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八榮八恥”重塑中華民族的基本品質

總書記提出“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的八榮八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優秀民族所必備的基本品質.中華民族曾經是一個優秀的民族，但從近代開始已經變得不那么優秀了，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大批軍隊成建制投敵，是中化民族的一大恥辱，也是世界各國民族解放戰爭和反侵略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聞，愛國主義品質遭到了嚴重踐踏。近年來，由于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而思想道德品質和社會公德教育又嚴重滯后，法律制度也不完善，導致民族整本文來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費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體品質倒退：損害國家集體利益、崇尚迷信、見利忘義、坑蒙拐騙、違法亂紀、驕奢淫逸的人和事可以說遍地都是。這些行為不僅僅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還廣泛存在于被譽為社會精英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之中，存在于作為國家經濟基礎的相當一部分工商企業之中。一些高官腐化墮落，相當一部分工商企業甚至一些著名的大型工商企業，為追求利潤染指生產經營假冒偽劣商品。近年來的一大社會問題——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其根源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政府急功近利，不講誠信，不及時支付工程款等等。

至于普通百姓不講誠信、崇尚迷信、損人利已的事更是屢見不鮮，這些問題的存在，對國家的強大、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百姓的安居樂業的損害已越來越大，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時候了。

總書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提出了“八榮八恥”，以“八榮八恥”來重塑中華民族的基本品質，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以說是非常及時和正確的。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八榮八恥”旗幟鮮明地把道德領域的是非黑白劃分開來，成為社會公眾堅持什么、反對什么的標桿，成為社會風尚倡導什么、抵制什么的卡尺。牢記“八榮八恥”，我們的道德準則自然清晰明了。

恥感不在，何以為榮？一個民族的偉大繁榮，不僅僅需要經濟的富足，更需要“彰善癉惡”的民族精神。良好的道德傳承是中華文化之寶，是中華社稷之基，是民族精神之魂。只要我們真正樹立起社會主義榮辱觀，努力做到德治與法治兼備，中國社會就一定能夠變得更加和諧，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在世界民族之林散發出更為獨特的迷人魅力。

第二篇：以“八榮八恥”重塑中華民族的基本品質--學習八榮八恥心得

以“八榮八恥”重塑中華民族的基本品質總書記提出“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的八榮八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優秀民族所必備的基本品質.中華民族曾經是一個優秀的民族，但從近代開始已經變得不那么優秀了，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大批軍隊成建制投敵，是中化民族的一大恥辱，也是世界各國民族解放戰爭和反侵略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聞，愛國主義品質遭到了嚴重踐踏。近年來，由于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而思想道德品質和社會公德教育又嚴重滯后，法律制度也不完善，導致民族整體品質倒退：損害國家集體利益、崇尚迷信、見利忘義、坑蒙拐騙、違法亂紀、驕奢淫逸的人和事可以說遍地都是。這些行為不僅僅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還廣泛存在于被譽為社會精英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之中，存在于作為國家經濟基礎的相當一部分工商企業之中。一些高官腐化墮落，相當一部分工商企業甚至一些著名的大型工商企業，為追求利潤染指生產經營假冒偽劣商品。近年來的一大社會問題——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其根源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政府急功近利，不講誠信，不及時支付工程款等等。

至于普通百姓不講誠信、崇尚迷信、損人利已的事更是屢見不鮮，這些問題的存在，對國家的強大、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百姓的安居樂業的損害已越來越大，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時候了。

總書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提出了“八榮八恥”，以“八榮八恥”來重塑中華民族的基本品質，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以說是非常及時和正確的。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八榮八恥”旗幟鮮明地把道德領域的是非黑白劃分開來，成為社會公眾堅持什么、反對什么的標桿，成為社會風尚倡導什么、抵制什么的卡尺。牢記“八榮八恥”，我們的道德準則自然清晰明了。

恥感不在，何以為榮？一個民族的偉大繁榮，不僅僅需要經濟的富足，更需要“彰善癉惡”的民族精神。良好的道德傳承是中華文化之寶，是中華社稷之基，是民族精神之魂。只要我們真正樹立起社會主義榮辱觀，努力做到德治與法治兼備，中國社會就一定能夠變得更加和諧，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在世界民族之林散發出更為獨特的迷人魅力。

第三篇：品質基本規則

品 質 基 本 規 則

前言

生產活動中會發生各種變化和異常。本基本規則是在點滴積累過去發生的不良原因、已明確的不合格因素等經驗中得出的，是為了防止同樣錯誤的再度發生。因此，這個規則是在過去的失敗和渡過那失敗時所得到的經驗中歸納出來的，所以要切實掌握并靈活運用。

徹底遵守基本規則

1、作為確保產品品質的基本規則，4個基本條件非常重要。每項的遵守程度關系到基本品質的確保，并進一步影響全數的保證。

2、基本規則的徹底遵守需要上至管理者、監督者、下至作業員在明確職責和責任的同時，在難度大的作業（有張有弛）、用目視判別斷正常與異常等方面下工夫，全員在各個領域、立場發揮才能，對于進行改善是非常重要的。

3、以前因在變化點擔當作業的監督者和購入管理者的不熟悉及違反規則而導致辭發生的不良情況居多，因此為了從管理者到監督者徹底遵守并執行各項規則，當場反復驗證是非常重要的。

