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運用矛盾分析法分析藥家鑫之死

馬克思主義學院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 課程作業

材料 學院姓名 呂情情學號得分題目及要求：藥家鑫之死，是誰惹的禍？

要求了解藥家鑫事件始末，觀看視頻“《看見》：柴靜專訪藥家鑫案雙方父母”，運用矛盾分析法，反思藥家鑫悲劇的原因和啟示。

新的世紀新的開始，經過革命先人的流血奮斗和幾代共產黨人的英明領導，中國不再是亞洲的東亞病夫，而是正在蘇醒的東方巨龍！我們的國民生產總植以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整體得到提升。但在急速發展的背后卻存在著巨大的隱患——貧富差距過大、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問題層出不窮，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在這樣一個矛盾尖銳、形勢一觸即發的緊張時刻，接連不斷的官二代、富二代的“英雄”事跡卻一次次的刺激著人們的感官！同時使人們的仇富心理進一步激化，而藥家鑫之死就是這種矛盾的產物！

藥家鑫這樣一個出生在家境殷實的和諧家庭中，自身又極具音樂天賦的有志青年是如何在前途無量的情景之下做出在開車撞人之后又連捅八刀致人死亡這種泯滅人性之事？是個人價值觀的扭曲，家庭的影響，亦或是當代道德素質教育的缺失？

我們可以從視頻《看見》中大致了解到藥家鑫是有著一個僅僅家境殷實的溫馨的小家，并沒有我們當時所聽聞的他是某某長官的公子、是某某集團的太子爺！但這樣一個出生在工薪家庭中、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是如何過早的失去了他寶貴的生命？在這條不歸路上他是如何的讓本不富有的自己背上“二代”的“光環”的？本就處于風口浪尖的他為何會說出：“農村人很難纏”的，正是這句話加速了他赴黃泉的進程。他的行為使年輕的張妙失去了生命，使本該依偎在母親懷里的幼童失去了世上最純真的母愛，他的行為不止危害了別人，更使自己年輕的生命就此隕落！使四位老人忍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巨大悲痛！他的行為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憤怒，只因他對生命的踐踏，他對大眾神經的刺激！要怪就要怪他處于官二代出事的下游！

但對于一個事后清醒過來并向司法機關自首認罪的年輕人就真的最該萬死嗎？如果當時沒有一系列的官二代、富二代事件，人們會對他的“家境殷實”充滿遐想嗎？會覺得他那么罪大惡極、那么罪不可赦嗎？我承認當這個事件發生之后聽了媒體的渲染、以及各種版本的描述之后我是帶著有色眼鏡來看待他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是多么的不不理智，他的死也可以說是我這樣的人推動的。他僅僅是一個剛剛成年的青年，他的父親曾經是國起企的設計師，呵呵‘曾經’多么具有諷刺意味啊！他開的車也是父母畢生的積蓄換來的。媒體是服務于大眾的具有領導作用的走在時代前沿的引導者，但在這場悲劇中它的角色是否有儈子手的色彩呢？為什么社會在這件事后出現了“媒體殺人”這么引人深思的詞匯？

作為一個父親，藥家鑫的爸爸對他絕對是嚴厲的，為了避免父親的責罵他走了這條不歸路！但是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他來說會不知撞人和殺人的區別嗎？這是心靈道德的缺失，是教育體制的漏洞！中國教育太注重技能教育但卻忽略了做人的基本準則！

從表面來說藥家鑫的死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當靜下心后仔細思考后我發現了令我震驚的實事：他的死是我造成的，因為我代表了大多數盲從的人的思想，而媒體又是實事的制造者，但最深層的原因還是教育體制的不健全。

我堅信——我們會不斷進步，作為新世紀的建設者我們要深化改革，健全教育體制，從實踐中發現問題，逐步提高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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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藥家鑫用矛盾分析法分析

馬克思主義學院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 課程作業

化學化工學院級姓名學號得分

題目及要求：藥家鑫之死，是誰惹的禍？

要求了解藥家鑫事件始末，觀看視頻“《看見》：柴靜專訪藥家鑫案雙方父母”，運用矛盾分析法，反思藥家鑫悲劇的原因和啟示。

藥家鑫之死，是誰惹的禍？

藥家鑫，西安音樂學院大三的學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駕車撞人后又將傷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此后駕車逃逸，后又在父母的陪同下自首??

2011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級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藥家鑫不服提起上訴。

2011年5月20日陜西省高級法院對藥家鑫故意殺人案一案進行維持原判

2011年6月7日藥家鑫被執行死刑??

藥家鑫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劇烈反響，為此中央臺記者柴靜對藥家鑫父母做了一個專訪《看見》，引起了社會的人們的反思??

讓我們用矛盾分析法來分析一下藥家鑫悲劇。

“兩點論”的方法告訴我們成長環境是主要的問題所在。從《看見》我們了解到藥家鑫生活在一個充滿壓力和壓抑的環境中。從小父母對他要求十分嚴格，動不動就大罵，甚至關禁閉。必然對于幼小心靈的他無異于在環境之下扭曲的生長。父母的過高的要求，嚴格的管理，殘酷的懲罰制度，必然導致一個花季的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他心里充滿的永遠是恐懼，怕自己做的不好受到的是父母的責罵。正像他說的那樣：怕有麻煩，怕受到責備，才去用刀子連捅八刀。從家庭我們看到的是壓抑的藥家鑫，看不到一點希望，不斷地去追求父母心中的完美，完全脫離了現實社會的復雜性，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場血腥的場面；從社會的角度看來，藥家鑫同樣生活在一個陰暗的環境中，父母偶然把她帶入了歧途，然而社會也沒有救他，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另外一個的因素是他自己沒有及時的認識到自己在走向的是犯罪的道路，在小的時候父母的管教之下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開始步入歧途，沒有及時的改過，沒有分清是非關。

