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臨時信貸員冒名貸款歸個人使用的行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汪某，原系農業銀行某營業所的臨時信貸員（系臨時工）。在2001年11月11至2003年6月19日 期間，汪某利用其擔任某營業所臨時信貸員職務之便，冒用多人名義貸款35.3萬元后潛逃至今。其歸案后查證其挪用的資金被其借給他人使用。

二、分歧意見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于汪某的行為構成何罪，存在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汪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理由是，汪某作為受國有企業委托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冒名貸款后潛逃，其行為已觸犯我國刑法第382、383條，應以貪污罪論。

第二種意見認為，汪某的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汪某可以作為挪用公款罪的主體，其理由是，盡管刑法分則條文對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規定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兩罪的主體范圍并無實質上的區別，對貪污罪主體的特別規定只是起一個強調作用，其實質內容與刑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是一致的，并未超出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的范圍。根據刑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或“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有三類：一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二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三是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其中第二類人員實際涵蓋了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人員，因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實際上是“國家工作人員”或“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中的一種，理當可以作為挪用公款罪的主體。汪某作為受國有企業委托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冒用他人名義貸款，歸個人使用，其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汪某的行為構不成挪用公款罪而是構成挪用資金罪。汪某不能作為挪用公款罪的主體，其理由是，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的構成在主體要件上有區別，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對貪污罪以專款規定“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可以作為貪污罪的主體，而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對挪用公款罪卻無類似的規定，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挪用公款罪的主體僅限于“國家工作人員”。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

三、評析意見

汪某是農業銀行某營業所的臨時信貸員，農業銀行屬國有企業，汪某是在國有企業中工作的非國家工作人員。汪某辦理信貸業務的行為，屬受國有銀行的委托對銀行資金進行的經營行為。關于“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關系，即我國現行刑法382條第2款究竟是注意規定，還是法律擬制，目前仍然存在爭議。如果說該條款屬于注意規定，那么，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原本就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如果說該條款屬于法律擬制，那么他們就不是國家工作人員。筆者認為，“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不屬于刑法93條中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理由如下：

1、從法條之間的邏輯關系來看，如果“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那么刑法就沒有必要在382條第2款另設一款作特別規定，而直接適用第一款就可以了。如此，刑法382條第2款的規定就是多余的，這顯然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2、“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不能包括“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從立法技術上來看，“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是“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兜底條款，以便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根據發展變化的客觀情況，對準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作補充規定或解釋。但是由于其規定的原則性和概括性，導致理論上存在諸多爭議，實踐中難以把握。特別是當經濟領域里犯罪活動猖獗，各種經濟組織中的人員利用職務進行犯罪的現象不斷發生時，實踐中就出現過將非國有經濟組織中的工作人員以“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認定的情況，使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擴大。筆者認為，盡管這一條款原則抽象，但對其的認定應當嚴格，不宜對這類人員作過多擴張解釋。原因是：其一，“罪刑法定”主義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刑事法律是法律中最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刑罰的實施不僅關系到人的一般利益，而且關系到人的尊嚴、人格甚至生命，對刑法的適用和解釋理應嚴格。其二，我國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作為一種特殊的主體，是有嚴格條件限制的。從現行刑法93條的規定來看，無論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還是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他們之所以成為我國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是由于其具有外在的身份性和內在的公務性。作為兜底條款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它與刑法93條所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必然具有著某種內在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要求“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也必須具

有一定的外在身份和內在的“從事公務”，這樣才能夠保證法條規定的前后一致性與內在協同性，否則有違我國現行刑法的立法精神。因此，筆者認為，這里的 “依照法律從事公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依法從事公務。如果只理解為依法從事公務，則僅說明了行為公務活動的合法性，卻忽視了其應有的外在身份性。與刑法93條所列的“國家工作人員”同其所在的國有單位

之間具有的隸屬關系所不同的是，“依照法律從事公務人員”的外在身份性不是表現為其成為某一國有單位的成員，而是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被選舉、被任命擔任一定的職務，從事某項公共事務的組織、領導、監督、管理工作。例如依照《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在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執行陪審職務的人民陪審員；依照《仲裁法》的規定，在全國各級仲裁機構執行仲裁職務的仲裁員；依照《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協助人民政府工作的村委會委員。這類人員同其他國家工作人員一樣，其本質特征在于從事公務，但是其公務來源即“身份”來自于法律、法規的直接規定或授權。而“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的管理權力來源于國有單位的委托，兩者的性質是不相同的。故汪某屬于受國有企業委托的人員，而非國家工作人員。汪某符合挪用資金罪的主體，而非挪用公款罪的主體。