4、制定正確、易于執行的標準基本規則，若一旦制定，就必須遵守。

基本的4個條件

一、作業程序（Q重點）規則

（監督者用）

1、1A一次性合格確認前必須制成含數量增減在內的《作業標準書》。

2、指示作業員如何抓住品質重點、程式序或時機并在生產中的作業方法和全數檢查的記錄中體現。

3、在變更設計、工程、不良發生等（變化點）的更改須及時進行。

4、要充分理解產品的重要性和機能。

5、須親自試作感覺后教導其他人，讓分階段也試作5次以上，確認他人對作業的理解度和熟練度。

6、《作業標準書》要擺放在臨近生產線的醒目位置上，以便于隨時查看，并要隨時確認有無遵守作業規則。（作業者用）

1、無《作業標準書》時不可生產。

2、理解《作業標準書》并熟練掌握，無論何進何地都要嚴格遵守程序。

3、難以遵守《作業標準書》內容時，即時向監督人申請變更。

4、作業前需確認相應的《作業標準書》的內容。

二、紅箱規則

（一般用）

1、掉落在地面的部品、產品要作為不良品放進“紅箱”。

（監督者用）

1、“紅箱”必須放在操作員伸手可及的地方，以便發生不良時能立即投入。

2、“紅箱”要記錄負責人的姓名。

3、“紅箱”的記錄要由當值的負責人管理。（必須分工確認、報廢、修理或退還給前工程的負責人）

（作業者用）

1、發現不良品時要標時不良處，以避免刮傷、混料等二次不良的發生，并作為異常處理，放進“紅箱”內。

2、覺得與平時異常的產品，要作為不良品放進“紅箱”內，并報告給負責人。

三、始*過程*完成時確認的規則

適用于所有的產品，并作為抽樣檢查記錄保管。（監督者用）

1、必須在1A一次性合格確認前制作完成檢查履歷表。

2、同于設計變更及不良發生等必須變更管理內容時，要改訂檢查履歷表。

3、新設計及變更的檢查履歷表要先向報名者說明內容后再提交。

4、要實際按照履歷表的一部分進行檢查，以確認是否都在嚴格遵守。

（指定人員*作業者用）

1、無檢查履歷表時不可生產。

2、初始*過程*完成的確認要實施（地毯式檢查），即除檢查履歷、Q重點項止外全部確認。

3、開始作業后30分鐘以內要進行初始確認（但若有指時間則必須按規定執行）。

4、發現規格出錯時，必須立即停止生產，并報告負責人。

5、（初始*過程*完成確認）〈含地毯式檢查〉中即使用僅發現一部分的不良，也要在全部項目、內容、檢查履歷表中如實記錄并放進紅箱內。

四、標示

（監督者用）

1、需經常巡回現場檢查，確認是否有“無標示的不明物”。

（一般用）

1、要遵守各種規定的“明示、公布”。

（作業者用）

1、不管何時何地都禁止有不明的部品、成品。

不良處理規定

五、不良品處理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發生不良品時（不忍受流出到客戶處時）

1、有關不良處置的方法、范圍、應聽從品質保證部擔當者的指示。

2、公司內的不良品處理完畢后，必須將 《選別結果報告書》提交給品質保證擔當者以及生產課課長。

3、接到收貨方（包括公司內部）的選別或修理指示時，按其所指示的主法，將檢查完畢的物品作好標識，并且必須確認運送工具。

（公司內發現的場合）

1、當發生不良品時（前一工位、自己工位），先掛上“出貨禁止明示板”，并

六、使用代替設備時的作業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突然使用代替設備的場合（監督者用）

1、當要使用代替設備時，必須要得到品質保證擔當管理者的許可。

2、檢查5個半成品和確認作業員的作業動作。之后，要適時的確認作業員是否按要求進行作業動作并繼續檢查5個半成品的品質。

3、必須由“指定條件設定者”對設備的運行條件進行設定。

4、當使用代替設備時，在兩批以上產品的穩定性得到確定之前，全部者要掛在“了貨禁止明示板”，并且進行全數檢查。

（作業者用）

1、必須聽從監督者的指示。

七、支援者、新人作業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支援者、（雖是同一工程，介是進行與平常不同的作業時）、新進員工、中途插入員工、打零工、實習生、委派員工在進行新操作時。

（監督者用）

1、拿產品做樣板向作業者講解，讓他們充理解“標準作業書”的很重要性，并要求他們必須遵守。

2、按照“標準作業書”的指示示范給他們看，然后讓他們自己慟 手做，手把手的按作業順序教給他們。確定他們對作業的理解度和熟練度，也要讓他們做5個以作為最終的確認。

3、定時地確認一下作業員是否按作業要求進行作業。

4、無論如何也不能破壞作業和程序，要知道他們理解作業為止。

5、支援者和新人，需用黃色區分標示（需一個月）。

6、必須要把檢查熟練的人員入置到最終工程。

7、如果只有一人作業以及最終工程不是檢查熟練者，務必要把“出貨禁示明示板”掛上，并且必須進行全數檢查。

8、當發現與平時不一樣時，不管是何時何種狀況，都必須現場確認5個產品的作業動作和品質。

（作業者用）

1、必須聽從監督者的指示。

2、充分理解、掌握“標準作業書”的狀況下也不能打亂作業順序。

3、接受說明、指導直到自己理解掌握為止才可進行作業。

4、當感覺到“奇怪”、“與往常不一樣”的時候，必須停止作業并向監督者報告。

八、初次生產時的作業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初出貨生產時。（職員用）

1、確定合格，轉量產前，務必要達到“安全、產品精確、性能合格、工程內不良為‘0’、頻發不良為‘0’、標準產量”。

2、品質保證課人員在所定的期間（5批為止發現的不良為0），必須要作為“特別檢查”進行全數檢查。

（監督者用）

1、作好“初期流動期間”告示的標識。

2、新機種切替時，應將全部舊產品收集到指定場所，并且必須作好“禁止出貨”的標識，以防新舊混淆。

3、新設計、設計變更交替時，必須作好“設計變更明示票”或者“初品明示票”標識。

4、對于初次生產的產品，在初期流動檢查解除前，必須進行全數檢查。

（作業者用）

1、必須聽從監督者的指示。

2、新產品，新工程中會有難度大的作為不定期時要向監督者反映。

（出貨者用）

1、每箱都要貼有“初品明示”標識。

2、初期流動檢查解除前，沒有“檢查完畢明示”標示的貨物，不可出貨。

九、試產時的作業規則

（監督者、職員用）

1、試產產品務必要掛上“出貨禁止明示板”，并且與出貨產品分開擺放。

2、試產產品的品質合格與否的判定必須由技術員或者品質保證擔當者負責。

（作業者用）

1、必須聽從監督者的指示。

防止規定

十、防止混料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入庫、出貨作業。（監督者、職員用）

1、擺放場所變更時，必須毫無遺漏地通知相關人員（包括部品受入人員），并在出貨產品放置場所標明變更內容。

2、標號更改時，必須毫無遺漏地通知相關人員（包括部品受入人員）。

3、新設的納入看板、追加的看板，在使用前要將標號記錄下來。

（生產課用）

1、沒有“產品明示”（看板）、“指示傳票”和“產品放置場所”標識不可生產。

2、每箱的產品必須要與“產品的明示”相對照。（成品和半成品標示畫或樣板）或“產品明示”中的標號以及“半成品表示”的標號要一個文字一個文字的對照，并進行確認。

3、務必要把半成品放置在指定場所，或者掛上“出貨禁止明示板”。

（入庫者用）

1、在入庫的時候，務必確認“產品明示”和“放置場所明示”。

2、“產品明示”的放置要面向中出貨人，或者出貨人從右側看可看到標號為原則。

3、當發生尾數時，要做好“尾數明示板”以及標示好部品編號以及標號。

（貨物準備人用）

1、在做出貨準備時，務必對每箱一個一個安地對照“產品標示”和“納入牌”的標號，并確認各種樣板與產品是否一致。

2、不管任何情況都不在出貨品放置區以外的地方將產品出貨。如果在出貨品放置區里沒有產品的話，可向監督者提出，將未納看板放進未納盒。

3、當補給品、CKD納入等發生尾數時，務必要作好“尾數明示板”以及標明好部品編號以及標號。

4、沒有貼產品標示及納入牌上沒標明部品編號的產品，不可作為出貨的對象。

十一、防止溶接、溶著、粘著斷裂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溶接·定點溶接·CO2溶接·超音波溶著·震動溶著·熱板溶著等作業）（監督者用）