“重點論”原因無非就是環境結果把藥家鑫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在專訪中我們看到的是父母哭泣的淚水，述說著自己管教孩子的不足。追求完美是他父母的唯一的標準。沒有給孩子獨立思考的權力，沒有留給孩子自由的權力導致在撞人之后失去了理性的考慮，沒有考慮到后果是什么。

通過“兩點論”和“重點論”的分析，我們得到一些啟示。父母是原因走向犯罪的道路是結果。像這樣的事件不是偶然性，在這種環境下不步入歧途也難怪。脫離了現實就會改變事情發展的本質。在內容和意義上也就還會發生變化。原因和結果是密切相關的，現象和本質是不可分離的，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在看是偶然的背后卻存在著必然的現象，所以說我們說問題即使矛盾的又是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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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藥家鑫案分析

藥家鑫案分析

藥家鑫，西安音樂學院大三的學生，于2010年10月20日23時許，駕駛紅色雪佛蘭小轎車從西安外國語學院長安校區返回西安，當行駛至西北大學長安校區西圍墻外時，撞上前方同向騎電動車的張妙，后藥家鑫下車查看，發現張妙倒地呻吟，因怕張妙看到其車牌號，以后找麻煩，便產生殺人滅口之惡念，遂從隨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對倒地的被害人張妙連捅數刀，致張妙當場死亡。殺人后，被告人藥家鑫駕車逃離現場，當車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時再次將兩行人撞傷，后交警大隊郭杜中隊將肇事車輛暫扣待處理。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經法醫鑒定：死者張妙系胸部銳器刺創致主動脈、上腔靜脈破裂大出血而死亡。2011年3月23日，該案件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審。

“去年10月20日晚11點多，我開車去大學城見朋友，返回西安的路上，我低頭換光碟時感覺車身顫了一下，我停下車，透過車燈發現，車前有一輛電動自行車。下車后，發現一個女的躺在地上，距離我的車只有兩三米，并且抬起頭正在記車號。我當時特別慌亂，想著要是被撞者落下終身殘疾，她會纏我一輩子。一看周圍沒有目擊者，所以，我一時鬼迷心竅，掏出隨身攜帶的尖刀，將她殺死了……之后，我開車逃離現場。沒多久又撞了兩個人，想再駕車逃跑時，被附近居民圍在現場，后來就被警察抓了。”——藥家鑫自述

案件開審

西安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對藥家鑫提起公訴，藥家鑫在訊問中說，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駕照，轎車屬于他名下，2010年6月購買。他承認在案發時內心非常害怕，殺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兇器是一把長二三十公分的單刃切肉刀，是他在案發當天在超市買的。

他說，他裝著刀的包就放在副駕駛位置上，下車查看時，他隨身帶著包下去的。因為他父母叮囑他，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在下車查看時發現張妙躺著有呻吟聲。他沒有詢問傷情，也沒有與傷者說話，考慮到對方撞傷后會找他不斷索賠，隔了兩三秒的時間，就拿刀開始刺被害人。究竟刺了多少刀，刺到什么部位已經記不住了。據悉，目前被害人家屬只拿了15000元的喪葬費，拒絕了藥家鑫父母給的另一筆30000元的賠償。

被告律師辯護

藥家鑫表示后悔，其律師許濤辯稱為激情殺人。他的律師辯護說，這是一起交通肇事轉型的故意殺人案件，藥家鑫是一念之差，屬于激情殺人。他的成長道路沒有污點，學習優秀、得過各種獎勵，且有自首情節。希望法庭從寬量刑，給他一條改過自新的路。藥家鑫案受害人張妙家人的代理律師許濤表示，關于民事賠償，兩家仍未達成協議，庭審中，本案原告當庭向法官提出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許濤也曾表示，張妙家人不在乎賠償數額，但是認為對方的態度不積極，很難接受。

同學請愿

庭審現場辯護人律師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報紙對藥家鑫主動遞交悔過書的報道，上學期間的13份獎勵，被告人校友、同學、鄰居的4份請愿書，請求法庭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不能成為證據。

民事原告人張妙的丈夫當庭說：我不看那個，那都是垃圾！什么是激情殺人

激情殺人，即本無任何殺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將他人殺死，其必須具備以下條件：其一，必須是因被害人嚴重過錯而引起行為人的情緒強烈波動；其二，行為人在精神上受到強烈刺激，一時失去理智，喪失或減弱了自己的辨認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須是在激憤的精神狀態下當場實施。

案件評論

前段時間，李啟銘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剛”，這句極端囂張之言，曾激起公眾輿論的喧囂；而今，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撞傷女服務員，過度荒誕的“撞人補8刀”的惡劣行徑，則超越了公眾容忍的底線，“飛揚跋扈”、“慘無人道”，每一頂帽子扣在這位大三學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眾人，不單是義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們似乎又見到了導致人性極度扭曲的權錢附體或護佑。肇事者所駕駛的車輛系其私家車，其家境殷實。是什么讓一個象牙塔里的天之驕子，對鮮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讓一個心智健全的成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水準和對法律的敬畏感？難道僅僅是“財富”和“權力”嗎？當然不是。甚囂塵上的權錢崇拜與無視法律的尊嚴難逃干系。

一定意義上講，恰恰是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助長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適宜其生長的土壤。比如，是銀行VIP，就可以插隊沒商量；是官員子女，招聘條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兒”??“用錢擺平”和“用權擺平”的事件你方唱罷我登場。可糟糕的是，眾人不僅是審丑疲勞、見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錢”與“權”擁有法外特權。不得不承認，一種社會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個擁有了“流行因素”的個體就會應驗什么。“撞人補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們的執法者，面對權貴階層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也常顯得底氣不足。回首以往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眾人的，也許并非是顧名思義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當事人悲慘的命運。而是一個權貴人員憑借金錢或權力為所欲為，凌駕于法律與規則之上，敢想也敢做，東窗事發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數，或“出錢私了”、或“聲明道歉”，來逃避或減輕法律制裁，而且最終成功了。

