型，以新藥的面目申報，以達到漲價的目的。如此廉價經典藥也就逐漸被淘汰，而高價藥的花樣也就不斷翻新。

事實上，經過17次的降價，老百姓手中的處方依然是沉甸甸的，降價的結果不是把醫藥銷售的利潤讓給了消費者，而是導致那些廉價經典藥被逐利的市場之手拒之門外。因此，有關部門應該考慮調整現行的藥品定價政策，給廉價經典藥更多的補貼，使廠家有更多的利潤空間，讓老百姓能夠用到“救命藥”。

[點評]

討論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是為了明確政府負責哪些事情、財政支出規模多大，然后才能確定需要籌集多少財政收入——這就是基本思路。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道理，純公共物品一般由政府來提供，這是因為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從這個角度說，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不應摻雜經濟利益和市場經濟的交換原則。

醫療服務可以分為公共醫療公共衛生、基本醫療服務、非基本醫療服務三個層次。計劃免疫、傳染病防控、婦幼保健、職業衛生、環境衛生、健康教育等在內的公共衛生服務屬于典型的公共產品，應由政府向全體社會成員免費提供。基本醫療服務方面，以政府投入為主，針對絕大多數常見病、多發病，為全民提供所需藥品和診療手段的基本醫療服務包，其間所發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財政承擔，為避免浪費，個人需少量付費。對于基本醫療服務外的醫療衛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統一的保障。而非基本醫療服務需求屬于私人消費品，主要靠市場化方式來提供，在這一領域可以充分引進市場競爭機制，鼓勵盈利性醫療機構的發展。

[討論]

1、結合切身經歷談一談“看病難”問題主要體現在哪幾個方面？

2、結合公共產品理論，分組討論我國醫療事業改革的問題

案例5．公廁管理改革的尷尬

[案例來源]綜合相關報道編寫。

俗話說，人有三急，可偏偏有時不能如愿。2002年11月的一天，上海市一公共廁所前，一位老大娘急匆匆趕來，拿出二角錢給管理員，還沒進去就被管理員攔住了，管理員指指門口立著的一塊告示牌說：1塊一次。老大娘吃驚地說：怎么要這么多錢？這時，一位小伙子急急忙忙要闖進去，管理員伸手把他給拉住了，小伙子求饒說“我拉肚子”，可管理員還是不松手，對他說，你拉金子也不關我事，先交錢再進去。兩人在廁所門前吵了起來，看熱鬧的人都嘀咕著說：上個洗手間干嘛要這么貴，一天要是上個十次八次那一個月得花多少錢。旁邊一個人接過話岔說，那一個月得三百塊，我這一個月低保金差不多花完了。

這個場面不只發生在上海，近年來上海、武漢等城市進行了公廁民營化的嘗試，引發了對于公用廁所收費及管理的議論。2002年11月，上海市一名下崗女工經過公開招投標，成為一家星級公廁的經營者。之后，武漢武昌火車站出口處一家公廁在2003年８月拍出了62．15萬元的天價，引起社會的轟動。

石敬濤在2003年11月4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文章評論說：通過市場激勵機制進行公共管理經營，政府既能大大降低公共管理的投入成本，又能給公眾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管理和服務，應該說這是由有限政府向無限政府變革過程的必然要求。從這一方面看，通過拍賣等方式出讓城市公廁經營管理權，盡管當前還存在不少爭議，但客觀地說，這種嘗試符合政府管理與社會公眾兩者的共同利益訴求。但是，這種市場激勵機制的介入，不能以損害和破壞政府公共管理與社會公眾兩者共同利益訴求的對稱和平衡為代價。在市場化的運做中，不能僅僅一“拍”了之，然后任由經營者漫天要價。

有人算了一筆賬，一年上交管理費20萬元，就算不考慮水、電、人工等費用，平均每天起碼要得到548元才能保本。這必然轉嫁到如廁的居民或游客身上，假設一天有1000人次如廁，那么每人次至少交納0．55元，如果有500人次，那么每人次至少交納1元。要是經營者頭腦更靈活一些，想象力更豐富一些，興許會在附加一些服務，如提供書刊欣賞、音樂欣賞等，當然那是要另外收費的，目的是通過這些服務的收入來彌補主要業務的虧空，這樣，這一公共服務就會變味了。

