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強人文化：被誤讀的執政能力

強人文化:被誤讀的執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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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達維

前不久揭曉的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名單中,熊召政的《張居正》毫無意外地奪得了頭名,這部花費了作者10年心血的著作獲獎的一個理由是“對古代吏制等典章制度之熟悉”。據說,為了寫這部小說,熊召政曾花費數年心血研究明朝歷史。

《張居正》的獲獎和走紅再一次證明了,即便是在現代文明充斥的今天,深厚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底蘊依然有著巨大的生命力。

不過,對于歷史的認知在不同的人群中并不一樣,比如,時下正在熱議中的“皇帝熱”。上世紀90年代始,“皇帝熱、武打熱、鴛鴦熱”風靡一時。時至今日,“帝王熱”仍未冷卻,從秦始皇到宣統帝,歷代的皇帝都紛紛登上影視舞臺,或戲說,或正談。娛樂大眾的同時,也在普及著一些經不住推敲的歷史,其中不乏常識性的錯誤。

而在一些知名學者、藝術家看來,“皇帝熱”的流行還有著比“誤導歷史”更深遠的負面影響。在今年3月初舉行的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王蒙和魏明倫指出,“‘帝王崇拜’意識會嚴重誤導大眾,非常不利于民主法制社會的建設。”

強人還魂

《成吉思汗》、《雍正王朝》、《康熙帝國》、《漢武大帝》??一系列帝王戲,把國人沉睡已久的強國夢想重新喚醒。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一句話叫國人熱血沸騰。中國在漢代,就奠定了1000多年來的版圖,而后逐漸被蠶食,瓜分。中國人近百年來所受的屈辱,在這些帝王的還魂中一掃而光。南京大學中美研究中心副主任蔡佳禾說,看到國內的帝王戲,有一種很不安的感覺。這些戲把封建帝王一個個塑造成雄才大略的人物,省掉了他們許多殘酷的方面,把老百姓關于大帝國的夢想重新喚醒起來,這種觀念很要不得,雖然這些帝王戲表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強盛,但是缺乏一種現代國家所需要的人道和民主的精神。

他認為,歷史劇要不就應該表現歷史的真實,要不就表現一種文化的輝煌,而不是通過拓展疆土來體現國家的強盛。這樣對我們下一代來說,對他們的歷史觀、國際觀都有消極的影響。我們更多應該宣揚的是像鑒真、鄭和、張騫、玄奘這些為民族和文化作出貢獻的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余志森教授對《瞭望東方周刊》說,這一段時間里,皇帝在電視上的出鏡率似乎太高了。其實構成歷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漢朝的強大固然有明君的因素,但是一大批將相的功績不可忽視,民眾的社會實踐活動更值得研究。在史學領域興起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更多的對象是群體史,比如婦女史、家庭史、少數民族史、社區史、毒品史、妓女史等,而不僅研究個人,即使研究人物,也是從大人物走向小人物。群體相對個人對社會更具推動意義。

“作為文人,我更喜歡和老百姓親近的領袖,實事求是的領袖更得民心,比如林肯就是出身貧寒,自學成材,幽默睿智,平易近人。”余志森認為,對老百姓來說,比較親近的還是明君和清官,那些建功立業,開疆拓土的君王其實和老百姓比較遠,我們肯定秦始皇,但是不可能把焚書坑儒看成一種美德。

即使是《史記》,對漢武帝的描寫也都是相當負面的,他做過很多不合民心民情的事。王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把帝王生活的那種快樂、任性、陰毒、血腥當成正面的東西來歌頌,那樣我有點受不了。”

帝王熱不止出現在中國

對于帝王的崇拜不止出現在中國,在西方,歷史上的強勢君主從來都是影視的熱門題材。而且,在大膽的影評家看來,歷史從來就是影射現實的。

“如果亞歷山大可以入侵伊拉克,為什么布什不行?”在奧利弗·斯通的電影《亞歷山大》上映后,美國一位影評人認為,他是在吹捧布什。

剛剛拍完卡斯特羅的奧利弗·斯通把他的視角放在亞歷山大大帝身上的時候,他看到的是無休止的征服欲望,而這種血液,正鼓舞著布什給全世界帶去自由。

和布什一樣,亞歷山大用先進的西方軍隊征服了東方異族文明,這些地方包括了現在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和亞歷山大一樣,布什發現,這些地方容易征服,卻很難管理。

哈佛大學電影學者約翰·康納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在奧利弗·斯通的電影里,亞歷山大和布什面臨的是一個相似的問題:怎么跟他們的追隨者說明,他們的帝國夢想是應該繼續還是停止。當你的外交政策是由一個普適的原則主導的話,片面的勝利是無法被原諒的。

“雖然我不太喜歡布什,但我認為他并不是個獨裁者,”康納說,“我相信,他最終,會為他列‘這個國家對外的殘忍政策所表示的寬容負責。”所以康納教授并不認為奧利弗·斯通在吹捧布什,而是在抨擊布什,因為在電影里,亞歷山大在巴比倫的一個陽臺上高呼“他們需要改變,他們需要改變”,他生存的目標,就是“給全世界的人類帶去自由”。這明顯就是布什演說的古代版。

康納認為,在當今世界,一個國家不應該以把自己同全世界對立起來的方式獲得安全感,孤立和控制并不是保護自己國民的惟一選擇。

蔡佳禾認為,一個領袖的強勢未必體現在外在方面,像艾森豪威爾,軍人出身的他,做過盟軍總司令、北約總司令,但當總統時,根本看不出他的強勢。他行事非常民主,善于接受各方面的意見,他離任時,許多歷史學家和民眾甚至覺得他做得很糟糕,好像他平時都不做什么正事,實際上,他對權力的控制,緩和各方面的危機都做得很好,這才是真正強勢的領袖。

他認為,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強勢,現在布什之所以出現,也是現在美國不具備五六十年代那樣對全世界的吸引力,而需要外在的強勢來表現,重拾舊日的光榮。

仁政與執政能力

余志森說,從歷史的角度上看,鐵腕也好,仁政也好,都是一種治國手段,好不好要看是否符合歷史潮流,運用是否適當。拿破侖,戴高樂,丘吉爾等都是比較強勢的人物,果斷,有魄力。

余志森認為,從美國歷史上看,強勢領袖對歷史的推動比較大。比如軍人出身的華盛頓、深得民心的林肯、雄心勃勃的西奧多·羅斯福等等。在美國人對歷屆總統的評價中,林肯一直是第一位的,關鍵是他在時代與人民需要他集權的時候,果斷集中權力。反映民意,順應潮流,廢除奴隸制度,維護美國南北統一。希特勒雖然也是絕對鐵腕的,他利用了德國民眾在一戰失敗后的復仇心理贏得了民心,但是,他是違背歷史潮流的,反人類的,必然遭到失敗。

