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貧富差距現狀問卷調查表
社會各界如何看待貧富差距問卷調查表
1.您的性別:
A.男 B.女
2.您的年齡:
A.20以下 B.20-30 C.30-40D.40-50E.50-60F.60以上
3.您的家庭月收入:
A.1000以下 B.1000-3000 C.3000-5000 D.5000-10000 E.10000以上
4.您的家庭每月收支情況:
A.入不敷出
B.剛好維持生計
C.有多余存款
D.毫無壓力,盈余多
5.您認為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情況是否嚴峻?
A.很嚴峻B.一般C.不嚴峻
6.怎樣看待社會貧富差距的出現?
A.合理,是按勞分配的必然結果;
B.不太合理,但國情所致,難以避免;
C.不合理,社會主義就不該出現如如此大得貧富差距;
D.不好說,有待觀望
7.您認為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是:(多選)
A.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初級階段,經濟體制不完善
B.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
C.稅收制度不完善
D.教育資源區域分布不平均
E.其他。請注明------------------
8.您認為采取什么措施能有效縮小貧富差距?(多選)
A.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B.加大教育資金投入,協調地區間教育資源
C.在貧困地區加大計生力度,嚴懲超生行為
D.完善分配制度、稅收制度
E.其他。請注明------------------
9.您對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縮小有信心嗎?
A.很有信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能快速有效控制差距;
B.有,但貧富差距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客觀存在;
C.不確定,希望貧富差距得以緩解;
D.沒有信心,這是市場規律作用下的必然
F 其他。請注明-----------------------
10.對于部分國人的仇富心理,您有何看法?(多選)
A.這是正常的心理,對比自己富裕的人天生就排斥
B.富人都是用不正當手段謀取財富
C.這是國人素質低下的表現
D.嫉妒別人對自己沒好處,只有一部分人富裕了才能幫助更多人致富E.貧富沖突的必然
F.其他。請注明------------------
備注:
您的聯系方式:
您對貧富差距的個人看法:
謝謝您的配合,祝您及您的家人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第二篇: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若將各種因素都計算在內的話,城鄉平均貧富差距要達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分配差距呈現“窮降富升”: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從統計數據看,近幾年窮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長,但考慮到他們在消費支出上的差異,大量貧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漲價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
房地產、礦產、證券成為暴利行業:
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
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也被少數人占據、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云,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這里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板”,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還低400多元。“資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說,這與我國礦產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有很大關系,突出表現在資源價格成本構成不完全,資源稅額低、開采成本低、不承擔環境恢復責任等,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訣”,也是分配手段調節失靈、貧富差距拉大的“癥結”。
許多專家還認為,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火熱”表現,尤其是投機性投資行為的盛行,也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實業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的局面。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之間互相拉升,加劇了貧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
清華大學教授魏杰、陜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等人說,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著“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如果能“搶”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或是“搶”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就等于“搶”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專家們認為,這種依賴于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業、不同群體間造成收入懸殊落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里劃上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搶“吃皇糧”,甚至出現千余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同時,壟斷行業的高工資也屢屢遭到質疑。專家認為,國家應通過多個途徑,減輕“權力決定收入”的消極影響,平復社會失衡心理。收入分配五花八門。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國民大量“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底數不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07年曾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當時每年至少有4萬億元以上的不規范“隱性收入”。還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工薪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3,國家能夠監控的只有“白色收入”,這意味著大量收入脫離了所得稅調節范圍,游離于監管之外。
專家認為,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擾亂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場調節失靈,再分配領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該用于低收入群體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加劇了分配不公;二是導致個人收入無法核清,制度設計失去基本前提;三是處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有能力、也必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攔路虎”。
分配面臨“十字路口”: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后果可能不堪設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蕩。
有關專家認為,要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需盡快啟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各方配合的原則,結合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第三篇: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若將各種因素都計算在內的話,城鄉平均貧富差距要達四倍、五倍甚至六倍。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一分配差距呈現“窮降富升”: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從統計數據看,近幾年窮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長,但考慮到他們在消費支出上的差異,大量貧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漲價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