石敬濤評論說：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成了大多數人的奢望；最基本的城市公共設施成了少數個人資本的贏利場所。這顯然不是政府管理與社會公眾共同利益訴求的歸宿和目標。在棧橋附近的黃金地段，憑借地理優勢和壟斷經營搞天價收費，在這種前提下的公共事業民營化，將利潤最大化放在了首位，這必將使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都有失公平。

時隔不久，2003年11月1日《楚天都市報》報道，武昌火車站以62.15萬元高價獲得經營權的公廁，因超標收費被收回經營權。這已是第二次因超標收費被收回經營權。同一天的《天府早報》報道，青島市一座移動公廁4年經營權拍出80萬元的天價。競拍人準備按每人5元甚至10元的價格收費，而絕大多數青島市民對這個價碼不能接受。

顯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廁管理進行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以前，由于公廁不收費，衛生條件很差，現在有些公廁通過收費并承包給專人管理，衛生狀況得到很大改善，這是有目共堵的。這樣的改革一方面降低了公共管理成本，調動了經營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方便了社會公眾。但對于這種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改革，有關部門應該保證各個方面的市場激勵機制與此相適應，而不能僅僅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社會效益。

正象有評論所說的：“天價公廁苦了消費者”。這種現象正好說明：某些地方公共設施服務商業化傾向嚴重，其重要原因是管理者未能劃清私人服務與公共服務的區別，以及分別供給這兩類服務產品的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市場產業與公共產業的不同，簡單地倡導公共設施服務市場化、產業化，把為私人服務的市場產業與公共服務產業混為一談，造成一些地區公共設施服務的變味。

[點評]

公廁能否完全市場化運作？監獄能不能由私人來辦？這似乎是個多余的問題，但美國確實出現了非政府辦的監獄。這世界也太離譜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別人做不到的。從理論上說，公共產品的提供不一定完全靠政府，也可以由市場提供。比如，在我國，外資、私人資本已經進入了金融、交通、民航、旅游、教育、醫療衛生等等以往只有國有資本才能經營的領域，對此，社會的反映也各不一樣，有叫好的，有指責的，也有嘆息的。如何看待這些改革，究竟應該由政府提供還是市場提供，主要看誰能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討論]

1、公廁是否屬于公共產品，應由誰提供？如何管理？

2、請舉出其他類似例子說說目前改革中由于過度市場化而影響公共產品有效提供的情況

案例6：燈塔經濟學

燈塔是船只的安全航行的一種必要設施。一般航海發達的國家，其燈塔制度也發展得比較早。作為早期的海上強國之一，英國的燈塔制度是發展最早、最完善的。早期的英國，燈塔設施的建造和燈塔服務，與別的產品一樣，也是由私人提供的。

為了滿足航海者對燈塔服務的需要，一些臨海人家出錢建設了燈塔，然后根據過往船只的大小和次數向船只收費，以此作為維護燈塔設施的日常開支(維護燈塔的費用和人員費用)，并獲取投資收益。

建造燈塔的人后來發現，有些船只總是想方設法逃避繳納燈塔使用費。他們或者繞過收費站逃避付費，或者干脆就宣稱沒有享用燈塔的服務，拒絕交費。這種現象擴散開來，自覺交費的船只越來越少，以致于燈塔經營者人不敷出。于是，燈塔經營者專門建立了一只隊伍，配備了專門的裝備來監督和核查過往船只的交費情況。這樣一來，雖然燈塔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也增加了，燈塔經營還是入不敷出。經營者被迫再次提高收費，然而收費的提高促使更多船只試圖逃避付費，而雇傭更多人員監督收費又會使成本進一步上升。如此這般。私人燈塔制度終于維持不下去了，沒人愿意再出錢建立燈塔。但是燈塔對于船只安全航行的必要性并未改變，航海者還是需要燈塔這種服務。最后，只能由英國臨海的各地方政府出資興建和維護燈塔的運營