“從一個現代國家來說,執政能力就是使自己的政策最大程度地符合國民的需要,解決民生問題。”蔡佳禾認為。

余志森說,作為一個領袖,最重要的就是了解民心,深得民心,敢于為最廣大的群眾利益服務,為此制訂正確的政策來保護這些利益;其次就是在執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巡到各種阻礙的時候,敢于堅持,善于堅持;再次,一個領袖應該了解多種社會力量的關系,求同存異,團結最大多

數的社會群體;最后就是對國際形勢的了解,認清哪些對我們有利,哪些對我們不利,用我們的智慧變不利為有利,趨利避害,為國家最大的利益服務。

第二篇：被誤讀的歐洲貴族精神人性和文化素養

被國人誤讀的歐洲貴族精神人性和文化素養 發表時間： 2011-03-27 08:52

現如今，中國的許多有錢人把孩子送到英國上貴族學校，希望他們畢業后也能有英國貴族的風度。但是，他們發現那些貴族學校并非如他們所愿的那樣舒服享受。即使是英國最好的學校----伊頓公學的學生都是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飯，每天還要接受非常嚴格的訓練，甚至比平民學校的學生還要苦，中國的富人怎么也弄不明白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貴族精神究竟有何聯系。

其實這一點也不希奇，因為西方所崇尚的貴族精神不是花錢無度的爆發戶精神，它也從來不與平民精神對立，更不是養尊處優、悠閑奢華的生活，而是一種以榮譽、責任、勇氣、自律等一系列價值為核心的先鋒精神。

一、富與貴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貴族學校都要實行如此嚴格和艱苦的軍事化訓練，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合作意識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貴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強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力的，而這種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力需要從小加以培養。伊頓公學也確實用這種方式培養出了很多優秀的人物，比如打敗拿破侖的那個威靈頓將軍，就是伊頓公學的高材生。威靈頓是世界軍事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在和拿破侖進行決戰的時候，曾經留下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當時他冒著炮火在前線觀察敵情，他的參謀人員多次勸他早點撤下去，因為前線太危險，可是威靈頓就是不動，參謀人員只好問他，您萬一陣亡了有什么遺言？威靈頓頭也不回地說，“告訴他們，我的遺言就是像我一樣站在這里。”

現在大部分中國人所理解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別墅、買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實際上，這不是貴族精神，這是暴發戶精神。在我們中國人的概念中，貴族學校就應該享受貴族般的條件，過貴族樣的生活。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識里，富與貴是一樣的，沒有什么區別。但事實上這是兩回事兒。富是物質的，貴是精神的。

貴族精神，首先就意味著這個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獻自己，服務國家。英國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無疑問，是貴族。

二、貴族代表了尊嚴和品行

西方直到18世紀，貴族依然是主流社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國仍然保留著貴族的爵位、封號（中國的貴族階層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就整體消失了）。當西方的貴族社會轉入到平民社會之后，資產階級并沒有掀起否定、批判貴族文化和精神的反傳統浪潮。相反，人們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貴族學校去學習，買貴族的紋飾、徽章，買貴族的頭銜，民間社會想全方位繼承貴族的精神傳統。我國著名報人儲安平在《英國采風錄》中說過，英國的貴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續至今，是因為得到了大家的認可。英國的老百姓普遍認為，貴族精神代表了一種尊嚴，一種高超的品行和道德。

公元1135年，英國國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孫亨利二世都認為自己有權繼承英國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國，就捷足先登，搶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歐洲大陸，聽到這個消息后憤憤不平，在歐洲大陸組織了一支雇傭軍前來攻打斯蒂芬。那個時候亨利二世很年輕，經驗不足，出兵的時候沒有很好的籌劃，所以大兵千里迢迢開到了英倫三島一上岸，就發現錢已花光了，沒糧食了。

怎么辦呢？這個時候亨利二世作出了一個咱們中國人絕對想不到的選擇，給對手斯蒂芬寫了封求援信，說我出征準備不周，沒了糧草，您能不能給我點接濟，讓我把這些雇傭軍遣散回歐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給了亨利二世一筆錢。可后來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發動了同樣的戰爭來爭奪王位。

人家當初接濟你，你現在又殺回來了，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忘恩負義。歐洲的貴族認為對手的寬容是理所當然的，該競爭的還是要接著競爭。所以過了幾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領大軍，卷土重來。這時他年齡大了羽翼已豐，所以在戰場上打敗了斯蒂芬。雖然他取得了勝利，但結果卻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簽訂了一個條約，就是這王位還是由斯蒂芬來做，把亨利二世立為太子，一旦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來繼承王位。

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贏了，卻只得了接班人的名義，好像不值得。但貴族精神消融了仇恨。另外還有一場戰爭也非常有戲劇性。

英國愛德華三世兩個兒子蘭開斯特公爵和約克公爵的后代，他們都對英國王位感興趣，于是兩個家族間發起了一場內戰。戰爭的結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兩大家族后來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蘭開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約克家族的伊麗莎白。聯姻之后，約克和蘭開斯特兩大家族宣告合并，開創了都鐸王朝。在歐洲的政治中，有一個特殊傳統，就是一個國王，即使是被從王位上推翻下來，也會受到禮遇，這也是騎士精神的一種體現。

三、要競爭更要有風度

歐洲的貴族寧可承擔養虎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喪失自己的貴族風度。1688年時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覺得這個王位應該是屬于自己的，所以從詹姆斯二世手中奪取了英國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給俘虜了。他把自己的岳父關在靠近海邊的一座城堡里，同時在城堡靠海那一側給他留了一條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領神會，就坐著這條小船逃到了歐洲。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組織了一支雇傭軍想重新奪回自己的王位。這時威廉三世正在組織和法國進行一場戰爭，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來，不得不騰出一只手來對付自己的岳父。最后雖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戰爭中卻遭到慘敗。正如荷蘭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所說的，“火藥的傳入雖然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紀騎士所體現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騎士精神，卻在近代西方文化中

得以保留”。這種騎士精神實際上就是貴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為一種道德理念，對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著長久的影響。

西方進入平民社會之后，貴族之間網開一面的傳統在高層政治中還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軍即將面臨失敗，軍官中有人提議化整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進入山區打游擊戰。但當時南軍最高統帥羅伯特·李將軍卻不同意，他說：“戰爭是軍人的職業，我們要是這樣做，就等于把戰爭的責任推給了無辜的老百姓。我雖然算不上一個優秀的軍人，但我絕不會同意這樣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換來南方老百姓的安寧，我寧愿作為戰爭犯被處死。”他的對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總統同樣表現出寬宏大量的貴族風度。本來他確實應該按照軍法對羅伯特·李進行處置，但是他認為南北之間的仇恨宜解不宜結，所以他對李將軍說，您也到了退休年齡了，就告老還鄉吧。于是，李將軍就以這種方式光榮退休，回到自己的莊園，撰寫回憶錄去了。

貴族精神有很多還不為我們所理解，比方說，貴族精神當中的低調。洛克菲勒帝國，那個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學的時候，過的是貧窮的生活，自己燙褲子，自己縫鈕扣，不抽煙，不喝酒，不隨便到劇院去看電影，和他爸爸一樣，把每一筆開支都記在小本子上。這些人看起來很節約，但是并不小氣，因為在面向社會進行捐贈的時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爾·蓋茨，后來把他名下所有的財產全都捐給了社會。看既節約又慷慨，這也是貴族精神可貴的一部分。