西安大學生“撞人補8刀”案結果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見，財富和權力人人畸形追逐、公眾看不清定刑依據與量刑標準、司法常對權貴法外開恩的最終指向，是一個社會規則、道德及人心的潰瘍。而我們的困境則在于：面對一再被洞穿的底線，面對無力收拾的野性，面對天天呼號的法律平等，我們如何修復，又拿什么修復？

藥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場社會悲劇

藥家鑫事件絕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們的制度和社會，出現了某種“神經癥性紊亂”。健全的人性與制度的腐敗從來就不共戴天。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漠視人的生命和尊嚴，危機就隱藏在一系列社會事件中，如宜黃事件等種種強拆悲劇、趙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門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時候，往往千方百計規避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更多留給自己的是權利和 無責任。權力出了問題，聚斂財富并按親疏遠近分配資源，就會撕裂社會的道德和人與人的關系——而它們又把其效應“傳導”給人性，使人性出現大規模的敗壞。

權力紊亂讓社會變得瘋狂

論者石勇認為，權力的神經癥性紊亂傳導到社會上，只能讓一個社會變得瘋狂。2010年，“我爸是李剛！”成為經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飆車撞人構成當代奇觀。這些現象表明，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上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主宰性的意識形態，窮人在遭受羞辱。貧富懸殊必然埋下沖突的種子。但在具有很大風險的時候，沖突不會冒出社會的地表，而是會以“潛規則”盛行、社會泄憤、誠信缺失、瘋狂拜金等形式出現。它們構成了替代性的發泄渠道

藥家鑫事件還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過是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不受制約的權力和瘋狂的社會，對于人的心理結構的影響是巨大的。觀察一下社會心理就是，焦慮、怨恨、冷漠、恐懼、不安全感、不確定性彌漫于中國社會。失去正義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殘忍和暴虐，便隨時等待機會發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殺農婦的西安大學生藥家鑫的殘忍。包括前幾年的馬加爵、邱興華都是這號人物。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價值取向——積極救助傷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義務

刑法里規定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發時主觀上沒有直接的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則定罪較輕，正因為是犯罪人主觀上是過失，刑法才對交通肇事罪規定了較輕刑罰，同時，交通肇事后積極救助傷者是也最為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為迫切的法定義務，必須積極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義務。

刑法規定肇事逃逸或者為了逃避法律追究隱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見證刑法對肇事者不積極救助致傷者死亡的嚴厲打擊的態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藥家鑫的行為，可謂令人發指，交通肇事后下車不但沒有積極救助傷者，反而揮刀刺向可憐的傷者，試想藥家鑫當時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傷者是自己的同類，是人命，不是物呀？據法庭調查，被告人連刺8刀將傷者刺死，駕車逃竄。這種嚴重漠視他人生命，漠視自己的同類，缺乏起碼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產生的？

就是一個沒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民眾，起碼也知道助人為樂，救助有困難的他人的道理，“大學生”藥家鑫卻反人性的反常識性剝奪他們生命，這是典型的故意殺人罪，一點不含糊。

據被告人在庭審現場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難纏，聽說農民難纏，害怕陷入無休止的賠償糾紛中，一閃念就取出了隨身攜帶的剪刀刺向傷者，認為刺死了傷者就不用無休止的賠償了。

藥家鑫此類駕車的僥幸者大錯特錯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傷者，救人性命，只會讓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鐵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惡性的案件還會受到刑法處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藥家鑫之類駕車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喪心病狂們，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視他人的性命，法律也會毫不留情的剝奪你的性命。二 刑法中的死刑難題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刑法規定有罪行的，可以判處被告人相應刑罰，刑法沒有規定的罪行，不得判處被告人刑法規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規定了：故意殺人的判死刑，藥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殺死傷者案件事實清楚，公訴人出示的各項證據確實充分，認定故意殺人罪，應該沒有問題，但問題在于：

藥家鑫=大學生=21歲的年輕人，根據刑法規定剝奪一個被告人生命的同時，我們惋惜，還是恐懼？畢竟我們也在也在根據刑法合法殺人。人們會說古往今來，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他這是自作自受，活該。

那能不能我們給自己的同類這樣一個年輕人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留下他的性命，讓他在鐵窗內度過漫長的幾十年的贖罪生活，等到將來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獄了，重新做人。筆者注意到庭審中的一個細節：被告人藥家鑫在做最后陳述時，失聲痛哭，顫抖的聲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贍養老人，照顧孩子，愿意賠償贖罪，這一刻藥家鑫應該是發自內心的，是一個殺人犯面臨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懼后怕中發出的懺悔聲音。父母給予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僅有的一次，我們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類的他人的性命？這不僅僅是問給我們自己，也問給藥家鑫，假如當初揮刀那一剎那間轉而善待自己同類的性命，將會是另一種境地。佛家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證。

然而，當我們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樣是活生生的年輕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兩歲幼子的母親，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傷醫治好了，繼續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藥家鑫沒有給這位不幸的女子一條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親人，平凡的農民的家庭幸福被破滅，就在被告人的一轉念之間狼性行為造成的終生悲劇，正如死者丈夫庭審所說，孩子永遠的失去的母愛，這一生都無法彌補，是多少錢都換不回來的。

被告人殺了人，我們根據刑法規定合法殺掉殺人者，正義就實現了嗎？我們是在實現正義？還是在延續殺人者悲劇——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劇？這樣子，算一下，就會有兩個家庭的悲劇。

