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危機影響下勞動關系思考看法

自去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席卷了全世界，對我國經濟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企業經營困難，中小企業倒閉，一些企業主和經濟學界的人士把矛頭對準了《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要求修改甚至廢止《勞動合同法》的呼聲越來越高。面對當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如何處理當前的勞動關系問題，的確值得認真思考，提出可行的應對之策。

一、當前不必也不可修改《勞動合同法》

面對金融危機的威逼，自去年下半年始，特別是全國兩會召開前后，不少企業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已作了充分的準備，提出要廢止或修改《勞動合同法》，同時在媒體上發起了攻勢。各方面對《勞動合同法》的詬病，歸納起來無非以下幾點：一是認為《勞動合同法》增加了企業負擔，主要是最低工資標準、加班工資、解雇補貼、社會保險費用等。二是認為增加了勞動關系的剛性約束，企業不能隨意解雇工人。三是《勞動合同法》以保護職工為立法宗旨，加強了法律對職工權益的保護，雇主感覺自己也成了弱勢群眾。因此，要求對《勞動合同法》進行修改以及暫緩執行部分條例，至少減輕執行力度，以幫助企業和勞動者共渡難關。

（一）《勞動合同法》不必修改。

首先，《勞動合同法》是否增加了企業負擔，導致了大批企業倒閉？《勞動合同法》會增加企業的用人成本，這是支持和反對《勞動合同法》的人都承認的，只是對此有不同的解釋。支持者認為增加的成本不太，且是企業應該負擔的成本，有的不過是企業的違法成本。同時，當下大量的企業倒閉也不是實施《勞動合同法》的結果，而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結果。從實際情況來看，若說一個企業因實施《勞動合同法》就倒閉了，只能說這個企業的經營管理本來就有問題了，沒有《勞動合同法》它遲早也會倒閉。從現實的情況看，一些企業巨大的虧損并非實施《勞動合同法》導致的，而是由其產品結構、生產技術、市場狀況決定的。

其次，《勞動合同法》是否增加了勞動關系的剛性約束，使得企業不能隨意解雇工人。自《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一些地方的勞動爭議增加，也只不過是對過去企業違法行為的糾錯反應，并非《勞動合同法》引發了勞資爭議。如果要說《勞動合同法》對企業要求嚴，只不過是對過去而言，對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而言。若以此原因提出來要修改《勞動合同法》，缺乏足夠的理由。如果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就要求暫緩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就要求修改，我們何談法治社會，何談公平正義，何談合作共贏。就這一點而言，《勞動合同法》對勞動關系的約束，本來就沒有錯。

最后，《勞動合同法》是否只保護勞動者利益，企業反而成了弱勢方。如果企業雇主認識到了《勞動合同法》是保護勞動者利益，還真是一個進步。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是《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也是勞動合同立法的本質所在。如果說《勞動合同法》要同時保護勞動者和企業的利益，那就不合法理了。自有社會立法和勞動立法以來，勞動立法就是為了糾正勞資關系中勞弱資強的狀況而存在的，若不如此，就不叫勞動立法了。更何況，勞動合同立法同時也是規范勞動關系雙方權利義務的法律，對用人一方的利益也給予了足夠的保護。這在我國的《勞動合同法》及其實施條例中有充分的體現。企業的利益，有各種投資法、民商法、物權法所保障，其法律體系之完備，執行力度之大，是《勞動合同法》所不及的。若要把《勞動合同法》修改成《勞資兩利法》，不是不可，但實際情況可能只會利資而不會利勞，最終結果是勞資兩不利，兩敗俱傷。就此而言，現在修改《勞動合同法》也是不合適的。

（二）《勞動合同法》不可修改。

《勞動合同法》不可修改是基于沒有可能性。法律不是不可修改或廢止，但一要看其是否有必要；二是要看時期是否成熟。從現實情況看，目前要修改《勞動合同法》等相關的法律規定，絕非易事。首先，無論是《勞動法》還是《勞動合同法》，我們且不論立法是否超前、規定是否合理，但一般而言，法律一經制定，如果沒有嚴重、明顯的缺陷，總不是可以朝令夕改的。其次，《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制定，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過長期的準備、充分的醞釀、廣泛征求意見，是各種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若某種社會勢力要在短時間內人為地打破這種平衡，當事的各方能否接受，值得考量。其三，勞動法律是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涉及到勞資雙方的利益，難得做到勞資雙方都絕對滿意。從勞動立法史和立法宗旨來看，勞動立法本來就應更多地考慮勞動者的利益。若法律一經實施，資方不滿意就提出來修改法律，一是法律的嚴肅性會掃地而盡；二是受到損害的另一方也會奮起反擊。說到底，這可能是一個冤冤相報、兩敗俱傷的過程和結果。其四，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不光是企業受到沖擊，經營困難，勞動者在本來就是弱勢群體的基礎上，又雪上加霜，經受的壓力更大。如果輕

易修改《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使之更有利于企業，勞動者的境遇將會更差，其后果又會怎樣，我們不難設想。最后，在現今的條件和形勢下，修改《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我國的《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對勞動標準和勞動關系的相關規定，從總體上講并沒有超出客觀條件的要求和國際上的一般水準。社會上盛傳的勞動標準過高、勞動關系剛

性化只是相對于過去的低標準而言的。現在正處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就業困難。若此時修改這些法律，放松政府對勞動關系的管理，必定會引起更大一波的解雇風潮，社會穩定問題將成大患。更不妥的是，提出修改要求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大多是企業界的人士或與企業界聯系密切的人士，會增加勞動者的被剝奪感，引起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

二、集體協商是解決目前勞動法律困境的出路

兩會期間，有關方面負責人已明確表示，全國人大不會修改《勞動合同法》，并對《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經受了實踐的考驗，法律本身不會因金融危機而修改。雖然有金融危機影響，因為有了《勞動合同法》這樣的法律保障，我們的勞動關系基本上還是穩定有序的，應該說這部法律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是經得住時間的檢驗的。從此可以看出，至少有三點是明確的：一是當前企業遇到的危機不是實施《勞動合同法》的結果；二是當前全國人大沒有因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有修改《勞動合同法》的打算；三是金融危機形勢下實施《勞動合同法》的具體問題可以通過落實《<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條例》等辦法來解決。

至于《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存在的瑕疵，我們還是有補救的辦法，以走出當下貫徹落實法律中的困境。

（一）集體協商是一個靈活實用的方法。

不管是《勞動法》還是《勞動合同法》，都有勞動關系雙方集體協商談判、簽訂集體合同的規定。勞資協商談判正是國際上通行的處理勞資矛盾的基本方法。在不違反《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對《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實施中的具體問題，可以通過勞資雙方協商談判來解決，這要比動不動就來修改法律要好得多，也符合市場條件下的勞動關系雙方協商自愿原則。

當前的經濟形勢的確對企業的經營和發展造成了較大的影響，不少企業遇到了比較嚴重的困難，需要在勞動關系上作一些調整，如企業遭遇到了資金困難，會對職工的工資發放、有關經濟補償金的支付產生一定影響等等。但這些問題并非一定要通過修改勞動法律才能解決。可以在法律精神的指導下，在法律的框架范圍內，通過勞資雙方協商談判去解決。只要是勞動關系雙方根據各自真實的意愿達成有關協議的，有關方面就可以認可。