這種精神，從一個角度來看是慷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一種擔當精神，一種社會責任感。所以在今天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當中，最讓我們感動的就是這種無處不在的擔當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當一艘船遇到危險要沉沒的時候，船長肯定是最后一個離開的，或有的船長干脆選擇和船一起沉沒，這就是從貴族精神延續下來的一種承擔精神。

在電影《泰坦尼克號》中，船即將沉沒的時候，船長走進了船長室，選擇了和船共存亡。在大船開始沉沒的時候，船長請船上的小樂隊到甲板上來演奏，以安撫大家的情緒。在演奏完畢之后，首席樂手向大家鞠了一躬，樂手們開始離去，船上非常混亂，大船馬上就要沉沒了，首席樂手看見大家都走遠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經走遠的樂手，聽到音樂聲，不約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樂手身邊，大家重新開始演奏。船要沉沒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樂手說：“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終身的榮幸。”

這個鏡頭是對貴族精神最好的詮釋，它告訴我們，有一種死比平凡的生更偉大。

四、貴族精神的實質

儲安平在其《英國采風錄》中記述了他對英國貴族和貴族社會的觀察，他說：“凡是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他們都看不起金錢……英國人以為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難、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不僅僅是一個有榮譽的、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用當年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話來說：貴族精神的實質是榮譽。

貴族精神跟物質條件，有的時候可以說沒有什么關系。就像當年張愛玲所說的，舊上海公寓里的那個電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領帶打得整整齊齊，才肯出來給顧客開電梯，這也體現了一種貴族風度。還比如許紀霖教授所說的，有一個下崗的三輪車夫，靠自己蹬三輪車的微薄收入，養活了幾十個孤兒，一個一個送他們去上學，這種付出也可以說是貴族精神。所以說，貴族精神說離我們遠也遠，說離我們近也很近，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精神貴族。

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貴族”的含義外，還有“出身高貴的”、“高尚的”、“偉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輝煌的”等含義，“貴族精神”則包括高貴的氣質、寬厚的愛心、悲憫的情懷、清潔的精神、承擔的勇氣；以及堅韌的生命力、人格的尊嚴、人性的良知；不虛狂、不卑微、不驕躁；始終恪守“美德和榮譽高于一切”的原則。

“貴族精神”并不必然地為“貴族”所壟斷，我等平民只要不斷努力學習堅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狀態，同樣能成為具有“貴族精神”的貴族。我們所要強調的是“精神的貴族化”。然而，如今國內對于貴族的理解是：擁有高檔住宅、豪車、美女如云、消費歐洲奢侈品、子女入學“貴族學校”和出國留學等等，崇尚這樣的貴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貴族生活。不是表現在人對精神和審美的追求，而是體現在揮金如土綾絡綢緞花天酒地的金錢主義形式上。貴族化中的“貴”，就是華麗、氣派、顯赫、奢侈等形式。傳媒傳遞給我們的就是這種和真正的貴族文化毫不沾邊的虛榮驕躁的氛圍。中國現在的情況就是這種膚淺、粗糙的文化氛圍。

真正的貴族精神，應該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養，抵御物欲主義的誘惑，不以享樂為人生目的，培育高貴的道德情操與文化精神。二是社會的擔當，作為社會精英，嚴于自律，珍惜榮譽，扶助弱勢群體，擔當起社區與國家的責任。三是自由的靈魂，有獨立的意志，在權力與金錢面前敢于說不。而且具有自我意識與道德的自主性，不為政治強權和多數人的意見所左右。

貴族這一無論是在稱謂還是實質上的確認，都必須是與其品德、學識、行為相符合的。否則，即使其權傾天下，富可敵國，亦不能進入貴族的行列中。貴族的真正意義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為上的擁有。貴族精神的高貴之處，就是干凈地活著，優雅地活著，有尊嚴地活著。他不會為了一些眼前的現實利益，去背信棄義而喪失自我尊嚴，去不擇手段而喪失原則。基于這樣一種意義，精神的貴族和所謂的富人應該是沒有關系的。精神的貴族不一定富有，富人不一定是貴族。因為這種貴族精神不是用錢可以買來的。

第三篇：《丑小鴨》：一個被誤讀的經典童話

《丑小鴨》：一個被誤讀的經典童話

《丑小鴨》：一個被誤讀的經典童話

作者：葉軍彪

丹麥著名童話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丑小鴨》，是世界童話史上的經典之作，也因此成了中學語文教材的保留篇目，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學生。然而令人驚異的是，這樣一篇經典的童話作品，在語文課堂上卻一直是以被誤讀的面貌出現的。

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七年級下冊）選了這篇作品，在閱讀提示中，編者是這樣說的：“作者筆下的這只丑小鴨，處處受排擠，受嘲笑，受打擊。但他并沒有絕望，也沒有沉淪，而是始終不屈地奮斗，終于變成了一只美麗、高貴的天鵝。這一切緣于他心中那一份恒久的夢想。你我都能成為一只天鵝，你會成功的，不過有很長的路要走……”（著重號為筆者所加）很明顯，編者將這篇作品解讀為：就像丑小鴨通過奮斗最終能變成美麗的天鵝一樣，每一個平凡普通的人，只要始終不屈地奮斗，就能取得成功。編者的解讀如此，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教師也的確是根據這樣的“提示”來理解作品，并把這種理解當做主要的教學目標來落實。然而，細讀文本，我們卻不禁要問：作品是在講一只丑小鴨如何通過“不屈地奮斗”最終成為天鵝的故事嗎？

《丑小鴨》這篇童話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丑小鴨——事實上是一只美麗的天鵝，因為他生在一個鴨場里，并且出生時個頭和別的小鴨比“實在太大”，顯得與眾不同，就被鴨子和其他動物認為長得“丑陋”，于是“處處挨啄，被排擠，被訕笑”；“不僅在鴨群中是如此，連在雞群中也是這樣”，“成了全體雞鴨的嘲笑對象”，直到最后被趕出家門。丑小鴨在外面的日子也沒有好過多少，野鴨、大雁、母雞、雄貓、獵狗等也都因為他的樣子“丑陋”而鄙視和嘲笑他。丑小鴨受盡了“不幸和苦難”，生活在苦惱、孤獨和寂寞中。直到有一天，丑小鴨看到一群漂亮的大鳥（天鵝），他本能地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有一種飛向他們的渴望，于是懷著寧愿被這些美麗、高貴的鳥兒弄死也比“被人們打死，被鴨子咬，被雞群啄，被看管養鴨場的那個女傭人踢和在冬天受苦要好得多”的念頭，飛到水里，向這些高貴的鳥兒游去。而這些鳥兒不但沒有弄死他，相反也豎起羽毛向他游來，這時他才從水中的倒影發現，自己原來是這些大鳥的同類——美麗的天鵝！這只新來的天鵝，受到了孩子們的喜愛，并被認為是這群天鵝中最年輕最漂亮的一只。這時的“丑小鴨”才感受到了幸福和快樂。