三 悲劇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殺人償命，毫無疑問，我們等待法庭的公正判決，等待正義的到來。政府學校組織近400名大專院校在校大學生來旁聽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們大學生年輕人一定要樹立對生命的敬畏意識，從內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懷有在人間做了惡事就會下地獄受懲罰的一樣恐懼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劇的重演，有了對愛他們生命，就像愛自己性命一樣的意識，才會在發生了類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應是救助人命，而不是產生草菅人命的禽獸惡念。

同樣的國內幾十家眾多媒體的高度關注，通過對此案的全國性公開審理，該案絕對會對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須積極第一時間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駕車的人們有著對人命關天的樸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識，悲劇才會不會重演。最后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記交通肇事后第一時間積極救助人命這一常識。

藥家鑫不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發表時間：2011-3-26 15:55:00 閱讀次數:286 所屬分類：未分類

2011年3月23日上午9點45分，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開車撞傷人后又連刺數刀致對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中，藥家鑫當庭下跪哭訴悔罪，辯護律師以自首和“激情殺人”為其辯護，要求從輕處罰。檢察院則認為，藥家鑫因開車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情節惡劣，后果嚴重，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檢察機關認為藥家鑫雖有自首情節，但不足以從輕處罰。庭審結束時法官宣布經合議庭合議后將擇日宣判。

一時間，社會各界對藥家鑫案的判決結果議論紛紛，筆者瀏覽了網上公眾的發言和相關媒體的報道，覺得大多數人認為藥家鑫必須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否則難消民恨，難除后患。對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這起案件到底怎樣定性判處怎樣的刑罰才是合適的呢？結合筆者的執業經驗和我國的相關法律政策規定，我認為該案以死緩結案是恰當的。在闡釋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說幾點：

國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兩大功能：社會保護功能和人權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創制、適用與執行刑罰所可能產生的積極的社會作用。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外在表現。國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預防犯罪，其次是懲罰犯罪。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內在屬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顯刑法對社會最后一道保護底線的作用。我們看待一個刑事案件的時候，不能僅僅帶著一個單純、原始的刑罰觀點看待社會發展中的犯罪問題，我們應該想到一個刑罰的適用對社會、對受害者及對加害者產生的整體影響，否則，國家也沒有必要設立檢察公訴機關主動揭發打擊犯罪，任由我們自己解決罷了。

我一直以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從重處罰、殺一儆百，而是運用完善的法律，對每一個社會發展中發生的案件都公正適用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任何一個案件的審判都不能被媒體綁架，更不能被民間輿論所傾軋。

我認為藥家鑫案判處死緩是恰當的，理由如下：

一，通過對自首前后藥家鑫的行為表現可知，大學生藥家鑫的殺人行為，動機來自于對先前過失行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預謀，本想以不為人知的結果擺脫“農村人的糾纏”，他是在恐懼、恐慌之中選擇了一個更錯的方式解決已經犯下的錯誤，但比起預謀已久的故意殺人來說，主觀故意突然了許多，這對于一個涉世不深的孩子來講似乎可以考慮他的魯莽，主觀惡性沒有到惡極的程度。

二，藥家鑫的自首情節一般應當予以考慮。雖然法律規定了“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但法律規定的“可以”不能理解為既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而應理解為一般情況下應當照此辦理。自首是犯罪后行為人的悔改表現之一，這種悔改表現并非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而且還要付諸實際行動。刑罰的目的根本在于預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險性較小的一類犯罪人。我國司法實踐中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除對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以外，對絕大多數犯罪分子都是實行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使其改惡從善，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們輕易殺之，對個人對社會都沒有好處，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還血、同態復仇的土壤，對生命敬畏與尊重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是一種阻力。

三，對藥家鑫判處死緩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緩帶來的終身苦役的強度足以改變藥家鑫決意再犯罪的心靈。死刑立即執行確實具有威懾作用，可以讓社會看到酣暢淋漓的隆重的集體謀殺行為帶來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們可以輕易殺掉一個愿意悔過自新的藥家鑫，但是，我們通過這個行為給藥家鑫的家人朋友，給受害者的家人，給我們整個社會又帶來了什么？死刑立即執行適用的對象為“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為以及后果極其嚴重，給社會造成的損失特別巨大，它體現犯罪的客觀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殺；惡極，指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特別大，它體現的是犯罪的主觀過錯程度，非惡極，不殺；只有同時具備罪大與惡極，才可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凡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能殺，否則就是錯殺。我以為藥家鑫的犯罪行為即使達到“罪大”底線，尚未達到“惡極”的地步。適用死緩，2年期滿后，沒有故意犯罪的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2年期滿后，減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行死刑。同時，死緩的適用終身剝奪了罪犯的政治權利。對藥家鑫適用死緩可以達到預防犯罪與懲罰犯罪的雙重目的。

四，徹底摒棄媒體定罪和輿論審判。現在的媒體常常充當無冕法院的角色，法官還沒有說話，律師甚至還沒有辯護，哪個人該定何罪判什么刑罰媒體報道的字里行間似乎都一清二白，這是很可怕的一種現象。媒體報道只能針對事實本身，不能對事件的性質作出論斷，否則偏離了媒體報道尊重事實真相的本質。同時，民間充溢的“殺人償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國國民普遍從眾的心理，在面對與普通民眾通常判斷不一致的法院判決時，民眾更多愿意相信感覺而不是權威的法律，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義之劍，無畏而立。

