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6個中國人的“和諧”故事

時代人物周報：意料之中，隨著“和諧社會”成為“～”的熱點，一個決定中國未來發展主線的目標已經在這個春天被勾勒得日漸清晰。3月5日上午，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發表他任職以來第二份政府工作報告，將“著力建設和諧社會”列為今年要突出抓好的三大任務之一，并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括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此前的2月19日，在中央黨校舉辦的有二百多位省部級～參加的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的專題討論班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表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由此追溯到去年9月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列為中國共產黨全面提高執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這被普遍認為是最先完整地提出“和諧社會”概念的文獻；而更早前，努力使“社會更加和諧”的文字已經出現在了十六大報告中。兩年前，中國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關口，這個數字意味著中國已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提出建立“和諧社會”，顯然是執政黨主動與時俱進的結果，可以說既深思熟慮，又深謀遠慮。和諧對應的是矛盾。用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青連斌教授的話說就是，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基于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相對和諧的社會，還存在許多不和諧的現象和因素。具體說來，實行了26年的改革開放，在使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利益階層與弱勢群體同時出現，局部的社會矛盾日益明顯。三農問題、官員～、失業問題、分配不公、環境污染等已成為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協調發展必須逾越的障礙。一個現代化的小康社會，必然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和正義的社會，而如何保證社會公平公正，則考驗著執政黨的政治智慧。既然“和諧社會”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它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必須以具體矛盾的解決為依托，通過化解矛盾，才能變不和諧為和諧。而判斷社會是否和諧，也不是書齋里的研究，而在于生活中人民的感知。所以，《時代人物周報》在“～”期間將目光投向我們身邊的不同階層和利益群體，從6個不同的人身上，我們感受和諧的快樂，從他們的經歷中，我們力求探究社會不和諧的矛盾之源。盡管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不會一帆風順，但正是因為有局部的相對不和諧，才會有“構建和諧社會”的崇高理想，也正是因為有了理想，我們的生活才充滿希望。張治泰一個農民工的希冀北京市大興區同合莊。張治泰一家四口13年前來到北京后，就一直租住在這里。沒有暖氣，雖然外面風和日麗，屋內卻很陰冷。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張治泰租了一個鋪面修車，順帶配鑰匙。他的生意不錯，剛換了一個車胎，又有人推著自行車過來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在城鄉和區域之間流動，1991年之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數量開始迅速增加，到目前為止，農民工已經超過了1億。這些人多數都像張治泰一樣，到了城市后完全靠體力吃飯，在簡單的生存方式背后，卻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系列現實的問題。剛到北京時，張治泰在市場上賣菜，“離家遠，掙得少，累。”前年開始，他干上了修車這一行，“無論怎么樣都比在老家種地強，現在我不會種地了，回老家得餓死。”他右手的五根手指在農村老家鍘草時被齊刷刷鍘掉了。一說起女兒讀書的事，總是憨厚地笑著的張治泰皺了一下眉頭。他的女兒張春蕊在京豫陳學校念初一，這是專為農民工子弟開辦的學校，“這學校不好，但沒辦法。”張治泰說。從去年秋季起，北京的公辦學校取消了農民工子弟的借讀費，但是張治泰擔心女兒學習跟不上，而好強的春蕊也不愿意到公辦學校上學。“北京的學生瞧不起我們。”春蕊說，有一次，她們參加一個活動，那些公辦學校的學生一直對他們指指點點，這讓她很難受。但她也高興地看到，大興的一所公辦中學一下子去了很多農民工子弟，“那學校成了我們的地盤，就沒有人敢看不起我們了。”在襁褓中就來到北京，張春蕊是在這座城市長大的，甚至過年他們也沒回家——盡管河北老家離北京只有半天的車程。春蕊對第二故鄉并沒有好感，“北京太亂，空氣不好。”她幾乎不到城里去，沒有逛過大商場。但她對同合莊卻頗為依戀，她在村里走過時，和每個人都親切地打招呼。張治泰很少關心國家大事，盡管他是高中文化。附近沒有報亭，惟一的書店里書也很少。他有時干到晚上10點才收工，累得不想看電視。他知道像他這樣進城務工的人，有一個統一的稱謂叫“農民工”，但他不知道，最近有學者提出了“四農”問題?“像現在這樣不錯。我有活干，孩子她媽媽在小區里開電梯，一個月有600塊。她哥哥也工作了，在國營單位。”在張治泰看來，只要不用到工地上扛鋼材，不用拼死拼活地向老板討債，就已經很幸福了。張春蕊卻沒有父親那么容易滿足，她還是希望生活能夠好點，而“好點”并不單單是指有錢。在一次“農民工子弟教育巡展”上，張春蕊在留言板上寫道：希望能得到更多人支持。當被問到希望得到怎樣的支持時，她說，“就是不要看不起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同學。”吳顯國群眾小事政府大事晚上10點鐘，北京西直門附近的xx第二招待所依然人來人往。因為是“～”代表的駐地，每個進門的人都要接受站崗武警的檢查，媒體聯系采訪則要報出代表的名字和房間號。來京參加“～”的廊坊市市委書記吳顯國就住在這里。&

nbsp;～年11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了原中紀委常務副書記侯宗賓的調研報告《建設“和諧廊坊”的啟示和思考》，指出了當地政府建設“和諧廊坊”的標本意義。作為“和諧廊坊”的推動者，吳顯國是較早提出并實踐“和諧發展”的中國地方官員。黨團干部出身，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商學院學習，現年48歲的吳顯國思維活躍而開放。這一點在侯宗賓的報告中也得到了肯定：“廊坊的領導班子有兩大特點：一是學歷高、眼界寬；二是風氣正、沒閑事。一班人性格各異，但工作上團結融洽、一心一意，沒有雜音。”吳顯國也曾拍著胸口說，“在廊坊，誰的官是買來的，拿我吳顯國是問！”吳顯國提出要提高基層干部的素質，在他看來，一些地方把素質較高的干部安排在機關，把素質較低的干部放在基層的“七所八站”，結果這些人“生冷硬黑”、吃拿卡要的作風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在他的推動下，“優秀的干部放到基層”成為當地的一種共識。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徐湘林教授認為，中國上世紀80年代進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場“精英的大轉換”。與傳統干部相比，這批新興的知識型和技術型干部具有講求實效、尊重科學、注重解決具體問題的實干精神，他們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和支持改革開放的立場也順應了新時代的發展方向。這一點在吳顯國身上也有體現。這位皮膚略黑的市委書記在提到構建“和諧廊坊”時說：“群眾最關心什么？不是財政收入，不是項目引進，而是孩子畢業了能否找到工作，失業了能不能領到保險金，生病了到哪兒去看。這些都要從制度和機制上來保證和解決。”與此對應的是，廊坊市先后出臺20多個政策性文件，事關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遷、下崗失業職工安置和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等。提倡“和諧”的吳顯國認同經濟社會相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單向、片面的發展如同瘸子賽跑，堅持不了多長時間。”為此他提出了加快建設生態環保城市的目標，使廊坊市成為中國第一個整體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城市。吳顯國重視“軟環境”，他曾打比方說，硬環境是骨架，軟環境是靈魂。沒有靈魂，骨架也就失去生命。廊坊市建立了政府服務超市，將市政府所屬28個行政部門的119項審批辦事權限集中到辦事大廳，提供一站式服務。在廊坊市政府院內，矗立著一塊醒目的牌子：“群眾小事，政府大事”。這或許就是吳顯國“和諧”觀念的根本所在。汪玉凱學者是社會的醫生春節過后，國家行政學院的汪玉凱教授在網上看到了自己違章停車的記錄。但按照日期來看，發生違章的當天他在北京大學給博士生上課，車一直停在院里沒開過。他找到當事的執法人員理論，對方最終承認出錯了，但拒絕道浮?“這就是觀念問題，出錯本身還反映了工作之中的漏洞。”汪玉凱說，現在的中國社會需要的不是“管理型政府”，而是“管理服務型政府”。溫家寶總理在去年～上提出“創建服務型政府”說明政府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今年“～”召開前，作為5名被邀請的專家之一，汪玉凱到中南海參與了“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探討。接受采訪前一天，他還在太原為山西省政府作“推動電子政務與提高執政能力”的報告。在提倡“專家治國”的今天，知識分子成為越來越受重視的群體。自從“十六大”之后，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就已經組織了不下20次集體學習，邀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舉行講座，就有關專業領域的問題指點迷津。身為國家行政學院的教授，汪玉凱的“學生”也常常是省部級、司局級的政府官員，從“學生”那里他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國情和政府政務。對于～年是“改革年”的提法，汪玉凱認為政府改革是其中的關鍵。在汪玉凱關于“和諧社會”的理論體系中，作為公共治理主體的政府是決定性角色。“和諧社會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而對這兩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公共治理。”出身農民家庭的汪玉凱很關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況，前不久，他寫的《～年中國～與反～的較量》被50多家媒體轉載。汪玉凱認為，自己從幾年前開始研究的電子政務就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條途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政府部門的～現象。汪玉凱趕上了政府信息化工程的早班車，至今已出版了數本電子政務方面的著作，參與過天津經濟開發區、北京西城區政府電子政務方案以及上海電子政務建設的論證、咨詢等工作。“我的職業決定了我重視公共治理。”汪玉凱很贊賞西方的一句名言：“學界是社會的批判力量”。學者要做的就是幫助政府去發現社會中的問題。他認為，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學界的作用，讓他們為改革出謀劃策，政府可以從中獲得很多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也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呂邦列“農民精英”的困惑“我給你們報社想了個廣告創意，按這個想法我們都能‘雙贏’”。剛見面，“村官”呂邦列就對記者說。此時已是晚上7點，寒風中的呂邦列穿著一雙單布鞋。剛從湖北趕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訪村”，不到三米的通鋪上擠了5個人，房價是一晚上5塊錢。呂邦列所說的“廣告創意”是找個公司出錢在報紙上合作刊登“懸賞廣告”，以自己的“破解‘三農’難題”方案作為“靶子”，“誰能推翻我的理論，就給他50萬。”呂邦列自信沒人能夠“辯倒”他。作為目前中國以“非正式候選人”身份當選縣(市)一級人大代表中惟一的農民，呂邦列在～年又高票當選湖北省寶月寺村村委會主任，但隨后他想推行的“基層民主”卻在現實中連連碰壁。這個被稱為“農村草根民主領跑者”的“農民精英”正陷入無計可施的境地。根據普遍的說法，中國的8億農民大多面臨著農村基層自治組織民主方式

