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弗朗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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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弗朗西斯·高爾頓的文化研究

弗朗西斯·高爾頓 [Francis Galton 1822.02.16－1911.01.17]，英國探險家、優生學家、心理學家，差異心理學之父，也是心理測量學上生理計量法的創始人。

天才高爾頓

他的父親是銀行家，其母親和達爾文的父親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所以高爾頓是達爾文的表弟。他是家中 9 個孩子里最小的一個，比他大 12 歲的姐姐阿黛爾（Adele）是幼年高爾頓的啟蒙老師，他從小就聰穎過人（美國心理學家特爾曼（L.M.Terman）曾根據有關文獻的記載，用他自己設計的斯坦福“特殊能力”也是遺傳的。他發現，遺傳親屬關系程度的降低，杰出親屬的比例也顯著地下降。他還用 80 對雙生子的資料，以雙生子比其他親兄弟、親姐妹在心理特點上更為相像的事例，證明人的心理完全是遺傳的。由此也使他第一個注意到同卵雙生和異卵雙生在估計遺傳和環境因素在人的變異方面的相對作用的方法論的重要性。高爾頓根據遺傳與個體差異的關系倡導善擇配偶，改良人種，并再 1883 年《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研究》一書中首創“優生學”這一術語。

2.心理學研究之量化，始自高爾頓。他發明了許多感官和運動的測試，并以數量代表所測得的心理特質之差異。他認為人的所有特質，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最終都可以定量敘述，這是實現人類科學的必要條件，故最先應用統計法處理心理學研究資料，重視數據的平均數與高中差數。他收集了大量資料證明人的心理特質在人口中的分布如同身高、體重那樣符合正態分布曲線。他在論及遺傳對個體差異的影響時，為相關系數的概念作了初步提示。如他研究了“居間親”和其成年子女的身高關系，發現居間親和其子女的身高有正相關，即父母的身材較高，其子女的身材也有較高的趨勢。反之，父母的身材較低，其子女也有較矮的趨勢。同時發現子女的身高常與其父母略有差別，而呈現“回中”趨勢，即離開其父母的身高數，而回到一般人身高的平均數。

3.1883 年，高爾頓出版了《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的研究》，書中概括地表述了兩項在實驗心理學中極為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第一個是關于自由聯想的實驗：他事先在 75 張紙條上各寫一個單詞，每次只讓受試者看一張紙條，再用一個精密的計時器測出由此引出的兩個即興到來的聯想所需的時間，然后對這些聯想在受試者的經驗中的可能起源加以分析，他發現最經常的聯想往往來自遙遠的童年。在這項實驗中，他還證實人類具有一種看到或聽到某一數字就能聯想到某一特定形狀的能力，他稱這種現象為“數目形”。第二個是關于心理意象的廣泛調查：他要求受試者先想一件確定的東西，然后盡量注意自己的“心視”畫面，并回答如明亮度，清晰度、色彩等一系列問題，并按其強度記分。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研究中，他首先在心理學中引進了調查表和評分辦法。他對實驗心理學的貢獻還包括一系列他所發明的心理測驗儀器和測驗方法。有些儀器后來就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例如測量聽覺閾的高爾頓笛和測量視覺范圍的高爾頓棒，這些儀器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都是心理實驗室的標準儀器。他還用盛有不同物質的瓶子來測驗嗅覺，這一方法被后人沿用至今。除此之外，他又設計了測量肌肉感覺、反應力、觸覺的儀器和方法。

高爾頓雖非出身于心理學，但一般公認，他對心理學早期發展的影響力，比同時期任何一位心理學家都要巨大而深遠。由于他在多個領域所作出的巨大成就，使其得到世界公認并獲得許多獎勵與榮譽，1909 年受爵士封號。

法蘭西斯·高爾頓

法蘭西斯·高爾頓是查爾斯·達爾文的的表兄，是一名英格蘭維多利亞時代的文藝復興人、人類學家、優生學家、熱帶探險家、地理學家、發明家、氣象學家、統計學家、心理學家和遺傳學家。

高爾頓一生中發表了超過340篇的報告和書籍，他在1909年被授與爵士。他在1883年率先使用“優生學”（eugenics）一詞。在他于1869年的著作《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中，高爾頓主張人類的才能是能夠透過遺傳延續的。

他在統計學方面也有貢獻，高爾頓在1877年發表關于種子的研究結果，指出回歸到平均值（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現象的存在，這個概念與現代統計學中的“回歸”并不相同，但是卻是回歸一詞的起源。在此后的研究中，高爾頓第一次使用了相關系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他使用字母“r”來表示相關系數，這個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同時他也發表了關于指紋的論文和書籍，被認為對于現代利用指紋進行犯罪搜查方面有很大的貢獻。

從遺傳學史的觀點來看，高爾頓的主要貢獻是人類遺傳學。然而，他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優生學的創始人，這使他成為科學史上毀譽參半的著名人物。

高爾頓雖然最早是以地理學家的名義而進入科學界，但在1859年表兄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之后高爾頓立即成了達爾文學說的信奉者，其科學興趣也很快轉到與生命有關的科學——遺傳學領域中來。但是，他并沒有跟在達爾文后面亦步亦趨。雖然他贊成達爾文關于生物體內“有許多有機單位，每一單位都有其自身的屬性”這一說法，但對達爾文的泛生子學說是反對的。為了證明達爾文的“芽球”是不是在血液之間流通，高爾頓做了許多不同毛色兔子之間的輸血試驗，結果是否定的：輸血并不影響下一代的性狀。雖然如此，他還是相信“芽球”的存在，但他把它們——這些遺傳顆粒統稱之為“血統”（strip）.他認為血統是保存在生殖細胞里并通過生殖細胞傳遞給后代的。這一遺傳學說是高爾頓于1876年建立的。人們認為高爾頓的這一思想乃是魏思曼的“種質”連續見解（1892）的先驅。

1885年，高爾頓又提出了一個全然不同的遺傳理論——祖先遺傳律。他認為，每一個體從其父方接受了大約一半的遺傳組成，從其母方接受了另一半。同樣的推理應用到祖親代：一個個體從其祖親接受了大約1/4的遺傳物質，從其曾祖親那里接受了1/8的遺傳物質，依此類推。于是，一個祖先的恩賜，每一代中都得以分享。

高爾頓曾對英國歷史上的法官、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科學家、詩人、畫家、牧師等類人物的家族進行了系統的考察，力圖證明智力是遺傳的。例如，他考察了 1660-1868年間286名英國法官和他們的親族情況，經過統計，得出平均每100個英國法官的親屬中共有38.3個名人，而全英國平均4000人中才有1個名人。由此證明天才在法官中是遺傳的。

在人類遺傳學的研究中，高爾頓最先注意到“先天與后天”的區別和聯系，并于1875年首創雙生兒法。一般認為，同卵雙生或一卵雙生子其基因型都是一樣的，同卵雙生子間的差異歸之于在子宮內或出生后環境的影響；異卵雙生或二卵雙生子間其基因型本來就不同，雙生子間的差異既有遺傳的也有環境的影響。通過雙生兒之間的異同對比，研究遺傳和環境對個體表型的影響，雙生兒法成為人類遺傳研究中的經典方法。

高爾頓。從動植物育種工作者塑造未來世代體質構造的工作得到啟發，提出了一個改造人類體質結構乃至精神特性的計劃。盡管優生學的思想在很多古代文明中都可以找到，但是這一名稱的正式提出卻是1883年高爾頓的《人類才能及其發展研究》。他創造了“優生學”（Eugenics）這個新詞，用以表述一個以人類自覺選擇來代替自然選擇的社會計劃。他對這門學科所下的定義是：“對于社會控制下的能從體力方面或智力方面改造或損害后代的種族素質的各種動因的研究”。高爾頓先后寫了很多論文和專著闡述他的思想，以極大的熱情積極建議對古今各國不同社會階層的生育情況進行廣泛調查，尋找某些家庭所以昌盛的原因，深入研究影響人類婚姻狀況的各種因素，普及遺傳知識，向全民宣傳優生學的重要意義。1904年，高爾頓出資在倫敦大學設立優生學講座，1908年，高爾頓發起成立英國優生學教育會

并出版《優生學評論》，使優生學在國際范圍內得到傳播。1912年，在高爾頓去世后的第一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會議在倫敦召開，高爾頓的理想終于發展成為一種國際性的科學和社會活動。