政府經營的燈塔起初一切如常，但時間一長，人們發現，作為公共物品的燈塔總是維護不善，管理不良，風吹日曬也沒人去及時維護，設備損壞的頻率比私人經營時高得多。有些燈塔常年失修，有些只是勉強使用(無獨有偶，公共的街燈也比私人燈具損壞快得多，不是被風刮斷，就是被人損壞，壞了也沒人及時修理)。

雖然過往船只不用再額外交費，不用再專門雇人來維持收費，似乎是節約了社會資源。但是，由于經常損壞，實際上政府花在燈塔上的錢比私人經營時的成本(包括雇人的費用)還要多。

建立公共燈塔的資源來自稅收，仍然是社會的財富。這些資源的使用，從社會角度來說，是低效率的。由此看來，由政府來提供燈塔這種公共產品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

正是因為看到了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低效率，科斯特意從美國跑到英國，實地考察英國燈塔制度的歷史演變，看看在政府經營之前英國的燈塔制度如何運轉。他了解到英國早期的燈塔制度都是私人經營的，只是由于收費的困難才被公共燈塔制度取代。

在分析了私人燈塔制度和公共燈塔制度的利弊得失之后，科斯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即新制度經濟學家對傳統公共物品經濟學修正。科斯認為，公共燈塔制度對資源的浪費和低效率表明，由政府代替私人生產公共產品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實際上，英國早期的私人燈塔之所以演變為公共燈塔，原因在于制度的缺乏。只要有關制度足夠完善，私人燈塔的效率是最高的。譬如，政府應該制定有關燈塔收費的強制制度，對逃避付費的行為予以嚴厲懲罰以保證制度的執行。同時，在由哪家私人企業提供燈塔服務上進行競爭，對私人經營燈塔的收費水平予以監督和核查，使其不至于利用壟斷地位牟取壟斷超額利潤，侵害船運公司的利益。這樣，通過完善制度，政府監管下的私人經營就可以既解決私人經營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又解決政府經營效率低下浪費資源的問題。也就是說，政府要做的不是代替私人經營燈塔，而是提供制度，對制的實施予以監督。

思考題：

1． 公共產品具有哪些特征,燈塔為什么私人不愿意提供？ 2． 分析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中的免費搭車。

3． 簡述公共產品的政府提供。政府提供是否就是有效率的？為什么？ 4． 簡述制度安排在公共產品提供中的意義。

案例7：野生動物保護、光污染的負外部效應

1、好心農民遭遇“恩將仇報”，濟源豹子傷農咋補償。河南省濟源縣王屋山，地方偏僻、森林茂密，以金錢豹為首的野生動物得以繁衍生息。據金庸《鹿鼎記》記載，韋小寶小老婆曾柔也曾帶領王屋派在此落草為寇、反清復明。近年來，因為地方政府加強了動物保護工作，野生動物增多且頻繁擾民，襲擊畜禽，糟蹋莊稼，當地老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濟源市王屋鄉村民一致反映，野生動物得保護，人的利益也得保護。呼吁有關部門通過建立野生動物損害補償機制，促進人與野生動物的和諧相處。

2、首博新館光污染嚴重，致使附近住戶短暫失明。“我一拉開窗簾，就被一道白光射得什么都看不見了。”家住西城區洪女士說，從上周日以來，她家對面的建筑物樓頂每到早上就會反射強烈的白光，影響了她和家人的生活。經過觀察，發現強光來自于對面正在施工的建筑物樓頂，陽光是被樓頂的方形天窗反射到她家。西城區環保局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光污染是個比較復雜的事，現在還沒有具體解決辦法，為避免對眼睛的傷害，可以戴墨鏡。

思考題：

1、什么是外部性，有哪些類型？

2、結合本案例分析政府的職責，并談談其可以采取的解決措施。

案例8：是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

當我們的市場經濟建設正在逐步走向完善時，可是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礎——誠信——為何屢屢缺席？