1、破壞性實驗必須由指定人員進行。

2、破壞性實驗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進行。

3、破壞性實驗的合格與否必須通過現物確認，并且做好記錄。

4、粘著·溶接·溶著條件變更時，務必要得到條件管理責任者的許可。

5、粘著·溶接·溶著條件變更時，必須要對產品的品質評價進行確認。

（作業者用）

1、作業準備時，務必確認粘著·溶接·溶著條件。

2、不可隨便更改粘著·溶接·溶著條件。

3、利用冷卻水時，必須要確認水流。

4、要根據“檢查履歷表”上規定的頻度提交初次完成品、中間階段完成品率以及最后完成品。

5、感到異常（與以往不一樣）的時候，要停止作業，向監督者年出報告。

十二、防止欠品、未加工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防止跳工程作業（一般適用）

1、作業途中，不可對作業者說話。

2、不管何種場合者不可在出貨品放置區以外的地方出貨（特別在緊急交貨時容易違反規定）。

（作業者用）

1、不管是何種場合，者必須按照《標準作業書》進行作業，絕對不可破壞作業順序。

2、裝置時，用其他方法測試欠品防止裝置是否在運作。

3、不可一邊說話一邊作業。

4、即使被問話，也要把手頭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才可回話。

5、不可把制品放到指定場所之外。

6、把不良品、落地部品和落地成品的不良地方標識出來，并且區分開放進“紅箱”。

7、不可將完成品、材料、中間工程品等入進同一箱內。

8、組裝工程內的標準手持生產品、工程間必有的庫量，不論何種原由不可超過指定個數。

9、修理品進，務必要從（監督者用）

1、連休或者雨季等，需要長期保管的產品，要下達防銹措施指示。

2、需要馬上對被雨打濕的制品進行防銹處理時，必須按指示使用指定油。

3、不可對ESC對應部品涂油。

（作業者用）

1、對一些要求采取防銹措施的帶螺母制品，務必要使用指定油。

2、不可使用被雨淋濕的周轉箱。

3、處理鋼板制品的時候，務必戴上手套。

十五、防止劃傷傷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制造工程以及運輸途中被劃傷。（監督者、職員用）

1、從新設置時，需對運輸途中的生產設備、治具、工具及周轉箱采取劃傷防止措施。

2、周轉箱管理責任部門必須定好計劃，進行檢查補修。

3、當生產設備及周轉臬上出列傷痕的異常時，馬上下達修理指示。

（作業者用）

1、組裝的時候，如果發現生產設備以及治具、工具的保護物有破損的情況，不可進行作業。

2、已破損的箱子決不可使用。

十六、ESC防止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樹脂產品的ESC（來自油類的應力破壞）防止。（職員用）

1、需要調查使用ESC對象材料或者組裝有ESC材料的鋼板制品以及該制品的組裝對象品是否含水量油類。

2、捆緊ESC對象材料時不可夾雜PVC膜類。

（一般用）

1、不可往制品涂指定外的油、溶劑等。

2、組裝或被組裝的部品為ESC對象材料（ABS系、PC系樹脂）并該部品加工時使用油的話、需進行脫脂。

3、不可把設備用的礦物油、潤滑油、CRC噴劑等指定外的油類拿來到ESC對象材料的工程附近。

十七、防止靜電破壞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防止IC工程的靜電器處理發生故障時。（監督者、職員用）

1、檢查、組裝作業工程的部品架、作業臺、設備等必須全部接地線。

2、“紅箱”、“周轉箱”、“作業臺”“設備”上使用的塑膠類、膠片等，需使用防靜電材料產品或進行靜電處理。

3、必須在作業室的門口把下面（一般用）的1、2項要求貼出來。

（一般用）

1、檢查、組裝作業是必須穿上防靜電服、防靜電帽。

2、如果是防靜電地析，則要穿防靜電鞋；如果不是防靜電地板，則要戴接地線的防靜電帶。

十八、防止涂層脫落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防止涂層脫落。（監督者用）

1、涂層脫落實驗必須由指定者進行。

2、涂層脫落實驗必須在指定時間過后方可進行。

3、涂層脫落實驗的合格與否必須要現場確認。而且要把干燥完成的時間和實驗時間記錄下來。

4、變更粉筆裝條件時，必須得到條件管理責任者的同意。

5、變更涂裝條件進，必須確認產品的品質。

（作業者用）

1、作業前，務必確認涂裝條件。

2、不可擅自變更涂裝條件。

3、初物、過程、完成品必須按《檢查履歷表》所規定的頻度提交。

4、當感覺到與平時不一樣時，務必停止作業，向監督者報告。

操作規定

十九、周轉箱管理規則

（職員用）

1、在決定或者變更包裝樣式時，務必要與工務、各關系部門商量后方可實行。

（監督者用）

1、裝有制品的周轉箱倒置或掉地時，應該馬上聯系品質保證擔當者，并且等待判斷和指示。

（一般用）

1、不可使用破損的周轉箱。

2、不可使用指定處的周轉箱（包括卡板），但有品質保證擔當者許可的除外。

3、不可使用被雨淋濕的周轉箱。

4、裝有制品的周轉箱倒置或掉地的，應馬上向監督者提出。如果是客戶的周轉箱，必須聯系部品受入處。

5、周轉箱在保存及搬運過程中，嚴防雨淋。

6、必須將貼在周轉箱上的貼物及垃圾、污跡處理后方可使用。

二十、防止不良品流出裝置管理規則（包含工程內檢查機）（監督者用）

1、裝置時，要確認作業者是以保種方法測試不良品流出防止的裝置。

2、不得已不能使用防止不良品流出裝置時，必須得到品質保證擔當管理者的許可，并且進行全數檢查。

3、向作業者灌輸防止不良品流出裝置的必要性。

（作業者用）

1、必須要使用防止了良品流出裝置（包含每個環節的生產）。

2、裝置時，務必確認防止不良品流出裝置是否正常運轉。

3、不可擅自補修不良品流出防止裝置。

4、當誤操作反復出現，判斷為異常時，應立即停止作業，并向監督者提出。

二十一、測定器具管理規則

該規則適用于測定器具、限度樣板等。

（監督者用）

要按照計測管理部門的指示，提交規定了有效期的測定器具。被判斷異常的測定器具，務必提交給計測管理部門檢查。當發生破損、故障時，馬上送到計測管理部門。計測器具要送到計測管理部門。

