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厲以寧的學生

厲以寧的學生

1、李克強，男，漢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遠人，197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4年3月參加工作，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黨組副書記。

2、陸昊，1967年出生，上海人，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專業，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在北大求學期間，擔任過校團委常委，20歲時成為“文革”后該校第一位直選產生的學生會主席；1995年，年僅28歲的他出任北京制衣廠廠長，是當時北京市最年輕的國有企業“一把手”，在短短幾年間，把一個虧損的5000人大廠扭虧增盈，并由此當選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F任團中央第一書記。

3、龔方雄，摩根大通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國經濟師，負責統籌摩根大通中國區的信貸利率市場、證券及經濟研究工作。龔方雄先生擁有美國沃頓商學院金融經濟學博士學位、費城坦普爾大學物理學碩士學位，以及北京大學的兩個學位(運籌學及經濟學碩士學位以及物理學學士學位)?，F任摩根大通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經濟師。

4、李源潮，男，漢族，1950年11月生，江蘇漣水人，1978年3月入黨，1968年11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F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于1988－1991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科學中心（現光華管理學院）學習，從上海到北京來攻讀在職研究生學位?！崩钤闯被貞泤栆詫幗淌谥笇д撐臅r的一些細節，稱連標點符號都一一修改。“我當時只是一名普通干部，但厲以寧先生，這樣一位很有影響、受人尊敬的教授，來指導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學生，從我論文的題目，到論文的結構，到論文的提綱，到論文的修改，厲以寧老師花了大量的心血。厲以寧老師的修改，最后一稿的修改，包括修改了標點符號，今天我們很多教授可能已經做不到這一點了?！?/p>

5、高建民，河北省委副秘書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后。

第二篇：厲以寧的詩詞

厲以寧的詩詞

厲以寧的詩詞

2000年底，我去見厲以寧教授。

2001年到2003年，我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邀請，主編“當代中國經濟學家學術評傳”叢書。這套叢書的初衷，是鼓勵經濟學家在轉型中的艱辛探索，公正評述他們的巨大貢獻。叢書先后出版了《吳敬璉》、《厲以寧》、《董輔礽》、《茅于軾》、《樊綱》、《林毅夫》和《鐘朋榮》七本。七位傳主和七本書的作者對叢書十分支持，進展順利。原計劃還有劉國光一本，也與劉教授談好了，但拖延了幾年沒交稿，只好作罷。不知劉教授出于什么考慮，改變了主意。

我當時去見厲以寧教授是想和他商量他的評傳《厲以寧》由誰執筆。他推薦他的學生陸昊，說陸昊理論上、實踐上都有一套。陸昊于1985年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任北大學生會主席。1989年，陸昊主動要求到基層工作，在北京制呢廠干了多年，直至當上廠長，并被評為北京市扭虧增盈突出貢獻廠長。1998年，他任北京紡織控股集團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到我和厲教授見面的時候，他任中共海淀區委副書記、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

我說，陸昊是大忙人，可能時間太緊張，但厲教授堅持讓陸昊寫。

我轉過頭來找陸昊，陸昊答應了。他說，厲老師囑咐的事，盡量克服困難吧。我說，你忙到每晚10點才能回家，時間有保證嗎？他說加加班吧。事后我得知，他的夫人小朱也幫了忙。

難為了陸昊，早起晚睡忙了一年，到2001年11月底完成書稿，并經厲以寧審閱通過。這部評傳對厲以寧的股份制思想、非均衡理論和經濟倫理思想，表述得精要得當，切中肯綮，寫得很好。但我在閱讀書稿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小小趣事。這就是書中大量引用了厲以寧的詩詞。其實，書稿中已經專門寫了一章評介厲以寧的47首詩詞。但我見到其他章節也大量引用了詩詞，總計近兩百首。

作為經濟學家，厲以寧享有盛名。他的詩才被盛名所掩，一般人了解不多。

厲以寧從小喜愛閱讀和創作古典詩詞，六十多年持之以恒，被他的學生稱為“詩意人生”。厲以寧的詩詞很有特色，明快清新，口語入詩，而且不少作品含有深廣的意涵。閱讀他的詩詞，可以觸摸時代的滄桑巨變，感受詩人“風雨悲歡”的曲折人生，領悟作者“喚醒世人”的遠大抱負和睿智樂觀的心胸。

厲以寧在“大躍進”中曾經寫了下面這首詩：

七絕·河北農村所見（1959）

高爐余火映紅霞，農舍停炊社即家。

豈止城中遭苦雨，溪頭薺菜不開花。

全民“大煉鋼鐵”，農村也是處處“土高爐”。家家戶戶停了灶火，人們都去公社大食堂白吃。大折騰的結果，不但城里一片混亂，農村里連聊可充饑的薺菜都不開花了。當時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泛濫，造成嚴重后果，詩人對此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厲以寧的作品描寫了中國局勢的變化：

木蘭花·校園初春（1978）

湖邊殘雪風吹去，墻外麥苗青幾許，一行燕子報春來，小徑花叢聞笑語。

黃昏忽又瀟瀟雨，乍暖還寒何足慮，隆冬已盡再難回，歷史無情終有序。

詞句含蓄蘊藉，然而意旨甚明。國運歷經隆冬之后，雖有余寒不時來襲，但是發展前景仍然讓人樂觀期許。

1980年，改革初起。厲以寧寫詩明志：

七絕·無題

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

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

當時，厲以寧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議，遭到誤解與批評，但他堅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詩句表達了作者矢志改革的決心與信心。

1996年，厲以寧為他的《轉型發展理論》一書出版作了一首詞：

相見歡

邊城集鎮荒丘，大山溝，多半見聞來自廣交游。

下鄉怨，下海戀，下崗憂，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樓。2002年，厲以寧贈馬立誠橫幅，上書他的詩句：“世事滄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時?！?/p>

這首明白如話的詞啟示我們，經濟學是致用之學，理論創新源于社會實踐。只有讀萬卷書的同時走萬里路，才能真正摸到經濟的脈動，體察民眾的愿望，獲取第一手資料。

厲以寧的詩詞固然好，但在一本經濟學學術評傳中，如果選用過多，難免會與書的主旨游離。好在已經有多種版本的厲以寧詩詞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翻閱。我對陸昊談了這個想法，陸昊十分謹慎，并不表態。我想，他是厲以寧的學生，也許有不便之處。我說，我來處理這個問題吧。我再三閱讀了書中近兩百首詩詞，經反復考慮，刪去一半，留下了九十多首。順便說一句，陸昊寫完此書之后擔任了更重要的職務，顯然更沒有著作的時間了。

書的原稿為何選用了如此之多的詩詞呢？據說，厲以寧的一位朋友曾對他說，你的經濟學說很多原理來自西方，而你的詩詞卻是獨創，成就更大。

《厲以寧》一書于2002年元旦出版之后，我含著一點歉意，到海淀藍旗營厲宅去看他。沒想到他十分大度，不但沒有提及此事，而且還贈送給我一個橫幅，上書他的詩句：

世事滄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時。

落款寫道：“手書一九九五年舊作《湖南邵陽魏源故居》中的兩句贈給馬立誠同志 厲以寧 二二年元旦”

看著這兩句詩，不由得想起1998年4月4日，我和凌志軍撰寫的《交鋒》剛剛出版，在北京大學召開新書發布會，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厲以寧，親自到場祝賀，在會上講話說：“我們要用改革來解決中國的問題，絕不能停滯倒退?！?/p>

又想起，我為這本評傳第一次拜訪他的時候，他很關切地問我，《交鋒》出版之后的日子怎么樣。

怎么樣呢？以這兩句詩和厲教授共勉吧。

第三篇：厲以寧教授講故事

厲以寧教授講故事

2003年8月,厲以寧教授應邀到東北老工業基地做實地調研,在長春 吉林 沈陽 阜新 錦州五市作了學術演講。演講時，他穿插通俗易懂的故事表達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受到廣泛歡迎，掌聲時起。本文選取其中幾個，以饗讀者。