五，近年來一系列案件事實也可以看到藥家鑫案判處死緩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課堂上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當堂砍死，付某在庭審中仍然不悔罪，但考慮到其有自首情節和先前良好表現，本著懲罰與教育的精神以死緩結案。付某在課堂上用刀將老師砍死的行為性質惡劣程度可以想見。“我爸是李剛案”的兇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園內發生交通肇事罪為由判處有期徒刑6年。這些案件的危害性與藥家鑫案相比孰輕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舉保障人權和尊重生命旗幟的今天，恐怕不會也不應該對藥家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綜上，考慮到藥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節及悔罪表現等一系列因素來看，對藥家鑫處以死緩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達不到對藥家鑫動用死刑立即執行的地步。

第四篇：“藥家鑫”案件

藥家鑫該不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梅春練 2011

案例再現：

被告人藥家鑫，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2010年10月20日23時許，藥家鑫駕駛紅色雪佛蘭小轎車從西安長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當行駛至西北大學長安校區外西北角學府大道時，撞上前方同向騎電動車的張妙，后藥家鑫下車查看，發現張妙倒地呻吟，因怕張妙看到其車牌號，以后找麻煩，便產生殺人滅口之惡念，遂轉身從車內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對倒地的被害人張妙連捅數刀，致張妙當場死亡。殺人后，被告人藥家鑫駕車逃離現場，當車行至郭杜十字時再次將兩情侶撞傷，逃逸時被附近群眾抓獲，后被公安機關釋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事后，藥家鑫主動遞交了悔過書，同時，其校友、同學和鄰居也主動遞交了請愿書以請求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由以上案例內容可知：

被告人藥家鑫有交通肇事轉變為故意殺人，逃逸后又自首、悔過。

分析：

首先，毫無疑問，被告人藥家鑫開車肇事后拿刀捅死被害人的殺人情節已經顯然符合死刑范圍。而且，從滿足和撫慰被害人，威懾社會的角度上看，對藥家鑫判處死刑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就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還是可以有所討論。

從量刑的原則上講，刑罰第61條規定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同時裁量決定刑罰也必須遵循累犯制度、自首、立功、坦白、數罪并罰和緩刑制度。就犯罪事實，毫無疑問，理應以死刑定罪，但是，由我國刑法總則（第48條）死刑適用于罪刑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而對于論罪應當處以死刑，但又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兩年執行。對于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的，可以使用緩刑。就藥家鑫的案件來講，首先，在事發后，在藥家鑫被采取強制措施之前他主動投案，并且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已經構成自首。我國刑法第67條第一款規定：“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而且，在之后的審訊過程中，藥家鑫還有主動遞交悔過書，同時，其校友、同學、鄰居等也為其遞交了請愿書，從而可以看出，被告人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的危險，對社會的主觀危害性也基本沒有，因此，對其采取從輕處理，比如使用緩刑等還是有可能的。

再者，從刑罰的功能何目的的角度來講，刑法在滿足和撫慰被害人，懲戒犯罪人，威懾社會的同時，還有對犯罪分子進行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做人，回歸社會的作用，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法制教育，鼓勵人民懂法、守法、用法的功能。根據刑罰的個別化，給犯罪分子的判刑要有針對性，必須符合犯罪分子的犯罪特點和矯正、改造犯罪的需要。所以，在此案已經造成一個家庭的不幸的時候，能給這么一個年輕而又有強烈主觀意愿改過自新的生命一次改造的機會，能給另外一個家庭留下一些希望，或許還能對被害者家庭有一些補償，這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呢，死緩難道就不能威懾社會，教育人民，樹立大家學法、守法、用法的意識了么？

總而言之，雖然死刑必然，但是覺得立即執行還是有些可惜，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在一念之間沒有了。我只覺得，藥家鑫只是一個犧牲品，一種有嚴重問題的家庭教育的犧牲品，或許這是讓社會更多思考教育、培養問題的一個警示吧！

以上是我的一些芻議，還望指正！

第五篇：藥家鑫案之心理學分析

藥家鑫案之心理學分析

一、藥家鑫案件情況簡介

2010年10月20日23時許，西北大學大三學生藥家鑫駕 駛紅色 雪佛蘭小轎車從西安長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當行駛至西北大學長安校區外西北角學府大道時，撞上前方同向騎電動車的張妙，后藥家鑫下 車查看，發現張妙倒地呻吟，因怕張妙看到其車牌號，以后找麻煩，便產生殺人滅口之惡念，遂轉身從車內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對倒地的被害人張妙連捅數刀，致張妙當場死亡。殺人后，被告人藥家鑫駕車逃離現場，當車行至郭杜十字時再次將兩情侶撞傷，逃逸時被附近群眾抓獲，后被公安機關釋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經法醫鑒定：死者張妙系胸部銳器刺創致主動脈、上腔靜脈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二、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藥家鑫的家庭環境

（一）從“權力型人格”的角度分析中國家庭

心理學家弗洛姆總結過一種“權力型人格”，就是指一個人強烈渴望別人順從自己的意志，一旦不順從就會讓他怒火中燒、暴跳如雷。家庭、尤其中國家庭是這種人格最容易施展的場所，因為中國家庭給了這種人格最少的制約。

與一般人的認識不同，“權力型人格”并不是簡單的“命令——服從”邏輯，它的真實邏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投入——回報”，也就是說，他把對你的命令視作投入（我花了這么大價錢讓你練琴），把你的順從看做對他的回報（你好好練琴就對了）。

第二種是“貶損——聽從”，也就是說，他對你永遠不滿意，永遠否定，你做的差，他說你“不爭氣”；做得好，他說你“翹尾巴”或“還不夠”。總之，你永遠還“差得遠”，應該聽從于他。

（二）從心理學——“家庭恐怖主義”角度分析藥家鑫的父親 從新聞報道透露的信息看，藥家鑫的父親很符合“權力型人格”。他一方面自認為對兒子傾注了全部的心血，要求兒子絕對的服從；另一方面，他很少認為孩子有做好的，不會去表揚孩子。