（作業者用）

1、不可使用沒有檢查標簽的物品和過了有效期的物品，并且隨時發現隨時提出。

2、測定器具的修正不可擅自進行，必須要向監督者聯絡。

3、使用時，不可直接放到如卡板之類的不安定場所上。

4、發生掉落等受損時，馬上向監督者提出。

5、使用完后，務必放置到回收箱或指定的場所保管。

（限度樣板、樣板之類的管理也以此為標準。）

（職員用）

1、以作業者用、監督者用的規定內容為標準。1、2、3、4、二十二、“出貨禁止明示板”管理規則

（監督者、職員用）

1、務必將“出貨禁止明示板”貼到從出貨方向可看到的地方。

2、在各個工程上貼有“出貨禁止明示板”的箱子，全部禁止使用。

3、將“出貨禁止明示板”放在能上能馬上可以取來使用的地方。

（作業者用）

1、聽從監督者的指示。

二十三、“制造條件表”管理規則

（監督者、職員用）

1、條件表必須在1A一次性合格確認前做成。

2、設定條件表及修改時，務必按照條件設定的順序，進行條件動作測試，并以此作業品質評價等設定條件的根據，留下記錄。

3、確認是否適時地、按條件要求進行作業？

4、制造條件決定者作為資格指名者、必須執行相關作業。

（安排者、職員者用）

1、沒有條件表不進行作業。

2、必須按照條件表進行條件設定，不可隨便地變更設定和修改條件表。

3、如果覺得與平常不一樣的時候，要停止作業，向監督者提出。

二十四、有資格人員操作管理規則

（監督者用）

1、即使是瞬間也不可由指定人員以外的作業者頂替。

2、新規格登陸時，必須提前一周向品質保證擔當管理者提出。

3、新規格登陸的訓練中，必須要把期間、名字記錄好，而且要全數檢查。

4、SIR工程在在確認合格，轉量產之前必須作好“指定有資歷格人員操作工程”的標識。

（資格者用）

1、必須聽從監督者的指示。

第四篇：慎獨自律,重塑誠信品質演講稿

尊敬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很高興能與大家共同探討大學生誠信這個話題。

談起誠信這個詞，讓我覺得既熟悉有陌生。熟悉是因為它有著溫潤如玉的面龐，而陌生是因為它卻流露出冷漠譏諷的表情。從小到大，關于誠信的名言、故事總是不絕于耳，傳統的教育更是把其作為最重要的做人準則。國家講，學校講，社會也講。這個極高頻的詞匯，似乎應該使我們心中最重要的品質。然而現實卻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誠信缺失的時代。從三聚氰胺毒奶粉和地溝油到毒膠囊，再到各種論文的抄襲和剽竊事件，我們開始在矛盾中遺失道義的光輝。以至于當我站在這里談誠信，總覺得有高談闊論和不著邊際之感。現實中的它的缺失而讓我們對他的含義和價值有了陌生感。那么誠信在哪里？它到底有多重要？我們大學生還能夠重塑誠信的品質么？

一、誠信就在我們心中

在山東交通學院無影山校區內的一條道路旁，有一家由在校學生開設的只有一個5層的鐵皮柜的“誠信驛站”，里面擺放著筆芯、橡皮、本子等十幾種學習用品，沒有收銀臺，也沒人看管，只是放置了一個用來收錢的箱子和一本“顧客”留言冊。小店里的所有的商品都標有價格，購物者在挑選商品后，完全憑著自覺，將錢投進箱子里并找零。就是這種經營模式，在一年半的時間里，“誠信驛站”發展壯大了起來，營業額不斷攀升，從最初的一張簡易的電腦小桌到如今的五層櫥柜，并且開設了分店。一家無人看管的小店傳出了一段校園佳話，一群朝氣蓬勃的大學生所譜寫的關于誠信的故事，通過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的報道，也迅速在社會上蕩起了巨大反響。“你尊重我，所以我必須自尊；你信任我，所以我不能失信。我們每一個大學生都要能經得起‘誠信驛站’的考驗，從小見大，幾塊錢的筆和本子來折射出我們的素質。”小店經營者如此自信的肯定了大學生的誠信，我也為這句話感到震驚。這件事帶給了我許多的感動和思考。首先它讓我發現原來誠信的觀念一直埋藏于我們的心中，根深蒂固。只是有時它會暫時被掩蓋，我需要做的只是不要忘記，時時清理內心的陳雜，讓誠信能在需要的時候流光溢彩。誠信驛站讓我堅信：沒有過多的受到社會不良思想的侵染，大學生本來就應該是誠信一族。

上例中的無人看管的店雖小，彰顯的卻是大學生們“互信、守信”的誠信精神，在這樣一個浮躁的社會里，這種精神尤其值得我們去仔細體味、學習。買商品的大學生自覺買單做守信者，以實際行動支持弘揚傳統美德，這反映的是社會誠信大主題。與當前“彭宇案”、老人倒地無人扶、“小悅悅”事件等一連串誠信危機事件相比，“誠信驛站”現象成為一面道德旗幟，給當代大學生以及所有民眾上了一堂鮮活的教育課，為當下社會注入一股清新的暖流，會引發強烈積極的社會反響。雖然近幾年關于大學生不講誠信的例子已屢見不鮮：拖欠助學貸款，考試作弊，論文抄襲，造假申請助學金等等。但社會對大學生道德品質的期許仍舊充滿了希望，多數大學生對誠信的追逐也從未停歇。所以我還是愿意相信那些喪失誠信的大學生只是瞬間被利益蒙住了雙眼，正確的教育和引導定會喚起他們心中沉睡的誠信品質；只要我們自己時時堅持“反身而誠”，誠信就可以被塑造為不可顛覆的信仰；而當信仰根深蒂固，誠信就不再是理想主義高高在上，而是形成完善的體系，使之成為真正的國民意識。

二、慎獨是考驗誠信的試金石

在當今社會下，“假”、“虛”、“騙”正在成為一種“公害”。似乎“騙”能“發財”、“虛”能“升官”，謊言正在誤國。相伴而來的還有人情淡漠, 人性扭曲, 道德淪喪。有很多人抱怨缺少誠信的氛圍；在金錢和權利包圍下，不能以冷靜的頭腦明辨是非；在看到他人喪失誠信時也就隨波逐流。其實，要知道誠信并不是多么難的事情，誠信與我們的距離也并沒有多么遙遠，它就是“誠信驛站”賣出的一支筆、一塊橡皮。這是一種“慎獨自律”，在沒有任何監督的環境下，用自己的舉手之勞完成誠信之舉。“誠信驛站”的“顧客”留言本就是當代大學生篤守信義、誠信做人的最好見證。即使我們不能成為改造時代的英雄，不能像魯迅“為肩起黑暗的閘門而擁有一顆黑暗的心”；但只要我們自己慎獨自律，就能為這個社會誠信的重樹盡自己的一份力。

我們欣喜的看到，我們的國家、社會也在為重建當代人的誠信信仰做著點滴的努力，中央提出了“以誠實守信為榮”鼓勵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在我們的身邊我看到：去年我們學校開展了誠信考場活動，并以此為契機，拓展誠信教育活動的涵蓋范圍，開展了包括主題班團活動、短劇大賽、演講和征文比賽、誠信論文答辯等活動，融思想性和教育性于一體，帶動更多的學生參與到誠信教育活動中來。時代對重樹誠信的孜孜追求。而我們又怎能對此失去信心呢？

三、真誠對待自己

要誠信待人，真誠處事，自我慎獨，首先要學會真誠于自己。我們常常活的面目可憎，是因為我們連完全忠實于自我都時時沒有勇氣，何談忠實于他人？想起這樣一句話“生命本身就是一場幻覺，存在才是唯一真實的瞬間。”我們為什么要在短暫的生命里，帶著虛偽的面具營營狗狗，為什么要讓曾經心靈的傷疤結成鎧甲，為什么要讓防御的目光鑄成刀劍，為什么要讓笑靨掩蔽陷阱，請真實的袒露自己，承認自己對溝通的渴望，承認自己孤獨的心在戰栗，請用真誠與信任去孵化你與他人看似堅硬的外殼；讓我們用真心換取內心的安寧，用坦誠別人的信任

一言足以興邦，一言豈止千金。誠信沒有重量，卻可以讓人有鴻毛之輕，可以讓人有泰山之重： 誠信沒有標價，卻可以讓人的靈魂貶值，可以讓人的心靈高貴； 誠信沒有體積，卻可以讓人心情灰黯，蒼白，可以讓人的情緒高昂，愉快。誠信是人生立身之本，是國家立業之本，是人類發展之本??