為產業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員。現在她正忙著照顧生病的愛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著，沒人看管。不過也快關門了，因為生意冷淡，加上女兒已經有了幾個月的身孕，快要生產了，到時候自己就顧不上這個店了。前幾年，翟淑芬常會找到市勞動局，請求給像自己這樣的“農轉工人員”與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資待遇。她說自己現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員工的60%左右。市勞動局工作人員對此的說法是，工資待遇是依據有關政策規定執行的。在女兒的勸說下，從去年8月份開始，翟淑芬不再找有關部門理論了。翟淑芬的愛人老杜也是“農轉工”，在國企改革中“首當其沖”，6年前花4萬塊錢買斷工齡后賦閑在家。在北京市政府的網站上，豐臺區勞動與社會保障局有關文件稱，今年3月份，1472名補繳社會保險的農轉工自謀職業人員的退休審批工作已完成，并進入基本信息錄入、核對階段，計劃3月中旬進行第一筆養老金的發放。老杜要拿到自己的養老金還得等7年。這期間，他必須每年繳納一定數額的社會保險金。“去年繳了3600元。”翟淑芬說，等孫子出世了，祖孫三代得擠在自己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萬多塊錢的房租。和她一樣，在京石高速路沿線的許多小區里，“農轉工”人員的經濟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房租。另一位姓杜的“農轉工”人員稱，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現在跑“黑出租車”。1987年，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豐臺區六里橋、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國家征用，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為“農轉工”的一部分。當時，初中學歷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機械局下屬的一個鼓風機廠。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個月可以領到380元的退休金，“因為是農轉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齡工人的60%左右。”～年1月10日公布的蓋洛普調查結果顯示，從1997年至今，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與此同時，富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統計局對外公布的“北京市社會發展七大領域發展指數的評價分析報告”顯示，北京收入高低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經由2000年的3.1：1擴大到～年的4.7：1。按照有關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塊錢的醫療保障金。“每年的醫藥費如果超過了1300元，就可以報銷一定的比例。”但她沒報銷過，因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錢”。女兒是大專畢業，目前沒有工作。翟淑芬說自己不擔心孩子，因為現在是“競爭的社會”，“只能靠他們自己。”她常教導女兒要學會“笑對生活”。翟淑芬對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嘆自己沒有面見總理的機會。在接受采訪時，她擔心報道會給自己帶來一些壓力，要求不能署真名，否則可能會像熊德明那樣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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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6個中國人的“和諧”故事

文章標題：6個中國人的“和諧”故事

時代人物周報：意料之中，隨著“和諧社會”成為“兩會”的熱點，一個決定中國未來發展主線的目標已經在這個春天被勾勒得日漸清晰。

3月5日上午，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發表他任職以來第二份政府工作報告，將“著力建設和諧社會”列為今年要突出抓好的三大任務之一，并將社會主義和

諧社會概括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此前的2月19日，在中央黨校舉辦的有二百多位省部級高官參加的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的專題討論班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表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

由此追溯到去年9月召開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列為中國共產黨全面提高執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這被普遍認為是最先完整地提出“和諧社會”概念的文獻；而更早前，努力使“社會更加和諧”的文字已經出現在了十六大報告中。

兩年前，中國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關口，這個數字意味著中國已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提出建立“和諧社會”，顯然是執政黨主動與時俱進的結果，可以說既深思熟慮，又深謀遠慮。

和諧對應的是矛盾。用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青連斌教授的話說就是，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基于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相對和諧的社會，還存在許多不和諧的現象和因素。

具體說來，實行了26年的改革開放，在使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利益階層與弱勢群體同時出現，局部的社會矛盾日益明顯。三農問題、官員腐敗、失業問題、分配不公、環境污染等已成為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協調發展必須逾越的障礙。一個現代化的小康社會，必然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和正義的社會，而如何保證社會公平公正，則考驗著執政黨的政治智慧。

既然“和諧社會”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它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必須以具體矛盾的解決為依托，通過化解矛盾，才能變不和諧為和諧。而判斷社會是否和諧，也不是書齋里的研究，而在于生活中人民的感知。

所以，《時代人物周報》在“兩會”期間將目光投向我們身邊的不同階層和利益群體，從6個不同的人身上，我們感受和諧的快樂，從他們的經歷中，我們力求探究社會不和諧的矛盾之源。

盡管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不會一帆風順，但正是因為有局部的相對不和諧，才會有“構建和諧社會”的崇高理想，也正是因為有了理想，我們的生活才充滿希望。

張治泰一個農民工的希冀

北京市大興區同合莊。張治泰一家四口13年前來到北京后，就一直租住在這里。沒有暖氣，雖然外面風和日麗，屋內卻很陰冷。

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張治泰租了一個鋪面修車，順帶配鑰匙。他的生意不錯，剛換了一個車胎，又有人推著自行車過來了。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在城鄉和區域之間流動，1991年之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數量開始迅速增加，到目前為止，農民工已經超過了1億。這些人多數都像張治泰一樣，到了城市后完全靠體力吃飯，在簡單的生存方式背后，卻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一系列現實的問題。

剛到北京時，張治泰在市場上賣菜，“離家遠，掙得少，累。”前年開始，他干上了修車這一行，“無論怎么樣都比在老家種地強，現在我不會種地了，回老家得餓死。”他右手的五根手指在農村老家鍘草時被齊刷刷鍘掉了。

一說起女兒讀書的事，總是憨厚地笑著的張治泰皺了一下眉頭。他的女兒張春蕊在京豫陳學校念初一，這是專為農民工子弟開辦的學校，“這學校不好，但沒辦法。”張治泰說。

從去年秋季起，北京的公辦學校取消了農民工子弟的借讀費，但是張治泰擔心女兒學習跟不上，而好強的春蕊也不愿意到公辦學校上學。“北京的學生瞧不起我們。”春蕊說，有一次，她們參加一個活動，那些公辦學校的學生一直對他們指指點點，這讓她很難受。但她也高興地看到，大興的一所公辦中學一下子去了很多農民工子弟，“那學校成了我們的地盤，就沒有人敢看不起我們了。”

在襁褓中就來到北京，張春蕊是在這座城市長大的，甚至過年他們也沒回家——盡管河北老家離北京只有半天的車程。

春蕊對第二故鄉并沒有好感，“北京太亂，空氣不好。”她幾乎不到城里去，沒有逛過大商場。但她對同合莊卻頗為依戀，她在村里走過時，和每個人都親切地打招呼。

張治泰很少關心國家大事，盡管他是高中文化。附近沒有報亭，惟一的書店里書也很少。他有時干到晚上10點才收工，累得不想看電視。他知道像他這

樣進城務工的人，有一個統一的稱謂叫“農民工”，但他不知道，最近有學者提出了“四農”問題?