高爾頓無論是在進行人類學測量、實驗心理學研究還是進行遺傳優生的研究中，都充分依賴于數據分析，進行了大量的計算和統計工作。用他最得意的話說就是“無論何時，能算就算。”因此，把統計學方法引入到生命和社會現象有關的領域中來，是他另一項重要的科學貢獻。

高爾頓對統計學的最大貢獻是相關性概念的提出和回歸分析方法的建立。所有有關這方面的結果后來都總結在《自然遺傳》（1889）一書中。

高爾頓的生物統計學思想經過他的學生皮爾遜、韋爾登的參與和發揮，一個頗有影響的生物統計學派在英國形成。1901年，高爾頓、皮爾遜、韋爾登創辦《生物統計》雜志，成為生物統計學派的一面旗幟。對高爾頓的科學評價一直存在著爭議，但主要是圍繞優生學而展開的。應當說，高爾頓的優生學理論，其出發點并不壞。恰恰相反，他不過是追求人類和人類社會的完美。因為“優生”一詞，通俗地講就是“生一個健康的孩子”，這是保證人類種族和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首要條件。當然，高爾頓在研究這一問題時，低估了人與社會的復雜性，過分夸大了生物學原理的適用范圍，他本人也帶有一定的階級偏見和種族意識的影響。但是，高爾頓的優生學盡管存在這樣那樣不足，仍不失為科學史上的一個正確理論。至于后來德國的法西斯分子濫用優生學來推行其反動的種族政策，在優生的名義下屠殺數百萬猶太人，自有其政治、歷史、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這個賬只能算在希特勒和納粹黨徒們的頭上，不應當去過多責怪早已逝世多年的高爾頓。正如，諾貝爾發明了炸藥，許多戰爭狂人用以摧毀了無數人的生命，不能因此否定諾貝爾一樣。盡管第18屆國際遺傳學大會鑒于“優生學”這一名詞的諸多岐義，在科學文獻中不再提這個詞，但是優生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從歷史的角度還優生學本來面目，十分必要，因為真正的歷史是不可以隨意改寫的。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高爾頓仍然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他在人類遺傳學、生統遺傳學等方面奠基性工作是值得稱道的。他也是一位偉大的社會改造的理想主義者，是一位多才多藝十分博學的人，他是上個世紀許多新思想新成就的源泉，他在科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統計學之父

卡爾·皮爾遜（Karl Pearson，1857.3.27-1936.4.27），生于倫敦，英國數學家、哲學家，現代統計學的創始人之一。被尊稱為統計學之父。K.Pearson 1879年畢業于劍橋大學數學系；曾參與激進的政治活動。出版過幾部文學作品，并且作了三年的律師實習。1881年留學德國海德堡大學、柏林大學，1882年后先后獲碩士、博士學位。1884年進入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教授數學與力學。

K.Pearson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是為現代統計學打下基礎。自從達爾文演化論問世后，關于演化的本質爭論不斷，在這方面他深受高爾頓(Francis.Galton1822-1911)（達爾文表哥，「優生學」一詞的發明者）與 Weldon 影響。Weldon1893年提出「所謂變異，遺傳與天擇事實上只是『算術』」的想法。這促使 K.Pearson 在1893-1912年間寫出18篇〈在演化論上的數學貢獻〉的文章，而這門「算術」，也就是今日的統計。許多熟悉的統計名詞如標準差，成分分析，卡方檢驗都是他提出的。

文天祥（1236.6.6－1283.1.9），漢族，吉州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人，南宋民族英雄，初名云孫，字履善，又字宋瑞，自號文山、浮休道人。選中貢士后，換以天祥為名，改字履善。寶祐四年（1256年）中狀元后再改字宋瑞，后因住過文山，而號文山，又有號浮休道人。文天祥以忠烈名傳后世，受俘期間，元世祖以高官厚祿勸降，文天祥寧死不屈，從容赴義，生平事跡被后世稱許，與陸秀夫、張世杰被稱為“宋末三杰”。

出生與成長

文天祥，中國杰出的民族英雄，生活在一個漢民族危機陰影籠罩的時代。13世紀初，蒙古諸部在塞外強大起來，部落首領鐵木真建立了蒙古汗國。幾十年間，蒙古鐵騎席卷歐亞，攻城略地，基本統一了歐亞大陸。次子窩闊臺繼位后，相繼滅掉金國，隨即揮鞭南指，進軍南宋。從西元1235-1279年，南宋頑強抵抗了40多年，君臣軍民蹈海殉天下。文天祥的一生，與這場壯烈的民族存亡抗擊戰爭相始終。他是一個永遠被載入歷史的愛國將領和著名詩人。他在強敵入侵，國土淪陷，生靈涂炭的危急時刻，他自賣家產，組織義軍，舉兵抗擊蒙古鐵騎。戰敗被俘后，他義正辭嚴，痛斥漢奸和蒙古汗國，慷慨殉國。

狀元及第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到京師臨安（今浙江杭州）參加科舉考試。會試放榜，—《揚子江》摘句(劉庚三書)

通過了初選。殿試時，文天祥患病，但仍勉強帶著病軀，趕到考場。進門時一陣擁擠，出了一身汗，頓時感到身體舒服多了，頭腦也明晰了。看到題目，略加思考，草稿也沒打，一揮而就。宋理宗到集英殿親定名次，把文天祥取為一甲第一名，時年文天祥才二十一歲。

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上京赴考，殿試時，考官把他的卷子列為第七名，理宗親臨集英殿閱讀考生的卷子，把文天祥的卷子提為第一名。當時參與復審的著名學者王應麟在旁稱贊道：“這份卷子，議論卓絕，合乎古圣先賢之大道。文中表現出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我為陛下得到這樣的人才致賀！”卷子是密封的，拆開一看，考生姓名是文天祥。理宗覺得很吉利，高興地說：「天祥，天祥，這是天降的吉祥，是宋朝有瑞氣的預兆。」此后，人們就以「宋瑞」為天祥的字。

作品

蒙元的元帥漢奸張弘范率水陸兩路軍隊直下廣東，要徹底消滅南宋流亡政府。文天祥被他們用戰船押解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今屬廣東省）。張弘范派人請文天祥寫信招降張世杰，文天祥當然堅拒寫招降書，但寫了一首七言律詩，表明自己的心跡。

這首詩就是留芳千古的《過零丁洋》，其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尚品格，成為千百年來漢族人的楷模。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這是一首永垂千古的述志詩。詩的開頭，回顧身世。意在暗示自己是久經磨煉，無論什么艱難困苦都無所畏懼。接著追述戰斗生涯：在荒涼殘酷的戰爭環境里，我度過了四年。把個人命運和國家興亡聯系在一起了。三四句承上從國家和個人兩個方面，繼續抒寫事態的發展和深沉的憂憤。這一聯對仗工整，比喻貼切，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詩人的遭遇。國家民族的災難，個人坎坷的經歷，萬般痛苦煎熬著詩人的情懷，使其言辭倍增凄楚。五六句喟嘆更深，以遭遇中的典型事件，再度展示詩人因國家覆滅和己遭危難而顫栗的痛苦心靈。結尾兩句以磅礴的氣勢收斂全篇，寫出了寧死不屈的壯烈誓詞，意思是，自古以來，人生那有不死的呢？蒙元定會被消滅，只要能留得這顆愛國忠心照耀在漢家史冊上就行了。這句千古傳誦的名言，是詩人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譜寫的一曲理想人生的贊歌。全詩格調沉郁悲壯，浩然正氣貫長虹，確是一首動天地、泣鬼神的偉大民族主義詩篇。[1]

王維

王維，唐朝詩人，生于公元701年，開元九年（721年）中進士，任太樂丞，因伶人舞黃獅子受累，貶為濟州司倉參軍。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執政，擢為右拾遺，次年遷監察御史，后奉命出塞，為涼州河西節度幕判官。此后半官半隱居。安史之亂被捕后被迫出任偽職，戰亂平息后下獄。因被俘時曾作《凝碧池》抒發亡國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王縉平反有功請求削籍為兄贖罪，得寬宥，降為太子中允，后兼遷中書舍人，終尚書右丞。