去和尚廟推銷梳子——創造市場

有四個營銷員接受任務，到廟里找和尚推銷梳子。第一個營銷員空手而回，說到了廟里，和尚說沒頭發不需要梳子，所以一把都沒賣掉。第二個營銷員回來了，銷了十多把。他介紹經驗說，我告訴和尚，頭皮要經常梳梳，不僅止癢，頭不癢也要梳，可以活絡血脈，有益健康。念經念累了，梳梳頭，頭腦清醒。這樣就銷掉一部分梳子。第三個營銷員回來，銷了百十把。他說，我到廟離去，跟老和尚講，您看這些香客多虔誠呀，在那里燒香磕頭，磕了幾個頭起來頭發就亂了，香灰也落在他們頭上。您在每個廟堂的前面放一些梳子，他們磕完頭燒完香可以梳梳頭，會感到這個廟關心香客，下次還會再來。這一來就銷掉百十把。第四個營銷員說他銷掉好幾千把，而且還有訂貨。他說，我到廟里跟和尚說，廟里經常接收人家的捐贈，得有回報給人家，買梳子送給他們是最便宜的禮品。您在梳子上寫上廟的名字，在寫上三個字“積善梳”，說可以保佑對方，這樣可以作為禮品儲備在那里，誰來了就送，保證廟里香火更旺。這一下就銷掉好幾千把。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市場是可以創造的。老師想著“和尚要什么梳子”，工作就沒法做了。

新疆的淘金和養牛----遵循規律

紀曉嵐寫過一本《閱微草堂筆記》，其中有他被流放到新疆時在烏魯木齊碰到的兩件真事。一個是采金。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區當時有金礦，很多關內的流民去那里淘金。這事被清朝政府駐烏魯木齊的大臣知道了，找謀士來商量。有個謀士出了個餿主意，說很簡單，通往阿勒泰產金區就一條路，派兵把守住關口，不準糧食進去，里面的人沒糧食，只有乖乖地出來。駐烏魯木齊大臣接受了這個建議，派兵把守路口，不準糧食往里運。這下糟了，里面有好幾萬人，糧食一短缺就亂了。他們翻山越嶺出來后，不少人變成了土匪，到處搶掠。

第四篇：厲以寧老師：北京大學演講集

當前最大的社會問題是收入分配的兩難境地

為什么把收入分配說成是兩難問題呢？這是因為，一方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比較快，內地發展比較慢；城市人口收入增長率高，農村人口收入增加緩慢。這樣，沿海和內地的差別，城市和農村的差別，還有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差別自然就擴大了。貧富差別的擴大會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但這樣的問題是難以避免的，因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收入就不可能同步增長，收入差別的擴大就不可避免。收入差別的擴大會引發社會安定問題，社會安定問題的提出表明收入分配上正遇到難題。

另一方面，外資在進入，沿海經濟在發展，外資企業在挖人，沿海也從內地挖人。經濟學界現在不少人已認識到，中國企業過去之所以有競爭的優勢，通常都認為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這是不對的。因為勞動力分為兩類，一類是高素質的勞動力，一類是低素質的勞動力。低素質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就低，所以他得到的是低工資，中國在這方面無優勢而言。中國的優勢何在？就在于以往長時期內，高素質的勞動力領取低工資。而現在，低工資還能把高素質人才留在你的企業嗎？留不住了，別人出高工資就挖走了。外商進來以后，正以高工資吸引人才。還有，中國正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大力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因此應當鼓勵創業投資。這些投資者將要得到創業利潤，他們的收入就會上去。再說，當前為了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民營經濟的發展又在增加高收入者的收入，財富積累就越來越大了。于是，又一個難題就出現了。如果想留住人才，必須采用激勵機制，必須給股權，給高工資，給高獎金。為了發展創業投資，就必須給投資者創業利潤。沒有創業利潤，誰也不愿搞創業投資。要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應該讓民營經濟的收入增加，財富得到積累，這樣他們才愿意繼續投資。

以上就是我們所說的兩難境地?？傊环矫妫毟徊顒e擴大，會影響社會安定；另一方面，不運用激勵機制，不給創業者創業利潤，不鼓勵民營民營經濟的發展，經濟就上不去。

怎么辦？必須在兩者之間找出一條平衡的道路。難就難在這個地方。那怎么辦？不能采取“均貧富”、“殺富濟貧”之類的手段，而應當盡快地提高那些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采取“均貧富”的做法，顧了這頭忘了那頭，中國的經濟能發展起來嗎？

我們應當承認當我國的貧富有差別，地區收入有差別，這些問題都存在，我們正設法解決，但不應當夸大。

民工外出也是異地致富之路

在農村扶貧中，對一部分農村外出現象應有全面的認識。要知道，外出的農村勞動力，有些人確實是因為家鄉太窮，收入太少而不得不外出謀生。對這一部分外出勞動力來說，只要本鄉本土的賺錢機會多了，收入增加了，他們就會留在本鄉本土從事多種經營和發展養殖業，或在鄉鎮企業中做工，而不必再離鄉別井去打工。但還有一些人外出的原因不在于本地的收入少，他們在家鄉也可以獲得一些收入，甚至生活過的還不錯。那么他們為什么外出呢？主要是抱著闖闖外面世界，開見識，學技藝，尋找個人更好的發展機遇等想法。農村勞動力本來就多，何必總是窩在家鄉呢？因此對一部分外出勞動力來說，即使家鄉脫貧了，他們外出的愿望依然存在。不能認為農村的扶貧脫貧會使農村勞動力停止外流。只能說，農村的扶貧脫貧將會減少農村勞動力外流的人數或放慢農村勞動力外流的速度。

中國有句古話：“樹挪死，人挪死”。借地脫貧和外遷脫貧，都表明了“人挪活”。就地脫貧取得成績后，雖然仍有一部分人外出，這并不是什么壞事，也不足以證明就地脫貧無效。“人挪活”的想法已經被不少農村勞動者所接受。我們應當為此感到高興，因為這意味著諸如“得過且過：、”小富即安“等傳統觀念已經被新一代的農民所拋棄。

因此，要鼓勵更多的民工出來。農民出來，城里人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看法。有人說民工是盲流，盲流是計劃經濟用語。市場經濟中，民工是因尋找機遇而外出的，他們不是“盲流“。首先，從宏觀看，沒有民工外出，沿海經濟能發展這么快嗎，沿海的經濟發展支持了全國的經濟建設。其次，民工出來，要把錢帶回家，現在出來的民工有1億人，每人每月帶100元回家，每年有上千億元的錢，從沿海流到農村，繁榮了當地農村經濟，改善了人民生活。再次，民工出來，他們的觀念轉變了。現在民工出來學本事，這是人力投資，國家沒有花一分錢，他們學到的技術帶回家鄉辦小企業，昨天的打工仔就是今天的創業者。今天的打工仔又何嘗不是明天的創業者呢？第四，打工妹出來打工，長了見識，又把在外面的見識帶回家鄉，促進了家鄉觀念的解放，也促進了婦女解放。一家有一人在外打工，全家觀念一新，全家就有希望脫貧。

中國農村的勞動力多，不讓農民外出，行嗎？不行。湖南農村中流行這樣幾句話：“一個月過年，兩個月種田，九個月賭錢。”農民閑著沒有活干，就賭錢。農村婦女組織起來抓賭，各家主婦把丈夫領回去。領回家去，他好好干活嗎？農村地少人多，沒有多少工作可做，于是就坐在大門口閑聊，數來往的汽車數目，等等。不久前，聯合國有幾位專家來北京同我們座談。你們聽聽，他們發現了什么？專家們說：“在西方國家，打臺球是一種高雅的文化活動，想不到在中國農村，打臺球已經普及了，到處都在打臺球?！边@有什么好奇怪的，因為農村勞動力高度閑置嘛！

培育更多的小康之家

民富為本。

我們革命的目的是什么？讓老百姓富裕，走共同富裕道路。我們經濟建設的目的是什么？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理。革命戰爭年代里，無產業越多越好。無產者多了。舊政權就不穩定，我們易于奪得政權。革命勝利后，人民應當越來月富裕。小康之家越多越好。改革開放以后的政策是讓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后，小康之家越來越多，社會穩定了，經濟繁榮了，經濟將進入良性循環的發展階段。