（二）“共同約定行動”是一種有效可行的方式。

在不修改法律的前提下，為共同應對當前的危機，對于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的要在《勞動合同法》增加“艱難時期條款”，我倒認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辦法。不過，“艱難時期條款”并不必寫進《勞動合同法》。據我所知，所謂“艱難時期條款”是德國上世紀90年代后期勞資關系妥協的結果，并非國家立法的結果。如前所述，只要符合勞動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當前各種勞動關系問題都可以通過集體協商談判、簽訂集體勞動契約來解決，我國的勞動法律法規也留有這樣的空間。最近全國總工會在企業推動“共同約定行動”，是一個勞資雙方共同努力應對金融危機的積極舉措和有益嘗試，是一種很好的形式。在今天我們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大局下，如果勞資雙方能夠真正坐在一起平等協商談判，采取共同約定行動，那確是一件好事，對推動我國協調勞動關系的制度創新，加強勞資合作，其意義不會亞于一部法律的誕生，更勝于修改一部法律。

（三）各方面共同努力是具體實施的關鍵。

在特殊時期發揮勞動關系雙方集體協商和集體協議的特殊作用，關鍵的問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過去很多企業不把職工代表或者工會當回事，從來不把他們當作平等的協商談判主體。工會方面也往往知難而退，不去碰這個釘子。那么，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局面下，兩者應該可以合作謀大局。企業與其去謀求修改法律，還不如自己救自己，放下架子，與職工、與工會去協商談判解決企業面臨的問題。這可能才是正確的選擇，不要總希望通過剝奪別人的權利來壯大自己。只要企業真心對待職工，講清道理，明辨事理，職工就會支持企業、與企業共渡難關，共克時艱。職工也要有這個大局意識，理性計算得失，關心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工會在這個過程中應發揮積極的作用，要把它真正抓好、抓實，不要成了形式主義的東西，或者是失去了工會和職工的立場。作為國家立法部門和政府來講，不用天天受各種利益左右去考慮修改法律，但可以為勞資雙方協商談判解決問題創造一些必要的條件，如授權在特殊時期對勞資雙方協商結果的認可等等。

（四）企業應對金融危機不能只盯著《勞動合同法》。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企業經營困難，從一開始就把原因完全算到實施《勞動合同法》的頭上，有失偏頗。企業不應該把救企業的希望都寄托在修改《勞動合同法》上。從宏觀層面來看，國家可以通過調整稅收政策給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以支持；可以通過給企業以工資補貼的形式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這是不少國家應對金融危機都已采取的措施；可以通過加大勞動就業投入，鼓勵企業減少裁員，留廠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還可以通過財政支持，引導企業調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走出困境。從微觀層面來看，企業可以在加強管理、節約成本、技術進步、改革創新、調整結構、調動職工積極性等方面下功夫，想辦法，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總之，這些方法應該比修改《勞動合同法》來得更實在、更有效、更快捷。

三、越是困難時期越要選擇正確的勞動關系政策

《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企業的用工無疑是一種制約，不管有沒有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企業都會有抵觸情緒。企業和相關人士在金融危機下要求修改《勞動合同法》，只不過是表象。這其中暗含了強資本弱勞動的邏輯，真正的意圖是要以此來改變我國勞動關系政策和社會立法的走向。

(一)必須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勞動關系政策。

一個社會選擇什么樣的勞動關系政策，就會形成什么性質的勞動關系，最后也會產生什么樣的社會后果。比如是沖突，還是合作。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然而，我們也無法回避市場經濟中的勞動關系問題。長期以來，資本受到偏愛和追捧，在勞資關系中越來越呈現出強勢地位；相比之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維護，勞資爭議激劇上升，集體爭議事件逐年增長，這已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與此同時，一方面是工會的維權尚難以滿足勞動者的廣泛需求；另一方面，勞動者要求維權的呼聲越來越高，有的甚至采取各種極端的方式來爭取自己的權利。我國的勞動關系已到了一個集中爆發的階段。面對這樣一種局勢，我們是“堵”還是“疏”，是“壓”還是“撫”，都面臨著選擇。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如果社會缺乏基本的公平公正，勞動者利益得不到起碼的尊重和維護，勞動關系和社會就不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從90年代的國有企業職工失業、下崗分流，到本世紀初以來越來越嚴重的農民工問題，再到當前金融危機影響下的職工權益保障，我國的勞資糾紛數量迅速攀升，規模不斷擴大，性質更為復雜，勞動關系明顯呈激化之勢，勞動關系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我國社會發展中無法繞過去的坎。如果我們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就會重蹈西方國家經歷激烈的勞資沖突而不斷引發社會對抗的覆轍。在全力以赴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局勢下，對有關人士提出的降低勞工標準的建議，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切不可輕率實施。在中國，必須走合作和諧的勞動關系發展道路。

(二)加強勞動關系合作才能建立信任、提振信心。

溫家寶總理在兩會期間說，要通過暖人心來暖經濟，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面對危機和困難，采取何種應對的措施，各方面的人都有不同的考量。一部分企業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承諾不減員、不拖欠職工工資，依靠員工共渡難關，贏得了社會普遍的贊譽。但同時，一些人也開出了取消最低工資標準、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暫停帶薪休假等降低勞工標準的救世藥方。這些建議大多是以要求勞動者放棄相應的法定權利作為代價的。事實上，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降低勞工標準可能使部分企業獲得一時之利，但從長遠和社會角度看，只能是得不償失。首先，會進一步降低城鄉居民收入，減少社會消費，進而在就業、收入、消費、生產上形成惡性循環，削弱勞動者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其次，會進一步加劇和激化各種社會矛盾，引發和擴大社會沖突，減弱勞動者對政府和社會的信任。

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處理勞工關系的做法和經驗能給我們一些啟迪或是啟示。1933年3月4日，羅斯福在全球經濟危機中當上美國總統后開始實施“新政”。“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調整勞工政策。隨著《全國工業復興法》的出臺，與此相配套的涉及工會、勞工保護、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標準、職業介紹、團體契約等一系列調整勞工關系的法規也逐一出臺。同時，還成立了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作為調整勞工關系的協調機構。1935年又制定了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包括社會保險、公共救助、兒童福利等內容的《社會安全法案》和《國家勞工關系法》。前者是美國聯邦政府第一次實施的全國性社會保障立法，后者則是美國勞工立法的基本法律之一。到1938年，又先后制定了《工資法》、《加班法》、《公平勞動基準法》等維護勞工權益的一系列法律。這一系列勞工立法，促進了勞工關系的穩定，加深了勞資雙方的互信，加強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諒解與合作。其在當時美國經濟蕭條情況下給民眾帶來的信心，在社會不同群體中所創造的信任，對扭轉危局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當前的金融危機局勢下，我們一是要靠信任，加強企業、職工和政府間的團結與合作；二是要靠信心，充分凝聚、調動和發揮好各方面的積極性。只有有了信任和信心，我們才有可能直面危機和挑戰，這是戰勝困難的前提。

（三）戰勝金融危機還要靠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

中國企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企業和員工之間缺乏必要的、有效的、長期的信任，企業只是把勞動者當作企業外部的因素，而不是企業利益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企業與員工之間缺乏信任，勞動者對企業也沒有信心。企業與員工的關系處于這種狀態下，既便是正常情況下企業都難以搞好，更何況要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如果企業和勞動者之間有了足夠的信任，企業即便因經營困難真的要減薪、裁員，勞動者也會理解、支持。那些因減薪、裁員鬧出群體性事件或重大社會事件的企業，無不是管理不規范，對勞動者使用欺詐、打壓等手段的企業。