從作品的情節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著重敘述和描寫的是丑小鴨因為“丑陋”受到動物們（包括鴨子）的種種排擠、嘲笑和打擊，以及這種排擠、嘲笑和打擊所帶給他的悲哀、沮喪、難過和自卑。而面對“迫害和譏笑”，丑小鴨所能做的就是沉默、忍受和逃避，“只要別的鴨兒準許他跟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就很滿意了，根本就沒有什么“奮斗”的愿望和行動。這就不免讓人懷疑編者在閱讀提示中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對《丑小鴨》這個文本解讀的結果，而僅僅是依據某種思維定勢所作出的價值推論，那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或者是在逆境中，“丑小鴨”唯有通過“艱苦的奮斗”，才可能變成美麗、高貴的“天鵝”。其實，丑小鴨最后之所以變成了一只天鵝，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只天鵝，隨著時間的推移，冬去春來，自然要顯露出他的本相。當然，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在自身美麗還沒有展露之前，他不得不忍受打擊和嘲笑。

那么，作者在《丑小鴨》這個作品中想表達什么呢？我們不妨先來了解一下作品的創作背景和寫作意圖。這篇作品是安徒生在心情不大好的時候寫的，那時他有一個劇本《梨樹上的雀子》正在上演，像他當時寫的許多其他作品一樣，它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安徒生曾在日記里寫道：“寫這個故事多少可以使我的心情好轉一點。”這就是說，安徒生是在用這個作品安慰和鼓勵自己，同時也是對那些不公正的批評的批評，對那些嘲笑他的世人的嘲笑。安徒生堅信，他的才華最終會獲得世人的認可，他的作品將會為他贏得榮譽，只是在當時，人們還看不到他在創作方面所具有的天賦，看不到他的作品的偉大，而他也不得不忍受眾人的批評和嘲笑。這樣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是經常會出現的。特別是一些天才人物，當他們還沒有被發現之前，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得到應有的尊重，也不會有人去精心培養他，讓他發揮自己的所長，相反卻被看做是“丑”的化身，遭到社會的歧視和人們的冷遇。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中，許多天才人物往往命運多舛，中途夭折。而經過苦難和折磨活下來的，便像“丑小鴨”最終現出“天鵝”的本來面貌一樣，美麗的光焰四射，這才引起人們的注目，受到大眾的追捧。正如安徒生對自己的畫像引起人們極大的熱情時曾說過的那樣：“許多夫人都圍繞著畫像，坐在椅子上拿著看戲用的小望遠鏡，仔細地端詳著這位看上去確實才華橫溢的作家！我發現這一場面真是太可愛了。”

正因如此，《丑小鴨》這篇童話一般都認為是安徒生的一篇自傳，描寫了他童年和青年時代所遭受的苦難，他對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他經歷重重苦難后所得到的藝術創作上的成就和精神上的安慰。出身于鞋匠家庭的安徒生把自己看做是一只“丑小鴨”，曾遭到許多精神上的打擊，這和《丑小鴨》中的丑小鴨被其他動物認為“丑得出奇”而處處受到歧視的境遇非常類似。難能可貴的是，丑小鴨雖然處處受到排擠、歧視和打擊，卻具有嘲笑他的那些動物所缺乏的東西和精神境界，即對“美”的追求和向往。這種境界是與生俱來的，是高貴天性的顯露，也是一般動物所不具備的。他不會像母雞靠下蛋和雄貓靠咪咪叫那樣去討得主人的歡心，獲得自己的地位，他渴望的是“走到廣大的世界里去”，在天空飛翔，在水里游泳，而這恰恰是別的動物無法了解的。現實生活中的安徒生對自己的才華的確是頗為自詡的，對成功也抱有極大的信心。他曾預言：“當我變得偉大的時候，我一定要歌頌奧登塞；誰知道，我不會成為這個高貴城市的一件奇物。那時候，在一些地理書中，在奧登塞這個名字下，將會出現這樣一行字：一個瘦高的丹麥詩人安徒生在這里誕生！”安徒生的這個預言后來實現了，一個鞋匠的兒子以他童話故事的魔力征服了世界，讓世人看到了天才的偉大。正是這種對“美”的追求和向往才使得安徒生筆下的“丑小鴨”顯得那樣的生動感人，給人以心靈的慰藉。

可以說，《丑小鴨》這篇作品表現出安徒生在同世俗偏見抗爭中的性格和信念：“只要你是一只天鵝蛋，就算是生在養鴨場里也沒有什么關系。”他相信只要你是天才，只要你有才華，總有一天會被人們所認識，而最后受到嘲笑的，將是那些嘲笑天才的無知和短視的世人。安徒生創作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堅定的錫兵》《野天鵝》《沒有畫的畫冊》《夜鶯》等，也都表現出這種信念：真理總會戰勝虛偽，愛總會壓倒恨，善總會淹沒惡，美總會克服丑。在這一類的作品中安徒生總是滿腔熱情地歌頌那些為真、善、美而獻身的人。他們也可能受到委屈、蒙受冤枉，甚至遭到滅亡，但會永遠活在人們心中，啟發人們向著生命的最高境界前進。

教師在教學中之所以把這篇童話作品的主題限定在“通過努力奮斗就能取得成功”上，并把它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加以落實，除了受教材編者的影響，個人缺乏獨立的文本解讀能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這個似是而非的主題“符合”許多語文教師閱讀教學的“需要”。我們的語文教學總是有意無意地、自覺不自覺地承擔起道德說教的任務，教師視向學生傳授正確的有意義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為己任。“即使環境惡劣，但只要我們不懈奮斗，就能取得最終的成功”這樣的主題，顯然是我們認為正確的有意義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的一種，是我們覺得非常需要向學生說教的內容。因此，盡管這樣的主題已偏離了《丑小鴨》這個作品本來的深刻內涵，但教師認為它對學生來說是“有益”的，只要完成了這個主題的說教，也就完成了這篇課文的學習，完成了語文教學的任務，至于主題是否切合作品之類的問題反倒是可以置之不顧的。

這就是目前語文閱讀教學中仍然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閱讀教學的“說教化”傾向。指的是教師習慣于把閱讀課上成道德說教課，把課文當做說教的載體。在具有“說教化”傾向的閱讀教學中，教師關注的重點是道德說教，而不是文本本身的閱讀體驗，作品僅僅是教師手中的工具，是為教師所用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無視文本，遠離文本，甚至歪曲文本的道德說教便頻頻出現在語文課堂之中，學生在接受這樣的說教的同時，也就喪失了和作品展開精神對話、獲得審美體驗的機會。

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素養，本是語文課程的應有之義。新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就明確提出“應重視提高學生的品德修養和審美情趣，使他們逐步形成良好的個性和健全的人格，促進德、智、體、美的和諧發展”。問題的關鍵是，提高學生的品德修養，可不可能依靠說教來實現？應不應該以犧牲文本的正確解讀為代價？實際上，當我們僅僅把所謂的主題思想“說教”給學生，并且這種主題思想又是脫離文本抽象地甚至錯誤地存在的時候，我們已經遠離了真正意義上的閱讀教學。