社會收入分配結構不應該是金字塔型的，富人少，窮人多，這種結構造成社會不穩定。倒金字塔型有是不現實的，難道社會上都成富人，窮人就那么一點？做不到。社會收入的正常分配應當是雞蛋型的：兩頭小，中間大，這符合統計學上的正態分布規律，所以，要培育更多的小康之家。小康的概念是發展的，正如經濟學從來不對奢侈品下定義一樣，過去的奢侈品就是今天的日常用品。目前來說，有兩居室或三居室，有冰箱、彩電，有穩定職業、穩定收入，就是小康之家。再過幾年，小汽車進家庭，再過幾年，不少人有第二套住宅，這些仍是小康之家。既然是雞蛋形的分配模式，兩頭小，中間大，中間的都是小康之家。社會的小康水平要逐漸上升。要培育更多的小康之家，這是我們社會穩定的基礎。讓更多的人富起來，先富幫后富，才能走向共同富。

要記住，財大氣粗是極少數人的行為。有人的確財大氣粗，如某些暴發戶。但大多數人是財大氣順的。收入多，生活好了，需求層次就提高了。他愿意幫助別人，為社會捐錢辦學，接濟窮人，收養孤兒，建醫院，做更多的好事。這些年，一些地方的有錢人捐錢支援家鄉的福利事業。有錢了，還要賺錢，好要捐。為什么？繼續賺錢，表明事業有成就。中國古人有句話：“兒女不如我，留錢干什么？”敗家子，留錢給他就是造孽。“兒女超過我，留錢干什么”兒女比自己強了，還需要你給他更多錢嗎？隨著道德水平的提高，人們富裕了，思想境界就會提高。這在某些地區已經顯現出來。

民富為本，要樹立這種思想。只要樹立這種思想，我相信，地方經濟、農村經濟就一定能夠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讓家家都成為小康之家，都過上富裕的生活，這難道不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嗎？

不同地區農民收入差距較大的主要原因

為什么不同地區收入的差距較大？大體上有以下五個原因。

1.內地，特別是山區，自然條件差，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低，而沿海地區特別是平原地帶，自然條件好，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高。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越是貧困的內地，尤其是山區，越容易只顧眼前利益，忽視資源與環境保護。從較長時期來看，資源和環境破壞的結果是，當地農民越來越貧困。對于內地經濟發展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這些地區的經濟究竟能不能擺脫“低收入——生態破壞——低收入”的困境，與是否濫采亂伐，是否保護資源與環境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2.內地農業生產單一，不少地方只種糧食，而沿海地區農業生產多樣化，除種植糧食而外，經濟作物、蔬菜、水果生產也占相當大的比重，并給農民帶來較多的收入。加之，沿海地區養殖業發展快，給農民帶來的收入很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業多種經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3.內地的鄉鎮企業的發展遠遠落后于沿海地區，這同樣使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形成較大的差距。沿海地區一些鄉鎮企業近年來的迅速發展和積累不斷增多，為支持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來自鄉鎮企業的農業投資，在農業運行中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相形之下，在內地，尤其是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盡管也有這一類型的企業，但它們在農業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資金投入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沿海的鄉鎮企業相比，則要小的多。這正是沿海農村經濟的特點之一。

4.內地的農民往往只是農業生產者，他們所得到的收入僅限于農業生產的收入；而沿海地區的農民，有一部分參與了農產品的營銷，他們不僅作為農業生產者得到收入，而且作為農產品的營銷者得到收入。過去那么多年，農民生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部門要農民種植什么，農民就種植什么，農民同市場之間的聯系是薄弱的。然而，近年來，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沿海農民懂得了為市場而生產和營銷，為消費者而生產和營銷的道理。市場信息不斷傳入農村，農民之間相互傳遞市場信息，這表明農民同市場之間聯系的加強。市場是一個大學校，農民從這里學習到過去從來不知道的東西。沿海農民兼做農產品營銷者，正是在這種大環境中發展起來的。

5.內地與沿海地區的農民的教育程度的差別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它影響了農民賺取收入的能力。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正在使沿海農村發生變化。發展多種經營，提高生產率，都需要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一些有文化的農民之所以能夠致富，是與他們學習有關的知識和技能，掌握這方面的訣竅有密切的關系。可以預料，在今后幾年內，沿海農村的經濟還將進一步發展，那里的農民還會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學習和掌握技術方面，靠此致富的農民也會越來越多。由此可見，要提高農民的收入，需要大力發展內地農村的教育事業，提高內地農民的文化技術水平，以便促進當地農村的多種經營，以及發展鄉鎮企業。這也是縮小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

發展優勢農業產業

一是蔬菜業。蔬菜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我們有優勢，因為他們的勞動力成本太高。蔬菜是不能機械化種植的，機械化種植的菜，不好吃，必須精心培育，精耕細作。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比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有優勢。跟我們同類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會種菜，技術比他們強。比如說，非洲人會種菜嗎？不會，勞動力再便宜也沒有競爭力?，F在蔬菜的問題在于農藥殘存量較高，往往給出口帶來麻煩。這也和農民的技術培訓有關。要教育他們別亂打農藥，要發展生態農業，使蔬菜成為人們能放心吃的綠色食品。這樣，蔬菜業的前途就更大了。

二是水果業。這也是我們的優勢，因為中國的水果在世界上是很便宜的。南方的荔枝、芒果、菠蘿、香蕉，都有出口優勢。但也有缺點，比如北方的蘋果，挺好吃，清脆略帶酸味，但不好看。進口的蘋果通紅通紅的，但又不好吃。所以有人講，進口的蘋果適合送禮，在家里要吃國產蘋果。蘋果品種能不能改良呢？改良了品種，水果優勢也會更大。

三是花卉業。中國花卉的培育是有悠久歷史的，中國花農會養花，會培育新品種。云南昆明一帶和廣東、福建都養花。現在人們的習慣改變了，逢年過節都送花，花的需要量就大了。而花卉又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是靠精心培育的，現在云南的花銷到香港，同樣的品種，價格只有荷蘭出口花卉價格的幾分之一，所以很快就擴大了市場?；ɑ苁俏覀兊膬瀯?。

四是茶葉業。中國人會種茶，有各種各樣的茶葉，氣候條件也適合，而且全世界的華人都喝中國茶，甚至整個東亞都喝，所以茶葉的銷售量是大的。這也是我們的優勢產業。

五是中藥材。從中藥材中還可以提煉制成某些有特殊療效的藥材。

六是養殖業。養殖業包括養育養蝦、養雞養鴨、養甲魚、養螃蟹等，這些都是中國的優勢。養殖優勢的存在，要求我們在維持糧食生產的現狀以外，重點要向這里轉移。我到廣東、湖南考察，發現那里的農民都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都在大力發展養殖業。

城鎮化對就業的影響

毫無疑問，城鎮化對緩解就業問題是有積極作用的，關鍵是要研究什么樣的城鎮最有利于吸納城鄉過剩勞動力，以及如何建設這樣的城鎮。

加快城鎮化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采取的措施。城鎮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城鎮勞動力的需求主要來自民營經濟。農村勞動力的供給，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農村中已到就業年齡而指望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以外找到就業機會的青年人。二是農村中已經不滿足于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之上謀生的人。三是近年來一直在鄉鎮企業中工作，而由于鄉鎮企業不景氣甚至倒閉不得不離開鄉鎮企業，但又不愿回到自家承包的土地上勞動，或者承包的土地已經轉讓出去而無法回到原來承包的土地勞動的人。這三方面的勞動力構成了尋找工作崗位的農村勞動力基本隊伍。他們人數眾多，并且會逐年上升。

那么，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主要來自于何處呢？大體上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村承包大戶、種植大戶、養殖大戶；二是設在城鎮的民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資企業；三是基礎設施建設單位，從事建筑、興修水利等勞動。此外，還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自行外出，到城鎮或其他農村從事個體工商業活動，如擺地攤、開小店、做貨郎等等。其中，一部分人繼續留在農村謀生，大多數人將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進入城鎮，在城中中尋找工作的機會。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現代化的經程就是農村人口在人口總數中的比例不斷降低的過程，農村勞動力的外出意味著城鎮化的進展。

