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為何現在的人不愿意工作

為何現在的人不愿意工作？

本公司是一家有約60個員工的小企業，位于深圳沙井街道，通常在輝煌人才市場進行招聘。今年以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企業用工量在減少，人才市場求職者一直比較多。特別是6月份開始，更是人山人海。

我們公司因為今年業務還好，一直在積極招聘人員和試圖擴大規模。但是在人員招聘和留用上發生的種種狀況令人深感寒意！

首先，現在應聘人員的素質普遍偏低，我們是做模具的，80%以上的應聘人員連簡單的基礎知識考試都沒有辦法通過！實在無法想象技工看不懂圖紙、甚至連卡尺讀數都不會是什么樣的狀況？更有應聘人員會辱罵我們的行政人員，為何要考試？為何要折磨他們？

而應聘勉強合格的人員通知上班的，基本上只有20%能夠來報道。經常上午電話通知相關人員上班，卻發現很大比例的人員還在睡覺！還有很多人員卻對要求的工資產生了悔意而決定不來了！

終于有些人員上班了，卻非常抵制公司的合理制度和工作安排！僅僅為了自檢，需要天天專人檢查和督促，仍然無法保證執行！看到日本人建圍墻都要使用卡尺，而我們制造精密零件的技工們卻死活不肯使用卡尺，我真的不知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出了錯誤，小小處罰就辭職；不處罰就更無法保證制度執行和工作要求的落實。為此公司天天早會（這個早會也成了眾人不滿的一點）進行工作技能和工作方法和心態的培訓，同時經常同員工們商討如此做是否必要，大家都會說公司正確。可是一到工作實踐，就發生上述的狀況。結果是本周上班5個人，同時離職7個人！

那些離職的人員和那些沒有來上班的人員，我們經常看到他們在人才市場轉上一個月也沒有上班。

最近公司剛剛收尾幾個項目，提出公司日后如果訂單不理想將安排周末加班調休，一下子辭工走了幾個！聽說還有人準備離職！我們公司因為加班問題，幾乎年年被勞動部門罰款，因為加班時間超出國家法定規定。但是如果不給員工足夠的加班時間掙到足夠的工資，員工們就不做。但是也有一些員工既不愿意加班更嫌工資低。搞得頭昏！

說說待遇，我們公司部分包吃，每個人每個月的伙食金額差不多500元（個人負擔130元），每頓的紅燒菜（雞鴨魚肉）廚房大師傅都給每個人一勺半的分量，是大勺。包住宿，員工個人在外面租房有補助。目前住房標準可以同絕大多數工廠差不多，離舒適還有一定距離。天氣熱的時候，天天提供涼茶和西瓜。等等。

工資待遇（包含加班費）是高級技工大約每月5500～6000元，普通技工大約每月4800元，工程師大約4500~7500元。由于一直訂單充足，工資基本比較穩定。法定保險和保障齊全。

在周邊企業中待遇屬于比較好的了！

為此我也經常同一些員工溝通，讓他們說說為何不愿做的原因，通常他們也說不出什么意見，就是說累！不想做事！

很多員工一離職就后悔，如果讓他們再回來，公司就更后悔。通常做上兩個星期就又走了，然后還說公司請回來等云云！使得許多員工認為，如果離職了，公司就會請回來同時更會加薪提職！

上述問題，問了一些企業，同樣存在！甚至很多企業都無法招聘到員工！但是大企業的狀況稍好。

第二篇：在新加坡為何很多人不愿意做公務員

在新加坡為何很多人不愿意做公務員?