（浙江省臺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318000）

第四篇：被中國人誤讀的七句名言

被中國人誤讀的七句名言

來源： 劉晨的日志

中國擁有幾千年輝煌燦爛的文明，產生了眾多文學和思想權威，他們所說的話,往往被人民當成指導自己人生觀世界觀的不二準則，但誰能想到，我們所說的和所推崇的，也許并不是圣人們本來的意思，甚至和他們的原意背道而馳。閑話少敘，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七句被誤讀了千年的圣人名言吧。

1.以德抱怨。

這個我們大家再熟悉不過了，含義相信也不需要解釋，但就是這句話完全背離了孔夫子的原意。也許有的人會問，這么明白的一句話，根本沒有曲解的可能啊，就是教導我們應該用德行和愛心去感化別人嘛。但要是聽了這句話的完整版，也許你會目瞪口呆。老夫子說的是什么？是“以德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就是說，別人對你好，以德來待你的時候，你才需要以德來回報別人。可是現在別人打了你，你就應該“以直抱怨”，捋袖子揍他就是了。這才是孔夫子的原意，那半句話完全是斷章取義了。但這半句話的影響可是相當之大，這甚至養成了中國人謙遜堅忍、逆來順受的性格。究其原因，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不無關系。他們有意曲解了孔子的話，意圖讓信仰孔子的萬千民眾們都變成“順民”，以便推行和鞏固他們的統治，澆滅民眾的反抗心理。這養成了中華民族懦弱的思維慣性，近代中國備受列強的欺凌和這個也不無關系。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句話什么意思呢？是說，國家統治人民，指使驅趕他們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讓他們明白他們在做什么。這真的是孔夫子的本意嗎？這真的是試圖用一生置身于教化天下民眾的孔子想表達的意思嗎？我們還是到原文中去尋找答案。在這段里，孔子壓根就沒提國家統治的問題，就是說了很多詩禮樂的問題，然后就出現了這句話。孔夫子的本意是什么呢？是說詩禮樂這三樣東西是教育民眾的基礎，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詩禮樂，那就讓他們自由發揮，如果人民還弄不明白，我們就要去教他們，讓他們弄懂。這才是“有教無類”的孔夫子的本意。這句話被歪解的始作俑者也是統治階級，他們把孔子的這句話隨便一摘，對民眾大肆宣傳，聲稱圣人說的不要讓民眾知道太多，這就是被統治階級奉作至寶的愚民權術，小老百姓嘛，讓他們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渾渾噩噩，只知道照著我們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輩子。這用心不可謂不惡毒，它抹殺了多少真理與人民的創造性，讓一個擁有四大發明的民族漸漸落在了西方民族的后面。

3.無毒不丈夫。

很多人把這句話奉為人生哲理，要干點什么卑鄙的事情就把這句話亮出來做心理安慰。但這句話和中國數千年的價值觀大大背離，大丈夫應該是襟懷坦蕩，怎么會做些惡毒陰損的勾當？原來，這句來自民間的諺語本來應該是“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這里的度是指高度的度，就是說大丈夫要有點氣度，別和別人一般見識。本來很好的一句話，傳來傳去，竟然成了“無毒不丈夫”，這也給我們的思維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從某些程度上甚至影響了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有好多人都是在這句“無毒不丈夫”的鼓動下鋌而走險，直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這句話是眾多女權主義者攻擊的對象，說這就是中國男人歧視女性的起源。其實孔子說這句話并不是無緣無故的。當年孔老先生受衛國國君的邀請，來到了衛國參觀學習，在這期間，衛靈公的老婆南子，為了抬高自己的聲望，貶低了孔子，孔老先生怒了，收拾行李就離開了衛國，離開之后，心情平復了，想起衛國公老婆那種仗著得寵，驕橫跋扈亂政擾民的爛事兒，就發了感慨：“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他罵的人是那種“被養”的女人和小人，有一個特指的對象，就是衛靈公那位老婆南子。一個君主，對那些后宮的女人和沒什么本事的拍馬小人太親近了，她們就會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開始用你的權力胡作非為，而你疏遠她們吧，她們又要埋怨，總之是非常麻煩。本來只是個就事論事的話，卻被后來的統治者斷章取義，為推行維護封建統治的“三綱五常”做了理論依據，讓廣大婦女受了上千年的壓迫，孔夫子也稀里糊涂地背上了歧視婦女的罵名，真是夠冤枉的了。

5.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這話可是勵志的名句，生有涯，知無涯，多崇高的目標啊，這比什么孔老夫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都來得有氣勢多了，不知道多少學子在這句話的激勵下鑿壁偷光聞雞起舞奮發圖強追求上進。但真相說出來，往往會讓人哭笑不得，莊子的這句話其實是這樣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意思就是，我莊子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面對的知識是無限的，要我以本來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種永遠看不到邊的盡頭，我才不干這種傻事。莊子是一個追崇順其自然，清凈無為的灑脫人物，他認為人吃飯飽了就行，穿衣別凍著就行。同樣，學問也是如此，學夠了就行，學以致用也就可以了，用不到的學問學了意義也不大。不過這句話的誤傳卻沒帶來什么反面的效果，因為畢竟讀書是必須的，掌握一定的知識也是必須的，只不過掌握個度，別學來學去自己大半都用不上就好了。

6.相濡以沫。

這也是莊子說的，千年以來被夫妻們視為座右銘，產生了許多流傳千古的愛情佳話。但這根本就不是莊子的原意。他說的是有一天，一眼泉水干了，兩條小魚被困在了一個小水洼，為了生存下去，它們彼此從嘴中吐出泡泡，用自己的濕氣來濕潤對方的身體，互相扶持，互相依賴。但與其在死亡邊緣這樣互相扶持，還不如大家找到一條水路，開開心心地回到廣闊的江河湖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彼此相忘，自由自在。所以他的原句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也就是說人家老先生的意思是與其苦苦支撐著，還不如痛快放手，各自去追尋更廣闊的天空。想想這句被斷章取義的話讓許多沒有感情的夫妻支撐著渾渾噩噩的過了一生，甚至產生了不少的愛情悲劇，我們也只能一聲嘆息了。

7.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這話是老子說的，許多憤青把這句話作為指責政府，指責權威的工具，你看，天地和圣人都如此不仁，把萬物和百姓看作豬狗，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們，把百姓看得低微卑賤，我們為什么還要對這種不公平視而不見？但實際上他們根本沒有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說，天地不情感用事，對萬物一視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對百姓一視同仁。它說的是一個公平的道理，我們所有的人，所有的眾生在天地的眼中，都是平等的，這也反映了老子追求眾生公平和平等的理想。

