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通論讀后感
讀《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有感
一、通論——顛覆古典理論思想旅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了解了凱恩斯其人,讀完其《通論》之后,這句話一直徘徊在腦海中。凱恩斯出生于劍橋的書香門第,過人的天賦和得天獨厚的成長環境,讓他成為一個腹中有筆墨、胸中有抱負之人。他擁有一個靈光的頭腦,在學校一直比同齡人表現得更為出色;他多才多藝,參加辯論,被選為學生自主管理委員會成員,參加劇團表演;他擁有一個獨特的成長路徑,先是學習數學,之后為政府工作,再到劍橋教書育人、研究深造,專攻經濟學。
正是這些所有的特質使得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更是有常人難得的政治抱負之人,富有達則兼濟天下的宏偉氣魄。也正是有這樣的抱負,使得他顛覆了古典理論任由經濟發展的思想,希望從政府的視角上對經濟作出積極的應變,來改善普天下人的生活。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可以很清楚地體會到這一點。
通論,乃貫通而論,既承接古典經濟理論之精華,又顛覆古典經濟理論之假設,凱恩斯在通論中將其自己的思想和古典經濟理論融會貫通結合成一個創時代的凱恩斯主義。
《通論》開篇即概述通論的主要內容,篇幅不長,卻言簡意賅。短短兩百多字中,凱恩斯提到“古典派的理論前提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可用,但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可用,它所假定的情況僅僅是可能的均衡點中的一點,而且古典理論所假定的特殊狀況恰好與我們所處的社會不相符,所以如果我們試圖應用于現實,那結果會是誤導的,甚至是災難性的”,既承認了古典理論的經典,又推翻了古典理論從而為一個新的理論做出了鋪墊。
古典理論是凱恩斯理論出現以前的經濟思想主流學派,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1776年開創的,在斯密提出了自由之手之后,追隨其后的包括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和約翰·穆勒。一般說來,該學派相信價格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然而,古典理論卻有嚴格苛刻的假設,要求工資等于邊際勞動產品,工資效用等于勞動負效用,勞動的供求均衡是以“實際工資”為基礎,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此,提高組織效率從而減少摩擦性失業,減少勞動的邊際負效用從而減少自愿失業,提高工資品產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提高費工資品價格都可以提高就業量。以上是古典理論對就業的唯一的詳盡解釋。
然而,在就業方面,凱恩斯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有效需求。所謂“有效需求”是通過總供給和總需求函數相交得到的,這種“有效需求”才意味著充分就業。而由于需求分為消費、投資和人們的流動性偏好,投資并不會使總需求自動達到“有效需求”,甚至越富有的社會這種偏差越大,使得經濟運行中“有效需求”不能實現成為常態,因此自由的手并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發揮效率作用,需有另一只手來將偏離常態的經濟扶上正軌,使得人們免受經濟偏離常態所帶來的痛苦。
有時,附庸于傳統是因為對傳統并無深刻的認識,沒有足夠的資本和底氣來挑傳統的毛病,真正敢于質疑經典的是那些絕對理解和掌握經典的人。雖然,凱恩斯從小受古典理論的熏陶,但這并不阻礙他向傳統挑戰,真實因為他對古典理論認識得透徹,理解得深刻,才能夠列舉古典理論之不足,提出具有建設性革命性的一個新的理論。
二、深入挖掘——解構與建構
解構是為了更好地建構。
通論寫作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發現影響就業的因素,沿著這個思路,凱恩斯首先提出了有效需求的觀點,認為有效需求決定了就業水平,至此,開始解構,從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性偏好這三個方面分析決定有效需求從而決定就業的原因;進而,將流動性偏好分成了交易需求、投機需求、謹慎需求三個方面。在層層解構后,重新搭建起決定就業水平的一個框架,得出貨幣利息率在確定就業水平方面處于特殊地位。這一解一建,構成了通論的框架。
有效需求表現為收入的消費,當就業增加時,收入也隨之增加,而且社會實際收入增加時,消費也會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快,因此經常引起需求不足。這是造成小于充分就業均衡的原因,為此,就需要增加社會投資以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并借此擴大就業量。有效需求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對消費物的需求和對投資物的需求,那么只要找到影響這兩個方面需求的變動因素,就可以探尋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所在,凱恩斯將變動因素分解為三個:(1)邊際消費傾向規律,(2)資本邊際效率規律,(3)靈活偏好規律。消費對于消費物的需求,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而對投資物的需求,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貨幣利息率”。
邊際消費傾向。文中從第八章到第十章都圍繞著邊際消費傾向來分析,首先從客觀因素分析了工資單位,收入和凈收入見的差額,資本價值的以外變化、時間貼現率的變化、財政政策的變化人們對將來收入的期望等因素,最終總結消費支出主要取決于產量
和就業量。消費傾向小于1,且隨著收入增加,消費傾向不斷減小,即其導數小于0。在這個假設下,就業量就只能隨投資量增加而增加,投資中真正影響就業的是“凈投資”而非折舊。其次,分析了如同七宗罪一樣的主管因素:謹慎、愿望、算計、改善、獨立、管理、自豪與貪婪。然而主觀因素相對于客觀因素來說變化很小,因而在實際分析中,其重要性不如客觀因素來得大。人們將所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儲蓄,另一部分用于消費,因此,邊際消費傾向的大小反映了有效需求,從而直接影響著總支出;邊際消費傾向亦能間接影響總支出,這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便是投資乘數理論。凱恩斯的投資乘數理論是:在一定的邊際消費傾向下,新增加的一定量的投資經過一定時間后,可導致收入與就業量數倍的增加,或導致數倍于投資量的GDP。這便是邊際消費傾向對有效需求的作用。
資本邊際效率。資本邊際效率,可以簡化地理解成貼現率,它是使某項資本所帶來的未來收益的現值等于資本供給價格的一個比率。資本投資的邊際效率如同消費者的邊際效益一樣是逐漸遞減的,投資的資本越多,資本邊際效率就越小,反之,則資本邊際效率就越高。人們會在眾多的投資機會中進行選擇,將投資從資本邊際效率低的領域轉移到資本邊際效率高的領域,從而使所有的投資達到一個平衡,最終,所有的資本邊際效率趨同于社會的平均利潤率。凱恩斯在通論中第十一章首次提出了資本邊際效率的概念,既而在十二章中就決定資產之未來收益得因素進行討論,總結出,利率與資本邊際效率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資本邊際效率受利率牽動,趨同于利率。投資量之大小,乃定于利率與資本之邊際效率表之關系,有一個當前投資量,即有一個資本之邊際效率與之相應,利率的變動牽動著投資量的變動。而投資量的變化又影響著有效需求,因此,由利率變化引起的資本邊際效率的的變化,將會間接導致有效需求的增減。如上便分析了資本邊際效率對有效需求的影響。
