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四川曝光一批職務犯罪典型案

四川曝光一批職務犯罪典型案

四川曝光一批職務犯罪典型案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原局長羅書平，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原局長王衛平、助理審判員田剛、執行裁判監督庭助理審判員董毅、內江市檢察院原檢察長陳世中、綿陽市公安局巡警支隊原政委張慶輝、省監獄管理局原局長李文華、成都市司法局原局長陳家榮、樂山市委原副書記袁俊維、涼山州委原書記駱玉祥、岳池縣酉溪鎮原副鎮長張軍、攀枝花市仁和區原副區長吳健康、省衛生廳計財處原處長、省藥品招標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周學文、省醫院原副院長孫世明、成都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楊燦智等16廳官被查處

2007-04-11 22:37:48| 分類： 腐敗檔案-四川 | 標簽： |字號大中小 訂閱

昨(27)日召開的四川省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勤所作的報告披露，去年以來，四川省共立案查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職務犯罪1010件1098人，其中縣處級以上要案151人(其中廳級干部16人)。省高院執行局原局長羅書平、成都市中院執行局原局長王衛平、省監獄管理局原局長李文華等人的犯罪案件查辦進展首次公布。關鍵詞：司法人員職務犯罪

背景：少數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利用司法權非法插手經濟活動，嚴重損害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和法治權威，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對此，全省檢察機關著力查辦了一批司法人員職務犯罪，共立案查辦51人，其中公安機關18人，審判機關18人，司法行政機關8人，其他7人。

典型案件：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原局長羅書平，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原局長王衛平、助理審判員田剛、執行裁判監督庭助理審判員董毅，采取指定異地法院執行、中止執行、接受律師請托在案件執行中給予幫助等手段，為訴訟當事人在申請執行、爛尾樓工程復工和拍賣中謀取利益，分別收受賄賂29萬元、161萬元、124萬元和69萬元，均被立案查辦。

內江市檢察院原檢察長陳世中，在任達州市檢察院檢察長期間，涉嫌收受達縣斌郎鄉副鄉長劉福斌賄賂5l萬元，利用職務之便，幫助其成功競買達縣建設煤礦。陳世中已被省檢察院立案查辦、移送審查起訴。

綿陽市公安局巡警支隊原政委張慶輝，在任交警支隊支隊長期間，利用交警支隊在舊機動車過戶、年審、保險上的職權，以單位名義向舊機動車交易市場、財保綿陽分公司索要“協作費”460余萬元，被立案查辦、移送審查起訴。

關鍵詞：商業賄賂

背景：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中，重點查辦工程建設、醫藥購銷、土地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資源開發六大重點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439人；查辦賄賂大案504件，占71%；查辦縣處級以上要案119人。掛牌督辦在全國全省有較大影響的重點案件38件。

典型案件：

省監獄管理局原局長李文華，利用職務之便，使請托人順利承建省監獄系統有關基建項目和材料供應，涉嫌受賄70余萬元，其中索賄60余萬元，被立案查辦、提起公訴。

成都市司法局原局長陳家榮，擔任彭州市委書記期間，在彭州市疾病中心、牡丹大道綠化等工程及土地出讓中，幫助他人承接工程、購買土地和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受賄近4OO萬元，檢察機關查辦后，陳家榮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樂山市委原副書記袁俊維，為請托人協調生產用電、項目報批、資金貸款、解決施工糾紛等事宜，受賄400余萬元，檢察機關查辦后，袁俊維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涼山州委原書記駱玉祥，利用職務之便，在工程建設、土地使用權轉讓、干部職務變動升遷等方面為他人謀利，涉嫌受賄300余萬元。

關鍵詞：失職瀆職

背景：從2005年7月起，我省開展了為期一年半的集中查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瀆職犯罪專項工作，共立案查辦300件323人。

典型案件：

岳池縣酉溪鎮原副鎮長張軍，明知酉溪河農貿市場碼頭簽單發航員缺位，而未采取及時有效措施補員到位，致使航行船只無人管理，發生該鎮村民唐永勝駕駛自用船非法載客40人，因嚴重超載，船體嚴重破損，造成28人死亡的特大沉船事故，檢察機關查辦后，張軍被判有罪。

攀枝花市仁和區原副區長吳健康、區安監局原局長余建新等7人，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礦井放棄監管職責，造成畔海煤礦發生死亡21人、重傷7人，直接經濟損失500余萬元的特大礦難事故。吳健康等7人因涉嫌玩忽職守被檢察機關查辦后，均被判有罪。

關鍵詞：侵害群眾切身利益

背景：全省檢察機關突出查辦群眾關心的食品、藥品安全、金融安全和生產資料質量等問題背后的職務犯罪。依法查辦了放縱制售偽劣商品，失職瀆職導致重大動植物疫病流行，以及坑農害農、危害市場管理秩序的職務犯罪案件26人。

典型案例：

省衛生廳計財處原處長、省藥品招標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周學文，利用審核藥品掛網招標、采購救護車輛等職務之便，涉嫌受賄24萬余元，被立案查辦、提起公訴。

省醫院原副院長孫世明，在藥品采購過程中涉嫌收受藥品經銷商賄賂100余萬元，被立案查辦、移送審查起訴。

成都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楊燦智等4人，越權擅自決定動用住房公積金購買記帳式國債，以致其全部被用于非法回購質押融資，直至全部回購質押的記帳式國債被凍結和強行平倉售出，造成住房公積金損失2億余元，楊燦智等4人被檢察機關以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查辦后，均被判處有期徒刑。

涼山州社保局原局長張峰、副局長張開禾，將本應結轉州醫保中心的大病統籌款，弄虛作假轉入三家企業，造成130余萬元經濟損失，被立案查辦。

關鍵詞：違法干預市場運作

背景：全省檢察機關深入水利、國土、電力、交通、環保、礦產資源開發等領域，嚴肅查處利用權力介入資源配置、索賄、受賄、貪污、挪用公款、私分國有資產，以及利用職務便利入股，官商勾結，充當“保護傘”的案件，破除非法利益格局，促進了市場化配置資源，共立案查辦34人。

典型案件：

滎經縣委原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黃永劍，在兼任龍蒼溝國家森林公園開發協調領導小組組長期間，越權指使他人為無任何有效證明的某開發公司辦理注冊，發放空白中標通知書和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導致該公司以開發龍蒼溝國家森林公園的名義，利用上述證照騙取多家施工企業和個人資金，造成860余萬元重大經濟損失，檢察機關查辦后，黃永劍被判處有期徒刑。

涼山州煙草專賣局原局長何義宗，利用職務便利，為煙葉商販違規經營煙葉生意、煙葉調撥計劃調整、煙葉收購以及煙葉款結算等方面提供方便，涉嫌受賄270余萬元。(記者周晶晶)

第二篇：典型案專題

一、近年來因室內環境污染致病的真實典型案例

◎患血液性疾病

病例:2001年10月南京市民栗某請南京某裝飾公司對自己購買的一套60平米住宅進行裝修，2002年1月栗某搬進了新房，結果入住新房才三個月,栗某及其母同時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2002年8月經南京市環境檢測中心對住房進行室內環境檢測，結果發現室內環境中甲醛超標12.6倍，揮發性有機物超標3.3倍。于是,栗某將裝修公司告上法庭，經過長達9個月時間的審理，2003年7月法院裁定原告栗某勝訴并獲得賠償。

◎綜合癥

病例:1998年10月，天津市民李某購買了市河東區一處住房，新房裝修入住后即發現室內空氣異常，全家人先后出現不適癥狀。經檢測，室內氨氣超標達10倍以上，原因為建筑商使用了混凝土防凍劑所致。經法院判決被告對原告的房屋內氨氣污染進行無害處理，同時，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和檢測費共1700元。這是國內首例消費者勝訴的室內空氣氨污染案。

◎心動過速綜合癥

病例:劉女士在家俱城花3300元訂購了一套布藝沙發，沙發表面看起來時尚典雅，給人以很豪華、舒適的感覺，但是沒過多久，劉女士添了個心跳過速的毛病，一分鐘跳動100多次，更奇怪的是，一到醫院做檢查，心跳就降到了80以下。劉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在好友的提醒下請檢測中心對房屋進行了空氣質量檢測，結果發現沙發的海綿上使用的黏結劑中苯的揮發量高達每立方米20毫克，超過國家相關標準的8.3倍，這一下謎底就馬上解開了，原來是沙發中揮發出來的有害氣體在作怪！

◎幼童綜合癥

病例(一)：家住長沙市東風路89號的范先生搬進新居沒多久，身體一向很健康、聰明活潑的女兒名玉開始出現咳嗽、發燒等感冒癥狀，夫妻倆帶她去醫院看病，吃了藥打了針，但是病情時好時壞，不能痊愈。隨后他們帶孩子到湘雅醫院檢查被確診為白血病，住院一個多月后小名玉被送到上海治療，醫生說這種病治愈的概率雖有70%，但需要40多萬的 醫療費。范先生懷疑是裝修污染引起來的，于是委托室內環境裝飾材料產品檢測中心檢測，檢測人員帶來儀器到現場，當場測出TVOC（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超過國家標準的28倍。

病例(二)：錢先生僅9個月大的女兒婷婷因患白血病永遠離開了他，沉寂在失去女兒的痛苦之中的錢先生一家聽說了白血病與裝修房屋有關，而兩年前他家的裝修是由一個游擊裝修隊承包的，裝修材料也是他們購買的，于是錢先生請來湖南室內空氣檢測中心的檢測員，經檢測，他家TVOC超標，空氣指標嚴重超標，臥室超標兩倍，錢先生和妻子再也不敢在這里住了，錢先生氣憤地把裝修好的房子破壞，把家具抬出去燒掉。

◎不孕綜合癥

病例(一)：家住學校路的一住戶憤怒地砸掉了自家的花崗巖。這小伙子幾經周折，終于在地質大學放射性檢測專家的幫助下，找到了妻子不孕的原因：殺死自己精子的兇手竟是兩年前裝修所用的花崗巖。原來該青年結婚后妻子一直不孕，最后經醫院檢查是他的責任，說他的精子成活率極低，大夫說是因為受到放射性物質輻射所致。在他一室一廳的

套房里，廳和廁所裝的都是花崗巖，經過對石材的現場檢測，該石材超過國家規定的居室內石材使用標準，并且放射性元素非常不均勻，個別元素的放射性輻射相當強，長期在這么高的放射性輻射環境中生活，當然會對身體造成傷害。

病例(二)：2003年初，廣東省佛山市譚某夫婦在搬進裝修過的新居3個月后胎兒流產了。經檢測，主臥室甲醛超過國家標準4倍多。法院判決：被告一次性返回原告裝修費用1.9萬元，支付原告醫療費、誤工費、檢測費、租房費8791元，并支付原告2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金。

◎胎兒畸形綜合癥

病例：北京朝陽區婦幼保健院的醫生為外地來京打工的孕婦黎江引產引下一個畸形女嬰，這個剛剛5個月的胎兒沒有胃，更奇特的是她的嘴巴尖尖的向外伸出，竟高過鼻子，下顎處還有個小洞。據孕婦本人講，她曾生過小孩，并沒有異常，本人身體也很正常，只是現在她丈夫是一名常年從事室內裝修的油漆工，她本人打工的地方也是剛裝修過的，因此婦幼保健院醫生推測孕婦很可能是在懷孕期間接觸了對人體有毒有害的物質，才致胎兒畸形。

案例一宗接一宗

案例一：北京市民李發君的妻子朱繼榮2002年8月初買了一輛新車作為上下班的交通工具，9月底就發現身上有大量出血點。10月經正規醫院診斷為重癥再生障礙性貧血（白血病），治療5個月后宣告治療無效病逝。由于苯中毒可導致重癥再生障礙性貧血，朱也是繼買車后才出現病癥，于是李在中國室內裝飾協會下屬室內環境監測中心進行車內空氣

檢測，確認車內苯超標后，認為罪魁禍首就是這輛新車，于是李發君將該車的汽車銷售公司告上法庭，以求討回公道。

案例二：廣州市民黃先生夫婦開開心心地住進剛裝修的新房，可沒多久孩子就開始發高燒。本以為與“非典”有關，馬上送醫院。在排除“非典”可能讓黃先生夫婦稍微放心時，他們又不得不憂心：孩子不明原因的發燒三周仍不退。黃先生開始懷疑自己的新裝房屋是否有問題？中科國環環境技術研究中心廣州分中心做了檢測后，發現新屋內甲醛輕微超標，孩子病狀也與中心接觸過的室內污染致病情況非常相似，所以不能排除裝修污染引發致病。

案例三：廣州芳村某幼兒園118名四五歲的幼兒在新學期幼兒園新裝修沒多久后，集體感染了接觸性皮炎，出現眼紅、皮膚發癢等癥狀。經廣州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皮膚科診斷、防疫站人員檢查后，發現是幼兒園裝修涂料中揮發的有毒物質讓孩子嬌嫩的皮膚受到急性刺激癥狀，除了少數孩子有過敏反應外，大部分孩子在接受治療后基本康復。