同時，汪某冒名貸款借給他人使用，其潛逃時并未攜帶款物，其主觀方面侵吞這些錢的故意，而貪污罪要求被告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汪某的行為構不成貪污罪。

第二篇：臨時信貸員冒名貸款歸個人使用的行為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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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信貸員冒名貸款歸個人使用的行為如何定性2010-06-29 18:26:48免費文秘網免費公文網臨時信貸員冒名貸款歸個人使用的行為如何定性臨時信貸員冒名貸款歸個人使用的行為如何定性(2)

一、基本案情

汪某，原系農業銀行某營業所的臨時信貸員（系臨時工）。在2001年11月11至2003年6月19日 期間，汪某利用其擔任某營業所臨時信貸員職務之便，冒用多人名義貸款萬元后潛逃至今。其歸案后查證其挪用的資金被其借給他人使用。

二、分歧意見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于汪某的行為構成何罪，存在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汪某的行為構成貪污罪。理由是，汪某作為受國有企業委托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冒名貸款后潛逃，其行為已觸犯我國刑法第382、383條，應以貪污罪論。

第二種意見認為，汪某的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汪某可以作為挪用公款罪的主體，其理由是，盡管刑法分則條文對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規定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兩罪的主體范圍并無實質上的區別，對貪污罪主體的特別規定只是起一個強調作用，其實質內容與刑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是一致的，并未超出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的范圍。根據刑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或“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有三類：一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二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三是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其中第二類人員實際涵蓋了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人員，因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實際上是“國家工作人員”或“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中的一種，理當可以作為挪用公款罪的主體。汪某作為受國有企業委托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冒用他人名義貸款，歸個人使用，其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汪某的行為構不成挪用公款罪而是構成挪用資金罪。汪某不能作為挪用公款罪的主體，其理由是，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的構成在主體要件上有區別，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對貪污罪以專款規定“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可以作為貪污罪的主體，而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對挪用公款罪卻無類似的規定，按照刑法第

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挪用公款罪的主體僅限于“國家工作人員”。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

三、評析意見

汪某是農業銀行某營業所的臨時信貸員，農業銀行屬國有企業，汪某是在國有企業中工作的非國家工作人員。汪某辦理信貸業務的行為，屬受國有銀行的委托對銀行資金進行的經營行為。關于“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關系，即我國現行刑法382條第2款究竟是注意規定，還是法律擬制，目前仍然存在爭議。如果說該條款屬于注意規定，那么，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原本就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如果說該條款屬于法律擬制，那么他們就不是國家工作人員。筆者認為，“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不屬于刑法93條中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理由如下：

1、從法條之間的邏輯關系來看，如果“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

屬于“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那么刑法就沒有必要在382條第2款另設一款作特別規定，而直接適用第一款就可以了。如此，刑法382條第2款的規定就是多余的，這顯然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

2、“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不能包括“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從立法技術上來看，“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是“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兜底條款，以便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根據發展變化的客觀情況，對準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作補充規定或解釋。但是由于其規定的原則性和概括性，導致理論上存在諸多爭議，實踐中難以把握。特別是當經濟領域里犯罪活動猖獗，各種經濟組織中的人員利用職務進行犯罪的現象不斷發生時，實踐中就出現過將非國有經濟組織中的工作人員以“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認定的情況，使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擴大。筆者認為，盡管這一條款原則抽象，但對

其的認定應當嚴格，不宜對這類人員作過多擴張解釋。原因是：其一，“罪刑法定”主義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刑事法律是法律中最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刑罰的實施不僅關系到人的一般利益，而且關系到人的尊嚴、人格甚至生命，對刑法的適用和解釋理應嚴格。其二，我國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作為一種特殊的主體，是有嚴格條件限制的。從現行刑法93條的規定來看，無論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還是受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他們之所以成為我國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是由于其具有外在的身份性和內在的公務性。作為兜底條款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它與刑法93條所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必然具有著某種內在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要求“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也必須具

