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政府在農業科技創新中的職能

論政府在農業科技創新中的職能

作者：吳喜梅

【摘要】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發展始終面臨科技鏈與產業鏈嚴重脫節的問題，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迫切需要完善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農業技術推廣機制，推動農業技術創新主體與需求主體有效對接。因此，法律制度的構建、財政資金的投入、引導示范培育和國際合作，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是當前政府工作的緊要任務。

【關鍵詞】政府 農業 科技創新 職能

目前，我國農業正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如何加速這一轉型并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確保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對此，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現代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創新。當前，我國農業科技創新存在兩大障礙，一是農業科研與農業生產脫節，二是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突破這兩大障礙需要政府充分發揮和切實履行其法律制度制定職能、財政支持職能、引導示范培育職能和國際合作職能。

政府的法律制度制定職能

當今世界，農業科技以生物技術、轉基因技術、數字農業技術為代表，正孕育著新的革命性突破。如何有效迎接和利用這一突破來促進我國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農民收入的穩定增加和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 這需要各級政府制定與完善一系列相關法律制度對農業科技創新予以指引與保障。

一是農業科技創新主體法律地位的確立。農業科技創新主體不僅包括科技人才這一自然人形式，而且包括科技人才與農民組建的農業公司、農業合作社等法

人形式。其中，法人形式的農業科技創新主體是科技人才以技術入股或資金入股等方式，依法與農民結成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

從理論上看，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實質上是農業生產的核心要素從土地、水等自然資源向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轉變的過程。而這一轉變過程的順利運行，一方面需要培育多元的農技推廣服務主體，另一方面，需要農場、林場、牧場、漁場水利工程管理單位和農業科技示范園區面向社會開展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從實踐上看，當前我國農技推廣服務主體已經開始逐步由政府單一支撐向“政府為主、多元發展”的方向轉變。為適應農技需求多樣性和供給主體多元化的特點，中央政府應該從法律上明確多元化推廣服務組織的地位和作用，以推動公益性推廣組織、社會化創業組織和多元化服務組織“三位一體”的多元化推廣服務組織的形成。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順農技推廣管理體制，有效維護各權利主體的利益，進而促進農技的有效推廣。

二是農業科技創新經營管理機制的法律構建。農業科技與生產實際緊密結合是農業科技創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在管理體制上，應該把農業技術創新納入到農業生產、銷售的整個系統之中去評價。就農業技術推廣的管理而言，應明確公益性與經營性分類管理機制，即實行農業技術推廣的政府主導與市場調節的“雙輪驅動”機制。一方面強調國家農業技術推廣機構的公益性，實行無償服務;另一方面又進一步明確經營性單位及其科技人員可以實行有償服務的權利。就農業技術推廣機構崗位設置而言，也應該通過法律明確規定其專業技術人員的資格和結構比例。

三是農業科技創新財政支持行為的嚴格規范。基于農業科技創新及其推廣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引領與支撐作用，我們不僅要重視農業科技研發投入，更要高度重視農業科技推廣的投入，讓大量的科技成果通過推廣切實轉化為

現實生產力。然而，目前我國農業科技投入的現狀是，投入少、投入結構不合理、投入資金不到位或被截留，這迫切需要通過健全農業科技創新財政投入法律制度體系，以法律形式對農業科技創新的經費投入加以規范，明確農業科技投入的資金來源、投入方向、投入比例、投入方式、使用條件和相關法律責任，來規范財政投入行為，保障財政投入資金的有效使用，為農業科技創新事業較快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農業科技創新法規以及相關配套制度，具有針對性和系統性，值得借鑒。例如，為保障農業科技創新財政投入的有效運行，美國通過一系列農業法，嚴格規范每個州教育培訓機構和農業技術合作推廣站所獲得的財政支持，即通過立法保證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有充分的財政支持。結合我國的國情，借鑒國外農業科技財政投入的立法，制定與完善我國的農業科技創新財政投入法律制度，對我國農業科技水平提高和農村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政府的財政支持職能

發達國家農業科技貢獻率一般在70%以上，而我國的農業科技貢獻率僅僅53%，可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科技的整體水平差距較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的財政投入水平不高、結構不合理、管理不科學。多年來，我國農技推廣服務體系隊伍不穩，其表象原因是機制不活、工作條件不佳、待遇不高，但深層原因在于明確各類社會化服務組織地位的法律缺失，政府扶持力度不夠。農業產業的基礎性和弱質性，決定了農業科技的公益性，而農業科技的公共產品性質，又決定了農業科技投入的政府主導性。基于農業是產業鏈條較長的自然再生產以及農業科技具有區域性明顯和研發周期長等特點，各級政府應該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增加農業科技投入，并保證財政農業科技投入增幅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幅。具體來說，各級財政應該保障國家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所需的試驗示范