在新加坡的那幾天里，有機會接觸了“聯系新加坡”的司長，和她的交談中，無意中談到所謂熱門工作。我們幾個人都說，在中國，公務員可是個好工作啊！

想不到，周圍的幾個新加坡人都表示不喜歡做公務員，說喜歡在公司工作，但是不會選擇做公務員。

我們來看看關于新加坡公務員的一些數據和資料。

一、一.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由市場決定，一般是私企的三分之二

正因為新加坡公務員工資低于私企，所以，每年大約有6%的公務員炒政府的魷魚，辭職到私營企業高就，公務員每年有進有出，這也保持了新加坡政府的活力。

二、二.新加坡公務員工資完全市場化

根據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情況適時調整公務員工資，或加薪，或減薪。

三、三.新加坡公務員工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根據最新統計資料，新加坡2009年各行業平均年薪為（從高到低）：社團58958新加坡元，大學56753新加坡元，公司55505新加坡元，中央政府49057新加坡元，承包企業48275新加坡元，其他組織47672新加坡元，基金托管47402新加坡元，地方政府47133，個體工商46194新加坡元，中小學39699新加坡元，非政府組織36492新加坡元，醫院35503新加坡元，自由職業者35275新加坡元，合伙企業30000新加坡元，特許經營26450新加坡元。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新加坡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務員平均工資分別是公司的88%和85%，公務員工資不如筑路打樁工的工資高。

四．新加坡公務員工資透明，不得有任何灰色收入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面對眾多媒體說：“新加坡公務人員的工資是全亞洲最低的幾個國家之一，甚至比亞洲人均收入最低的緬甸的公務員收入還要低。”李光耀的意思是說，新加坡官員沒有任何灰色收入或政府的特殊福利，他們的房子、車子、保姆都要自己掏腰包，政府是不管的。

五.嚴厲的監督制度，對自殺的公務員也不放過

新加坡的《公務員紀律條例》規定，公務員不能接受公眾人士的禮物和款待，因公務接受的禮品必須如實報告，價值超過50新元必須交公，否則就以貪污受

賄罪論處，面臨5-7年的牢獄之災，還要將入職以來每月薪金的40%比例積累下來的全部公積金和養老金上繳國庫。貪污受賄的公務員就是自殺了也不放過，把他從墳墓里挖出來，把帳算清楚才讓他在陰曹地府安息。

六.日記本自己記自己

政府每年發給每個公務員一個日記本，公務員必須每天記錄公私活動情況，由監督部門審查，若有隱瞞作假，即予處罰。有位獄警一向奉公守法，但有一次接受一名罪犯的15新元為其買了一包香煙，就被指控犯有貪污罪，被判處1年監禁并罰款15新元，開除公職。新加坡法律規定，對任何被開除公職的公務員永不再用。

新加坡的公務員置身于嚴格的法律和紀律的監督之下。如公務員紀律規定，公務員不得參與賭博，不得向與本身職務有關的人借錢，不得從事任何商業活動，不得為他人做有報酬的工作，不得接受屬下的禮物，甚至不得接受私人宴請等。在新加坡，公務員即使只有犯罪意圖而尚未實施，一旦被證實，也要受到懲罰。公務員一旦觸犯《防止貪污法》，哪怕只是貪污了一元錢，也被認為嚴重罪行，會被定罪并處以刑罰，而公務員被定罪后，今后將不得再從事公共服務，其養老金也將被取消。這樣使得公務員的腐敗成本顯得非常高。

七.新加坡的公務員為無黨派人士

新加坡公務員還有一個特色，除了最低級別和最高級別的公務員外，其他絕大多數公務員不得參加任何政黨組織，他們認為，公務員是為全國人民服務的，不是為哪個黨派服務的.新加坡是一個法大于權的國家,規則高于一切,我相信上面的種種對公務員的制度在新加坡會得到嚴格的執行.怪不得,在新加坡很多人不喜歡做公務員.