流動性偏好。貨幣的需求又稱“流動性偏好”。所謂“流動性偏好”是指人們寧肯以犧牲利息收入而儲存不生息的貨幣來保持財富的愿望或動機。人們如果以貨幣以外的其他形式來持有財富,會帶來收益。以債券形式持有,會有利息收入,以股票形式持有,會有股息或紅利收入,以房產形式持有,會有租金收入等等。按照凱恩斯的觀點,人們儲存貨幣是出于三種動機: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第一,交易動機是指人們為了應付日常支出的需要而持有一部分貨幣的動機。交易動機主要取決于收入,收入越高,交易數量越大,為應付日常支出所需要的貨幣量就越多。因此,出于交易動機所需的貨幣量是收入的函數。第二,謹慎動機或預防性動機是指為了預防意外支出而持有一部分
貨幣的動機,如個人或企業為應付事故、失業、疾病等意外事件而需要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謹慎動機產生于人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這一部分所需的貨幣主要決定于人們對意外事件的看法,從整個社會來看,這部分貨幣量和收入密切相關。因此,出于謹慎動機所需的貨幣量大致也是收入的函數。第三,投機動機是指人們為了抓住購買生利資產例如債券等有價證券的有利機會而持有一部分貨幣的動機。人們持有貨幣可以隨時抓住有利的投機機會,但是會損失利息。當利率較低時,持有貨幣所損失的利息就較少,人們對貨幣的需求量就大,反之則相反。因此出于投機動機對貨幣的需求量與利率成反方向變動關系。凱恩斯指出,在任一時刻,人們心中存在著某種“標準”的利率。假如現行利率高于人們心中的標準利率,那么他會預期利率將趨于下降。此時,他將預期債券價格上漲,買入債券。由此可以看出,出于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是利率的函數,兩者反方向變化,利率越高,投機性貨幣需求越少,利率越低,投機性貨幣需求越多。當利率極高時,投機動機引起的貨幣需求量等于零。也就是說,人們認為此時利率不大可能再上升,或者說,債券的市場價格不大可能再下降,因而會將持有的貨幣量全部換成債券。反之,在利率極低例如2%時,人們預期利率不可能再低下去了,也就是債券未來的價格只會下跌,此時,人們必然賣出債券以持有貨幣,由此,貨幣當局在公開市場活動中收購債券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必然全部被公眾作為貨幣保存在身邊,所以凱恩斯稱之為“流動性陷阱”,此時,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為無窮大,貨幣需求曲線在利率降低到2%時變成一條與橫軸平行的直線。
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宏觀調控,而宏觀調控的依據正是體現在這三個重要的影響因子上。當經濟蕭條時,政府通過政策的頒發來提高人們的消費或降低利率,從而鼓勵人們消費和投資,以促進有效需求,帶動經濟的發展。凱恩斯引出了一個全新的思路,為許多國家帶來福音,為全人類留下了一筆無價的財富。
三、新理論的影響——美國與中國
凱恩斯平息了二十世紀初的一場驚濤駭浪。
凱恩斯思想源于英國,卻平息了大洋彼岸的美國的一場驚濤駭浪。30 年代大危機發生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迫切需要新的經濟理論,凱恩斯密切關注著大洋彼岸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實施及其經驗。1934 年夏,凱恩斯訪問美國,在接受羅斯福總統會見時,進一步強調了政府支出的作用,而羅斯福新政也推動了凱恩斯的理論研究。在羅斯福新
政實施3 年后,凱恩斯的《通論》出版,從某種意義上說凱恩斯主義是凱恩斯根據羅斯福新政的實踐加以理論總結的產物。但是反過來凱恩斯主義也為新政所實施的諸多經濟政策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實際上,在1934 年在凱恩斯訪問白宮,親自向羅斯福介紹了他的經濟思想后,凱恩斯主義就成為了指導后期新政的理論基礎。羅斯福新政幾乎全面實施了凱恩斯政策措施:用赤字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消費,提高消費傾向,舉債救濟失業,修建大型公共工程,用貨幣政策調節利率甚至直接前期就已經存在,但是直到1936 年,羅斯福都把財政赤字看成是不光彩的政績,曾力圖消除他。但是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傳入美國,凱恩斯主義對赤字財政的確認,是羅斯福認識到,財政赤字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一項重要措施,于是再也不提消除財政赤字的事情。隨后新政的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后期新政的經濟政策確實是以凱恩斯主義為其理論基礎的。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美國大批經濟學家對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傳播所做出的積極貢獻。他們對凱恩斯主義做了許多創造性的研究,是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哈佛大學教授漢森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傳播者,他在1933―1945 年期間還多次受聘為美國政府各部門顧問,曾對當時羅斯福總統新政進行策劃和提供理論上的支持。
二戰以后,美國主流經濟學仍然是凱恩斯主義,不過由于資本主義世界和戰前30 年代大危機狀態截然不同,各國為了恢復在戰爭中被破壞的生產能力,大量的資本投資和加速的科技革命,使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后20年內經歷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如何使意在應對經濟蕭條狀態的凱恩斯主義能適應相對穩定繁榮的經濟狀態,就成為經濟學家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在美國,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就是在戰后這種新的經濟形勢下,在擴展凱恩斯主義和融合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而形成的。而且逐漸成為西方正統經濟學,并成為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基礎。他們把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結合起來。新古典綜合派的政策措施脫胎于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即凱恩斯認為當市場經濟無法實現充分就業所要求的總需求時,就應由國家對需求進行管理或調節,內容為通過財政政策,增加預算支出增加稅收來刺激或壓制總需求;同時輔之以貨幣政策,增發或減少貨幣量以影響利率及投資,進而影響總需求。他們在總需求分析方面采用了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在總供給分析方面,短期采取了凱恩斯主義的觀點,長期則采取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