就我國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情況看，勞動力是一種相對過剩的資源，但從長遠看，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無疑是一種稀缺資源，將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成果和健康發展。當企業中勞動者的積極性高的時候，勞動者的行為會促進企業效益的增長，反之，則引起企業效益的下降。現代企業是一個法人實體，一旦獲得永續的法律生命，就只能在利益相關者的諸多目標之間不斷調和，以追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企業無非是股東、債權人、經理人員及雇員等利益相關者的共同體。企業要渡過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需要企業內外部各種因素的共同努力，這其中，員工是決定性的因素之一，只有企業的員工，包括其中的主體——勞動者的勞動才是活的東西，才能真正承擔所謂的責任。在企業處在危機的時刻，員工并非只是企業的負擔，同時也是企業的資源，是戰勝危機的力量。企業的普通員工在企業遇到困難之時，至少可發揮三個方面的積極作用。第一，能理解企業的處境和困難，積極支持企業采取措施應對危機；第二，會更加努力地工作，為企業多作貢獻，多出效益；第三，會為企業利益著想，節約成本，降低消耗，革新技術，提高企業競爭力。但是，這些積極作用發揮的前提條件仍然且必須是，企業對員工要有足夠的信任，這樣員工才會對企業有足夠的信心。

第二篇：金融危機背景下和諧勞動關系問題的思考

金融危機背景下和諧勞動關系問題的思考

[摘 要]2008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引發了更多的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對本來正處于勞資沖突高發期的我國勞動關系無疑是雪上加霜。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已成金融危機背景下，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關鍵詞]金融危機；勞資關系；對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勞動關系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是我國的企業，對本來正處于勞資沖突高發期的我國勞資關系無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機背景下，如何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已成為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勞動關系現狀分析

勞動關系是企業內部最基本的關系。勞動關系是否穩定和諧，直接決定和影響著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為了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應當對勞動關系不和諧的表現及其因果進行探究。

勞動關系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為實現勞動過程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為基本的社會關系。影響勞動關系的因素有許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內部因素；經濟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外部因素，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就是這些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目前影響我國勞動關系大的經濟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體制改革，二是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伴隨我國經濟體制進入了一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轉型期，我國的勞動關系經歷著由行政化的勞動關系向市場化的勞動關系的轉變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的實質是勞動和資本的結合。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的直接追求，工資最大化則是勞動的直接追求，勞動關系的矛盾和沖突即由此而來，這是影響勞動關系的內部因素。勞資沖突體現為勞動者的生存權和資本的財產權的沖突。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居于社會經濟關系中主導的核心的地位，而勞動者居于從屬和被動的地位，所以，勞資沖突產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勞動者一方的權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實現而致發生。

從我國目前勞資沖突的性質來看，絕大多數是由于勞動者的基本勞動經濟權益被侵害，而又長期得不到解決而致”[1]。總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勞資矛盾積累越來越多，進而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是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矛盾、勞資沖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國勞資矛盾高發這一狀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主要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經濟的現代化、企業效率的增長，而且這種現代化和企業的效率增長，是以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作為一個推進器來推動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就要把能夠去參與國際競爭的要素確立下來，毫無疑問這就是勞動價格的比較優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要靠犧牲勞動者的就業條件和勞動條件作為一個發展的代價和前提。”[2]隨著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勞動爭議不斷增多，爭議數量和涉及勞動者人數不斷上升，國有企業勞動爭議案件的絕對數已經是所有類型企業中最高的。

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相關數據顯示，2003 年國有企業結案48771件，占全國總數的21.5%;其中集體爭議案件3623件，占全國總數的33.5%。在48771 件勞動爭議案件中，有45613件是由勞動者申訴的，占93.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單位申訴，只占6.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個統計，在全國的群體性事件當中，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總體來看，就是勞工的群體事件占到全國當地群體性事件總數的46.9% ,將近一半。那么在各種分類的統計里面，勞資關系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響勞動關系的另一個大的外部因素是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一些企業訂單減少、庫存增加、資金緊張、有的企業賴賬、毀約甚至是倒閉和半倒閉。降薪、停發工資、無限期放假、裁員是許多企業無耐的選擇，一些企業主不愿意按法律給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經濟補償，出現了突然逃跑等種種行為，使得勞資糾紛井噴增多，引發更多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給本來就比較脆弱勞資關系帶來不少的沖擊。

從2008年中國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來看，比起2003年增長了95% ,就是增長了幾乎是一倍。像東部地區，比如說像上海、深圳這兩地分別增長了300%和280%。根據楊宜勇研究員所提供的國家發改委的數據，去年中國共有6.7萬家中小規模的企業倒閉，全年倒閉的企業超過了10萬家。由于長三角、珠三角大規模的企業倒閉，所以大量的民工失業，有的被拖欠工資，有的提前退保還鄉，所以導致勞動爭議和罷工的現象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頻率在增加。

其實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一種無法避免的客觀的存在，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大多數工廠采用減薪、不買社保、克扣工資、推遲發工資、放假停工等形式轉移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不僅增多，表現也更是激烈。面對這種情況，如果對勞資矛盾和勞資沖突處理得當，可以成為推動市場經濟條件發展和完善、成為幫助走出經濟困境的內在動力之一。但是如果處理不當，輕則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重則要引發社會**以威脅社會安全，于是減少勞資矛盾、緩和勞資沖突，保障社會安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就成為黨、政府和企業面臨的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二、和諧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征

和諧勞動關系是指勞動過程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和諧關系，包括人與人、人與物（自然環境勞動條件等）的關系。

什么是和諧勞動關系？ 這是我們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必須首先明確和把握的問題。從勞動關系本身屬性出發，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勞動關系的變化，通過對和諧勞動關系的內涵、要素、標準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謂和諧的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征應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合同型的。

《勞動法》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一經雙方當事人簽訂，即確立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法律關系，他們之間的有關勞動權利義務通過書面形式確定下來，使之固定化、具體化、以此規范和約束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的行為，并且通過勞動合同的履行，實現雙方各自的權利[ 3 ]。任何一方違約侵害另一方權益的，都要承擔經濟或法律責任。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必須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加強勞動合同管理，不斷提高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的合同意識，依法簽訂并嚴格履行勞動合同，充分發揮勞動合同在調整勞動關系中的積極作用。

（二）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法制型的。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法律是調整勞動關系的基本手段，是規范人們行為的規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在構成、運行、處理等方面應當實現法制化，法律原則、法律方式應當成為調整勞動關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國已經頒布了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勞動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以《勞動法》為龍頭建立了調整勞動關系各個方面的法律規范，在勞動關系運行的各個環節，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這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的基本依據和保障。

（三）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勞動關系主要包括：

（1）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應當會同同級工會和企業方面代表建立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共同研究解決勞動關系方面的重大問題，共同參與勞動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與實施。

（2）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制度是市場經濟國家調整勞動關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會從整體上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手段，對涉及職工勞動權益問題，如工資、工時、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生活福利等，由工會代表職工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用以規范勞動關系雙方的行為，體現了勞動關系的共同決定權，改變了勞動關系事務的處理由用人單位一方獨占的局面，從而提升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的地位和權利。

（3）職工民主管理制度。職工民主管理是職工依法直接或間接參與管理所在單位內部事務，其在協調勞動關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職工意志對用人單位意志的影響和制約，用人單位意志對職工意志的吸收和體現，從而使勞動關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我國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職工代表大會，應當加強職代會制度建設，依法落實職代會職權，使職代會成為調整勞動關系的重要機制。