王維的大多數詩都是山水田園之作，在描繪自然美景的同時，流露出閑居生活中閑逸蕭散的情趣。王維的寫景詩篇，常用五律和五絕的形式，篇幅短小，語言精美，音節較為舒緩，用以表現幽靜的山水和詩人恬適的心情，尤為相宜。王維從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尋求寄托，他自稱“一悟寂為樂，此生閑有余”（《飯覆釜山僧》）。這種心情充分反映于他的詩歌創作之中。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這是山水詩的代表作之一，它唱出了隱居者的戀歌。全詩描繪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時分山村的旖旎風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樸風尚，表現了詩人寄情山水田園，對隱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滿足心情。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第二篇：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

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

1．只知哲學一些皮毛的人，思想會導向無神論。但是，深入了解哲學，會把人帶回宗教。類別：人生

2．一個機敏謹慎的人，一定會交一個好運。類別：人生

3．一切真正偉大的人物（無論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銘于人類記憶中的），沒有一個因愛情而發狂的人：因為偉大的事業抑制了這種軟弱的感情。類別：事業、愛情

4．禮節要舉動自然才顯得高貴。假如表面上過于做作，那就丟失了應有的價值。類別：修養

5．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使人善辯，凡有所學，皆成性格。類別：科學、人生、讀書

6．內容豐富的言辭就像閃閃發光的珠子。真正聰明睿智的卻是言辭簡短的。類別：道德

7．美的至高無上的部分，無法以彩筆描出來。類別：人生

8．一般來說，青年人富于“直覺”，而老年人則長于“深思”。類別：青年

9．因結婚而產生的愛，造出兒女；因友情而產生的愛，造就一個人。類別：友情

10．機會先把前額的頭發給你捉而你不捉之后，就要把禿頭給你捉了；或者至少它先把瓶子的把兒給你拿，如果你不拿，它就要把瓶子滾圓的身子給你，而那是很難捉住的。

11．在開端起始時善用時機，再沒有比這種智慧更大的了。類別：智慧

12．時間是衡量事業的標準 類別：時間、事業

13．炫耀于外表的才干陡然令人贊羨，而深藏未露的才干則能帶來幸運。類別：人生

14．書籍是在時代的波濤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貴的貨物運送給一代又一代 類別：思想

15．在一切大事業上，人在開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樣察看時機，而在進行時要像千手神那樣抓住時機。類別：事業

16．美貌倘若生于一個品德高尚的人身上，當然是很光彩的；品行不端的人在它面前，便要自慚形穢，遠自遁避了。類別：人生

17．青年人比較適合發明，而不適合判斷；適合執行，而不適合磋商；適合新的計劃，而不適合固定的職業。類別：人生&青年

18．由智慧所養成的習慣能成為第二本性。類別：智慧、道德、修養、人生

19．除了知識和學問之外，世上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在人的精神和心靈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見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統治和權威。類別：思想

20．殘疾人的成功通常不易招致嫉妒。因為他們有缺陷，使人樂于寬忍他們的成功。也常使潛在的對手忽視了他們的競爭和挑戰 類別：成功

21．合理的安排時間，就等于節約時間。類別：節約、時間

22．.既然習慣是人生的主宰，人們就應當努力求得好的習慣。習慣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習慣，這是一定的，這個我們叫做教育。教育其實是一種從早年就起始的習慣。類別：教育.修養

23．我認為善的定義就是有利于人類。類別：人生

24．真正迅速的人，并非事情僅僅做得快，而是做得成功而有效的人 類別：成功

25．實踐中的失敗主要由于不知道原因而發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的兩種企望：對知識和力量的企望真正相和在一起了。類別：失敗

26．金錢是品德的行李，是走向美德的一大障礙；因財富之于品德，正如軍隊與輜重一樣，沒有它不行，有了它又妨礙前進，有時甚至因為照顧它反而喪失了勝利。類別：人生

27．幸運的時機好比市場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延誤，它就將掉價了。類別：人生

28．最好的辦法是把青年的特點與老年的特點在事業上結合在一起。從現在的角度說，青年可以從老年身上學到他們所不具有的優點，而從社會影響角度來說，有經驗的老人執事令人放心，而年青人的干勁則鼓舞人心，如果說，老人的經驗是可貴的，那么青年人的純真是崇高的。類別：事業

29．集體的習慣，其力量更大于個人的習慣。因此如果有一個有良好道德風氣的社會環境，是最有利于培訓好的社會公民的。類別：修養

30．狀貌之美勝于顏色之美，而適宜并優雅的行為之美又勝于狀貌之美。美中之最上者就是圖畫所不能表現，初睹所不能見及者。類別：人生

31．使人們寧愿相信謬誤，而不愿熱愛真理的原因，不僅由于探索真理是艱苦的，而且是由于謬誤更能迎合人類某些惡劣的天性。類別：真理

32．習慣真是一種頑強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從幼年起就應該通過教育培養一種良好的習慣。類別：教育

33．人們的舉止應當象他們的衣服，不可太緊或過于講究，應當寬舒一點，以便于工作和運動 類別：工作

34．當你遭遇挫折而感到憤悶抑郁的時候，向知心摯友的一度傾訴可以使你得到疏導。否則這種積郁使人致病。俗語說：“人總是樂于把最大的奉承留給自己”，而友人的*逆耳忠言卻可以治療這個毛病。朋友之間可以從兩個方面提出忠告：一是關于品行的，二是關于事業的。類別：友誼、事業

35．美德有如名香，經燃燒或壓抑而其香愈烈：蓋幸運最難顯露惡德而厄運最能顯露美德也。類別：道德、修養、人生

36．只有美貌而缺乏修養的人是不值得贊美的。類別：修養、人生

37．人的天性雖然是隱而不露的，但卻很難被壓抑，更很少能完全根絕。即使勉強施壓抑，只會使它在壓力消除后更加猛烈。只有長期養成的習慣才能多少改變人的天生氣質和性格。類別：人生

38．人們大半是依據他的意向而思想，依據他的學問與見識而談話，而其行為卻是依據他們的習慣。類別：人生

39．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最純粹最可憐的孤獨；沒有友誼則斯世不過是一片荒野；我們還可以用這個意義來論“孤獨”說，凡是天性不配交友的人其性情可說是來自禽獸而不是來自人類。類別：友誼

40．凡過于把幸運之事歸功于自己的聰明和智慧的人多半結局是不幸的。類別：智慧

41．人們說得好，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不是權威的女兒。類別：真理

42．讀書給人以樂趣，給人以光彩，給人以才干。類別：讀書

43．青年人比較適合發明，而不適合判斷；適合執行，而不適合磋商；適合新的計劃，而不適合固定的職業。類別：青年

44．愛情就像銀行里存一筆錢，能欣賞對方的優點，就像補充收入；容忍對方缺點，這是節制支出。所謂永恒的愛，是從紅顏愛到白發，從花開愛到花殘。類別：愛情

45．要追求真理，認識真理，更要依賴真理，這是人性中的最高品德。類別：真理、人生

46．相貌的美高于色澤的美，而秀雅合適的動作的美，又高于相貌的美，這是美的精華。類別：人生

47．好的運氣令人羨慕，而戰勝厄運則更令人驚嘆。類別：人生

48．沒有可傾心相談的知交的人們，是個吃自己和自己心的食人鬼。類別：友誼

49．時間乃是最大的革新家 類別：時間

50.真理之川從它的錯誤之溝渠中流過；像萌芽一般，在一個真理之下又生一個疑問，真理疑問互為滋養。類別：真理

51．天賦如同自然花木，要用學習來修剪 類別：學習

52．當命運微笑時，我也笑著在想，她很快又要蹙眉了。類別：人生

53．友誼的一大奇特作用是：如果你把快樂告訴一個朋友，你將得到兩個快樂；而如果你把憂愁向一個朋友傾吐，你將被分掉一半憂愁。秘以友誼對于人世間生，真像*煉金術所要找的那種“點金石”。它能使黃金加倍，又能使黑鐵成金。類別：人生、友情

54．求知的目的不是為了吹噓炫耀，而應該是為了尋找真理，啟迪智慧。類別：科學、智慧

55．愛情和智慧，二者不可兼得 類別：智慧

56．諺語可以體現一個民族的創造力，智慧和精神 類別：智慧

57．嚴厲生畏，但是粗暴生恨，即使公事上的譴責，也應當莊重而不應當侮辱嘲弄。類別：人生

58．使人們寧愿相信謬誤，而不愿熱愛真理的原因，不僅由于探索真理是艱苦的，而且是由于謬誤更能迎合人類某些惡劣的天性。類別：科學

59．就是神，在愛情中也難保持聰明。類別：愛情

60．美德好比寶石，它在樸素背景的襯托下反而更華麗。同樣，一個打扮并不華貴，卻端莊嚴肅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肅然起敬的。類別：人生