以上這七句話被國人誤讀了多年，其中有些是斷章取義，有些是以訛傳訛，還有些就是純粹的誤解誤讀了。這些話有些被統治者可以利用，成了維護統治的工具，有些改變了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可以說有著相當大的影響。這也告訴我們，無論我們看到什么，聽到什么，最好不要想當然地去理解它的意思，否則很有可能會領會到相反的意思，被人笑話還在其次，如果因此辦錯了事情可就會悔之晚矣了。

中國常見外國不常見的幾樁大小事

中國人常說，外國有的，我們都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集在國內外工作生活的切身體驗，這里就說一說中國常見，外國不常見的幾樁大小事。

在辦公室掃地擦桌子 先說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國內的機關學校企業商店，不論藍領還是白領每天早晨上班開始看報紙之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掃地擦桌子。可不要小看掃地擦桌子，組織上對新職員或者年輕人的考驗往往就從這樣的小事開始的。有道是“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所以，幾乎有辦公室場景的國內影視劇都有男女主角或配角順手掃地擦桌子打開水的長鏡頭。讀者中哪位誰見過外國影視劇里有類似的場景？我在幾個不同國家的機關學校企業都有過工作經歷，我倒是見到過同事們早上來了以后先看報紙上網瀏覽新聞，但是從來不曾見過他們掃地擦桌子。為什么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國外機關企業的辦公室的門后沒有放著一把苕帚更沒有擦桌子布。為什么沒有苕帚？因為掃地擦桌子有專門的清潔員負責，一般是在下班時間以后開始打掃辦公室，所以不會影響機關工作。如果哪位職員自己動手掃地擦桌子，那么清潔工們一定會感到很納悶很郁悶。各司其責，在自己的責任范圍內各盡所能，不越雷池一步，這是生活和工作的最基本準則。想起我八十年代初剛到法國念書的時候，每次課間都要為法國教授擦黑板，引起法國同學側目。多年后自己在國外當了老師才意識到，擦黑板是老師的事，因為擦布擦、擦什么不擦什么、什么時候擦，只有老師自己清楚。

六十之前耳順

說來慚愧，我在國外大學工作沒有升到教授，在官僚機構也沒有當處長，但這并不是說沒有人叫我“教授”、“處長”。我當老師的時候，是Assistant Professor，同事們叫我自然是直呼其名，學生們叫我尊稱我“博士”，只有國內訪客來了學校才叫我“教授”，而且容不得我解釋。后來到了當了國際公務員，雖然算是高級專業職稱，但決不是處長，連副處長也不是，因為沒有副處長這個位子。可是來了國內訪客，他們一定叫我“處長”。這次有一個解釋，照我的資歷，在國內好歹也是個副處長。國內不是講同等學歷嘛，這叫同等官歷。如果相當于副處長，就可以按慣例叫處長。國內的官，除了姓“付”的，就再沒有被稱為副什么的官兒了，不管正副，黨內外一律稱處長、局長、司長、部長甚至更高的職位。叫的人透著尊敬，聽的人感覺舒服，這叫六十之前耳順。也是，不在退休之前過把癮，到了六十退休了還能有耳順的機會嗎？記得幾年前的一次人大會議朱總理作了報告，隨后開分組會議討論。溫家寶副總理到河北代表團列席作了講話，隨后就有代表說“聽了溫總理的講話”如何如何，當時在場的外國記者如獲至寶，認為溫家寶政治行情大漲。至于歪打正著，純屬巧合，已是后話。難怪外國人誤會，在西方的機關和企業里面，下級一般不會叫自己上級的職稱，所以也不存在隱去“副”字的問題。只要是相互間認識，一般都是直呼其名，連姓都不必叫。不信，你有機會結識蓋茨，尊稱他為“董事長先生”，八成他會說：Call me Bill（叫我“比爾”吧）。

官本位的新聞聯播

國內訪客叫我“處長”是一種定位，一種以“官”定位的方式。在國內，不論你是在國防、科技、金融、教育、工業、農業等等哪個領域工作，你所在的單位總有相當的一個級別：省部級、司局級、處級等等。我與國內編輯打交道，他們總是有意無意地透露他們的出版社、報社屬于部級單位還是司局級單位。當一個司長自然要比在一個副部級單位當一個司長的含金量高一些，發新聞排名次的時候當然要在前面。我過去在非洲的一家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總裁訪華時被國內有關單位定位為“副總理”級接待，不光有警車開道，還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上了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新聞聯播是很講究官本位的，比如美國國務卿訪華，受到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接見，不管是誰先見誰后見，電視新聞的報道順序一定是按照級別大小而來的。如果碰到一天中來了兩撥重要客人，比如說美國國務卿和吉布提總統同日訪華，并分別受到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接見，那么當天晚上的新聞聯播的播出順序就有這么兩種可能：一種是按照訪客的官職大小來排，先報道“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分別會見吉布提總統”，然后才說“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分別會見吉布提總統”；另一種方式是按照主人的職務大小來排：“國家主席分別會見吉布提總統、美國國務卿”、“國務院總理分別會見吉布提總統、美國國務卿”。但不論如何決不會把一個部長活動的新聞放在一個總統前面，因為那不符合我們廣大觀眾的心理定位習慣。那么國外的電視碰到同樣的情況會如何報道呢？吉布提國家電視臺會怎樣處理該國總統訪華我說不上，但是如果是中國商業部長和厄立特里亞總統訪問法國并受到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總理分別接見，那么我估計法國電視臺可能會有這樣兩種處理方式：（1）不報道，因為法國總統、總理與這兩撥客人的會見沒有透露出任何有可能讓法國人感興趣的訊息；（2）在“中國訂購N架空中客車”的新聞短片中包括法國總統和中國部長在愛麗舍宮大門口握手的鏡頭，而且是一閃而過的鏡頭。

大山現象

說到電視，不能不提到中央電視臺的“外國人才藝大賽”和“同樂五洲”節目，幾乎每個星期都可以看到。在這些節目里，在中國的外國人用熟練或不熟練的中國話唱歌、演小品、說相聲甚至當主持人，節目收視率長盛不衰。為什么中國觀眾會喜歡這樣的節目呢？我琢磨這里面可能有兩個原因。如魯迅所言，“中國人或把外國人當成鬼，或把外國人當成神，鮮有將其視為同類者”。第一個原因就是把外國人當成小鬼子了，看他們在臺上出的洋相，就像京劇里的丑角，所以感到很可樂很開心。第二是把外國人當成神了，連神都來學說我們的語言，說明我們中華文化的無窮魅力，所以感到很驕傲很自豪。其實老外們既不是鬼，也不是神。像大山這樣的加拿大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這是什么精神？不是國際主義精神，更不是共產主義精神，其實就是因為在中國好掙錢。老外們看準了中國人的上述兩種心態，說相聲，演小品，拍廣告，你想聽什么就說什么，隨時可以伸出大拇指，連聲說OK，只要你給錢。我把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現象歸納為“大山現象”，決非貶低我們的大山兄弟，只是想告訴國人：大山現象，只有中國有。我在國外二十余年，曾在亞、非、歐四個國家長期生活，會說兩門外語，但從來沒有參加過一次“才藝大賽”，也沒看見任何一個因為會說當地國家語言而走紅了的其他外國藝術家，真的沒有。