二、寫字樓空氣污染狀況

寫字樓空氣質量問題已是很普遍的問題，因為以往的空調設計更多考慮的是人們對溫度和濕度的要求，并未在意室內空氣質量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現在的很多寫字樓的租用對象都是辦公單位，除了建筑物自身的污染和室內裝飾材料帶來的污染以外，寫字樓中還有很多由現代化辦公用品而產生的空氣污染，諸如傳真機、復印機、電腦和電視機在使用

過程中產生的苯、甲醛、氨及使用殺蟲劑、涂改液和清洗劑產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物質都會加劇“寫字樓綜合癥”的發生。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寫字樓為了保溫和節省能源，將樓內的自然換氣次數大幅度下降。據調查，有的寫字樓甚至在運作時只抽入一成新鮮空氣，新風量已經從每小時2至3 次降為每小時0.3至0.5次，大大低于正常的衛生標準，成為室內空氣質量變壞的關鍵因素之一。

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會經常出現頭暈、頭痛、乏力、咽喉不適等癥狀，時間久了還容易引發咽喉炎、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三、國家部門的調查顯示

◎來自權威部門的檢測報告

室內空氣污染程度高出室外5-10倍，68%的疾病來源于空氣污染，室內裝飾材料及家俱中釋放的甲醛、苯、氡、氨等有害氣體是導致兒童白血病、肺病、惡性腫瘤的罪魁禍首，這些有害物質致使辦公室、居室，變成毒氣室！。

◎據環境檢測專家抽樣調查結果顯示

新裝修的寫字樓及居室內空氣污染超標率高達100%，室內環境及裝飾產生的苯，甲醛的超標率超過80%，極端情況下居室的甲醛超標24倍、苯超標28倍，而來自混凝土、水泥、花崗巖等建筑材料中的放射性元素——氡更成了不容忽視的隱形殺手。嚴重威脅著人們的健康！室內空氣污染已成為危害人類健康的“隱形殺手”。

◎環境專家檢測證明

室內污染危害性是室外的4至5倍，而人們每天有80％的時間在室

內度過，據測試，人在房間內6小時以上，就會出現乏力、頭暈、耳鳴、煩躁、鼻塞、打噴嚏、記憶力減退等癥狀。目前，室內家俱、裝修產生的甲醛、二甲苯、氨氣等有害氣體，賓館、酒店長期滯留的難除異味、煙味、衛生間的臭味等，室內人群密集的地方產生的煙塵、異味、細菌、病毒等等室內污染嚴重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時時刻刻困擾著人們。

第三篇：職務犯罪案后治理資料

1981年中共中央提出對社會治安實行“綜合治理”的方針，要求各地黨委、政府和司法機關采取綜合措施，防止和減少犯罪的發生。檢察建議就是在這時從原來的一般監督手段變為了綜合治理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之一。1982年，黃火青檢察長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鄭重提出“檢察建議”概念。1983年，高檢院規定了檢察建議的基本格式。此后，檢察建議在全國檢察機關得到普遍運用，特別是1992年10月30日高檢院制定頒布了《關于加強貪污賄賂犯罪預防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各地檢察機關要“結合辦案，提出有針對性的檢察建議，幫助發案單位總結經驗教訓，堵塞漏洞，改善管理，加強防范，特別是要采取措施推動在執法部門和直接掌握人、財、物的崗位，建立有效的防范貪污賄賂等犯罪的約束機制”以后，作為綜合治理手段之一的檢察建議工作得到長足發展。1995年《檢察官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提出檢察建議或者對檢察工作提出改革建議被采納，效果顯著的”，應當給予獎勵。1998年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于成員單位參與綜合治理的職責任務的通知》，將結合辦案“分析掌握各個時期、各個行業的職務犯罪、經濟犯罪以及其他刑事犯罪特點，提出預防犯罪的建議;推動有關部門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堵塞漏洞，完善防范機制”作為檢察機關的一項任務進行規定。1999年高檢院《關于加強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意見》和2000年高檢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決定》進一步強化并具體規定了適用檢察建議的情形。

實踐中，檢察建議按照所涉及內容的不同可以分為四類:一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類檢察建議;二是民事行政案件再審檢察建議;三是訴訟監督類檢察建議;四是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之規定發出的涉及扣押物品處理類檢察建議。

那么，如何規范司法建議？如何讓司法建議發揮更大的社會管理作用？這些問題的存在，亟須完善相關制度，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司法建議落實回應率的提高。

增強司法建議的法律約束力。應對各級人民法院在司法建議實踐中形成的經驗和做法進行系統地歸納和整理，并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務院進行溝通、協調，聯合發布在各自部門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對司法建議的適用原則、范圍、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確規定，取得社會各界的支持。在全國人大對人民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進行修改時，提出增加規定司法建議的立法建議，明確司法建議的制作和發布程序，對司法建議書的制作格式、制作的主體、內容的審查、送達與反饋期限，等等，每一個環節作出詳細的規定，使司法建議工作步人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

加強司法建議的規范化管理。一是規范司法建議的制作和發布程序。具有司法建議權的單位發現問題，認為有必要發出司法建議時，應召開院務會討論決定，并以單位的名義統一行文發布；二是建立專門的司法建議文書登記備案記錄臺賬，由單位統一分類、編號，詳細記載司法建議的擬稿人、擬稿部門、被建議單位、建議的內容、發出時間以及建議的落實情況，等等；三是建立司法建議的撤銷、變更制度。司法建議書要明確被建議單位落實或者提出異議的具體期限；發出司法建議的本院院長或上級法院發現司法建議的內容、形式、程序等不符合規定的，應予以變更、撤銷；被建議單位有異議的，發出建議機關應重新審查，發現確有錯誤的，應予變更、撤銷。

完善司法建議的落實監督機制。我國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定司法建議由被建議單位的當地人大常委會負責督查落實，便于人民代表及時掌握社會動態，提高公共決策的水平。司法建議發送給被建議單位，同時報送被建議單位的主管部門和人大常委會，要求被建議單位在一定的期限內將司法建議的落實情況或異議向其主管部門、人大常委會和法院反饋。對未認真落實司法建議而造成嚴重后果的責任單位，應追究被建議單位及其上級主管部門的責任。

完善司法建議目標管理考評機制。完善的獎懲激勵機制有利于確保工作質量，提高干警的質量意識，因此，應將司法建議納入司法管理、行政管理績效考評的范圍，并將考評的結果作為評優、晉升的重要參考依據。同時，摒棄將司法建議的數量作為考核唯一標準的做法，要綜合案件社會影響、司法建議質量、被建議單位采納程度、社會評價等因素綜合考評。

（作者單位：河南省遂平縣人民法院）

司法建議的現實功能

2007年至2009年8月，上海法院共發送司法建議366份，涵蓋刑、民、商、行政、知產、海事和執行等眾多案件類型，涉及行政行為有瑕疵、律師執業行為不規范、協助執行單位不配合以及企業用工、保安、財務制度不健全等諸多領域，發揮了重要的現實功能。

首先，服務大局，彰顯法院的社會責任感。通過司法建議，法官主動為地方經濟發展提出建議、創造環境、提供保障，體現出法院服務大局意識。如為應對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上海市一中院向上海市國資委發出了關于加強國有大中型企業監督管理的綜合性司法建議，受到了高度重視，有力地保障了上海市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正常經營與健康發展。

其次，化解矛盾，保障社會的和諧穩定。有些訴諸于法院的糾紛超出了法院的職權范圍，但基于司法為民的理念，法院不能漠然視之，即可通過司法建議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如上海市某小區居民對行政機關廢除小區門口公路的行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并多次上訪。上海市一中院雖依法駁回其訴請，但及時向有關機關發送司法建議，保障了居民的出行、通信便利，有效地化解了社會矛盾，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再次，維護公共利益，實現司法為民。實踐中，司法建議成為司法工作面向社會、面向群眾的重要層面，在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反映了司法不僅追求個案公正，而且更要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特點。如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在審理多起因農村橋梁問題引發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過程中發現，青浦區多數村鎮橋梁負載遠超設計標準，存在安全隱患，導致事故頻發。據此向有關單位發送了司法建議，促使受建議單位立即著手開展危橋改造工作，有力地保障了群眾的人身安全。

最后，構建平臺，促進法院與行政機關的良性互動。行政判決一般只能就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作出判斷，司法建議則可以突破這一限制，就行政行為存在的不合理性等問題提出建議，從而促進行政機關執法的合理性和規范性。司法建議自身的“柔性”特點也使得其相對容易被接受。如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針對工商部門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的送達問題向上海市工商局發出司法建議。上海市工商局根據該建議與國家工商總局和上海市政府法制辦溝通，最終借鑒了法院送達的工作經驗，對行政相對人進行處罰時要求對方簽署送達地址確認書，從而規范了上海乃至全國工商部門行政處罰的送達方式，增強了行政行為的合理性。

完善司法建議工作的建議

司法建議工作是當前司法機關踐行司法為民宗旨，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綜合治理，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是法院工作獲得社會認可的重要方面。建議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進一步加強司法建議工作。

第一，及時調整司法觀念，以司法建議的合理定位為導向。傳統司法的主要職能在于定分止爭，以被動裁判為主；現代司法更為強調司法的能動性和司法的社會責任。司法建議即是法官根據司法實踐運用司法智慧，通過案件審理發現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的嘗試，它克服了司法被動主義的缺陷，是人民法院實踐司法能動主義的一種方式。

司法建議是法院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延伸服務空間的形式之一。將司法建議定位于“服務”，法院發送司法建議時，將自己作為服務者，而非管理者；注意建議的中肯合理，避免建議吹毛求疵；考慮被建議單位的立場和感受，注意建議的語言藝術等，從而以真心誠意的服務，獲得被建議單位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個案建議與類案建議相結合，以科學可行的建議內容為基礎。發送司法建議，既要注重根據審理和執行個案中發現的有關單位在規章制度、管理方式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重大問題，從微觀角度提出堵塞制度漏洞、改進工作方法、杜絕類似糾紛再次發生的司法建議；也應注重以點帶面，總結提煉，針對某一時期、某類案件反映的普遍性、傾向性問題，涉及全局工作的熱點難點問題，從宏觀角度提出系統解決問題的司法建議，做到司法建議既“對癥下藥”又“登高望遠”。

第三，發送建議與推動落實并重，以扎實靈活的工作方式為載體。在司法建議工作中堅持“三個并重”：一是堅持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并重。在排查問題、剖析原因的同時，注重建議、對策、措施的具體可操作性；二是主動服務與溝通交流并重。當法院對擬提出的問題或建議把握不到位時，先行與被建議單位進行溝通，以保證司法建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時體現法院對被建議單位的尊重；三是堅持發建議與聽反饋、做回訪并重。司法建議發送后，法院應主動追蹤求反饋。對于重點單位，在收到反饋意見后，法院再進行回訪，了解整改措施的落實情況，確保司法建議的實效。

第四，積極實踐與建章立制共行，以規范的管理制度為保障。在積極發送司法建議的同時，及時總結經驗，制定規范司法建議起草、審查、批準、送達、歸檔等程序的統一規定；建立配套激勵措施，將司法建議工作納入崗位目標考核，確立司法建議工作的監督考核、評比獎懲等工作機制。2009年6月，上海高院建立了覆蓋全市法院的網上司法建議信息庫，成為記錄、查詢、統計、考核司法建議工作的重要載體和促進司法建議工作有效交流、科學管理的重要平臺，實現了上海法院對于司法建議的信息共享和資源整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司法建議工作的信息化管理，為推動司法建議工作的長效機制建設奠定基礎。

1.教育授課具有針對性。我們把預防職務犯罪課堂搬到黨校的講臺上。市委黨校聘請市檢察院主管副檢察長、職務犯罪預防處處長為客座副教授，在每期領導干部進修班、培訓班、縣處級后備干部培訓班開班前，市委黨校組教處通知市檢察院預防處。授課人員根據每期進修班、培訓班學員組成情況，有針對性地準備講稿，制作課件，利用多媒體進行教育授課。2004年以來，市檢察院共為17個班次，832名學員進行了《認識職務犯罪，做好預防工作》、《領導者與刑事法律規范》、《珍惜權力，珍惜前程，依法行政》、《請遠離職務犯罪，呵護我們自己的家》等預防職務犯罪專題講座和法制教育課。并把檢察機關查辦工程建設領域職務犯罪、組織人事工作中職務犯罪、政法干警職務犯罪、行業系統職務犯罪等情況和典型案例，濃縮到法制課內容之中。學員普遍反映，檢察院的法制教育課，內容豐富翔實，針對性強，案例鮮活，生動具體，貼近生活，說服力強，受益終生。

2.反腐倡廉成果展具有直觀性。2005年10月9日，丹東市紀委、檢察院、司法局和丹東市監獄聯合在丹東市監獄創建了警示教育基地。基地面積1080平方米，警示教育展覽廳780平方米，展區包括有丹東重大典型職務犯罪案例等展板163塊，圖文并茂。2006年11月正式啟動以來，先后接待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55個，3996人參觀接受教育。市委黨校也將警示教育基地作為法制教育的課堂，共有7個班，365人，參觀警示教育基地。走進警示教育基地，看到展板上的腐敗分子，那些曾經熟悉的面孔，讓學員們更加直觀感受到職務犯罪給國家、社會以及給自己的家庭帶來的危害，在為他們惋惜的同時，也在深深的自醒。學員觀后感言：參觀反腐敗成果展，大量的典型案例，具有極強的教育警示作用，看到了法律的威懾作用，表明了黨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增強了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信心。學員在留言簿上寫道：“形式新穎，震撼心靈，警示猶鐘，長鳴于心。”