第三篇：為何現在的學生最不喜歡作文

為何現在的學生最不喜歡語文

說起語文，從小學到高中的學生，馬上會想到的，是作文和閱讀。這也是中、高考語文試卷中分值最高的兩大部分。為了能將作文和閱讀學好，很多家長從孩子小學就送他們進課外作文班和閱讀班，這種補課甚至持續到高中。但一撥撥的孩子步入社會后發現，補了這么多年，還有很多人連最基本的工作總結寫起來都發愁。十幾年的語文學習中，我們在學什么？我們又應該學什么？

首先，在我看來送孩子去作文班，這不應該說是家長的誤區，應該說是家長的無奈。高考、中考，各種語文考試的試卷結構是這樣分割的。而現在的輔導班都是應試輔導班，輔導班開設的課程既然是這樣設置的，那么家長在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從之。

家長雖然這么做，但同時也感到茫然，茫然的背后就是懷疑，這樣整行嗎？功利性的補作文，補閱讀，并不一定能夠真的提高語文水平，或者說最好的目標也不過是僅僅提高了語文的卷面成績。提高了語文考試成績不等于提高了語文水平。現在的很多學生，不要說中學生，就是大學畢業了分配到工作單位，連個工作報告都寫不清楚，這大有人在。

這說明語文教育出了大問題。語文本來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龐然大物，就好像一頭大象，我們現在是處在盲人摸象的階段，有的人專門管象腿，有人管象鼻子，有人管象尾巴，不管它本來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割裂地去看，只能學得支離破碎。所以說，現在是我們整個的教育理念出問題了，大概有十年以上的時間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階段。當然這個問題不僅僅體現在語文上，其他方面也一樣，其他功課也這樣，但是語文表現得比較嚴重，語文的改革可能會起到一個龍頭的作用。

在《語文教育要恒溫》中，孔和尚寫道：現在語文教學過于偏重修辭、文采，培養出來的學生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不見得好。這可以說是我們中 文系老師感同身受的，有些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文采絢爛、口若懸河，但黑白顛倒、是非混淆，腦子里一團漿糊，這就不能說他的“語文好”。

并不玄妙的語文，為何難住了學生？我們要認真的到源頭反思，語文是什么？語文本來不是那么玄妙的東西，語文就是說話，寫出來的也是心里的話，就是自己會說話，能夠聽懂別人說話，就可以了。比如說閱讀一篇文章，怎么證明你讀懂了？所有設置的問答題都應該圍繞著學生懂不懂。我們現在形成了一些套套，框框，在字里行間無中生有的搞出一些題目來，這些題目跟學生懂不懂沒有必然的關系，甚至明明這個學生讀懂了，但是命題者要挖空心思設置一些陷阱，沒事找事，所以使學生不解：明明我讀懂的東西結果證明我沒有讀懂，漸漸就對語文產生厭煩情緒了。其實大人說一段話，小孩是能懂的，但是，這樣的框框教育，小孩好像越長大理解能力反而越差了。這種考試模式給孩子造成一種什么心理呢？就是他覺得我永遠是不會對的，他永遠在揣測另一個人的心思。每天都做這種題，老有錯誤，老在很簡單的地方犯錯誤。比如“這里作者表達的是什么樣的思想感情”，學生說了一個思想感情，不對，命題者的那個是唯一標準答案。天長日久，青少年孩子正在成長階段，他就會老覺得這個社會有很多神神秘秘的東西，這個神秘的東西我永遠也摸不著，永遠也靠近不了。一部分學生想辦法去揣測、迎合。這就造成了他工作以后迎合領導的性格。另一部分學生就放棄了，反正我沒這本事，永遠也猜不對。這是語文教育中最被討厭的現象。