最后我想引用孟子的話結束我的演講，也希望這句話能在追求誠信的漫漫征途中，時時陪伴諸位放眼光明——“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謝謝大家。

第五篇：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

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

《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

黃興濤

著

本書將傳統的精英思想史與“新文化史”的有關方法結合起來，對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孕育、形成、發展及其內涵，作了系統深入的整體性考察和闡釋。

書中強調，現代中華民族觀念一直伴隨著中西思想的遇合與古今觀念的交匯，表現出民族與國家的糾結與互動；對于認知主體而言，則始終包含著情感與理智的沖突與融合，見證著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和調適。它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認同，可以說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精神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是極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會文化史現象。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1.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得以基本確立的諸多因素

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識界和輿論界，中國各民族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概念和觀念得以基本確立、并逐漸較為廣泛地傳播開來，還是在五四運動之后，特別是1920年代之初以后。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這一觀念的強化與認同。

首先，是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一般國人都更為明確地感受到了來自帝國主義壓迫的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命運，找到了各民族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與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現實威脅，“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也因此被明確提出，這構成為現代的“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得以確立的重要政治基礎和思想條件之一。

如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確揭示了中國在“國際帝國主義宰制下”的悲慘處境，并首次公開提出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任務。同年9月中共機關報《向導》的發刊詞也認定：“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箝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因此我們中華民族為被壓迫的民族自衛計，勢不得不起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雖然此時中共所謂“中華民族”尚未完全包括“蒙回藏”在內，但主張與這些具有共同民族命運和反帝使命的國內民族建立“聯邦共和國”，卻仍體現了與之進一步融合發展為一體的愿望。這種把民族分為“壓迫”與“被壓迫”兩類的“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論，對于中國人的影響是極其廣泛而深刻的。而一旦將“國際帝國主義”確立為整體的敵人，自己的內部就更容易激發出整合的需要和目標。這符合系統論的思想。事實上，反對“帝國主義”任務的明確提出和認定，對于此后中國境內各民族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融合統一，對于中國人整體的現代民族認同，也的確發揮了積極的推進功能。與此相一致，五四運動后，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以及五卅運動、收回租界和教育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民族運動的一次次開展，則又在實踐層面有力地強化了中國人整體的大民族共同體意識。如華盛頓會議期間，由于帝國主義列強的相互制約，彼此互惠，中國政府雖據理力爭，挽回了部分國權，但卻未能真正消除帝國主義加諸中國主權的各項限制，反而使中國的山東省由日本獨占變為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因此，還在會議召開期間，深受刺激的在美華僑就紛紛行動起來，舉行示威游行，抗議帝國主義列強的無恥行徑，并“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族萬歲，中華萬歲萬歲萬萬歲而后散。”又如五卅運動爆發后，也有國人乘機發出“養成民眾的民族觀念和把愛國作為最高道德的建設”的公開呼吁，一篇以此為題的文章就這樣寫道：“同胞們！五卅運動的代價是什么？是總商會的十三條嗎？不是！是民眾民族觀念的養成、愛國為最高道德的養成的一個機會。我們不要放過了這個機會，我們要就此謀中華民族的解放，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 這真是反帝斗爭激發和強化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再生動不過的例子了。

筆者近期查閱《申報》數據庫，發現五卅運動后，諸如“中華民族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華民族獨立萬歲”、“中華民族自由平等萬歲”之類，已經是較為常見的政治口號。如1925年6月河南信陽市民為支持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召開大會，就高呼“打倒英國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由此可見一斑。

早在20世紀初年的清末，“帝國主義”概念就曾隨著民族主義思想一起傳入中國。五四以后，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理論得到迅速傳播。不僅中共以這一理論武裝自己，國民黨和國家主義派（以后發展為“青年黨”）等也受到這一理論的重大影響，并以之為指導開展各自的“革命斗爭”。特別是1924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開始之后，打倒“帝國主義”也同樣成為國民黨和國家主義派的共同口號，并與中國人的現代民族意識，包括逐漸成長起來的一體化的“中華民族”觀念，無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對后者的發展產生持續性的激發和推動作用。

今天的人們，如果不經意地去查閱一下民國時期有關“帝國主義”及其與中國關系的論著，其數量之多，一定會令其大為吃驚。僅以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為例，各種帝國主義侵華史就已連篇累牘，不斷涌現。1925年出版的就有早期共產黨人高爾松、高爾柏所編的《帝國主義與中國》（上海新文化書社初版，次年由青年政治宣傳會再版），漆樹芬編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孤軍雜志社發行，次年即改名為《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又名《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由光華書局再版，后多次重版，影響極大），國民黨人汪精衛編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趨勢和變遷概論》（又名《國民會議國際問題草案》（北京國際問題研究會編輯發行），后改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痛史》）等多種。此后陸續出版的這方面的著作還有：政治學家楊幼炯編寫的《英帝國主義與中國》（1926年），常書林著的《帝國主義與中國》（1927年），于樹德、陳彬龢、王敬和潘宗理分別著的三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前兩本出版于1927年，后一本出版于1929年），唐守常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痛史》（1927年）；劉彥和高守一分別著的兩本《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1927年，1929年），楊先鈞著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之中國》（1929年），董霖著的《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1930年），蔣堅忍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30年）等等。這實在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和史學史上一個非常值得注意、但迄今為止尚遠未得到認真清理和深入研究的歷史現象。

