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JS，男，X年X月X日出生，漢族，地址

請求事項：申請人不服YT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0)鷹民一終字第X號]，認為該判決完全錯誤，特請求YT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對本案提出抗訴。

事實和理由：

申請人JS(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與甘某(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及施某(2008年4月14日患病死亡)三人以前均系某公司，1992年起，三人合伙向公司進行內部承包，對外以某公司的名義承包工程，對內向某公司交納管理費。三合伙人之間的大致分工是：施某對外聯系業務，甘某對工程進行預算、結算，JS管理財務。由于文化水平比較低，三人之間沒有簽訂書面合伙協議，合伙人之間對合伙事項的管理并不規范。合伙期間，三人合伙承包了一些工程項目。2007年，由于施某病重去了外地住院治療，2008年4月14日施某死亡，內部結算無法進行。2008年9月，甘某以合伙人內部未進行結算為由，向貴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對合伙承包的工程項目進行內部結算，分配利潤100000元人民幣(以結算后結果增減)。

2010年元月15日，貴溪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決書》[(2008)貴民一初字第Y號]，貴溪市人民法院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錯誤認為申請人采取以重復做帳，收入不入帳，自寫領條領款等方式侵占合伙人財產，應當承擔返還侵占財產的民事責任，錯誤判決由JS將侵占的合伙財產計人民幣366135.26元的一半計人民幣183067.63元返還給甘某。

申請人JS不服一審判決，向YT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0年6月28日，YT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決書》[(2010)鷹民一終字第X號]，YT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判決認定事實部分有誤，但判決結果并無不妥，數額正確，應予維持，故錯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述一審、二審判決是完全錯誤的，具體如下：

1、一、二審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申請人JS有新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

一審認為：“合伙期間，被告(JS)采用重復做賬、收入不入帳、自寫領條、借用他人名義侵占合伙人財產計人民幣366135.26元(其中重復做帳為：市圖書館工程8285.5元、市檢察院工程中2888.85元……借用張某名義領走人民幣230570.68元)”;二審認為：“上訴人原判決認定事實部分有誤，但判決結果并無不妥，數額正確，應予維持。”

一、二審認定的上述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特別是認定JS借用張某的名義領走人民幣230570.68元，完全背離了基本事實。1997年，張某承接了三合伙人承包的原貴溪四中工程中的鋁合金窗裝飾工程，這230570.68元就是付給張某的鋁合金窗裝飾工程款。試想一下，工程完工已十多年了，張某做完工程豈肯不領工程款?如果張某沒有領走這筆工款，他豈不是要天天找上門來?這樣明顯的事實，這樣淺顯的道理，一、二審法院就是置之不理。二審時，JS向法院提交了一分張某出具的證明，證明張某收到的23萬多元工程款是由JS支付的，但是二審法院以證人未到庭作證，且該證明系復印件為由，對此證據不予認可。現在張某已將證明原件和身份證復印件交給了JS，張某也應愿意接受法院質證，該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一)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二)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依此法律規定，本案應當再審。

2、JS曾向二審法院申請調取新證據，法院拒不調取。

本案的最關鍵的證人張某，因本人在外地工作，無法出庭作證。二審時，JS曾申請法院去張某的工作地調查取證，但是法院卻拒絕去外地調查取證。《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五)對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調查收集的。”依此法律規定，本案應當再審。

3、原判決超了出訴訟請求。

本案一審原告甘某的訴訟請求是：要求對合伙承包的工程項目進行內部結算，分配利潤100000元人民幣(以結算后結果增減)。原告的要求是分配利潤100000元，雖然也注明“以結算后結果增減”，但訴訟過程中并沒實際提出增加訴訟請求。原告所交納的案件受理費為2300元，這也是按標的100000元計算出來的，以后也沒有增加案件受理費——原告甘某沒有增加訴訟請求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一、二審法院卻判決JS支付183067.63元，遠遠超出了原告甘某的訴訟請求。《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十二)原判決、裁定遺漏或者超出訴訟請求的。”依此法律規定，本案應當再審。

4、同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代理原、被告雙方出庭參加訴訟，不符合法律規定，一審違反法定程序。

一審時，原告甘某的委托代理人王某是江西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被告JS的委托代理人龔某，也是江西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同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代理原告和被告雙方出庭參加訴訟。司法部《關于同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不宜擔任同一案件原被告代理人的批復》(司復〔2001〕12號)規定：“同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分別擔任同一案件原、被告雙方代理人的行為，屬于雙重代理，應依據《律師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的規定，對律師事務所予以處罰。”司法部《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司法部令第86號)第九條規定：“律師事務所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停業整頓3個月以上1年以下的處罰。”《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第二十八條第二款也規定：“同一律師事務所不得代理訴訟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偏遠地區只有一律師事務所的除外。”依據上述規定，同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不能代理原告和被告雙方出庭參加訴訟。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審經濟糾紛案件適用普通程序開庭審理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602次會議討論通過)第13、14條規定：“審判長核對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身份，并詢問各方當事人對于對方出庭人員有無異議。當事人的身份經審判長核對無誤，且當事人對對方出庭人員沒有異議，審判長宣布各方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符合法律規定，可以參加本案訴訟。”依此規定，審判長應當對訴訟代理人的身份進行核對，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訴訟代理人才可以參加訴訟。但是一審法院并沒糾正雙重代理這一違法行為，讓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可能損害當事人的利益，可能影響案件的正確判決，程序違法。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情形，或者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依此法律規定，本案應當再審。

綜上所述，本案一、二審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當事人有新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法院拒不調查收集證據，原判決超了出訴訟請求，而且違反法定程序，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之規定，應當再審。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提出抗訴。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為維護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特申請YT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向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提出抗訴。

此致

YT市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JS

X年 X月 X日

第二篇：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

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 XXX，男，1973年3月14日出生，漢族，身份證住址：XXX，現住XXX。

申請人因不服XXX人民法院（2012）XX刑初字第6號刑事判決書，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特申請貴院提出抗訴。理由如下：

一、一審判決重罪輕判，適用刑法明顯不當

被告人XXX蓄意傷害申請人，手段極其兇殘、性質及其惡劣，后果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深，依法應予嚴懲。犯罪嫌疑人XX違法擺攤，我為了縣城形象和城市環境，全力制止。不想XX膽大包天，在逢場的上午于東升街當眾持刀行兇。XX刺中人體極為重要的頭部后，又刺中腹部等要害部位。罪惡滔天，經鑒定為九級傷殘系重傷，依照《刑法》的規定構成故意傷害罪。由此可見犯罪嫌疑人之窮兇惡極，對于這樣的犯罪分子，不嚴懲不足以體現我國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不嚴懲不足以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不嚴懲也無法撫慰申請人所遭受的不幸。