“像現在這樣不錯。我有活干，孩子她媽媽在小區里開電梯，一個月有600塊。她哥哥也工作了，在國營單位。”在張治泰看來，只要不用到工地上扛鋼材，不用拼死拼活地向老板討債，就已經很幸福了。

張春蕊卻沒有父親那么容易滿足，她還是希望生活能夠好點，而“好點”并不單單是指有錢。在一次“農民工子弟教育巡展”上，張春蕊在留言板上寫道：希望能得到更多人支持。

當被問到希望得到怎樣的支持時，她說，“就是不要看不起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同學。”

吳顯國群眾小事政府大事

晚上10點鐘，北京西直門附近的國務院第二招待所依然人來人往。因為是“兩會”代表的駐地，每個進門的人都要接受站崗武警的檢查，媒體聯系采訪則要報出代表的名字和房間號。來京參加“兩會”的廊坊市市委書記吳顯國就住在這里。

2004年11月5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了原中紀委常務副書記侯宗賓的調研報告《建設“和諧廊坊”的啟示和思考》，指出了當地政府建設“和諧廊坊”的標本意義。作為“和諧廊坊”的推動者，吳顯國是較早提出并實踐“和諧發展”的中國地方官員。

黨團干部出身，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商學院學習，現年48歲的吳顯國思維活躍而開放。

這一點在侯宗賓的報告中也得到了肯定：“廊坊的領導班子有兩大特點：一是學歷高、眼界寬；二是風氣正、沒閑事。一班人性格各異，但工作上團結融洽、一心一意，沒有雜音。”吳顯國也曾拍著胸口說，“在廊坊，誰的官是買來的，拿我吳顯國是問！”

吳顯國提出要提高基層干部的素質，在他看來，一些地方把素質較高的干部安排在機關，把素質較低的干部放在基層的“七所八站”，結果這些人“生冷硬黑”、吃拿卡要的作風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在他的推動下，“優秀的干部放到基層”成為當地的一種共識。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徐湘林教授認為，中國上世紀80年代進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場“精英的大轉換”。與傳統干部相比，這批新興的知識型和技術型干部具有講求實效、尊重科學、注重解決具體問題的實干精神，他們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和支持改革開放的立場也順應了新時代的發展方向。

這一點在吳顯國身上也有體現。這位皮膚略黑的市委書記在提到構建“和諧廊坊”時說：“群眾最關心什么？不是財政收入，不是項目引進，而是孩子畢業了能否找到工作，失業了能不能領到保險金，生病了到哪兒去看。這些都要從制度和機制上來保證和解決。”與此對應的是，廊坊市先后出臺20多個政策性文件，事關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遷、下崗失業職工安置和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等。

提倡“和諧”的吳顯國認同經濟社會相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單向、片面的發展如同瘸子賽跑，堅持不了多長時間。”為此他提出了加快建設生態環保城市的目標，使廊坊市成為中國第一個整體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城市。

吳顯國重視“軟環境”，他曾打比方說，硬環境是骨架，軟環境是靈魂。沒有靈魂，骨架也就失去生命。廊坊市建立了政府服務超市，將市政府所屬28個行政部門的119項審批辦事權限集中到辦事大廳，提供一站式服務。

在廊坊市政府院內，矗立著一塊醒目的牌子：“群眾小事，政府大事”。這或許就是吳顯國“和諧”觀念的根本所在。

汪玉凱學者是社會的醫生

春節過后，國家行政學院的汪玉凱教授在網上看到了自己違章停車的記錄。但按照日期來看，發生違章的當天他在北京大學給博士生上課，車一直停在院里沒開過。他找到當事的執法人員理論，對方最終承認出錯了，但拒絕道浮?

“這就是觀念問題，出錯本身還反映了工作之中的漏洞。”汪玉凱說，現在的中國社會需要的不是“管理型政府”，而是“管理服務型政府”。溫家寶總理在去年兩會上提出“創建服務型政府”說明政府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

今年“兩會”召開前，作為5名被邀請的專家之一，汪玉凱到中南海參與了“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探討。接受采訪前一天，他還在太原為山西省政府作“推動電子政務與提高執政能力”的報告。

在提倡“專家治國”的今天，知識分子成為越來越受重視的群體。自從“十六大”之后，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就已經組織了不下20次集體學習，邀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舉行講座，就有關專業領域的問題指點迷津。

身為國家行政學院的教授，汪玉凱的“學生”也常常是省部級、司局級的政府官員，從“學生”那里他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國情和政府政務。對于2005年是“改革年”的提法，汪玉凱認為政府改革是其中的關鍵。

在汪玉凱關于“和諧社會”的理論體系中，作為公共治理主體的政府是決定性角色。“和諧社會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而對這兩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公共治理。”

出身農民家庭的汪玉凱很關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況，前不久，他寫的《2004年中國腐敗與反腐敗的較量》被50多家媒體轉載。汪玉凱認為，自己從幾年前開始研究的電子政務就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條途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政府部門的腐敗現象。

汪玉凱趕上了政府信息化工程的早班車，至今已出版了數本電子政務方面的著作，參與過天津經濟開發區、北京西城區政府電子政務方案以及上海電子政務建設的論證、咨詢等工作。

“我的職業決定了我重視公共治理。”汪玉凱很贊賞西方的一句名言：“學界是社會的批判力量”。學者要做的就是幫助政府去發現社會中的問題。他認為，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學界的作用，讓他們為改革出謀劃策，政府可以從中獲得很多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也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呂邦列“農民精英”的困惑

“我給你們報社想了個廣告創意，按這個想法我們都能‘雙贏’”。剛見面，“村官”呂邦列就對記者說。

此時已是晚上7點，寒風中的呂邦列穿著一雙單布鞋。剛從湖北趕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訪村”，不到三米的通鋪上擠了5個人，房價是一晚上5塊錢。

呂邦列所說的“廣告創意”是找個公司出錢在報紙上合作刊登“懸賞廣告”，以自己的“破解‘三農’難題”方案作為“靶子”，“誰能推翻我的理論，就給他50萬。”呂邦列自信沒人能夠“辯倒”他。

作為目前中國以“非正式候選人”身份當選縣(市)一級人大代表中惟一的農民，呂邦列在2004年又高票當選湖北省寶月寺村村委會主任，但隨后他想推行的“基層民主”卻在現實中連連碰壁。這個被稱為“農村草根民主領跑者”的“農民精英”正陷入無計可施的境地。

根據普遍的說法，中國的8億農民大多面臨著農村基層自治組織民主方式不健全和收入增長幅度緩慢的難題。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就認為，保障農民的基本權利和農民怎么發家致富是當前農村的兩大問題。因為收入增長過慢，從1998年起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出現減少或停滯現象，“三農”問題也成為影響農村社會和諧的一個主要問題。

在呂邦列看來，自己的遭遇就是“不和諧”的典型例子。

從2001年開始，他用上訪的方式反映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把推進基層民主當作自己的目標，但在村民的眼中卻成了一個“自己貼錢到處跑的怪人”；高票當選了村主任，但真到要兌現競選諾言清理帳務時卻成了“孤家寡人”：因為害怕被報復，沒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

因為搞“草根民主”而影響了農業生產，窮困潦倒的呂邦列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據說他的老母親天天擔心米缸里的米還能吃多久。事實上呂邦列的遭遇并非特例，李昌平曾說他認識的浙江一位民選村主任當選后也陷入困境，上百萬家產幾乎折騰光。

呂邦列堅持認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本身就有“不和諧”的地方，突出的問題是它所規定的農村基層民主方式運做起來成本太高，要花很多錢，農村根本無力操作。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也指出，用選舉的方法解決村級矛盾，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

呂邦列到處宣傳自己的“三農”理論，但當地的鎮委書記認為他“總考慮國家領導才考慮的事”，學者們對他的評價大多是“太理想化”。這個“農民精英”在失去了本村村民的支持后，在當地領導和理論學者那里似乎也沒找到同盟者。

在“兩會”召開當口來北京的呂邦列認為，農村“和諧”的關鍵就是要發展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民收入。“只有農村經濟發展了，農民認為我們行，他才跟我們走。”這樣他們才能帶領農民搞基層民主，提高農民素質，否則“一切都無法推行”。被選為村主任的他就是因為“民主”成功了，但還是沒有帶領村民走向富裕而到了現在不被信任，無人支持的狀態。

“先經濟，后政治，否則越選越亂。”當村主任期間，呂邦列曾遭到村民的4次毆打，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孫大午和諧社會應該“官民共和”

與去年8月參加完中國民營企業家思想論壇會議后落寞地走下地鐵口的情景相比，接受記者采訪時的孫大午首先來了個大喘氣。

“你先讓我喘口氣，現在還差幾分鐘，那就不是我遲到，而是你提前了。”曾聽人說，孫大午之所以2003年會“出事”，一是因為他不會“說話”，二是不會“辦事”，現在看來他卻是“絕對守時”。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一員，孫大午的經歷就像非公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一樣，亦步亦趨如履薄冰。1998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紛紛開始從農村地區“戰略大撤退”，同時，各商業銀行對縣級機構貸款權限上收，縣級以下地區貸款的發放受到嚴格控制，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率先遭受打擊的自然是民營企業。

由于無法從金融部門獲得貸款，靠1000只雞、50頭豬起家大午集團開始通過向周圍村民借貸的方式籌集資金，這種后來被稱為“民間先行者的融資實驗”卻幾乎給孫大午帶來滅頂之災。而孫大午在2003年的遭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民營企業這個群體的無奈。

雖然孫大午一再聲稱自己的企業很小，不足以與河北的其它名企相比，但大午集團仍是集養殖業、種植業、加工業、工業、教育業為一體的大型科技民營企業。而早在10年前，大午集團就在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位列第344位，集團資產總規模達到上億元。

“我所理解的和諧社會，應是官民共和，窮富共和的社會。在實現官民共和的前提下，才有窮富共和。我認為，現在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惡’，仇恨市場弄權，官場要錢，權錢下的黑幕交易。所以，我一直主張財富應向有道德的人轉移。”

不知是否由于太執著于這個主張，據說孫大午逢年過節從不請客，即使給某些單位送禮，頂多是一箱雞蛋；在與學術界人士頻繁往來的同時，卻疏于與政界人物交流。這種“與眾不同”，使他這些年碰壁不少。