（四）和諧勞動關系應當是救助型的。

勞動關系雙方由于價值取向的差異和看問題角度的不同，產生一些矛盾難以避免，關鍵是看有沒有一套解決矛盾和化解沖突的有效機制。我們既要正視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決矛盾。勞動爭議就是勞動關系矛盾的表現，勞動爭議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影響范圍比較大，看似簡單的勞動爭議，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三、應對金融危機對勞動關系影響的對策

通過對現有的勞動關系進行科學的分析，對和諧勞動關系的本質內涵進行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可以從政府、企業以及勞動者自身出發，尋找出積極有效的對策。

1.強化對企業的服務意識，切實維護勞動者權益。2008年《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部分企業帶來一定的壓力，而金融危機則給部分企業造成前所未有的沖擊。所以，現在許多企業感到舉步維艱，迫切需要政府部門的幫助。因此，勞動保障局要強調提升執法人員的服務意識，嚴格執法的同時要做到服務至上。當前形勢下，尤其是要幫助一些用人單位了解勞動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未雨綢繆，規范用工行為。做到裁員不欠薪，失業有保障，既維護企業利益又保障職工權益；采取積極手段，及時貫徹執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及省市有關“應對危機穩定就業保障民生”政策，如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適當降低基本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的費率等，減輕企業負擔，幫助企業共渡難關。

2.保增長，促發展，堅定發展的信心。由于國內外諸多原因，我國經濟遇到許多困難，2008年我國經濟增長勢頭開始放緩，2009年將進一步下降。這場發端于美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滯后效應”正在逐步顯現，導致企業經營困難，企業經營者大都對突如其來的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缺乏足夠的預計和準備，心理壓力增大，部分企業經營者對企業未來經營前景感到迷茫。在經濟困境時，堅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國家已經陸續出臺和采取了的許多政策和措施保增長、促進發展，社會各方面也應從多方面關懷企業家、支持企業家，幫助企業家提振信心。加快完善支持政策，并給予企業實實在在的幫扶措施，使企業度過艱難期，促進企業持續發展。

3.嚴懲惡意逃跑企業主、對外資非正常撤離跨國追責。

勞資雙方共渡難關是應該提倡的，但是要防止轉嫁危機，防止借共渡難關為由，企業把所有的責任都讓工人承擔。經濟效益好時，企業盈利，企業主賺得盆滿缽滿，當經濟不景氣時，有的企業主為逃避責任而逃跑，把責任轉嫁給員工。為此勞動監察部門事先監控重點勞資矛盾突出的企業，要做好預警工作，各級工會要有專人負責收集信息，發現問題及時報告，防范企業主逃跑，使之圖謀不能得逞，對逃跑企業主根據蛛絲馬跡找到嚴懲，起著警示作用。對外資非正常撤離，國家將跨國追究責任。

4.工會教育員工和企業主共渡難關教育。企業就是一條船，投資經營者、勞動者都是在一條船上的利益共同體。

資本、經營、技術、勞動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在金融危機下，勞資互信互助互諒，抱團取暖，共渡難關，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企業一方面要把目前出現困難講清楚，使職工對企業裁員、減薪等應對危機的措施正確、理性的對待，另一方面，企業還要有長遠的考量，可以裁員可以不裁員的時候不裁員，可以減薪可以不減薪的時候不減薪，勇于承擔社會責任，這樣的企業一定會得到職工的支持和社會的贊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的“雙輸”局面。

5.勞資矛盾越是突出越要堅持《勞動合同法》，促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我國自市場化改革以來，勞動關系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穩定的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勞資矛盾和沖突絕大多數是由于勞動者的基本勞動經濟權益被侵害，而又長期得不到解決而致。目前大多數企業采用減薪、不買社保、克扣工資、推遲發工資、放假停工等形式轉移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個別企業趁機見縫插針侵犯勞動者權益，還拿出“應對危機，無奈為之”的幌子掩人耳目，更有甚者還提出修改勞動合同法，試圖把法律規定“打折”甚至“冷藏”。金融危機不是侵犯勞動者權益的擋箭牌，“金融危機下，如何解決企業遇到的困境是有不同選擇的，是讓資本繼續獨斷專行，以損害弱勢的勞動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權益為代價，追逐著資本的無止境的暴利；還是讓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讓勞動關系中資本與勞動這兩大要素同舟共濟、共度時艱”[ 4 ] ? 當然應該是后者。金融危機的勞動關系不僅是合理也是合法的，勞資矛盾越多越是應該堅持《勞動合同法》，促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勞資關系和諧，勞資矛盾越是增多、勞資沖突越是加劇越應該保護處于弱勢勞動者的利益，確保勞資雙方沖突降到不至于爆發大的政治危機、制度危機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保障社會安全運行。

參考文獻：

[ 1 ]常凱。勞動關系學[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保障出版社，2008, 400.[ 2 ]喬健。金融危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的治理[ EB /OL ].200913.[ 3 ]張安順。和諧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征[ J ].中國工運，2005,（10）, P35.[ 4 ]郭軍。金融危機下勞資關系更要合理合法[N].法制日報，200901

第三篇：金融危機下的中歐關系

金融危機下的中歐關系

時至今日，金融危機已蔓延至全球，中國亦不能幸免，在不久前召開的二十國峰會，各國領導人并未就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達成基本共識，雖然就加強國際金融監管達成了共識，但關于金融體系實質性的改革各方分歧仍大，這是因為其一美國為了維護其話語權，國際金融體系的主導權，不可能輕易放棄美國的霸主地位。二是新興經濟體之間各自國際利益也有所不同。三是歐盟如今也是自顧不暇，其經濟體已率先進入衰退，歐盟還不具備取代美國主導國際新金融體系的實力。

近年來，中歐合作不斷加強。合作增多主要是因為：第一，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歐洲對華合作的需求在增加。第二，近幾年，歐洲努力扭轉過去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被動地位，希望能在重要的國際問題上發揮作用。所以，過去中歐合作主要集中在經貿方面，現在逐漸向其他領域擴展，包括一些全球性的合作。

金融合作正體現了中歐關系這種新的變化和新的發展趨勢。中歐加強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合作至少包含兩層含義：第一，中歐要加強合作。中歐現在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如何刺激經濟增長。相比中國，歐洲受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影響要大許多，但我們也面臨著經濟增長放緩的挑戰。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中歐有共同利益。首當其沖就是保持經濟增長，歐洲一方面在救市，另一方面也出臺了很多經濟刺激計劃，這和中國2008年底和2009年初的任務是一樣的。當然這其中存在貿易保護主義的隱憂。12月初，歐洲出臺了一些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措施，這反映了在金融危機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歐洲貿易保護主義已經在上升，對中國的反傾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其實，貿易保護主義是中歐共同的敵人，雙方應該避免貿易戰和貿易保護主義。前段時間召開的20國集團會議沒有涉及貿易保護主義議題是個遺憾，明年4月份在英國將要舉行應對金融危機的第二次20國集團會議，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可能會提到貿易保護問題。第二個方面是推動現有國際金融制度和體系的改革。金融危機為中歐在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個契機。冷戰結束后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以及新型經濟體的崛起使得過去的國際金融制度和體系越來越過時，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發生后體現的非常明顯。金融危機表明，八國集團實際上已經走到了盡頭，它的作用可能會被20國集團取代。雖然這個結論有待觀察，但八國集團確實引來很大的爭議。二戰后建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個機構是由美國以及歐洲控制和主導的，比如，世界銀行的行長一般是美國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則是歐洲人，這是二戰后的慣例。現在看來，國際貨幣經濟組織和世界銀行都沒有獨自解決金融危機的能力，八國集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實際上，在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面，歐洲的態度比美國要積極。美國不愿意放權，不愿意把既得利益拿出來。但歐洲人已經意識到，這個體制中美國的話語權太大；而且，他們認為僅僅依靠歐洲加美國，也就是所謂的“西方”，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法國總統薩科齊提出一個說法叫“相對大國論”，就是說這個世界沒有一個絕對能控制國際格局的單一力量。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西方力量在相對下降，新型經濟體作用在不斷上升。所以，與美國相比，歐洲更愿意把新型經濟體納入未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增加他們的話語權。在這方面，中國也認識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有不合理的地方，應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所以，中歐在拉動雙方的經濟增長和推動現有國際體系金融體系改革這兩方面有共同利益，雙方應該展開積極的合作。