二、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緩刑錯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

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本案被告人XXX殘忍地將申請人刺成重傷，應當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予以判處刑罰。

《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本案被告人雖然有自首情節，但是XXX刺中人體極為重要的頭部后，又刺中腹部等要害部位。致我失血過多，差點命喪他手，由此可見犯罪嫌疑人之窮兇惡極，罪惡滔天，我認為最多只能從輕處罰。根據刑法第62條的規定，從輕處罰是在被告人所犯之罪應當適用的法定刑的限度以內判處較輕的刑罰。從輕處罰的基礎也是被告人所犯罪行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從輕處罰要比沒有該從輕處罰情節判處適當輕一些的刑罰，但是不能把從輕處罰一律判處法定最低刑。結合本案案情我認為不應該判處該法定刑內的最低刑，即刑期應該大于3年。

三、被告不積極賠償申請人經濟損失，依法應予嚴懲

XXX在行兇后未積極主動賠償任何費用，甚至在我強烈要求賠償時，XXX竟以無錢為由推脫，全無賠償誠意和悔罪表現。被告人未向申請人支付過分文賠償。被告人向法院遞交的2萬元人民幣，不過是貓哭老鼠，愚弄法律!根本不是對申請人支付的賠償金，而是惺惺作態、假意認罪，裝出一幅愿意賠償的樣子，意圖達到“花錢買刑”的真實目的。

被告的犯罪行為給申請人及申請人的家庭造成了極為嚴重的，人身及精神損害。如果這樣的認罪態度都可以作為從輕處罰的量刑情節，那真是法律的恥辱，社會的鬧劇，受害人的悲哀了!

綜上所述，申請人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量刑不當。特申請貴院提起抗訴。

此 致

XXXX檢察院

XXX 2012年3月26日申請人：

第三篇：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

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馬某。

申請請求：申請人不服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某判決書，認為該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錯誤適用法律，特申請無錫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提出抗訴。

事實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況概況：

申請人及其丈夫孫某與李某之間長期存在煤炭買賣業務往來。申請人系以自己承包的無錫市新某物資經營部的名義從事經營活動。為方便考慮，申請人（無錫市新某物資經營部）也曾委托李某代為在包頭地區辦理煤炭的發貨、結算等業務。

2002年起至2005年9月業務終止，申請人與李某雙方往來業務大約在200萬元，李某結欠申請人款項。

因往來業務繁多，帳目混亂。2005年9月30日，李某就雙方往來進行對帳。對帳清單中，就雙方存在的爭議，雙方確認為：

1、關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從農行包頭市昆區支行匯出過15萬元給申請人；

2、農行包頭市青山支行的17萬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雙方又在無錫市石塘灣派出所訂立了一份協議書，協議書約定：由李某回包頭查昆區農行由2003年12月份孫（指申請人的丈夫孫某）匯出的15萬元的單據，如查出單據是孫匯出的，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由孫全部承擔，如查不出此款的單據，一切由李某承擔損失及此款。雙方同時在協議書中又約定“青山農行孫某的款項單據金額為17萬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證據為依據，如果李拿不出依據，由李承擔；如果拿出依據，由孫承擔”。

上述協議訂立后，李某未提供證據，又不歸還爭議款項。申請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無錫市某區人民法院提出訴訟。

2006年7月6日，無錫市某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申請人不服，提出上訴，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作出了某判決書，判決維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審判決均錯誤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

1、對雙方有關17萬元貨款的爭議，一二審判決均錯誤認定事實：

一審訴訟中，法院認定2004年1月7日，孫某（申請人的丈夫）開設的農行包頭市青山支行賬戶中有取款17萬元的事實，并認定該17萬元款項被孫某提取。對此，申請人認為，一二判決根本無視申請人與李某已有的約定。

依據雙方9月30日的對帳清單以及10月2日的協議書(為表述計，下文對前述對帳清單及協議書統稱為“協議”)內容，雙方對孫某農行包頭市青山支行賬戶中曾被提取17萬元的事實無爭議，而爭議焦點是：李某否認最終系由其實際獲取了該17萬元，因而雙方的對帳單以及協議書均約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該款的證據。因此，根據如前約定，說明雙方并不確認系孫某最終獲取上述17萬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該款的證據，舉證責任確定給了李某。

既然依據上述協議約定，應由李某負責去核查以及提供證據，那么，在訴訟中，相關的舉證責任，也應當由李某來承擔。

而現一二審判決均不顧如上協議約定，沒有安排正確的舉證責任分配，僅從常規角度出發，卻要求申請人舉證，此違反了上述協議的約定，違反了當事人間的意思自治，導致了案件的錯誤判決。

現申請人在二審判決后，經過努力，就17萬元的款項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證據，已足以推翻原審認定。申請人獲取的證據表明：

2004年1月7日當天，李某與孫某從銀行取出17萬元后，李某將款項直接解入申請人的業務單位某公司，該公司即作為申請人的預付款入帳，而2004年3月16日，李某即以無錫市新某物資經營部的名義將該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經過申請人同意，該17萬元的爭議款項，系被李某個人非法占有。

2、關于15萬元的爭議，一二審法院違反證據認定準則，以推斷代替事實，其對事實的認定缺乏依據、毫無說服力，錯誤適用法律，致成錯誤判決應予以糾正。具體理由如下：

根據上述協議，有關15萬元的爭議焦點應該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間，李某有沒有從昆區農行匯出過15萬元。上述兩份書證，均為李某親筆書寫，應認定為其內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慮和認可的。

但，原審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請人付款15萬元的存款憑條，以此作為已經支付15萬元款項的證據，并辯稱，訂立協議時記憶錯誤，實際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舉證顯然達不到舉證目的，因為：第一，雙方爭議焦點是在明確的時段內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實，而現李某之舉證并非所指時段；第二，兩份書證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約定時段，而李某卻后以記憶出錯為借口，顯然難以自圓其說。