孩子未必會喜歡父親的這種投入，反而往往想逃離，也就是不順從

父親的意志。以藥家鑫的家庭為例，父親對這種不順從，會表現出懲罰——拿皮帶抽、關地下室；憎惡——對你失望、覺得你倔，甚至說出“你那么丑，沒有人會喜歡你”這樣傷人的話（得有多么大的憎惡才能說出這種話啊，而且越是憎惡，越會看你哪都不順眼，動輒得咎）；刺激——誤以為孩子的不順從是因為自己的投入還不夠大，所以辭職回家專門看管你，以加深投入來刺激你，讓你對自己的不順從內疚。這些是對第一種邏輯破裂的回應。

而在第二種邏輯里，父親會靠經常的貶低你建立他的領導地位。心理學家武志紅把這種父親對孩子的暴力（包括冷暴力）稱為“家庭

恐怖主義”。的確，對于孩子來說，這樣的家庭還不夠恐怖嗎？藥家鑫對

自己成長經歷的主要感受就是“不快樂”、“沒意思”、“無價值”、“恨父親”、“想自殺”。

我們說一個人怕蛇，這是很正常的，因為蛇會咬人，怕蛇是理智的行為。但是說一個人有怕蛇的性格，那可能他看到一條繩子都會恐懼發抖，那就不是理智的行為，而是條件反射。這樣的性格形成很可能與這個人被蛇咬過有關。

如果父親總是帶給你傷害，久而久之，你就會形成怕父親的性格。

嚴重的，看到父親的影子、聽到父親的聲音都會緊張出汗，如果看到父親陰沉著臉，那就更會惴惴不安。父親（條件）意味著不好的感受（反射），越是接近于要攻擊自己的父親形象（比如陰沉著臉的父親），就意味著越不好的感受。

（三）初步剖析藥家鑫的性格及投案心理活動

藥家鑫就是這樣的性格，當問到“你知道些什么？”時——藥家鑫回答很簡單：知道的只是對父親的懼怕、別讓父親斥責進而怕“惹事”。

怕父親為什么會引起怕“惹事”呢？因為“惹事”就預示著那個要攻擊

自己的父親將出現。“惹事”本身也許并不可怕（比如打碎一個杯子），可怕的是父親（會因為打碎杯子呵斥自己）。這時候“惹事”（條件）就會引起不好的感受（反射），唯有把“惹事”和父親之間的關系切斷——掩蓋起來不讓父親知道，才能消除這種不好的感受。

藥家鑫去投案自首，從理智的角度分析，他當時內心最不好的感受是

由什么引起的？——顯然應該是可能要面臨的死亡，因此他當時應該最怕死才對。

但恰恰不是這樣，藥家鑫說，“我去投案自首那天，我害怕我爸爸，害

怕見到他”（他阻止母親給父親電話，因為他太怕父親了）。也就是說，他當時最不好的感受，不是死亡引起的（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父親引起的（條件反射的結果）。

車禍發生后，從理智的角度分析，藥家鑫當時內心最不好的感受是由

什么引起的？——應該是闖禍后要賠錢、還可能坐牢等后果。但從藥家鑫的性格分析，他當時內心最不好的感受實際還是由“闖禍了父親會對自己怎樣”引起的，這時候，主導他行為的是“把事情掩蓋起來不讓父親知道”。

事后藥家鑫說，他當時“怕撞到農村的人，特別難纏，我害怕她沒完沒

了地纏著我的父母和家人”。藏在“害怕她沒完沒了地纏著我的父母和家人”后面的實際意思，是“害怕父母（尤其是父親）會沒完沒了的對我失望、斥責”。

父母假借愛的名義對孩子的種種傷害，藥家鑫的家庭正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正可謂是：愛，愛，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三、“群體心理學”角度分析藥家鑫案

（一）一般群體心理與個體心理的反差——“群體心理學”的說明

心理學家很早就已揭示群體心理與個體心理的反差現象，并且把他作

為一個驚人的特點和學術研究的課題。以下摘一段1895年勒邦的名作《群體心理學》的話，雖然勒邦是在關注一般的社會活動群體，但它有助于解釋

一般群體心理與個體心理的那種反差：“由心理群體所表現的最驚人的特性如下：無論組成心理群體的個人是誰，不管他們的生活模式、職業、性格或智力是相似還是不相似，他們被轉變成一個群體這一事實，使得他們擁有一種集體心理（collective mind）。這種集體心理使得他們以完全不同于他們每一個人在獨處時的方式進行感覺、思維和行動。除個人形成一個群體的情況之外，某些觀念和感情就不會產生，或者不把它們本身轉變成行動。心理群體是由異質因素形成的暫時性存在——它們暫時被結合在一起，正像細胞通過它們的重新組合而構成一種生命體形式一樣，這種新的存在物展示出非常不同于每一細胞單獨時所具有的各種特征。”

這段話其實并不完全對，但它很有道理。我們不要扯得太遠，就這段理論結合本案加以再思考，可以從三個層面去說：

其一，藥家鑫從小到大置身于不同的學校/班集體中，他在這些群體中所表現的性情就算多么溫和，都不足以說明他在獨處時的特點。而且據媒體報道，藥單獨時有大量極端自戀、極端個人主義化的表現，而這些如果僅看其學校群體中的表現，未必看得出來。藥瘋狂刺殺被害人張某時，恰恰是他單獨與人相處時。拿群體生活中的藥，不足以說明他獨處時的個體心理。其二，在藥家鑫成長過程，就是他的個體心理不斷屈服于資產階級化的集體心理的過程，雖然他在個體心理上一直極為不情愿（從心理學角度而不是道德角度，我們完全可以很好地理解這一點），但最終群體心理（即資產階級心理）對他產生了更具決定性的同化作用。