場所、辦公場所、推廣和培訓設施設備等工作條件;國家鼓勵和支持高等院校畢業生和科技人員到基層從事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對各類經營性組織和個人開展農業技術推廣服務的，國家在稅收、信貸等方面給予優惠;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引導農業技術推廣服務。此外，財政資金支持的具體的科技創新領域應該包括對技術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大的龍頭企業技術改造給予支持;對生產技術工藝研發、產品升級換代、品牌塑造等方面的支持;對企業新品種選育并產業化的支持;對企業開展廢棄物處理等循環經濟活動的支持;對改善農產品市場條件，使農產品流通設施與農產品生產相匹配的支持等等。

政府的引導示范培育職能

一是各級政府應該積極推進農業科技創新示范體系的建立。現代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應該突破目前的部門、區劃、行業制約，由科技部、農業部、教育部等相關部門聯合地方，借鑒高新區的經驗，參照新型工業化的方式打造現代農業科技創新的范例。同時，科技部、農業部等部委應該與教育部聯合，在農林大學等高校成立新農村建設研究院，推進以大學為依托的農業科技推廣模式試點工作。此外，農村信息化有利于農技推廣，有助于帶動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發展。科技部應該聯合中組部、工信部等部委整合已有網路資源，加快實施國家農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設。

二是各級政府應該積極培育商業化育種模式。良種培育具有國際戰略性意義。然而，實踐證明，以高校院所為主體的育種模式，不利于良種的創制與推廣，必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實行育繁推一體化的商業育種模式。為此，各級政府應該通過創建與扶持種業科技托管中心，集聚全國的人才、技術、資金等要素資源，著力培育種業發展所需的科技金融生態環境。

三是各級政府應該積極推進農民教育培訓體系的建設。農民教育培養具有明顯的公益性，政府責無旁貸。農業部、財政部、教育部、發改委等部門應該圍繞國家科技發展綱要、教育發展綱要和人才綱要中關于農民教育培訓的重大計劃，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場、多元辦學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各級政府應把培養新型農民納入工作日程，將農民教育培訓經費納入財政預算，細化農民培訓專項，加強職業農民教育培訓基礎設施建設，構建農民終身教育公共服務平臺。政府國際合作職能

為進一步提升國內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各級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強國際農業科技合作。首先，各級農業部門要高度重視農業科技國際合作工作，將其納入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全局統籌考慮，加強農業科技國際合作行政主管部門的綜合協調和指導作用，強化行業主管部門在專業領域國際合作的引領作用，充分發揮農業國際合作事業單位的支撐作用。其次，對農業部系統、地方農業部門和國家駐外機構實施績效管理。實現農業科技國際合作管理科學化、信息化，加強協調配合，努力構建國際合作“一盤棋”格局。總之，我國政府應該加強農業科技國際合作新聞宣傳，建立與完善FAO南南合作、亞洲合作對話、中非合作論壇等合作機制，努力轉變農業科技國際合作發展方式，使農業科技合作在全球合理布局，進而促進我國農業經濟貿易的新發展。

綜上所述，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科技鏈與產業鏈嚴重脫節，農業科研成果缺乏行之有效的推廣機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從法律制度的構建與保障上、從財政資金的投入上、從引導示范培育和國際合作上，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是當前我國各級政府工作中最緊要的任務和職責。

(作者為鄭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重慶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為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WTO框架下我國農業補貼法律體系的建構”的階段成果之一，項目編號：07BFX080)

第二篇：加強農業科技創新

加強農業科技創新，在農業機械的設計、維護、使用、銷售等各環節下功夫，為農業規模化經營提供保障。在耕地總面積不能增加的情況下，改變糧食供求偏緊的狀況，只有走科技的道路。他說，糧食產量要再上一個臺階，還得在種子上下工夫。要研究一些有突破性的品種，希望國家多扶持。在種子科研上多投入，是好鋼用在刀刃上。此外還要有良法，大力推廣農業先進技術。要多搞農村專業合作社，通過這個平臺，技術很快就可以推廣開來。溫家寶說，良種良法是農業科技的兩個重要方面。要解決１３億人的吃飯問題，發展現代農業，科技這條腿一定要硬起來。

希望政府扶持補充科技隊伍，逐步健全推廣體系。溫家寶說，科技推廣最后一公里，鄉是重點。要把鄉鎮作為充實基層科技力量的重點，把提高基層科技推廣能力和改善農技人員的裝備水平，作為農業現代化的一項具體措施。

