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村霸”之死與村治之困[模版]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村霸”之死與村治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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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滄州市侯落鴨村村主任侯志強在村里的暴力生活,堪稱中國基層法治疲軟的典型案例。據媒體報道,他除了毆打、敲詐村民,還用暴力威懾村委會主任選舉,并自填選票,最終以接近全票獲選。2012年,村民鄭潮軍因用鐵鎬打死村主任侯志強,以故意殺人罪被判刑8年。如今,96名村民聯名上書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釋放鄭潮軍。他們的理由是,當時是侯志強主動到鄭家尋釁滋事,鄭家是正當防衛。村民們(包括侯志強曾經的同伴)都說:“侯志強是個惡人,我們都怕他。”從記者調查的情況來看,對于動輒暴力傷民的村主任侯志強,當地村民的民怨不可謂不大。于此可以說,村民的聯名上書,既是求情,更是對“惡霸村長”壓抑已久的憤怒的釋放。但是,這種民怨和傷害,在悲劇發生之前不但沒有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甚至每次暴力事件后報警,警方也姍姍來遲。

在這樣一種治理狀態下,“村霸”的生成或許就是一種必然。說到底,孕育了“村霸”的土壤,乃是現代鄉村之困的一個縮影:鄉村青壯年與精英外出,鄉村的資源輸出減少導致治理的力度下降,甚至“農業稅的取消,干部也很少來”。作惡一方的“村霸”死在了意外的鐵鍬之下,但正如新聞中所示,侯落鴨村的明天會如何,卻無人知曉。村主任傷人,并沒有有效的基層仲裁組織予以干預調解,每個人唯避之不及,敢怒不敢言；而且村民選舉被暴力威脅所左右,這說明基層應該建立的自治并不存在；當村民向上級部門反映村主任的惡事,要么被拒絕,要么警方行動遲緩,說明應有的治理觸角并沒有延伸到鄉村來,這里成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帶或說叢林地帶。因此,一個“村霸”被終結,并不代表生成“村霸”的土壤被鏟除,更不意味著應有的基層秩序的回歸。

于今,“村霸”魚肉一方的現象并不少見。且不說那些被曝光的驚人的村干部腐敗案例,在這起新聞背后的跟帖中,表示“見怪不怪”并反問“這樣的事情還少嗎”的網友也不在少數。如此有違常理的荒誕現象居然普遍存在,無疑是一種深層的警示。在以往談論鄉村的空心化時,我們大多還是指村中年輕人的外流,但是“村霸”的迭出,卻以更殘酷的事實說明,人口空心化隨之而來的鄉村秩序坍塌正在加深,原有的鄉村秩序正被某種灰色化的強權甚至是蠻力取代。

如果說基層自治難以建立和鄉村青壯年與精英的流失有關,那么,基層政府對于鄉村的“不聞不問”或治理遲鈍,則直接對應的是一種鄉村治理成本正在逐漸增加的現實困境。這樣一種困境之下,村霸橫行,一部分村干部黑化、腐化,鄉村治安惡化,就很難稱之為意外。比如,據記者調查,涉事的鄉鎮警力就明顯不足,這些細節都反映出基層政府,在鄉村治理上的制度性有心無力或懈怠。

隨著鄉村人口的外遷,以及相關輸出型政策或資源的減少,如農業稅等的廢除,代表著原有的鄉村治理模式已經過時或者說失去了根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新型的治理模式,比如建立有效的輸入型制度,比如公共服務政策和對

鄉村自治的扶持,卻又未能建立。處在如此斷裂帶中的鄉村,必然陷入秩序的混亂之中。這其中的關鍵,仍在于鄉村資源的匱乏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解決之道,唯有從根本扭轉失衡的城鄉資源配置格局,從公共服務與公共政策上向農村提供更大的傾斜,為村莊新秩序的建立供給涵養的資源。一個常識是,讓村莊留得住人,方能實現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減少治理成本,進而從真正意義上實現鄉村秩序的內在更替與再造。如此,“村霸”就很難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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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以改革破解“管放”之困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以改革破解“管放”之困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雄鷹搏擊藍天、凌風翱翔；即使折斷翅膀，也在所不惜，堅守自己最初的方向。

在這片號稱世界屋脊的土地上，同樣有一群來自內地的人，20年間前赴后繼，不顧高寒、缺氧、低壓、強輻射對生命的威脅，同當地干部群眾一道，為西藏的繁榮發展和長治久安而不懈奮斗。