其三，這段理論用形式邏輯的同一律（比如說“甲是甲，乙是乙，甲不同于乙”）區分群體心理與個體心理，這有助于說明兩者的相對區分，但并沒有考慮在心理變化進程中兩種心理辯證轉化的實際可能性。

從生活事實上反映出來的是，縱使藥家鑫那個不情愿的未被同化的個

體心理是真實的，但那已經過去了（或者準確說不再主導自我意識），已經被融于資產階級心理的新的個體心理同化。藥案所暴露出的這個人現在的生活，就帶有本文所詳細分析的非常典型的資產階級特征。從這個角度說，藥家鑫在法庭上用自己過去的被迫練琴來說明自己一直承受巨大壓力，這在心理上是在對承擔責任恐懼的心理背景下，為了極端自保的選擇性記憶。

（二）再剖藥家鑫心理：典型的資產階級特征與對窮人的階級仇恨下面就心理學的角度從另一個方面簡要剖析藥家鑫案中所反映出來的 典型的資產階級特征與對窮人的階級仇恨的情況。

1、藥家鑫的“貴族”特征

雖然我們完全查不出藥的階級出身事實背景，單單是從藥談到家庭生活的法庭供述，以及從央視媒體對藥從大學到小學的走訪、對其街坊鄰居的探訪來看，藥從小到大被父母家教嚴格限制于“有高等教養”（被強迫習練鋼琴高雅藝術）的生活中，并且在直到大學以前都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中，形成了極端自戀的性格。

固然，無產階級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家庭也會出現極端自戀的人格，但是與“高等教養”的價值觀緊密相連的這種極端自戀，再加上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父母主觀上還嚴格限制其生活范圍），這幾個因素共同出現所造就的心理特征，惟獨只能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精英心理，而且是非常典型、非常顯著的資產階級心理。這在普羅大眾看來這很“超常”很“不可思議”，其實對于資產階級精英內部生活來說是天經地義的，在他們那個階級中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他同學中有很多人同情他，甚至公然為他辯護，從相似或相同階級心理的角度來講都非常正常。

2、淺析藥家鑫開庭前的話語

在開庭審判之前，藥家鑫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說法進一步證明了具有相對封 閉的階級性質的心理，而且證明了這種階級性質與我們普羅大眾階級的“常識”迥異，甚至隱藏了內在的對立性質。藥在回答記者提問“撞傷人后不救人、反而起殺念”的回答，我認為是非常能說明問題的：“我害怕撞到農村的，特別難纏。因為就是接觸過，有的時候看到城中村或者一些開的（店鋪）他們做生意 就是感覺跟他們不太好溝通，說話會比較直白一些，感覺不太好跟他們講”。他接著又提到交通肇事撞殘比撞死更麻煩：“還有很多人說??撞死了就還比較好處理，不會說一直糾纏著。如果把人撞殘了可能一輩子都要纏著你那樣”。這些話其實已經迥異于大多數人的生活經驗，大多數人都不可能會覺得社會中下層的人特別不好溝通（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就是中下層），相反，很多社會生活經驗更可能會告訴我們：那些最有錢和有權勢、“有教養”的人往往最難溝通。

藥家鑫為什么覺得社會中下層群眾“不太好溝通”？因為藥覺得他們“說話會比較直白一些”，從一般群眾心理來講這也是相反的，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覺得說話比較直、有話說話的人才比較真誠，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群眾如果他們說話是比較直白的，那才比較好溝通，反而是社會中下層人員里說話拐彎抹角、有意話中帶話的人，那才不好溝通。所以我們完全撇開事實和行為，從心理心態上看，就會看到一個與大多數群眾心理迥異、從小到大生活在相對封閉的“有高等教養”社會環境中的藥家鑫。

而且要注意：藥這番講話不是一般社會點評，而是在公開回答記者問為何撞了人又捅死人時的犯罪動機，我目前所看到的“心理專家分析”沒人“注意”到這點。如果思考分析到這里，內在潛藏的對立情緒，就已經十分明顯了。

3、藥家鑫的自保心理

根據藥家鑫撞殺人后開車逃跑時，又撞飛撞傷兩名路人后所發生的當事人對媒體采訪的回答，藥家鑫當時表現出異常冷靜的不負責任和義無返顧的冷酷態度，而目前還沒有任何跡象證明供述者有意抹黑藥家鑫。而且根據交警大隊說，藥家鑫第二次撞人被扣車時也完全不提之前撞人又殺人的事。

事實上藥家鑫是過了幾天才去自首的。另一方面他在法庭上卻痛哭流涕，無論是否真實，無論你持任何一種道德或理智，藥家鑫的法庭表現明顯地反映了他的極端自保心理（比如他有原話“請求政府寬大處理”），而不是為他人、為受害人著想的懺悔心理。這兩個行為表現看似很矛盾，但且慢質疑，——因為從其個體心理角度上講，其實是完全一致的，是徹頭徹尾的極端自保心理。

四、從犯罪心理學角度分析藥家鑫案

不同學科有不同學科的分析范式，藥家鑫的行為在刑法學上屬于故意殺人行為，其殺人時有著正常的意識與意志控制能力，他明知自己的捅刀行為足以致使受害人張某死亡，而希望這一結果發生，且客觀上也發生了這一結果，因此構成故意殺人罪。規范的刑法分析并不太多關心犯罪時的具體心理過程，只要關注究竟是出于故意抑或過失，或者兩者都不是。在量刑時雖然可酌情考慮殺人的動機問題，但一般也囿于動機的道德評價。而對犯罪行為的心理現象進行分析則屬于心理學的范疇。

（一）有意的行為可控的行為

在心理學中，雖然有意行為與無意行為同屬行為，但卻有其完全不同心理基礎。有意與無意主要從個體可覺察的角度來區分，能感知到、能意識到的就是有意行為有時也稱隨意行為；反之是無意行為或無意識行為，如條件反射等，習慣化的動作也是意識很低的行為。