但遺憾的是，一二審法院竟然認同李某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辯解，認定了系李某記憶差錯合理，及認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為協議書上約定的付款。一二審法院該對事實和證據的認定完全違反證據規則。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四條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在起訴狀、答辯狀、陳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詞中承認的對己方不利的事實和認可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予以確認，但當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據第七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只有本人陳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關證據的，其主張不予支持，但對方當事人認可的除外。”，現李某在上述二份協議中均確認對訴爭15萬元系由其提供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間的付款證據，而現李某反悔認為訴爭付款時間并非協議所述時間。如依李某此反悔，則原協議約定則屬對李某不利之事實，李某即應提供證據以表明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關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證據，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正確的。

而且，根據法律邏輯，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證據以證明上述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對其有利的認定。而現李某并未提供證據證明上述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對其有利的認定，李某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及其反悔是準確的，不能反果為因。

特別提出的是：

A、根據上述訴爭17萬元實際由李某提取的事實，李某地訴訟中存在虛假陳述，其為人如此缺乏誠信，何以能夠認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實的？

B、上述協議并非僅有一次，二次協議約定均一致，李某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錯誤認識？由此可見，李某反悔所述也違反基本的行為慣例。

C、如果李某認為其對上述二次協議是錯誤的意思表示，此即屬于法律意義的重大誤解。對該重大誤解，在本案訴訟中，李某不能僅提出抗辯，而應依法在上述協議簽訂后一年內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訴。李某未提出反訴及另行訴訟，其該抗辯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綜上所述，一二審判決均系錯誤認定事實和錯誤適用法律，申請人特申請無錫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提出抗訴，以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也維護法律及檢察機關應有的公正和尊嚴。

此致

無錫市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馬某

xxxx年xxx月

三、被申請人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起訴的被告主體有誤。

被申請人提起訴訟所依據的協議書是武安市徘徊鎮鳳凰山4號鐵礦與武安市順義莊仁達鐵礦等各礦之間簽訂的合同，被申請人張**是武安市順義莊仁達鐵礦的代表人。申請人是武安市徘徊鎮鳳凰山4號鐵礦的代表人。原、被告個人在協議書上簽字是代表各自的鐵礦簽訂協議。是職務行為，其法律后果應當由各自所代表的鐵礦承擔。

協議第一條約定的是“其他四礦井以每井口10萬元支付仁達主井”，而不是張**個人支付張**個人10萬元。

武安市徘徊鎮鳳凰山4號鐵礦是依法登記領取營業執照的私營獨資企業，屬于法律規定的其他組織，具備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４０條第（1）款規定：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其他組織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和財產，但又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組織，包括：（１）依法登記領取營業執照的私營獨資企業、合伙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基于以上事實和法律的規定，該案應當以原、被告各自所代表的鐵礦企業為原、被告進行訴訟，本案原、被告均不符合訴訟主體資格。

民事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河南省建筑安裝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簡稱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方，該公司經理

被申請人：晉城金駒集團機修廠總公司勞務服務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樹田，該公司經理

被申請人訴申請人河南省建筑安裝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簡稱一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已由晉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晉市法民終字第402號民事判決。申請人現有確切證據證明原判決是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特請求貴院依審判監督程序提起抗訴再審決定。

請求抗訴事項: 請求撤銷晉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晉市法民終字第402號民事判決書,對本案依照審判監督程序進行重審。

請求事實和理由：

一．終審判決認定事實明顯錯誤，被申請人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法院沒有理順本案當事人之間的關系，這是導致判決錯誤的主要原因。

2000年3月20日，河南省建筑安裝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在城區房地產開發總公司的工程招標中中標，承包了位于北石店鎮北石店村的一套住宅樓的建筑工程。同時，中標通知書中對工程的建筑面積面積和總造價都有明確的數額，雙方同時簽有《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該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后在施工過程中，河南省建筑安裝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委托項目經理鄭超負責工程進度、質量、安全的協調和管理。城區房地產開發總公司委托晉城金駒集團機修廠總公司勞務服務公司負責工程進度、質量、安全的協調和管理，并且代理給一公司預付工程款。此后，在施工過程中，晉城金駒集團機修廠總公司勞務服務公司確實并代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項，但因工程總款項未全部付清，工程無法驗收，致使該工程未能交付使用。晉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晉市法民終字第402號民事判決認定河南省建筑安裝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與晉城市城區房地產開發總公司于2000年1月7日簽訂的礦務局機修廠東小區一號住宅樓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是不正確的。根據合同法的規定，無效合同的認定必須符合該法第52條所列的五種情形之一。即然沒有事實證明本合同的雙方當事人有法定的違法情形，憑什么就輕而易舉的否定有雙方簽字蓋章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呢？申請人早在1999年12月就已經中標。然后于2000年1月7日于房產公司簽訂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2000年3月7日委派項目經理鄭超帶領建筑工人進駐工地開始施工。2000年3月10日又按規定填寫了開工報告。此后，申請人按約定建好了該住宅樓，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義務。現在，法院卻要否定該合同，顯然與本案事實和法律規定相互背離。

二．終審判決在認定事實上的錯誤導致其適用法律錯誤

終審判決書把2000年6月1日，段庭志和鄭超所簽訂的“施工合同”認定為有效合同，并把其作為定案依據，是徹底錯誤的。

首先，該合同是由段庭志和鄭超分別以房產公司、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名義所簽訂的。這也足以說明段庭志是在承認房產公司與建筑一公司所簽訂的承包建筑合同。判決認定段庭志與鄭超簽訂的合同是職務行為，那他為什么不以其勞動服務公司的經理身份與鄭超簽訂協議，而是以城區房地產開發公司代理人的身份與一公司代理人鄭超簽訂合同。至于法院認定是段的職務行為是法院給段找的理由，法院如此這樣偏向一方，不知是何原因。其次，房產公司和一公司事先并沒有授權他們，事后也沒有追認他們的行為，該合同上沒有加蓋公章，也沒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簽字。根據我國《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明顯可以認定該協議無效。另外，更改的工程造價明顯低于中標價和市場價，鄭超是受脅迫所簽，不是自己的真實意思表示更沒有公司的授權和追認。這份合同顯然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如此漏洞百出的“施工合同”，法院僅采信此證據把其作為了定案的依據，實體上錯誤，對申請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其次，如一些附屬工程（化糞池、圍墻）和加深、加寬的土方工程都應結算，而法院既不判決也不審理，法官這樣斷案不能以理服人。該工程的實際造價與法院所認定的3107940元的造價相關太遠，申請人根本不能接受，從一公司和房產公司在2000年1月7日所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來看，是典型的承包與發包關系，一公司僅對房產公司負有交付已竣工住宅樓的義務。而鄭超和一公司要受委托人和委托人之間的關系，他是一公司所指派的工地負責人，在本案中不具備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機廠服務公司和一公司從未簽訂過任何書面協議，即被申請人和一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關系。