1925年高爾松和高爾柏編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書影 上述這些著作對此前列強侵奪中國領土，攘奪中國主權、欺壓和剝削中國人之歷史事實，加以排比描述、透視分析和充滿憤慨的揭露譴責，對于中華民族整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之形成與強化，意義實不言而喻。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是時，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神圣訴求，總是和打倒帝國主義的運動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正當性之聲張，以及在此名義下的民眾動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是那個時代“中華民族”意識形成、發展和得以發抒的顯著特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帝國主義侵略與現代中華民族自覺兩者間的關系問題，民國時期就已經有學者曾敏銳地觸及過。如稍后的1932年底和1933年初，有位孫伯謇先生發表《中華民族的現代性》一文，就曾嘗試對此問題進行初步的思想揭示。他指出，自從清代中國與西方列強有了國際貿易的經濟關系開始，帝國主義就以各種無恥手段蹂躪中華民族，毒害和壓迫中華民族，但中華民族“在爭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的旗幟下，形成民族革命運動”，也就同時開啟了其現代自覺的歷程。所以在他看來，中華民族與英帝國主義“第一次沖突”的鴉片戰爭，就“給了民族自覺的興奮一個激動”；至甲午中日戰爭，民族的危機日益深重，同時民族內部的革命力量也得以聚合發展，因此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華民族的自覺也就在這個時候醒悟過來”。該文還特別強調，“現今的民族，想在國際競爭中得到生存的地位，也只有抵抗與不屈服，是民族現代性的表現”。應當說，此種認知與聲言，不僅在其闡發的當時意味深長，對于今人理解五四以后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得以確立的歷史條件，也不無幫助。

其次，是經過民初十年“五族共和”的國家整合和社會整合，盡管袁世凱北洋軍閥的統治十分落后和腐敗，但畢竟還是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從政治、經濟、交通、文化教育，特別社會心理等各個方面，進一步奠定了有利于國內各民族實現一體化的現實發展基礎。再次，袁世凱死后，國內出現了令人憂慮的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民初蒙、藏一小撮上層分子的分裂活動也還在繼續，不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總統威爾遜又提出“民族自決”說，蘇俄也相應提出了“民族解放”說，這幾種因素的復雜作用與交互激蕩，也促使中國的有識之士們實現整個國家和民族一體化進程的愿望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這里，還需要特別提到的是“民族自決”理論所發生的特殊復雜影響。1919年底，《東方雜志》上曾發表一篇文章，表明中國知識界對于“民族自決”說已經保持了既理性認同又高度警覺的清醒態度。該文指出：“此次歐洲大戰告終以還，'民族自決’、'民族自決’之聲，遍聞于世界。其久困于他國專制壓迫之下者，則欲乘此以恢復其獨立自由，其屢受他國之凌辱而瀕于危亡者，則欲藉此以抗強御而圖自存，其狡焉思逞日以侵略為務者，亦且外假民族自決扶危撫弱之名，而內以濟其剽竊并吞之欲”。的確，對于新生的中華民國來說，“民族自決”說就像一柄雙刃劍，在激勵各民族擺脫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大民族整體意識的同時，也容易被帝國主義所利用，用以唆使少數民族滋長一種“獨立”分裂的情緒。此時，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整體觀念被有力地倡導并傳播開來，受到此種思潮及其現實政治實踐的復雜刺激，是不言而喻的。如蔣堅忍在其所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的緒言中，就慷慨激昂地宣稱：“中華民族覺醒了！中華民族解放的運動彌漫全中國！民族底自決已成為四萬萬民眾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這個偉大的求生存，求平等，求解放的革命運動，我們深信必得十分圓滿的成功，現時代的中國快降臨了。”由此可概見一斑。

人們不難發現，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家和學者，孫中山明確倡揚“大中華民族”理念，梁啟超再度熱心于對“中華民族”史的研究和闡發，基本都是發生在五四運動以后。他們的有關言論和著作，在筆者看來，當可視為1920年代初現代中華民族觀念逐漸傳播開來的突出標志和某種先導。2.孫中山的有關倡導及其深遠影響

在1919年9月所寫的《<戰后太平洋問題>序》,10月所寫的《八年今日》，以及同年所寫但具體時間不詳的《三民主義》等文中，孫中山都明確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并且還不是一般地漫不經心地加以使用，而是從一開始就自覺而強烈地認同“中華民族”一體觀念，并積極地予以倡導。如在1919年的《三民主義》一文中，他就公開表示：“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于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的目的也”。

對于孫中山“中華民族”理念的形成來說，“美利堅民族”那種混合性質的民族存在及其成功發達的示范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孫中山對之予以取法，就如同采納其共和制度一樣，有著擇善而從的確然信念。正是懷著這種信念，此后兩年在一些演說和序文中，他繼續滿懷激情地倡揚“中華民族”理念，主張“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成個中華民族”。他反復申說道：“吾國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顯然猶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發揚光大之，使成為世界上有能力、有聲譽之民族，則莫如舉漢、滿等名稱盡廢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之調洽，建設一大中華民族”。這就是我們前文所提到的他的所謂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民族同化”思想。但恐怕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我們要抓住孫中山思想的實質，而不能為他的某些個別詞句所迷惑。這種“民族同化”論，實際上是其“民族融合”思想的不準確表達。，因為他所主張的是在共和政體之下，國內各族人民“相見于誠，以各民族的'文化及精神’為基礎，'吸收各民族之善性’”，也就是要結合各民族的特點與優長而成。當然，也無庸諱言，在孫中山的思想深處，特別是這一時期，其在文化上的大漢族主義傾向或“潛情”是一直也未能揚棄殆盡的，表現在用語上的特點之一，就是不恰當的“同化”一詞一度被他較多使用。而這種“潛情”后來又遺留給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以及其他政治勢力。

明確提出“中華民族”的有關思想，可以視為孫中山民族觀的一個重要變化。而這個轉變對于他來說，其具體表達，又和對民初“五族共和”論的某種否定和批評直接聯系在一起。眾所周知，從1919年《三民主義》手稿等文中開始，他就稱“五族共和”為“無知妄作者”之論，是革命黨人“不察”的結果，罵五色旗為“四分五裂之官僚旗”，以為“不吉”，即認為不利于國家統一，恰便于遭受列強分裂和侵奪。他還認為中國的民族遠不止五個，稱“五族共和”也并不妥當云云。概而言之，除了前文提及的列強策動蒙藏上層搞國家分裂的危局刺激外，在孫中山看來，五色國旗和“五族共和”在國家形式上雖強調了“共和”統一，但在民族形式上所凸顯的，卻似乎是各民族“分離并立”而不是一體化的導向，這無疑是其思想變化的一個重要動因。

應當說，1919年以后孫中山的這種思想變化，有其理性的一面。對現代國家而言，的確首先應該強調中華民國國民分子的個體身份，用孫氏自己當時反復使用的話來說，就是各民族的人民都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和共同享有國家“主人翁”之地位。換言之，“民族平等”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公民或國民平等”恐理應更為優先。民初時，孫中山和許多革命黨人一樣，盡管由于形勢的逼迫和策略的考慮，同意民國保留了優待清朝皇室和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王公貴族的特權，但在其內心深處，他對袁世凱那樣的權奸和圍繞在袁身邊的立憲派和其他清朝舊官僚的“操縱”是非常不滿的。對先前沒有革命歷史的“五色旗”，他也帶有一定的偏見，在情感上更傾向于革命黨人在武裝斗爭中制定的青天白日旗。毋庸諱言，渴望整個民族化合的急迫心理，以及對“五色旗”的某種遷怒，使得他對“五族共和”論的抨擊過于激烈和絕對化，誠不免有感情用事的地方。事實上，民初時作為共和國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對于“五族共和”論曾一度認同和傳播，并且這種認同與傳播還發揮過他人難以替代的特殊作用。而1919年之后，“五族共和”論也并未完全失去其整合中華民族的積極意義，關鍵在于人們如何認識它和解讀它。