“比如說前天交通局就卡了我們的車，僅僅因為車上裝了點菜。這種‘壁’對于我們企業每時每刻都會‘碰’，太陽里面也會有黑子，只要人心不讓陰影遮住就行了。”孫大午口氣很是達觀。

但提起大午集團內部實施的“君主立憲制”，孫大午卻稱這是他在2004年最感欣慰的事情。

所謂“君主立憲制”就是將企業的所有權、決策權、監督權三權并行，三權分立。孫大午和家人組成監事會對董事會、理事會進行監督，但無權決策；他本人擁有企業產權，后代將會繼承；而由大午集團下屬5個分公司各推舉出來2名代表組成的董事會擁有決策權，但無權干涉經營；另由分公司一把手組成的理事會執行董事會決策，行使經營權。

“我這里不存在股份股東，所有者不再是決策者，決策者也不能干涉經營者。目前已實施三個月了，企業發展挺好的。”孫大午顯然很滿意自己的“發明”。

今年“兩會”召開前夕，《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浮出水面。輿論普遍認為，這個被稱為“36條”的文件是政府在從多個方面給民營企業“松綁”。

“我不可能左右外在，但我可以在許可的范圍內實踐執政為民的理念。賺錢不是為了個人富有，而是為了大家都過上幸福生活。大午集團呈現的是一片祥和，盡管有上下屬的職位差別，偶爾也有個別不和諧的聲音，但這里人格平等，整體趨勢是和諧的。”孫大午說。

翟淑芬“農轉工”后的無奈

翟淑芬每天都會看看新聞，她想從報紙或電視上找到北京市有關部門針對“農轉工”這一群體的新政策。

上世紀8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迅速興起了城市建設高潮。一些城市郊區的農業用地因此被征用。按照國家有關補償辦法，一批失地農民轉業成為產業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員。

現在她正忙著照顧生病的愛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著，沒人看管。不過也快關門了，因為生意冷淡，加上女兒已經有了幾個月的身孕，快要生產了，到時候自己就顧不上這個店了。

前幾年，翟淑芬常會找到市勞動局，請求給像自己這樣的“農轉工人員”與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資待遇。她說自己現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員工的60左右。市勞動局工作人員對此的說法是，工資待遇是依據有關政策規定執行的。

在女兒的勸說下，從去年8月份開始，翟淑芬不再找有關部門理論了。

翟淑芬的愛人老杜也是“農轉工”，在國企改革中“首當其沖”，6年前花4萬塊錢買斷工齡后賦閑在家。

在北京市政府的網站上，豐臺區勞動與社會保障局有關文件稱，今年3月份，1472名補繳社會保險的農轉工自謀職業人員的退休審批工作已完成，并進入基本信息錄入、核對階段，計劃3月中旬進行第一筆養老金的發放。

老杜要拿到自己的養老金還得等7年。這期間，他必須每年繳納一定數額的社會保險金。“去年繳了3600元。”翟淑芬說，等孫子出世了，祖孫三代得擠在自己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萬多塊錢的房租。

和她一樣，在京石高速路沿線的許多小區里，“農轉工”人員的經濟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房租。另一位姓杜的“農轉工”人員稱，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現在跑“黑出租車”。

1987年，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豐臺區六里橋、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國家征用，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為“農轉工”的一部分。當時，初中學歷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機械局下屬的一個鼓風機廠。

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個月可以領到380元的退休金，“因為是農轉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齡工人的60左右。”

2005年1月10日公布的蓋洛普調查結果顯示，從1997年至今，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與此同時，富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統計局對外公布的“北京市社會發展七大領域發展指數的評價分析報告”顯示，北京收入高低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經由2000年的3.1：1擴大到2003年的4.7：1。

按照有關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塊錢的醫療保障金。“每年的醫藥費如果超過了1300元，就可以報銷一定的比例。”但她沒報銷過，因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錢”。

女兒是大專畢業，目前沒有工作。翟淑芬說自己不擔心孩子，因為現在是“競爭的社會”，“只能靠他們自己。”她常教導女兒要學會“笑對生活”。

翟淑芬對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嘆自己沒有面見總理的機會。在接受采訪時，她擔心報道會給自己帶來一些壓力，要求不能署真名，否則可能會像熊德明那樣身不由己。

今年兩會上，和諧社會的提法讓翟淑芬對未來充滿希冀。這意味著改革初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開始傾向于建設普遍富裕的社會，翟淑芬期待著她的生活也能變得更好一點。(文中翟淑芬為化名)

向往和諧

自從人類進入文明以來，就有一個問題讓所有思想者皓首窮經：什么樣的生活值得去過？什么樣的社會值得去追求？

無數的人給出了無數的答案，縱觀這些人類宏偉的理想，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在理想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應該和睦相處，無論在社會分工還是對資源的占有上有多大的差異，每個人都應該享有作為人的尊嚴。

偉大的理想可以指引社會走向完美，并對出現的偏差予以矯正。這樣的目標不是個人能夠達到的，它必須且只能由國家來完成。中國政府將營造和諧社會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這是值得贊許的。

與法治社會不同，和諧社會難以用定量的標準來衡量，它更多是建立在傳統、文化、道德的基礎上，與在以法治國的基礎上提出以德治國一樣，和諧社會也是一個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藍圖。

理想天然帶有改造現實的沖動，理想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現實世界不夠完美。當中國宣稱要創建和諧社會的同時，沒有人可以否認當下的中國存在著太多不和諧的因素。在中國的東部和西部、城市與鄉村、發展與生態之間橫亙著一堵短時間難以跨越的“柏林墻”，這是中國在前進道路上摸索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代價：

從1949年建國至改革開放前，醉心于“站起來”夢想的中國人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利用價格剪刀差，犧牲農業發展重工業。那個年代人們可能常常感到生活的不富足，但極少感到尊嚴受到挑戰；

改革開放后，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強大了中國，也產生了了貧富差距的現實。貧富分化是老百姓不愿意看到的，但是飛速的發展掩蓋了一切瑕疵。不可否認今天的窮人要比30年前的窮人生活富足，可是當最窮的中國人都不需要再為溫飽掙扎的時候，財富分布的高度不均衡就將凸顯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

中國在近20幾年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大力吸引外來投資，將發達國家希望轉移的制造企業請進門來，代價則是環境的破壞和對未來發展能力的透支；

從封閉走向開放，必然會遇到“改革的盲區”，在法律體系和新的社會倫理跟不上的情況下，公共權力不可避免地被濫用。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地方政府以經濟增長為綱，貪圖眼前利益犧牲長遠利益，農民的土地被剝奪。有統計稱，中國有4000萬左右的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近億農民涌入城市尋求機會，他們在城市里從事最臟最累的勞動，卻不得不面對被鄙夷的現實，在經濟地位低下的同時被迫放棄尊嚴。

從犧牲均衡搞建設到改革開放后進一步犧牲均衡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有走向失衡的跡象。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就到了一個反思過去的時候了，這是邁出更大前進步伐的前提。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政府不但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而且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問題的破解之道并不復雜，那就是調整財富分配格局，阻止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讓全體勞動者“利益均沾”，共同享受發展的福祉；國家應該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讓盡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健康等權利；對那些長期以來在國家的戰略部署下做出犧牲的群體，應該予以相應的補償。在今年的“兩會”上，中央政府決定施行“全面免征農業稅”、“工業反哺農業”等措施，朝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

這還不夠。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僅僅是邁向和諧社會的前提，和諧包含著更廣泛的涵義，從大處著眼是全社會的穩定健康，從小處看還應該包含階層之間、種群之間、鄰里之間、家庭內部的融洽，政治之外的文化內涵是和諧社會區別于福利社會的最大不同之處。

真正的和諧要建立在每個國民都享有同等的尊嚴的基礎上，只要某個群體還享有特權，還能帶給其他群體挫敗感，那么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是真正和諧和穩定的。確保每個人的獲得他應得的利益只是他拾起尊嚴的基礎，真正的考驗是徹底打破存在于中國人之間那道人為設置的界限，使出身不再成為享受國民權利的障礙。

和諧的社會之所以值得向往，只因“治世”不是歷史的終結，還有“善世”在彼岸。

《6個中國人的“和諧”故事》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6個中國人的“和諧”故事。

第三篇：國人營銷

攻心為上 透析影響本土營銷的九種心態

——摘自《世界營銷評論》

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為什么全球老大的沃爾瑪斗不過大潤發?為什么禮品市場如火如荼?為什么博大精深的中式餐飲斗不過麥當勞肯德基?為什么山寨文化成為了獨特的風景線。在接下來的文中，把國人普遍存在的，可能會對銷售、品牌產生深刻影響的九種心態為各位一一解讀，一、家庭觀念

中國的文化，是以“家”為單位出發的文化，與西方以個體的“人”為單位出發的文化有一定的差別。

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家庭就是其棲息的港灣與情感的全部歸屬。自古就有“賺錢養家”一說，家庭成員被外界視作一個整體，由此可見家庭之于國人的重要意義。而在基督教文化中，祖孫三代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姐妹”;就是說，是獨立的個體。他們中每一個人對外是一個個體。“一人做事一人當”，是他們的特色。因此他們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政治經濟單位，都是一個社會細胞。因此他們的個體“人權”觀念很發達。