1、一條是“阜陽奶粉事件”。據說已經有13名嬰兒死于這種劣質奶粉；

2、另一條是“西安寶馬彩票案”。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曝光“三名寶馬得主的資料全部造假” 觀點1：市場失靈。西方經濟學根據“市場失靈”的不同具體原因把“市場失靈”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就有“缺陷性市場失靈”，是指由于市場發育不完善、市場自身不具備某些功能或者在功能上存在某些缺陷而產生的市場失靈。“……在市場運行過程中遭受到非正常力量的干擾和破壞而導致的市場缺陷。例如，協議性壟斷、行賄受賄、造假販假、欺詐、陷阱式的廣告與銷售等行為都會產生非正常的市場缺陷，從而導致市場失靈。”（《市場失靈理論的新發展與類型劃分》王冰著）。“阜陽奶粉事件”和“西安寶馬彩票案”，這些事關“假冒偽劣”、“制假販假”行為，就是一種“市場失靈”的表現。“市場失靈”的結果產生的是一種“囚徒困境”。觀點2：政府失靈。“市場失靈”總是與“政府失敗”緊緊聯系在一起。公共選擇理論告訴我們，因為市場失靈導致政府的干預或調節。然而政府在履行經濟職能時，并不總能起到彌補市場缺陷的作用，市場不能解決好的問題，政府不一定能解決得好。政府干預市場“失靈”時，其實并不是政府行為的無效，而是政府及其官員的素質、能力、職能、作用等方面不到位所造成的，其中就包括失職、權力尋租、官僚機構的低效率等等。在討論“阜陽奶粉事件”中，有網友發出“是誰殺害了13名嬰兒”的詰問，矛頭直指當地政府和衛生部門，我想這并不是沒有道理。

思考題：

1、什么是“囚徒困境”，你如何理解？

2、本案例的市場問題主要表現是什么并分析原因。

3、結合案例分析政府干預失效的原因，并提出解決措施？

案例9：醫改、教改背后的公共物品供給缺位

1、醫療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醫療衛生體制變革的基本走向是商業化、市場化。在供給層面，基本形成了商業化、市場化的服務提供模式。各種資本都可以進入醫療服務領域，基本上不存在進入和退出限制，新建醫療機構的布局以及服務目標定位主要取決于市場需求狀況。包括公立醫療機構乃至公共衛生機構在內的所有醫療服務機構，都已經成為實行獨立經濟核算、具有獨立經營意識的利益主體。在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微觀組織和管理方面，普遍轉向企業化的管理模式。各種醫療服務機構之間則逐步走向全面競爭；醫療服務的價格形成機制也主要依靠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

在需求層面，醫療衛生服務需求越來越多地演變為私人消費品。目前在城鎮地區，醫療保障(保險)制度所覆蓋的人群大約有1億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鎮從業人員的半數；在農村地區，則只有全部人口的10％左右。另外，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的醫療保障體制本身都不具有強制性。改革開放后，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一直堅持自愿原則。城鎮醫療保障(保險)制度雖然名義上具有強制性，但在實際操作中因過分追求小范圍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確保繳費才能享受相關待遇。對于絕大部分社會成員來說，醫療服務上的需求能否被滿足以及被滿足的程度，基本上取決于個人和家庭的經濟力量。在公共衛生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2、教育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教育體制改革大體上在兩條線上探索前行。第一條線，是在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改革基礎上政府主導的改革，包括教育管理、辦學、投入等體制、招生分配和學校內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其中，管理體制改革一條明顯的主線，就是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統籌權責。與此同時，在財政難以完全滿足水漲船高的經費需求情況下，辦學和投入體制改革使得社會資金得以進入教育領域。第二條線，是由下而上自發地進行的一些改革試驗，有些確實成功了，暫不說教學改革，就說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先是在少數地區內部實驗，然后才被納入國家政策及立法的范疇。思考題：

1、醫療衛生和教育是否屬于公共物品，為什么？

2、醫療衛生和教育是否都應該由政府提供，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