3.現身說法具有震撼性。服刑人員現身說法，用身邊的事教育身邊的人，更能觸動學員的心靈。四年來，我們在現身說法教育廳，先后組織16名職務犯罪服刑人員為365名黨校學員做了現身說法。學員們看到曾經熟悉的面孔，聽到他們結合自己犯罪談危害，講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身份的極大反差，高墻內外生活的對比，那發自內心的聲聲懺悔，使每一名學員的心靈都受到強烈的震撼。學員在留言簿上寫道：“一堂零距離、面對面發人深省的反腐敗的警示教育課，警示一次，受益終生。”

近幾年來，金融工作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得以彰顯，但是，隨著市場和行業作用的日益發揮，受各種利益的包圍和誘發因素的影響，金融系統的職務犯罪現象也越來越趨于頻繁多發。

根據農發行總行通報的情況，就全國農發行系統而言，隨著商業性貸款業務的增加，職務犯罪發生的頻率也比以前有所攀升，比如農發行極個別工作人員由于失去監督、濫用職權或者不能盡職盡責，最終釀成職務犯罪，涉及犯罪的既有處級以上人員，也有普通員工；既有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盜竊、瀆職、玩忽職守罪，又有內外勾結詐騙、搶劫、攜款外逃等。這些犯罪都與當事人具有一定的崗位職務有密切的關系，它既使黨和國家葬送了一批有能力、有作為、有前途的干部職工，也極大的影響了農發行事業的發展，損害了農發行的良好社會形象。因此，在農發行，能否做好職務犯罪預防工作，關系到能否有效懲治腐敗、打擊經濟犯罪、防范金融風險的重大問題。當前基層農發行有相當一部分干部職工對職務犯罪及其預防工作知之甚少，甚至對職務犯罪預防工作諱莫如深，片面認為預防工作就是懷疑一切。由于職務犯罪具有較強的隱蔽性、易發性和罪與非罪界定上的模糊性，再加上這種犯罪主觀上容易被人們忽視或者麻痹，所以，基層農發行幾乎每年都要發生職務犯罪案件（事件），即使是沒有發生職務犯罪案件（事件）的基層行，也潛藏著職務犯罪的可能或苗頭，稍不留心，就會滑入犯罪的泥潭。隨著農發行業務范圍的擴大和業務領域的延伸拓寬，基層農發行少數人員特別是信貸員或者信貸決策者手中的權利越來越大，受各種利益或者不良社會習氣的誘惑、驅使，利用職務或者手中特權謀取利益而導致犯罪的因素隨時都會發生。因此，基層農發行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刻不容緩。我們認為，基層農發行預防職務犯罪必須做到結合業務特點、突出預防重點，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職務犯罪預防質量，有效減少職務犯罪發生頻率，從而促進各項業務健康發展。

一、不斷探索完善預防決策途徑，努力形成全行關注支持預防工作的機制和氛圍。一是要成立由行長任組長、各個部室負責人為成員的預防工作領導小組，充分發揮各個崗位的預防職能和相互監督作用。我們認為，預防工作做的好壞，責任主要在基層行及其各個內設部門的“一把手”，只要“一把手”重視，這項工作就會卓有成效。因此，加強領導是充分發揮各個崗位預防職能和相互監督作用的重要前提。二是要將預防目標和預防工作計劃列入縣行黨支部工作日程，將目標分值進行量化考核，實現與業務工作同步規劃、同步開展、同步考核、同步完成、同步獎懲。基層行各個內設部門的預防工作目標、工作計劃、工作總結以及重大決策事項及內容等方面的材料都要向市分行和檢察院預防犯罪主管部門報告，自覺接受預防部門的檢查、指導和監督，確保做好預防工作。凡任期內發生職務犯罪情況的，無論是行“一把手”或者內設部門的“一把手”，都要給以責任追究，使其重視做好預防工作。三是要與企業和地方預防部門三方共同簽訂《職務犯罪預防責任書》，共同做好職務犯罪預防工作。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主體是預防工作人員，預防的對象是各個在職人員，因此，要與地方預防部門和各個崗位積極合作，主動向預防部門反映、上報預防工作情況。

二、緊緊抓住要害、特殊崗位預防，帶動專項預防和個案預防取得成效。就農發行系統目前的情況看，應該把貸款準入、貸款投放、代理保險、財務費用審批、干部職工晉職晉級、后勤管理等要害崗位確定并且納入預防重點。隨著業務運行發展的特點，還要把那些沒有包攬的要害工作與事項及時納入預防重點。一是在貸款管理方面，要通過規范完善要害崗位的操作程序和規章制度，使貸款準入、貸款投放、代理保險等工作環節始終處于相關崗位人員的監督之下，抓好每項重要工作和重大事項的專項預防。二是在財務費用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現金、票證、電腦存款、財務費用審批、后勤管理、干部職工晉職晉級等要害崗位管理等方面的制度，特別是費用審批、重要空白憑證的領用、銷毀、登記方面的制度，對購物、基建等重要環節，實行采購、結帳、實物保管和發放等環節的分離，要加大對違規行為的處理力度，使嚴格按章辦事、按程序操作成為每位員工的自覺行動，確保各項制度建立不虛設，執行不走樣。三是要實行離崗休假制度、崗位輪換制度、稽核審計制度等，特別是對掌握實權的業務人員的監督。對問題突出的人員，不準其離任、調動，直至問題澄清。四是要搞好權力、崗位之間的相互制約，對重大的業務經營活動，如大額貸款、資金拆借、信用擔保和費用開支等，必須明確審批權限和辦事程序，經集體討論決定。五是對要害、特殊崗位的人員，要求逐人簽訂崗位承諾書，并且實行終身崗位責任追究。六是開展經常性的預防活動，在有關部門、客戶企業和社會各界聘請特邀預防人員，使之能夠超前發現職務犯罪隱患、問題和線索，并及時向農發行匯報職務犯罪隱患、問題和線索，對有關人員提出警告，使之盡快糾正，把職務犯罪消滅在萌芽階段。

三、推行集體、公開的述職述廉制度。集體的、公開的述職述廉就是領導干部（含內設部室中層干部）向全行述職述廉，每個職工（特別重要或要害崗位的職工）向全行述職述廉，這樣，有利于各個崗位的人員接受他人的監督和制約。目前，農發行的述職述廉僅限于行級（上層）領導干部，許多地方的基層農發行根本不重視職工（特別重要或要害崗位的職工）的述職述廉，一年到頭至多向職工要1份工作總結，而且對工作總結的內容也不作任何要求，職工對工作總結也是胡編亂造、應付了事，對于述職質量的好壞，沒有具體的管理人員去衡量、評價，更沒有開展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活動，這種做法，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職工（特別是重要或要害崗位的職工）的監督。筆者認為，基層行應該推行集體、公開的述職述廉制度，至少每半年開展1次，要求每個同志必須對各項工作完成情況、接受企業錢物情況、重要事項辦理情況、作風品行情況等向全行進行詳細的總結、匯報，并且邀請企業人員參加、評議，以接受群眾、特別是企業的檢舉、評議，強化監督、促進預防工作扎實有效開展。基層行及要害崗位人員的述職述廉總結、匯報應該上報上級行，并且經有關人員簽名，使其對總結、匯報的真實性負責。

四、改進用人機制、把好用人關。在干部（含內設部室中層干部）任用機制上要充分體現任人唯賢，推行公開選拔、競聘上崗的用人機制。特別是要重視考察干部的履責能力、責任意識、思想品行、生活作風，對履責能力、責任意識、政治覺悟、思想品德、生活作風較差的人員不予任用，或者將其調離重要崗位；特別是對本行多次發生犯罪案件（事件）或者自身有不潔現象的人員，要盡快調整工作崗位。要嚴格杜絕提拔履責能力、責任意識、政治品行差的人員，對工作屢犯錯誤或者連續2年排名倒數的人員，要予以及時審計、調整、免職，從根本上鏟除滋生職務犯罪的土壤。要加強對干部、職工８小時以外的管理，對發現染有黃、賭、毒惡習的害群之馬要清除出去，永不錄用，以保證農發行隊伍的純潔性和戰斗力。

五、狠抓督察，增強預防針對性。要圍繞既定目標和階段性重要工作，推進預防活動深入開展。基層行預防工作專干經常要對重點崗位人員、重要工作、可疑環節進行督促、檢查、排查，對重要工作督察后實行通報，對可疑情況要向行黨支部和有關部門報告，加大督察力度；基層行也可以定期邀請檢察院預防職務犯罪專業工作人員對本行工作“望聞問切”，從弱項入手強化管理；同時，要結合業務開展，不斷充實預防工作內容，研究預防措施，對苗頭性問題實行“提醒”制度，有方向、有重點提高預防效果。

六、加大宣傳和警示教育力度，營造社會化大預防良好氛圍。一是要注重政治理論、制度紀律、法紀法規學習教育，提高大家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覺悟，增強反腐倡廉、拒腐防變意識和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筑起堅實的思想防線。要引導干部職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做到敬業愛崗，忠于職守，清正廉潔，樂于奉獻。二是要執行“誡勉談話“制度，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對有關干部進行誡勉談話，力爭早日消除隱患。三要采取多種形式、多種方法，深入開展具有警示性的預防宣傳活動。要在全行辦公場所制作、懸掛預防職務犯罪宣傳牌。要把預防職務犯罪教育納入本行黨員干部教育培訓計劃，要堅持每年舉辦2--3次專題培訓，聘請檢察人員和主管領導講授職務犯罪預防方面的知識，了解職務犯罪的概念、危害、后果，了解掌握預防業務的基本要求和規定，特別是要利用身邊發生的案件（事件），常敲警鐘，防微杜漸，使大家從思想上重視和做好預防工作，達到少犯或不犯錯誤。四是要有目標的組織預防人員和黨員干部赴外地進行學習考察，以拓展預防工作視野，提高預防工作質量。

七、開展深層次的職務犯罪調查研究與經驗交流活動。針對農發行各個崗位的工作特點，結合容易發生職務犯罪的崗位工作及其實際，農發行預防人員應與當地紀檢、檢察、公安和法院等有關部門人員加強聯系與合作，每年要組織3--4次專題調研活動，撰寫出一批對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有指導價值的調研文章，使調研成果轉化為本行決策；同時，上級行每年要組織1--2次有相應規模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經驗交流活動，使基層農發行各行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實現信息共享，不斷提升預防工作質量。

長城網10月22日訊（實習記者 宿馨元 通訊員 劉云 張玉嵐）在“恪守檢察職業道德，促進公正廉潔執法”主題實踐活動和“兩反”教育的推動下，張北縣檢察院深入推行《自偵案件回訪制度》，努力提升自偵案件規范化建設縱深發展，促進檢察干警依法公正高效廉潔辦案，提高檢察公信力。

回訪制度規定了回訪目的、程序、方式、內容和責任措施。回訪實行每案“一卡、一表、一單、一檔”的“四個一”流程管理。“一卡”即回訪監督卡，“一表”即回訪登記表，“一單”即回訪結果報告單，“一檔”即每回訪一件案件建立一個檔案。

在回訪程序和期限上，規定“三個一”的工作模式。即結案后一周內回訪、對回訪中發現的問題一周內答復處理結果、回訪情況每月一通報。

回訪內容涵蓋了解辦案干警是否有收受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親友財物、宴請、索拿卡要等不廉潔行為；是否有冷硬橫推等作風粗暴行為；是否存在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黑案”的行為;是否有不遵守檢察職業道德、有損檢察機關形象的不規范行為等；了解人民群眾對案件的處理結果是否滿意，是否存在矛盾可能激化、引發涉檢訪甚至造成惡性事件的隱患等情形。

近日，該院紀檢監察室的同志已對2010年已辦結的9件自偵案件的嫌疑人、嫌疑人所在單位、嫌疑人家屬及相關證人進行了回訪，被訪人對該院的檢察干警執法執紀的滿意率為100%。

華聲法治在線訊（通訊員 向陽花）今年以來，湘潭縣人民檢察院推行全案回訪制度，紀檢監察部門對全院所辦結的案件一一進行回訪，了解干警是否文明辦案、依法辦案，當事人及社會各界對檢察機關的批評、意見和建議，從而促進公正廉潔執法。