所以，被戲稱為每年一次人類大規模遷徙的春運只在中國出現。每到年關將至，必定一票難求，由此催生了黃牛行業。

在中國，最早發掘家文化應用在營銷領域并取得成功的就是“孔府家酒”，一句經典的“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一語擊中無數漂泊的心。

很多家用醫療保健器械之所以賣的好，不是因為天花亂墜的功效承諾，而是那句不起眼的“一人購買，全家使用”。

近期正在播出的養生堂天然維生素E廣告片，更是把這一點發揮到了淋漓盡致，“我在左，給你天使的浪漫。你在右，許我溫暖的未來”“美麗自己，愛施家人”，充分調動了消費者關愛家人的情結。

父母可以省吃儉用，為孩子購置心愛的玩具。丈夫可以放棄向往已久的摩托，送給妻子璀璨的鉆戒。女人可以不去買那件惦記了一個月的裙子，只為給老公一個名牌剃須刀。所以，向產品使用者的家人傳遞信息，或者向產品使用者傳遞關于家的信息，往往能收到奇效。

小結：

運用得當，家文化就像一把軟刀子，不露痕跡地突破消費者心理防線。最重要的是情感把握要準確，溝通要到位。常用的手法有如下兩種：

1.直接了當型：

相信陳寶國代言的金德管業那句廣告語大家都有印象——“愛家就用金德管，好管享用一生”。還有大寶SOD蜜整天吆喝“我們全家都在用”。此種類型慣用于以家庭為消費單位的產品。比如家居建材、家電、汽車、炊具及家用治療儀、保健品、日常用藥等等。

2.旁敲側擊型：

消費者有時意識不到自身的迫切需要，這時，教育其本人就不如教育其家人效果更好。比如男人很多都有吸煙飲酒的習慣，但自身習以為常。那么如果操作對應保健產品，就應該向他老婆灌輸吸煙飲酒的危害以及男人為了家庭有多少付出等等。

3.情感寄托型

像前文提到的孔府家酒就屬于此種類型，既不是全家消費，也不是為家人選購。只是將家文化與品牌捆綁在一起，以產品寄托消費者難以割舍的家的情懷。看到品牌，就像想起了或者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

二、人情觀念

可以這么講，只要是生活在中國，就別想脫開“人情”兩個字。人情債也是世上最難還的債務。我們身邊很少見欠了別人人情還能非常心安理得的人。既然稱之為“人”情，那么它在營銷體系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從上至下所有有“人”的環節。由經銷商到終端，再由終端到消費者。

為什么在利潤價差相差不大，政策扶持也接近的情況下，經銷商還是會厚此薄彼?雖說追求利潤是商人的天性，但經銷商們首先是有血有肉也有感情的人。蒙牛經銷商處的業務員們都以蒙牛員工的身份自居并以此為榮，那是因為蒙牛拿他們當自家人，噓寒問暖關心備至。相反，有的廠家業務員整日里神龍見首不見尾，經銷商想見上他一面比登天還難，怎么可能要求經銷商盡心盡力的運作產品?

關于廠商之間的關系，筆者之前曾聽說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最差的一等好比嫖客和妓女的關系，給錢就干，沒錢就不干。稍好一點的是情人關系，除了錢以外多多少少還有些感情。而最好的就是夫妻關系，廠商可以風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進退。企業老總可以對照一下，看看自己與合作伙伴處于哪一等關系?

對廠家而言，除了經銷商，終端促銷員可以說是出貨最關鍵的環節。這一關做不好，其它的再好也會被毀于一旦，促銷員只要說一句你產品的不是，消費者就決計不敢購買。前段時間《醫藥經濟報》營銷版曾有關于對“帶金”銷售話題的爭論。筆者認為，在目前形勢下，想徹底避免帶金銷售是不太可行的，問題是，在大家都帶金的情況下，如何爭取促銷員這片寶貴資源。

筆者先前所在廠家曾有一個業績優秀的業務員，其負責區域內所有終端促銷員都與他很熟悉，關系很好，甚至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而稱呼他為廠家品牌名。原因就是腿勤，嘴勤，大熱天的時候去藥店他總會給店員帶幾支雪糕，或者給女孩子店員帶點小飾品，花錢不多，但感情溝通效果很好。

對消費者，則更要有“人情”意識，不論顧客是否當場購買，一定要態度如一，熱情洋溢，服務周到備至，能讓顧客產生不買就欠了你很大人情感覺的銷售人員，火候就差不多了。前些年為什么會議營銷的效果還不錯?說白了就是“人情”營銷，一大幫小伙子大姑娘天天陪著你吃飯旅游，一口一個大爺的叫著，產品來了你一個子兒不掏好意思?

小結：

徐克版《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里有個經典場景，任我行站在雨里對看著師弟們墳堆流淚的令狐沖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得出?”恩怨，其實與人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營銷說到底也是一群人把貨賣給另一群人，連人情都不通，怎么可能成功營銷?營銷人應時刻謹記——“將欲取之，必先予之。”

三、信任權威

曾在一本雜志上看到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位病人胃部不適，在某大醫院就診，掛了專家號，經過檢查診斷，專家斷定他得的是胃癌晚期，活不了太久了。過了半個多月醫院整理病例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把那個病人的片子和癌癥病人的搞混了，那個病人得的只是胃炎。趕緊通知，哪想到喪事都已經辦完了。

中國人歷來信任權威，許多年前幾乎所有產品的廣告都會提到“省優、部優、國優”之類的字眼。前幾年火爆一時的某藥品更是堂而皇之的把人民大會堂的圖片搬上了報紙整版。茅臺酒則憑借國宴用酒的名號一路紅火至今。不光產品這樣，連人都是如此。同樣兩個大學畢業生，一個是北京大學的，另一個是××職業學院的，用人單位看他們眼光絕對不會一樣，那么北大的一定比××職業學院的能力強嗎?那還真未必。

對品牌而言，怎樣算是權威?

要歷史悠久，還要正宗，最好是行業第一。水井坊，白酒新貴，憑借“中國白酒第一坊”，“元明清三代川酒老燒坊”這樣厚重的歷史底蘊，快速崛起。鴻茅藥酒，被賦予270多年歷史，始于清朝，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年銷售額超過十億。在中國，歷史悠久就意味著可靠，百年老店就等同于品質。就連西門子都知道在中國宣傳自己的161年歷史。

正宗，簡單說就是一個品牌名稱最好只對應一個品類，最好的情況就是由一個品牌開創了一個品類。有攝影愛好的朋友很多都聽說過“lenspen”鏡頭筆，“lens”的意思就是鏡頭，“pen”當然就是筆了。這是一家加拿大公司，鏡頭筆是由他們發明的并申請了技術專利。雖然世界范圍內還有富士等日本品牌也生產鏡頭筆，但這個品類“lenspen”占據了市場壟斷地位。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可口可樂、索尼隨身聽等。電視廣告里常見的香飄飄奶茶，也一直在賣力的吆喝自己是“杯裝奶

茶開創者”。

行業第一，就是品類銷售額的老大。現在品牌之間的競爭多數聚焦在賣點上，賣點多了，消費者眼睛也就花了，心也亂了，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或者根本不想費力去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對消費者而言，購買行為是要承擔風險的，比如產品質量、安全性、可靠性等等。他們當然希望把風險降到最低，那么選擇第一品牌就是最省心的辦法。手機不是諾基亞發明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摩托羅拉的工程師發明的，但由模擬轉數字的時候摩托慢了一步，被諾基亞趕超了，強者愈強，資源向優勢方集中，搞的摩托羅拉相當被動。

小結：

權威有兩種方法：

第一：開創新品類，或者挖掘品牌歷史文化內涵，或者設法超越與自己相距不遠的行業老大。總而言之就是自己做權威。

第二：依附權威，自己不是權威，可以盡量往權威那里靠，還可以請權威站出來為自己說話。

四、注重面子

自古以來，上至達官貴人，下到平頭百姓，只要是中國人，少有不好面子的。

晉朝時，就有石崇王愷斗富，一個用麥糖洗鍋，另一個用白蠟當柴燒，后來嫌不過癮，王愷制紫絲布屏障四十里.石崇則制錦綢屏障五十里;王愷的屋上涂赤石脂，石崇則在屋上涂香椒泥;王愷得珊瑚樹高三尺，自謂無比.石崇手執鐵如意一舉將其擊碎，拿出自己的珊瑚六七株，皆高三四尺。王愷斗不動了，甘拜下風。

筆者有朋友，還未買房，先買了寶馬，月供7000，問其原因，原來是開著寶馬見客戶比較有面子，生意更容易談成。整個社會現狀就是這樣，沒有辦法。

面子對中國市場營銷的影響可謂相當深遠。在歐美，很多人更偏愛選擇兩廂車，因為無論從空氣動力學、油耗、停車方便性哪一方面來講，兩廂車都比三廂有優勢。然而像富康、標致307、polo等兩廂原型車來到中國后，無一例外的都增加了三廂版車型，看起來不倫不類。那是因為中國的官車都是三廂的，三廂的看起來大氣，所以國人看不上“沒有屁股的車”。

什么樣的產品與服務會讓消費者覺得特別有面子?