就拿孫中山對“五色旗”和“五族共和”論的抨擊來說，當時就有不少認同“中華民族”一體觀念的人，對此表示出不同意見。除了廣為人知的國家主義派的強烈抗議之外，了解孫中山思想動向、曾高揭“新中華民族”旗幟并積極促成國共合作的李大釗，也是一個典型代表。他在1923年的《平民主義》一文中，就曾間接而溫和地批評了孫中山的偏頗看法。他稱五色旗為“中國的國旗”，并給予“五族共和”以積極評價。文中寫道：

這個性解放的運動，同時伴隨著一個大同團結的運動。這兩種運動，似乎是相反，實在是相成。譬如中國的國旗，一色分裂為五色，固然可以說它是分裂，但是這五個顏色排列在一面國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成了一個新組織，也可以說是聯合。但孫中山及其所代表的國民黨卻有另外的解釋。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所編的《國旗釋義》就認為，在五色旗中，“五色只能用以代表五族而已，于共和無與。”三民主義包括民族民權民生，“五色旗所能表示者，只民族主義之一部分，尚未能賅民族主義之全，其于民權民生更無關涉。故不獨于歷史關系方面，不能表示革命精神，即于意義方面，亦偏畸不完，不能使革命精神充分表現也”。而青天白日旗則不同，自狹義言，它“不但含有光復意味，且含有自強不息日新其德之意味，于發揚國民精神，所關甚大”；自廣義言之，“人類不能離天日而生存，而天日所臨，凡為人類，一切平等享受，無所差別。以之為國旗特征，實能表示一種民胞物與、一視同仁之意味。于三民主義之基本精神，無乎不賅”云云。由此可見，當時孫中山及其國民黨是如何通過確立青天白日旗的正當性，來表達其“中華民族”整體觀念及其訴求的情形。

引人注目的是,在1919年后孫中山的“大中華民族”理念之中，甚至還保持著某種準備隨時平等地包容其他外來志愿加入“我族”的民族開放性。所以他說：“更進一步言，吾人既抱此建設大中華民族之志愿矣，尤當以正義公道之精神，為弱小者之援助，或竟聯絡引進之，使彼脫離強權，加入自由民族，同受人類之平等待遇，如威爾遜之所謂'民族自決’，與新俄憲法之所謂'民族解放’然。能為此，方得謂達民族主義之極境矣”。其民族自信心及有關思想的理想主義色彩，由此可見一斑。在晚年的孫中山看來，民族自信力特別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對于中華民族整體的凝聚、生存和發展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此期他之所以同時要大談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價值，原因也正在于此。

由于孫中山巨大的思想和政治感召力，他晚年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執定，影響深遠。1923年1月，在他的直接指導下，建設各民族統一體意義的“中華民族”被正式寫進了《中國國民黨宣言》。宣言道：“吾黨所持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歐戰以還，民族自決之義，日益昌明，吾人當仍本此精神，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中國國民黨黨綱》里也明確表示：“以本國現有民族構成大中華民族，實現民族的國家。”1924年1月，體現國共合作精神和蘇俄影響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也多次使用了整體意義上的“中華民族”一詞，并將漢族以外的“國內諸民族”，稱之為“少數民族”，表示要“講求種種具體的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漸漸與諸民族為有組織的聯絡”，強調“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外則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實現“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目標。不過，同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稍有張力的是，國民黨“一大”宣言竟然還表示：“國民黨敢鄭重宣稱，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后，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有學者認為，實際上1919年之后，孫中山的“中華民族”觀念本身仍然經歷過一個演變過程，“1919-1922年，他的'中華民族’觀是一種以同化為基礎的一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觀，就實質而言，這是一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觀；1923年到他病逝，他的'中華民族’觀是一種以平等為基礎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觀，既承認'中華民族’是中國的'國族’，但同時又不否認境內各民族的存在，主張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各民族的融合。”注意到1919年以后孫中山“中華民族”觀發生了某種變化，無疑是有意義的。但究竟如何準確把握這種變化的實際內涵，或許還存在可以商榷之處。筆者以為，如果就內容而言，孫中山1919-1922年間的民族思想固然有潛在的大漢族主義傾向，在文化上也確有一種明顯的漢族中心的優越感，但卻很難說他在主觀上即認同理念上，已經全然放棄了其以往一貫聲稱的“民族平等”原則，特別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正如金沖及先生所強調的，“他對民族主義的解釋，一直特別看重'平等’二字”。而復雜的是，1923年之后，他不自覺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傾向也未見得就真地被他自己徹底“揚棄”。關鍵要看其后他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所正式引入的“國族”概念，以及這一概念和“民族”概念所共同構成的“中華民族”觀之實際內涵如何。

1924年1月27日，在其“民族主義”演講的“第一講”中，孫中山一開始就與“家族”、“宗族”概念相聯系，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國族”概念。他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那么何為“國族”呢？它與“民族”是什么關系？孫中山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強調所謂“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民族就是國族”這種說法“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因為在西方，“民族”與“國家”是有差別的，也必須將兩者加以區分。盡管“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nation音譯——引者），哪遜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然有兩個意思，但是他的解釋非常清楚，不容混亂”。這種一詞兩義的現象，在中西語文中也都很常見，不足為怪。不難看出，孫中山所謂“國族”，實際就是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所組成的凝結體，它是以國家為基礎和對象的。他又說，“本來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系很多，不容易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在他看來，民族和國家間的區別，主要取決于其得以形成的力量性質：一個團體，由于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便是民族；由于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而“自然力”主要不外乎五種，包括血緣、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國家和民族關系的構成也存在多種形式，“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的，有一個國家之內有幾個民族的”，比如像在英國那樣的國家，“民族”和“國族”，“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就都不是一回事，無法對等；而中國則不同。在中國“自秦漢而后，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二者已合而為一。這實際上是一種獨特的中國特殊論。不過孫氏這樣的觀點，顯然無法解釋元代中國和清代中國。不知其這里所言，是指中國作為傳統王朝國家，在“民族”與“國家”的關系上實與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無異，還是指傳統中國已帶有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的某些特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孫本人卻并沒有因此完全否認各少數民族的當下現實存在，只不過是強調漢族人數占了絕大多數，而少數民族的數量微不足道、因而可以忽略而已。所以他說：

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來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