堅持三個“明確”，讓全案回訪有章可循。明確回訪案件范圍。制度明確規定，回訪案件內容包括：偵查監督、公訴、監所檢察部門辦理的所有刑事案件，民事行政檢察部門辦理的民事行政申訴案件，控告申訴部門辦理的控告申訴、刑事賠償案件，反貪局、反瀆局所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上述案件按訴訟程序，從立案、逮捕、偵查終結到審查起訴階段，分別進行回訪。明確回訪對象。職務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近親屬、發案單位，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其監護人、近親屬，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訴、刑賠案件的當事人、申訴單位等等，都是回訪的對象。明確回訪方式與內容。采取直接走訪與電話回訪相結合方式進行回訪，詢問辦案人員工作作風、工作效率如何，是否文明規范、廉潔公正，辦案結果是否滿意，有無建議和意見。盡量與群眾直接交流，推行檢務透明，消除群眾誤解。

強調三個“規范”，讓全案回訪形成合力。規范回訪流程管理。在回訪中規范偵查、批捕、起訴環節聯系方式，全面收集回訪監督意見，有效減少被回訪對象厭煩情緒。將回訪信息流程化，實行一案一卡，按辦案程序交替回訪。特別是自偵案件，從立案起設立回訪信息卡，將采取強制措施、聘請辯護人、偵結等情況及時補錄，案件進入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環節，完善補錄了相關信息。規范回訪監督告知。對盜竊、尋釁滋事等涉及的被害人較多的刑事案件，辦案人員在送達委托訴訟代理人告知書時，告知全案回訪監督制度，方便回訪監督部門收集意見與建議，使案件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達到了更好的融合。規范信息交流平臺。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關押且提供的聯系信息不全的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刑事案件，由監所部門配合，采取提教方式聽取意見與建議。整合檢察資源，對被關押的人犯的投訴情況，及時反饋給監督部門或辦案科室，消除矛盾，化解不穩定因素。

做到三個“注重”，讓全案回訪取得實效。注重廉潔高效。針對職務犯罪案件立案、逮捕、偵結幾個環節進行回訪，與當事人及其近親屬溝通，消除誤解，化解不穩定因素，變事后監督為事前監督，促進廉潔高效執法。如在回訪涉嫌貪污犯罪的嫌疑人尹某某家屬時，家屬提出：什么時候可以結案，請求從輕處理。回訪人根據法律規定進行了詳盡的解答，將回訪意見反饋給反貪局，督促盡快結案。案件已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家屬表示滿意。注重社會效果。今年以來，該院適用刑事和解政策辦理刑事案件，回訪此類案件時，發現辦案人員講究辦案方法，最大限度兼顧各方面利益訴求。同時，發現群眾對刑事和解案件的辦理存在誤解，認為政法部門收了錢放人，沒有走完司法程序就把案件了結了。回訪人通過詳細解釋省檢察院出臺的《全省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辦理刑事案件的規定》，贏得了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注重服務意識。在回訪中了解到辦案干警能堅持打擊與保護并重、治理與服務并重、實體與程序并重，用語規范、舉止文明。如，立勝煤礦“1.5”礦難系列瀆職案件辦理后，及時走訪和電話回訪，犯罪嫌疑人家屬及所在單位對檢察機關辦案人員廉潔執法的情況給予充分肯定。

人民代表網消息（通訊員 劉振文 高 杰）今年以來，山東省樂陵市檢察院進一步加強了案件質量管理，經過辦案回訪監督、刑事和解回訪以及辦案部門個案回訪等環節，確保案件質量，穩固已化解的社會矛盾，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一是刑檢部門開展刑事和解回訪。出臺“刑事和解回訪制度”，開展廣泛的回訪活動。即刑事和解后，樂陵市檢察院還要對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進行一段時間的跟蹤服務，不僅關注執法的社會效果、案件處理的個案效果，而且關注被害人的心理恢復和犯罪嫌疑人的改過遷善。今年共對5起刑事和解案件進行了回訪，通過回訪進一步疏導、教育和督促加害人認識其行為的危害后果，改善因犯罪而破壞的社會關系。

二是檢務督察部門開展回訪監督。樂陵市檢察院紀檢監察部門以執法辦案環節為重點，通過走訪案發部門、電話回訪、QQ回訪等方式，抓好“一案三卡”回訪監督。今年以來通過對已偵查終結的4個涉案單位6名當事人進行了回訪，了解涉案單位對檢察機關執法工作作風的意見及案發單位生產、工作恢復情況，進一步提升了檢察機關的執法公信力。三是辦案部門開展個案回訪。業務部門對辦理的存在有引發矛盾糾紛的案件，及時開展回訪，了解案件處理后的態勢，開展說理答疑，進行法制教育，消除矛盾糾紛苗頭。如今年5月初，民行部門對辦理的某企業貨款糾紛一案進行了回訪，在回訪中辦案干警積極幫助該企業解決困難，受到了廣泛好評。

回訪中，人民監督員與紀檢監察部門及檢務督察部門工作人員采取事前不打招呼，直接到發案單位召集有關人員召開座談會、與犯罪嫌疑人及其親屬見面會談的方式，深入了解辦案人員在執法執紀方面的情況，面對面聽取他們對檢察機關執法辦案的意見和建議，并當場填寫了案件回訪監督卡。回訪結果表明，沂水縣檢察院今年所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全部履行了權利告知及其他有關手續，辦案人員均做到了文明執法，秉公辦案，沒有超期羈押、違法扣押、凍結款物、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貪贓枉法等違法情形。被回訪單位、犯罪嫌疑人及其親屬對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案、廉潔文明執法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參與回訪的人民監督員認為，人民監督員參與職務犯罪案件回訪，消除了被回訪人員直接面對檢察人員不敢反映真實想法的思想顧慮，有利于發現檢察機關辦案人員的違法違紀苗頭，維護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自偵案件質量，提升檢察人員素質，進一步樹立起檢察機關良好的社會形象。

談建立檢察回訪制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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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許多信訪部門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按照有關規定和程序處理后,就不再過問。筆者認為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應及時了解有關部門處理和解決問題的具體結果,對沒有處理的,應予以督辦。這種通過回訪制度處理信訪問題的方式是控申做好信訪工作新的重要手段。

一、檢察機關回訪案件的范圍及內容

檢察機關應選擇重點案件進行跟蹤回訪。重點案件的范圍包括:自行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不捕、不訴、捕后不訴和無罪判決案件;撤回起訴退回公安機關撤銷或作治安處理的案件;案件當事人長期上訪、纏訴不息的案件;群眾舉報辦案人員有違法違紀問題的案件;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各界關注的案件;超期羈押或超辦案期限的案件。

回訪的主要內容應包括:對于檢察機關自偵部門辦理的案件控告、申訴人對于查處結果及處理情況是否滿意;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是否有違反高檢院“九條禁令”和“十不準”的規定,因此而引發的控告、申訴人長期上訪的;是否有因辦案人員執法不公、執法不嚴、徇私枉法等濫用職權而造成控告、申訴人上訪的;對于原不屬于檢察機關管轄的案件,給予答復后,上訪人仍繼續上訪的。

二、回訪制度的作用

一是轉變了工作作風,密切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信訪部門不僅要按照有關規定和程序進行處理,還要把群眾反映的問題放在心上,通過回訪等方法,直接與反映問題的群眾進行對話,更加直接地了解群眾的困難和要求。

二是推動了群眾反映問題的有效解決。對可以解決的問題進行回訪,就可以檢驗有關部門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是否做到熱情受理,并妥善進行處理。對群眾反映的無法解決的問題,看是否做到了有理有據,使上訪人受到教育,息訴停訪。對有的不能馬上解決的問題要耐心講明道理,講清政策、法律,最終問題得以解決。

三是規范了信訪行政行為,杜絕了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現象,把工作抓實、抓牢。

三、回訪的方式

回訪案件應采取走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發征求意見函、實地調查及電話詢問等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廣泛收集信息,全方位、多層次地對辦案及上訪人反映的情況進行了解。

1、建立和完善臺賬資料。

2、定期組織召開不同對象參加的征求意見座談會。一是由縣委、人大、政法委、法院、紀檢、司法、政協等部門領導參加的征求意見座談會。二是對于本院自偵部門辦理案件的發案單位代表征求意見座談會。三是被告人及其親屬代表征求意見座談會。四是申訴人及其親屬代表征求意見座談會。

3、對一些多次上訪的應予以關注,可通過電話詢問等方式對其實施回訪,防止越級上訪案的發生。

4、控申部門應與紀檢、監察等部門加強聯系,主動深入到各部門了解情況,聽取對有關案件的處理情況。對有爭議的案件應進行回訪。

第四篇：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

典型案件通報制度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切實發揮典型案件的警示作用，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筑牢黨紀國法和思想道德防線，增強遵紀守法的自覺性，結合我局實際，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 典型案件通報是指在違法違紀案件查辦完結后，各級紀檢監察組織以案為鑒，通過對典型案件成因的分析，掌握案件發生的主客觀因素，開展的帶有剖析、反思、總結性質的通報工作，以此警醒廣大黨員干部始終保持清醒頭腦，防止類似案件的再次發生。

第三條 案件通報以事實為依據，以公平、公正、公開為原則。

第二章 通報主體和對象、范圍

第四條 案件通報的實施主體為紀檢監察組織。第五條 案件通報的對象為機關干部職工。

第六條 案件通報的范圍為：黨員干部嚴重違紀、有代表性的案件；案值較大的窩案、串案等經濟案件；頂風違紀典型案件；違反效能建設有較大影響的案件；社會關注度高的熱點案件；其他具有典型教育意義的案件。

第三章 通報層次、方式及內容第七條 根據案情實際和警示教育的需要，案件通報形式分為二種：在案發單位或系統內部通報，向社會公眾通報。第八條 在案發單位、系統內部通報的，可分別采用發文或會議通報方式，具體通報內容是案件概要和查處的結果，案發的原因和應汲取的教訓，包括被查處人的思想、作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案發單位制度與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及相應的整改措施等。在社會公眾中通報的，采用新聞媒體通報等方式。具體通報內容是案件概要和查處的結果。第四章 通報的審批程序、時限和要求

第九條 通報的案件，確定通報方式、層次、時間，形成通報材料，提交黨組會議討論審定后予以通報，最后由辦公室負責印發通報文件。

第十條 案件通報時限分為定時通報和適時通報兩種，原則上一般在案件辦結后進行通報，同時根據案件性質和工作需要，擇機適時通報。

第十一條 案發單位應在案件通報后的十五個工作日內，根據通報意見，將整改計劃、措施報告，整改結束后以書面形式報告落實情況。逾期未能落實到位的，應書面說明理由。第十二條 凡涉及黨和國家重要機密的內容，不得通報。對有專門要求的重大案件內容應根據需要，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方式，在一定層次、一定范圍內通報。

第五篇：職務犯罪典型案例集

職務犯罪典型案例集

案例一：徐蔚南貪污案

（一）案情：

被告人：徐蔚南，男，53歲，上海市人，大專文化，原系中國廈門儀器儀表有限公司（國有企業）財務部經理、總會計師，住福建省廈門市湖濱中路89號801室，1997年11月21日被逮捕。

被告人徐蔚南于1988年經由廈門市人事局調入中國廈門儀器儀表公司擔任公司財務部經理。1993年，被告人所在公司為發放“超產獎”而決定非法套取現金。同年7月至1994年5月，被告人徐蔚南分七次將公司的人民幣83萬元轉帳到廈門市五交化公司門市部的銀行戶頭，爾后五交化公司門市部在扣除1.5％的手續費后，以虛開購貨發票的方法向儀器儀表公司返還現金人民幣817550元。被告人徐蔚南在收取現金后，向本公司謊稱支付的手續費比例為5％，只將788500元交回公司，從而截留了人民幣29050元，并占為己有。

1994年12月至1995年8月間，被告人徐蔚南在經辦所在公司養老基金保險手續時，收取了中保人壽保險公司廈門市分公司給付的手續費共計人民幣12307.39元，徐蔚南將其中的人民幣9000余元占為己有。

經群眾舉報，檢察機關偵查，徐蔚南被查獲歸案。案發后，徐蔚南能如實供述事實，認罪態度尚好，并退出全部贓款。

（二）審判：

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徐蔚南犯貪污罪向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無異議，但提出其收受保險公司支付的手續費不是貪污行為。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徐蔚南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資格，其侵吞企業財產的行為不構成貪污罪，而應以職務侵占罪定性；保險公司支付被告人的手續費系保險公司依照有關文件合法給付經辦保險投保手續代辦員的勞務費用，被告人收取該項勞務費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辯護人同時請求法庭考慮到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且年紀較大等情節，對被告人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徐蔚南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竟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取私自截留公款等手段，侵吞國有財產，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經辦理干部調動手續進入國有公司工作并在該公司行使管理職權，其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明確，辯護人關于被告人不具備貪污罪主體資格的意見，于法無據，不予采納。同時，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關于被告人將保險公司支付的手續費占為己有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意見，于法無據，亦不予支持。鑒于被告人在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認罪態度尚好，且能如數退還贓款等情節，可以對其酌情從輕處罰，但對辯護人請求宣告緩刑的意見不予采納。追繳在案的贓款應依法予以沒收。據此，該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于1998年6月2日作出（1998）開刑初字第129號刑事判決如下：

1.被告人徐蔚南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2.追繳在案的贓款人民幣三萬八千零五十元予以沒收。