61．誓言是否有效，必須視發誓的目的而定；不是任何的目的都可以使誓言發生力量。類別：人生

62．順境的美德是節制，逆境的美德是堅忍，這后一種是較為偉大的德行。類別：道德

63．同情是一切道德中最高的美德。類別：道德.人生

64．一個人從另一個人的諍言中所得來的光明，比從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斷力所得出的光明更是干凈純粹。類別：友誼

65．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真理因為像黃金一樣重，總是沉于河底而很難被人發現，相反地，那些牛糞一樣輕的謬誤倒漂浮在上面到處泛濫。類別：真理

66．幸運并非沒有許多的恐懼與煩惱，厄運也并非沒有許多的安慰與希望。類別：人生

67．讀書不是為了雄辯和駁斥，也不是為了輕信和盲從，而是為了思考和權衡。類別：讀書

68．科學的真正的與合理的目的在于造福于人類生活，用新的發明和財富豐富人類生活。類別：科學

69．在富人的想像里，財富是一座堅強的堡壘。類別：人生

70．讀書補天然之不足，經驗又補讀書之不足。類別：讀書

71．人生如同道路。最近的捷徑通常是最壞的路。類別：人生

72．金錢好比肥料，如不撒入田中，本身并無用處。類別：人生

73．如果你考慮兩遍以后再說，那你說得一定比原來好一倍。類別：人生

74．與智慧相伴的是真理，智慧只存在于真理中。類別：真理

75．如果問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那么回答則是：第一，無所畏懼；第二，無所畏懼；第三，還是無所畏懼。類別：人生

76．世上友誼本罕見，平等友情更難求 類別:友情

77．書籍是橫渡時間大海的航船 類別：時間

78．只要你想想一個人一生中有多少事務是不能僅靠自己去做的，就可以知道友誼有多少益處了。類別：友情

79．對一個人的評價，不可視其財富出身，更不可視其學問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真實的品德。類別：人生

80．我們的語言，不妨直爽，但不可粗暴驕傲；有時也應當說幾句婉轉的話，但切忌虛偽輕浮與油滑。類別：人生

81．友誼的主要效用之一就在于使人心中的憤懣抑郁得以宣泄、弛放。??對一個真正的朋友，你可以傳達你的憂愁、歡悅、恐懼、希望、疑忌、諫諍，以及任何壓在你身上的事情。類別：友誼

82．從錯誤中比從混亂中易于發現真理。類別：真理

83．除了一個知心摯友以外，沒有任何一種藥物可以治療心病。類別：友誼

84．有些老人顯得很可愛，因為他們的作風優雅而美。??而盡管有的年輕人具有美貌，卻由于缺乏優美的修養而不配得到贊美。類別：修養

85．時間是不可占有的公有財產，隨著時間的推移，真理會愈益顯露 類別：時間

86．友誼使歡樂倍增，悲痛銳減。類別：友情

87．只有對于朋友，你才可以盡情傾訴你的憂愁與歡樂，恐懼與希望，猜疑與歡慰。類別：友誼

88．最快樂的事莫過于無拘無束。類別：人生

89．用書之智不在書中，而在書外。類別：智慧

90．一次不公正的審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還要尤烈，因為犯罪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敗壞了水的源頭。

91.欣賞者心中有朝霞、露珠和常年盛開的花朵；漠視者冰結心城，四海枯竭，叢山荒蕪。

92.由智慧所養成的習慣能成為第二本性。

第三篇：弗朗西斯 · 福山：何謂“治理”？如何研究？

譯者王匡夫（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刊于《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6期。【內容提要】盡管“治理“迄今為止并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然而，它至少包括三種主要含義。“治理”的第一種含義指各種在國家體系之外的非主權國家主體的國際合作。這個意義上的“治理“概念源于有關全球化的文獻，它強調主權國家的治理權責正在向非正式的橫向合作和歐盟這樣的超國家主體讓渡。“治理”的第二種含義是將治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即有效地履行國家政策。這種解釋的出現是由于人們意識到全球貧困的根源在于腐敗和國家能力孱弱。“治理“的第三種含義是通過社會網絡和其他非等級制的機制來規范社會行為。第一種和第三種“治理”的含義淡化了傳統的國家權威，它們更多地支持新興的、跨國的或市民社會的行動者。這些潮流也引發了人們對現代政府運作的透明程度和問責機制等問題的擔憂。

【關鍵詞】治理；跨國合作；社會網絡；公共管理；非政府組織

如果我們不對“治理“概念做出界定，就不可能對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文獻進行評述。然而，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治理”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這也表明了該研究領域的混亂程度。

“治理”一詞源于希臘語中的動詞“kubernan”，其本意是指“駕馭一條船”（steer a ship）一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就曾運用此種含義。拉丁文動詞“ gubernare“也是由此衍生的，它是法語“gouverner”的來源，并由此派生出英語單詞“ government”和“governance”。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在商業和法律領域，公司治理的含義是固定的。直到1990年代初，非形容詞形式的“治理”（govemance)一詞才被用于否定傳統的“管理“(government)概念。今天，“治理”被任意地用來指代所有指導或規范社會活動的行為。由于“治理“概念在被人們廣泛運用的同時沒有受到嚴格界定，因而某些學者指責它已經變成了一種“空洞的能指”。

國際治理

作為有意區別于“管理”這一術語的概念，“治理“一詞最初出現在1990年代早期大量關于全球化研究的新文獻中。許多學者開始注意到，主權國家控制其自稱所管轄的領土內的活動能力正在減弱。依據這類新文獻，國家能力的減弱是由于技術變革和不斷增長的資本、人員、知識的跨國流動導致的一盡管克萊斯勒（StephenD.Krasner）認為，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只是一種假想。羅西瑙（James N.Rosenau）和澤姆佩〈Ernst一Otto Czempiel）的著作《沒有政府的治理》描述了許多處于傳統國家之外的組織所實施的國際合作的途徑和方式。

如果那些傳統的國際合作被視為中央集權的、等級制的國家通過像國際法這樣的正式機制相互協調的產物，那么新文獻則強調了新的合作途徑。在新文獻中，第一種大潮流著眼于超國家治理。它主要以歐盟為例：歐盟是唯一成功地由主權國家讓渡權力而產生的國際組織，越來越被認為正在取代國家的權威。第二種潮流強調一種經常被稱為“政府間主義”的觀點，即盡管國家仍然是主要的參與者，但實際的合作卻通常是由等級制控制下的從屬機構通過非正式的、橫向的聯系方式自主完成的。第三種潮流指出，“剛性“的國際法被一種不那么強硬的“柔性”版本取代了——這種“柔性“版本雖然沒有像國際法那樣的法律權威，但是它更加靈活，也更容易實現。

然而，在相關的國際治理文獻中，最受關注的是各種“新”類型的跨國非政府主體，包括跨國公司、國際非政府組織、工會和其他各種被認為取代了傳統的民族國家間合作的組織。

最近，許多國際治理文獻都集中在一些具體的領域，尤其是關于非國家主體影響的領域有很多研究涉及非政府組織自發形成的合作標準的創制，通常包括環境規制標準、產品標準、健康標準、勞工標準和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有些學者指出，盡管這些新標準完全是由私人主體來執行的，然而還是在“等級制的陰影下“運行的，或者直接與國家監管機構合作。最后，還有文獻將注意力集中在更明顯的政治性的治理形式。在后沖突社會或“有限度的國家”（limited statehood）中,聯合國和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者實際上已經取代了當地政府成為治理主體。

善治

“治理“概念的第二種用法同樣出現在1990年代的文獻中，它完全不同于上述第一種用法。這個詞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傳統的公共行政的同義詞（或者是其委婉的表達），其區別在于政策的實施依靠新的非國家主體，而不是傳統的政府。