民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將從農村吸納勞動力，使他們成為城鎮人口的一部分。不管在戶籍管理上，這些人是不是保留著農村戶籍，但從生活方面看，他們已經融化在城鎮生活中了。城鎮化程度越高，城鄉過剩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就越多。因此，需要研究的是，究竟什么樣的城鎮最有利于吸納城鄉過剩的勞動力，如何建設這樣的城鎮。

從城鎮規模的角度看，城鎮規模小，吸納的城鄉勞動力總是有限的，小城鎮對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發展固然有重要作用，但在吸納城鄉過剩勞動力方面，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主要因為，第三產業的發展程度同城鎮的規模、城市的經濟程度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小城鎮雖然也有一些商業、服務員設施，但這些設施的規模不大，所吸納的就業人數也不多。而大中城市，由于規模大，人口多，交通便利，不但是商業中心，而且往往是文化教育中心、信息中心、甚至是金融中心，第三產業有良好的發展條件，在第三產業中工作的人數也就多得多。加之，靠近農村的一些小城鎮上居民，在生活習慣、生活方式上通常沒有擺脫農村的影響，對生活服務的需求不多，所以第三產業的市場有限，而大中城市的居民在生活習慣、生活方式上已經城鎮化了，他們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從而刺激了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也就有可能成為勞動者就業的場所。

因此，要緩解城鄉過剩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在現階段，不僅要繼續發展小城鎮，更要發展大中城市。不能認為中國的大中城市已經發展到了極限，無法再擴大了。只要規劃很好，配套措施相應地跟上來，即使是大城市仍有發展的必要與可能。假定再考慮到大城市同小城鎮相比，土地利用率要高得多（小城鎮建筑占地過多），能源使用效率也有效的多，所以在經濟上是劃算的。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大城市給居民帶來不少生活上的不便，如果規模繼續增大，豈不是給居民帶來更大的不便么？對這個問題，應當從動態的角度考察。要知道，大城市中居民生活的不便，正是為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準備了極好的條件。這表明社會生活服務方面的市場很有潛力。只有發展第三產業，才能使大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日益方便。比如說，要使大城市居民生活方便，社區服務、老年人福利設施、兒童教育設施、病人照顧服務等都要大大發展，這可以吸納許多工作人員。城市交通、通訊、信息服務等設施的發展，又會進一步增加就業。

城市的功能是多種多樣的。如果僅僅把城市當成工業中心，即認為城市是工廠集中的場所，那么第三產業的發展是有限的；如果把城市作為商業中心、金融中心、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和國際交流中心看待，并據此制定發展規劃，那么第三產業的發展將有很大的余地。第三產業中的許多行業將應市場的需求而興起，這些領域內可以吸納的勞動力人數也是不可限量的。由此可以了解到，城市應當朝綜合性城市的方向發展，這樣既能更好地發揮城市的功能，而且也能使第三產業發展地更快，從而環節城市就業壓力。中國最近數十年來的經驗表明，工礦型城市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城市生活不便、就業問題難以緩解，特別是某些以采礦業為主的城市在礦產資源趨于枯竭后，城市財政發生危機，就業壓力也會越來越大。由于工礦型城市的建成已是歷史事實，所以當前這些城市面臨著十分迫切的轉型問題，要設法使他們朝著綜合性城市轉變。顯然，這種轉型并非易事，但轉型不管會有什么困難，但勢在必行，否則這樣一些城市就會從此衰落下去，而就業問題也會越來越多，更難以解決。

厲以寧：從家族制到委托代理制 民營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日益顯示自己的活力。但民營經濟的活力不可能不受到企業體制與企業組織形式的制約。如果企業體制存在著這種或那種缺陷，企業組織形式依然墨守成規，那么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這一點已被某些省市的實踐所證明。

民營企業可以有多種形式。家族經營制是一種較普遍的形式，不僅個人獨資企業如此，而且合伙企業也如此，甚至采取有限責任公司形式以后同樣如此。不容否認，在民營企業初創階段，家族經營制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例如，實行家族經營制有凝聚家族力量的作用，在企業初創階段便于克服困難，使企業在艱難條件下立足；又如，家族經營制同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背景相適應，尤其在農村與小城鎮，家族經營制同周圍環境的適應尤為必要；再如，家族經營制在企業初創階段還起著互助、協調的作用，能幫助經濟力量薄弱的家族成員較快地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最后，在家族經營制之下，家長是有權威的，而且在企業初創階段，有權威的家長通常是一位能人，在他的領導下，企業能夠生存、發展是同家長的權威分不開的。

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史來看，家族經營制都曾經在企業成長過程中起過這樣一些作用。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同樣可以看到家族經營制在民營企業發展中的上述作用。但一旦企業規模增大了，家族經營制的局限性就越來越突出。能不能突破原來的家族經營制，成為民營企業初具規模之后能不能繼續發展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不突破家族經營制束縛的民營企業，往往就此止步，甚至逐漸衰敗、倒閉。突破了家族經營制，民營企業就能進一步成長。

家族經營制主要的局限性：

第一，家族經營制之下的企業決策實際上是家長個人決策，家長個人說了算。這通常是難以避免的。家長過去曾經辦好過企業，但經驗可能是財富，也可能是包袱。不可能任何經驗都是財富。但時代在前進，情況比過去復雜多了，尤其是在企業規模擴大和市場競爭加劇以后，家長個人獨斷專橫的決策很可能脫離實際，以致造成投資的重大失誤或經營方針的重大失誤。在這種情況下，家長與晚輩之間可能形成巨大裂縫，逐步導致企業解體或倒閉。

第二，家族經營制企業只可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內挑選接班人，甚至企業的接班人是注定的、不可更換的。然而，下一代不一定適宜擔任企業接班人。即使他們可能受到較好的教育，但他們的興趣與專長不一定在企業經營方面，也許他更適合當一個工程師，當一個醫生，而不適合主管一個企業。假定有幾個兒子，而且都想接管企業，問題就復雜了。這樣，家族經營制企業經常發生繼承的危機，有時甚至幾個可能接班的家族成員各自拉攏一些親戚，結成小圈子，爭奪接班人的地位。企業的家族凝聚力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不斷增加的離心力，一個民營企業本來很有生氣，可能由此衰敗，一蹶不振，甚至分裂成幾家不成氣候的企業。

第三，在家族經營制之下，企業經常錄用家庭成員或親戚來擔任中高層管理人員。任人唯親的結果，一方面會使管理混亂，原來制定的規章制度難以執行，特別是一些有特殊背景的人被安排在關鍵崗位上，規章制度就不起作用了；另一方面又會使一些同家族沒有關系但有才能的人，對企業失去信心。他們會說，你們這些特殊人物把住著重要崗位，我再留在這里，有什么前途？紛紛離去，結果，企業必然人才流失，失去活力。

第四，家族經營制之下，企業的產權通常是封閉型的。家庭持有產權，“肥水不外流”，既不愿外界前來參股，也不打算走產權多元化的道路。家長的考慮是：這家企業，我辛辛苦苦把它辦起來了，出了成績，產權一開放，別人豈不是沾了我的光？有時，盡管辦成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在兩人以上，但持股者或是妻子兒女，或是少數親戚，企業的發展主要依靠自身的積累和原有的股東的再投入，這就大大限制了企業的繼續擴展。有時，為了不讓外界了解企業經營狀況與股權狀況，企業連向銀行融資的方式也拒絕采用，這更加阻礙了企業的成長。