中國與凱恩斯亦有不解之緣。
在80年代以后,中國逐漸走向改革開放,慢慢地從計劃體制重圍中走出。然而,這次初涉淺灘讓對市場經濟毫無經驗的中國嘗盡了苦頭。在80年代到90年代短短幾年
間就出現了多次通貨膨脹。1985年到1989年5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8.8%、6.0%、7.3%、18.5%、17.8%。自1993年物價狂起,到了1994年,中國35個大中城市的食品類價格竟比上年同期上漲34.1%,1994年是物價漲幅最高的一年,達21.7%。
然而,對于市場經濟毫無經驗的中國來說,雖然之前的計劃經濟中一直是大政府小市場,但在凱恩斯思想領域還是一片空白,遇到通脹這樣棘手的難題,中國束手無策。在幾次急剎車帶來了教訓之后,中國政府開始學著像西方國家一樣,通過控制利率杠桿和貨幣政策來進行經濟的軟著陸,凱恩斯主義逐漸被引進指導國內的經濟政策。在調控期間,存款利率一度長漲到 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儲蓄還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說長期存款的利率幾乎達到25%,存一萬元錢,年利息2500元,這種高利率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少見的。
雖然,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并不是依據中國經濟的實際狀況來設計的,雖然它更多地適用于西方國家的“富裕社會”,但作為一個指導思想,它彌補了中國在引進市場經濟之后宏觀調控方法的盲點,影響之巨大,不可置疑。
第二篇:民族學通論讀后感
《民族學通論》讀后感
讀了這本書之后我收獲很大,我知道了有關名族的一系列東西。這本書對我的啟迪很大,書里面的內容深深的吸引了我,使我暢游在書海里。下面我就談談讀了它的感受吧。
下面是我覺得書中比較精彩的部分,現摘錄下來與大家分享。人類種族作為一種生物學上的奇觀,原因決不在于它們之間的差異,而在于它們之間的一致性。整個地球生物史上,人類是唯一的一個分布范圍遍布全球而沒有在內部發生種系分化的物種。造成這種奇觀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人類擁有文化。靠著文化,人類能夠從赤道分布到南北兩個極圈附近,生存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而保持著物種內部的一致性。這是任何一種別的高等生物無法做到的。總之,現代智人種自形成以來,一直就是個統一的物種。這個物種中的所有成員,在用雙足直立行走,具有發達的大腦,能夠創造各種文化事物,且能通過有性繁殖而生育出健康的子代等最基本的特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世界上任何種族類型的人都有自己的音節語言和全球各地遍布著各種混合的人種類型這兩種現象即是明證。這也是我們一貫主張所有種族一律平等的科學基礎。
第三節種族和民族上面的討論更是深刻,我了解到種族作為一種生命科學現象,完全是人類對自然界進行生物學意義上的適應的結果,其中本來不包含也不應包含任何社會文化意義。
讀到這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要探討種族和民族的關系問題呢?換言之,種族和民族這兩個概念之間又有什么相
干呢?后來我才知道了,從純粹科學的意義上講,二者的確是互不相干、涇渭分明的。種族所涉及的是人類種群對于自然生態環境的適應關系,它主要是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科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所涉及的則是人類的社會文化群體(簡稱族群)與生態環境(包括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它主要是社會科學,特別是行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們也可以把種族和民族看作是兩套分類系統按照不同的標準對人類這個統一體所作的劃分;前者主要考慮生物學因素而不考慮文化因素,后者則主要考慮文化因素而不考慮生物學因素。因此,從理論上講,一個種族或種族類型中包含了若干個民族,或者是一個民族中包含了幾個種族或種族類型成員的現象都是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前一種現象遠較后一種現象為多。
就說這么多吧,總之,讀了這本書后我覺得我受益頗豐,我很慶幸自己有機會而且把握住了機會閱讀了這本書。
第三篇:通論讀后感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讀后感
班別:經濟1123班姓名:蘇成熾學號:201211511317
一.作者簡介: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作者是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約翰·梅納斯·凱恩斯(1833~1946)。
凱恩斯,英國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一生對經濟學作了巨大貢獻,因開創了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而稱著于世,被后人稱為“宏觀經濟學之父”“資本主義的救世主”。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與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是西方經濟學史上三部劃時代的著作。他創立的宏觀經濟學與弗洛伊德所創的精神分析法和愛因斯坦發現的相對論一起并稱為二十世紀人類知識界的三大革命。
凱恩斯,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蘭劍橋一個政治經濟背景濃厚的家庭。(凱恩斯出生同年,卡爾·馬克思與世長辭,兩位對現代經濟學都有著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在生存的時間是如此的接近。)凱恩斯畢業于劍橋大學,畢業后以第二名通過英國文官考試,入選印度事務所,后辭去事務所職務,回劍橋執教。一戰爆發后應征入英國財政部,主管對外財務工作。1919年初作為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會。1944年7月率英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布雷頓森林會議,并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與世界銀行的英國理事,1946年當上第一任世界銀行總裁。另外,他也經營私有企業。
二.寫作背景: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在1936年出版的,當時資本主義經濟正處于在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中恢復過程中。1929~1933年資本主義爆發了史無前例的、被傳統西方經濟學家論證為不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使得資本主義瀕臨覆滅的邊緣。經濟危機表現為產品大量積壓,企業紛紛倒閉,生產大幅度下降,失業人數劇增,信用關系嚴重破壞,整個社會經濟生活陷于混亂和癱瘓。經濟危機爆發期間大批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市場蕭條,生產銳減;失業人數激增,人民生活水平驟降,美國進入“大蕭條”時代。