綜上所述，申請人認為，法院在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上均存在諸多錯誤，存在民訴法第179條中所規定的情形，請求人民檢察院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依法提出抗訴。終審法院適用法律時完全沒有考慮雙方民事法律關系，適用法律錯誤，應駁回被申請人的訴訟，所以，提請檢察機關抗訴，維護申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公正，確保法律的正確實施。

此致

山西省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年 月 日

第四篇：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

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

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再審申請人）：仇某某，女，漢族，19XX年X月XX日出生，湖北省某某市某某鄉某某村人，身份證號碼(略)。

委托代理人：張某某，男，漢族，19XX年X月XX日出生，系申請人丈夫，地址同上，身份證號碼(略)。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再審被申請人）：某某市中心人民醫院

地址：廣東省某某市某某區某某北路XX號 法定代表人：陳某某

請求事項：申請人不服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某中法民一終字第XXXX號《民事判決書》，認為該判決完全錯誤，特請求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提請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本案提出抗訴。

事實和理由：

申請人仇某某原系某某市某某區某某國康堂保潔員，2007年9月22日因視物重影模糊及頭痛前往被申請人處就診，被申請人醫師診斷為“鞍區占位：垂體瘤？”，遂于9月23日將申請人收入住院治療。10月9日被申請人為申請人行開顱腫瘤切除術，術后第6天（10月15日）申請人出現左側肢體乏力、說話含糊、精神差，經診斷為血栓性腦梗塞。11月2日申請人因無力支付醫療費而被迫出院。2008年4月28日申請人又因顱腦手術后繼發性癲癇在被申請人處住院治療，后因經濟困難無力支付醫療費而次日再度被迫出院。現申請人左側肢體完全偏癱，長期臥床需要專人護理。

申請人認為被申請人侵害了申請人知情選擇權，沒有采取最大限度加強腦保護、減少對腦組織牽拉、減少功能缺失的“微創腫瘤切除術”而是采取風險較大的“開顱手術切除術”。此外，被申請人對申請人手術中麻醉不到位導致申請人身心嚴重受創。而且，被申請人對申請人手術后沒有進行有效護理和相應注意義務，加上疏忽了申請人存在高血壓、糖尿病，從而沒有采取措施來有效預防腦梗塞。

2008年5月16日申請人將被申請人起訴至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要求承擔醫療損害賠償責任。2009年4月1日因某某市醫學會與廣東省醫學會鑒定不構成醫療事故，申請人被迫撤訴。2009年6月30日被申請人出于人道主義理由，同意對申請人的丈夫張某某補償68000元，并約定“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及任何方式對對方有任何主張，該醫療爭議經雙方簽字后宣告終結，雙方永不追訴”。2010年申請人以醫療過錯為由向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重新起訴，要求被申請人承擔醫療過錯責任。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委托鑒定機構進行醫療過錯鑒定，2011年8月18日法大法庭科學技術鑒定研究所做出法大（2011）醫鑒第XXX號《司法鑒定意見書》，認為被申請人存在醫療過錯，與申請人不良后果之間的參與度為B級（理論系數為10%），申請人肢體偏癱構成二級傷殘，癲癇發作傷殘四級，護理依賴程度評定為大部分護理依賴程度。申請人要求被申請人賠償總損失1843767.08元。2012年1月5日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做出（2010）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號民事判決書，判決被申請人向申請人一次性支付醫療損害賠償金350753.42元。后申請人與被申請人都不服，上訴至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年5月25日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原審民事判決發回重審。2012年9月28日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做出（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號民事判決書，依舊支持申請人向申請人一次性支付醫療損害賠償金350753.42元。此前，被申請人以申請人醫療服務合同糾紛為由，將申請人仇某某、申請人的丈夫張某某訴至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請求確認被申請人與申請人丈夫簽署的《協議書》合法有效，兩被告承擔所謂違約金444240元，被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做出（2011）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書駁回。申請人與被申請人都不服（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號民事判決書提起上訴，被申請人對（2011）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書提起上訴。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做出（2012）某中法民一終字第XXXX號民事判決書支持被申請人與申請人丈夫張某某簽署的《協議書》有效，做出（2012）某中法民一終字第XXXX號民事判決書撤銷（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號民事判決書駁回申請人訴訟請求。

申請人不服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某中法民一終字第XXXX號民事判決書，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2014）粵高法民一申字第XXX號民事裁定書，認為申請人丈夫與被申請人簽署放棄訴訟權利的人道主義救助《協議書》合法有效，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

本案的焦點是申請人仇某某的丈夫張某某越過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簽署的《協議書》是否有效，申請人的丈夫張某某是否可以與被申請人約定剝奪申請人的訴訟權利。

1、申請人丈夫張某某與被申請人簽署人道主義救助《協議書》屬于無權代理，不構成表見代理

申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其丈夫張某某事先沒有得到申請人明確授權，事后也沒有得到申請人明確追認，顯然對申請人不發生法律效力。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則，張某某與被申請人私下里簽署的人道主義救助《協議書》只要沒有得到申請人的確認，就對申請人沒有任何約束力。我國夫妻人格獨立，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顯然僅僅出于夫妻身份就認為構成便見代理，是對夫妻地位平等的否定，更是對表見代理權的濫用。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十七條規定：“婚姻法第十七條關于‘夫或妻對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的規定，應當理解為：

（一）夫或妻在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上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任何一方均有權決定。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財產作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這說明夫妻之間構成便見代理僅限于所處理的標的物應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實施表見代理行為僅限于“滿足日常生活需要”。本案中張某某是處理申請人的醫療損害賠償款，該賠償款具有直接的人身屬性，顯然只有申請人本人才可以做出處理，或者明確授權他人處理。而且，本賠償款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也不屬于“滿足日常生活需要”，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的表見代理認定顯然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當依法予以糾正。