房地產、礦產、證券成為暴利行業:
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
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也被少數人占據、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云,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這里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板”,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還低400多元。“資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說,這與我國礦產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有很大關系,突出表現在資源價格成本構成不完全,資源稅額低、開采成本低、不承擔環境恢復責任……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訣”,也是分配手段調節失靈、貧富差距拉大的“癥結”。許多專家還認為,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火熱”表現,尤其是投機性投資行為的盛行,也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實業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的局面。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之間互相拉升,加劇了貧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
清華大學教授魏杰、陜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等人說,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著“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如果能“搶”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或是“搶”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就等于“搶”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
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專家們認為,這種依賴于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業、不同群體間造成收入懸殊落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里劃上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搶“吃皇糧”,甚至出現千余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同時,壟斷行業的高工資也屢屢遭到質疑。專家認為,國家應通過多個途徑,減輕“權力決定收入”的消極影響,平復社會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門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國民大量“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底數不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07年曾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當時每年至少有4萬億元以上的不規范“隱性收入”。還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工薪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3,國家能夠監控的只有“白色收入”,這意味著大量收入脫離了所得稅調節范圍,游離于監管之外。
專家認為,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擾亂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場調節失靈,再分配領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該用于低收入群體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加劇了分配不公;二是導致個人收入無法核清,制度設計失去基本前提;三是處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有能力、也必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攔路虎”。分配面臨“十字路口”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后果可能不堪設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蕩。
有關專家認為,要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需盡快啟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各方配合的原則,結合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第四篇:關于城鄉貧富差距現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關于城鄉貧富差距現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這個學期,為了比較深入的了解社會,鍛煉自己,老師要求我們完成一篇關于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社會實踐調查報告。經過近一個學期的調查和多年來耳濡目染所接觸的社會現實,我決定對我國目前城鄉貧富差距現狀進行一次實踐調研。
中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從“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社會走到了一個開放、發展、充滿竟爭積極向上的社會,同時也帶來了開放社會中所固有的矛盾,廣大人民群眾已明顯感覺和意識到了貧富差距的存在及其嚴重性。我國現階段存在著較多類型的貧富差距,主要有城鄉貧富差距、東西貧富差距、群眾性貧富差距、政策性貧富差距等。其中城鄉貧富差距是一個綜合性的貧富差距,它綜合地反映出我國貧富差距的深層次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群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大城市,盡管“天價豪宅”和“棚戶區”之間往往僅有一墻之隔,但“有錢人”和低收入群體居住區域的界定和劃分已經越來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日益顯現。
現在,我將從我國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原因、解決方法幾個方面談談我的實踐調查報告結果。
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開始,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317,2006年則升至0.496。據最新調查結果,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8,大大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統計顯示,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這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1182.5元)的7.2倍。
城鄉貧富差距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分配制度、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監督制度幾個方面。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雖然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國實行的個人所得稅稅制,目前稅制不規范,個人所得稅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后,許
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系,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執行就業、資金投入、財政稅收政策、教育及各種醫療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實行“城鄉分治”,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政策,為促進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而以犧牲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為代價,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同時,農民承擔的負擔有增無減,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有升無降,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分析了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最后,我想談談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