他們，是世界屋脊上的雄鷹。

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感天動地的壯舉、民族大家庭中和諧共進的樂章。近6000名援藏干部前赴后繼，用自己的忠誠、奉獻和擔當，播撒黨中央、國務院對西藏的關懷

2014年7月，49歲的蔡家華在西藏工作已進入第二個任期、第四個年頭了。來之前，他是廣東東莞一名優秀鎮長；在西藏，他先后擔任林芝地區林芝縣委書記、林芝地委副書記等職務。

訪民生、作規劃、抓建設、保穩定——在沿海發達地區豐富的從政經驗，使得他即使在閉塞落后的西藏也能如魚得水，干得風生水起。

服從中央安排，為了國家利益——像蔡家華一樣，過去20年間，4496名干部和1466名專業技術人員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毅然離開父母家人，從祖國的四面八方來到西藏。

在這里，他們忍受著高寒缺氧對生命的侵蝕，忍受著孤獨和對家人無盡的思念，把群眾冷暖放在心上，默默地奉獻著青春甚至生命。孔繁森、張宇、陳剛毅、周廣智等是他們的杰出代表。

他們中的12名勇士，永遠長眠在雪域高原。

干部人才是時代的精英，是國家的財富。

這是共和國歷史上一段感天動地的壯舉。

這是民族大家庭中一曲和諧共進的樂章。

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開展對口援藏，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西藏工作、著眼于推進西藏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17個省市、17家中央骨干企業、66個中央國家機關對口支援西藏全部74個縣以及直屬部門——20年間，援藏工作方針政策和體制機制日臻完善。

公路、鐵路、橋梁，農居、醫院、學校??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一筆筆資金投入到西藏，一個個項目建設在西藏，一批批人才奉獻在西藏，雪域高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

如果將對口援藏20年放在歷史的坐標中看，不難發現，這20年恰恰是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最快、城鄉面貌變化最大、與內地交往合作最為活躍的時期。這是不斷實現“零突破”的20年。7615個援藏項目、260億元援藏資金，讓天塹變通途的奇跡不斷上演。西藏藏藥廠、5100礦泉水等一批特色企業快速成長，為西藏發展夯實了根基。

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20年。鄉鄉通寬帶、村村通電話基本實現，讓雪域高原與世界只有一個鼠標點擊的距離；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從幼兒園到高中實現15年免費教育??

這是民族團結最牢固的20年。高山牧場、田間地頭，援藏干部和當地干部一起駐村進寺，訪貧問苦、認親交友，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在鄉村、寺廟，到處可見五星紅旗高高飄揚，群眾的安全感、幸福指數不斷提升??

20年歷史充分證明，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對口支援西藏的重大決策，是我們黨西藏工作方略的豐富和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改變西藏貧窮落后面貌的戰略舉措，是各民族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生動實踐。

這是兄弟般的情意、家庭般的關愛，全國各界人士和援藏干部一起對西藏伸出援手，溫暖雪域高原，托起了西藏人民和諧穩定、繁榮發展的夢想

海拔4200多米的日喀則地區白朗縣，過去只能種蘿卜、土豆，而現在，鮮艷的西紅柿掛滿枝頭，水靈靈的草莓散發出誘人的甜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52歲的農技員張際明就是創造奇跡的人。2000年，應山東援藏隊領隊之邀，他作為蔬菜專家和老伴一起從老家濟南來到這里，引種和推廣溫室大棚蔬菜。這一來，就是14年。他不是援藏干部，但他卻是待得最久的“準援藏干部”。14年中，白朗縣的溫室大棚從零發展到5367個，黃瓜、青椒、南瓜、萵苣、西瓜、櫻桃??116個果蔬品種相繼引種成功。

全國蔬菜看壽光，西藏蔬菜看白朗。今天，白朗農牧民年人均收入每100元中有20元來自果蔬。

關愛，奉獻——憨厚的老張胸中有著對藏族同胞兄弟般的情懷。

兄弟般的情懷，是援藏人員心中熱熱的一盞明燈。

兄弟般的情懷，是援藏人員舍小我成大愛的不竭源泉。

兄弟般的情懷，是援藏人員感召全社會都來援藏的精神火炬。

2010年7月，國務院法制辦副巡視員劉波來到拉薩擔任自治區法制辦副主任，今年已進入第五個年頭。

援藏4年來，她的父母、丈夫、兒子只在2011年夏集體來探親一次。2013年底，在留任第七批后不久，她得知父親被診斷為癌癥晚期的噩耗，這無異于晴空霹靂。白天，她微笑著出現在辦公室；夜里，她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痛哭失聲。幾年心血，換來初步成果。她牽頭起草的自治區濕地保護條例，為西藏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為基層民主建設提供了依據；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辦法，有助于保護藏民族歷史文化瑰寶??