2、申請人丈夫張某某無權與被申請人通過《協議書》方式剝奪申請人訴訟權利

訴訟權利，是指民事主體向人民法院起訴和應訴，請求人民法院保護其權益的權利。訴權不能任由當事人自由處分，否則程序的安定性和嚴肅性將得不到保障。因此，這種約定放棄訴訟和仲裁權利的條款是無效的。訴權以憲法上的起訴權為直接依據，內含著起訴權公法性請求權的屬性。作為公法請求權的起訴權是不可轉讓、不能拋棄的，即使當事人之間簽訂了拋棄起訴權的協議，當事人的起訴權也不喪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條的規定可知，當事人不能違反法律規定而約定延長或者縮短訴訟時效期間、預先放棄訴訟時效利益。即使是訴訟時效的訴訟權利都不可以由當事人擅自約定，顯然比起訴訟時效更加重要的訴訟權利更加不得擅自約定。本案中申請人的丈夫張某某無論出于何種原因，擅自與被申請人通過《協議書》的形式剝奪憲法賦予申請人的訴訟權利，顯然是一種無效行為，它直接損害了申請人的法定訴訟利益。

綜上所述，本案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判決基本公平。二審法院以所謂“表見代理”為由將申請人丈夫張某某與被申請人簽署的《協議書》強行認定是申請人真實意思的表示，并要求申請人放棄訴權，顯然是對夫妻平等關系的錯誤理解與對表見代理權的濫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提出抗訴。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為維護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特申請某某市人民檢察院提請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提出抗訴。

此致 某某市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二O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第五篇：提請抗訴申請書4篇

提請抗訴申請書一：民事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湛俊波，男，漢族，1974年7月5日出生，住廣東省增城市荔城街荔鄉路19號605房，公民身份證號碼：***015。

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劉潤堅，男，漢族，1950年12月27日出生，住廣東省增城市新塘鎮愛國路5號，身份證號碼：***313。

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刁勇文，男，漢族，1967年1月8日出生，住廣東省增城市治城街文化路西一巷6號，身份證號碼：***050。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2105號中建大廈23樓2301。

法定代表人：孫怡中，董事長。

提請抗訴請求：

請求依法提請抗訴，撤銷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深中法民五終字第1446號民事判決書，由人民法院再審改判，駁回被申請人二審的訴訟請求，支持申請人原一審訴訟請求。

提請抗訴的事實和理由：

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湛俊波、劉潤堅、刁勇文

等人因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深中法民五終字第1446號終審民事判決，特此提出抗訴。

一、本案的基本事實

深圳市中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建設單位于1998年前在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2105號興建中建大廈，建成后注冊成立深圳市中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2009年7月20日更名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對該大廈進行物業出租和管理。懷化鐵路運輸法院在執行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深圳辦事處與深圳市中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中，在2005年1月1日之前對深圳市中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中建大廈第三層房產（下稱涉案房產）辦理了查封凍結手續，并進行公告和通知了相關當事人。2005年3月16日，本案被申請人深圳市中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建大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在明知涉案房產已被法院查封、凍結的情況下，與深圳市羅湖區西安飯莊簽訂《房地產租賃合同》，將中建大廈第三層（即本案涉案房產）出租給深圳市羅湖區西安飯莊，出租期限自2005年3月16日至2015年3月16日止。2005年4月，懷化鐵路運輸法院委托深圳市不動產拍賣行有限公司對上述被查封的涉案房產進行公開拍賣，最后由本案三申請人競得，三申請人于2005年12月29日與拍賣公司簽訂了《成交確認書》，2006年7月17日中建大廈第三層的產權登記至三被告名下，該物業為商業用途物業。該涉案房產成交后，本案被申請人深圳市中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建大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明知該物業產權已轉移，卻不按法律規定解除與西安飯莊的《房地產租賃合同》，拒絕將該涉案房產交給三申請人，并允許西安飯莊引進第三方對該涉案房產的主體結構進行改造和裝修。該涉案房產成交后，至2008年8月18日期間，三申請人因為上述涉案物業被人侵占而無法行使使用權，多次向懷化鐵路運輸法院提出申請，申請請求裁定西安飯莊與本案被申請人所簽訂的《房地產租賃合同》無效，并請求法院強制執行相關單位和人員搬遷出所侵占的涉案物業。懷化鐵路運輸法院于2006年5月16日作出（2005）懷鐵法執字第11-8號民事裁定書解除了被申請人與西安飯莊簽訂的租賃合同。但是被申請人與西安飯莊拒不履行上述裁定書確定的義務。2006年1月至2009年上半年期間，三申請人多次向被申請人書面提出辦理入伙手續的申請，被申請人置之不理。直到2009年8月1日，被申請人才同意接收申請人辦理入伙手續，并簽訂《中建大廈物業管理委托合同》。2009年11月13日，本案被申請人向深圳市羅湖區法院起訴三申請人，要求三申請人支付從2006年1月至2009年7月拖欠的物業管理費人民幣1533468.15元，滯納金人民幣5129985.89元，但一審法院駁回其全部訴訟請求。被申請人不服上訴，二審法院支持其部分請求，判決三申請人向其支付物業服務費677578.95元及滯納金1030276.63元。

二、申請人的申訴理由

申請人認為該案二審法院法官在明知再審申請人是涉案物業的合法業主卻無法接管物業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被申請人違法出租、無理阻攔、拒不協助、不履行物業管理服務義務等行為造成，還故意混淆是非、歪曲法律，作出了極不公平的錯誤判決。因此，申請人認為該案二審判決存在適用法律完全錯誤的嚴重情形：

1、二審判決只是認定了三申請人作為業主有按時交納物業管理費的義務，而沒有認定三申請人作為物業服務合同一方當事人在對方不履行義務時享有拒絕履行義務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即被申請人作為物業管理公司應當在履行了提供合格的物業管理服務義務后才享有收取物業管理費的權利。二審判決的認定違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條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七條的規定；

2、二審判決認為：如果本案的被申請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行為導致三申請人在成為所有權人之日起，無法行使業主權利，三申請人可另行提起侵權之訴要求被申請人承擔侵權責任，兩者屬于不同的法律關系。上述認定違反了《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也是適用法律錯誤。

3、二審判決認定建設單位與被申請人簽訂的物業服務合同對三申請人有約束力，并以此為據認定三申請人應向被申請人支付“滯納金”，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也是錯誤的。