我認為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為農民建立起市場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為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城鄉分割,無疑也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時代的兩種公民,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環境和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支撐起來的將是一個是衡的社會。其次,在政策上應積極保護農業,擴大農業投資。我國現階段,農民幾乎不能享受到國家政策上的什么優點,農業沒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難會有特殊的發展,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資。再次,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調節城市居民的高收入,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農民、農業、農村中蘊藏的巨大潛力煥發出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國穩定,政通人和;只有農民增加收入,減輕負擔,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多樣化,發揮民族特色,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最后,應該提高農民素質,加強農民教育,在農村中建立各種各樣的培訓班和學習班,進一步擴大義務教育。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對農村的調整和發展,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城鄉貧富差距一定會縮小。
第五篇:我國貧富差距研究現狀分析
我國貧富差距研究現狀
(孫海鵬 清華大學 北京 100082)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已成為社會熱點話題之一。我國貧富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現狀、探索原因、分析影響及提出對策四個方面,本文從以上四個方面,綜述了我國貧富差距的研究現狀。
關鍵詞:貧富差距 影響 對策
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居民收入顯著提高,但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甚至懸殊,已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大難題。正確判斷我國貧富差距的程度及影響,分析形成的原因,提出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 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于1922年根據洛倫茲曲線提出的,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基尼系數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數為1,表示絕對的不平均。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社會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0.4-0.5為“差距偏大”,0.5以上為“高度不平均”。根據經驗數據,人們通常認為0.4是基尼系數的警戒線。
在近日出版的《財經國家周刊》上,北京大學教授夏業良發表文章指出,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2009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7,在所公布的135個國家中名列第36位,而歐洲與日本的基尼系數大多在0.24到0.36之間。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我國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及行業之間等方面。
一是城鄉收入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同我園大體相當的國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體上是1.7倍左右。而根據我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1985年為1.86倍,2004年公布的是3.28:1,2005年的數字是3.3:1,2007年為4.5:l[2]。有眾多研究表明如果把城市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因素考慮在內,我國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在6倍左右。南開大學的周云波認為,“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是我國最為重要的收入差距,對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逐年增加。城鄉收入差距占全國居民總體收入的比重超過50%,對全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增加值占80%”[3]。這說明我國的城鄉實際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二是東部和西部區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東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978年是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2倍,2003年為1.5倍,2007年為2.5倍。城鎮居民純收入東部地區1978年是西部地區的1.5部,2003年為3.5倍,2007年為4.8倍。
三是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數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1]。[2][1]我國貧富差距的影響
貧富差距具有一定社會功能,這種社會功能一般表現為正面功能和負面影響兩個方面。
2.1 合理的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4]
(1)合理的收入差距,既能激發人們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質,又能激發人們為創造社會財富而奉獻自己的體能和智能,有利于鼓勵知識創新、科技創新。
(2)合理的收人差距,有利于激發人民群眾創造、積累財富的積極性,有利于尊重和保護一切人民的勞動,有利于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益和合法的非勞動收益。《物權法)第六十五條明確規定:私人合法的儲蓄、投資及其收益受法律保護。
(3)私營企業主的剝削收入是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對于技術、專利、資本,如果你不準他獲取收益,他就不會投入。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克服平均主義,產生示范效應、勞動效應,鼓勵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收入較高者為收入較低者起了示范帶頭作用,這就在客觀上調動和激勵了勞動者和經營者的生產積極性。
2.2 收入差距過大的負面影響
適當的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當前收入分配問題中,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收入差距過大使消費傾向下降,導致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并且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不利于人力資本的投資而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5]。貧富差距過大的影響不僅是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和政治問題,貧富差距過大影響社會和諧和穩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影響社會心理,引發社會不滿情緒的滋生蔓延,影響人心所向,容易生成社會不穩定的心理溫床。人們對收入差距的關注度非常高,并且普遍認為當前我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大多數人會感到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不合理、不公平,很容易失去心理平衡,產生仇富心理,將影響社會的穩定。彭文英(2010)認為貧富差距對大學生身心健康會產生嚴重的影響,主要包括因自卑而產生抑郁心理、仇富進而仇社會心理、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及自閉心理等[7]。