當前在學校里，學生對語文是最不感興趣的。這和我們的教育宗旨是完全違背的。按理說語文應該是最受歡迎的，現在為什么這樣？要回頭看看我們國家什么時候語文教學狀況比較好。比如說大家都公認古代比現代好，毛主席時代比現代強，這十幾年是相對弱的。我們希望這十幾年是前進過程中走過的一段彎路，再過十年八年我們又能重新恢復。我們總結一下，古人是怎么學語文的，那個時候學語文非常簡單。沒有這么多的ＡＢＣＤ選擇題，它是一種整體認知。就是你學了一篇課文，把它熟悉了，首先把里面的字詞都解決了，有不明白的就問，老師解釋，大家議論。沒有不明白的大家就念兩遍。這個念很有作用。我們過去說書聲瑯瑯，現在校園里沒有念書的聲音了，因為考試不考，凡是考試不考的學校都不練。你不念書，這書有什么意思？聽不見讀書，念書，這語文課有什么意思？比如說，一篇課文“武松打虎”，學生念時，心里就有一種英雄情懷，他就把里面的思想、感情，潤物細無聲地學到了，不需要老師１２３４地講，第一這篇課文反映了武松的英雄主義精神，第二、第三??讓學生背下來。根本就不需要講，老師領大家念課文就行了，課文里包含什么思想，只要學生不問，老師不一定講。我們現在是老師不講也不行，不講老師就顯得沒學問。老師通過這個來證明自己有學問，好評職稱。如果老師上課什么也不講，只領著學生念課文，人家就說你不負責任，家長也不放心。其實，老師領著學生搖頭晃腦地念課文，是最好的教學。我最拿手的功夫，其實不是講課，而是朗誦和吟詠，乘法口訣我都能朗誦得讓你肝腸寸斷！

還有寫作文，就寫生活中有意思的事，隨便寫出來就行了，不要去給學生過多的講怎么寫作文。第一段怎么寫，第二段怎么寫。越講就會把學生的頭腦講得越笨，越講他就越不會寫。到最后，孩子們寫出的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人本來是有想象力的，但他一想象你就說他不對，就扼殺了他的想象力。老師總說學生的作文沒有聯系生活，沒有聯系實際，何必一定要聯系生活實際呢？要以文章本身作為它的標準，事事都要聯系生活實際那不成了框框了嗎？

在作文教學中，很多老師和家長認為，好作文是改出來的。所以，有的孩子一篇作文改了四遍。老師覺得作文會越改越好，但學生卻把這個要求當成負擔，甚至覺得這對自己是種打擊，我的作文不合格，老師讓我一遍又一遍地改。有的老師不知道培養、保護學生的寫作興趣。

孔和尚認為，這種教育方法是錯誤的。文章當然可以改，但什么情況下改？如果說有很多錯別字，有很多病句，要改。作文有明顯的技術性錯誤，老師一指出來，學生豁然開朗，原來這兒寫錯了，改過來之后，文章不更好了嘛。這樣改的結果是老師、學生都高興，就達到目的了。

如果老師覺得文章不合老師的意，不合老師的某個軟標準，這樣的文章老師可以給學生講，應該怎么寫更好，但是，另寫一篇可以，不要在這個文章基礎上再改。我們看作家寫小說，看一個導演拍一個電影，有一些地方我們不贊同，不同意。我們不能要求這個導演重拍一遍，不能要求這個作者重寫一篇小說。重新寫一遍可能還有新的問題。我們只能希望他在下一次創作中有所超越。這個道理同樣適合于學生寫作文，不要讓學生一遍一遍地改。文章不是數理化習題，數理化做錯了，老師指導再做一遍做對了。作文不是。我再強調一遍，語文不是一個單純的學科，語文是一個大全，是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納的一個大全的學科。語文聯系著整個人生，語文也可以在人生中學。語文里天然就有生活、有政治，一個語文真正好的孩子，他不可能不愛國，不要單獨把愛國主義這一條拿出來，這樣會損害你的教學目的。你把課文里的風景講得很好，人物講得很好，他自己就會愛這篇文章，所以，要有整體認知。

人在生存中要具備的很多能力，都蘊涵在語文的學習當中。數學學好的孩子就邏輯能力強，而語文呢？它的學習是整體性的。想象力、理解力，洞察力等等，這些能力可以在語文學習中同時得到培養。臺灣作家張大春也說過，語文教育不是一種單純的溝通技術教育，也不只是一種孤立的審美教育，它是整體生活文化的一個總反映，決定了我們有多少工具、多少能力、多少方法去反省和解釋我們的生活。