這類文獻的意義需要放在全世界范圍內國家發展政策潮流變化的背景下去理解。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西方國家及其支持的發展機構給貧窮國家提出的發展建議都是以新自由主義的放松監管和私有化為中心的。這種方式被非正式地稱為“華盛頓共識”。它與里根和撒切爾更加廣泛地國內經濟改革政策是一致的，將政府視為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障礙。但是，根據1990年代蘇聯私有化改革失敗和非洲國家結構調整的經驗，經濟學家認識到了國家作為市場交易基礎的重要性。道格拉斯·諾斯及其追隨者在理論層面上強化了這種觀點，他們指出了財產權之類的制度安排對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隨著世界銀行1992年題為《治理與發展》的研究報告和1997年題為《變革世界中的政府》的發展報告的出版，有效國家的作用也被政策制定者普遍認可。上述兩份報告都通過強調有效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重要性來“找回國家”。1995年，世界銀行新任總裁詹姆斯·沃爾芬森（James WOlfensohn）在其發表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演講中提到了“腐敗之癌”，他認為，腐敗是經濟發展的障礙，并且將成為世界銀行未來10年關注的焦點。自此以后，公共部門改革、反腐敗以及更廣泛的以“善治”為主題的研究得以復興。

雖然這種意義上的“治理”顯然是指傳統的國家行為，但是其確切的含義仍然具有相當大的模糊性。“善治“中的“善” 究竟是指政府應當追求的政治目標，還是適用于有效實現政治系統所要達成的一切目標？具體而言，“善治“是否必須包括民主問責制和保護個人自由？它在威權國家是否也能存在？

對于這種理論問題，經濟學文獻目前還沒有形成共識。諾斯最初關注的焦點是包括財產權和契約履行在內的法律制度，但是他后來似乎擴大了概念的定義，將政治體系的民主也納人其中。同樣，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A.Robinson）在他們對經濟長期增長所必需的“包容性”因素的界定中，也提到了民主參與和政治多元化。經驗研究的文獻顯示，穩固的民主制度與高水平的人均收人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但是其因果鏈條的方向并不能確定。然而那些快速發展的威權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四小龍“）的存在表明，民主并不是促進經濟增長所必要的制度組成部分。羅斯坦（Bo Rothstein）和霍姆伯格〈S?ren Holmberg）指出，發展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人均GDP的增長）與國家服務質量的相關性要強于它與民主的相關性。達爾伯格(Stefan Dahlberg)和霍姆伯格（S?ren Holmberg）使用羅斯坦的數據所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作為衡量治理的指標之一，公民的滿意程度它可能是公民對合法性的認知與官僚系統的質量的相關性要強于它與程序性民主的相關性。巴克(Hanna B?ck)和哈德紐斯（Axel Hadenius)的研究表明，在低水平的發展階段，民主與國家能力之間呈負相關，但是在高水平的發展階段，民主與國家能力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在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如果國家能力比民主更能促進經濟增長，那么這就能解釋為什么快速發展的威權國家和富裕的民主國家可以同時存在。

許多學術文獻傾向于將“善治”理解為國家的執行力，即國家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在這個領域，大量的理論是建立在經濟學家的研究基礎上的，或是吸收了將私人部門引人公共領域的經濟學觀念。其中一種觀點是將選擇與退出引人過去一直由國家壟斷提供公共服務的領域。這種觀點導致教育補助金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在世界范圍內激增。另一種觀點則是在政府部門中應用委托代理理論。在這種理論框架下，腐敗現象和執行問題被認為是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動機不一致的結果，其解決方案是改變代理人的激勵結構和節約代理成本。

基于上述一般性的方法，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胡德（Christopher Hood)和波利特（Christopher Pollitt）等公共行政學專家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論（NPM）。新公共管理理論體現了一些彼此聯系較為松散的思想，它試圖將公民比作公共部門的消費者，將諸如標桿管理、績效評估、績效薪酬和服務外包之類的企業實踐運用于公民與公共機構之間的活動。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公共部門將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同時也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盡管最近有關治理的文章中仍然出現了許多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概念，然而這些理論的全盛時期早已過去。新公共管理理論最開始是在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和美國提出并付諸實施的。然而，那種在公共部門中引人類似市場機制的嘗試并未在歐洲大陸國家中起到良好的效果。這些國家擁有更深厚的國家中心主義傳統，它們并不喜歡將市場機制和商業實踐引人公共部門。但是，有些學者認為，這些差異被夸大了。特別是在199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論是與政府縮減規模和私有化相關聯的，許多人認為這類實踐削弱了國家能力。一些研究指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具有文化嵌人性（例如，它是以韋伯式的國家作為前提條件的），并且它們表明其有效性在不同國家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績效測評的方法備受詬病，首要原因在于，它缺乏準確的標準來衡量政府所提供的許多服務（參見下文，治理的測量），并且測量行為本身會扭曲政府的行為（“應試教育“）。許多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倡導的政府服務外包本身也存在著很多預料不到的后果。

新公共管理理論存在的某些問題是委托一代理模型本身所固有的。例如，委托一代理模型認為，在很多組織中，權威應當從代理人流向委托人，而不是相反。西蒙(Herbert A.Simon）很早就已經指出了這一點。新公共管理理論存在的其他一些問題是政府部門所特有的，例如，政府行為的動機應當是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追求物質性的自利，或者許多公共代理人具有多個目標相互沖突的委托人。

最近，為了回應諸如開放政府伙伴關系（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和《采掘業透明度倡議》〈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等政策許多學術研究運用透明度和參與作為改善政府治理績效的機制。在這樣的研究中，最基本的觀點來自委托一代理理論，即立法者和官僚系統（代理人）不會對選民（委托人）負責，除非后者充分掌握了有關前者行為的信息。這種理論假設，普通選民——尤其是窮人——不喜歡腐敗，想要獲得無差別的公共服務，他們會根據瀆職行為的信息采取行動以矯正這種狀態。大量的實證研究已經驗證了信息的可獲取程度與各種不同行為結果之間的關系，其中包括腐敗、選舉問責和服務供給。許多研究已經發現，信息的可獲取程度與減少腐敗、提供更好的服務、影響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之間存在著預期中的正相關關系。然而，另外一些人卻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弱相關或者負相關的關系。還有一些研究者警告說，信息的可獲取程度需要具備下列某些特定的外部機制才能產生積極影響，例如，政府強制力、健全的市民社會。2004年，世界銀行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通過正式選舉制度所構建的“長效”問責制需要以地方參與機制的“短期“問責制度作為補充。例如，在地方政府中，參與式預算通過將預算過程直接向公眾團體和普通公民開放，從而可以替代正常的選舉渠道或者作為其補充途徑。

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衰落是與公共行政領域一特別是美國公共行政領域一的學科危機相對應的。20世紀中期，公共行政是美國政治科學協會所認可的四大基礎性研究領域之一，許多學校都將它作為政治科學下設的分支領域或單獨的學位點。這個時期的經典研究往往是關于單一行動者的案例研究。像這樣的案例研究具有非常豐富的細節，但在理論層面或者在外部應用上卻非常有限。這種做法后來逐漸失勢，許多大學要么取消了公共行政專業或將其降級，要么將其合并到公共政策專業。在某種意義上，新公共管理理論是最后一種產生于公共行政領域的重要理論。現在，公共行政領域內的大部分工作都由經濟學家或政治學家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技術或最近出現的隨機試驗研究微觀行為的方法來完成。在這個過渡階段，尚不清楚這些研究方法今后能否形成一種類似于一般性治理理論的東西，或者能否超越項目評估層面而成為實際的政策。

國內治理

與國際治理研究的新文獻相對應的是國內治理方面的文獻。這種研究取向強調國家之外的參與者也能提供以前由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它們有時候是作為傳統國家的補充，有時候則代替傳統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羅西瑙和澤姆佩的著作《沒有政府的治理》是關于國際關系領域的，與之對應的是，羅茲（R．A.w.Rhodes)的文章《新治理：沒有政府的治理》則是涉及國內政治領域的（他在1997年后繼續進行了該項研究）。羅茲強調，近年來興起的新治理模式認為“治理涉及各種自發組織起來的、組織間的網絡”。羅茲指出，撒切爾時代的縮減政府規模和私有化已經掏空了英國政府，進而在這種政府缺位的狀態下產生了新的社會網絡。在接下來的10年內，大量關于沒有政府的治理的新文獻不斷產生，其作者主要來自歐洲和英國。