每一個援藏干部的背后，總有一個無私奉獻的家庭。

每一個援藏干部的身后，都有一個強力支撐的團隊。

中國電信集團40萬員工連續12年捐款，每年為對口支援的昌都地區邊壩縣提供200噸大米，使當地多發的大骨節病患者減少56％。

上海市專門成立了“援藏親友團”——對口支援與合作交流工作領導小組，由市主要領導牽頭、56個成員單位組成，定期協調解決援藏工作問題。

經江蘇援藏人員牽線搭橋，南京市民捐款105萬元援建了墨竹工卡縣扎西崗鄉希望小學。江蘇企業家、普通市民群眾經常捐款捐物，資助貧困家庭孩子完成學業。

這是共同的家園、共同的夢想，援藏干部和當地干部群眾攜手共進，一個充滿希望的社會主義新西藏將更加壯美富饒

援藏干部經常說，我們還可以定期輪換，而當地干部是無法輪換的，他們的付出遠比我們大，是更值得尊敬的人。

吃糌粑，喝酥油茶，裹著大衣躺在一張床上商量事情——在中國石油援藏干部、那曲地區雙湖縣委副書記陳軒的印象中，他和縣長羅布松拉既是工作搭檔，更是好兄弟。

海拔5200米的雙湖，是中國海拔最高的建制縣，長冬無夏，少電缺水，空氣含氧量只有內地平原的1/3，自然災害頻發。西藏人戲稱，在這里工作，“躺著都是奉獻”。

2012年5月，陳軒和羅布松拉來到措折羅瑪鎮一村調研。轉了一圈，他們發現，全村78戶牧民分散在十幾公里的范圍內，不僅架設自來水管網、電網成本極高，就連學校、醫院的建設選址都很難。

2013年4月，雙湖縣正式成立。陳軒和羅布松拉是見證者，也是雙湖發展藍圖的規劃者、建設者。

新的歷史時期，黨中央明確要求，努力實現西藏持續穩定、長期穩定、全面穩定，到2020年西藏要同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黨中央的指示，為對口援藏下一步工作明確了方向。

昔日沙礫遍地、風吹沙走，今日綠樹成行、一片生機——海拔4000米的日喀則地區南木林縣境內，雅魯藏布江北岸一片灘涂的變化，令人贊嘆不已。在這片被稱為“生態示范區”的地方，山東援藏干部和當地干部群眾共同種下的紅柳、榆樹等苗木長勢良好，孕育著希望。

青藏高原是亞洲許多大江大河的發源地，被譽為“亞洲水塔”和“氣候調節器”。世界屋脊的生態環境只能保護得更好，這是援藏干部和當地干部群眾的共同心愿。

援藏，是為了變“輸血”為“造血”，加速提升西藏自我發展能力已成當務之急。

在工布江達縣，福建援藏干部正在開展一項系統的“造血工程”——

他們瞄準了最貧困的農戶，一對一地掛鉤幫扶，讓他們盡快掌握技能，脫貧致富；

他們瞄準了村鎮干部，組織從未離開大山的人們登上飛機，到內地城市感受現代文明的脈搏；

他們瞄準了特色農牧業和旅游業，藏香豬養殖加工逐步發展，具有獨特藏文化傳統的旅游業開始起步??

當前與長遠相結合、項目建設與改善民生相結合、單向援助與互利合作相結合，今天對口援藏的領域在拓寬，內涵在豐富，質量在提升。

在這片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夢想的種子已經生根、發芽。一個美麗、和諧、充滿希望的社會主義新西藏將更加壯美與富饒！

第三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搶救”本色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搶救”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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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說起“搶救”歷史文化，人們往往會想到那些重大歷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和史料，以及瀕臨滅絕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和遺產。山東莒縣近年來對新中國成立前農村老黨員事跡進行搶救性、保護性挖掘整理工作。這樣一項針對普通老黨員資料的“搶救”，意義何在？