第三篇：淺析借冒名貸款相關人員行為構成及責任

淺析借冒名貸款相關人員行為構成及責任

借冒名貸款給中小金融機構帶來巨大損失，在處理借冒名貸款問題過程中，僅僅以借名、冒名手段進行劃分，雖然有便于理解的優勢，但是此種方法不易分析行為人主觀與客觀聯系，涉及具體問題時不易區分相關人員的責任，進而指導對相關人員采取對應的措施。因此，本文運用法律分析技術，對借冒名貸款發放相關人員主觀和客觀行為進行分析，明晰借冒名貸款的幾種情形與對應的責任。

一、借冒名貸款的兩種基本情形

在借冒名貸款案件治理中，對于什么行為是借名貸款、什么行為是冒名貸款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因此實踐中產生諸多方式的理解，也給我們實際工作帶來種種不便，特別是責任認定中準確界定相關人員的“過”與“罪”，“責”與“罰”變得相當困難與混亂。同時也給解決借冒名貸款問題帶來困擾。

眾所周知借冒名貸款的基本特征是：借款人與實際用款人不一致。基于借款人或實際用款人行為可以劃分為兩種情形：一是借款人以自己身份證件 辦理貸款后直接交給實際用款人使用或轉貸第三人（實際用款人）；二是實際用款人基于合法或非法的原因占有借款人身份證件，并以借款人身份證件辦理貸款。

這里在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從事貸款申請審核、審批、發放貸款崗位的人員包括：信貸員、信貸外勤主任、身份二次核查人員（俗稱貸款記賬員）、信用社主任以及為放款辦理存折或借記卡的人員，我們稱其為“從事信貸管理工作的人員”；被借用或冒用身份證件或身份信息的人因為在表征上與信用社之間是債權債務關系，因此我們稱其為“借款人”或“名義借款人”；實際用款人往往是除借款人以外的人，我們稱其為“實際用款人”或“第三人”，在實踐中依據信貸管理人員的客觀行為或主觀過錯，第三人有可能就是從事信貸管理工作的人員。

二、借冒名貸款相關人員主觀和客觀行為及責任

第一種情形中，根據借款人主觀與客觀行為，有三種情況：（1）如果借款人借款時屬于正常使用貸款目的，獲取貸款后交給他人使用，借款人擅自改變貸款用途顯然是民事上的違約行為，銀行應提前解除合同要求借款人償還貸款本息，屬于民事糾紛。（2）如果借款人獲取貸款后轉貸給他人使用，并約定利息，所得數額達到一定追訴標準，則涉嫌非法轉貸牟利犯罪。（3）如果借款人辦理貸款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幫助實際用款人獲取信貸資金，即借款人事前與實際用款人共謀，則借款人與實際用款人涉嫌騙取貸款的犯罪。

第二種情形中，實際用款人基于合法或非法的原因占有借款人身份證件，并以借款人身份證件辦理貸款的情形中，根據借款人主觀與客觀行為，有三種情況（1）實際用款人基于合法原因（如委托其辦理某些事項等）占有他人身份證件，借款人未對證件用途做約定，實際用款人以此身份證件辦理貸款，屬于典型的冒用身份，但是借款人由于未約定身份證件用途而存在一定過錯，或者放任了對方濫用其身份證件的行為，因此民事責任分擔不同，而實際用款人依然涉嫌騙取貸款犯罪。（2）實際用款人以借用、租用、購買手段獲取身份證件，辦理貸款，借用、租用、購買身份證件均屬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的行為，名義借款人與實際用款人應該負行政責任；如果名義借款人知道其借用、租用、購買身份證件是辦理貸款，則為提供幫助行為，應依據情節確定與實際用款人相同的刑事責任。（3）實際用款人以盜用、騙用、脅迫手段獲取身份證件辦理貸款，顯然借款人不知情，則實際用款人負刑事責任。

我們知道在借冒名貸款產生過程中除了借款人與實際用款人之外還有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包括：信貸員、負有審核職責的人員、負有審批職責的人員。其責任應該在上述情形中根據其主觀故意或過失并結合其行為確定其責任。