第五，在家族經營制的企業中，企業目標往往是模糊的、不確定的。要知道，一家企業，不管是哪一個行業的企業，總是把盈利率放在目標的首位，企業總是要為投資者取得越來越多的收益，包括分紅與企業自身資產的增值。家族經營制的企業在初創階段，這一目標是明確的，經營企業的目標就是為了盈利。但企業規模擴大以后，企業的目標就逐漸模糊不清了。這主要是因為，企業代表家族，家庭與企業的同義語，盈利率固然仍會被考慮，但家族還必須考慮家族的社會地位、家族的形象、家族的聲譽、家族的命運、家族成員的相互關系等等問題。家族同企業捆綁在一起，企業的生死存亡就是家族的興衰枯榮。于是企業與家族都想多算“家族賬”而少算“經濟賬”。這是家族經營制企業在規模擴大后無法回避的事情。在多算“家族賬”而少算“經濟賬”的思想指導下，不少企業逐步陷入了自己所設置的陷阱，越陷越深，難以自拔。

盡管家族經營制有局限性并不是說家族經營制對于小作坊、小攤店、小本經營沒有適用性，因為在那種場合只可能采取家族經營制。這也不否認家族經營制在民營企業初創階段內一定的積極作用。簡單地否定家族經營制的作用，是不對的。但無論如何，企業發展壯大以后，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形勢，面臨企業管理的各種問題，擺脫家族經營制的束縛已是當務之急。

怎么辦？要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假定企業規模小，可以繼續保持家族經營制。夫妻老婆店，你改它干嘛呢？它就是家族經營制。小作坊也不必改。另一種情況，民營企業規模大了以后就要改。走所有權、經營權分離道路?？梢约易蹇毓伞⒓彝タ毓?，但一定要建立真正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那就采取委托代理制的方法，聘外面的能人來做經理，同時由家族控股。產權要開放，不搞封閉式的，這有利于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

走向委托代理制，走向現代企業制度，是稍具規模的民營企業的必由之路。委托代理制的特點是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社會上有若干可供選擇的經理人才，民營企業要善于挑選，擇賢錄用。家族可以掌握控股所必需的份額，但股權與經營權要分開。對聘來的經理人員，要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給以職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重大決策由董事會作決定，家長或其他家族成員不能越過董事會與總經理而對企業經營活動橫加干涉，更不能越過董事會去干擾總經理的管理工作。企業聘來的總經理，向董事會負責，而不是對家長或某一個家庭成員負責。

與此相應的是，產權應當開放，即向愿意投資于企業的人開放。產權的開放不但拓寬了企業融資的范圍，有利于技術進步，而且使得企業的產權結構發生變化，企業成為真正由多元投資主體投資所組成的企業。開董事會時，不再是一個面孔、一個聲音，從而有利于投資決策的合理、有效。家族即使仍在企業中擁有控股所必需的股份，但由于產權已經開放了，董事長所維護的已經不僅僅是家族的利益，而是全體投資者的利益，董事長也不僅僅是家族的代表，而成為全體投資者的利益的代表了?，F代企業無不如此。

需要指出，產權開放后，家族經營制企業可以改為合伙制，也可以改為公司制。公司制比合伙制好，對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尤其如此。而在公司制中，有限責任公司是一種比較好的方式。有限責任公司的好處在于：它以“人和”為主，它不是單純的資本聯合，而是人和資本的共同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當然有它的好處，如融資渠道更寬。它是一種資本聯合，一般的股東只看重自己的利益，所以股份有限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盡管可以融到很多資金，但它的缺點在于廣大股民只能跟你共安樂，但不能共患難。你賺錢，大家都購買公司股票，一旦盈利率下降了，人家就把股票賣掉。有限責任公司不是這樣，是相互了解的股東們的結合，可以共渡難關，因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能隨便退股，退出要經過大家一起商量才行?？傊?，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還是股份有限公司制，產權都是開放的。家族如果認為有必要控股，控股比例也不一定是51％，51％是在兩個投資主體的情況下的有效控股比例。股權分散，也許20％、30％就夠了。這同國有企業改制后國家的控股比例一樣。

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之爭

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是兩個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增長點，也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長期以來經濟學界對其成敗優劣一直爭論不休。

20世紀90年代初，以鄉鎮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包括蘇州、無錫、常州地區）模式一枝獨秀。中共十五大后，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開始大紅大紫。在一些人看來，溫州模式將取代蘇南模式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普遍模版。甚至有些原本十分鐘情于蘇南模式的經濟學家也羞于再談蘇南模式。似乎以集體為單位、社區政府主導完成的原始積累方式應該徹底擯棄。

改革開放到今天，蘇南、溫州成為中國積累財富最成功的地區。他們分別以集體和個體為單位因地制宜地抓緊機遇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僅就這兩個早年間的傳統模式看也很難說哪個更能代表中國的普遍情況。

最近幾年，蘇南、溫州模式被兩地人民不斷地填充新內涵。都在轉向股份公司為主的現代企業，都在努力擠占國際市場份額，都在挺進高科技，二者之間差異趨于淡化，模式趨同化隨著經濟轉型成為趨勢。人們認為在這個全球化的新經濟時代，個別地區特定階段的發展模式所能給出的啟示是有限的，試圖推而廣之更不合時宜。放眼未來，明晰的產權和規范的競爭行為，將成為各地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混合所有制，統一市場，產業升級和城市化將成為近期經濟發展的主要走向。

掙錢、生錢、賺錢和來錢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一定要善于融資和善于聘人。融資和聘人，是與企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兩件大事。

用拆字的方法把創業破解為“掙錢”、“生錢”、“賺錢”、“來錢”四大階段。

第一階段：掙錢?！皰赍X”的“掙”，左邊是個“手”字，右邊是個“爭”字。也就是說，大學生創業的第一個階段是自己辛勤的勞動，用自己的拼搏競爭去掙第一桶金。

第二階段是“生錢”，生錢的“生”下面是個“一”，上面是個“?！弊郑脚_上站著一條牛。所以，創業以后，要設法把企業改成股份制。有了這樣的平臺，企業上市，乘牛市而上，就做大了，這叫生錢。

第三個階段是“賺錢”，左邊是個“貝”字，右邊是個“兼”字?！柏悺笔清X，“兼”指兼并，就是要靠融資——兼并——再融資——再兼并，這就是賺錢。不進行兼并，企業怎么做大？什么都靠自己創辦，太慢了。不善于融資，資金從哪里來？什么都靠自己積累，過程太長了。

第四個階段是來(繁體字)錢，一個十字架，三個人。要善于聘人，必要時挖人。把眾多的人才吸引到企業中來，有了人才，企業發展了，自然來錢了。有人說，靠本企業培養，不也出人才嗎？這話雖然不錯，但這樣做，太慢了。培養出一個人，興許要若干年。優秀人才，主要從外面找，先挑選好，再吸納進來。

一旦承諾,就應兌現

企業在發展中必須講信譽。沒有信譽，企業還有什么生命力？不要輕易做出承諾。與其將來反悔，不如當初不做出承諾。而一旦做出了承諾，就一定要兌現。

幾年前，河南電視臺有個實況轉播，是安陽法院在審案子，講某個地方有個小男孩丟了，家長出懸賞布告：誰能通風報信，找到小男孩后，給予2萬元人民幣作為獎賞。有人通報了有關小孩的消息，果然找回了小孩。這人就來要錢，而人家只給1千元。通風報信的人問道：怎么才給1千元呢？周圍的人議論開了，你做好事嗎，報個信，給1千元，也不少了，別那么貪心，等等。這個人非要2萬元不可，于是告到法院，法院宣判，再補給他1.9萬元。

我覺得判得對。法院認為，出懸賞公告，等于發要約，根據合同法的規定，應當履行合同，不按照原來約定的款額支付，就違背了合同法。對此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為了使更多走失的小孩被找回來，法院應讓被告兌現原來的承諾。不然，以后誰家的小孩走失了，家長再出懸賞公告，別人就不信了，就會說“法院也認為不必給那么多錢嗎！”人就就不會幫你找走失的小孩子，于是更多的走失的小孩就難以找回來。所以說，企業一旦做出承諾，就應兌現。這是有利于維護信譽，有利于企業今后的發展的。

第五篇：厲以寧道出中國經濟改革解藥

厲以寧道出中國經濟改革解藥

86歲經濟學家厲以寧的萬字手寫演講稿，道出中國經濟改革解藥！“2016新浪金麒麟論壇”11月23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抉擇與回歸——尋找中國經濟新動能”，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會上發表題為了《怎樣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演講，值得注意的是，厲老為金麒麟論壇主旨演講親手書寫了手稿。