語文學得好，一定對其它學科是有幫助的。比如做數學題，你分析題的過程，其實就是分析語法。一道應用題就是一個句子，等于是把這個句子的各個部分分析清楚了，也就是把已知條件弄明白了，已知條件弄明白了也就做出來了。本來學科之間就是相通的。

現在有很多老師，還有一部分家長不太重視語文學習，他們必然要受到報應的。語文學不好，其他什么科都學不好。我給北大數學學院的學生上過課，發現他們的語文都非常好，作文也好。語文好就能理解天地萬物，理解各種東西之間復雜的關系。天下哪門東西最復雜？語文最復雜。其他東西都是很簡單的。其它東西給你的已知條件恰恰夠你做出答案。

當前對學生來說，應試是必須的，你得順應大趨勢，但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應該培養孩子對語文的樂趣。怎么培養樂趣呢？要加強課外閱讀，不要跟著老師一篇一篇學課文。我給學生講座時說：你們一個學期就學２０多篇課文，薄薄的一本書，不虧死了嗎？一個學期至少得讀５本長篇小說。語文書當天上午發的，下午就讀完了，以后跟著老師上課湊合湊合就行了。語文還用那么學嗎？這是對學生講。如果從老師的角度來講，一本語文書，一個月就應該講完，剩下的時間就該領著學生在文學的海洋里遨游。不要以為這樣學生成績就不好，考試成績一點都壞不了。當一個學生見的太多了，見到任何題目都覺得很熟悉。如果一個學期領著學生讀了一遍《史記》，那么還有什么樣的文言文能難住學生？

對于中學生，我常說，考試不能超綱，但是教學必須超綱。比如奧運會跑100 米的運動員，他平時就跑 100 米嗎？他得跑一萬米才能保證 100 米跑得好啊，訓練的過程是必須超綱的。考試的時候不能出太難的題，人生“求其上，得其中”，平時教學不想超綱、不敢超綱是老師偷懶的借口，或是自己知識水平不夠。老師水平不一定都高，但老師是組織者和引導者，老師并不一定事事都能指導學生，老師只要組織學生向高端進軍就可以了。參加數學競賽的學生會覺得高考的數學很簡單，競賽題肯定是超綱的。

學好語文其實很容易。除了老師布置的作業作文之外，我還是推薦寫日記。我說的寫日記不是每周交給老師看的日記，寫日記是加強人生修養的一個非常好的辦法，它不光是提高語文能力，人的一切能力都能夠在寫日記中體現出來，只要能堅持，就會有成效。我小時候，很多同學都寫日記，我不知道現在學生為什么覺得寫日記是一個很苦的差事，我覺得老師和家長要引導孩子寫日記，不要交給老師看。你隨便寫，愿意記敘，愿意抒情，愿意議論，愿意罵人都可以。每天寫那種不給任何人看的日記，每天就寫100 字，不多不少。寫到一千回，下筆如有神。你會發現寫日記是會上癮的。學生不知不覺就發現寫作能力提高了，拿寫東西不當回事了，老師在黑板上寫一題目，學生一點都沒有畏難情緒，什么都能寫。現在的學生怵作文，一到作文課，滿臉愁云，就是因為沒有寫的興趣。家長送孩子去作文班，給孩子買很多優秀作文選看，卻忽略了作文不是學出來的。“世事洞察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要學好語文，就要珍惜每一個生活細節，用樂觀的眼睛去看世間的一切。語文就是思想，語文就是生活，語文就是你這個人。學習語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靈魂。