第四篇：淺析金融危機下勞動合同法(肖)

淺析金融危機下勞動合同法出現的

問題及應對措施

內容摘要：《勞動合同法》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勞動合同法》實施不久就面臨許多挑戰。需要加強這部法律的普法、執法、立法和司法解釋等工作，以便更好地發揮這部法律在促進我國經濟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關鍵詞：金融危機 勞動合同法 問題 對策

作為調整我國勞動關系的一部重要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和實施，得到了社會各界特別是廣大勞動者的好評，但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勞動合同法》實施不久就面臨許多問題。當前需要加強這部法律的普法、執法、立法和司法解釋等工作，以便更好地發揮這部法律在促進我國經濟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的作用，本文對此進行探討。

《勞動合同法》實施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勞動合同法》在堅持《勞動法》確立的勞動合同制度框架基礎上，不僅對勞動合同期限、試用期、經濟性裁員、經濟補償金等內容作了補充和完善，而且對用人單位民主管理、勞務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競業限制等內容做出了新的法律規定，是調整我國勞動關系的一部重要法律，是我國勞動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頒布施行，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勞動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社會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說：“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所以，勞動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勞動關系和諧穩定，是保證用人單位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和基石。《勞動合同法》在維護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的同時，側重于維護處于弱勢一方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實現雙方之間力量與利益的平衡，減少了因履行勞動合同而發生的勞動爭議，從而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二）有利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勞動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切實保護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生命力和優越性的體現。《勞動合同法》通過對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解除、終止等作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和我國國情的規定，在尊重用人單位用工自主權的基礎上，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規定用人單位必須全面履行勞動合同、引導用人單位合理約定勞動合同期限、規范用人單位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行為、要求用人單位在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時必須依法支付經濟補償，從而在勞動者關心的問題上，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體現黨和政府對勞動的尊重，實現黨的十七大所要求的勞有所得。

（三）有利于增強就業的穩定性和提高就業質量

“勞動合同短期化”現象目前在我國較普遍，一項調查表明，我國有60%以上的用人單位與員工訂立的勞動合同是短期合同，合同期限大都在1年之內。勞動合同短期化傾向，影響了勞動者就業的穩定性和就業質量，勞動者缺乏對用人單位的歸屬感，從而影響了其為用人單位長期服務的工作熱情和職業規劃。為了更好地維護勞動者的就業穩定權，增強勞動者就業的穩定性和提高就業質量，《勞動合同法》中關于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款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對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有利于鞏固和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勞動用工機制

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5年1月施行的《勞動法》正式確立了勞動合同制度，《勞動法》實施以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雙向選擇的新型用人機制基本形成，勞動力這一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按市場規律得以合理配置，為經濟社會的平穩快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勞動合同法》既堅持了《勞動法》確立的勞動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時又對《勞動法》確立的勞動合同制度作出了較大修改，使之進一步完善，從而有利于鞏固和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勞動用工機制，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序流動和合理配置。

金融危機背景下《勞動合同法》實施面臨的挑戰

2008年下半年開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導致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減產、停產甚至破產，出現了全國范圍的企業減薪裁員現象，農民工大量返鄉，高校畢業生更加難以就業，也使得《勞動合同法》實施不久就面臨許多挑戰。

（一）企業增加用人成本與降低用人成本的矛盾

《勞動合同法》關于合同期限、裁員補償、工齡計算等方面的一些條款，使得用人單位用人成本明顯增加，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生產效益下降，出現減產、停產甚至破產等現象，使得許多企業不得不在用人方面減薪裁員，降低用人成本。《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企業增加用人成本與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要降低用人成本的矛盾，使得《勞動合同法》實施不久就面臨挑戰，《勞動合同法》所要求的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必須全面履行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必須依法支付經濟補償金等對于受金融危機影響的一些困難企業來說很難落實。

（二）部分勞動者要就業與難就業的矛盾

《勞動合同法》從長遠來看有利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增強就業的穩定性和提高就業質量，然而，如上所述，《勞動合同法》關于合同期限、裁員補償、工齡計算等方面的一些條款，使得用人單位用人成本明顯增加，一些企業在用工方面顧慮重重，紛紛采取一些針對性措施，減少勞動用工數量，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不得不在用人方面減薪裁員，使得一部分勞動者就業難上加難。

我國高校擴招后，每年畢業的高校學生數量增加很快，快速增加的畢業生數量和有限的工作崗位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不匹配的矛盾，《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特別是金融危機的爆發，用人單位為保障自身利益，在人力資源組織配置上將更加謹慎，對招人進人會反復比較、衡量得失，這樣，大量沒有工作經驗的應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形勢就變得更加嚴峻。

另外《勞動合同法》在繳納保險和執行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等方面加大了用人單位的用人成本，且不正式簽訂勞動合同的用工又被視為“非法用工”，這些條款在保障在職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就業門檻，以至于用人單位盡可能地壓縮用人數量，使得大量農民工和大齡失業者不能很好就業，而金融危機爆發后，大量農民工因被企業裁員而返鄉，使得本來就業就很困難的季節性農民工和大齡失業者更難就業。

（三）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挽救企業生存的矛盾

勞動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由于工會等權利維護組織的不力和缺位，政府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工作不到位，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識等原因，我國現階段工人階層（包括農民工群體）的勞動權利往往受到侵害。如今，對于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已經成為黨和國家關注和解決民生問題的重點，《勞動合同法》的制定體現了黨和政府對勞動者勞動權的尊重，其立法宗旨主要是維護處于弱勢一方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此社會越發展，越要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但是，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企業生產效益下降，有些企業面臨停產甚至破產的危險，針對這些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而瀕臨破產的企業，政府不能袖手旁觀，采取必要措施挽救這些企業。這樣難免會出現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挽救企業生存的矛盾，增加了《勞動合同法》貫徹實施的難度。如某地一大型企業因為裁員減薪而引發許多勞動者上訪和仲裁，政府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解決這些問題就很棘手。

（四）勞動爭議案件不斷增加與預防并減少勞動爭議的矛盾

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不得不在用人方面減薪裁員，使本來就很多的勞動爭議案件愈來愈多，使得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人民法院不堪重負。盡管預防和減少勞動爭議也是《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但由于一些用人單位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動機，在許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遵守《勞動合同法》現象。他們仍然不與勞動者簽定書面的勞動合同、隨意解雇工人不給予經濟補償、強迫勞動者加班加點不增加勞動報酬、不按月發放工資、不為勞動者辦理社會保險等，金融危機爆發后，更加縱容了一些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

隨著我國普法工作的不斷深入，勞動者的維權意識不斷增強，特別是2008年5月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勞動爭議仲裁不收費，自2007年4月起施行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規定，勞動爭議案件每件交納10元，使得勞動者維權成本大大降低，這就必然導致勞動爭議案件不斷增多，制定《勞動合同法》預防和減少勞動爭議的目的很難實現。