具體申訴理由如下：

（一）、二審判決只是認定了三申請人作為業主有按時交納物業管理費的義務，而沒有認定三申請人作為物業服務合同一方當事人在對方不履行義務時享有拒絕履行義務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即被申請人作為物業管理公司應當在履行了提供合格的物業管理服務義務后才享有收取物業管理費的權利。二審判決的認定違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條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七條的規定。

首先，本案中，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的物業服務合同關系屬于雙務合同關系。根據《合同法》第六條和第六十條的規定以及《物業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的規定，物業服務企業應當履行物業服務合同的義務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向業主提供相應的服務，才享有收取物業管理費的權利。根據《合同法》第六十六條的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三申請人在被申請人沒有履行合格的物業管理服務的義務時，有拒絕履行支付物業管理費的義務的抗辯權。在本案中，被申請人正是由于沒有履行合格的物業管理服務，致使三申請人在自2005年12月29號至2009年8月1日之前的期間內無法行使業主對房產的使用權，才導致未能收取三申請人相應的物業管理費的后果。三申請人未能支付被申請人物業管理費，正是依法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的權利。

其次，被申請人沒有切實履行合格的物業管理服務的義務，由下列事實和證據予以證明：（1）、在涉案房屋被依法查封期間，被申請人作為物業管理方，在明知涉案物業處于被查封狀態的情況下，依然擅自非法出租涉案房屋，在涉案房屋依法拍賣成交后，被申請人作為該房產的出租方，又未按照法律規定與承租人解除租賃合同，收回非法出租的涉案物業，導致三申請人長期不能正常使用自己的物業，根據《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物業管理應當遵守法律、法規的規定，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被申請人的行為嚴重損害了三申請人作為業主的合法權益。以上事實完全可以證明被申請人作為物業管理公司沒有恰當履行物業管理職責。（2）、在涉案房屋依法拍賣成交后，在三申請人向懷化鐵路運輸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及向被申請人提出簽訂《物業管理服務合同》、入伙接收涉案物業請求后，被被申請人拒絕。而被申請人引進的非法承租方深圳市羅湖區西安飯莊，又非法引進合作第三方，以“好世界海鮮大酒店”的名義對涉案房產進行裝修并營業。被申請人作為物業管理方，在裝修方沒有獲得業主的同意，擅自裝修物業時，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進行制止，沒有向作為業主的三申請人提供過任何信息，也沒有向任何相關政府行政部門匯報。在裝修過程中，放任非法裝修方任意破壞涉案房屋的主體結構的行為，沒有任何監督和管理措施，存在嚴重的管理失職行為。根據《物業管理條例》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物業管理區域內違反有關治安、環保、物業裝飾裝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規規定的行為，物業服務企業應當制止，并及時向有關行政管理部門報告”和《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第七十八條規定“物業服務企業應當按照物業服務合同約定對物業裝修施工進行監督。對違反有關規定的行為，應當要求行為人及時整改；行為人未按照要求整改的，應當及時報告相關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處理”。被申請人的上述行為證明其沒有履行上述法律法規規定的義務。（3）、2008年 4月，三申請人在欲收回涉案房產的過程中，遭遇數十個不明身份人強行阻止（實際上是被申請人組織的），導致申請人無法接管物業，而被申請人對此情形置之不理。（4）、自2005年12月29號，三申請人依法通過競買方式取得上述涉案房產的產權后至2009年7月31日三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簽訂《物業管理合同》時止的期間，被申請人明知三申請人已成為涉案房產的業主，從未履行通知并協助辦理相關入伙手續、告知《物業管理合同》的內容、通知交納物業管理費等合同義務。被申請人的行為嚴重違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條及《物業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

此外還有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本案中，從被申請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與深圳市羅湖區西安飯莊簽訂的《房地產租賃合同》可知，被申請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是作為建設單位中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的全權代理人，對涉案物業行使使用權和管理權。因此對于三申請人來說，被申請人就不僅是物業服務合同的相對方，而同時是涉案物業的使用權人和管理權人，具有向三申請人交付物業的義務。而被申請人在在涉案房屋依法拍賣成交后拒不向三申請人交付物業，導致三申請人無法接管物業和入住。被申請人的行為嚴重違反了《合同法》第六十條及《物業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

上述證明被申請人沒有切實履行物業管理的法定義務和約定義務的事實，已被本案一、二審判決予以認定。

因此，被申請人在本案中存在嚴重的合同違約行為，在被申請人沒有履行物業管理義務并導致申請人無法使用房屋的前提下，三申請人不予支付物業管理費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二）、二審判決在第12頁倒數第5行中認定：“本院認為”，如果本案的被申請人深圳市中建大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行為導致三申請人在成為所有權人之日起，無法行使業主權利，三申請人可另行提起侵權之訴要求被申請人承擔侵權責任，兩者屬于不同的法律關系。上述認定也是適用法律錯誤。

因為，在本案中，一、二審判決的事實查明都認定被申請人在物業服務合同糾紛中有違約行為，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申請人可以選擇要求對方承擔合同違約責任在本案中一并處理，或選擇侵權之訴另案起訴。原二審判決認為屬于兩種法律關系，不能在本案中一并處理，違反了上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

（三）、二審判決認定建設單位與被申請人簽訂的物業服務合同對三申請人有約束力，也是錯誤的。該物業服務合同由于簽訂程序的不合法和被申請人沒有履行告知的義務，而對三申請人沒有約束力。

首先，根據《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建設單位或者物業服務企業應當在符合（一）物業出售且已經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積達到物業總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或

（二）首套物業出售并交付使用滿二年的情形時，成立業主大會，選舉產生業主委員會，并在此后六十日內，書面告知物業所在地的街道辦事處。在2003年11月1日建設單位與被申請人簽訂《物業管理合同》之前，本案的涉案房產的物業管理區域已達到了上述兩個條件。由于被申請人與建設單位沒有履行上述法定義務，導致沒有成立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造成沒有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服務企業簽訂《物業服務合同》的后果。因此，建設單位與被申請人簽訂《物業管理合同》是無效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期物業服務合同”的規定，對作為業主的三申請人沒有法律約束力。

其次，在被申請人于2005年5月17日至2009年7月31日期間，被申請人明知上述涉案房產的業主為本案的三申請人，但是被申請人沒有將自己與建設單位簽訂的《物業管理合同》的內容告知三申請人，也沒有按照規定通知三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簽訂新的《物業服務合同》，更沒有通知三申請人交納物業管理費和其他相關費用。被申請人由于沒有履行《合同法》第六條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及《合同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通知協助義務，因此建設單位與被申請人簽訂的《物業管理合同》對三申請人沒有約束力。