第一種情形中，借款人以自己身份證件辦理貸款后直接交給實際用款人使用或轉貸第三人（實際用款人）。

（1）如果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不知情，則屬于被蒙蔽，而無法律責任。

（2）有證據證明，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依據貸前審查職責，根據日常經驗判斷應當知道，借款人以自己身份證件或身份信息辦理貸款是為幫助第三人獲取資金或日后轉貸第三人，但由于疏忽大意未準確辨識，信貸管理工作人員未盡到貸款審查職責應負行政責任。

（3）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違反信貸管理操作規程，致使防控環節失效，而未能辨認則承擔加重的行政責任。

（4）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自貸款申請、審查、發放環節不知情，但是有證據證明其在貸款發放后的貸后檢查過程中知情而沒有及時報告，應當視同知情，如果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知情后進行了報告，但是相關人員未做適當處理，則相關人員承擔相應責任。

（5）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在貸款申請、審查、發放環節明知借款人以自己身份證件或身份信息辦理貸款是為幫助第三人（第三人包括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本人）獲取資金，而違規為其辦理貸款，則涉嫌挪用資金等犯罪。

第二種情形中，實際用款人基于合法或非法的原因占有借款人身份證件，并以借款人身份證件辦理貸款。因為往往名義借款人沒有參與貸款辦理而不知情，所以貸款辦理違反信貸管理面談面簽的規定，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屬于明知違反規定而為之，主觀上是明知的故意的，客觀行為上是幫助的或直接操作的。因此其涉嫌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等犯罪。

通過上面的法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借冒名貸款中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主觀方面是否知情，客觀方面是否履職判斷其責任；借款人和實際用款人主觀方面是否共謀，客觀方面是否有幫助或轉貸行為是分析處理借冒名貸款過程中判斷各方責任的重要因素。借冒名貸款的傳統概念，僅僅從實際用款人借用與冒用身份證件行為出發，而未考慮借款人、從事信貸管理工作人員的主觀及行為，在發生案件時難以區分三者之間法律關系，難以對三者過錯與責任準確定性。因此在處理借冒名貸款問題中準確判明相關人員主觀情況與客觀行為是界定相關人員的“過”與“罪”，“責”與“罰”并采取相應措施減少損失、依法維權的關鍵因素。

第四篇：凈化信貸管理環境治理冒名貸款行為

凈化信貸管理環境治理冒名貸款行為

近年來，農村信用社為了滿足服務“三農”發展的實際需要，大力推廣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擴大支農覆蓋面，有力地支持了縣域及農村經濟的發展。由于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具有“一次核定、隨用隨貸、余額控制、周轉使用”的特點，極大地簡化了農戶貸款手續，降低了農戶貸款成本，已成為農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金融助推器”，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自去年五月我聯社根據上級的有關文件要求開展對冒名貸款的清查以來，發現假借農戶名義甚至虛擬假名，從農村信用社取得貸款（即冒名貸款）的情況較多，給農村信用社信貸資金安全帶來極大的風險隱患，并成為農村信用社案件發生的主要誘因之一。冒名貸款違反了誠實守信的基本原則，它不僅影響到農村信用社信貸資金的安全，也容易引發各類案件，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和關注。

一、冒名貸款的主要表現形式及性質

所謂“冒名貸款”，是實際用款人因各種原因無法通過正常程序取得所需貸款，利用農戶貸款“信用”和“簡便”的特點，假借農戶名義在農村信用社申請并獲得所需貸款。表現形式主要有四種：一是實際用款人騙取或偽造農戶身份證和貸款證，私刻假印章、模仿農戶簽名以農戶名義在信用社獲取貸款，這屬于貸款詐騙違法行為。二是個別信用社信貸人員借職務之便，利用掌握的農戶貸款證等有關信貸資料，辦理虛假貸款檔案，將貸款據為己有，這屬于侵占信用社資金的違法犯罪行為。三是實際用款人與農戶協商達成一定協議，以農戶名義向信用社申請貸款，繼而轉交給實際用款人使用，實質為轉移貸