厲老昨天剛度過86歲生日，1930年11月22號生人，至今仍筆耕不輟，為參加金麒麟論壇，厲老花了一天時間認真的一字一句打了手稿，層次清晰的思考和記錄了怎樣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問題。讓我們來看看一些重要的觀點匯總：

談政府進退——政府不能老呆在這個位置上，因為你呆的時候是企業還沒有成長起來的時候，企業沒有成長起來政府可以代替市場的主體起作用，但這個只是短期的，否則對經濟是有害的，歷史已經證明了。

談就業——快遞員這種新的職業怎么產生的？他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全國的快遞員有多少自備工具、自己參加某一個組織或者幫助你取得信息，哪兒有貨，收貨、送貨，所以說對就業問題我們發展看來，雖然跟科學技術進步有關，比如縫紉機的發明、比如電的推廣、比如網絡銷售的實現。還有一點，就是經濟中需要新的機遇、就會產生新的就業。談法治——這么大量的詐騙到處在發生，為什么不好管呢？因為法律還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規不是很嚴密的，經驗要成熟，所以它始終是個較量問題。使所有的詐騙者能夠伏法，使所有的欺詐行為能夠受到打擊。所以結構問題之所以重要，關鍵還涉及到法治往往是滯后的，我們必須更加注意這樣的事情。

談觀念——觀念的轉變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們今天談結構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觀念是不是轉過來了？不一定轉過來。我們可以講創新，創新的觀念轉變沒有？你天天談創新，你也從事了創新，但是你創新的觀念可能還是舊的。

談創新——什么是創新？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叫創新？在熊彼特時代，這是對的。工業化初期，制造業需要不斷的生產要素的重組。但今天的情況不一樣，100年了，100年前工業化剛開始，所以把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看成那么重要?，F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組，有了信息的重組你就知道創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這才有創新。談企業家——“企業家”這個名詞是過時的名詞。大量正在涌現出來的年輕人，他們現在不是企業家，但是將來可能是比企業家更有影響的人。一個新領域的發現者，領路人。結構性改革能夠起作用，一定要依賴大量年輕人，大量的年輕人在探討尋找新路子、尋找產品的新功能。

談消費——古典經濟學是最優原則，我以最小的價格能夠買到最大的滿足。但現在變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因為最優是做不到的，人們能夠做到最優嗎？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嗎？

談宏觀調控：宏觀調控，第一，重在預調，發現苗頭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調，不要大幅度波動，讓它微調。第三，結構性調控，有重點、一貫式的調控，而不要像過去大水漫灌。過去已經吃過虧的，大水漫灌的好處是浪費了資金，滴灌，精準扶貧就是滴灌的表現，一定要做到這樣。

附：厲以寧教授的演講全實錄：供給側改革首要是培育適應市場的企業

86歲經濟學家厲以寧的萬字手寫演講稿，道出中國經濟改革解藥！厲以寧：我要講的題目是“怎樣持續的推進結構性改革”： 第一個問題，從供給和需求的互動關系，我們知道在經濟學里面從來都是供給和需求并重，為什么把這兩個并重呢？因為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沒有供給也就沒有需求，兩者之間是互動的關系。

主要的問題現在在什么地方呢？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給方面比較難。因為從供給方面來說，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夠協調得好，必須把方向先搞清楚，如果方向搞不清楚，往往沒有別樣的。供給方面最要緊的問題是什么？跟需求不一樣，需求是個短期的調節，它主要是為防止需求過熱、需求不足這樣一些問題，供給則不是這樣，供給最要緊的任務，是要形成一個自主經營的、獨立經營的產業主體，就是企業。

如果企業不能夠做到這樣，整個經濟就不能完成它的結構調整。所以，一般就把供給方面的改革當作中期的任務。

為什么它是中期的任務呢？因為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要讓企業能夠自主經營、獨立經營，不僅需要一個環境，而且需要企業自身產權清晰，能夠自主經營，無論對什么樣的企業，這些都是有用的，它是一個中期的任務。

我們可以講，如果不把二者連在一起考慮，簡單的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簡單的刺激供給，也可以做好，但是這樣對經濟沒有太大的益處，問題會不斷的發生，所以結構調整作為一個中期的任務應該得到重視。

政府要懂得及時退出

第二個問題，供給側方面結構的調整主要含義是什么？剛才已經講過，我們談到結構性方面一個主要的含義是在這幾方面，培育獨立的自主經營企業，就有市場的主體，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主體的話，實際上供給側的改革很難推進。即使推進，又反復，即使推進，也可能中途變化，變成什么樣子？根據各種情況來定。但這點是很重要的，我們當前應該看得到這個問題，就是供給側的改革的含義首先在培育適應于市場的主體。關于政府調節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政府的調節作用應該是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個方面，政府有規劃作用、有引領作用，還可能有微調，這些都是在供給側改革中需要的。

但政府的第二個作用，在市場還沒有發育的時候，在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經營者還沒有成長的時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時期內有代替市場主體的作用。

這在許多國家都是有的，許多國家都可以說，俄羅斯在彼得大帝的時期，由政府來充當企業主體，日本明治維新以后，企業力量不足，政府來代替，其他的西歐國家也有過，但所有的這些都需要政府及時的退出。

政府不能老呆在這個位置上，因為你呆的時候是企業還沒有成長起來的時候，企業沒有成長起來政府可以代替市場的主體起作用，但這個只是短期的，否則對經濟是有害的，歷史已經證明了。就業問題可以在發展中逐漸解決

第三個問題，供給側方面的結構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樣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剛才講過了，就是讓企業有獨立經營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起來，但另外還有，就是一定會涉及就業問題，就業問題是供給側改革不得不解決的問題，遇到的問題。我們現在可以舉個例子，供給化開始以后，勞動力從哪里來？勞動力在西歐國家，農民、舊農民，因為農民在農田里頭感到了自己的收入太低，他要尋找出路，就進城。

大量農民的進城在西歐這是事實，農民進城是為了找工作，跟中國的情況不一樣，因為中國從50年代以后，我們的戶口就變成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是戶口制度是二元的，城市是城市戶口，農民是農村戶口。

西歐沒有這種情況，農民進城的時候老婆、孩子都帶進來了，老婆、孩子都帶進來以后，男的可以從事建筑工、修路工、采礦工等等重體力勞動，女的找不到工作，孩子在這個家庭中沒有錢不能上學。這個問題漸漸引起了社會的注意，一定要讓女的也工作，有收入才能搬出臨時搭建的棚戶區，女的到哪兒找工作？這個在西歐工業化過程中發生的大問題。

怎么解決呢？有賴于縫紉機的發明和推廣，這在經濟史書里是有記載的，家庭婦女沒法工作，縫紉機發明了，于是服裝廠就開始了從手工的變成縫紉機大量的使用，只招女工，很少的男工只是縫紉機的修理者?？p紉機多了，縫紉機就便宜了，縫紉機便宜那些工人的家庭也可以借點錢、籌點錢買臺縫紉機，婦女因為有孩子，不能都到工廠去做工，家里還有很多家務事，這樣她們可以在自己家里承包各種縫紉業務，這就解決了就業。所以第一個階段，在西歐解決了家庭婦女問題，這樣農民在城里變成了生活比較過得去，漸漸地就搬出了棚戶區，其他的農民就頂上了，但其他的農民是來自何處，不是西歐國家本身的農民，而是來自北非、亞洲、東歐的農民。

后來又遇到了問題，就業人口還在不斷增加，遇到了什么問題？用電，電開始推廣了，電開始推廣的過程中怎么辦？不好辦，他們說我們競爭不過那些使用電的工廠，你怎么可能跟他相比，但是沒有想到電很快就普及、推廣了，只要你通上了電，一插機器也轉了，農民這個時候進城以后利用了電就辦起了小作坊。