古典經濟學派的市場自由理論遭到巨大挑戰,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對古典經濟
學理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首先站出來的是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出版無疑是在經濟學界投下一枚導彈,掀起了一輪經濟革命熱潮,市場自由的時代已成為了歷史,開始進入政府干預經濟的時代。凱恩斯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在傳統經濟學統治下的市場自由的矛盾,即社會生產過剩及未達到充分就業問題。通過對就業、利息及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分析影響收入、儲蓄及投資的因素,提出有效需求原理,如何促進社會達到充分就業。對古典經濟學的某些理論提出批判及論證其錯誤的過程,創立宏觀經濟學。《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出版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的一個轉折點。
三.內容分析:
首先我要在這里說明一下,我對《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理解不深,甚至可以說我根本就看不懂,我對此書的理解大部分是根據譯者在書前所寫的《譯者導讀》和其它的一些文獻對此書的論述而來,當然我自己肯定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凱恩斯在書的原文序言中也明確指出“本書主要是為我的同行經濟學者而撰寫的”,而且按譯者的話來說,很多經濟學家在第一次看這本書都表示“看不懂”、“不能理解”。按我來說,此書說是著作其實更像是一本筆記。
本書共分為六編二十四章,第一篇主要批評古典經濟學的兩個假設前提的特殊性,并不符合現實的一般性;提出凱恩斯自己的“有效需求原則”。第二編定義收入、儲蓄和投資,方便后面的論證。第三編研究消費傾向的兩個因素:主觀和客觀,分析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和乘數的關系。第四編是關于投資誘導,另外還附著古典學派的一些關于利息率理論。第五編闡述了貨幣工資的改變、就業函數及物價的一些問題。第六編我沒有怎么仔細看,大概內容應該是凱恩斯在寫這本書時的一些涉及的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問題。
下面我就來說說我在讀這本書時一些印象比較深刻的內容:
1、凱恩斯對古典經濟學就業理論的批評
古典經濟學就業理論的兩個基本假設前提——(1)、工資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品,(2)、當就業數量為既定時,工資的效用等于該就業數量時的邊際效用。凱恩斯指出這兩個假設前提的在現實的特殊性,在這兩個假設前提下得出的結論只符合現實中某些特殊情況。圍繞實際工資與貨幣工資的關系和它們對充分就業的影響,凱恩斯利用對現實勞動者就業情況的分析論證古典學派的假設前提
不符合現實。根據這兩個假設得到的理論是有限制條件的,只能應用在現實的某些特殊情況。在古典學派假設前提下只有兩種并且只能是兩種失業范疇——“摩擦”失業和“自愿”失業(因為只要現實符合第二個假設,得到的就只有這兩種范疇),但在凱恩斯的分析研究下現實上還有一種失業——“非自愿”失業。根據這三種失業范疇,區別實際工資與貨幣工資的區別,再結合凱恩斯后面的論證,就是凱恩斯的就業理論。
我覺得薩伊定律最大在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貨幣的性質,把貨幣看成只是一種作為交換的媒介,直接用市場產品來衡量勞動者所得的工資,無視了貨幣在市場流通中的作用及影響。就好像在薩伊定律支持者的眼中勞動者付出勞動,企業直接用所生產的產品來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如此,按照薩伊定律,社會是不會發生生產過剩這種情況的,但它的確發生了。這個在普通人眼中明顯是個謬論卻被古典經濟學家一直做為一個準則,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也許其中有我們不能理解的內涵吧。
凱恩斯在本書表面內容上看似乎是否定了薩伊定律,然而實際上只是為薩伊定律提供一個限制條件而已。正如譯者在導讀里說到“真正給予薩伊定律以徹底批判的經濟學家是馬克思”。薩伊把直接生產交換和商品流通看成是相同的事物,也就是說在薩伊的分析里社會上只存在物物交換,貨幣僅是作為交換的媒介。按照薩伊的論述,資本主義在這種物物交換的情況下是不可能造成經濟危機的,然而事實證明了薩伊定律的錯誤。
2、本書中的收入、儲蓄和投資的關系:
在本書的第六章,凱恩斯給收入重新定義:企業家的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賣掉的制成品的賣價超過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也就是說毛利潤。計算收入的方法有兩種:(1)與生產有關,計算從上期繼承下來的設備的方法。(2)與消費有關,計算上期繼承的設備價值的方法,即計算設備的折舊。設備有三種損失情況:非自愿損失、補充成本和意外損失。
然后由三種等價的國民收入公式(即:①國民收入=消費+投資 ②國民收入=A-U=F+利潤 ③國民收入=工資+利息+地租+利潤其中A:賣制成品所得U:使用者成本F:要素收入)推導論證,得到現今宏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儲蓄=理論。“任何系列的定義只要滿足上述條件,便能得到相同的結論”。譯者
高鴻業在他編制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里也作了重要介紹。凱恩斯雖然根據定義論述證明消費等于投資,但如高鴻業及其引用漢森的《凱恩斯導讀》“在撰寫本書時,凱恩斯自己還未能把這一點徹底弄清楚”。
3、消費傾向:
根據前面七章所論述,凱恩斯得到初步的結論:就業量取決于總供給函數和總需求函數的交點。在第八、九章,凱恩斯分析影響消費傾向的因素而求出總需求函數。影響消費傾向的因素分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
客觀因素有:(1)、工資單位的改變;(2)、收入和凈收入之間的差額的改變;
(3)、在計算凈收入是沒有計入的資本價值的意外變動;(4)、對時間折算的貼現率的改變,即現有物品和將來物品的交換比例的改變;(5)、財政政策的改變;
(6)、人們改變對其現在和將來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的期望。
主觀因素有:個人不把收入用之于消費的動機:謹慎、遠慮、籌劃、改善、獨立、進取、驕傲和貪婪動機;對應的消費動機:享樂、短視、慷慨、失算、浮華和奢侈。組織進行儲蓄的動機有進取動機、流動性動機、改善動機、財務上的謹慎動機。
在這兩章有個理論顛覆了我以往對利息率對儲蓄的影響。在凱恩斯的論述中,“利息率的改變對實際的儲蓄量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其影響的方向卻與通常設想的相反”,利息率上升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儲蓄和消費二者都要減少”。“只有在收入不變的條件下,利息率測的上升才可能使我們進行更多的儲蓄”。但是,“利率上升”引發“阻撓投資”導致“收入下降”最終“儲蓄減少”。