一、牌子響亮的

前幾天筆者陪朋友去買筆記本電腦，預算六千，如果買大陸或臺灣品牌，可以達到中等甚至中等偏上的配置，而且質量完全沒問題。結果我們轉了一圈，朋友買了個索尼的本，基本是索尼系列最便宜的一款，用起來肯定不如別的牌子同等價格的快。然而朋友還是興高采烈。

黃金酒的熱銷更是證明了這一點，假如它不是出自五糧液門下，能像現在這樣嗎?恐怕要打個問號。

二、外形大氣的

吉利有一款跑車叫美人豹，據了解賣的還不錯，很多開這款車的人，也都找到了開跑車的感覺。盡管這車可能飚不過捷達，但好歹長了個跑車的模樣。產品就是這樣，如果不能以品牌讓人有面子的話，那就在外形設計上多下點功夫吧，甚至山寨也行，進來各大論壇上炒的沸沸揚揚的阿迪王不也挺火的嗎。

三、服務細致的

有面子，說白了其實就是一種當“爺”的感覺，既然想從消費者口袋里往外掏錢，讓他當“爺”又何妨。這一點星級酒店通常做的都很好。當你在酒店門口下車的時候，門童會跑過來為你開門并用手替你遮擋防止碰頭。當你結賬的時候，服務員會畢恭畢敬的雙手把找零奉上。當你的企業能時時刻刻讓消費者感到特別有面子的時候，服務的火候就差不多了。

小結：

面子心態在營銷價值體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產品，包括產品的外形、包裝層面與軟終端以及延伸售后服務層面。如果不能很好的考慮到這一點，那么即使賣點再精確，可能也收不到良好 的效果。

五、模糊心態

麥當勞為什么能發展成今天這樣的連鎖規模?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無論在哪家連鎖店吃到的漢堡和薯條味道都一樣。麥當勞的漢堡與薯條在烹制過程中，各種配料的比例，數量以及烤制時間都有一套嚴格的數字標準，分毫不差。而中餐則很難量化，同一道菜，不同的大師傅做出來的味道肯定不一樣，就算是同一個大師傅在心情不同的時候做出來也不太一樣，中餐的烹制涉及到火候、翻炒、加料時間等太多因素的制約。所以全憑大師傅自我感覺來發揮。

現在很多人都習慣用搜狗拼音打字，因為它設計得非常人性化，很好用。在搜狗的輸入法設置里有模糊音設置一項，即使是輸入錯誤也可以顯示出想要的字詞來，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普通話不標準的人。而多年以前傻瓜相機的發明，也成為了相機歷史上的里程碑，消費者不需要懂得如何精確的操作，只要大體了解就可以熟練使用。

消費者不是專家，通常也不愿意花費過多的精力去閱讀學習產品的使用說明書，如果產品使用極其復雜或者是稍有違規操作即損壞的話，必然難脫被拋棄的厄運。所以，在產品誕生之前的設計階段，就要充分考慮到使用時的人性化問題。諾基亞手機，論屏幕鈴聲比不過三星，論音樂播放比不過索尼愛立信，論待機不如飛利浦，論外形時尚不及摩托，為什么能雄踞手機市場老大的位置?就因為它的產品設計是最人性化的，哪怕是最小的細節。手頭有諾基亞手機的讀者可以觀察一下，它的側面通常都有發聲孔，為什么?想想平時我們把手機裝在兜里的情形，正反面都被衣物蓋住，正是側面的發聲孔使我們不會漏接電話。

小結：

順應消費者模糊、差不多的心態，必然要求企業在產品研發層面充分考慮到易用性、人性化因素，避免陷入技術至上的誤區，以免重蹈摩托羅拉從老大一路滑落的覆轍。

六、孝道至上

俗話說：“百善孝為先”，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以此為品牌文化內涵而取得成功的企業比比皆是。比如椰島鹿龜酒——“父親的補酒”、“今年孝敬咱爸媽，送禮還送腦白金”、馳譽藥磁鞋等等。

說服消費者最容易的情形就是，我們將要灌輸的觀點，在他頭腦中或者潛意識里本來就存在并認可。這樣，我們的品牌就容易與消費者引起共鳴。孝文化是全社會都認可的主旋律，在這上面說事，易于被為人兒女的消費者接受。

凸透鏡能夠在太陽下點燃火柴，是因為它把光和熱聚在一個點上釋放出來。孝文化在營銷中的應用同樣如此。假如僅僅是大而空泛的談及孝道，很難對消費者內心產生深刻觸動，所以，要為“孝”找到一個最閃光、最震撼的情感落點，集中釋放出來，打動人心，絕不能泛泛而談。這一點，馳譽藥磁鞋的電視廣告片就相當到位。片子選取了小時候過年穿上父母給買的新鞋的場景，作為對比，年老的父母腿腳不利索了，兒子給買了馳譽藥磁鞋，父母的眼里閃爍著幸福的淚光。這樣的情景就很感人，也很有說服力。

中國的父母絕大多數屬于奉獻型的，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等孩子獨立了，成家了，卻不好意思給孩子提要求要東西。史玉柱在江陰進行腦白金市場調研的時候就了解到，很多老頭老太太都有服用保健品的想法，但是嫌貴，又不好意思跟兒女張口要，就把空盒放在顯眼的地方。正因為如此，以孝文化為品牌落點的產品在終端及廣告宣傳中，一定要借用父母的形象，替他們把自己不好意思提的要求說出來，把他們的心聲傳達給做兒女的，提醒他們。

黃金酒無疑順承了這點，在市場啟動期的廣告片里一個老頭對另一個老頭說：“這是我女兒給我買的，要喝，讓你兒子給你買去。”(這句話很關鍵)，這樣的場景與對白都很真實自然，有親和力。非常容易使受眾對號入座，想起自己的父親。在回家想著買點什么的時候，就會把黃金酒從記憶中提上來，再加上訓練有素的終端促銷員的勸說，很容易達成銷售。

小結：

1.利用孝文化對消費者進行情感營銷，就像點穴大法一樣，只有找到最能觸及消費者內心深處的那個點，并通過各種手法靈活的、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才可能引起廣泛共鳴，深刻影響，從而對銷售產生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2.替產品的使用群體把需求向購買群體提出來，還要天衣無縫，不留痕跡。需要同時深入了解這兩個群體的心理特點，思想特征及行為習慣，因此，廣泛而扎實的市場調研是必不可少的準備環節。

七、從眾現象

曾有心理學家做過這樣一個實驗，電影院有兩個出口，在電影散場的時候，心理學家站在一個虛掩的出口旁，第一個觀眾走過來的時候，心理學家告訴他門是鎖著的。然后心理學家就離開了，結果整個電影院的人都從另一個門排著隊走了出去，連一個敢于嘗試的都沒有。

平時我們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體會?在一條陌生的街選飯館吃飯，哪家人多我們去哪家，對于空空的飯館，我們甚至可能懷疑是黑店。所以現在很多餐飲店都學精了，盡量擴大臨街窗口的面積，增加窗口座位數，快到飯點時，就找幾個朋友坐在窗口吃小菜。筆者曾聽一位朋友說，他有個親戚開了蛋糕店，苦于生意冷淡，門可羅雀，煞是苦惱。筆者告訴他，讓他那位親戚找一幫好朋友，一到下班的時間就在店門前排隊，結果沒幾天，小店的門檻都快被踩破了。

從眾心理在醫藥保健品營銷中曾經并正在發揮著功不可沒的重要作用，隨便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很容易看見諸如“×城百姓瘋搶×××”“××斷貨，總部緊急調撥”之類的黑標題，配著黑壓壓一片人頭，個個手里拿著產品喜笑顏開的畫面。對老百姓來說，這種刺激有時比直接的賣點宣傳作用還要大，因為中國人總是喜歡到人多的地方去，相信大家都買的東西肯定錯不了。更絕的是前些年某些醫藥保健品發布的“致歉信”，內容大致是：在×月×日的××產品買贈現場，由于參與群眾太多，柜臺被擠破，消費者被踩傷，特此致歉并緊急從總部調貨，滿足消費者尋求。”具有極強的煽動性與迷惑性。

但隨著政府監管與媒體監督日趨嚴格，及信息渠道的透明化，消費者變得理性起來，上文中的做法已經收不到什么效果甚至可能招來罵名。想要長線做品牌，只有依靠真正的產品力，開展各式的體驗營銷與售后服務，利用口碑效應影響潛在消費者，才會使品牌快速發展壯大，被市場認可。小結：

從眾心理對本土營銷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將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把握的核心在于，如何塑造產品、品牌的公信力，以理性、誠信的手法來操作市場。在市場信任度日趨地下的今天，只有摒棄投機取巧及虛假炒作，踏踏實實做品牌，才可能站的穩，行的遠。

八、占小便宜

前幾天，筆者在小區門口看見鄰居大嫂招手打車，問及去向，乃是到十幾公里外的某商場購買打折的絲襪，筆者粗略估算了一下，買十雙都省不回打車錢來，不禁啞然失笑。在我們身邊，像這樣的例子又何止筆者的鄰居大嫂，每當商家開展大型優惠促銷活動的時候，很多消費者幾乎癲狂，不管自己需不需要，先買回來再說，殊不知，買的不如賣的精，商家正在關起門來數著錢偷著樂呢。