這種將治理當作由社會網絡提供的物品的思想起源于企業經濟學理論，它最早由科斯（Rond H.coe）提出，后來由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進一步闡述。科斯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是高效的，那么為什么公司會存在等級制呢？他認為這是由于等級制能夠節約交易成本。然而，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使人們相信點對點的交流將會降低橫向組織內部的交易成本，并且通過減少層級而有利于市場化發展。19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商業化和普及，這種觀點變得尤為普遍。許多新技術的支持者認為，等級制組織（包括大公司和政府）本身已經過時，它們很快就會被自我組織的社會網絡所取代。復雜性理論和像圣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這樣的研究機構開始風行一時，它們為自組織的社會網絡可以取代等級制這種觀念提供了理論依據。社會學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描述了那種正在取代舊的等級制秩序的“網絡社會“的興起。

當然，在這個階段，無論是國家還是公司都沒有消失。盡管自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后，人們對自組織的熱情有所減弱，然而那種認為社會網絡是一種存在于市場和等級制之間的組織形式的觀念得以幸存，并且成為了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思想。社會網絡被界定為以熟人、友情或其他形式的非正式義務維系在一起的對等關系，這種關系不同于市場中買賣雙方所具有的通過公平交易和謀取利益而形成的關系。這種相當寬泛的定義使社會網絡與市民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且有些作者確實混淆了兩者的差異。在柏林墻倒塌后的那段時期，人們對市民社會的興趣大為增加，將其視為現代民主的重要基礎；而且，在這個論題的學術旨趣是與“社會資本”研究的新文獻相互契合的。

在傳統的民主理論中，有組織的公民能夠通過行使選舉權來監督并追究政府責任。托克維爾認為，“結社的藝術“〈即公民樂于參與志愿組織的傾向）對美國民主的成功至關重要，即使那些結社而成的團體并不具有政治性亦是如此。這種結社行動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公民學校”，造就了更多的公開參與政治的形式。盡管如此，結社的成員仍是治理的對象，而不是治理的主體。

那種關于治理的新文獻在某種程度上是運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非國家行為主體的角色。無論是社會網絡、市民社會，還是任何一種處于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組織，都不僅可以監督政府的行為，而且可以與政府積極合作，從而提供以前由國家所壟斷的公共服務。依據赫爾特〈Michael Howlett）和拉梅什〈Michael Ramesh）的觀點，“統治“就是政府的所作所為，“治理'是指在治理過程中建立、促進和支持政府與非政府行為主體之間的某種特定關系”。同樣，私營企業不僅可以通過行業自律來發揮治理的作用，而且也可以與政府或者民間社會組織合作提供類似于公共產品的物品（例如，它們可以通過讓企業遵守社會責任所要求的環保或勞動標準，從而提供公共產品）。斯圖爾(Reinhard Steurer）將整個治理空間設想成為一個維恩圖(Venn diagram)。他用三個存在重疊的圓圈分別代表政府、私營部門和市民社會，其中每個圓圈都具有自己的獨立領域，并且在其領域中擁有自身的權威——政府具有剛性或柔性監管的權威，非政府組織具有民間監督的權威，私營部門則具有行業自律的權威。并且，在這些圓圈中的重疊領域，政府治理、私營部門的行業規制、市民社會的共同規制以及三方的共同監管是同時存在的。這就意味著，在這種重疊的領域中，任何一個主體都可以是現代治理的主體。科尼爾(Chnstoph Knill)和萊姆庫爾〈Drik hmkuhl)認為，現代治理主體的具體組合取決于“潛在問題的范圍與相關行動者的組織結構、問題類型和制度背景之間的一致性”。

這類文獻提出的首要問題是：為什么治理主體已經從國家轉移到私人或者非政府機構？至少存在下述三種被廣泛引用的解釋來回答這個問題。第一，在右翼人士看來，現代政府臃腫、效率低下、規模太大（這種觀點在里根一撒切爾時代就已經是老生常談的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早期就與縮減政府規模（或者使之合理化）、將部分政府職能外包和私有化相關。在這種傳統中，私營部門被視為代替國家行使治理職能的首要選擇，因為它在本質上講更有效率。那種將政策制定者與執行機構分開的做法會使政策制定者促進服務提供者的競爭，從而提高效率。在美國，那種針對政府的敵意直到今天仍然給政府帶來很大的壓力，迫使政府盡可能多地將很多活動從公共部門中轉移出去。在其他民主社會，這些壓力也同樣存在。在這一時期，伴隨著政府服務外包的趨勢，私營部門中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這是因為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降低了服務外包的交易成本。

第二種促使傳統政府轉變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左翼意識形態。這與左翼人士對等級制固有的不信任相關。對很多學者而言，通過社會網絡進行治理一即通過非政府組織或者其他非國家、非市場的行為主體進行治理一一構成了一種在規范層面被認可的民主參與形式。在傳統觀念中，正式的民主治理是通過選舉、政黨、大型媒體和其他類似的方式進行的，但是現在很多人認為，通過這些方式，政府會被企業或者其他精英群體的利益所俘獲。非營利部門可能是唯一能夠改變這種現狀的，它們共同代表了一種民主的公共利益。

第三，一些非意識形態的功能主義者會支持新的合作治理形式。現代社會管理中的各項事務已經變得非常復雜，而公民們卻期望得到從醫療保障、公共交通到救災活動等傳統政府既沒有專業技能、也沒有能力完成的一系列公共服務。私人或民間社會組織更接近他們所服務的人群，更了解當地的情況，可以更靈活地提供服務。這些組織通常不會受到僵化的公務員制度影響，可以比政府機構更加靈活地雇傭和提拔員工。

基于上述這些原因，很多早期研究者對政府以外的行為主體的治理功能抱著積極肯定的態度。然而隨后出現了一波新的批評熱潮。私有化和縮減政府規模自一開始就遭到詬病，被認為損害了公共利益，削弱了國家能力。馮克爾（Paul R.Verkuil)提出了一種框架來說明哪些方面的國家權力可以被合理地外包。他認為，在像雇傭黑水保安公司保護身處中東戰區的美國外交官這樣的案例中，這種授權就成為非常嚴重的問題。其原因在于，暴力運用應當是由政府壟斷的職能。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一些框架，以區分在哪些情況下作為政府替代者的新政策工具被不完美或不適當使用了。雷福德(Gail Radford)描述了最近幾十年美國“公共機構“（public authonties)（即私人或準公共事業單位行使公共職能）的興起。她認為，當公共部門剝離了這些職能以后，民主問責的途徑就不可避免地混亂不堪。凱特爾（Donald F.Ketd)指出，在美國的公共服務中，非國家行為主體的增長意味著公共政策執行復雜性的提升和政府機構影響力的全面下降。盡管公共生活的某些領域仍然被等級制的命令和控制權威所支配，然而，在某些其他領域，政府官員只能靠建議、花言巧語、游說或者其他方式間接地影響其他社會行動者。

另一個涉及沒有政府的治理的重要學術領域是關于這種現象究竟在多大范圍內存在的實證問題。目前存在一種廣為流傳的斷言，即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一個由國家以外的行為主體提供政府服務的時代。然而很少有證據表明，這種變化發生在哪里、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以及對公民產生了什么影響。梅特勒（Suzanne Mettler)指出，在美國，大量的公共政策一一例如，對低收人家庭的財政補貼和對房屋產權的激勵一并不是通過政府的肯定性行為實現的，而是通過免稅實現的。這種稅收優惠政策相當于產生了一種巨大的“隱形的國家”(submerged state)，而數量龐大的選民卻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狄盧里奧(John D.Dilulio)認為，由于美國選民不喜歡政府官僚機構，聯邦政府的規模已經被限制了幾十年。今天的官僚人數與1960 年相當，但是政府處理公共事務的開支卻增長了近5倍。這導致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承包商數量爆炸式增長，以及許多聯邦政府職能向各州政府和市政府轉移。他強調，盡管聯邦政府在雇傭和支出方面相對透明，然而其他組織卻并非如此。在一座美國大城市中，試圖估算政府服務外包的規模幾乎是不可能的。狄盧里奧進一步指出，這些組織經常為了自身利益而成為活題躍的游說者，因而扭曲了公共利益。

總之，現有的文獻指出，實際上缺乏基本數據來測量被稱為“沒有政府的治理“ 的現象的總體規模。當談到如何評估這些服務的質量或者這種形式的治理是否最終實現了“善治”的效果時，數據不透明的問題則更為明顯。