第四篇：煤炭腐敗為何讓人震驚

“煤炭腐敗”為何讓人震驚？

2015-02-25 荊楚網

2月5日晚間，中紀委專項巡視組通報稱，神華集團煤炭滅火工程存在利益輸送“黑洞”。滅火工程管理混亂，一些私人老板受利益驅動并得到“權力”庇佑，打著滅火工程旗號大肆開采和銷售煤炭，甚至故意制造煤田火點，謊報滅火項目。有的滅火工程層層轉包，造成生態破壞，事故頻發。滅火工程成為少數人的“暴利工程”，形成“鏈條式”腐敗。(2月25日《環球時報》)如果不是中紀委查處、神華集團揭短，對于央企內部的腐敗，常人真的難以觸及。正如“故意制造煤田火點，謊報滅火項目”這樣的奇葩案件，莫不如是一場體制內“有權就可以任性的撒歡”。當神華集團高層誠懇接受、貫徹中央巡視組意見要求時，逐條整個落實整改的背后，讓我們對新一輪反腐帶來的成效更加自信。

隨著中央對部委、各省巡視的常態化機制形成，新一輪的反腐必將更加嚴肅。國企尤其是央企，長久籠罩在行政體制下，一層朦朦朧朧的面紗始終不能讓公眾看清。既有政企分家時留下的權力后遺癥，又有大型企業的資本和產業的優勢，當有權和有錢結合后，必然會生發一些質變，甚至發生一些任性的扭曲。

就在春節前，神華集團官方發布消息，神華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助理張文江，神華寧夏煤業集團公司原安全監察局黨委書記、副局長牛進忠已被開除黨籍，解除勞動合同，且涉嫌犯罪的問題和線索已經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都是利用職權，收受滅火商的賄賂，給滅火承包商謀取利益，甚至為了心里平衡，竟然修建廟宇來祈佑神佛保護自己。這樣的干部已經絲毫談不上什么共產主義信

仰，更談不上為群眾和職工謀幸福、共利益，在這些人眼中，權力膨脹到最大，已經成為了個人釋放私欲的工具，甚至達到了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為所欲為的狂妄自大。長此以往，國企豈能不被這些人蛀吃成空？民心所向只能更加怨憤。2015年伊始，中央對于反腐的一如既往，打擊腐敗的深度和廣度，懲處貪官和腐敗行為的力度都將呈現出一層層波浪，相信在這些反腐如潮的決心下，那些隱藏在深處的老虎和蒼蠅必將被漂洗出來，當違規擅權的人和行為得到糾正時，無論是釋放民生紅利，還是深水區改革，都將會取得煥然一新的成績。

第五篇：民國大學為何讓人懷念

民國大學為何讓人懷念

民國風微信賬號 2014-07-28游宇明

民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代，一方面戰火紛飛，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文化、科學相當繁榮，大師輩出。我每次讀有關民國大學和民國大師的著作，幾乎都會熱血沸騰，深為民國大學的堅守和民國大師的精神氣度感動。

民國大學教授對校內事務有充分的發言權

民國大學的重大事項主要由教授會和評議會決定。教授會是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的議事機構，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和教授會選出的教授代表組成。我們不妨以清華大學為例，看看教授會、評議會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華教職員會議三讀通過了《清華學校組織大綱》，大綱設了兩個重要的權力機關，一為評議會，一為教授會。教授會的職權是：

1、選舉評議員及教務長；

2、審定全校課程；

3、議決向評議會建議事件；

4、議決其他教務上公共事項；

5、討論決定由評議會以三分之二通過提出對本組織大綱之修正案。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及教授會互選出的評議員共7人組成，校長為主席，職權范圍是：

1、規定全校教育方針；

2、議決各學系的廢立與變更；

3、議決校內各機關的廢立與變更；

4、制定校內各種規則；

5、委任財務、訓育、出版、建筑四種常設委員會委員；

6、審定預算決算；

7、授予學位；

8、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9、議決其他重要事項。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該系教授、教員于教授中推舉，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長和校長的人選也得事先征詢評議會的同意。

由此可見，教授會、評議會掌控了學校的教育方針和人、財、物之權力。評議會職權中的第一、二、三、六項，評議會必須征求教授會的意見，如果被教授會以三分之二否決，就要復議。也就是說教授會對評議會的權利是有制衡的。