某國際知名化妝品品牌在初入國內市場時，有一項政策與國外是一樣的，那就是消費者買回去使用后如果不滿意，只要剩余量不少于總量的三分之二，就可以無條件全額退款。結果這項政策在國內執行了沒多久，就被迫取消了。因為每天都有消費者排著隊來退貨，而且瓶內剩的正好三分之二，那三分之一呢?不得而知。

占便宜這回事，說白了，就是得到的與付出的比值增加了。所以，想讓消費者有占便宜的感覺，可以有三個操作方向，一是原價不變附送贈品或服務，二是產品不變價格優惠，三是價格優惠同時附送贈品或服務。在營銷學里，以上三種手段都應該歸為營業推廣的范疇里，而且都在被眾多企業廣泛應用，但效果卻有千差萬別。

第一種，原價不變，附送贈品或服務，可適用于產品的任何生命周期。通常，可以將新產品制作成小規格贈品綁在暢銷品種上銷售，以促成體驗營銷。或者是可以捆綁目標消費群體感興趣的贈品以帶動產品銷售，比如在兒童飲料上捆綁小玩具。還可以以抽獎的方式促進產品銷售，方法可以很靈活，但最終目的就是讓消費者感覺超值了。

第二種，產品不變，價格優惠。通常不宜用于剛上市的新品牌，否則將會對品牌傷害很大，知名品牌新推出的新產品或者新品類則不在此列。價格優惠，對于消費者而言就是一種相對感覺，是有參照的，換言之就是品牌的價格定位在多數消費者心里已經很清晰。假如有一款全新的運動鞋品牌上市，特價五十元一雙，消費者也未必感覺便宜，因為沒有對比。但如果耐克限量版特價四百一雙，仍然會有很多人趨之若鶩，就是這個道理。

第三種，價格優惠，又奉送贈品或服務，常見于傾銷庫存或者是產品進入了衰退期，比如中國網通的小靈通，當下就又打折又送各種贈品，目的是最后一搏，能賺一點是一點，少虧一點也是好的。其它情況下少見使用。

小結：

俗話說，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誰都愛占便宜。在促銷活動中巧妙利用占便宜心理，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一定要綜合考慮產品所處的市場階段、品牌定位、競品動向等因素，否則，很有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

九、小賭怡情

布什問主席：我一般一次派三至四個宇航員上天，你為什么指派一.倆個人呢?主席回答：你不了解我們國情啊——!這幫王八犢子，三個人就斗地主，四個人就打麻將啊————!

從這個笑話足以看出，我們中國人好賭成風。

可以這么說，無論是火車上、大樹下、辦公室、還是酒店里，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必有撲克牌，而麻將也半斤八兩。玩撲克麻將的，有的是為了贏錢，也有很多不是為了贏錢，就為了玩玩，消遣時間。這樣的游戲有什么好玩呢?玩的是什么呢?筆者親身體會，玩的不是撲克麻將，是腎上腺素。

真的，一點也不夸張，分分秒秒，那種興奮的感覺，讓人難以罷手，輸了想著翻盤，贏了再接再厲，難怪那么多賭徒傾家蕩產一文不名。賭帶給人的誘惑力，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旁觀無所謂，一旦投身進去，很難自拔。

如果給賭下一個定義，筆者認為，凡是不能完全為自我能力操控，由隨機或不可控因素決定結果的事件，都是賭博。比如彩票，股票等等。賭帶給人最大的快感就在于對未知的期待，而高潮則是開牌前的最后一剎那。

賭場里每天有人哭有人笑，只有莊家才是永遠的贏家。在電影里，通常是這樣子的，對于剛入場的有潛力的初哥新手，莊家會有意讓其連贏幾天，在這樣的錯覺培養下，絕大多數人很快就找到了賭神的感覺，走路都會越來越像發哥。幾天之后，莊家開始讓其見識厲害，而賭徒此時早已陷入漩渦了，賭得更加紅眼，不惜當掉內褲也要翻本，直到最后赤條條被人扔出去。

莊家的做法已經給我們上了很生動的一課。那就是，怎樣的促銷才能吸引顧客?

有人說，我已經做的很好了呀，你看，買我的產品，一等獎馬爾代夫七日游，二等獎筆記本電腦，三等獎豪華家庭影院，多有誘惑力呀。我問他，這些獎好中嗎?他說，當然不好中，中獎概率百萬分之一不到。筆者念書時不用功，但有個數學概念記得很清楚，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試驗中發生的可能性為零。既然這樣，這個促銷搞和不搞，有什么區別?

筆者某段時間購買×師傅牌綠茶時屢屢中得“再來一瓶”，最多的時候曾經買一瓶連中過三瓶，雖喝不了仍忍不住小市民式的喜不自禁，可是后來奇怪的很，再怎么買，也很少中了，先前筆者懷疑那些帶獎的飲料都被狡詐的經銷商喝了，后來在與某小店主聊至此話題時方解破玄機，新款的中獎率高，先把積極性帶動起來，到后來帶獎的越來越少，但是買飲料的人不服，買的卻越來越多了。

與其許諾寶馬香車，不如先給二百塊錢來的實惠。與其憧憬洞房花燭，不如先得香吻一枚。

拿到手里才是錢，吃到嘴里才是肉。

就這么簡單。

電影《英雄》里，無名與長空有一場意念中的精美絕倫的對決，那場對決，兩人都沒有真正動手，然而須臾之后，勝負已分，這絕不是影視作品的臆想。營銷的世界里一樣如此，高手博弈在于內心的

較量，思想的爭鋒。就像一代宗師李小龍一樣，通過對手的眼神就可以判斷其下一秒的出招方向并予以攔截，企業經營至此境界，何愁不能雄踞市場，成就霸業?

第四篇：和諧 小故事

有一次,孔子與眾弟子在陳國和蔡國之間受圍困,個個饑餓不堪,體力不支。子貢突破重圍,好不容易換回一些米來,讓顏回負責煮飯。一天,子貢無意間經過煮飯的房間,竟然看見顏回在用勺子舀飯吃。

顏回是孔子十分信任和經常稱贊的弟子,他竟然也偷飯吃,子貢對此深感不平,就去見孔子。行禮之后,子貢問孔子說:“仁人廉士會不會因為窮困而改變氣節?”孔子回答說:“當然不會。”子貢向老師講述了親眼所見顏回偷飯吃的事。出乎意料的是,孔子卻說:“我對顏回是仁者一向是堅信不移的,雖然你說的是親眼所見,但我還是不會懷疑他,恐怕是另有隱情吧。” 隨后,孔子將顏回叫來,說:“我前幾天夢到了自己的祖先,想必是要護佑我們吧?你把飯做好了之后,我準備拿它先祭祀祖先。”

顏回搖頭答道:“不行啊,老師!剛才我在煮飯時,屋頂有一小塊黑土掉到飯里了,我就用勺子將其舀起來,想把它倒掉又覺得可惜,于是便吃了它。吃過的飯是不能祭祀先祖的啊!”

孔子聽了,滿意地笑了,說:“原來如此。要是換了我,也會吃了它的。”顏回走后,孔子對幾位在場的弟子說:“我對顏回的信任,是由來已久的,并不是因為今天的事情。”周圍的弟子由此對孔子更加嘆服。

俗話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但人際交往中,親眼所見的事情未必就是真的,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自身的狹隘可能會影響對事物的判斷。面對可能產生誤會的情況,我們該怎么辦?孔子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不猜忌、不偏信、不主觀地做出判斷,而是對得到的信息作進一步調查和分析。只有這樣,才不會在交際中種下懷疑的種子,長出不和諧的花朵。

第五篇：國人不文明現象

出境游中的種種陋習引起讀者共鳴——

不文明事件面面觀

本報記者 陳寧 石天星

編者按：本報“攜帶文明出國門”系列報道日前刊登了浙江省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境領隊湯敏軍的一封來信——《出境游，請與文明同行》，他在信中講述了擔任出境領隊12年中遇見的種種不文明現象，引發讀者共鳴。短短幾天內，不少熱心讀者向本報反映他們在出境游中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們最近了解到的不文明現象。本報從中挑選出有代表性的事件進行點評。希望以此審視文明，掂量素養二字的分量。

事件一：

埃及神廟“到此一游”

【回放】今年5月，有網友發文說，埃及3500年前文物盧克索神廟被刻上漢字“丁錦昊到此一游”。隨后，南京孩子丁錦昊及其父母向埃及方面道歉。盧克索神廟上的字跡被清除完畢。

【點評】在國內各個旅游景點看慣了各式各樣的“到此一游”，頂多嫌棄字跡之丑，譏笑下留字者的“大人物”意識，嬉笑之間，“到此一游”竟然發展成了“國刻”。直到丁錦昊把這幾個字刻上了埃及神廟，我們才有了羞恥之感。

孩子年少無知，卻也是在國內浸淫久矣。對孩子不要過多苛責，這其實是大人沒有作出好榜樣。看到莊嚴神圣、美輪美奐的文物古跡，游人應當是發自內心地敬重，靈魂靜穆，隨之獲得心靈的凈化和陶冶。刻上“到此一游”，一個孩子這樣做或許只是無意識的模仿，更容易被原諒，而如果是一個成人還這樣做，可見修養和教養的缺失。