四、凱恩斯的就業理論與古典經濟學的就業理論:
在我閱讀《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時,我注意到凱恩斯批評的古典經濟學某些觀點時,一般指出有三個方面的錯誤,我在這里總結一下我的看法:
古典經濟學(按凱恩斯在本書的劃分)的某些理論錯誤的原因:(1)假設前提在現實存在有限條件使結論的特殊化,即由其假設條件出發得到的結論在現實的應用是有限制的;(2)一些看起來似乎有道理(或經濟學者公認是正確)的謬論;(3)某些西方經濟學者為維護資本主義的利益而刻意而為,即一旦這個“謬論”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生存。
前面兩點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第三點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里也舉有例子:在第三章有效需求的第三部分說到“可以忽略總需求函數的想法是李嘉圖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李嘉圖勝利的原因是“它(指李嘉圖的學說)為資本主義家們的自由行動提供理論依據,使它能得到統治者背后的主要社會力量的支持”。
凱恩斯在提出他的就業理論時也不斷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和庇古教授的《失業論》來比較,還用了兩章附錄來簡單介紹他們的就業論,讓讀者更能理性分析他們各自的優缺點。
凱恩斯雖然大量地批評了古典經濟學的錯誤之處,還提出的市場自由的弊端,倡導政府干預,創立宏觀經濟學,但是他是始終立足于資本主義的立場,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資本主義的弊端。雖然在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后,羅斯福應用凱恩斯的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做法使得美國從低谷中有所回復,但后來的在70年代后,西方世界出現了滯脹,即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并存,給由傳統和凱恩斯理論結合而來的新古典綜合派以沉重的打擊。因為按照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是不可能同時發生的,但它的確發生了。
五、書的理論對中國的用處
雖然本書是立足于資本主義,而且是凱恩斯根據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寫的,但其中有些理論可以為我們所借鑒的。尤其是凱恩斯所倡導的政府干預市場經濟、宏觀經濟調控和貨幣及財政政策。以及凱恩斯用的論證方法和思維方式都可以作參考學習之用。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主要是由于生產過剩以及無法達到充分就業所引發的一系列經濟問題,提倡刺激消費增長。正如他在第九章消費傾向:主觀因素里所說的“我們越是有德行,越是致力于節約,我們國家和個人的財務越是堅持正統原則,那么,當利息率作出相對于資本邊際效率的上升時,我們的收入會下降的越多”。而我們國家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可持續發展,節約資源,提高效能,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才是正道。
六、總結
雖然此書不是寫給我們這個層次的人看,我們還是屬于經濟學這門專業的初學者,這本書的許多理論我們都看不懂,而且翻譯還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流行的白話文,理解起來就更辛苦。但這本書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如對傳統的知識不能全盤照搬,要勇于提出自己的質疑。另外我也學到一些關于我的專業知識,例如:我原以為經濟學就是為了更好地分配資源,更大程度地利用資源,經濟學就像是化學里的催化劑,并不參與反應卻能提高效率。但現在我對其理解有了點改變,譬如凱恩斯在本書提到修建金字塔、教堂和發動戰爭(倒不是因為戰爭可以劫掠,而是因為戰爭可以創造軍火需求)可以增加就業;他甚至真心建議政府把鈔票埋下地下,再允許私人企業把它們挖出來以解決失業問題。這種看似非常“愚蠢”的是竟能解決失業問題,這我以前想都沒想過的事情。
但是,凱恩斯一再強調,以上觀點適用于一個“富裕的社會”,消費動力已經越過最高點開始下行的社會,投資動力已經不足的社會。所以我們對于凱恩斯理論還是保持一種借鑒的態度。
第四篇:管理學通論讀后感
讀《管理學通論》有感
辯論賽上經常討論一個話題“企業是依靠管理者還是依靠底層工人”,當然了,答案不會偏向哪一方,對于資本家來說,只要能給他們帶來利益,那就最好不過了,管理納入企業板塊在情理之中了。
管理工作的核心是協調,因其工作內容的多樣性,環境,過程的復雜性,但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人們的欲望無限性與人們所擁有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管理的功能就在于通過科學的方法來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力求以有限的資源實現更多的更高的目標。并且衡量管理好壞的標準在于能否實現效益和效率的共同追求。
管理包括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四大職能,對于一個管理者來說,他在一個組織中是扮演從事管理工作,履行四大職能的一個角色,他們擁有直接下屬,負責指揮下屬開展各項工作。這樣,組織的存在是由于個人力量的薄弱,組織可以幫助我們每個人實現個人力量無法實現的目標,并在分工中發揮個人特長。在協助中形成集體力量。由數據驗證,在管理中,不同層次的管理者,在履行四大職能中的每一項時間分布是迥異的,一般,高層次的管理者們用在組織,計劃中的時間會多一點,而中層管理者時間花在組織,領導上,基層主要是領導。不合格的管理者不按如此分布,必然會導致組織工作的不協調。
管理者對員工采取“胡蘿卜加大棒”或“目標導向,自我管理”的管理方式。但各有其理由。管理思想是人們對管理過程中發生的各種關系的認識總和。管理思想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各項管理活動的效率和效益,融會貫通各種管理思想,可提高管理的有效性。管理思想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和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以西方的發展進程來說,在非工業化時期并沒有創業正式的管理思想體系或專門進行管理規律研究需求,主要以教會,政府,軍隊,家庭為管理手段。但新興的工廠制度提出的管理問題不同于傳統組織所碰到的管理問題。早期研究管理理論的人物代表有很多,第一位是羅伯特 歐文,他注重企業人力資源,以及企業人道主義。第二位是亞當 斯密,分工理論和“經濟人”觀點的提出人,第三位是查爾斯 巴貝奇,他是科學管理思想和定量管理思想的先驅者。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系統的管理開始萌芽。從經驗管理思想,科學管理思想,行動管理思想,再到定量管理思想,最后權變管理思想。通過中西方的對比,發現我國古代還是比較注意人類心理和行為,并且運籌,決策,也毫不遜色。