款資金用途的違規行為。四是農村信用社迫于貸款本息回收等經營指標考核的壓力，在通過正常途徑難以完成任務的情況下，采用冒名貸款形式虛構借款人、虛造貸款手續，達到掩蓋不良貸款真實性、完成考核任務的目的，這是屬于貸款詐騙和虛報金融統計數據的違法行為。冒名貸款是一種嚴重違法違規的貸款。首先，它違反了誠實信用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條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而冒名、假名貸款則是采取欺騙的手段獲取貸款。其次，它規避了貸款分級審批的制度，越權發放貸款。違反了《貸款通則》關于“貸款人應當建立審貸分離、分級審批的貸款管理制度”、“按規定權限報批”的規定。第三，有些信用社正副主任、信貸人員因為某些關系人所需的貸款數額大，又無抵押物，上報審批無望，于是采取了化整為零，以冒名、假名的方式幫其獲得貸款，它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36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顯而易見，借款人規避了貸款風險，把風險留給了貸款人。第四，它違反了《貸款通則》關于貸款“三查”的有關規定，使貸前調查、貸時審查成了自欺欺人、糊弄上級檢查的擋箭牌。第五，它一般是用款人與基層信用社員工互相串通、內外勾結、以權謀私的產物。個別信用社工作人員與一些信貸客戶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吃喝玩樂打成一片，不顧信用社資金安全，甚至利用冒名、假名的方式想方設法為這些人貸款，由此產生腐敗。

二、冒名貸款所產生的主要風險

一是信用風險。這是冒名貸款存在的最大風險，因為冒名貸款

立據承債人和貸款使用人相分離，權利和義務不對等，貸款到期后實際用款人往往不履行還款義務，甚至以自己不是貸款合同明確的借款人為由推卸還款責任。對冒名貸款的前兩種表現形式，由于實際用款人在貸款過程中采取了欺騙手段，貸款到期后的還款意愿無法保證；同時由于貸款合同的虛假性，被冒名農戶對貸款情況一無所知，也無法從法律角度追溯被冒名農戶的還款義務。對第三種表現形式，雖然還款義務人明確，但由于此類農戶實際上將授信額度轉借他人，當貸款到期時借用雙方往往相互推卸還貸責任甚至引發債務糾紛，增加信用社的收貸難度，很可能出現實際用款人和立據人均無力還貸或不愿還貸的情況，懸空貸款債權。二是聲譽風險。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是黨和政府支持“三農”發展政策在金融領域的具體體現，冒名貸款假冒農戶之名，使不符合信用貸款支持的農戶、非農戶，甚至企業法人獲取了貸款支持，而本應獲得支持的農戶貸款難度增大，使國家農村金融方針政策在基層不能得到有效落實。同時，冒名貸款還往往出現信貸人員利用手中職權違反信貸紀律，以貸謀私，向貸款戶“索、拿、卡、要、報”，不見好處不辦事，嚴重影響信用社的社會形象，挫傷了社農感情，進而造成聲譽風險。三是法律風險。農村信用社因為發放冒名貸款，必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責任，潛在損失極有可能轉化為現實損失。冒名貸款往往是農村信用社員工與用款人互相串通、內外勾結的結果，利用職務之便向用款人提供有關農戶的信息，農戶在得知被冒名后可能向農村信用社提出民事索賠，同時，由于冒名貸款違反了有關金融法律法規，監管部門將進行嚴厲查處，涉嫌違

法的有關人員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三、治理冒名貸款的措施建議

一是加強對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管理，嚴把資信評定、貸款發放和貸時監督關，從源頭上控制風險。嚴把農戶資信評定關。要通過實地召開農戶會議，進一步明確信貸員、信貸副主任、主任（授信業務前臺）各自的職責和權限，真實掌握農戶信用、經濟等實際狀況，確保農戶資信評定的準確性。嚴把小額信用貸款發放關。嚴格執行審貸分離制度，會計臨柜人員（授信業務后臺）要根據授信冊嚴格審查借款人的貸款證、身份證，防止他人租借現象發生，嚴格審查借款人的借款意圖，防止貸款挪作他用。嚴把小額信用貸款貸后管理關。加大貸后跟蹤檢查力度，深入農戶掌握和了解生產經營及貸款使用情況，確保小額信用貸款按規定用途和要求使用，對隨意改變貸款用途、出租、出借或轉讓貸款證的農戶，要立即取消信用貸款資格，有效防范信貸風險。要加大查處力度。信用聯社和農村信用社的各級管理部門要加大對農戶小額貸款真實性的監督檢查力度，及時發現和處理冒名貸款問題，嚴肅追究相關人員特別是柜臺監督人員的違規、違法責任，在實施責任追究制度的同時，對涉嫌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堅決移送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