一審判決后，徐蔚南不服，上訴稱：收取保險公司的9000元手續費不構成貪污罪；坦白認罪態度好，已全部退贓；請求宣告緩刑。其辯護人以同樣的理由辯護，并提出徐蔚南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查明，原判認定上訴人徐蔚南貪污公司公款29050元的犯罪事實，有證人證言、有關書證及追繳在案的贓款等證據在案佐證，上訴人亦供認不諱，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但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徐蔚南收受保險公司支付的手續費9000余元予以占有構成貪污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認定。

該院認為：上訴人徐蔚南經辦理干部調動手續而擔任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竟利用職務便利，私自截留公款29050元并占為己有，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原判定性準確。對于上訴人將保險公司支付的代辦手續費占為己有一節，考慮到上訴人在此行為實施中的具體情節，原判以貪污定性不當，應予糾正。鑒于上訴人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坦白認罪態度尚好，并已退出全部贓款以及考慮到上訴人所在單位廈門儀器儀表有限公司提出愿意監管等情況，依法可以對上訴人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上訴人及其辯護人關于不是貪污保險代辦手續費以及要求從輕處罰的意見，予以采納。另辯護人提出關于上訴人不具備貪污罪主體資格的辯護意見與事實不符，不能采納。據此，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條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于1998年11月18日作出刑事判決如下：

（1）撤銷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法院（1998）開刑初字第129號刑事判決；

（2）上訴人徐蔚南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

（3）隨案移送的贓款人民幣三萬八千零五十元中的二萬九千零五十元予以沒收，其余的九千元交由中國廈門儀器儀表有限公司予以處理。

（三）評析：

本案對被告人徐蔚南截留公款29050元的行為以貪污定罪明確，不存在分歧意見。爭論焦點在于徐蔚南占有的9000元保險代辦手續費如何定性，對此形成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定貪污罪。理由是：徐蔚南是以公司的名義代辦保險，投保的錢是公司的公款，而保險手續費是基于保險業務才產生的，徐蔚南作為財務經理，受公司指派辦理保險手續，該行為屬職務行為。因此其收受的手續費應交給單位，屬公司所有；徐將應當歸公司所有的手續費占為己有，應以貪污定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定受賄罪。理由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本案徐蔚南作為財務經理，受公司指派辦理保險業務，收取保險代辦手續費，應以受賄定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不宜定罪。理由是：（1）徐蔚南的主觀犯意不明確。因保險公司在支付手續費時，聲稱徐蔚南屬兼職保險代辦員，它是依照財政部《國營保險業務支付委托代辦手續費管理暫行辦法》及行業慣例向徐個人支付的合法的勞務報酬，從而使徐蔚南主觀上產生重大誤解，不清楚手續費的性質，誤認為個人可以合法占有該手續費，故其是否就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犯意不明確，因而不宜定罪。（2）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保險市場不規范，有關法律不明確，保險公司為了業務上的競爭向有關單位的保險經辦人支付代辦手續費，因而徐蔚南在客觀方面有受保險公司的這一行為的誤導，所以對其亦不宜定罪。當然，徐蔚南在無充分理由可以收受手續費的情況下仍然收受并占為己有，可以認定其行為違反財經紀律，其占有的手續費屬非法所得，應予沒收。（3）從辦案的社會效果考慮，若一味追究徐的刑事責任社會效果可能不太好。當時，保險公司向保險經辦人支付代辦手續費的情況比較普遍，且有許多單位的經辦人收取手續費后并未向單位匯報而擅自占為己有，若要追究，則牽涉面廣。綜上所述，徐蔚南主觀上對手續費的性質存在重大誤解，客觀上又受到保險公司的誤導，所以對其占有該9000元的保險代辦手續費不宜定罪，二審據此作出改判。

考慮到保險公司向有關單位的保險經辦人支付代辦手續費的問題涉及面廣，以及辦案的社會效果，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其他辦案單位進行協商，認為對此行為不宜定罪追究。該院并向中國人民銀行廈門分行發出司法建議書，以加強對有關單位的財務管理，避免類似情況的發生。案例二：在國有公司轉制期間受賄如何認定罪名

（一）案情：

劉某系某國有房地產公司經營部經理。2000年6月，該公司進行了增資擴股，新股東由9家企業組成，其中3家為非國有企業，并于2000年6月23日召開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了董事會與監事會。2000年10月19日，工商部門核發了該公司變更后的營業執照。劉某在此期間繼續擔任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部經理，并于2000年8月至9月間先后兩次收受某裝潢公司經理鄧某人民幣11萬余元，并利用其職務便利將公司某公寓裝修業務交給鄧某所在裝潢公司。

（二）分歧意見：

本案中，劉某的行為顯然已構成受賄事實，但在究竟是定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還是受賄罪存有爭議。

第一種觀點認為，劉某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認定，構成受賄罪，因為改制后的公司工商登記的日期為2000年11月19日，被告人犯罪行為在工商登記日期之前，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仍然成立。

第二種觀點認為，劉某應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論處，因為公司的改制已在2000年6月23日股東大會召開后實際完成，此時被告人的身份已隨公司的實際轉制而變為公司、企業人員。

（三）評析：

本案爭議的關鍵在于如何確定國有公司、企業轉制為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時間界線。

根據我國的公司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依次涉及到四個時間：一是有權國家機關正式批準轉制的時間；二是其他非國有資產注資到位的時間；三是召開公司股東大會選出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的時間；四是公司登記機關核準登記后公司營業執照的簽發日期。從司法實踐來看，對將哪一個時間確定為刑法意義上的公司轉制時間，意見不一，而這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意義重大。

筆者認為，第一個時間標準即有權國家機關正式批準轉制的時間顯然過早。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財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中明確指出：“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對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這一司法解釋的規定與精神無法適用于此時間標準。因為批準轉制后，國有公司、企業中原來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中，尚無法區分“原國有單位委派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與“非受委派仍然從事管理的人員”，更談不上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事實上可能導致將國家工作人員犯罪作為非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處理，輕縱犯罪。

第二個時間標準除同樣存在上述問題外，還存在其他一些操作上的困難。因為非國有資產注資到位往往存在一個時間段，在最終所有股款繳足后，須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并出具證明方可召開股東大會。在這個時間段內，存在部分非國有資產實際到位的問題，那么究竟是以驗資機構出具驗資證明為標準，還是以非國有資產部分到位為標準？在實踐中容易造成操作上的混亂。

第四個時間標準也存在如下問題：因為公司登記機關可能會作出予以登記或者不予登記的決定，而依據此標準，如果公司登記機關不予以登記則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犯罪，予以登記則認定為公司、企業人員犯罪。顯然，刑法此時對前述行為所進行的評價，其犯罪構成實際上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之中，從而違背刑法不對不確定性行為進行評價的原則。同時，由于尚難以肯定公司登記機關是否予以登記，似乎要等到登記結果出來后才能最后確定案件的性質，從而影響了嚴肅執法。

因此，筆者贊成第三個時間標準，即以召開公司股東大會選出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的時間為準。行為人在此之前實施的侵害公司利益的行為，以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處理；在此之后實施的侵害公司利益的行為，以公司、企業人員犯罪處理。這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在司法實踐中也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本案中劉某的行為應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論處。

案例三：國有控股公司中主體身份應如何認定

（一）案情：

被告人劉某原系某國有企業的副經理，2001年，該企業轉制上市，成為國有資本控股的某股份有限公司。當年，某省國資局向該公司股東會推薦劉某擔任公司董事，經選舉，劉某當選為董事。2002年，該公司在向外招聘總經理未果的情形下，經董事會研究決定，聘劉某為公司總經理。劉某利用擔任公司董事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20余萬元，同時他還利用擔任總經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財產10萬余元。被告人王某原系上述國有企業某市分公司經理，企業轉制后，經劉某的提名，其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任命為某市分公司經理。王某利用擔任分公司經理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30余萬元。本案在審理中，對于被告人劉某與王某的主體身份和構成何罪的認定，存在不同的意見。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刑法第93條第2項所稱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在國有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而國有公司包括國有獨資公司和國有資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劉某與王某均在國有資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擔任領導職務，負有管理職責，都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劉某非法收受他人錢財和侵吞公司財產行為分別構成受賄罪和貪污罪，王某非法收受他人錢財和行為構成受賄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國有公司的國家工作人員只能是國有獨資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中只有受國家機關、國有獨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才是國家工作人員。劉某非法收受他人錢財的行為與其委派的職務有關，構成受賄罪，其侵吞公司財產的行為與其委派的職務無關，構成職務侵占罪。王某的職務是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所任命，其未受國家有關單位的委派，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其非法收受他人錢財的行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基本同意第二種意見，主要分歧在于對“委派”的理解不同。他們認為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只能是基于國家機關、國有獨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任命到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劉某擔任董事，某省國資局只是作了向公司股東會推薦，最終的成功是股東會選舉的結果，因此其不屬于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劉某的行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和職務侵占罪，王某的行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三）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以下是詳細闡述：

一、國有公司的國家工作人員只能是國有獨資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中只有受國家機關、國有獨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才是國家工作人員。因為，在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中畢竟包含著民間資本，也就有代表民間資本的人員和從社會招聘的人員參與公司管理。這些人員不受制于國家的意志，不代表國家的利益，他們行使的權力并不淵源于國家，也不以國家名義參加管理，這就很難將他們與國家工作人員連在一起。如果將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所有從事經營、管理的人員都視為國家工作人員，不僅與他們真正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義務不符，也與打擊貪污賄賂犯罪為維護公職行為的廉潔性的目標不符。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5月22日《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財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明確指出：“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對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已有，數額較大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二、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既包括只能是基于國家機關、國有獨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任命到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也包括向這些公司推薦經選舉的從事公務人員。推薦經選舉的從事公務人員和任命從事公務人員一樣要受制于國家的意志，代表國家的利益，他們行使的權力淵源于國家，以國家名義參加管理，所以，他們都應視為國家工作人員。況且，現代公司的有關管理人員都是要經一定的程序產生，代表國家從事公務的人員要進入公司也不例外，向公司推薦自已的公務人員應當是國家有關單位委派的最主要形式。本案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經公司董事會任命的管理人員，如本案中的分公司經理王某是否國家工作人員。有人認為如果他是由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會成員提名而被任命的，應視為受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筆者認為委派是一種單位、集體行為，不是個人行為，并且是要直接淵源于國家有關單位的行為，反映的是國家有關單位的意志，而且委派是從一個單位派到另外一個單位，與公司自主進行人事任命有著根本不同，因此委派的主體是國家有關單位而不是董事會里代表國家利益的全體或個別成員。如果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會成員的提名是在國家有關單位作出決定的基礎上接受委托、授權提名，那被提名人可視為受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如果是該董事會代表國家利益的成員個人或由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成員集體基于其自身職權為經營管理需要而提名，被提名人不應視為受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本案中的分公司經理王某盡管是由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會成員的提名而得到董事會的任命，但該提名不是來自國資局的決定也沒有國資局的委托、授權，王某不應視為國家工作人員。

三、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實施了侵犯公司利益的行為，要認定其是否是國家工作人員，還要看其行為是否與委派的職務有關。劉某利用擔任公司董事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20余萬元的行為應認定為受賄罪，因為其行為與其委派的職務有關，有損于國家委派的公務行為的廉潔性。而他利用擔任總經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財產10萬余元的行為則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因為總經理不是基于國家有關單位的決定委派的，所以盡管其是由國有資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任命的，但正如我們前面分析，該董事會不能等同于國家有關單位，未經國家有關單位決定并委托、授權的任命行為不是委派行為，而是該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事管理行為。因此，其行為應認為并沒有損害公務廉潔性的行為而只是侵犯公司財產權的行為，當然應定為職務侵占罪。

綜上所述，被告人劉某基于國資局推薦擔任國有控股公司董事，應視為受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利用擔任公司董事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20余萬元的行為應認定為受賄罪。劉某經公司董事會研究決定被聘為公司總經理，此時身份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其利用擔任總經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財產10萬余元的行為則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被告人王某盡管是由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會成員的提名而得到董事會的任命，但該提名不是來自國資局的決定也沒有國資局的委托、授權，王某不應視為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利用擔任分公司經理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30余萬元的行為應認定為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案例四：國企改制后非“委派”人員是否為國家工作人員——上海鐵路中院裁定蔣建平公司、企業人員受賄案

（一）裁判要旨：

國有公司整體轉制為國有控股公司后，原來承擔一定技術管理職責、從事一定公務的人員，即使崗位未變，但由于單位的性質發生變化，不再具有受特定機關委派關系，不應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案情：

杭州神龍鐵道工程公司（以下簡稱神龍公司）原是杭州鐵路分局的下屬基層單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蔣建平在該公司的莫干山分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2003年8月，根據鐵道部和上海鐵路局的有關規定，神龍公司將其資產作為杭州鐵路分局經營總公司（以下簡稱經營總公司）的出資，加上其他5家公司共同出資成立浙江鐵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鐵道公司），改制為有集體經濟參股的國有控股公司，其中國有資本占92.4%股份，非國有資本占7.6%股份。蔣建平擔任鐵道公司線橋分公司助理工程師，但簽訂了變更聘任勞動合同。2004年8月，蔣建平經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討論決定，聘任為鐵道公司線橋分公司副經理，全面負責該分公司工作。2004年12月至2005年底，蔣建平利用職務便利，先后4次收受本公司委托工程的包工頭宣能章、應忠平、陶水龍所送的賄賂，共計人民幣6.8萬元，并為其謀取利益。