治理的測評

在過去20年中，有大量的學術活動致力于測量治理質量的問題，它們與有關 `善治“的學術研究都是由同一股力量所引起和推動的。

這個領域的引領者并不是學者，而是需要通過某種方式去評估他們項目成果的政策機構。長期以來，世界銀行一直從事一項獨有的國家政策和制度評估（CPIA）指數研究。這項研究是以其雇員對會員國的排名為基礎來衡量政府表現的。由于具有敏感性，世界銀行多年來做出的針對所有國家的CIPA指數評級并未公開，因而也無法用于學術研究。1990年代，世界銀行在這種內部測評之外增加了一個對外放開的數據庫，即全球治理指標（WGls）。這個數據庫現在每年更新一次。全球治理指標在下列六個方面測評政府治理：話語權與問責制，政局穩定和減少暴力，政府的有效性，監管質量，法治，腐敗的控制。世界銀行研究所并沒有為全球治理指標搜集新的數據，而是使用了其他的現有測量數據，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專家的主觀評估。

全球治理指標不斷發展，并且獲得了其他組織提供的多種有關治理測量數據的補充。自1970年代以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和馬里蘭大學第四代政體數據庫（University of Maryland ' s Polity IV）一直在追蹤分析民主、公民和政治權力的質量，并且這些數據最近也由民主多樣性項目（Vaneues of Democracy Project）進行了補充。全球廉政調查（Global Integnty）提出了一種衡量理想情況與實際表現之間差距的指數。透明國際的腐敗感知指數〈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被廣泛用于測量腐敗，而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和專項數據庫則被用于追蹤分析一般性的政府質量，例如，政治風險服務集團〈Political Risk Services Group）提出的世界國家風險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Cuide)o哥德堡的政府治理質量研究所（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stitute）提出了一套針對全球136個國家治理質量的測量措施，它在考慮到政府公正性的情況下，并且在專家調研的基礎上，對歐盟內部172個地區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調查。由于其調查的空間范圍廣以及可用數據的時間跨度長，因而其全球治理指標可能仍然是使用最廣泛的綜合性指標。

然而，也存在許多對全球治理指標的批評。這些批評促使人們力圖提出更有價值的測量方法。批評意見之一是與全球治理指標的非理論特性有關的。全球治理指標致力于測評政府質量，但并沒有建立在一種明確的關于何為善治的理論基礎上。人們并不清楚，上述六個方面的指標是如何被選擇的，例如，監管質量是不是政府效率的一部分？控制腐敗難道不應當是法治的一部分嗎？全球治理指標中還包含很多價值假設，它首先就將話語權和問責看作善治的固有方面。就方法而言，全球治理指標主要依賴專家調查，然而這些調查中包含著系統性的偏見。安德魯(Matt Andrews)指出，外部的專家往往會對改革的口號而不是實際的實施效果印象深刻。最后，有證據表明，同一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治理質量差異比在不同政府的同一部門之間的差異更大。這表明對國家治理質量需要進行分類測量。

如果要提出一套能夠獲得普遍接受的關于政府質量的測評方法，那么我們面臨的問題就非常巨大。政府職能可以通過對投人（公務人員的數量、資源、程序等）、產出（政府行為的直接產物）和結果（政府政策對公民的影響）來測評。上述每一種測評路徑都有其擁護者。羅特伯格（Robert l.Rotberg）對以結果為測量指標的觀點提出了強有力的支持理由。他認為，結果是公共政策的最終目標。然而這種測評路徑的問題在于，很多領域一例如教育和醫療一一的結果都受到各自政府外因素的強烈干擾，它們與政府行為的后果關系不大。例如，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的結果受鄰居、收人、家庭結構的影響要大于學校質量的影響。產出當然是衡量政府行為的更好的指標，但是它對最終成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所處的環境。盡管在某些情況下投人對于計算潛在的而非實際的結果更加有用，然而投人對結果的影響卻更弱。對于傳統的國家而言，政府治理測評存在的問題已經夠多了，在應用于國家以外的治理主體時，這些問題更會成倍增加。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在教育領域，已經有研究仔細地比較了公立學校與特許學校或私立學校的表現。在微觀層面，測評承包商或那些類似于政府運作的社會組織的表現是可能的。越來越多的實驗研究測評了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各項政策干預和制度效果的影響。然而很多被外包出去的公共政策領域都沒有這種細致的統計。如上所述，即使是數據統計最精細的發達國家，也不可能了解政府授權和服務外包的全部范圍。

結論：現有研究的差異與缺陷

正如本文開始所指出的，目前還沒有關于治理的明確定義。一些學者將治理視為傳統的政府活動，另一些學者則將重點放在政府之外的行為主體上。而且人們在這個術語的使用范圍上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治理究竟是指這些不同的社會行為主體實現規制行為的手段，還是包括他們所追求的最終目的？本文囊括了在三種不同定義上使用“治理”術語的大量文獻，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沒有涵蓋到一些領域（例如公司治理）。本文同意奧菲（Claus Offe)的觀點，即在使用“治理“的術語時需要為其設定“概念邊界”。

盡管如此，研究者對“治理“這一術語的不同使用已經激起了許多重要的爭論。這意味著需要對其作進一步的研究。第一個問題是：是否應當將國家治理質量或能力與民主、人權保護予以區別分析？如上所述，許多學者將民主和人權保護看作善治的內在組成部分，就像我們經常習慣使用“民主治理”一詞一樣。全球治理指標和其他測量治理的指標體系都將民主問責作為測量指標的組成部分，而諸如民主多樣性項目之類的民主測量又包含了國家治理質量測評。當前很多旨在提高治理質量和打擊腐敗的政策倡議都認為，上述兩種努力是相互支持的。例如，開放政府伙伴關系和采掘業透明度倡議假設，更高的透明度（即通過開放各種不同的媒體實現信息自由）和問責制（即公民在掌握信息的基礎上通過選舉過程監督政府的能力）將會同時減少政府腐敗，提升治理質量。然而，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威權國家的崛起也增加了下面這種可能性，即將民主與國家治理質量混為一談可能會掩蓋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另外一些文獻表明，民主和國家治理質量可以各自發展，甚至民主參與有可能會損害官僚系統的治理效果。在歷史上，非人格化的、韋伯主義式的國家往往會通過激烈的軍事競爭和民族存亡斗爭從許多威權社會中產生。繼夏福特（Martin Shefter）之后，我認為在現代國家構建之前，選舉權的擴張經常會導致庇護制和國家治理質量的下降，這種現象在包括希臘、意大利和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曾出現。當前有很多學者認為，新加坡在保持威權國家的情況下可以實現良好的治理，產生積極的發展成果。當然，如果將治理的含義僅僅局限于有效的公共管理，這種情況是可以存在的。在這一點上，那種關于民主與國家治理質量之間關系的研究文獻遠遠沒有關于民主與經濟增長、發展成果和其他類似因素之間關系的研究文獻豐富。

“治理“所具有的另一種被廣泛運用的含義是指，現在由傳統國家以外的組織來提供以前由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在運用這種含義時，存在兩種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缺陷。第一，我們需要更好的經驗數據去證實這種變化確實發生了。如上所述，盡管大量的定性研究文獻描述了“沒有政府的治理”這一現象的興起，然而總體上還是缺乏關于這種變化的程度及其對公眾生活影響的數據。在國際治理研究層面，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糟糕，我們實際上找不到任何可靠的關于政府服務外包的跨國數據。第二，我們如何看待傳統民主政府轉型的規范性問題。在過去兩個世紀中，民主理論闡述了一套問責制度。這種問責制度是建立在公民選舉立法者和總統的正式制度之上的，它通過官僚機構和各級政府將政府職能層層下放。然而這種等級制多年以來一直受到相當多的懷疑和批評。如上所述，右翼人士傾向于支持私有化或將政府服務外包給私營部門，而左翼人士則贊成非政府組織更多地參與政府事務。