可控與不可控主要從個體的意志角度進行區分，這與刑法學的故意行為有著密切關系，在古典刑法學中，一個人只能對自己可以控制的意志自由的行為承擔責任。在本案中，藥家鑫是一個正常的人，剛處于駕駛過程中，對于被害人的性別、神態、及好像記住自己車牌等情節均有認知，主動取下自己車上的到，因此，藥家鑫此時是有準確的認知能力與可自主的意志能力的。

(二)有意、可控行為的直接心理原因是動機，藥家鑫為了滅口生發殺人動機

動機是引起與維持個體行為向著某一目標進行的內部動力。它是在個體的需要基礎上產生的。所以，有意、可控的行為背后往往有動機存在。

發生普通交通事故，在法律上充其量是經濟賠償，可故意把人殺死，在命案破案率極高的我國，是難以逃脫法律嚴懲的。當一個人駕車發生交通事故時，姑且不論其道德水準如何，只要這個人是有正常認知的，能做出正常判斷的，為了自己也不會殺死受害人。因此，正常的人會選擇報警；少部分人會選擇逃逸；更少的人會采取車輛碾壓方式殺死受害人，并為自己準備一個借口即受害人是車壓死的；極端的人會采取車輛之外的工具（如刀具、石頭等）殺死受害人。

選擇逃逸或殺害受害人的司機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高估自己行為免被發現的可能，這是一種認知上的偏差，但采取車輛之外方式殺死受害人的司機連給自己準備借口都沒有考慮，一般只有在近乎愚蠢的人身上或者近乎狂妄可隨意挑釁他人生命之人才會出現。藥家鑫應該不至于愚蠢，但確有點心智欠成熟表現。

另外，他似乎也并非狂妄，可他卻偏偏作出這種極端的心理反應？從他的既往行為與罪后情況來看，不能說他是狂妄之人。只能解釋為是處于高度強烈動機之下，且缺乏理性與良知克制的心理反應。眾所周知，處于高度強烈動機的人，知識難以提取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如在考試過程中因過于緊張而想不起先前曾復習的知識。此時藥某的暫時動機是想逃離承擔責任，可又發現受害人張某已經記住自己的車輛牌號了，為了實現逃離的目的，又產生了剝奪他人生命（滅口）的動機。

（三）在急迫背景下，藥家鑫殺人動的形成首先，不良信念的影響。一個正常人在從容狀態下、在心平氣和的情形下，都能夠按照社會期待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行為。此時，既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人品本來就很好，他的行為自然就符合社會期許；也可能是這個人的偽裝的，他故意掩蓋內心的實際想法，而通過意志調控來作出符合社會要求的行為。因此，在急迫情景中的心理表現往往比較真實。藥某駕車將人撞傷，在他的成長經歷中的確是件大事，此時的恐懼與害怕油然而生。他注意到受傷的被害人在地上，還有呻吟聲，此時他的大腦理頓時浮現出“麻煩大了”、“要被她纏住了”等觀念，緊接著激起“如何避免這一麻煩？”、“如何離開現場”等相近觀念，在這些觀念所激發的動機驅使下，因缺乏對生命敬畏這一守護因素，終于像一個“生物人”一樣以類似于動物本能的軀體搏斗方式來解決這一在他看來是麻煩的事件，瘋狂地向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受害婦女連續刺殺8（或6）刀。如果，他大腦出現的最先觀念是，“她真可憐”、“我本該承擔責任”、“盡早送醫院”等觀念，則這一悲劇或許可以避免；或者他拿起刀時，突然感到生命就像一個不可褻瀆的神靈，則此時也可能會放下刀的。在緊急狀態，信念比知識對人行為的影響更大。其次，對自己有利行為線索的優先注意。藥某下車時看到是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受傷婦女，且自己車上有刀，此時路上并無行人，這些在他看來都是有利于“擺脫麻煩”的外部條件。如果受害人身高馬大、如果他并無帶刀、如果馬路上還有行人，則這些因素也可能成為阻礙其犯罪生成的外部條件。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覺得難以理解：“他買的刀是防身的，怎么成為殺人工具呢？”其實，在他的潛意識里，刀用來傷害人或殺人的知識與觀念早已形成，只不過防身是用來傷害在他看來是壞人，而現在則是用于傷害一個受害人而已。

（四）對自己逃避責任的錯誤認知，促使犯罪動機轉化為行為。

犯罪心理學家Carroll曾言，“同時出現四個維度（獲益的可能性、損失的可能性、獲益的數量和懲罰的嚴厲性），人們往往在做出犯罪決策時只注重其中一個維度，這就使犯罪行為人時常因為主觀判斷的偏差而過分相信逃避懲罰的機率，從而增強犯罪動機現實化的可能性。”藥某既已形成殺人動機，在這一動機驅使下，自然會高估可逃避懲罰的幾率。在動機的激活功能下，他的行為自然會更加迅速與有力，故連續刺殺了（8刀），這是強烈動機功能的通常表現，應當認為這與其 “彈鋼琴動作”無明顯關聯，人的習慣性動作很多，如步行、吃飯等，不宜將重復動作與習慣性動作簡單關聯，即使真存在某些關聯也不可能產生因果關系，這些影響力與動機的功能相比仍是無不足道的。另外，此時逃離的急切心態，也促使其希望在短時間內結束一切。

從犯罪預防的角度來看，這種內心深處就存有漠視生命、逃避責任等信念的人比起預謀殺人的人糾正起來更加困難。因為，這些已然成為其人格的一部分了，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但這些也畢竟不是其與生俱來的，環境與教育都有責任，從這一角度來說他也是受害者，況且他也可能為之付出最為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