（四）、本案二審判決要求三申請人向被申請人支付“滯納金”，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也不符合法律規定。三申請人無需向被申請人支付所謂的“滯納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和《深圳經濟特區住宅區物業管理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物業管理公司對于物業管理費的欠交，必須向業主進行書面催交，并規定繳納期限。只有業主經書面催交后逾期不交納的才產生滯納金問題。況且最重要的是，在本案中三申請人沒有交納物業管理費是由于被申請人違約行為和沒有履行告知義務所致。因此在本案中，根本就不存在三申請人要向被申請人交納滯納金的問題。

綜上所述，原二審判決適用法律確有錯誤。二審裁定是對另一方當事人的故意偏袒，為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之規定與《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之規定，申請人湛俊波、劉潤堅、刁勇文特向貴院申請抗訴，請求貴院主持正義和公道，依法糾錯以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經營秩序。

此致

廣東省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湛俊波，劉潤堅，刁勇文

2010年 9月 29 日

提請抗訴申請書二：提請檢察院抗訴申請書（2825字）申請人：馬某。

申請請求：申請人不服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某判決書，認為該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錯誤適用法律，特申請無錫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提出抗訴。

事實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況概況：

申請人及其丈夫孫某與李某之間長期存在煤炭買賣業務往來。申請人系以自己承包的無錫市新某物資經營部的名義從事經營活動。為方便考慮，申請人(無錫市新某物資經營部)也曾委托李某代為在包頭地區辦理煤炭的發貨、結算等業務。

2002年起至2005年9月業務終止，申請人與李某雙方往來業務大約在200萬元，李某結欠申請人款項。

因往來業務繁多，帳目混亂。2005年9月30日，李某就雙方往來進行對帳。對帳清單中，就雙方存在的爭議，雙方確認為：

1、關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從農行包頭市昆區支行匯出過15萬元給申請人;

2、農行包頭市青山支行的17萬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雙方又在無錫市石塘灣派出所訂立了一份協議書，協議書約定：由李某回包頭查昆區農行由2003年12月份孫(指申請人的丈夫孫某)匯出的15萬元的單據，如查出單據是孫匯出的，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由孫全部承擔，如查不出此款的單據，一切由李某承擔損失及此款。雙方同時在協議書中又約定“青山農行孫某的款項單據金額為17萬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證據為依據，如果李拿不出依據，由李承擔;如果拿出依據，由孫承擔”。

上述協議訂立后，李某未提供證據，又不歸還爭議款項。申請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無錫市某區人民法院提出訴訟。

2006年7月6日，無錫市某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申請人不服，提出上訴，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作出了某判決書，判決維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審判決均錯誤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

1、對雙方有關17萬元貨款的爭議，一二審判決均錯誤認定事實：

一審訴訟中，法院認定2004年1月7日，孫某(申請人的丈夫)開設的農行包頭市青山支行賬戶中有取款17萬元的事實，并認定該17萬元款項被孫某提取。對此，申請人認為，一二判決根本無視申請人與李某已有的約定。

依據雙方9月30日的對帳清單以及10月2日的協議書(為表述計，下文對前述對帳清單及協議書統稱為“協議”)內容，雙方對孫某農行包頭市青山支行賬戶中曾被提取17萬元的事實無爭議，而爭議焦點是：李某否認最終系由其實際獲取了該17萬元，因而雙方的對帳單以及協議書均約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該款的證據。因此，根據如前約定，說明雙方并不確認系孫某最終獲取上述17萬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該款的證據，舉證責任確定給了李某。

既然依據上述協議約定，應由李某負責去核查以及提供證據，那么，在訴訟中，相關的舉證責任，也應當由李某來承擔。

而現一二審判決均不顧如上協議約定，沒有安排正確的舉證責任分配，僅從常規角度出發，卻要求申請人舉證，此違反了上述協議的約定，違反了當事人間的意思自治，導致了案件的錯誤判決。

現申請人在二審判決后，經過努力，就17萬元的款項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證據，已足以推翻原審認定。申請人獲取的證據表明：

2004年1月7日當天，李某與孫某從銀行取出17萬元后，李某將款項直接解入申請人的業務單位某公司，該公司即作為申請人的預付款入帳，而2004年 3月16日，李某即以無錫市新某物資經營部的名義將該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經過申請人同意，該17萬元的爭議款項，系被李某個人非法占有。

2、關于15萬元的爭議，一二審法院違反證據

認定準則，以推斷代替事實，其對事實的認定缺乏依據、毫無說服力，錯誤適用法律，致成錯誤判決應予以糾正。具體理由如下：

根據上述協議，有關15萬元的爭議焦點應該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間，李某有沒有從昆區農行匯出過15萬元。上述兩份書證，均為李某親筆書寫，應認定為其內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慮和認可的。

但，原審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請人付款15萬元的存款憑條，以此作為已經支付15萬元款項的證據，并辯稱，訂立協議時記憶錯誤，實際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舉證顯然達不到舉證目的，因為：第一，雙方爭議焦點是在明確的時段內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實，而現李某之舉證并非所指時段;第二，兩份書證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約定時段，而李某卻后以記憶出錯為借口，顯然難以自圓其說。

但遺憾的是，一二審法院竟然認同李某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辯解，認定了系李某記憶差錯合理，及認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為協議書上約定的付款。一二審法院該對事實和證據的認定完全違反證據規則。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四條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在起訴狀、答辯狀、陳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詞中承認的對己方不利的事實和認可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予以確認，但當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據第七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只有本人陳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關證據的，其主張不予支持，但對方當事人認可的除外。”，現李某在上述二份協議中均確認對訴爭15萬元系由其提供 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間的付款證據，而現李某反悔認為訴爭付款時間并非協議所述時間。如依李某此反悔，則原協議約定則屬對李某不利之事實，李某即應提供證據以表明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關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證據，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正確的。

而且，根據法律邏輯，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證據以證明上述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對其有利的認定。而現李某并未提供證據證明上述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對其有利的認定，李某提供的 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協議約定的期間系錯誤的及其反悔是準確的，不能反果為因。

特別提出的是：

a、根據上述訴爭17萬元實際由李某提取的事實，李某地訴訟中存在虛假陳述，其為人如此缺乏誠信，何以能夠認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實的?