管理理論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各種新的管理思想不斷涌現,其中最著名的是企業再造理論與學習型組織。進入二十一世紀,競爭加劇,顧客需求的個性化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將引起管理規則的重構,知識管理的興起和網絡組織的誕生。
第五篇:《德國民法通論》讀后感
《德國民法通論》讀后感
賈林娟 036940
要寫《德國民法通論》的書評,委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首先,我沒有熟讀《德國民法典》。當然,我國的民法理論基本上是繼受德國法,讀書的時候我只能憑對我國法的了解來讀這本書,這當然就大打折扣了。其次,拉倫茨的思想很深奧、分析手法也獨到。作者并不是簡單的對《德國民法典》進行闡述,作者參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法院判例,學者論著,以其深厚的法哲學功底為基礎對民法及其基本制度進行評析,從發展的角度思考民法理論。梅迪庫斯也評價該書(1989年第7版):“作者對一切重要的材料都作了廣泛的分析,分析的結論能夠為實踐所用,而且也經常為審判機關用作裁判的根據。”1再者,我不懂德語,而中文資料對拉倫茨和《德國民法通論》的介紹少之又少,一些相關材料也無從查起。所以,要寫書評對我是非常困難的。作為只讀過一遍該書的我——而且這遍已非常吃力,最多只能談談自己的一點零碎的讀后感。
雖然有以上種種的困難,雖然我只讀了一遍,但以下的感受是確定無疑的:這的確是一本經典之作,我因此受益很大。
一、十年磨一劍
拉倫茨考慮寫此書時已經通過1953年出版的《債法教科書》奠定了在私法學界無可爭議的地位。即使擁有這樣高的地位,也沒有令拉倫茨認為自己完全有資格寫作民法總論,他謹慎的思忖:“其著者須具有對龐雜材料的整合能力,具有史學、法比較學、哲學與文學史的基本素養,并是抽象概括與條分縷析之高手”。“我自忖,無整整十年功夫,不可能寫成。”事實上,拉倫茨用近十一年的時間完成了這本傳世之作。
書中無處不體現著作者嚴謹科學的治學精神。比如作者在談私法的淵源時寫到:“通行的學說認為,法只有兩種表現形式,即國家法律和習慣法。”然后注釋寫道:“‘法律淵源’(‘Rechtsquellen’)的用法是違反語言習慣的。‘淵源’是指法律的產生原因,是立法的行為;習慣法的‘淵源’是體現在習慣法中的共同法律信念。”3而從前我在讀書時,第一次讀到法律淵源時,以為是自然法或者公 1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 2000年11月第1版 第42頁
張雙根著《卡爾·拉倫茨生平及其〈德國民法通論〉》載 卡爾·拉倫茨著《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邵建東、程建英、徐國建、謝懷栻等譯 法律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第1001-1002頁 3卡爾·拉倫茨著《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邵建東、程建英、徐國建、謝懷栻等譯 法律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第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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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正義等,后來看到學者要么直接將法源分類為法律、法規等開始闡述,要么直接解釋為法律的表現形式。總之,我雖知道這里的“法律淵源”不是指法律何以產生,而是指法律的表現形式,但心中總有疑問:為何不指“淵源”,還要用“法律法源”一詞。今日一看,方知是“違反語言習慣的”,頓覺清楚明了。不但知其然,還知其所以然。書中可以“解惑”的地方還有很多。
再比如作者關于《德國民法典》的思維方式分析中寫道:“一部法典的思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標,也取決于那個時代法律科學的發展狀況以及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法。我們將法律的體裁分為三類,即個案列舉式、抽象概括式和指令準則式。”之后作者提到了作為個案列舉式法典范例的《普魯士普通邦法》,偏重于使用指令準則式的體裁以及簡單易懂的語言的《瑞士民法典》,并中肯的評價了《德國民法典》作為高度抽象概括式法典的優點、不足以及改進方式。而對《德國民法典》的語言,作者則認為是“抽象的、不生動的”,“是令人遺憾的。《瑞士民法典》(ZGB)的制定表明,《德國民法典》并不是非使用這種語言不可。”作者的分析是公正的,站在一個高處,無偏見的對《德國民法典》進行評價。這對于我們的民法典制定也是有所啟示的,我們的選擇和法典的制定應該思考自己追求的目的,研究我們這個時代法律科學的發展狀況,我們的社會現實,所有這一切應該建立在全面了解、深入研究以及內心明了清晰的選擇基礎上。一味的學德國或排斥德國,或強調自己的本土文化仿佛都有失謙和。
當然,不得不提的是作者深厚的法哲學基礎。作者在闡述民法的體系時,不僅分析了作為法律事實和法律制度的“外在體系”,還力求揭示作為支配整個民法的基本原則以及這些原則之間的實質聯系的“內在體系”。這一點在沃爾夫的序言中闡述的比較詳細。這一內在體系即是“倫理上的人格主義”。作者在第二章專門闡述了這一問題:《德國民法典》的精神基礎——倫理學上的人格主義。作者先從倫理學上的“人”的概念談起,“人依其本質屬性,有能力在給定的各種可能性的范圍內,自主地和負責地決定他的存在和關系,為自己設定目標并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制。”4這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有權要求其他任何人尊重他的人格、不侵害他的生存(生命、身體、健康)和他的私人領域;相應地,尊重他人以上權利的義務。5將此概念移植到私法上即:人是權利、義務的主體,對自己的非法行為負責,體現在所有權是對物的支配,法律行為上是私法自治,信賴保護。合同中是約束、均衡與公平原則。拉倫茨將法人也放在了該節,認為法人是民法典中形式上的人,是人的概念形式化的結果。
同引注3,第45-46頁。
參見引注3,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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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敘述自然、流暢,答案的得出也非常自然,但隨著時間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德國民法典中的“倫理人格主義”已經顯現出其弊端:在高揚“成為一個人,并尊重他人為人”時,并沒有給予人格權以更充分的保護,法典中對人格權保護的規定也是很少的。后來法院的判例發展了“一般人格權”后,該缺陷稍有彌補,但具體人格權卻有待明確。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和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則相繼有所發展。當前,我國的民法典制定中,關于人格權獨立成編的爭論也是焦點之一,但少有學者可以從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法哲學角度給予詳盡闡述。我因此也疑惑,距離《德國民法典》的公布103年之后,我們關于“人”的概念發展到哪一步?如何認識法人在生活中作用及對民法價值的影響?我們關于民法以及人格權的法哲學基礎是什么?人格、民事主體、人格權、一般人格權的相互關系如何,從制度上如何更好的設計?