我們不妨看一次教授會的具體的開會情況。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華的科學館212號教室，清華歷史上的第一次教授會如期舉行。到會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會人數的78%，而且發言非常熱烈。比如選舉教務長的過程。會場上由余日宜教授與趙元任教授建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選時，通過者須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而第三次票選半數通過就可以。另有陳福田教授主張采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贊成。結果，梅貽琦在第三次投票時獲得33票，成為清華有史以來第一位民主選出的教務長。接著，教授會和評議會不斷開會，設計各學系的設立，選舉系主任，研究課程大綱。后人從清華名教授吳宓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趙元任、陳寅恪、李濟、金岳霖等中國大牌教授如何頻繁私下聚會，討論學校事務，商量各種難題的處理方法。做學問的人并非只是對學問感興趣，當他們的意見可以對校內權力運行發生相當影響，他們的“參政議政”意識會非常強烈。

民國大學課堂教學非常自由

民國課堂的教學自由出乎人們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門課的教師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師教課的方法充分自由，沒有誰來干涉；三是許多時候考試完全由任課老師說了算。

當年的暨南大學辦在上海，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曾是那所學校的學生。據他回憶：翻譯家鐘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學教英文，他選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學出版的《黃金庫》詩選，他教課幾乎天天讀詩，有時也選一些小泉八云的詩歌講義發給學生作補充讀物。碰到他高興，還會選譯郁達夫的小說與徐志摩的詩歌，叫學生對照讀，看有什么地方譯錯沒有。由于教學內容極其豐富，方法靈活多變，深受學生歡迎。

鐘作猷去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后，接替他的是戲劇家顧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學生時代就因自編、自導、自演《朝鮮亡國恨》、《云南起義》、《中國魂》等戲劇名噪一時的顧仲彝卻不選戲劇做教材，而要選《伊利亞隨筆集》和莎士比亞樂府，并且在課堂里完全不談戲劇。

著名戲劇家洪深當時也在暨南大學教英文，與顧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歡用戲劇做課文。他教英文簡直像演戲，聲音又特別抑揚頓挫，仿佛是在舞臺上念臺詞，有動作，有表情，把學生們迷死了，上課時教務部門非得給他安排科學館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擠得水泄不通。

老師的課如何教，也一切悉聽尊便。民國史作家傅國涌有一篇文章介紹：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王文顯是劇作家，也教的是戲劇。王文顯講課的方法是照他編的講義在課堂上讀，年年照本宣科，從不增刪，不動感情，給人的印象“仿佛是長老會的牧師在主持葬禮”，下課鐘聲一響，他馬上離開。王文顯的學生、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晚年說：“回想起來，他那份講稿倒是扎扎實實，對于初接觸西方戲劇的人來說，是個入門基礎。”

吳宓上課則是另一種風采，溫源寧說他“講起課來就像羅馬艦船上的劃漿奴隸在做工”，講課涉及到的引文，別人都是照著參考書朗讀，或抄在黑板上，而他總是背誦出來，講解什么問題，他會像軍訓教官一樣，“第一這個”、“第二這個”??有條不紊，雖然有些枯燥，但不會言不及義。他上課很有個人見解，也有可能說得不對，但不會言之無物。他不繞著問題走，而是直截了當把腳踩到問題上去。

葉公超講課最有意思。他上課從不講解，只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一直朗讀下去。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相安無事。

那時在學生中最叫座的是張申府的邏輯學，張申府的邏輯課很少講邏輯，而是罵蔣介石，簡直成了熱門的政治論壇。張申府用一口并不濃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講課，聽課的人很多，擁護的來聽，反對的也來聽，不但課堂中擠滿了人，連窗口也站著人。