這種因少數民族人數“極少”就稱中國人“幾乎完全是漢人”，為“一個民族造成的國家”的說法，無疑彰顯的是漢族的自大，理論邏輯上自有矛盾，難以服人。所以三年后的1927年，諸青來出版《三民主義商榷》一書時，就抨擊孫中山道：“以人口屬數目論，滿蒙回族人口究占總數百分中之若干，尚無確實統計。縱如中山所云，漢族占四十分之三十九，其他四族，僅得其一，亦不能說四萬萬人完全是一個民族。抬高五族中之任何一族，而抹煞其他四族，以一律平等之義衡之，得非大相刺謬乎？”

概括起來說，在孫中山那里，“民族”和“國族”本來是兩個有區別的概念。“國族”指的實際是國家的主體——國民之全體，屬于純粹的政治概念，它是否能徹底成為一個“民族”，尚有賴于血緣、生活、宗教、語言和風俗習慣等五種“自然力”的進一步化合作用。但由于在中國情況特殊，漢族占國民人口的絕對多數，簡直就（仿佛）是“一個民族治理一個國家”，所以若從國家人民之總體層面來把握中國的整個“國族”與“中華民族”這兩個概念，其彼此的國人數量之適用范圍，“實際上”又已基本重合。

孫中山這一矛盾含混的“國族”論，在日后的國民黨內部和思想界，造成了相當復雜的影響。對此不予深究者，往往從定義上直謂“國族即民族”，因“孫總理”如是說，故樂于將兩者混用；而那些具有中華民族一元論情結者，則必言孫氏所謂“國族”，實乃指“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之義，也即同單一“民族國家”相對應的“國家（民）民族”之謂，此種“國族”之下實容不得多個“民族”并列，因之與后來所謂“多元一體”論難免沖突。這一點，不認同那種單一性中華民族觀的中共思想家們似多已明白，他們即便是抗戰時期也少見使用“國族”尤其是“中華國族”概念，應該與此不無關聯。當然，更多的人則只是從孫中山那里接取“國族”二字、在范圍更大的中華民國“國民全體”之一般政治意義上使用它，而同時將“民族”作為其政治下位概念、也即人類學和民族學意義上的歷史文化概念來運用，這樣的使用，實便于弱化、消減其時國內的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那種矛盾和緊張關系。此外，也還有人在“國家和民族”這種泛泛并稱的意義上使用 “國族”一詞。

但不管人們此后怎么理解和使用“國族”，孫中山正式將“國族”概念引入到其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中，都是近代中華民族主義和民族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尤其對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傳播與認同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此，本書其后各章還會有所涉及和探討。

關于孫中山對“國族”和“宗族”關系的認知，還有一點應該補充。從前文所引述的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的有關言論來看，他所批評的乃是傳統中國人只重家族和宗族、因而缺乏國族觀念和凝聚力，終落得一盤散沙的缺失性一面；然到了“民族主義”的“第五講”時，其思路似乎又有所調整，轉而從民族文化優越和自信的立場來加以立論，并強調對于宗族的“好觀念”只需略加改造、便可構成對建設 “一大國族”所需要的正面的基礎性意義。故他說： 依我看起來，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系，先有家族，再推行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系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

從這里，我們其實已不難看到后來蔣介石形成“宗族論”的中華民族觀之某些直接的思想因子了。

此外，前文提到過的孫中山晚年認可國內“弱小民族”的“民族自決”問題，實際上也有值得分辨之處。它與當時的蘇俄和中共的激進思想，可謂同中有異。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孫中山其實并未主張蒙藏等少數民族有脫離“中華民國”的絕對自由，他所謂“民族自決”，仍不過是在“中華民國”范圍內的一種內部“自決”罷了。不過關于這一問題，筆者寧愿采取一種折中態度，愿意將其歸之為當時孫中山中華民族觀的諸多內在“矛盾”之一。順便提及，筆者在反復研讀孫中山論著的過程中，常常會感到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富于天才的創造性，但不時也能體會到其復雜矛盾之點并為之困惑，覺得很難簡單地將其表述明白。在這方面，孫關于“民族”、“民權”，“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及其彼此關系的思想觀念，可以說又具有某種典型性。

晚年孫中山所倡導的一體化“中華民族”觀念，很快就滲透到對整個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解釋中，使其具有了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并首先在國民黨內和一部分文化人中產生了持久而廣泛的認同。這一點，我們從孫中山逝世后不久戴季陶和錢穆等人對三民主義有影響的解說中，能夠有清晰的體認。如戴季陶就認為，“三民主義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復民族的自信力”，“一個民族的生命，最要緊的是他的統一性和獨立性。而這統一性和獨立性的生成，最要緊的是在于他們的自信力。……總理此四十年的努力，要點在何處呢？就是要喚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和獨立性”。的確，五四以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主要只講對外獨立和對內各民族平等，現在則不僅強調國內各民族平等，還要強調其內部的“統一性”了。也就是說，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之“民族”，此時已明確地指向了具統一性和整體性的“中華民族”，而非別物。這就更進一步規定了其“民族主義”乃至整個三民主義的新內涵。

蔣介石也是較早自覺以“中華民族”概念來解釋“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之民族主體含義的重要政治思想人物。1924年，他在雙十節校閱陸軍軍官學校后發表的演講中，就強調：“三民主義第一個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我們中華民族獨立，享得真正自由平等的幸福，同時我們中國也不壓制旁的民族或國家。這就是民族主義簡單的義意。……我們要辦這個陸軍軍官學校，就是為了要打倒軍閥，要推倒帝國主義，要使我們中華民族得到獨立的機會。”在這方面，蔣介石追隨孫中山的思想腳步，的確是較為積極的。

1928年，錢穆在他那部流傳廣泛的《國學概論》中講到“最近期之學術思想”時,也因此明確認定，“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是基礎和根本，而民族主義的主體就是現代的“中華民族”，“民權、民生”也是就“中華民族”而言的。因此，“中華民族自身之意識”的培養，也就成為三民主義建設的核心任務。他指出：“'三民主義’之精神，始終在于救國，而尤以'民族主義’為之綱領。民權、民生，皆為吾中華民族而言。使民族精神既失，則民權、民生，皆無可附麗以自存。所謂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舍吾中華民族自身之意識，則一切無可言者。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認明者也”。毫無疑問，這種被賦予了新內涵的三民主義，在國民黨的推動下，反過來又構成為此后涵育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繼續成長壯大的意識形態力量之一。但同時也應指出的是，此種強調各民族需進一步實現整體化和一體性的“中華民族”觀念，盡管在孫中山那里同對“五族共和”這一提法的明確否定相聯系，而實際上“五族共和”論及其初期實踐，卻是其得以提出和進一步落實的邏輯前提。不僅如此，其后的國民黨雖然繼承了孫中山的“中華民族”理念，卻也并沒有簡單拋棄“五族共和”論，而是在不同的場合仍然加以強調和運用，即便是蔣介石本人也不例外。因為正如我們在前文所指出的，“五族共和”論與復合性的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在本質上既構成一種順應關系，而同時它又與單一性現代中華民族觀念也存在一種邏輯前提關系。不少時候，“五族共和”的內涵其實很含混，與所謂五族“同種”皆為“黃帝子孫”一類說法，往往也是能“和平共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