誰懂了你的“客戶”

在海外每天看CCTV-4，每天都可以看到這一條公益廣告: 孤獨的老母親在家里為兒女準備好了飯菜，這時電話響了，兒子說：“媽！說好今天要回家看您的，可公司要請客戶吃飯，新買的微波爐好用嗎？家里還缺什么嗎？ 母親說：“什么都不缺。”一會兒孫子和女兒都來電話，有事不回來了。最后母親自言自語地說：“都忙！忙！忙點好啊!”這則廣告的主旨是“常回家看看”，但我每次看到這條廣告的時候都忍不住想替母親質問兒子一聲：“誰是客戶？客戶是什么？客戶比媽媽還重要嗎？”我真的搞不懂什么是“客戶”，在我出國的時候還沒有這個詞，那時候要么就是進商店現買現賣的“顧客”，要么就是參加廣交會的“客商”。不知從那一次回國開始，國內的朋友開始用某種神秘但又分明是神圣的語氣使用“客戶”這個詞，可是誰也不明說客戶到底指的是什么，好像大家都心照不宣。忍不住上網Google一下，把“客戶”和“小姐”放在一起有600,000個結果；把“客戶”和“吃飯”放在一起，有408,000結果；把“客戶”和“送禮”放在一起，有108,000個結果。那次回國見了已成了商界大腕的朋友，給老婆打電話熟練地說：“我在陪一個客戶，晚點回去。”原來，客戶不一定要買東西也不一定要賣東西，我也可以是客戶。

一整天不說“你好”、“謝謝”、“對不起”中的任意一句的能力

上次回國，在北京的一輛出租車上我看見這樣一個小牌子，上面寫著：“ISO9001質量認證。我們必須做到說好五句話：您好，請問您去哪兒，請帶好您的物品，謝謝，再見！”我覺得這段文字很有意思，所以特意用數碼照相機照了下來留念。一路上司機談天說地嘴就沒有停過，可就是沒有說上面那五句話。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能力，可能算不上“才藝”，不好去特別展示，但是明眼的老外不可能不注意到：那就是可以在一天之內或者更長的時間之內不說“你好”、“謝謝”、“對不起”等禮貌用語中的任何一句，而不會感到任何不適或者不妥。和我合著《十二億火星人、六千萬火雞人》的法國人伯納.圣—若弘（中國名“大恩”）這樣寫道：如果你和中國人說：“謝謝！”那么標準回答是：“別客氣”、“不要客氣！”或者“用不著客氣”。在這樣的氛圍里長大的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講究禮貌也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不是說“不要客氣”嗎，說得太對了，中國人完全是按這四各字的本義嚴格照章行事。中文字典里有些詞似乎完全是給外國人預備的，除了外國人誰介意向收款員說一聲“謝謝”？除了剛到中國的外國人，誰會不識相地向火車售票員問一句“你好”？如果中國盲人聽見有人說“你好”、“謝謝”、“對不起”、“請”這些詞，那一定是撞見“鬼”（香港人對外國人的稱呼）了。

膽敢和女同事說葷段子

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男人，死活說不出“你好”、“謝謝”、“對不起”這類的禮貌用語，卻能一口氣說出好幾個葷段子。中國人講葷段子歷史悠久，《笑林廣記》里面就有不少葷段子。經過與時俱進發揚光大，現在已是滿城爭說葷段子。在中國，說葷段子不分年齡階層，白領說，藍領說，知識分子說，勞動人民說，領導干部也說；而且也不分時間場合，上班的時候說，上網的時候說，有飯局的時候說，下班了發個短信接著說。葷段子在國內流傳之廣，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以至于我在國外都收到過國內輾轉發來的葷段子：“窗前明月光，地上鞋兩雙……”。看來中國的葷段子的影響超出了國界，不僅為國內電信運營商賺錢，而且還順便讓國外電信撈一把。說黃色笑話本是世人通病，在這一點上中國人與外國人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中國男人竟然敢于而且專門喜歡在女同事面前說葷段子，卻是舉世無雙。在中國男人看來，講葷段子是男人幽默智慧的體現，還美其名曰：男人不壞女人不愛。殊不知，按照西方國外大公司關于Sexual Harassment的定義，在女同事面前說葷笑話100%屬于性騷擾。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富有同情心的外國男人一定會對中國男人大聲疾呼：就算丟得起人，你們付得起性騷擾的賠償金嗎？哥們，你危險了！

扎堆情結

為什么中國人說葷段子不怕被訴性騷擾呢？因為人人都說葷段子，法不責眾。這就涉及中國人的“扎堆情結”。中國人自古以來好扎堆，不僅市井中的家庭婦女如此，而且飽讀圣賢書的知識分子們也未能免俗。這是有史可證的，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位名士“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會于會稽山陰的蘭亭，暢敘幽情，品頭論足，即席賦詩。然而，這次聚會的詩作沒有流傳下來幾首，但記述這次扎堆的《蘭亭序》卻因為王羲之的書法而流傳至今。中國人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以不管是什么層次的中國人，只要出了國以后就往中國人堆里扎，說好聽點這叫“凝聚力”強。吃飯扎堆，結婚扎堆，買房扎堆，做買賣扎堆，不管世界哪個角落都可以搞出一個唐人街，出國二十年也不會說流利的外語。扎堆的另一個外在表現就是湊熱鬧，而且越是與自己無關的事情就越關心，“外行看熱鬧”嘛。在國內，假如一個人蹲在地上看螞蟻，很快就會有人圍觀，圍成一圈又一圈。魯迅有一篇專寫看客圍觀的小說（《彷徨》一書中的《示眾》），寫的是北京西城一條馬路上，有一個犯人被巡警拉出來示眾，很快就圍了四層人觀看。在這篇作品中，被魯迅拉出來示眾的其實并不是這個犯人，而是那些麻木不仁的圍觀者。但是，中國人扎堆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聚得快，散得也快。圍觀的人群中只要有一個人大叫一聲跑走，余下的人也會跟著作鳥獸散，不知道剛才在看什么，也不明白現在為什么又要跑走，這是因為中國人就怕孤獨，跑慢了就剩下自己最后一個多難看。所以外國警察在唐人街辦案很頭疼，明明案發現場有那么多看熱鬧的華人，可是到該找證人指證的時候，個個都成了縮頭烏龜，再沒有人挺身而出，搞不懂啊。