(2)影響社會秩序,特別是會誘發違法犯罪活動,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首先,從犯罪率上看。據統計,1981~2004年,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0.278迅速上升到0.462,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擴大了66.2%。與此同時,以公安機關立案的刑事犯罪案件為例,198l~2004年,全國犯罪率從89起/10萬人上升到363起/10萬人,增加了3倍,犯罪率以6.3%
[8]的年均增長速度在快速上升。
(3)影響社會結構,容易導致社會結構失衡或畸形化發展,激化階層矛盾,嚴重時會導致階級對立和社會動蕩。“橄欖型”社會結構是最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均衡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即中產階級占社會的大多數,而貧富差距過大的危害之一就是產生“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激化底層人民的不滿,這種不滿往往會指向政府責任,尤其是非法致富、腐敗貪污等,激化階級矛盾,容易引發社會動蕩[6]。[6]我國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
貧富差距問題的形成與擴大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學術界對于這一復雜問題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市場經濟與不完全競爭,加上行業進入障礙、城鄉二元制結構、勞動力流動受阻等因素,行業、城鄉、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巨大。這些差距中既有資源稟賦的原因,也有后天不公平因素的影響。(2)政府財政分配作用的局限性。表現為:一是在以間接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結構下,中低收入者承擔了更多的稅負;二是以貨幣收入作為個人所得稅計稅基礎的做法,并不能保證對真正高收入者的征稅達到切實的效果;三是以購買性支出為主的財政轉移支出結構,有利于競爭能力強的高收入者;四是用于轉移支付的資金不足、制度不完善。如用于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資金不足,大量低收入者難以獲
得政府補助,進而維持生活;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資金不足,而且在決定轉移支付的因素中,經濟因素權重低于政治因素權重,許多經濟不發達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反而更低。(3)人情為表象、腐敗為實質的非法正常收入是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4)國企改制與國有
[10]資產流失。(5)農村土地征用中的財富轉移。(6)城市房屋拆遷中的財富逆向轉移。[9]縮小貧富差距的對策
貧富差距的存在是合理而且是必需的,但問題是我們不能讓差距過大,把握好”度”的問題。對于如何縮小中國現階段過大的貧富差距問題。學術界有如下一些觀點:
4.1促進農村發展,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
首先,要發展現代農業,促進糧食生產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穩定、完善和強化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其次,必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要下決心調整投資方向,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再次,必須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包括深化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等改革,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最后,要充分發揮城市在經濟發展中的擴散效應和輻射作用,全面調整勞動力流動及戶籍政策、城市化與小城鎮發展政策及相關的產業政策,創造各種條件,增加農民收入。為此,要加快城鎮化建設,使進城農民享有城鎮居民同樣的就業機會和工資報酬;要盡快改革我國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等限制農民進城的種種政策壁壘,以適應人口流動的現實。
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大政策扶持和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從財政、金融等方面落實給予中西部的各項優惠政策,加快建立長期穩定的西部開發資金渠道,加速中西部經濟發展的步伐,逐步縮小地區差距。
4.2 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稅收制度,發揮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初次分配要注重公平,逐漸提高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針對目前存在的資本要素參與分配處于強勢地位,勞動要素參與分配體現不足的情況,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應適當向勞動方面傾斜,提高勞動要素報酬水平,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資在成本中的比重。
另外,采取措施,鼓勵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指先富起來的人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通過慈善事業等方式,來幫助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改善他們的醫療、文化、教育和生存條件。三次分配是調節社會分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為富裕者進入社會救濟領域開辟法律、社會、輿論通道。允許私人建立各種非營利性基金會,鼓勵富裕者介入各種形式的慈善事業等。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調控手段。針對我國基尼系數不斷上升,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國情,政府應加快完善稅制改革,健全稅收調節機制,強化稅收征管力度。一是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二是改革完善財產稅。
4.3 大力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當前的重點是盡快建立對困難群體的利益保障機制。盡快制定和實施《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辦法》和《失業保險條例》;進一步加大對困難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幫助困難企業解決社會保險金和醫療費等的拖欠問題;出臺針對低收入職工特別是困難職工群體參加的社會保險計劃;建立政府與社會共擔的醫療救助機制,解決城市低保人員和農民難以享受醫保的問題;加緊研究《企業工資條例》,對工資的確定原則、依據、拖欠工資等違規的行為處罰力度等等作明確規定,保證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護;充分發揮群眾團體和慈善基金會、紅十字會等民間組織的作用,形成多層次的社會救助機制[5]。
4.4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力度,堅持取締各類非法收入 [9][5]
打破行業壟斷,一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消除行政權力直接配置社會資源,縮小國家壟斷行業的范圍;二是審計、稅務部門要加強行業監管,制止一些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的政策,把福利貨幣化,隱性收入顯性化[11]。
堅持取締各類非法收入。取締非法收人,必須從源頭抓起,充分運用法律手段,打擊各種違法經營活動,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特別要加大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強化對掌握權力和掌握公共資源的公務人員和機構的監督和約束,鏟除腐敗,緩解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依法懲處侵吞國家財產和以偷稅漏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的一切腐敗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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