民國時期的考試也不像后來那樣追求整齊劃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錢玄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大做教授。錢玄同的課上得特別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深入淺出，條理清晰，不帶書和紙，只帶一支粉筆，而講每一個字的起源，從甲骨、鐘鼎、大小篆、隸，源源本本，手寫口談，把演變的經過，旁及各家學說，講得清清楚楚。張中行他們讀書時，曾以口才給老師排名次，結果是胡適第一，錢玄同第二，錢穆第三。錢玄同上課如此認真，對點名、考試卻輕描淡寫。據他的學生回憶：錢玄同每次上課，從不看學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筆在點名簿上一豎到底，算是該到的學生全到了。錢玄同對待考試也很有意思，學校規定要期考，錢玄同期考卻不閱卷。學校只好刻個‘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個，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時，錢玄同也會閱卷，不過他是按點名冊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這么批下去，如果選這一課程的學生是四十人，最后一個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從六十分開始。

民國大學積極延攬優秀教學人才 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長蔡元培、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為了聘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去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跟他商量，碰上陳獨秀午睡，他就搬個小凳坐在門口等他醒來。為了延攬人才，梅貽琦曾主動到陳寅恪家里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敢于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的。據說，抗戰時，梅貽琦常到顧宅，無需打招呼，顧如不在，他就自己做東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張伯苓當年為了留住教經濟學的何廉教授，專門為他設立一個研究所。

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提攜華羅庚更是傳為佳話。某次，熊慶來看到華羅庚一篇論文，覺得寫得特別好，推薦給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葉企孫認真看了華羅庚寫的3篇論文，覺得是個人才，決定將其調來。當時調華羅庚來算學系，阻力極大。一是華羅庚只念過初中，是浙江金壇縣（現歸江蘇）中學的勤雜工。二是華羅良腿有殘疾，走路時必須左手執拐，右腳先邁，左腳得在空中劃一個圓圈才能落地。葉企孫力排眾議，堅持將華羅庚調來，他說：“我希望大家認真看看華羅庚先生的論文再說話。他來清華后，我們曾經交談多次，每次我都頗受教益。以我個人的判斷，不日之后，華羅庚會成為我國數學界閃亮的星辰，我們清華會引以為榮的。至于他的殘疾，這正是華羅庚的驕人之處。有人說他走路是‘圓和切線的運動’，是的，華羅庚先生就是為數學而生。我們清華大學應該為擁有這樣一位獨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葉企孫的支持下，華羅庚當上了算學系的助理員，任務是整理圖書報刊、收發文件、代領工具、繪制圖表等。不久，葉企孫又破格提升他為教員，幾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國留學，華羅庚從此走向了國際數學舞臺。

民國教授特別關心學生

民國時期也是國家危機四伏的時候，教授們的責任感、使命感極其強烈，他們將培育人才視作知識報國的一個重要環節。沈從文先生曾在西南聯大任教，他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沈從文教《創作實習》時經常給學生布置作文，然后認認真真批改，在學生作業后面寫很長的讀后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后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有時從這個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寫了讀后感，還會介紹學生去看一些與他們所寫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這些書都是沈先生親自找來，帶給學生的。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發表，郵費他自己承擔，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不計其數，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沈從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筆抄，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云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并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

沈從文這種對學生的關懷，在其他老師身上同樣有所體現。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放了兩個原子彈。由于看到了原子彈在戰爭中的巨大威力，這一年年底，蔣介石先生找了吳大猷、曾昭倫、華羅庚到重慶去。這三位學者，吳大猷是物理學家，曾昭倫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蔣準備給他們一個大禮堂和十萬美元，要他們做一個原子彈。吳先生說原子彈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個大禮堂煉一個彈，應該先派人出國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們三位教授帶了五位研究員，這五位研究員是朱光亞（物理）、唐敖慶和王瑞詵（化學）、孫本旺（數學）和李政道。事實上研究員應該是大學畢業生。可是李政道那個時候一年級在浙大，45年二年級轉到云南昆明西南聯大，不夠學歷，后來在吳大猷的極力推舉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學，并在50年代與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