（二）裁判：

杭州鐵路運輸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蔣建平作為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6.8萬元，數額較大，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鑒于蔣建平具有自首、立功情節，依法予以從輕處罰。故判處被告人蔣建平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一審判決后，檢察機關提出抗訴，認為在企業改制的過程中，蔣建平與公司雖然簽訂了變更勞動合同書，其原來的權利、義務繼續履行，其在原神龍公司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不因公司的改制而發生變化。鐵道公司在實際經營活動中明顯留有鐵路企業所具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痕跡，經營總公司實質是鐵道公司的上級主管單位，黨政聯席會議的成員均由經營總公司委派，其實質是代表國家在國有控股公司中管理國有資產的組織。蔣建平是國有企業委派到國有控股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其行為應當構成受賄罪。

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審理認為，蔣建平在原神龍公司莫干山分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由于原神龍公司的國有性質，決定了蔣建平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神龍公司改制為鐵道公司后，鐵道公司系國有資本控股的非國有公司，蔣建平在鐵道公司繼續擔任助理工程師，雖然蔣與鐵道公司只簽訂了勞動合同變更書，但由于勞動合同的主體以及公司性質發生變化，其權利義務亦發生了本質變化。作為非國有公司內的技術人員，蔣建平不具有監督、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其身份轉變為非國家工作人員。抗訴機關提出的蔣建平原有的國有資產管理的主體身份在公司改制后并未解除而是延續的意見不能成立，蔣建平經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討論決定擔任分公司副經理職務，屬于鐵道公司中層領導。根據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以外，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本案中，神龍公司改制后，鐵道公司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開展了經營活動。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的成員由國有公司經營總公司委派，其性質是鐵道公司總經理按公司章程組織的處理公司日常經營事務的內部經營管理機構。黨政聯席會議對于中層領導的任命決定屬于企業內部事務，人事任免手續由公司辦理，不需要得到出資主體即國有企業的批準。上述情況得到了相關證據證實。因此，抗訴機關提出的黨政聯席會議對蔣建平職務的任命決定可視為國有公司、企業的委任、派遣的意見亦不能成立。

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認為，原審被告人蔣建平作為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幣6.8萬元，數額較大，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原判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三）評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蔣建平在公司中的身份，在公司改制前后有無延續性？二是蔣建平被任命為鐵道公司線橋分公司副經理，是否為國有公司的委派？

一、蔣建平的身份在改制后已轉變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原神龍公司屬于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蔣建平在原神龍公司莫干山分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這一技術管理崗位，具有一定的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從而具有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通過改制成立的鐵道公司，屬于國家控股公司。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劃分企業登記注冊類型的規定》第三條的規定：國有企業是指企業全部資產歸國家所有。國家控股的公司作為國家對企業的一種控制模式，由于有非國有成分的注入，國有控股公司的資產所有權不再全部屬于國家，屬于非國有公司。本案中，蔣建平雖然只與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變更書，但由于勞動合同的主體發生變化，以及公司性質發生改變，其權利義務亦發生了本質變化。根據《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員中，除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外，不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因此，公司轉制后，雖然蔣建平仍然擔任助理工程師，但其身份已轉變為非國家工作人員。

二、蔣建平的任命不屬刑法規定的“委派”。委派的實質是被委派人代表委派人履行監督管理職責，不管被委派人原先具有什么身份，只要經過原國有企業委派，擔任一定職務，具有監督管理職權，就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是公司的權力機關，決定包括公司的分立、合并，以及任免總經理、副總經理等企業負責人等重大事項。鐵道公司的黨政聯席會議成員由經營總公司推薦，再經董事會討論決定，符合刑法規定的委派。蔣建平的分公司副經理職務是由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討論決定的。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是在董事會領導下，處理公司日常經營事務的一個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機構，主要負責組織實施董事會決議以及聘任或解聘除應由董事會任命以外的管理人員、工作人員等事項，并對公司董事會負責。黨政聯席會議對于中層領導任命的決定屬于企業內部事務，人事任免手續由公司辦理，并通過公司內部建立的管理制度對其進行監督和制約，不需要得到出資主體即國有企業的批準。因此，黨政聯席會議對蔣建平的任命在性質上不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委派。而且蔣建平也并不代表原國有企業經營總公司，在鐵道公司中履行監督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他的管理行為僅對鐵道公司負責，即蔣建平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案例五：把國有公司資金借給他人注冊登記如何定性

（一）案情：

李老三（化名）系河南省鄭州市某國有公司經理。今年２月，他的兩個朋友陳某和王某想在市內注冊開辦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由于開辦此類公司最低需要注冊驗資資金50萬元，而他們僅能籌集到20萬元，相差30萬元，怎么辦吶？二人正在畏難時突然想起了李老三。于是，他們便去找李老三幫忙。礙于朋友面子的李老三聽了陳某和王某的請求，立即指示公司財務人員將其公司資金30萬元打入陳某和王某的賬戶上。陳某和王某收到這30萬元后，即到工商部門順利通過注冊驗資。騙過工商部門１０日后，陳某、王某即來了一個“金蟬脫殼計”將李老三挪用給他們的30萬元又抽出來歸還了對方。

（二）定性時的爭論

分歧：

針對李某的行為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不構成挪用公款罪。其理由是：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構成挪用公款罪在客觀方面具有三種情形：一是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３個月不歸還；二是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三是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然而，本案中的情況似乎與上述法律規定不符：首先，李老三挪用公款數額達30萬元雖然屬于數額較大，但是，這30萬元在挪用１０日內已歸還到公司，不屬于上述法律規定的第一種情形；其次，李老三挪用公款數額雖達30萬元，符合數額較大標準，但其將款挪給他人作開辦公司時的注冊資金了，并沒有讓他人將這30萬元作為經營資本，不屬于營利活動，因此，也不符合第二種情形；再次，正是李老三將這30萬元挪給他人作為了開辦公司驗資資金，并不是用于他人從事非法活動，所以，更不符合第三種情形。基于此，這種意見認為李某不構成挪用公款罪。

而另一種意見認為：對于李老三動用公司這30萬元給陳某、王某注冊登記房地產開發公司作驗資資金的行為，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其行為構成了挪用公款罪。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陳某、王某注冊登記公司的行為，屬于營利活動。刑法關于挪用公款罪中所稱營利活動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的為法律所允許的一切經營活動。例如將挪用公款作為資本，從事生產、經商、投資、入股分紅、存入銀行、借給他人獲利、償還因經商欠下的債務、申請辦理營業執照等為營利活動服務的活動，都屬這種情況。注冊驗資就是為了辦理營業執照，為營利活動做準備，屬于為營利活動服務的活動內容。挪用公款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注冊驗資是一種觸犯刑律的營利活動，刑法對進行營利活動這種情況只規定了挪用公款 “數額較大”就構成了犯罪，至于挪用的時間長短，不影響挪用公款罪的成立，只是在量刑時作為一定的酌情情節予以考慮。

其次，陳某、王某這種注冊登記成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行為，構成虛報注冊資金罪，理所當然也屬于非法活動。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虛報注冊資金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申請公司登記的自然人或單位使用虛假證明文件或者采用其他欺詐手段虛報注冊資本，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登記，虛報注冊資本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從本案看，陳某、王某串通李老三虛報了注冊資金30萬元，騙取了公司登記主管部門的認可，達到了登記開辦公司之目的。陳某、王某的這些行為符合虛報注冊資金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構成該罪。但是，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這種情況的犯罪如果與其他罪行有牽連的話，應按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從另一角度看，本案的李老三主觀上對陳某、王某將本不屬于他們所有的資金30萬元虛報并實施騙取公司登記主管部門注冊登記行為是明知的，客觀上有將國有公司的30萬元資金挪給陳某、王某個人使用的行為。因此，從這一點上看，李老三的行為也符合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界定，所以，仍然構成了挪用公款罪。

（三）裁判要點：

本案經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李老三構成挪用公款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

（四）評析：

（一）關于挪用公款罪

我國刑法第384條規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行為。根據上述概念，構成挪用公款罪的要件是：

犯罪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既侵犯了公共財產的所有權，也侵犯了國家的財經管理制度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

挪用公款罪主體為特殊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

挪用公款罪在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作他用，目的在于以非法取得對公款的使用權來獲取公款帶來的收益或滿足個人利益的某種需要，過失或間接故意不構成本罪。

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的行為。這種行為的具體表現正像上述所講的包括三層意思：即一是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是指用于個人消費，而不是用于非法活動或者營利活動，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給其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給私有公司、私有企業使用的也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是指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如走私、賭博等。二是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進行營利活動”，是指進行經商辦企業、存入銀行，集資、投資股市、購買國債、放貸等經營性活動。三是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如果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雖然超過三個月但在案發前已全部歸還本息的，一般可不作為犯罪處理，由主管部門按政紀處理。

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構成犯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挪用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災款物歸個人使用的，從重處罰。第一百八十五條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或者客戶資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國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和國有金融機構委派到非國有金融機構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二百七十二條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的，或者數額較大不退還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立案標準規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1、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在五千元至一萬元以上，進行非法活動的；

2、挪用公款數額在一萬元至三萬元以上，歸個人進行營利活動的；

3、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在一萬元至三萬元以上，超過三個月未還的。各省級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在上述數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并報最高人民檢察院備案。

（二）虛報注冊資本罪的含義

虛報注冊資本罪，是指公司在申請登記時，使用虛假證明或者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詐手段虛報注冊資本，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登記的行為。虛報注冊資本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構成本罪。

注冊資本，是指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實際繳納的出資總額。他是股東的貨幣出資和實物、工業產權和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轉讓等作價出資的總和。依照《公司法》的規定：

一、以生產經營和商品批發為主的注冊資本最低額為五十萬元；

二、以商業零售為主的有限責任公司注冊最低額為三十萬元；

三、科技開發、咨詢、服務性的，注冊資本最低額為十萬元；

四、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額為一千萬元。

虛假的證明或文件，是指公司登記時公司登記機關要求公司提交的有關公司成立、資本到位等的法律文書，是申請登記的公司偽造或者不真實的文件。其他欺詐手段，是指采用虛假證明或者文件以外的其他方法、手段。

虛報注冊資本，是指公司登記時的注冊資本低于《公司法》規定的最低數額而謊報已達到規定的最低注冊資本額。

虛報注冊資本罪有如下特征：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必須是申報公司登記的公司或者個人。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即申請登記的公司或者個人，以虛假的證明和文件，虛報的注冊資本騙取公司登記機關，達到其批準登記的目的。過失不構成本罪。本罪侵犯的客體是法律對公司注冊資本額的法定規定，破壞公司登記管理制度。本罪在客觀上的表現為：

1、使用虛假的證明和文件；

2、虛報注冊資本；

3、騙取公司登記機關的許可而達到公司登記的目的。

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虛報注冊資本達到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處或者單處虛報注冊資本1%以上5%以下罰金。

單位犯本罪，對單位處罰金，并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按上述標準處罰。

（三）為何以牽連犯對本案處理

我國刑法上的牽連犯，是指以實施某一犯罪為目的，其方法或結果又觸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態。其基本特征是：（1）必須具備兩個以上的犯罪行為，并且這些行為在形式上均可獨立的構成犯罪。（2）數行為必須是觸犯了不同的罪名。（3）數行為必須具備牽連關系，并呈現出數行為之間的主從關系。（4）數行為必須發生在為實現本罪的客觀要件方面的犯罪構成過程中。也就是說，牽連犯不論同時觸犯幾個罪名，其主觀上卻是為了實現主罪或本罪的犯罪目的，客觀上是為了實現主罪或本罪的犯罪行為的。從本案中看，李老三挪用公款的主觀故意和目的，是私自把公款交給朋友注冊開辦房地產開發公司的，但在其朋友注冊過程中，李老三又明明知道他們搞得是虛報注冊資本，卻不阻止、不舉報，與朋友同流合污，騙取工商驗資注冊部門，這樣，李老三前后在這一問題上有兩種行為相牽連，同時都觸犯了刑律：即不但犯了挪用公款罪，而且，又犯了虛報注冊資本罪。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吶？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處罰 “牽連犯”一般實行的是“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即同時所犯的數罪中，哪個罪處罰的最重，就以哪個罪定罪處罰。本案中，挪用公款罪最高刑為無期徒刑，而虛報注冊資本罪的最高刑只有三年，因此，本案以挪用公款罪追究被告人李老三的刑事責任是正確的。

被告人李老三的刑事責任是正確的。

案例六： 單位受賄罪怎么確定責任？

（一）案情：

公訴機關：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王大玲

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初，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利用把本單位上南路綜合樓土建、水電安裝工程發包給上海南匯建生建筑有限公司承建之便，由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王大玲同意，以單位名義收受對方聯系人張國民所送賄賂款計人民幣二十三萬元，并由王大玲決定，將其中十三萬元作為獎金發放給公司職工，另十萬元用于公司其它有關費用開支。