農業機械化是必然趨勢。我們既要從政策和法規上引導好適度規模經營，又要將農業機械化同良種良法結合起來。這兩條都需要提高農村的公共服務能力。農民少了，恰恰需要加強公共服務。要辦好農業技術學校，讓有文化的年輕一代來補充農業勞動力，做新一代農民。這是值得各級領導深思的一件大事。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中原經濟區發展具有全局性意義。建設中原經濟區最重要的是要城鄉統籌，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并舉。這樣既使城里的人生活富裕起來，也使農民的生活富裕起來；既使城里的環境得到改善，也使農村的環境得到改善。河南人民非常勤勞，文化底蘊豐厚，大家團結起來，河南一定會發展得更好更快。

在漯河期間，溫家寶還專程考察了雙匯集團。他說，一個企業，特別是關系群眾健康與安全的食品企業，一定要講安全、講質量、講誠信、講責任。要嚴字當先，在每個環節、每道工序、每個部位都要嚴格把關，為人民群眾提供放心食品，為企業贏得信譽。

第三篇：農業科技創新

農業科技創新

農業科技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支撐，是突破資源環境約束的必然選擇，是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決定力量，具有顯著的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必須緊緊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興未艾的歷史機遇，堅持科教興農戰略，把農業科技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決心突破體制機制障礙，大幅度增加農業科技投入，推動農業科技跨越發展，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繁榮注入強勁動力。

圍繞強科技保發展、強生產保供給、強民生保穩定，進一步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奮力奪取農業好收成，合力促進農民較快增收，努力維護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加大農業投入和補貼力度。持續加大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持續加大國家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業農村的投入，持續加大農業科技投入，確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發揮政府在農業科技投入中的主導作用，保證財政農業科技投入增幅明顯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農業研發投入占農業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按照增加總量、擴大范圍、完善機制的要求，繼續加大農業補貼強度，新增補貼向主產區、種養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傾斜。提高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水平。落實農資綜合補貼動態調整機制，適時增加補貼。加大良種補貼力度。擴大農機具購置補貼規模和范圍，進一步完善補貼機制和管理辦法。加大村級公益事業建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力度，積極引導農民和社會資金投入“三農”。有效整合國家投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切實加強財政“三農”投入和補貼資金使用監管，堅決制止、嚴厲查處虛報冒領、截留挪用等違法違規行為。

依靠科技創新驅動，引領支撐現代農業建設

突出農業科技創新重點。穩定支持農業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

明確農業科技創新方向。著眼長遠發展，超前部署農業前沿技術和基礎研究，力爭在世界農業科技前沿領域占有重要位置

完善農業科技創新機制。打破部門、區域、學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資源，建立協同創新機制，推動產學研、農科教緊密結合。

改善農業科技創新條件。加大國家各類科技計劃向農業領域傾斜支持力度，提高公益性科研機構運行經費保障水平。支持發展農業科技創新基金，積極引導和鼓勵金融信貸、風險投資等社會資金參與農業科技創新創業

強化基層公益性農技推廣服務。充分發揮各級農技推廣機構的作用，著力增強基層農技推廣服務能力，推動家庭經營向采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

引導科研教育機構積極開展農技服務。引導高等學校、科研院所成為公益性農技推廣的重要力量，強化服務“三農”職責，完善激勵機制，鼓勵科研教學人員深入基層從事農技推廣服務。

培育和支持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通過政府訂購、定向委托、招投標等方式，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專業技術協會、農民用水合作組織、涉農企業等社會力量廣泛參與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繼續實施星火計劃，推進科技富民強縣行動、科普惠農興村計劃

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始終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不斷加強和改善對農業農村工作的領導，切實把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努力形成全社會關心支持“三農”的良好氛圍

切實加強農業農村工作，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任務艱巨

第四篇：論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體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產生、建立、發展和完善起來。在這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中，政府無疑起到了最為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功能是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保障社會生產、保障社會安定、促進改革開放、實現共同富裕。隨著社會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也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為適應社會發展而建立、完善或改革社會保障的研究就成為重要的課題。面對新的歷史時期與社會現狀，政府在社會保障中應該承擔何種責任、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和怎樣更好地發揮作用，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和商榷的重大問題。