二、關于“形式”的誤解
以上是對《德國民法通論》一些總體上的認識,下面再談一點我在讀作者對具體制度闡述時的感想。在以前學習基于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時,我們了解到德國是形式主義,法國是意思主義。所謂形式主義,指物權的變動尚須作成一個物權行為,并踐行法定方式。6我們通常以為,這里的形式只是起到公示公信作用。再加上德國素來給我們的是嚴謹保守的印象,我們就以為德國民法中所謂的形式是相當嚴格的,不符合形式要求也是絕對無效的。讀過該書后,方知這個“以為”是錯誤的。
1、德國民法典中的“形式”
形式只針對行為而言,法律發展的早期階段,采用嚴格的形式主義,認為只有形式才是引起法律后果的原因。到了近代,私法自治的思想才占了上風,行為適用“形式自由的規則”。即無論以何種方式,只要將意思表示宣示于外部,意思表示即可有效成立。7在這里,我們討論的形式是指形式強制規則中的形式。
? 在《德國民法典》的總則部分,第125條規定:“法律行為欠缺法定方式的,法律行為無效。欠缺意定方式的,如無其他規定,同樣具有無效的效果。”第126-129條規定了如何遵守形式要件,包括如下幾種形式:法定書面方式,意定書面方式,替代作成公證書,作成公證書,公證。另外,第144條第2款,第167條第2款,第182條第2款規定了可撤銷法律行為的認許、代理權的授予無權處分中本人的同意無需采取為法律行為規定的方式,可以視為形式強制的限制。
6王澤鑒,《民法物權﹒第一冊 通則·所有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第72頁
見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 2000年11月第1版 第4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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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則部分,債法中形式強制少見,物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中較普遍的存在著形式強制。物權法中又區分為動產物權法和不動產物權法,梅迪庫斯認為在動產物權法,處分行為通常需要有交付行為,但交付不是形式,而是合意之外的另一項生效要件。8
2、形式的目的
私法自治要求行為自由,卻為何規定如此多的形式強制,其目的如何?這與我們要分析的其與探究當事人意思之間有什么關系呢?
在德國民法典的立法理由書9中,對法律應當規定形式強制的范圍,作出了下列考慮。規定形式強制的理由有:
“遵循某種形式之必要性,可給當事人產生某種交易性之氣氛,可喚醒其法律意識,促使其三思,并確保其作出之決定嚴肅性。此外,遵守形式可明確行為之法律性質,仿佛硬幣上之印紋,將完整的法律意思刻印在行為上面,并使法律行為之完成確定無疑。最后,遵守形式還可永久性保全法律行為存在及內容之證據;并且亦可減少或者縮短、簡化訴訟程序。”
我們可以看出,形式的目的并不局限于公示公信。概括的來說,形式的宗旨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1)對當事人而言: a, 提醒一方當事人,認清有關行為的經濟意義或固有的風險,敦促他們盡量表達得準確,不要操之過急,并保證當事人能夠獲得專業咨詢(公證人!);b, 對雙方當事人,均可保存證據,方便訴訟。這些行為有:承擔移轉或取得土地上所有權義務的合同(第313條)、關于移轉土地所有權的合意(第925條);承擔讓與其現存財產或現存財產之一部分的義務的合同(第311條)、贈與約定(第518條)、保證(第766條)、獨立的債務約定與債務承認(第780條、第781條)和抵押債權的移轉(第1154條)等。而這些我國學者強調更多的是其公示公信的價值。(2)對第三人而言:a, 維護第三人要求這類法律關系具有清晰度和公開性的利益;b,維護某項公共利益。11有些行為,必須規定特別明了的方式,因為這些行為對于當事人本人,有時對于第三人或某個人的法律地位,都具有長時 89同上,第460頁。這里似乎與我國學者孫憲忠所述的物權行為的形式主義說法不同。
《立法理由書》第1卷,第179頁以下,即穆格丹(Mugdan)編:《德國民法典資料總匯》,1899年/1900年,第1卷,第451頁以下。轉引自迪特爾·梅迪庫斯著《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 2000年11月第1版 第461頁 10 拉倫茨 《德國民法通論》第556頁 11 拉倫茨在注釋中引黑賽美耶爾:《法律行為的法定形式》中的注解釋為“要求此類法律關系具有清晰度和公開性的公共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而不是任何一項公共利益。”見該書第557頁,而梅迪庫斯在其書中則舉例解釋:“如有利于檔案管理或審批程序的監控,有利于征收稅金。”關于(2)中的兩點,我也不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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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深刻的意義。比如,結婚、婚姻合同、遺囑和繼承合同等。
形式的目的在于公示公信只體現為(2)中的a。這里的形式強制在某種程度上不是限制當事人的行為自由,而是保護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在充分相信當事人有能力獨立進行意思表示,并對自己意思表示的結果負責的基礎上,又通過形式強制保證當事人免受操之過急之害。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很容易以為形式強制是好的,但如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一樣,形式強制的比較重要的弊端如下:形式強制對于不熟悉有關業務的人來說,可能成為一個陷阱,并有可能促使當事人濫訟。
形式的目的是多元的,而且形式的目的直接影響著對意思表示的解釋和無效法律行為的補救。我們在考慮形式的目的,尤其是考慮物權法中形式的目的時著眼點多在于公示公信的原則,而不是對從事行為的當事人保護的角度,與德國有所不同。