事件二：

盧浮宮前不顧形象

【回放】7月30日，一張中國游客在盧浮宮水池泡腳的照片在網絡傳開。無獨有偶，在此之前一些游客在杭州西湖的白堤上戲水，紛紛把腳伸進西湖的照片也曾在網絡熱傳。

【點評】兩個“不顧形象”的泡腳事件一出，網友紛紛表示，國人一路洗腳到國外，看似“煞風景”的舉動，實則是“素質低”的表現。但也有網友對此駁斥，認為有不少外國人也照樣會在盧浮宮前泡腳，不能單單挑出國人來橫加指責。

但是，“外國也有”就能成為“泡腳”的擋箭牌嗎？試想，如果我們因此停止了指責與反思，在跨出國門時，我們看不到別人的長處，而是去學習別人的缺點，對于文明素質的提高只能是有害無益。毋庸置疑，盧浮宮前水池中泡腳的行為是不文明的，身為中國人，我們不僅不能不以為然，冠冕堂皇地說“他們能，我為什么不能”，而必須由此看出自己缺失了什么，需要補救什么。

事件三：

薰衣草田“有私無公”

【回放】7月11日，有兩對中國游客在法國普羅旺斯的一處薰衣草田內，為了爭搶拍照位置而大打出手。大家赤膊上陣，婚紗撕了，無辜的草田也被踩壞。

【點評】普羅旺斯薰衣草田每年接待成千上萬游客，這里的美需要大家自覺維護，但是中國游客的“大打出手”，破壞了薰衣草的美，更破壞了多年來靠游客自覺自律養成的“無形的規矩”。

公交車上搶座位、人行橫道前闖紅燈、免稅店里爭商品??每一種“搶”，似乎都有中國人的身影。早在一個世紀前，梁啟超就曾指出，在中國，“一涉公字，其事立敗”，如“公林無不斬伐，公路無不蕪梗，公田無不侵占，公園無不毀壞”。讓人遺憾的是，有個人私念、無公共意識，這種“有私無公”的性格特征，在當今中國人身上仍有體現。

任何人都不是獨立的個體，所謂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無秩序”的狀態勢必給社會生活帶來混亂，最終受影響的，還是我們自己。

事件四：

博物館里隨地吐痰

【回放】今年5月，帶歐洲線路11年之久的導游李勇說，有一次他帶團去意大利，團里有一位中國游客走到哪吐到哪，在博物館里吐痰，周圍的外國人投來異樣和鄙夷的眼光。李勇上前制止，這名游客居然說“我花錢了，外國人咋毛病這么多”，李勇只好自己用紙巾把地上的痰擦干凈。

【點評】“呸”，發出這輕輕一聲的同時，類似于“請不要隨地吐痰”的中文標語正在許多世界級景觀區被貼上。“隨地吐痰”，正和諸多不文明行為一起，被印上了“國字”標簽。

此舉一出，“鄙視”、“瞧不起”的言語在互聯網滿天飛，甚至取代了本該因隨地吐痰而引發的反思。仔細回想，關于隨地吐痰是不文明行為的告誡，在中小學生的課本里，在學校的文明守則中，何時“缺席”過？但為何多年過去，這依然能被列進幾大不文明行為中？這些年，我們的經濟在騰飛，但是我們的素養有沒有隨著高樓拔地而起？有沒有隨著GDP飛速進步？這或許才是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

事件五：

帕勞海面亂丟垃圾

【回放】今年2月，著名喜劇演員黃渤在微博中曬出了一張“中華煙盒”的照片，并感慨說：“那日帕勞潛水，忽見水面漂浮一煙盒，上有兩個大字‘中華’。臊的我上去一把捏在手里，像做賊一樣生怕被別人看見。朋友啊，去別人家做客咱客氣點，這兩字的臉丟不起啊！”

【點評】黃渤是喜劇演員，此番在帕勞撈出了一個“中華”，也像是一出諷刺喜劇，禮儀之邦反而亂扔亂丟，更是諷刺。往深里想，丟一個簡單的煙盒是缺少公民契約意識的表現。何謂公民契約意識？不管地位高低，財富多寡，公共場合都要遵守契約，以不影響他人、珍惜他人勞動成果為念。如果一個人抱著“有錢就什么都能做”的心態，藐視公民契約甚至法律法規，他又怎么會為扔一個煙盒多想一秒！

一個人的習慣會展現出一個人的素養，素養方顯高貴。

事件六：

大聲喧嘩不分輕重

【回放】去年10月，法國時尚品牌Zadig&Voltaire宣布計劃于 2014年推出第一家酒店。其創始人蒂里·吉利耶在接受采訪時說：“來的客人我們也得選擇，比如中國游客就恕不接待。”因為，“在巴黎，很多人都需要一些私人空間和一個安靜的環境。”此言一出，頓時遭到中國網友炮轟，吉利耶也隨即對這一不妥言論作出了道歉。

【點評】不久前，泰國旅游局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詢問了2000多名旅游工作者和熱門旅游景點的民眾“最不能忍受的中國游客的行為”。調查結果顯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大聲喧嘩”。

其實，中國人的“吵鬧”也有文化的原因，而且到異國他鄉旅游時，喜形于色、得意忘形，原也是人之常情。國人若能多想想當地人喜靜的生活習慣，想想入鄉隨俗，尊重他人的文化習慣，便當節制情感、放低音量。

事件七：

公共場合隨意拍照

【回放】去年7月，在加拿大著名旅游勝地班夫國家公園，有中國游客為吸引灰熊走近以便拍照，從旅游大巴上扔下一塊三明治肉餡，公園管理人員急忙制止：“灰熊若習慣被投喂，可能引發反常行為，這會給其他游客帶來危險，并可能導致灰熊被‘人道消滅’。”

【點評】在美國，中國游客喜歡騎上華爾街上的銅牛，擺出很“牛”的樣子拍照；在很多演出場所和博物館，主辦方禁止拍照，導游也三令五申，但中國游客還是想拍就拍??

很多年前看到過一篇帖子，它為了說明德國人和中國人的區別用了一系列的對比圖。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組圖是關于“旅游”的：德國人是一幅眼睛的圖片，中國人是一幅相機的圖片。這幅對比圖意在說明：不要因為拍照而錯過眼睛和心靈本該停駐的風景。為拍照而亂作一團，只會暴露出“虛浮愛跟風、舉止欠教養”的內在之羸弱。

事件八：

海底潛水撈出珊瑚

【回放】今年5月，馬爾代夫當地的一位中國潛水教練翻看微信時發現，海灘附近有一位中國女游客圖文并茂地曬出了自己剛撈出的珊瑚照。教練的同事將此事發布在了網絡上，這個名為《中國游客馬爾代夫海底撈珊瑚拍照上傳，請保護海洋環境》的帖子受到了不少關注。

【點評】一位肯尼亞當地的導游抱怨，他所接待過的中國游客幾乎都問過他從哪里可以買到象牙，而在肯尼亞，販賣象牙制品是違法的；國人到了馬爾代夫，私撈珊瑚后還到微信上“曬照片”，渾然不知私撈珊瑚是破壞環境，更是當地明令禁止的行為??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形，可能是由于國人不知道當地那些保護環境的法律條例。但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所受的環境保護的教育是否太不夠？比不知道法律條例更可怕的“無知”，是不知道保護環境。

事件九：

航班延誤大鬧機場

【回放】今年7月，在香港機場，一對內地夫婦因航班延誤開始發飆，男事主不僅怒砸國泰航空柜臺，砸壞登機口和電腦鍵盤，還向兩名工作人員潑可樂。他妻子后來也加入戰團，涉嫌推倒一名警員。結局是，夫婦兩人都被警方帶走。

【點評】在香港，襲警屬于重罪，當事人要面臨拘役的懲罰。顯然，這對夫婦并不知道。在他們眼里，所謂法律已經被怒火吞噬。放眼互聯網和現實生活，一遭遇不快，立馬橫眉冷對，暴戾之氣已是常事。深入地看，這不是個人問題，是關乎素養、教化和社會風氣的問題。

不文明的行為，破了道德和規矩，觸犯了法律，更加折射出國人的無知。這樣的沖動行為，并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將給自己帶來更大麻煩。遇事不沖動，理智維權，才是正當。

事件十：

入鄉隨俗成為難題

【回放】一位埃及旅行社負責人抱怨一些身著超短裙的中國女游客“穿得太少了”。對于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來說，女性在公共場合的著裝應端莊且盡量避免裸露過多皮膚，即使是外國人，當地人也希望他們能盡量尊重當地習俗，尤其是在游覽清真寺等地時。

【點評】游客如果想“游”得有深度一點，不是浮光掠影，不是走馬觀花，入鄉隨俗其實提供了一個跟旅游國文化更貼近的機會。而另一方面，入鄉隨俗更是對旅游國文化的一種尊重。

因為身在異國旅游，最美的不只有當地的風光和食物，還有經過多年積淀而成的人文與氛圍。突破入鄉隨俗的藩籬，實則是對當地文化的漠視，更是當今快節奏生活中浮躁心理的表現。盡管游客在異國只是短暫停留，但依然要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習俗，因為這些遠比美食和美景更能觸動你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