一、對社會保障的基本概念的探討

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即國家和社會依法對社會成員基本生活給予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它指的是社會成員因年老、疾病、失業、傷殘、生育、死亡、災害等原因而失去勞動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礙時，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通常國家依據法律制定相關的制度和規定以保證其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中國的社會保障由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和優撫安置構成。它的根本宗旨是使個人和家庭相信他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會盡可能不因任何社會和經濟上的不測事件受很大影響。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在個人和家庭遇到難于獨自承擔的風險時提供的社會互濟，這種社會互濟是建立在個人責任的基礎上，即國家在個人遇到較大風險時只能負起有限的責任。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既要吸取國際經驗，又不能照搬外國的模式，要立足于中國的國情。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中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設計了基本框架。《決定》指出：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

二、我國社會保障的歷史與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在大力發展生產、恢復國民經濟建設、治理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同時，開始了新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作。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從50年代初建立和發展的，其面對的主要是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部分內容還涉及到城鎮居民。1951年政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簡稱勞保條例）。條例對保險費的征集及管理和支配、保險項目及標準、保險實施范圍、執行和監督都進行了明確規定。條例規定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由財政支付、財政部和人事部管理。1955年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等4個文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社會保險與企業職工根據上述條例享受的大體相同。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醫療保險制度也是在50年代建立的。此后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險也有相應的完善。到6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基本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一套社會保障制度和體系。

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實施，為整個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增加了社會經濟的有序性，使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有機體得以持續、穩定、均衡、協調的發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保證社會的有序發展和良性運行，突出表現為社會環境的和諧及政治局面的安定團結；

2、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減少貧困對公民的威脅；

3、保證勞動力再生產，從而促進經濟穩定發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保障制度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社會保險工作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國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開始恢復和重建。1978年《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頒布，對從事危險工作的工人退休條件有所放寬，鼓勵提前退休。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的社會保障系統。由企業負責資金的籌集、發放和管理，屬典型的受益基準制，保障水平較高，其覆蓋面主要是國有企業。

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體制的變化，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越來越不適應。主要表現在：

1、實施范圍不夠廣泛，不利于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和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

2、層次單一，不能滿足不同經濟實體和人群的多層次需求；

3、資金來源單一，致使資金嚴重匱乏，國家財政負擔過重；

4、管理體制不順暢，法制不健全；

5、社會化程度低，影響社會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

80年代中期，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作為國民經濟改革的配套措施提上議事日程，開始進行改革。各地進行了大量的試點，獲得了許多有益的經驗，相關的理論研究和策略探討也為新體制的設計提供了可貴的意見。1986年《國務院關于發布改革勞動制度四個規定的通知》把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范圍擴大到勞動合同制工人，其費用來源是企業和個人繳費，1991年全國96%的市縣實行了養老保險統籌，標志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進入了實質性階段。根據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建議》，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到20世紀末，基本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公平和效率相結合、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管理體制集中統一、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建立起適用于各類企業和個體勞動者的、統一制度、統一標準、統一管理、統一調劑使用資金的社會保險制度。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進入90年代以后把在全國建立統一的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放在優先位置。1991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的決定》，1993年國務院發布了《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1994年國家體改委發布了《關于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試點意見》。

1991年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和1996年公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都提出了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務，規定了改革的目標和內容。通過對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等的改革，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在20世紀末形成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相結合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

三、我國政府在新時期（經濟轉型）應起的作用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近20年，出臺的相關法規條例無數，到目前基本上構筑了一個以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與生育保險、社會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社會福利服務等為骨架的中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雛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然而，從目前的實施情況看，制度實施的效果難盡人意。其中的原因和問題很多，而政府作用的界定和認識不清，無疑構成了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瓶頸之一。面對國民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經濟轉型時期，我國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的合理界定是什么？或者政府的合理參與形式是什么？這是我在此節中將要著重闡述的問題。

大致來講，政府介入社會保障可以分為三種“理想類型”：包辦、主導和不干預。政府實施全面干預，從通過稅收融資到建立龐大的行政機構以充當直接管理者的角色。不干預形式是指政府沒有直接出面建立起系統化、正規化的制度體系，在部分發展中國家由于各種原因政府不愿或無力承擔起社會保障中的責任。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完全的不參與形式已經找不到，在不同的保障項目中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介入。

所謂政府主導型簡單說就介于包辦和不干預之間的一種方式，政府在社會保障中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從發展趨勢上看，各國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調整的結果都是傾向于建立一種政府主導型的社會化的保障制度，即政府不是直接承擔所有的供款和管理等責任，而是作為一個引導者通過調動企業、個人、社會等多方面的力量來提供保障；不是完全放棄對社會保障的管理，而是以另一種方式來發揮政府的作用。