貫徹實施《勞動合同法》的具體措施

（一）做好普法工作

進一步做好《勞動合同法》普法工作，增強勞動關系雙方特別是用人單位的法律意識。勞動和社會保障等部門要繼續做好《勞動合同法》的宣傳和引導工作，不能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而輕視對《勞動合同法》的宣傳。對在檢查中發現的違反《勞動合同法》的現象必須執法必嚴，違法必糾；對于嚴格遵守《勞動合同法》的用人單位要予以宣傳表揚，以正面教材與反面教材相結合的方式，積極引導勞動者、用人單位和社會各界正確理解執行《勞動合同法》，增強勞動關系雙方特別是用人單位的法律意識，減少用人單位違反《勞動合同法》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現象，使《勞動合同法》確立的各項制度深入人心，不能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削弱《勞動合同法》作為法律的權威。

（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加強與《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協調實施，構建和諧勞動關系。2007年，我國立法機關先后通過了《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三部重要法律，先后于2008年1月和2008年5月起施行。《勞動合同法》是調整勞動關系的一部重要法律，它進一步明確了勞動合同的法律地位，規范了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為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就業促進法》把黨和國家促進就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法制化，把擴大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強化了政府促進和支持就業的責任，是一部保障民生的重要法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改進了勞動爭議處理方式和程序，有助于公正、及時解決勞動爭議，加強了調解組織的作用，完善了勞動爭議的仲裁制度，從法律程序上加強了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保證了《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的有效實施。

以上三部法律所涉及的勞動合同、就業促進及勞動爭議處理等內容是緊密聯系的，都是勞動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貫徹協調實施好這三部法律，有利于解決金融危機帶來的一部分勞動者要就業與難就業的矛盾，有利于解決勞動爭議案件不斷增加與預防和減少勞動爭議的矛盾，有利于減輕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人民法院的工作負擔。

（三）加強政府引導

政府應該加強引導，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承擔起更大的責任。黨的十七大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規范和協調勞動關系，完善和落實國家對農民工的政策，依法維護勞動者權益。勞動就業的實質體現了國家對就業的促進，它的基本要求是指國家要為勞動者個人獲取生活資料而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創造必要的條件。因此，在當前金融危機條件下，政府應該加強引導，認真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和實施好《就業促進法》，擴大就業規模，改善就業結構，以解決《勞動合同法》實施后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部分勞動者就業難問題。政府要加大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力度，適當劃撥一部分財政經費充實勞動者個人社會保障帳戶，通過對企業減稅、補貼等措施為企業減負，降低企業用人成本，減輕金融危機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營造企業長期健康發展環境，保障勞動者工作的長期穩定性，以解決《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增加用人成本與降低用人成本的矛盾和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挽救企業生存的矛盾。

（四）加強相關部門執法、立法和司法解釋工作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要加強執法力度，提高執法效果，敦促企業在金融危機條件下要遵紀守法，善待員工，為國分憂。立法部門要注意收集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等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分析研究《勞動合同法》實施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加強與《勞動合同法》相關的立法和司法解釋等工作，盡快制定《社會保險法》，實現部分社會保險的省級統籌，使得《勞動合同法》在實施過程中更具有操作性。可喜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已經于2008年9月18日公布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加緊制定與《勞動合同法》相關的司法解釋。

綜上，面對金融危機，政府應該加強引導、嚴格執法，為《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創造良好的環境；用人單位應當依法辦事，依法承擔對勞動者的社會責任，輕易不要裁員；勞動者也要挺起脊梁，愛崗敬業，與企業共度難關。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平衡勞資雙方利益，在金融危機條件下同舟共濟，轉危為機，促進我國經濟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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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忠民著.走向公正的中國社會.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3.李昌麒主編.經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第五篇：金融危機影響下應對農民工返鄉潮的思考

金融危機影響下應對農民工返鄉潮的思考

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正逐步滲入我國實體經濟，其負面影響從沿海地區擴散到內地，從出口外向型企業向其他企業蔓延，突如其來的經濟寒流，導致沿海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一些企業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被迫處于停產、關閉狀態，中國境內出現了規模空前的農民工返鄉潮。

二、農民工返鄉回流的原因和影響分析

經調查分析，農民工返鄉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企業遭遇困難，不得不裁減用工，其中大部分是農民工，由于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多數被解雇的農民工只能選擇返鄉。二是經過長期高速發展，東部資源緊張，土地、勞動力、水、電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戰內陸，東部沿海就業壓力升溫，迫使農民工返鄉就業。三是國家最近陸續出臺了一籃子支農惠農政策，如新的糧食收購政策和新的土地政策的出臺，對農民工返鄉極具吸引力。據中央電視臺報道，隨著國家新的糧食收購政策的出臺，糧食主產區農產品價格應聲上漲，使返鄉農民工看到了希望。四是近年來市政府及時出臺的優惠政策，吸引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五是正常的年底返鄉。

農民工大量返鄉，其直接結果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囤積，勢必會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沖擊。其影響突出表現在六方面:

（一）就業危機降臨

據統計，2009年,全國1.3億農民工中,有2000萬人因金融危機失業返鄉。如今全國上下工業企業經濟萎縮，就業崗位減少，農民工外出務工工資性收入大幅縮水，農民持續增收將舉步維艱。2009年市委、市政府八大“民心工程”項目中，實施就業和再就業工程排名首位。當前，重慶大多數區縣面臨三個突出就業需求，即返鄉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以及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安置。目前，豐都就業崗位供給不足，返鄉農民工在外打工期間大多從事的是簡單、重復、機械的體力勞動，其技術含量低，上升空間小，這部分人是典型的就業弱勢群體。

就目前來看，盡管絕大數農民工失業后都選擇了返鄉，但仍有很多無業農民工愿意滯留在城市里等待觀望。對這一部分人而言，在大城市的生活經歷提高了他們的期望值，回到農村生活將會是一種打擊。據重慶市部分勞務輸出區縣的調查情況表明，有近80%的返鄉農民工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呆在城市，而不是留在農村。然而，據最近有關新聞媒體報道，在廣州、深圳、東莞等沿海發達城市，大部分以出口加工為主的企業為抗擊金融風暴，正積極調整自身產業結構，加快技術升級改造，以往以普工為主的用工需求已逐步向技能型、熟練型工種轉變，大部分企業都縮減了用工需求，或者將用工門檻抬高。由此可見，重慶農民工“能吃苦”、“肯出力”的傳統優勢，在金融危機影響下，不再是就業敲門磚，企業更需要有技術、有專長的人。這一跡象充分表明，無論在沿海還是內地，農民工的就業形勢都不容樂觀。

（二）低收入群體生活狀態惡化 在經濟波動的大背景下，各個群體的財富都會縮水，相對而言，富

人群體財富損失的絕對數量相對更大，但就基本生存狀態而言，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低收入群體。我國目前有2000萬農民工，其數目龐大，幾乎占據了我國低收入群體的“半壁江山”。多年來，我們一直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當宏觀經濟發展良好的時候，大量的農民工被吸引到東部沿海一些大城市；而當宏觀經濟一旦惡化，最先遭受打擊的就是農民工，大批農民工被迫回到農村，讓農村成為城市經濟榮枯的蓄水池，對農村和農民工而言是極不公平的。豐都系國家貧困縣,地方財政較困難，歷史欠賬多，低收入群體數目龐大,其中大多數文化程度不高,也無一技之長,或者社會經驗不足，農民工大量返鄉將直接導致低收入群體收入銳減。由于大部分返鄉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有的甚至連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都沒有，于是不得不在原有的“一畝三分地”上討生活，這將對農民增收和農村消費帶來不利影響。