莒縣地處革命老區，農村里僅新中國成立前老黨員最多時就達13341人。目前健在的有1058名，平均年齡86歲。戰爭年代他們浴血奮戰、支持革命；新中國成立后長期住在農村，不抱怨生活艱苦，不計較個人得失，始終過著寧靜樸實的生活。莒縣對這些老黨員面對面采訪、實地拍攝、收集實物，累計征集20萬張圖片、3萬分鐘的視頻資料和大量珍貴實物，整理典型事跡近60萬字。不妨勾勒一下這組群像：沒有文化甚至不識字，對黨的理解非常樸素，卻一心向黨，真心信黨，盧翠秀今年85歲了還在擔任村支書；公心為民，村支書徐文高先后把當兵、招工、推薦上大學等機會全部讓給別人，盡管自己的5個子女也符合條件；用心實干，“威望都是干出來的”，是那個年代黨員們的寫照，也是群眾的高度評價；清心律己，嚴格自律，有的參加過多場戰役戰斗，從不向政府伸手，從不給上級添麻煩。

可能有人會說他們近乎“癡愚”，甚至“傻”。但正是這樣一群老黨員，用默默無聞的奉獻和堅守，鑄就了共產黨員的本色。這種“本色”，聚焦著理想信仰，體現著宗旨情懷，表達了本質堅守，順應了時代要求，作用于黨的事業的壯大發展，至今仍然閃爍著光輝，散發著清香，在最平凡中彰顯著強大力量。莒縣如今建起“老黨員紅色群落”展覽館，這片“紅色的晚霞”正在無數黨員干部心中定格。

這種本色追求，能促人回歸本源。這些老黨員能軍能民，能官能農，既有黨員素質也有平民氣質，既厚重又純真，沒有銅氣、只有土氣，沒有俗氣、只有正氣。這些寶貴品質滲入骨髓，與生命同在，不因環境變化而改變，不因生活貧困而移位，不因待遇降低而遺棄，不因年齡增長而淡化。以此為參照，黨員干部不難回歸原點，校正人生航向和目標。

城中易浮躁，鄉土易生純真品質和樸素情懷。莊子說：“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自然之美，在乎本色；人生之美，當如此乎？當下社會，人確實很難保持本色，不被繁冗、復雜、欲望和過度裝飾所左右。在這群老黨員身上，集中展示著某種人生況味和真諦：生活苦一點，容易反思幸福來之不易，積蓄力量；環境靜一點，容易清除浮躁、清醒堅守。

不得不承認，這些年國家強盛了，生活改善了，一些黨員精神卻失落了、傾斜了、懈怠了。有的一度喪失信仰，迷失方向，脫離群眾，甚至變色變質。當前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反“四風”，接地氣，服務群眾，呼喚清風正氣，回歸樸素簡單，在某種程度上，不正是對黨員本色的“搶救”嗎？只是，這樣的“搶救”，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更有賴每個黨員干部堅持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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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禪修城市”治不了城市病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禪修城市”治不了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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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來，中國有些專家學者提出“禪修城市”的概念，湖北、江西等地一些地方政府已將其納入本地城市發展規劃中，準備建設“高大上”的禪修中心，甚至提出要打造中國乃至世界“禪修之都”。筆者認為，“禪修城市”的概念雖頗具創意，但并非城市建設和發展要務，需慎之又慎。

眾所周知，一部人類現代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化的歷史。它在給人們生活帶來諸多方便的同時，也對人們的生存發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戰，如人口膨脹、貧富分化、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以及快節奏、高壓力的生活方式和人情淡薄、人際疏離的心靈境遇，等等——俗稱“城市病”或“文明病”。

中國城市化起步晚，但體量龐大、速度驚人，目前人口城市化率已超過50%。“城市病”現象非常突出，“房奴”、“孩奴”、“卡奴”等現象，令那些躋身白領的年輕人也面臨著巨大的生存挑戰和心理壓力。

在上述情況下，近些年來以調整生活節奏、培育寧靜心靈為主的禪修活動，如儒學讀經、道教養生、佛教打坐以及印度瑜伽之類的培訓班、夏令營等，受到越來越多市民尤其是白領年輕人的青睞。就此而言，“禪修城市”的概念并非空穴來風，而是一種試圖滿足市民禪修生活潮流的運思與洞見，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到底何為“禪修城市”，有無必要建設“禪修城市”，卻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從本質上看，禪修是個人提升心靈境界的工夫過程。與其說它與外部環境有關，毋寧說它的目的恰恰是要排除外部環境的誘惑與干擾，所以禪宗常說“挑水砍柴，無非妙道；行住坐臥，皆是道場”，意思就是一個人凝神靜氣、心到意到，則生活之中無時無處不是修禪。就此而言，無論是修建“高大上”的禪修中心，還是打造“禪修城市”，都與真正的禪修沒有太大的關系。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個城市不能擺脫經濟發展決定一切的唯GDP論，而社會又不能擯棄金錢至上的“拜物教”風氣及其價值觀，那么，通過大搞基礎建設來打造“禪修城市”，甚至將其作為提升官員政績和城市形象的手段，則不僅背離了禪修的真精神，而且會進一步加劇人們的精神壓力，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從西方發展經驗來看，不少國家都曾經受“城市病”困擾，為此還曾提出過建造“田園城市”的概念，類似印度瑜伽之類的禪修活動也曾風靡一時。然而，西方對“城市病”的治理，并不是著力甚至憑空打造“田園城市”或“禪修城市”，而是主要通過提高社會福利、縮小貧富分化、治理環境污染、增加就業機會和法定休息時間，以及平衡城鄉發展、建設衛星城市、控制特大城市等途徑。