最明顯的就是汽車修理行業，有汽車、有摩托車、要修理，修理要開小作坊，小作坊用上電了勞動率就提高了，漸漸的人就富裕起來了，就形成了藍領中產階級。

我在德國考察的時候就發現，藍領中產階級在斯圖加特——就是生產奔馳汽車的地方，整條街都是修理汽車的。他們到這里來，不管現在是哪年的、什么型號的奔馳汽車，只要你說出它的年代、生產的型號就可以在自己作坊里頭仿制成當時的元件給你配上去。這是技工時代，技工時代有電。所以兩次經驗告訴我們，就業問題可以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的。

現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業的浪潮，第三次就業浪潮在什么關鍵時候，第三次就業浪潮主要是在這些新的互聯網的出現，它帶動了很多就業。就以中國現在來說，“11·11”很普通的一點，為什么能夠有這么大量的銷售，我們先不談，增加了多少就業。比如說快遞員，快遞員這種新的職業怎么產生的？他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全國的快遞員有多少自備工具、自己參加某一個組織或者幫助你取得信息，哪兒有貨，收貨、送貨，所以說對就業問題我們發展看來，雖然跟科學技術進步有關，比如縫紉機的發明、比如電的推廣、比如網絡銷售的實現。還有一點，之所以這樣，就是經濟中需要一種新的機遇，就會產生新的就業。情況就是這樣，我們對這些情況應該清楚認識。政府應解決好詐騙問題

在供給側改革實現過程中還有一個擔心，物價上漲怎么辦？物價會上漲，這一定是來自需求過旺或者供給不足，就要由市場自己來解決。市場感到困難的不是通常的物價上漲，也不是剛才講的就業問題，而是詐騙的增加。

電信詐騙、購物詐騙，還有各種各樣的詐騙，都是隨著技術發展，這樣技術發展以后就一定會產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騙、有人甚至因此傾家蕩產。

這告訴我們什么呢？告訴我們一點，法治的進展是緩慢的，這么大量的詐騙到處在發生，為什么不好管呢？因為法律還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規不是很嚴密的，經驗要成熟，所以它始終是個較量問題，這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使所有的詐騙者能夠伏法，使所有的欺詐行為能夠受到打擊，人們都有這種希望，這就看政府怎樣使法治問題不斷能夠得到緩解。所以說，結構問題之所以重要關鍵還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滯后的，我們必須更加注意這樣的事情。觀念轉變并不容易

第四個問題，供給側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供給側改革因為跟結構調整有關系，所以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漸進的過程我們應該看到，不要著急，應該把目標中的幾個目標完成。剛才講到第一個目標，是要培育、發展自主經營、獨立經營的企業，這個也不是簡單的，“老字號”為什么不行，“老字號”之所以不行，是因為它以“老字號”固步自封了，我是“老字號”，酒好不怕巷子深?，F在沒這個情況，酒再好巷子深，購買很難，我不去購買，因為跟你競爭的家數很多。

“老字號”有它觀念的問題，觀念上我是“老字號”，現在看看，死守這個觀念，“老字號”有幾家現在還能夠流行的。我們講同仁堂，同仁堂人家改了，人家已經改成股份制企業了。全聚德烤鴨，人家也在改了，不斷適應，外賣什么都有。“老字號”還有很多問題。所以這里講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觀念的轉變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們今天談結構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觀念是不是轉過來了？不一定轉過來。我們可以講創新，創新的觀念轉變沒有？你天天談創新，你也從事了創新，但是你創新的觀念可能還是舊的。

“企業家”這個詞過時了 “創新”這個詞是熊彼特提出來的，100年前提出來的，熊彼特對創新做了很多開創性的研究，很多成績。要不是他死得早，1950年就去世，他肯定是首批，不講“首個”，首批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諾貝爾經濟學獎是60年代后期才出現的。

當時他談的創新是工業化初期的創新，好多定義都不符合。比如說什么是創新？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就叫創新？熊彼特的觀點，對啊，當時工業化初期，制造業需要不斷的生產要素的重組。

今天的情況不一樣，100年了，100年前工業化剛開始，所以把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看成那么重要?，F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組，有了信息的重組你就知道創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這才有創新。信息的重組是前提，生產要素的重組是以前發生的現象，現在并不重視它。所以我們懂得這一點就知道我們的觀念需要轉變，供給側改革一樣需要觀念上的轉變，因為談到創新問題，現在談到創新又涉及到熊彼特的一個定義，“企業家是創新者”。因為企業家把發明家的許多成果拿來用到經濟中去，這個觀點在工業化初期是對的，工業化初期談到創新的時候都知道，發明家的發明是實驗室，要在經濟中運用得靠企業家。

現在是這個情況嗎？老早就不是這個情況了，現在的創新不一定是發明家，而是創意，先有創意，無數年輕人很活躍，他們在咖啡館里、在會所、在俱樂部，或者吃飯的時候交談，就在尋找創意。有了創意才有了創新，有了創新才有了創業，創意最重要了。無數創意是誰搞的？不一定是實驗室搞的，實驗室里頭也在進行，但更多的是大量的年輕人，他們在各種感覺中發明這里怎么樣、那里怎么樣，這就行了，市場是可以創造出來的，市場的創造可以舉一個案例，也是平時講課的時候經常用到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一個生產木頭梳子的工廠找了四個推銷員來，讓他們去推銷梳子去，指明到和尚廟里去推銷梳子。晚上第一個推銷員回來了，“怎么樣？”“一把沒賣掉”，怎么一把沒賣掉呢？和尚說，“我光頭要梳子干嗎”，一把沒賣掉，那就坐著等等吧，看看其他推銷員怎么推銷的。

第二個推銷員回來了，“銷了多少”，這個推銷員說，“銷了好幾十把”，“你真了不起，你能在和尚廟里銷售幾十把梳子，請問你用什么方法？”我就對和尚說“梳頭是木頭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是梳子有第二個功能，你經常用木頭梳子刮刮頭皮，可以止癢、活血、名目、清腦、美容、養顏”，“還有這么多好處呢”，這樣靠第二功能銷售了好幾十把梳子。

一會兒第三個推銷員回來了，“銷了多少”，他就說“我銷了好幾十百把，梳子都銷完了，訂單還有很多”?？煺務勀阍趺丛诤蜕袕R里銷了這么多梳子呢？他說“我仔細觀察了，廟里的香火挺興旺，廟里的香客很虔誠，磕頭，香灰掉下來，頭發就亂了”，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說“廟里的香客多虔誠啊，你要關心他們”，“我怎么關心他們呢”“你每天每個佛堂前面放幾把木頭梳子，香客磕頭起來以后頭發亂了，就梳一下，頭發上有香灰梳掉，這樣香客感覺關心他們，不就越來越向往?！薄皩?，有道理，就訂購了幾百把梳子”。

一會兒第四個推銷員回來了，“銷售了多少？”“好幾千把，那點梳子不夠，還有好多訂單”?！澳愀嬖V我們為什么銷售了這么多梳子？”“我直接找方丈，“你廟里經常有人給你捐錢？” “對！”“你得有禮品回饋給人家，木頭梳子是最好的禮品”，方丈就笑了，“誰要木頭梳子呢？”“木頭梳子是可以寫上字的，把廟里最好的對聯寫在上面，方丈的字寫得也不錯，留幾個字，人家作為紀念品留下來，并且以后捐錢就更多了，給你送禮的也就更多了，你廟里去辦事也更方便了，”“有道理”，訂購了好幾千把”。四個例子告訴我們什么問題？什么叫新產品，新產品不僅產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舊產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產品。你們大家都在用手機，十來年前的手機也許就一個功能，通話的功能，而今天的手機有多少功能啊，你們自己想想你的手機有多少功能啊，這都是新功能。

第一個推銷員他不懂，一把都沒銷掉，第二個懂了一點，梳子有第二個功能，頭皮癢癢。第三個就不一樣了，他把木頭梳子改換成了廟里關心香客的工具，因為這些香客我關心你們，每天早上有幾把木頭梳子放在那兒，供你們梳頭、撣香灰，就變成關心香客的工具了。第四個推銷員，他能夠銷售幾千把，主要是改變了木頭梳子的性質，木頭梳子不僅是個木頭梳子，而且是一個廟宇的品牌，是一張名片，是一個紀念品。所以這就可以看出，市場是可以創造的，結構性調整一定要認識到市場是可以創造的，不是我們現在僅有的這些產品他們都有新功能，誰能發現新功能這就是創意，有創意就行。