上述事實，有證人徐偉、張國民關于經王大玲同意，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收受二十三萬元賄賂的證言；證人張怡秋等關于經王大玲決定，將其中十三萬元在公司內部私分，余十萬元沖轉公司成本的證言為證。另有公司有關帳冊、司法審計報告、工程承包合同等佐證，經庭審查證屬實，證據確鑿充分，被告人王大玲亦供認不諱，足以認定。至于企業經濟性質，有工商機關核發的經濟性質為全民所有制的法人營業執照為證，證人錢岳金等對公司資金來源亦提供了佐證，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的質疑，沒有理由，不予支持。

（二）裁判要點：

法院認為，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非法收受他人錢款，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已構成單位受賄罪。因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已解散，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王大玲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鑒于案發后王大玲認罪態度較好，酌情從輕處罰。鑒于修改后的刑法與原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的處刑相同，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規定的有關決定處罰。

為維護國有企業的正常管理活動，打擊貪污賄賂犯罪，依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六條、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王大玲犯單位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三）爭議焦點：

本案的被告人接受賄賂的行為為什么成立單位受賄罪？

（四）法理評析：

關于本案，需要了解的中心事實就是單位受賄罪。總體說來，單位受賄罪是受賄罪的一種特殊形態。我國法律特別規定單位受賄罪是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或者在經濟往來中，在帳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手續費的行為。由此定義可知，它區別于一般受賄罪的條件是主體限定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組織體。

該罪具有兩個特征，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單位都能成立單位受賄罪；二是在客觀方面的表現不同于一般受賄罪。

下面，我們從單位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來分析：

首先犯罪主體必須是一個單位與另外一個以上的單位或者自然人。在單位受賄罪共同犯罪中，作為主犯的單位必須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本案中，犯罪的主體就是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而被告人就是單位受賄罪的從犯。

其次，單位受賄罪客觀方面的表現是為他人謀利和收取財物，因此，在共同犯罪中參與單位受賄行為的單位（自然人）必然有其中一種行為。而這種犯罪行為指向的客體必然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利用把本單位上南路綜合樓土建、水電安裝工程發包給上海南匯建生建筑有限公司承建就是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利，且接受了他人23萬財物，侵犯了國家機關的廉潔性。

最后就是主觀方面必須具有共同的受賄故意。單位受賄作為一種故意犯罪，反映的是單位的意志，但表現卻是其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或其他責任人員的意志。在本案中，被告人就是單位的主管人員，然后利用了職務之便為他人承接工程，而自己收受賄賂23萬。用于本單位的福利及各項費用支出，所以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單位受賄，而作為主管人員的被告的意志就已經成為了單位的意志。

在構成單位受賄共犯的單位之間，往往存在著業務、人事或經濟上的制約關系，從犯單位的意志往往會受到主犯單位意志的影響，甚至有時倆者重疊。

（五）法律風險提示與防范：

法律提示：由于單位受賄罪侵犯了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所以司法機關對此類犯罪嚴懲不貸，但由于單位行賄罪存在特殊性，所以為了與一般受賄罪相區別，在確定某個受賄罪是單位受賄罪還是受賄罪時就必須分清某類受賄到底是基于個人意識還是單位意志，而犯罪的客觀表現就是區分兩罪的關鍵。

（六）法條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八十七條 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單位，在經濟往來中，在帳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受賄論，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案例七：北京市受理首起徇私舞弊低價出售國有資產案

[提要]檢察院認為，被告人宋玉華、席文禮、宋建華均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公款的行為，應構成貪污罪;被告人宋玉華作為國有企業的主管人員，徇私舞弊，將國有資產低價出售，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之行為，應構成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罪。西城區法院將進一步審理本案。正文：

因低價出售公房牟取私利的宋玉華被檢察院以“徇私舞弊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罪”向西城區法院提起公訴。這是刑法增加“徇私舞弊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罪”后，本市法院受理的首起此類案件。

宋玉華是某配件公司副總經理，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經過偵查指控宋玉華在任職期間，從1999年1月初，擅自將該公司價值93萬余元的4套樓房以21萬元價格賣給其老鄉，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

同時宋玉華、席文禮、宋建華在配件公司經營部工作期間，于1999年1月至2月間，利用職務便利先后兩次采用修改庫存盤點表，減少庫存商品數額，報假賬的手段，侵吞庫存商品銷售款93000余元。

檢察院認為，被告人宋玉華、席文禮、宋建華均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公款的行為，應構成貪污罪;被告人宋玉華作為國有企業的主管人員，徇私舞弊，將國有資產低價出售，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之行為，應構成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罪。西城區法院將進一步審理本案。

案例八：楊仲國有公司人員失職案

公訴機關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楊仲，男，51歲（1955年4月11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天津市，大學文化，原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住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8號樓1315號（戶籍地：本市宣武區騾馬市大街12樓1704號）；因涉嫌犯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于2005年2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6日被逮捕；現羈押在北京市東城區看守所。

辯護人丁亞軍、張峰，北京市陸通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以京東檢經訴字（2005）第84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楊仲犯玩忽職守罪，于2006年4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派代理檢察員耿磊、趙杰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楊仲及辯護人丁亞軍、張峰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1992年3月至10月，被告人楊仲在擔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簡稱“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代表中創公司在海南省開展貸款業務期間，未按照貸款相關法規及公司規章制度對借款方的經營狀況、資信、還貸能力認真審核，且在未要求借款方提供任何有效擔保的情況下，先后向海南申華企業有限公司、海南南華企業公司提供貸款資金人民幣1300萬元、美元34.0740萬元（折合人民幣189.195885萬元），致使上述貸款無法收回，造成了國有資產的重大損失。被告人楊仲于2005年2月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抓獲。公訴機關提供了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等證據，認為被告人楊仲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在擔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負責向海南南華企業公司、海南申華企業有限公司發放貸款業務的過程中，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在貸前對貸款公司的資信及還款能力未進行相應調查輕率放貸；未按照要求簽訂貸款合同，抵押合同，以致全部化為風險貸款；在貸中放棄對貸款使用情況的監督審查，導致全部貸款未歸還，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侵犯了國家對金融機構貸款活動的管理制度，公訴機關提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以玩忽職守罪對被告人楊仲判處刑罰。

庭審中，被告人楊仲對公訴機關指控其犯玩忽職守罪的事實及罪名不持異議。辯護人丁亞軍、張峰認為：

1、被告人楊仲不具備玩忽職守罪的犯罪主體資格，不構成玩忽職守罪。公訴機關以1979年《刑法》認定楊仲犯罪，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2、公訴機關提供的中創公司規章制度文件，均不是正式下發文件，不能作為定罪依據。

3、楊仲的過失責任應止于其被免職處理和中創公司對其做出審計結論時。

4、公訴機關以法院民事判決書、執行中止裁定書及吊銷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決定，認定財產損失沒有法律依據。

5、本案已過追訴時效，造成的損害結果應從1995年楊仲被免職時計算。綜上，辯護人請求法庭對被告人楊仲依法做出裁決，從輕處理。

經審理查明，1992年3月至10月，被告人楊仲在擔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以下簡稱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代表中創公司在海南省開展貸款業務期間，未按照貸款相關法規及公司規章制度對借款方的經營狀況、資信、還貸能力認真審核，且在未要求借款方提供任何有效擔保的情況下，先后向海南申華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申華公司）、海南南華企業公司（以下簡稱南華公司）提供貸款資金共計人民幣1300萬元、美元34.0740萬元（折合人民幣189.195885萬元），致使上述貸款無法收回，造成國有資產遭受重大損失。被告人楊仲于2005年2月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抓獲。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的下列證據予以證實：

1、登記申請書、登記表、工商企證內字第01412號營業證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中創公司章程、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出具的瓊銀（1989）管字第79號《關于同意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在海南省設立代表處的批復》、中國人民銀行公告等，證實中創公司于1985年8月注冊成立，經濟性質為全民所有制。該公司系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1989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同意中創公司在海南省設立代表處，代表中創公司在海南從事對貸款、項目投資的監督管理、經濟咨詢及對外聯絡等工作。1998年6月，中創公司及其所屬辦事處和代理處被關閉，《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被吊銷。

2、干部履歷表、中創公司干部任免呈報表、任職通知及授權書、中創公司關于海南地區人員調整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清算組出具的“證明”、職務申報及評審表、任職資格評審表等，證實1990年，中創公司授權被告人楊仲為該公司在海南省辦理業務的代表，行使談判、簽約的代理權。后被正式任命為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1995年2月被中創公司免職，調回總公司，接受離任審計。楊仲本人的工作總結及任職報表中記載，楊仲曾參加過世界銀行投資貸款培訓、日本興業銀行金融培訓班，建立完整的金融財務制度是楊仲在海南代表處的主要工作之一。

3、關于對中創公司原海南代表處主任楊仲同志的離任審計報告，證實審計組通過對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1989年至1995年3月31日歷年的原始憑證、記賬憑證等資料及資產、負債、業務經營等情況進行審計核查，海南代表處的業務經營不但帳面虧損，而且還存在著巨額潛虧。在貸款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第一、缺乏貸款企業的必要資料；第二、缺乏對貸款企業貸前、貸中、貸后所應做的調查研究、檢查監督等管理工作；第三、貸款合同填寫不規范；第四、貸款擔保不規范；第五、追債不力。

4、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清算組提供的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貸款業務試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情況說明”、關于加強投資、貸款回收工作的通知、短期資金貸放管理的試行辦法、貸款業務試行辦法及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工作人員出具的“說明”等，證實中創公司制訂的有關貸款制度、管理的相關規定表明，在放貸過程中，對申請貸款的條件、貸款的執行程序、貸款管理等方面均有明確要求。如：企業申請貸款必須提供款項用途的預算及企業近期經濟狀況的證明材料，并由中創公司對企業的借款申請及提供的證明和資料進行審查評估；企業必須提供有關單位的不可撤銷的保函或是抵押擔保；抵押擔保貸款的，企業必須與中創公司簽署抵押文件，并經中國公證機關進行公證，抵押物須向保險公司投足額保險；在償還貸款之前，企業應定期向中創公司報送項目執行情況及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和報表資料。在項目合同執行期間，項目經手人必須對項目的進程和經營情況認真了解，在項目合同的還款期間內，項目經手人應加強審查和催辦還款。1989年中創公司針對貸款回收中存在的拖欠問題還規定，對于新簽合同，要按規定程序嚴格審查，取得可靠的還款保證。清算組明確，上述內容的規定雖未載明具體時間，但清算組是從公司成立初期檔案中查到的。5、1992年7月20日頒布實施的《海口市房產抵押管理辦法》，證實設定房產抵押的，抵押人與抵押權人必須簽訂抵押合同，并可以將合同送公證機關公證，抵押當事人應向市房產登記部門申請房屋權利登記，并由抵押權人領取“房屋他項權利證”。

6、貸款合同、有關貸款解決生產流動資金的申請報告，證實簽約人楊仲代表貸款方中創公司分別于1992年7月31日、1992年3月、1992年10月貸給借款方海南申華企業有限公司人民幣1100萬元、海南南華企業公司人民幣200萬元、美元34萬余元。其中只有南華公司于1992年3月17日向中創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交了申請報告。3份貸款合同書存在的主要問題為：人民幣1100萬元的貸款合同中部分條款未填寫，擔保條款沒有注明申華公司自有的房地產的具體位置、評估價值等，沒有單獨簽定的擔保書；人民幣200萬元的貸款合同中，在貸款分期表中有修改沒有簽字，還款方式一欄未填寫，擔保條款填寫不完整，抵押人一欄未填寫，抵押物廠房的具體地址、價值等均未提及，沒有作抵押公證等；美元34萬余元的貸款合同中，貸款金額與貸款分期表上所列的金額不一致，應付利息、還款累計、擔保條款、還款方式等重要條款均未填寫。

7、房屋買賣合同、海南省價格事務所出具的評估結果報告及海南中創實業貿易總公司出具的“關于將申華公司房產以評估價抵債的申請”，證實申華公司于1990年7月17日購買了海口市博愛區龍舌坡椰林小區第5棟第三層302號房（貸款合同中涉及的自有房地產），該房屋及該幢22號車庫的所有權屬于申華公司。后海南中創實業貿易總公司向法院申請，將上述房產以評估價抵償債務。經有關部門估價，于評估基準日1997年6月30日，申華企司所有的椰林小區302房間及22號車庫共計價值人民17萬余元。

8、債務確認書，證實1995年4月1日，申華公司確認于1992年7月從中創公司貸款人民幣1100萬元尚未歸還，且未支付利息。

9、催收通知單，證實1994年3月15日、1995年3月20日，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曾向南華公司催收貸款。

10、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1997）海中法經初字第105號民事判決書、（1998）海中法執字第343號民事裁定書、海南省海南中級人民法院（1997）海南法經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書，證實法院裁判文書確認了中創公司與申華公司之間簽訂的人民幣1100萬元貸款合同，與南華公司之間簽訂的人民幣850萬元（含涉案人民幣200萬元）、美元34.074萬元貸款合同的效力，并判決兩公司償還本金及利息。由于申華公司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且下落不明，2000年8月18日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該院（1997）海中法經初字第105號民事判決書中止執行。