（四）農村社會體系承壓驟增

首先，大批農民工返鄉加劇了農民工來源地區本已十分嚴峻的就業

形勢。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現已大幅提高，農村種養業等產業將難以容納倒流回去的龐大人口，農民工失業返鄉后，可能面臨沒有土地謀生的困境。一些農民工外出打工，家中土地流轉出租，失業后返鄉又無地耕種,將引發出一些新的土地承包糾紛，如果農民工對政策存在誤讀，矛盾可能進一步加劇。同時，農民工的大量返鄉，依托原承包地耕種勞作，可能會嚴重減緩農村承包地流轉進程。其二，第一代進城農民工在城里生長的后代已進入成人階段，他們對城鎮就業崗位的需求同樣需要妥善解決。相對于第一代農民工，第二代農民工整體生存能力比第一代弱，特別是80、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大多不會種地，也不愿種地，不管是裁員回家的，還是暫時回家的，他們返鄉后第一選擇依然是外出務工。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已失去務農的意愿，他們更關注自己的前景，希望有一天通過努力能融入城市成為市民。同時，他們也看重生活質量、生活品味以及工作的尊嚴，但他們本身缺乏農業技能，被迫回到農村后很不適應，容易心態失衡，如果不及時疏導，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其三，返鄉農民工大多數為45歲以下的青壯年，他們長期在外打工，已習慣城市生活，有些農民工寧可在城市失業也不回農村去，長期滯留在務工地，往往希望能夠繼續在城市謀求就業機會，不太愿意過多承擔創業的風險和壓力，不同程度存在著“重打工、輕創業”的思想。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農民工返鄉只是把問題帶回了農村，而沒有真正解決掉，反而加重了本來就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農村的負擔。

（五）群體性事件迅速滋生

首先，隨著返鄉農民工失業在家時間的增長，他們求知、求富、求

樂的愿望以及要求民主、民生、民權以及勞動保障的意識會更加強烈，使得農村社會新舊矛盾如社會保障、房屋拆遷、土地征用、子女入學以及債權債務糾紛等在時間和空間上被壓縮在一起，同時，就業難也催生了他們的心理壓力，容易滋生他們對社會和政府的埋怨情緒，可能引發大量的群訴群訪事件。其二，由于返鄉農民工短期內二次就業存在一定困難，他們文化消費、文化娛樂的渠道又受當前農村文化建設滯后的影響，“就業難”、“讀書難”、“住房難”等問題在這一時期將比較突出，容易滋生聚眾賭博、打架斗毆等一系列不利于農村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其三，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人們失業和收入減少的預期在不斷增加，以返鄉農民工為代表的失業群體對經濟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心理承受能力最為敏感脆弱，容易產生消極、失望等不滿情緒，一旦受到特殊事件的刺激，很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在2008年下半年，中國部分地區就接連發生過嚴重的警民沖突和群體性事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甕安、孟連、隴南事件，以及在廣東、四川、重慶等地接連爆發的11起出租車罷運事件。

三、科學把握農民工返鄉的現實機遇

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中國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是個考驗，對中國的就業形勢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中國拉動內需是正確的選擇，也是必然的選擇。可以預計，未來返鄉農民工還會增加，農民返鄉從事農業生產，順應了政府拉動內需并緩解就業壓力的發展方向。從理論上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農民工返鄉與農民工進城一樣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是中國“三農”政策發揮作用的重要體現。由此可見，農民工返鄉帶來的是機遇，農民工單向流動，反而不利于縮小城鄉差距。

就機遇而言，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第一，農民工返鄉能帶回先進生產力。農村缺人才、缺資金、缺技術的現象比較嚴重，農民工返鄉帶來了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能帶動當地農業經濟的發展。以豐都為例，如果把勞動力全部輸送到廣東去，對豐都長遠發展來說，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們能把一部分在外面有了資金、技術的優質勞動力吸引回來，把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過來，將是豐都經濟一個新的增長點，輸出的是勞動力，引回來的是資金、技術，兩篇文章一起做，比單一勞務輸出更有效。第二，農民工返鄉能帶動農民創業。“輸出一人，致富一家；創業一戶，帶動一方”，這句話生動體現了對農民工返鄉創業的認識。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帶著在外務工中積累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行業資源返鄉，在政府的鼓勵下，在金融機構的扶持下，發展現代農業，從事農業一體化、產業化經營，將成為帶動農民創業致富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群體。第三，農民工返鄉能破解“三憂”難題。長期以來，重慶很多區縣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分男女大量外出務工，村莊剩下大量的留守老人和兒童，盡管有農業稅免稅和各類補貼等優惠政策，農業生產還是因勞動力缺乏只能維持粗獷型經營，土地也被大面積拋荒。由于農村仍是農民生存之所，并將長期存在，勞動力流失將使農村失去建設主體而陷入衰敗和解體的境地。如果農民工返鄉后重新經營土地，恢復生產，撂荒地、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三憂”問題將迎刃而解，很多農村家庭將恢復正常的家庭結構和生活狀態。第四，農民工返鄉有利于吸引人才回流。在發展現代農業亟需人才的情況下，經濟的不景氣使農民工中的一部分優秀者回到農村，經過在城市打工，他們的知識、技能、素質和人力資本得到提高，返鄉后將成為帶動農村產業發展，引領家鄉群眾脫貧致富的有生力量。第五，農民工返鄉能有效緩解農業農村資金匱乏問題。以前農民工打工收入大多存在銀行，處于“凍結”狀態，如今農民工返鄉回流，正好可以盤活這部分資金，加快農村產業發展。因此，只要我們因勢利導，措施得當，從容應對危機，就一定能夠從挑戰中抓住農民工返鄉的機遇，并轉化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四、應對農民工返鄉回流的對策建議

（一）拓展勞務輸出渠道，積極引導農民工二次就業

據國內經濟學家預測，2009年將是一個特殊的轉折年，具體轉變是：由“民工荒”轉向“就業難”，由通脹轉向通縮，由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增長方式。因此，就農民工大規模返鄉這一特殊現象來看，當務之急是合理引導返鄉農民工二次就業，重點在四個環節：

1、建立信息平臺。開通返鄉農民工務工熱線，依托現有的勞動力資源信息庫、勞務信息網、勞務信息顯示屏等平臺資源，充分挖掘勞動力供求信息，暢通與沿海城市的勞務信息渠道，及時收集縣內外用工勞務信息，隨時提供和發布可供轉移的就業崗位信息，根據崗位空缺情況，有序組織返鄉農民工二次輸出。

2、搞好勞務輸出。一是引導返鄉農民工向市外轉移。加強與廣東、上海、福建、江浙一帶等務工重點區域的勞務對接和合作，建立穩固的勞務輸出基地，最大限度減少返鄉人數，并借助華南、華東、西南等地區駐外辦事機構作用，積極為返鄉農民工提供用工信息和服務管理。二是引導返鄉農民工向“一圈”轉移。重慶“一圈”地區二三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細分的居民需求形成規模化的市場需要，將會創造出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同時，隨著二三產業創造財富的增多，“一圈”二三產業中的勞動力收益也會大幅增多。因此，合理引導返鄉農民工向“一圈”轉移就業，將是優化農村產業機構、增加農村收入的有效途徑。三是拓展輸出模式。依托駐外勞務聯絡機構、中介組織、經紀人、外出務工能人和知名人士，創建“企業+公司+經紀人+勞動者”的輸出模式，提高勞務輸出的組織化、專業化程度。