中國人，你為什么不快樂

臺灣作家龍應臺寫過一篇流傳甚廣的小文，叫做”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龍應臺這樣說自然有她的道理，所以她在文章的末尾呼吁讀者說：“你受夠了，你很生氣！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但我總覺得，中國人不是不生氣，而是不快樂，很不快樂。在國外，上了出租車司機會和你說說：What a lovely day!（多好的天！）而到了北京，出租車司機會這樣和你打招呼：“今天真冷（熱）啊！”中國人從根子上說是個憂心忡忡的民族，用外國人的話說就是撲克臉孔，不茍言笑。國際上多次進行快樂指數調查，無論怎樣定義快樂指數，中國老百姓都是排在最后的“老不幸”。2001年有一家對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臺灣、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和泰國的青少年作了調查，結果發現香港、臺灣和大陸的華人青少年自我感覺快樂的比例分別排在倒數一、二、三位，遠遠低于高居榜首的菲律賓人。難怪年年春節聯歡會笑星們用盡渾身解數，觀眾就是不能開懷大笑。想想也是，中國人怎么笑得出來呢？從小就聽老人言，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即使少壯努了力了，長大后又聽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雖然人生不滿百，卻要常懷千歲憂。中國人的憂心忡忡，還表現在神經非常敏感，感情特別容易受到傷害，最怕外人嘲笑自己。前一陣子章子怡參加奧斯卡頒獎典禮，對華人來說本來是皆大歡喜的事情，只因為她英文講得不夠流利，讓很多國人感到丟了面子，所以很不開心。也許有讀者會說，中國人那么喜歡聽葷段子，每每哄堂大笑，不證明中國人也懂得幽默嗎？我認為，葷段子在中國的超常規流行，恰恰反映出了中國人的長期壓抑感，借葷段子發泄一下而已。當然能夠這樣也很好，只要是不惹她人不快，我真的希望國人能夠說：“你受夠了，你很快樂！你一定要很大聲地笑”。

最后一樁事情是……

我雖然模仿龍應臺文章的結尾大聲地呼吁國人“大聲地笑”，但卻還不是我這篇文章的結尾，因為你數一下，前面列舉的中國常見外國不常見的大小事情，總共才說了九樁，怎么也得湊他一個“十大中國常見外國不常見的事”才像話嘛。這“十大”正是我要說的最后一樁事情，在國外除了年底各大通訊社評選當年十大新聞和書店里面的十大暢銷書以外，一般來說有幾樁事情就說幾樁事情，而在中國則不論什么事情一定要湊他個“十大”才舒暢。說來這“十大”也是由來已久，所謂“例不十不立，例不十不破”。早在武王伐紂、楚漢相爭的時候都不忘給對手扣上“十大罪狀”，以便師出有名。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杭州雷鋒塔倒掉，西湖十景少了一景，多少人為之唏噓不已，只有文化旗手魯迅卻拍手稱快。盛世之下，雷鋒塔得以重建的同時，“十大”之風也愈演愈烈，充斥各類媒體。有“十大體育熱點”、“十大高校”、“十大汽車”、“十大風景名勝”、“十大男歌手”、“十大女歌手”、“十大軟件”、“十大富豪”、“校園十大美女”、“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流行語”、“十大風景”、“十大猛片之十大敗筆”、“十大文化遺產”、“大學十大怪像”、“十大經典菜色”等等，甚至還有人關注“男人撒嬌十大關鍵詞”。對于這類的“十大”我并沒有什么特殊的看法，只是偶爾琢磨怎么什么事情都能正好湊成十件呢。再想想又覺得自己未免天真，就像幼時想不清楚為什么昨天發生的事情正好可以在半個小時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內播完。前年有十四萬多人參與的“二十世紀十大文化偶像”評選揭曉，結果曾經諷刺過“十大”的魯迅先生高踞榜首，一同入榜的還有作家金庸、錢鐘書、巴金、老舍，核物理學家錢學森，表演藝術家張國榮、梅蘭芳、王菲，以及雷鋒式的革命戰士—雷鋒本人。數一數，剛好十位。

第五篇：加強執政能力建設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黨的十六大，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關鍵要看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基礎要看黨的基層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素質。對領導干部來說，主要是提高自身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領導干部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呢？我認為必須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一、增強執政意識

在執政意識方面，當前在一些領導干部中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危險傾向：一是有的同志老是認為“平臺太小”，不知道這個平臺的真正意義，只要權力大，不知有了權力要干啥；二是有的同志骨子里看不起群眾，把群眾叫作“刁民”，忘記了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忘記了人民群眾是主人，領導干部是公仆，顛倒了主仆關系；三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把手中權力當作以權謀私的工具。因此，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意識，樹立三種科學的執政理念：一是執政為民的理念。一定要增強宗旨觀念，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心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多辦利民之事，善謀富民之策，不斷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二是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理念。必須始終把促進發展作為第一位的任務，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三是依法執政的理念。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增強廣大黨員干部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依法執政中實現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只有樹立起這三種執政理念并切實遵照實行，才能有效地解決

“為誰掌權、掌權干什么、怎樣掌好權用好權”的問題。

二、提高理論素養

如今在領導崗位的大多是中青年干部，他們年富力強，視野開闊，思想活躍，有強烈的進取精神，這是優勢。但相對老同志而言，他們還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學習，缺乏對黨的歷史和優良傳統的深刻理解，缺乏黨內生活的嚴格鍛煉。因此，要經受得起執政的考驗，就更要強調進一步提高理論素養的問題。首先，要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領導干部要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一定要打牢馬克思主義的功底。當前，主要是要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同時，還要學習經濟、科技、管理、法律、歷史等知識，學習一切反映當代世界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新知識。其次，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只有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才能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提高政治敏銳性，增強政治鑒別力，加強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成為新時期合格的領導者。第三，要端正學風。應當肯定多數同志學風是好的，他們學以致用。但也有同志嘴巴上講得頭頭是道、文章寫得洋洋灑灑，行動上卻在弄虛作假、追名逐利、以權謀私，等等。這是學風不正，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要堅決反對。

三、培養實踐能力

實踐出真知，實踐長才干。歷史經驗證明，艱苦環境能磨煉人，創業過程能造就人。各級干部只有積極投身改革和建設的實踐，勇于在“急、難、險、苦”的環境中磨煉，才

能煉就一身“硬功夫”，才能提高執政能力。這既是領導人才成長的一般規律，也是各級干部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必由之路。培養實踐能力需要兩個方面共同努力。一方面，對黨組織來說，應該積極為各級干部創造實踐的機會。對年輕干部要敢于壓擔子，采取提拔、交流、上掛、下派、外派等方式，適時把他們放到重要或艱苦的崗位上去鍛煉。另一方面，對年輕干部本人來說，應該珍惜組織上給予的實踐機會。要敢于挑重擔，要有闖勁拼勁，要爭一流，創先進。要艱苦奮斗，能夠默默無聞地工作，不斷努力向上。

四、提高領導藝術

黨的執政能力不是一個人的能力，是黨組織整體的能力。領導班子個人的素質是班子整體能力的重要基礎。但是還要看班子的凝聚力，看班子的團結。團結出凝聚力，團結出戰斗力，團結出生產力，一個班子團結協調才會有戰斗力。提高領導藝術要學會很多本領，但最重要的是學會堅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僅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領導干部必須學會的重要的工作方法和重要的領導藝術。領導班子是一臺好戲；如果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就會混亂。領導干部不僅要有好的思路，更重要的是要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集思廣益，把一個班子組織好，把大家的作用發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