11、營業執照、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書、核準登記外商投資企業注冊的有關資料，證實南華公司是1990年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2002年1月14日被有關部門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申華公司成立于1988年，因未進行年檢，2003年6月18日被有關部門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12、中國銀行北京市分行保衛部出具的證明，證實1992年10月30日，人民幣對美元的比率為：555.25:100。

13、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清算組關于楊仲涉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的舉報材料、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出具的“到案經過”等，證實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清算組向北京市公安局舉報楊仲涉嫌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失職犯罪，2005年2月8日楊仲被抓獲。

14、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查詢資料，證實被告人楊仲的基本身份情況。

15、證人楊申（曾任申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證言，證實楊申以海口金融區開發綜合樓項目向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貸款，楊仲沒有要求提供貸款手續就同意了。1992年7月楊申與楊仲簽訂貸款合同，金額人民幣1100萬元，期限是4個月。雙方沒有約定擔保方，合同上書寫的以自有房產作擔保，也不是楊申填寫。后因房地產項目沒有審批下來，貸款回到了申華公司，楊申未將款項還給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楊仲沒有向楊申催要，合同到期也沒有續簽展期合同。

16、證人王越隴(原中創公司財務部總經理)的證言,證實中創公司是一家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其各個代表處及辦事處屬公司派出機構，在所在地的金融機構有備案，能夠開展中創公司的部分業務，每月向公司財務部報送財務報表。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貸款業務試行辦法（征求意見稿）等是公司早期頒布的業務管理規定，應該下發到各代表處及辦事處參照執行。按照規定發放貸款應該由貸款方提供擔保。自1992年起，中創公司就發現各個代表處及辦事處在貸款投資上存在問題，主要是貸款、投資數額大，資金收不回來。楊仲擔任海南代表處主任期間，貸款項目過多，質量差，導致資產收不回來，損失巨大，為此楊仲于1995年被公司撤職。

17、證人袁渤陽（原中創公司清理整頓辦公室高級項目經理）的證言，證實袁渤陽被公司調到海南中創實業公司，主要負責追討海南代表處和海南中創實業公司的債務。通過訴訟，公司追回了部分債務。

18、證人林東（原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副主任）的證言，證實林東在海南代表處工作期間，受楊仲委托與南華公司、申華公司簽署過貸款合同。楊仲對這兩家公司比較熟悉，以前就有業務。

上述證據經當庭宣讀、出示，被告人楊仲對主要證據內容未提出異議，辯護人丁亞軍、張峰對第4項證據提出異議，認為文件制定時間不能確定，有些文件落款是中創集團，故該組證據非中創公司的正式文件。本院認為，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來源合法，證據間具有關聯性，相關書證及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均佐證公訴機關第4項證據的效力，辯護人的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對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被告人楊仲身為國有公司工作人員，理應對與其職務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依法履行職責，而被告人楊仲在負責向南華公司、申華公司發放貸款業務過程中，由于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和不正確履行職責，造成國有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構成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應依法予以刑罰處罰。針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本院認為，雖然中創公司所發放的貸款作為債權存在，但由于兩家公司營業執照被吊銷而使債權無法實現，屬于已經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楊仲的失職行為與重大經濟損失系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的統一整體。雖然楊仲在損失確定之前被免除職務，但不能據此免除楊仲應承擔的責任。鑒于楊仲的失職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確定于兩家公司營業執照被吊銷以后，對其追訴期限應從失職行為的損害結果產生之日計算。故辯護人的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楊仲具有失職行為，給國有公司造成經濟損失的事實存在，但適用法律有誤，本院予以糾正。鑒于被告人楊仲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可對其酌予從輕處罰。本院為嚴肅國法，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根據被告人楊仲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采納辯護人辯護意見的合理部分，對被告人楊仲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第二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款，判決如下：

被告人楊仲犯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2月8日起至2007年2月7日止）。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兩份。

案例九：王進剛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

公訴機關河南省滎陽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王進剛，男，1950年11月15日出生。因涉嫌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于2010年1月13日被滎陽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0年1月27日被逮捕。現羈押于滎陽市看守所。

辯護人牛學新，河南言正律師事務所律師。滎陽市人民檢察院以滎檢刑訴[2010]291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王進剛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于201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滎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石巖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王進剛、辯護人牛學新均到庭參加了訴訟。現本案已審理終結。

滎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1998年至2002年，被告人王進剛在任河南省商業物資公司經理、法人代表期間，超越職權范圍，未經主管單位批準，以合作開發為名，擅自將該公司價值6687.13萬元在建工程折價4300萬元全部轉讓給河南省路橋建筑工程總公司。

針對上述事實，公訴機關提供了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及相關書證，指控被告人王進剛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提請本院依法判處。

被告人王進剛辯稱：轉讓華天大酒店爛尾工程并非其擅自決定，第一次與路橋公司合作開發并轉讓股份的事曾向主管領導口頭匯報過，第二次轉讓股份經主管單位書面同意，第三次折價轉讓股份經本單位職工代表會議同意。

辯護人辯護意見為：1999年12月25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對在其頒布實施以前被告人王進剛的行為沒有溯及力。

經審理查明：

1997年12月被告人王進剛擔任河南省商業物資公司（以下簡稱物資公司）經理后，委托河南大平會計師事務所對該公司于1993年起在公司西院投資建設的華天大酒店已停工工程的投資情況進行審計，審計結果為該工程全部投資為6687.13萬元。

1998年4月27日，在未經評估和主管單位批準的情況下，被告人王進剛代表物資公司與河南路橋建筑工程總公司（以下簡稱路橋公司）董事長王某某簽訂協議，將公司西院的華天大酒店在建工程確定價值4500萬元，折算4500萬股，聯合開發華天大酒店項目，并以1500萬元價格轉讓給路橋公司1500萬股。

2000年7月，物資公司為償還所欠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鄭州辦事處（以下簡稱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的債務，被告人王進剛代表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簽訂協議，轉讓給路橋公司2500萬股華天大酒店股份，由路橋公司替物資公司償還欠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的債務。該股份轉讓行為經主管單位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豫貿綜發[2000]3號文件書面批準同意。

2001年4月23日，在未經評估和主管單位批準的情況下，被告人王進剛將物資公司在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上剩余的500萬股，協議確定為3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路橋公司，并約定轉讓款支付完畢后轉讓股權。但被告人王進剛在路橋公司還有238萬元轉讓款沒有支付的情況下，于2002年6月24日代表物資公司向法院出具書面證明，證明西院的全部資產已歸路橋公司所有，致使西院的資產被法院執行，并致使路橋公司所欠物資公司156萬元轉讓款至今無法追回，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

上述事實有以下經庭審質證證據予以證實：

1、被告人王進剛供述：①公司在西院投資興建華天大酒店，由于一些原因該工程被迫停工；②1998年4、5月份，路橋公司總經理王某某和物資公司達成雙方共同合作建設華天大酒店意向，確定工程現值為4500萬元，路橋公司付給物資公司1500萬元獲得1500萬股股份。我和物資公司書記崔某某去河南省貿易廳找白某某廳長進行匯報；③2000年6、7月份，因物資公司欠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資金本息共計4300多萬元，我公司就和路橋公司、信達公司三方協商，物資公司欠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的4300多萬元由路橋公司承擔，物資公司按4300多萬元償還路橋公司；④2001年，由于華天大酒店一直沒有再動工建設，物資公司的股份閑置在那里，而公司急著用錢，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批準，我決定將公司在華天大酒店的500萬元股份變現300萬元賣給路橋公司；⑤2002年6月24日，因為信達公司起訴路橋公司，河南省高院要把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的產權執行走，我給省高院出過證明，內容是物資公司西院的所有資產已全部轉讓給路橋公司，后來省高院就把華天大酒店給執行走了。當時，路橋公司只支付我公司了62萬元，還有238萬元轉讓款沒有付給我公司。

2、證人原物資公司書記崔某某、原貿易廳廳長白某某證言：均證實了雖然被告人王進剛和崔某某向白某某匯報過聯合開發華天大酒店在建工程的意向，但白某某表示須依法、依紀、按程序辦理。

4、證人靖某某、劉某某、張某某等人證言，均印證了被告人王進剛供述的基本內容，并證明所謂單位集體研究系被告人王進剛個人決策，然后在會議上進行通報。

5、書證：①1998年4月27日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簽訂的《協議書》一份，證明了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協議確定華天大酒店在建項目資產總值為4500萬元，以15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河南路橋公司1500萬股，并與其合作開發的事實。②2000年7月7日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簽訂的《協議書》一份，證明了物資公司將華天大酒店的2500萬元股份及汽車、房產等資產轉讓給路橋公司，并由路橋公司償還物資公司欠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的債務的事實。③2001年4月23日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簽訂的《協議書》一份，證明了物資公司將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剩余的500萬元股權以3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路橋公司，并約定轉讓款支付完畢后轉移股權。

6、①書證物資公司文件（豫商物辦字[2000]第13號）《關于解決我公司欠“信達”債務問題的請示》及其附件，證明了物資公司曾將華天大酒店2500萬股股權及其他資產轉讓給路橋公司以抵償債務的相關事宜請示了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②書證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文件（豫貿綜發[2000]3號）《關于解決信達債務問題的批復》一份，證明了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同意物資公司的轉讓資產以解決債務問題的方案。

7、被告人王進剛于2002年6月24日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鄭州市國土資源局出具的證明一份，稱“我公司位于鄭州市商城路142號的土地（鄭國用[1996]字第1923號），以及地上地下建筑已全部轉讓給河南路橋建筑工程總公司，我公司同意省高院查封上述資產，但路橋公司尚欠我公司238萬元至今未還”。證明被告人王進剛在路橋公司未支付完轉讓款，股權尚未轉讓的情況下，向法院出具證明文件的事實。

8、①河南大平會計師事務所于1998年4月7日出具的審計報告書（豫大平審字[1998]第04號）一份，認定華天大酒店在建項目投資為6687.129萬元；②河南金地評估咨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評估報告》（河南金地公司（2009）估字第212號）一份，證明原物資公司西院在估價基準日1998年4月27日的土地價值為1458.08萬元。

9、其他書證：①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證明河南省物資公司經濟性質為全民所有制；②企業法人申請變更登記注冊書，證明了王進剛于1997年12月8日任物資公司法定代表人；③鄭國用[1996]字第1923號國有土地使用證，證明了河南省物資公司對其西院的土地使用權；④物資公司文件（豫商物綜辦字[2010]第14號）證明了路橋公司至今仍欠物資公司156萬元轉讓款的事實；⑤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證明，證明了物資公司原隸屬于河南省貿易廳,后歸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管理；河南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豫編[2003]38號文件，證明了物資公司自2003年11月26日起歸河南省國資委管理。

上述證據，經庭審質證，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且能相互印證，足以印證。本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進剛犯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的罪名及部分犯罪事實成立，具體評判如下：

（一）、關于被告人王進剛于1998年4月27日協議確定華天大酒店在建工程價值為4500萬元，并轉讓1500萬股的行為。經查，1999年12月25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第二條第一款將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修改為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因被告人王進剛該行為發生于該《刑法修正案》頒布實施以前，該《刑法修正案》對其行為沒有溯及力，不能依照該《刑法修正案》追究其刑事責任；又因本案現有證據不能證實被告人王進剛具有徇私舞弊情節，依照修正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之規定，被告人王進剛不構成徇私舞弊造成破產、虧損罪。故辯護人的辯護理由成立，予以采納。

（二）、關于被告人王進剛于2000年7月轉讓華天大酒店在建工程2500萬股股份的行為。因有被告人王進剛供述、河南省物資公司（豫商物辦字[2000]第13號）文件、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豫貿綜發[2000]3號）文件證實，該股權轉讓行為系解決物資公司債務方案的一部分，且經主管部門書面批復同意，不應認定被告人王進剛該行為系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行為。故被告人的辯解理由成立，予以采納。

（三）、關于被告人王進剛2001年4月23日將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500萬元股份以300萬元的價格進行轉讓，及擅自為司法機關出具證明文件的行為。被告人王進剛未經主管單位批準，超越職權，擅自將物資公司在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的500萬股股份以300萬元的價格予以轉讓；后違反協議在路橋公司尚未支付完轉讓款的情況下，擅自出具證明材料，證明股權全部歸路橋公司所有，放棄對該股份的所有權，造成了156萬元的轉讓款至今無法追回，給公司造成了重大損失，故被告人王進剛該行為已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辯稱，該行為系經單位職工代表會議討論通過，不屬于超越職權行為。經查，物資公司性質為全民所有制企業，被告人王進剛在未經主管部門批準，超越職權，處置國有資產，其行為已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故被告人、辯護人的辯解、辯護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綜上所述，被告人王進剛在擔任國有公司經理、法人代表期間，沒有正確履行職責，在未經主管單位批準的情況下，超越職權，處置國有資產，造成國有公司嚴重損失，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滎陽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王進剛的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六十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王進剛犯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1月13日起至2011年1月12日止）。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六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