3、提高就業質量。首先，政府要為企業營造寬松環境，做到盡量不裁員，最大限度降低就業壓力。其次，要大力開發本地公共就業服務崗位，在全縣各重點項目、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民生工程以及新農村建設用工上，應盡可能地吸納本地返鄉農民工就業。其三，要積極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成品制造、醫藥化工、機械電子、交通運輸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吸納返鄉農民工就業。最后，要抓住市上促進返鄉農民工轉移就業的政策機遇，努力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應轉盡轉。

4、完善就業服務。一是立足豐都縣內企業，專門開辟返鄉農民工就業綠色通道，免費為返鄉農民工提供職業介紹、就業指導和政策咨詢等服務，千方百計為返鄉農民工提供就業。二是通過開展現場招聘會、企業招聘周、就業援助月等大型活動，精心搭建勞務輸出對接平臺，為返鄉農民工就業提供最大的方便。三是適時開展一些面向農村的惠民活動，如開展“送崗位、送政策、送培訓”下鄉活動。四是搞好勞務協作，兌現落實中介組織(勞務經紀人)成功介紹農民工就業給予一定數目的職介補貼，鼓勵和動員有就業門路的務工能人、勞務經紀人、勞務中介幫助返鄉農民工再就業。

一是鼓勵返鄉創業農民工進入勞動密集型、農副產品加工型、現代服務型產業，使其主動接受沿海地區、重慶主城以及“一圈”地區大中型企業的輻射帶動，創辦為大中型企業服務的配套企業。

二是鼓勵返鄉農民工圍繞水陸運輸、商貿、餐飲、娛樂等領域，發展現代物流、社區服務、旅游等現代服務業和個體私營企業。

三是利用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森林工程等重大項目推進契機，積極支持返鄉民工在農業產業化、肉牛生豬產業等發展中就地轉移、自主創業。

四是引導返鄉農民工發展壯大“一鎮一品”。未來十幾年，將是重慶城鎮化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段。根據我國多年來的農村工作經驗，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城鎮化，小城鎮要想快速開發必須靠吸引資本，但資本更傾向于向特色產業聚集。一個鄉鎮要想從萬千小城鎮中引起資本注意，必須依靠“特色”，如何打好這張“特色牌”，發展“一鎮一品”是關鍵。如渝北區靜觀鎮依托花木產業資源，采取城鎮開發+資本的吸金模式，吸引重慶商社集團資本入駐，經過5年努力，打造出獨具一格的“靜觀模式”。如今該鎮已成功開發出以農耕文化為主題旅游農業綜合項目—美麗鄉村嘉年華，吸引了一大批觀光客和投資商，由此也拉動了該鎮房產、農家休閑娛樂等一系列產業的發展。同樣，豐都也可借鑒這一發展思路，利用農民工返鄉回流契機，大力發展“一鎮一品”，以特色立鎮，以品牌強鎮，以旅游旺鎮，大力吸引資本入駐，以此帶動農產品規模化生產、銷售和附加值的提升。

3、提供創業服務。當前，重慶正在著手建立一個農民工返鄉創業服務平臺，為返鄉農民工創業制訂產業發展指導目錄和返鄉創業項目庫，并在各項行政審批、核準等手續上，為返鄉農民工一路亮綠燈。此外，重慶許多區縣也在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創業服務模式。如巫山縣“以創業帶動就業、以轉移促進發展”的勞務開發思路，將農民工返鄉創業作為招商引資和統籌城鄉的重要突破口；忠縣打造“引導、扶持、培訓”三大平臺助推農民工返鄉創業；奉節在6個中心集鎮建立了返鄉創業園。各區縣都在積極完善創業服務機制備戰經濟危機，豐都也應積極謀劃，搶抓機遇，用好用活市上的各項優惠政策，為返鄉農民工創業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一是優化創業環境。按照手續從簡、收費從低、辦事從快、服務從優的原則，清理和規范創業涉及的行政審批事項，簡化許可、審批和辦證手續，大力推行聯合審批、一站式服務、限時辦結和承諾服務等制度，為農民工回鄉創業開通“綠色通道”，對有創業意向、符合條件的，在注冊登記、辦理執照等方面特事特辦。

二是創建創業基地。據悉，2009年，全市將規劃建設10個市級“農民工返鄉創業園”。結合豐都實際，首先，應設立農民工創業基金，重點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園”建設；其次，爭取將水天坪工業園納入全市10個市級“農民工返鄉創業園”，并在縣城周邊選擇符合一定條件的鄉鎮建立縣級農民工返鄉創業園，鼓勵有一定資本、技術優勢和管理經驗的返鄉農民工，通過新建、兼并、參股、控股等多種形式返鄉創業；最后，引進業主修建廉租標準房，以免費或低價租賃方式為返鄉農民工提供創業場地，并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引導鼓勵返鄉農民工進園區創業。

三是提供信貸支撐。農村金融機構要為返鄉農民工創業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務，放寬小額擔保貸款條件，把返鄉農民工作為就業再就業基金小額擔保貸款對象，提高貸款額度和貸款貼息比例。如永川區把再就業貸款對象擴展到進城創業的農民工，將個人貸款額從2萬元提高到5-8萬元，將小企業貸款從4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這一舉措，吸引了大量返鄉農民工參與創業。

四是落實創業保障。首先，勞動保障部門應為返鄉創業企業提供招工、考試、體檢、培訓、發放上崗證“一體式”服務，按規定減收職業技能鑒定費，免費辦理勞動合同簽證。其次，應建立為返鄉創業農民工提供創業培訓、管理咨詢、融資指導、政策咨詢、法律援助、技術支持等指導服務的專門機構，有計劃地組織交流活動和創業講座，使創業者獲得必要的技術支持。最后，政府應不斷完善創業的救助機制，讓嘗試創業的返鄉農民工失敗后不至于一無所有，建立較好的退出機制。

五是營造創業氛圍。加大對農民工返鄉創業優惠政策的宣傳力度，繼續開展好豐都“創業杯”活動，積極評選“返鄉創業明星”、“返鄉創業能人”，大力塑造返鄉農民工創業典型，形成以創業帶動就業的生動局面。

（四）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加快新農村建設

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引起農產品價格下滑，農民收入增長放緩。去年以來，中央決定增加投資1000億，用于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拉動消費，擴大內需，應對經濟寒潮。中央早在2006年就提出新農村建設，它一改以往那種“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傳統農村面貌，響亮提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字標準，讓農民生產條件和生活質量有了很大改觀。在當前返鄉農民工與日俱增的迫切形勢下，通過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能保持新農村建設穩步推進，并能在短期內增加大量就業崗位，緩解就業壓力。

長期以來，豐都農村基礎設施較為脆弱，對農業穩定、農民持續增收支撐不足，農田水利基礎薄弱、農村交通條件落后、農機綜合水平較低的現狀未得到根本轉變。因此，應趁農民工大量返鄉、農村勞動力富余之際，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將新農村建設和促進返鄉農民工就業結合起來，通過以工代賑、以獎代補、項目補助等多種形式，組織號召返鄉農民工在農田水利、農村供水供電、農村道路、農村學校、農村危房改造以及農村活動室、文化站、衛生室等生產生活設施建設中投資、投工、投勞，最大限度地吸納返鄉農民工就地、就近轉移就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快新農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