二是強化農村信用社支農服務意識，加大創新服務力度，滿足合理信貸需求。針對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的不斷發展，農民生產資金需求呈現出大額化的趨勢，而現實條件下農戶往往難以提供足值有效的擔保抵押物的實際情況，區別對待，對確實屬于有生產

性資金需求、產品有市場、具備還款能力的農業產業大戶和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應加大支持力度、創新服務方式，滿足其正常的資金需求。要繼續完善現有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的管理辦法，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適當提高種養殖大戶的授信額度、延長貸款期限，以盡量滿足支農需要為宜，保證信貸資金與種養殖生產周期相配套。農村信用社要按照銀監會《關于農村信用社小企業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指引》的要求，扎實推進小企業貸款業務，解決農業產業化企業大額貸款難的問題。進一步加大業務創新力度，圍繞新農村建設出現的各種金融服務需求，研發新的金融服務產品，創新金融服務手段，切實提高支農服務水平。

三是營造良好信用環境，強化社會監督與制約機制。要繼續做好信用戶、信用村（鎮）的創建工作，強化對農戶的誠信教育，提高農戶信用意識，建設良好的農村信用環境。要加大金融法律知識的宣傳力度，不斷增強農戶的法律意識，強化“契約”、“合同”觀念，充分了解冒名貸款的法律風險和責任，防止少數農戶因其文化水平不高，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上當受騙，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從而增強農戶預防、抵制冒名貸款的主動性。要充分發揮社員和群眾在農戶信用評級、信貸投向、跟蹤管理等方面的監督作用，探索建立農戶信用貸款信貸公開制度，以村為單位公布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程序、當地農戶現在在信用社的借款狀況（正常或不良），達到既發揮公告催收不良貸款的作用又有效防范冒名貸款的效果。

第五篇：冒領扶貧貸款用于村務開支的行為定性

冒領扶貧貸款用于村務開支的行為定性

[案情]1998年12月份，某村支部書記王某采取私刻本村90名群眾私章。以群眾養雞、養鴨、養兔等名義，將縣殘聯扶持該村殘疾人貧困戶的11萬余元小額扶貧貸款從農行某儲蓄所套出后，除其中的5萬余元用于返還該村以往的老貸款外。余款用于村里的其它開支，但開支去向無法查清．且至今沒有歸還任何本金和利息。

本案爭議罪名為騙取貸款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

[速解]本文認為，王某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首先．王某的行為不構成騙取貸款罪。騙取貸款罪是指“采取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的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該罪名是《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罪名，其立法的用意是為了補救刑事司法中對貸款詐騙罪難以證明“非法占有”目的之缺陷的補救性立法。認定構成該罪需造成20萬元重大損失，很顯然本案不具備入罪標準。

其次，王某的行為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本罪的對象只能是專門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的特定款物，而且必須具備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害這兩個條件才構成犯罪。那么王某采取非法手段貸出的小額扶貧貸款屬不屬于扶貧款呢?根據1994年3月國務院制定發布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1997年8月1日施行的《國家扶貧資金管理辦法》第2條的規定，國家扶貧資金是指中央為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支持貧困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而專項安排的資金。包括：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資金、“三西”農業建設專項補助資金、新增財政扶貧資金、以工代賑資金和扶貧專項貸款。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扶貧資金主要分為三類，既財政扶貧資金、以工代賑扶貧資金和信貸扶貧資金。因此，可以確切的說國家給予貼息的扶貧貸款屬于扶貧款的一種。本案中，王某利用自己可以最先獲取上級扶貧信息的職務便利，利用小額扶貧貸款屬于信用貸款無須擔保的優惠政策，采取私刻群眾私章、冒用群眾名義的欺騙手段，擅自將縣殘聯本意撥給該村殘疾貧困戶用于脫貧致富的小額扶貧貸款貸出后，改變國家特定款物的用途，并導致貸款到期后本息全部不能歸還，符合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構成要件和立案標準。如果王某的行為沒有超過訴訟時效，應追究王某的刑事責任。

(作者單位：河南省信陽市淮濱縣人民檢察院[464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