跟熊彼特當初的創新概念不一樣的，他當初的概念是：一個企業家必須要投資、要善于融資，找銀行跑關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貸等等，這的確是熊彼特100年前工業化初期之前。今天不是這個情況了，今天主要是有創意，有創意以后一上網，資金自然就到了。現在是有資金就怕沒有好項目，只要有好項目資金自然就到了，不像過去那樣非要有銀行的貸款籌資才行。

今天的年輕人跟100年前的年輕人完全不一樣，100年前工業化剛開始的時候，是大量農民工進城，他們是沒問題的，他們在當時情況下也不知道怎么來增加自己的收入，他們惟一的就是趁現在年輕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是這種情況。他們的家屬也就是當工人，縫紉機工人。今天的年輕人不一樣，今天的年輕人包括外出打工回來的，也包括那些在農村中出去打工，學會了一些技術，他們是真正的現代的年輕人。很多大學畢業生跟過去是不一樣的，他知道社會在關心什么問題，他們在聊天中就發現了創意，發現了創意資金就多了。

所以中國整個速度在加快，現在我們這么想，誰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國經濟什么樣的？50年以后的中國經濟現在能預料嗎？那個時候人們還用貨幣、鈔票嗎？人人都有卡，就不再要鈔票了，鈔票就沒用了。人們的就業會像現在一樣嗎？只要有一臺電腦，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個時候人們的消費方式會跟現在一樣嗎？也說不清楚。人們的就業方式也在變。還有企業家嗎？企業家這個名詞是過時的名詞，真正的企業家，熊彼特時代，因為那時工業化開始，現在尤其不一定是創新者，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現出來的年輕人，他們現在不是企業家，但是將來可能是比企業家更有影響的人。一個新領域的發現者，領路人。結構性改革能夠起作用，一定要依賴大量年輕人，大量的年輕人在探討尋找新路子、尋找產品的新功能。次優選擇下的消費

第五個問題，需求方面還需要做什么？我們說需求和供給跟供給的效果一樣的，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就是一開始跟大家講過，是種互動的關系。但現在的消費也在變，看不到現在消費的變化你是不好判斷的。

以前消費是遵守古典經濟學的原則，古典經濟學什么原則呢？最優原則，消費，我以最小的價格能夠買到最大的滿足，這就是成功了。但現在變了，因為從西蒙開始，西蒙在20世紀50年代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就提出有限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經濟學的最優理論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礎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滿足、最大的收益?，F在人經過西蒙，最優是做不到的，人們能夠做到最優嗎？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嗎？ 一個女同志去買一件披肩，你要知道買最優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先不談外地的，全北京的大商場了解的，能夠一家一家看，能夠記錄下來哪個是最好的，等你做出最好的你的成本已經高了，等你再去買已經賣掉了，所以不是最優的。

人家習慣中是次優選擇，次優就是一個現實的人，現實的人就是次優選擇。你到商店里去買針，跟售貨員說我買針，一盒針拿出來，你挑吧，我要一個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鏡去，你有那么多時間嗎？你愿意耗費這么多精力嗎？就算你把這盒針挑完了，哪個是最優的呢，所以一般都是次優選擇。挑針，第一針一看不太直，放那兒了，第二個不太尖，第三個行了，第四個以后就不看了，我費那個勁干嗎。

所以人們見到女同志買時裝回來以后，說怎么樣？沒有一個說我是最滿意的，是湊合，次優選擇。所以消費幾十年都在發生變化，并不是我們所遇到的最優選擇，這種情況下你對需求能夠做出判斷嗎。今年的“雙11”比去年的銷售量大，你敢保證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嗎？也許比今年大。再過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來？既定詐騙增多的話，會有這么情況嗎，法律又沒有根治，所以種種問題都值得我們思考，消費值得重視，但消費已經跟過去傳統消費不一樣了，理性人的消費不存在了，因為最優沒有了，人們存在什么樣的消費呢？就是次優選擇下的消費，就是現實生活中人的消費。

第六個問題，宏觀調控作用怎么理解？在新常態的過程中，不能沒有宏觀調控，但在宏觀調控應該分兩個層次來講，第一個層次，就是宏觀調控是為了物價的穩定，這是最早的。因為貨幣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貨幣流通量多少，必須讓它跟經濟增長率相配合，所以宏觀調控在貨幣流通量多少，如果貨幣流通量多了就會發生新的情況，新的情況是什么呢？新的情況就是指在經濟增長率的允許下發行多少。實際上證明這個觀點是不對的，因為把經濟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變化，人們如果是死守著按經濟增長率控制貨幣流通量，最后沒有通貨緊縮的，通貨緊縮的害處比通貨膨脹還要大。

所以這個問題要引起人們的注意，所以現在在中國要談主要是談三個問題，宏觀調控，第一，重在預調，發現苗頭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調，不要大幅度波動，讓它微調。第三，結構性調控，有重點、一貫式的調控，而不要像過去大水漫灌。過去已經吃過虧的，大水漫灌的好處是浪費了資金，滴灌，精準扶貧就是滴灌的表現，一定要做到這樣。

我們在貴州調研，我之前是畢節地區扶貧的專家組組長，后來是總顧問，就發現畢節能夠走到今天跟宏觀調控思想有密切關系，首先重作規劃，山上人要下來，山上人下來不愿意下來怎么辦？蓋幾套房子在那里，你下來住試試看，是不是比山上好，這樣慢慢推下去了。不然不符合他要求，下山以后又跑到山上住了。我們問你干嗎跑上去？他們說住那個樓一點都不舒服，也不能養雞，也不能養豬，我小孩每天吃蛋從哪兒來。所以一定要精準扶貧。

現在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悄悄的人力資本革命。農民工返鄉是巨大的人力資本更新的表現，現代的農民工跟過去是不一樣的。我在陜西考察，為了保證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漢江邊上新建了丹江口水庫，漢江水就流進了丹江口水庫，為了保證這股水是清的，所以沿漢江兩岸不準使化肥、不準撒農藥，最好不要種稻子，種稻子可以用有機肥料，不能用化肥，不能打農藥。

漢江這個邊上好多縣，其中一個縣叫西鄉縣，它把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不種糧食就不種糧食，我這里地有，多得是，我把所有的開發出來種茶樹，因為它是全國富硒茶的最好生產地。一聽說家家不種糧食、不用化肥改種樹了，在外打工的都回來了。

回來干嗎呢？在外頭打工老婆、孩子都分離，家里頭沒人照顧，父母也老了，賺兩個錢還不夠路費的呢，還不夠回家送禮呢，回來干嗎？種茶樹，茶葉不施化肥、不施農藥，精心的照料，種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條龍，勞動力還不夠呢，這些勞動力都成為優秀的茶葉工人，這個問題解決了。

另外一個縣叫洋縣，有一種瀕臨滅絕的飛禽朱鹮，建保護區，讓它繁殖，這么多年以來，朱鹮已經有200多只，成為了旅游點。朱鹮這種動物有個習性，終身只有一個配偶，如果這個配偶死了，終身不再有第二個配偶了。結果洋縣變成了附近很多縣還有外省的人辦結婚典禮的地方，要學朱鹮忠貞不渝，特別禮拜

六、禮拜天來度假，有的年齡比較大了，過金婚的、銀婚的都來了，把旅游搞起來了。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國的宏觀調控的時候，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就是精準扶貧。最后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發揚創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觀點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創新，一直在為創新論述，這是可貴的。熊彼特時代發明了“創新”這個詞，到現在全世界認為，20世紀過去了，20世紀留下的最精彩的經濟學術語是什么？就是創新，其他的經濟術語過去了都不用了，但是創新留下來了，所以不能忘記創新的精神。我們現在對于創新要更加加大保護力度，要更加使得供給側改革在創新之下能夠取得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