3.違反形式強制的結果與探究當事人的意思
德國民法雖然重視形式,一般情況下沒有符合形式要求的行為是無效的,但在對無效行為的補救中則處處體現了探究當事人意思的原則。以下按違反形式強制的后果分類加以分析:
? ? 無效。如我們所知,這是違反形式強制的一般原則。
“補正”。義務人嗣后完全履行了其義務,法律允許形式瑕疵事后
213得到“補正”。德國民法典第313條第2句,第518條第2款和第766條第2句14即是。法律規定以上行為有效的原因就在于法律規定形式的目的在于保護因法律行為而承擔義務的當事人免遭操之過急之害。如果當事人的所為表明形式規定的目的已經達到,法律則不拘泥之前的規定,直接規定欠缺法定形式的行為有效。這里的補正也是對當事人意思的尊重的體現。
? “確認”。《德國民法典》第141條第一款規定“無效法律行為由實施此法律行為的人認許的,應將認許認定為重新實施。” 拉倫茨認為:“只有當當事人所做的意思表示是針對以前實施的法律行為是否和這個法律行為的內容相一致,從而來確認這個行為是否有效時,人們才可以使用‘確認’一詞。”當事人在這里必須認識到其法律行為的可能無效性,并有進行確認的意思。可見對 12第313條規定如下:“1因合同而使一方有義務轉讓或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合同需作成公證書。”2不遵照此種方式訂立合同的,在成立不動產轉讓的合意和登入土地簿冊時,合同的全部內容為有效。13 第518條規定如下:“(1)1為使以贈與方式約定給付的合同有效,需將約定作成公證書,2以贈與方式給予第780條、第781條所稱的債務約定或債務承認的,對于約定或承認的表示使用相同規定。(2)方式的欠缺因履行約定的給付而補正。14 第766條規定如下:“1為使保證合同有效,需要以書面方式給予保證表示,2保證人履行主債務的方式的欠缺得到補正。” 15 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第630-6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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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一詞的認定也是以當事人進行確認的意思為標準的。
? 轉換。《德國民法典》第139條規定“一個無效的法律行為,如果具備另一法律行為的要件,而且可以認為,當事人知道此行為無效即愿意另一行為有效的,可以“作為另一法律行為”而生效。”16 從定義中我們就可以看出,轉換并不是強制性規定,而是賦予當事人的一種選擇權,是否進行轉換是當事人的自由。同時,拉倫茨在書中還強調轉換應“推測當事人的意思”而進行。聯邦最高法院也指出,法律行為的轉換“不應該導致一個和私法自治相違背的當事人的約束,并完全無視當事人特別意思輕響以及當事人特別的想法”。17
? 部分無效法律行為
《德國民法典》第139條規定:“法律行為部分無效,在不能認為無此無效部分仍將實施該行為時,整個法律行為也就無效。”首先,行為需具有一體性,一體無效的法律行為的部分有效,所以,行為還需要具有可分性。但不管是關于一體性的認定,還是可分性的認定,均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意思,因為本條只涉及到對雙方當事人具有重要意義的利益的調查和權衡。所以任何客觀的通行的標準都該讓位于當事人的約定。只有當雙方當事人之間沒有如此權衡標準或特別優惠辦法的約定時,法官才必須根據客觀的、通行的標準對當事人的利益進行權衡。這里的意思就是說,如果當事人已經進行了約定,那么就要“根據當事人已經以合理方式對他們的利益進行權衡所作出的規定。18
以上的幾種形式欠缺時的補救方式的基本制度,我沒有多介紹,只是關注兩點:違反形式強制的結果并非絕對無效;而關于無效的補救則多考慮的是甚至不厭其煩的考慮當事人的意思。
我們看到,即使在非常強調形式的地方也處處體現了對當事人意思的尊重。在法律的適用中,不管是拉倫茨、梅迪庫斯還是帝國法院、聯邦法院都非常強調要推測當事人的意思。這與我們通常的看法是有區別的。
在讀《德國民法通論》時,經常感覺我們對德國民法只是了解了一個大概,而不是非常通透的了解整個制度和每一個細小的環節。我們對德國民法的借鑒也存在斷章取義的地方,比如關于物權行為與無權處分,所有權保留在理論解釋上的協調問題登。代理行為中的授權行為與委任契約的區分與債權性為與物權行為不區分的整個法典的指導思想的協調問題。我們以為非常有道理的地方也許仍然是我們一知半解的地方,我們以為德國人很迂腐也許恰是我們的不了解導致的。
1617 拉倫茨 《德國民法通論》第646頁
轉引自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第647頁 18 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第639-6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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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讀《德國民法通論》可以感覺到,《德國民法典》的確是一部令人驚嘆的杰作,它不但有深厚的法哲學基礎,新穎的體系,而且各個制度之間的協調性也非常好。其之后有那么多追隨者也理所當然。我們的《民法典》應該制定成怎樣,能否以及如何這樣制定,如果如學者所夢想的制定一部21世紀的范式民法典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總之,《德國民法通論》是一部非常耐讀的經典之作。其思想是深刻的,文字于平和中有一種簡潔精到之美。讀了之后,才感到自己從前很多對民法的認識是機械、呆板、刻意的,自己對體系的認識是僵死的,對內容的理解也是蒼白的。當然,也知道自己知道的太少,學的太少。這本書還需要以后反復的閱讀,揣摩,思考——只有這樣方能逐漸的接近作者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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