b、上述協議并非僅有一次，二次協議約定均一致，李某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錯誤認識?由此可見，李某反悔所述也違反基本的行為慣例。

c、如果李某認為其對上述二次協議是錯誤的意思表示，此即屬于法律意義的重大誤解。對該重大誤解，在本案訴訟中，李某不能僅提出抗辯，而應依法在上述協議簽訂后一年內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訴。李某未提出反訴及另行訴訟，其該抗辯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綜上所述，一二審判決均系錯誤認定事實和錯誤適用法律，申請人特申請無錫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提出抗訴，以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也維護法律及檢察機關應有的公正和尊嚴。

此致

無錫市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馬某

xxxx年xxx月

提請抗訴申請書三：提請抗訴申請書（1520字）

申請人：鄭少雄，男，1957年12月2日出生，漢族，住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太平中下五巷，現住虎門鎮威遠北面管理區黃屋二巷，身份證號碼：***533.被申請人：蔣化江，男，1960年12月17日出生，漢族，住重慶市忠縣汝溪鎮鎮江路，身份證號碼：***932.被申請人：張煥明，男，1974年10月27出生，漢族，住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龍眼東四路，身份證號碼：***676.被申請人：東莞市虎門鎮龍眼社區居民委員會，住所地：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龍眼村辦公樓。

法定代表人張國平，系該社區居委會書記。

申請人因與被申請人蔣化江、張煥明、東莞市虎門鎮龍眼社區居民委員會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一案，不服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東中法民一終字第2234號民事判決，現提出提請抗訴之申請。

請求事項

一、請求東莞市人民檢察院依法提請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向相關法院提出抗訴，要求相關法院判令駁回被申請人蔣化江對申請人的訴訟請求；

二、要求相關法院判令被申請人蔣化江對其自身之損害承擔主要責任；三、一、二審全部訴訟費用由各被申請人負擔。

事實與理由

本案之基本事實是：

被申請人東莞市虎門鎮龍眼社區居民委員會將自建的商鋪出租給被申請人張煥明，被申請人張煥明計劃開辦一個洗車場。經他人介紹被申請人張煥明與申請人達成一項合作協議之意向：洗車場之改建、裝修工程發包給鄭少雄承包。但是，因為位于東莞市虎門鎮龍眼社區港龍路97號、98號的房屋一樓兩間門面之內都有間墻，必須先拆除間墻方能比較準確地報價，所以，申請人鄭少雄邀請被申請人蔣化江去幫助被申請人張煥明拆除間墻，被申請人蔣化江與案涉其他人在從事拆除間墻的施工工作過程之中嚴重違章操作造成被申請人蔣化江身受重傷之惡果，在被申請人蔣化江身受重傷前往醫院就醫過程之中被申請人張煥明將10000元交給申請人鄭少雄，請鄭少雄轉交蔣化江作為被申請人蔣化江之醫療費。

二審法院稱：

“原審法院審理查明：龍眼居委會將自建的位于東莞市虎門鎮龍眼社區港龍路97號、98號的房屋一樓門面，出租給張煥明用于經營洗車場所。張煥明為了開展洗車經營活動，將該購物改建工程發包給鄭少雄承包。鄭少雄邀請蔣化江和蔣化兵、譚建安、方慶明四人從事拆除干墻的施工工作。”顯然是一個缺乏證據支持的武斷的完全不符合事實真相之錯誤結論。

依據法理而言，本案欲判令申請人對被申請人蔣化江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有兩個前提：第一、，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張煥民之間的建設工程合同【裝修工程】業已成立并且已經生效；第二、被申請人蔣化江確系上訴人雇請之雇員。

就一審各當事人舉證及法庭調查所可以而且已經查明之事實來看，以上兩個前提性事實均未能得到有效證明。換言之，所有當事人的全部證據全部匯集一起也無從證明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張煥明之間的建設工程合同業已成立并且已經生效，更無從證明被申請人蔣化江確系申請人所雇請之雇員，申請人倒是有足夠證據證明申請人與被申請人蔣化江雙方合作多年，但是，雙方之間一直僅限于“合作關系”，從未形成過任何形式的“雇傭關系”。

概而言之，一、二審兩個判決均是“先入為主”“未審先判”的糊涂判決、因為武斷而造成的稀里糊涂的判決。

一、二審判決審判過程之中的“未審先判”的主要后果是其認定事實之主要證據明顯不足，認定事實嚴重不清，適用法律當然就完全不當，判決結論顯失公平，故應該依法予以糾正！

在法院無法自我糾錯的情況之下，唯一路徑就是向人民檢察院申訴，希望人民檢察院能夠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之上依法進行抗訴，督促相關法院及時改正錯誤判決，幫助當事人洗白那不白之冤。

此致

東莞市人民檢察院

提請抗訴申請人：

2010年8月29日

提請抗訴申請書四：提請抗訴申請書范文（694字）

申請人：***，男，漢族，**年*月*日出生，山東省**********村民，現住*******區。被申請人：濱州東升地毯有限公司。地址：惠民縣開發區號。請求：請求撤銷 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經惠...申請人：***，男，漢族，**年*月*日出生，山東省**********村民，現住*******區。

被申請人：濱州東升地毯有限公司。

地址：惠民縣開發區號。

請求：請求撤銷

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經惠民縣人民法院(2011)號《民事裁定書》裁定，申請人不服一審裁定上訴到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該院以申請人提供還款憑證無公章為由，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申請人認為認定事實證據不足，故而提出申請，請求人民檢察院依據《民事訴訟》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依法提出抗訴。

一、終審裁定認定事實證據不足。

終審裁定認定申請人提供的還款單據沒有公章不予支持。由于當時彩霞地毯集團有限公司內部管理混亂，所以部分單據只有收款人簽名，收款人可做證人出庭證實，但法院沒有傳證人出庭作證就做出終審判決。

所以，終審裁定認定申請人提供的還款單據沒有公章不予支持不符合常理。

二、終審法院適用法律錯誤。

終審裁定認定申請人妻子在對賬單上的代簽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據《民法通則》第66條規定，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的行為，只有經過被代理人追認，被代理人才承擔民事責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義實施民事行為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同意。申請人曾在法庭否認妻子的簽名，故對賬單上的簽名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適用法律錯誤，故提請檢察機關抗訴。

此呈

****法院

申請人：***

二oo八年十一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