總之，與其說“禪修城市”是一個急需付諸實施的可行性概念，毋寧說是一種值得倡導的生活方式。它并不需要城市建設得多么“高大上”，而是需要城市如何變得更加宜居、更能提高人們的精神品質和幸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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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法治為自治撐腰 村霸才無力足之地

2014年池州政法干警招聘考試：法治為自治撐腰 村霸才無力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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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6月，河北侯落鴨村村民鄭潮軍因用鐵鎬打死村主任侯志強被判刑8年。96名村民聯名上書河北省高院，要求釋放鄭潮軍。村民稱，侯志強是個惡人，除了毆打敲詐村民，還用暴力威懾村長選舉。今年6月，河北高院駁回了“鄭潮軍實屬正當防衛”的申訴。

從新聞報道來看，侯志強就像“南霸天”。他“毆打、敲詐村民”，幾乎是在監獄、出獄、犯罪再進監獄中度過；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居然當上了村主任，過程是“暴力威懾村民選舉，并自填選票，最終以接近全票獲選”。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當地政府的姑息，才成就了侯志強，比如“他打人似乎永遠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村民只得猜測他與警方有著特殊的關系；對違法當選，地方鎮政府的回應則是“這說明得人心”。

盡管96名村民聯名求情，稱其是“為民除害”，但鄭潮軍打死侯志強一案必須依法處理。然而，事件發生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因素，不能不讓我們反思：一種秩序的失效，必然會有一種新的秩序來取代。惹不起，“最好的辦法就是躲著他走”。侯志強之所以被打死，是在“他第十次敲詐”后，村民鄭潮軍“忍無可忍”。多行不義必自斃，如果法治沒有將其繩之以法，“南霸天”就只是一個被誰打、什么時候被打的問題了。

其實，事件來龍去脈的邏輯已基本清楚。基層法治疲軟，給了侯志強“南霸天”式政治的機會，地方政府的“姑息養奸”失去了村民的信任，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靠暴力解決問題。至于侯志強與當地警方、政府是否有著“特殊的關系”，雖然需要經過詳細調查才能下結論，但須有“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基本假設。當然，當地警方的不作為、當地政府“這說明得人心”的背書，毫無疑問是需要為此承擔責任的。

村民打死惡霸村官，類似事件很少見，但黑惡勢力滲透農村基層、憑借村干部身份謀利的現象，卻不少見。2010年，全國打黑辦就曾把突出打擊、操縱農村選舉，把持基層政權、欺壓百姓的黑惡勢力列為重點之一。中國農村從宗族家族治理向村民自治轉型，中間沒有經過“訓政”的階段，沒有法治精神的洗禮，就更為“南霸天”式政治提供了空間。

當下，農村治理的兩個突出特征，一是基于民主基礎上的村民自治，二是民主選舉天然會傾向“能人”政治。由于法治習慣的缺位，黑惡勢力很容易就會披上“能人”的外衣，然后通過威脅、恐嚇、監視、賄選等手段上位。這中間伴隨的，則是鄉鎮政府的簡單化管理，甚至是結成腐敗聯盟，“只要你給我管得住，掙得著錢”，一些鎮政府官員的屁股很多時候也就坐在了村霸一方。所以，哪個基層是“南霸天”式政治，它的上一級政府可能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農村的穩定和治安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和諧，如何避免出現侯志強似的村霸，毫無疑問該采取綜合治理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必須雄起，因為法治不力的自治容易走向“瞎胡鬧”。上梁不正下梁歪，必須真正將上一級政府關進法治的鐵籠，這樣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糾正、自下而上的效仿，從而在法治的軌道上實現真正的良性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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