但是，在“沒有政府的治理“這種情況下，民主問責制真的會得到發展嗎？在傳統的等級制政府中，如果某位官員發生了腐敗行為，或者某個行動者要為政策失敗負責，那么將會有一種明晰的、正式的責任追究機制來確保解決問題。然而，在一種由許多平行（甚至相互交叉）的社會網絡化的、不明確的行為主體實施公共政策的世界中，尚不清楚問責機制將如何發揮作用。政府官員至少在理論上需要明確地對上負責。與之相反的是，大多數以營利為目標的組織或非營利組織具有不同于政府問責機制的規則，例如，私營企業僅向股東負責，非政府組織也只向其他利益相關者負責。事實上，關于非政府組織的問責制還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人們如何知道一個自稱代表其他群體利益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是否真的會履行他們的承諾？盡管利益集團有時候更有可能通過像選舉之類的更為傳統的機制追求其目標，然而，那種完全由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一無論是私人性的還是非營利性的一所組成的領域就能等同于那些民主政府需要負責的、具有民主性的公共領域嗎？或者，這些利益集團實際上會由于偏向某些特定的、組織良好的精英團體而偏離他們原來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呢？如果某個組織不接受通過政黨或其他傳統機制來聚合利益的合法性，那么還有什么更合法的渠道呢？難道通過像臉書和推特之類的社交媒體表達公眾意見的方式應當取代傳統的問責制度嗎？所有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論分析。“治理”所具有的兩種完全相反的含義——一種是“沒有政府的治理“，另一種是傳統的、基于國家的公共管理——實際上是相互關聯的。政府職責向非國家行為主體轉移的部分原因在于，那種為了“提供公共物品”的傳統的公共行政被認為失敗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這種失敗是現代政府不可避免的特征，還是一種短暫的潮流，因而必將被更多的、更好的、更有效的公共行政研究加以矯正，從而實現公共部門的改革。鑒于國家仍然在履行很多核心的職能，并且還沒有出現適當的非國家行為體作為其替代者，我們應當相信，像這樣的失敗不是現代政府的必然特征。否則，那種認為政府無可救藥的信念將會使我們陷人一種困境一在這種困境中，政府治理質量低下將會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第四篇：圣弗朗西斯的禱告（共）

圣弗朗西斯的禱告

圣弗朗西斯，1181年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亞地區的阿西西，所以又叫圣弗朗西斯·阿西西或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卒于1226年。其父皮埃特羅·伯納東，是個成功的布匹商，給兒子取名為弗朗西斯以表現他對法蘭西的熱愛。

由于父親的財富和溺愛，弗朗西斯自然而然成長為一個花花公子加紈绔子弟。因為他天生的領導才能和招人喜愛的天性，他變成了一伙年輕人的領袖，經常通宵達旦尋歡作樂。而且很遂他父親的愿，他也愛上了法國。他愛法國的歌曲，法國的浪漫，還喜歡行吟詩人的冒險。

不但如此，他還會做生意。但財富不能使他滿足，他還要博取功名，也就是想成為貴族，加官進爵。在戰場上是他能夠實現此一愿望的最好地方。剛好阿西西向臨近的世仇佩魯基亞城宣戰，于是他參戰了。

阿西西的軍隊大敗，大部被殺，只有家里有背景的兵士被俘虜以期換取贖金。弗朗西斯被關進了地牢。所有的信息都表明，即使處于這樣的逆境他也沒有失去他一貫的樂觀性格。一年以后，弗朗西斯被贖回。他好似一點也沒有受這次經歷的影響，繼續他原先的尋歡逍遙的生活。

他還是持之以恒地追求功名。機會又被他等到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開始，需要征召騎士。成為騎士的條件是自備盔甲和馬匹，這對富商兒子的他不是一個問題。而且他的盔甲是鑲金的，并配有一襲美輪美奐的斗篷。臨行前他宣稱得不到爵位絕不回家。

但是他離開阿西西的距離沒有超過一天的路程。他晚上做了個夢，在夢里上帝告訴他，他所追求的一切都錯了，并要他回家。他回家了。沒有到達戰場就回來了，他受到了鄉親們無情的嘲笑、羞辱，被罵膽小鬼。最氣憤的是他的父親，他要他歸還他花在他身上的所有錢物，還要斷絕父子關系。

二十五歲的弗朗西斯從此全身心地奉獻給上帝。他利用一個破敗的教堂，自己鑿石重建教會。他成為了方濟各（應該是弗朗西斯的另一個譯法，且很有歷史，已為人們耳熟能詳。“濟”字很妙，但不知為什么讓我想起了“濟公”）會的創始人。會士們恪行苦修，麻衣赤腳，到各地宣傳“清貧福音”。他四十五歲去世后，于1228年被追謚為圣徒。

下面是他一段有名的禱告詞，流傳直到今日： “主啊，讓我成為你平安的器皿;

在仇恨的地方，播種愛;在傷害的地方，播種寬恕； 在疑惑的地方，播種信仰； 在絕望的地方，播種希望； 在黑暗的地方，播種光； 在悲傷的地方，播種喜樂.請讓我尋求安慰多過被安慰；尋求理解多過被理解；尋求愛人多過被人愛。因為在給予里我們收獲，在寬恕里我們被寬恕。只有在死亡里我們重生得到永遠的生命。阿門。”

第五篇：《西緒弗斯神話》讀后感

《西緒弗斯神話》讀后感

不知怎么地，打從那天讀了加繆的這篇《西緒弗斯神話》，心里久久無法平靜。只要一閉上眼，仿佛就看見了以個肌肉緊繃，氣喘吁吁的男人在沒日沒夜地推著一塊巨石，往上頂，往上頂，步履維艱。

他是被神明所“囚禁”在這里。

其實更是他自己的“抉擇”。

盡管他是多么的心甘情愿，多么的快樂······ 可是這是一種不被理解的快樂！

或許只有那些真正經歷過地獄的黑暗，恐懼和冰冷的人才會有如此堅定的決心和信念與死神作戰，與諸神奮戰！但他畢竟是凡人，也就注定了他在此次的反抗中的失敗。神懲罰他，讓他做著徒勞而無望的勞作。

石頭又滾落了下來，重重地往地下砸出了大坑。西緒弗斯笑了笑，蹬腳奮力地地往山下奔去！

他其實在這無盡的輪回中幸福地存在！

換做一般人，同樣的境遇恐怕會有不一樣的結果了。估計沒人能承受如此折磨。要不他就軟軟地倚在巨石旁，一動不動地癱在那，或傻傻地盯著某處······哎，這其實都是在向神屈服!西緒弗斯顯然不是這種人，他周而復始地滾動著巨石，哪怕只能挪動那么一毫米，都在證明他的存在，他不后悔他之前所做的那些！

他的眼里充滿了蔑視！對神的蔑視！

他反抗！

反抗！

今天的我們，還有多少人能有西緒弗斯的精神！

難道神犯錯了我就不該揭露他？神能有不死的權利，為什么我就不能？！

他其實在拷問每一個屈服于“神”的人！

其實生活本身就是一無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是靠我們的雙手一點一滴地在對苦難的斗爭中所積累來的。

命運給了西緒弗斯一個悲慘的輪回！

也許生活本來就像一個無窮的循環，如西緒弗斯般，我們總要解決無盡的苦惱，在看似解決了的背后，其實下一個煩惱正在逼近。幸福總要靠自己來感受，要學會品味“吧巨石推到山頂”的那一刻，即使太過短暫！

面對絕境，我們不得不樂觀，堅持！如西緒弗斯！

命運不是我們所選擇的，好比一次一次地推石！

大地的溫暖，微風的柔軟，空氣的清爽以及那一碰就快碎的陽光，無不牽扯著西緒弗斯的神經，美的召喚，教他怎不留戀，教他怎舍得回到地獄？！

他敢反抗！

勇敢地反抗！

神算什么？！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因為他自己就是命運的主

宰！

他比誰都要清楚這是一個沒有結果的死循環，可他也比誰到要清楚，也會就只有他才有與神抗戰的勇氣！

不屈服！

永不屈服！

他就這么倔強！

他就這么有膽！

“他對死亡的仇恨，他對生命的激情，”難道這樣就該處罰他？

可笑！神算什么？！

他是追求幸福！他也正幸福著！

你看看他：碩壯的軀體沾滿泥塵，一道道傷痕，滲著血，緊繃著的肌肉，顫抖著，承受那巨石的壓力，臉也緊貼著······

別以為他在受煎熬······

說不定他心里在偷樂著呢······

生活有多痛苦，我們就要有多堅強!這是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我們竟然存在了就不能輕易地被打敗。哪怕耗盡了生命的最后一點力，也要堅強地搏斗到最后一刻······

哎！別再嘲笑自己無能！因為誰都是從無到有的！也別總說“要是給我重來的機會，我會怎樣怎樣······”其實生命只有一次，一個過程，一個結果，選擇了那就義無反顧！

就像西緒弗斯，既然崇拜大地和陽光，就幸福地笑著走下去！

哪怕在外人看來是毫無意義的荒謬!只要你是正確的！

其實生活就是反抗，反抗，再反抗！

你可以毀滅我，但不能打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