雖然我們還無法對主導型政府參與形式做出準確的描述，但通過考察社會保障改革中政府作用的調整過程及趨勢可以看出一些基本的特征或是取向。一是堅持在社會救助中承擔主體責任，主張政府救助最困難的人和老年人、殘疾人、兒童等弱勢群體。雖然，目前社會保障改革中有從普遍性到選擇性轉變的傾向，但政府不會也不可能放棄這部分責任。即使在自由化程度很高的美國也有很多的人是通過救濟維持基本生活的。三是在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中注重效率的發揮。吸取政府在全權管理社會保障中出現的機構膨脹、效率低下等問題，更多地引入政府、企業和個人三方代表組成的自治機構進行社會化的管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盡管各個國家都在向政府主導型發展，但在具體的做法上肯定不會相同，這跟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發展水平、經濟發展階段、政治體制以及所選擇的社會保障體系有關，各個國家都在根據自己的具體國情、社會需要選擇最合適的政府參與形式，并且根據形式發展不同而調整。因此，不宜簡單地評價政府在社會Ｕ現械淖饔梅⒒游侍猓Ω媒岷暇嚀邇榭齜治觥?br>總之，我國政府在社會保障中主導作用的發揮還處于過渡和不斷完善之中，在此只是作一個初步的分析和探討，至于具體的框架結構和制度設計與實施，還有待于實踐的進一步探索和學術界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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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在創新社會管理中提升民政工作職能

在創新社會管理中提升民政工作職能

民政工作作為黨的群眾工作、政府民生保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轉型中肩負重要歷史使命，對于從源頭解決社會問題、完善社會治理結構、擴大社會參與、促進社會協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性、戰略性作用。

一、保障改善民生，夯實社會管理基礎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社會管理源頭治理的重要基礎。近年來，市委、市政府相繼出臺系列政策，創新社會救助管理方式，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一是創新自然災害救助管理。首次將商業保險機制引入自然災害救助，建立政策性統保、商業化補充、民政救助相結合的災害風險防范救助機制；在全市范圍實施自然災害救濟救助公眾責任保險。全市賠決農房統保2.32萬戶2906.7萬元，自然災害責任險64人688.6萬元。二是創新農村住房災后重建模式。“6.13”農房災后重建突出鼓勵集中重建、統規統建，全市集中重建率達64.5%，城鎮安置率達到68.8%，開創了“與小城鎮建設、新農村建設相結合，與地質災害點搬遷、造福工程相銜接”先例。三是創新城鄉低保和醫療救助管理。根據最低工資標準適時提高城鄉低保標準，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聯動機制，實行低保動態補貼制度；創新醫療救助政策，統一籌集標準，實現城鄉醫療救助一體化。上半年，城鄉低保分別救助1.68萬人和6.3萬人，人均月補助分別達到157元和64.1元。四是創新流浪乞討救助管理。1

新建市救助管理站和流浪未成年人保護中心，改進救助方式，主動上街開展勸導救助，變“來站受助”為“主動救助”。省民政廳在我市召開全省救助工作現場會，著力推介我市救助機構規范化建設做法和工作經驗。“十二五”期間，我們要進一步加快構建城鄉一體、覆蓋全民、基本滿足城鄉居民各類生活困難救助需求的綜合型社會救助體系，實現從單項救助向綜合救助、從城鄉分離救助向城鄉一體救助、從生存型救助向促進發展型救助、從維持溫飽型救助向追求生活質量型救助轉變，逐步從根本上解除城鄉困難居民的生存之優。

二、創新社區治理，筑牢社會管理平臺

城鄉社區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元和基層社會管理的綜合平臺，加強城鄉社區和群眾自治組織建設是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實現科學有效社會管理的基本途徑。多年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城鄉社區建設，出臺社區建設配套政策，完善社區建設工作機制，積極構建基礎公共服務體系。一是完善房地產企業提供社區配套用房辦法。繼市區房地產開發企業無償提供社區配套用房辦法出臺后，全市5個縣（市）新出臺相關政策規定，目前全市房地產企業提供社區辦公用房面積10241.6平方米、配套資金34.04萬元，全市有57個社區辦公服務用房面積達到100平方米以上，公共服務條件明顯改善。二是在全省率先開展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職稱評聘工作。社區工作者任職資格分為社區管理員、社區管理師和社區高級管理師三個級別，每月予以不同標準財政性補助，解決長期以來社區工作者身份沒有確定、待遇低、隊伍不穩定等問題。目前，全市有社區管理員423名、社區管理

師216名、社區高級管理師3名。三是探索創新基層自治選舉模式。“十一五”期間，圓滿完成社區居委會、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2次，首次實行社區居委會戶代表、全體居民直接選舉和婦女成員專職專選方式，3個單位成為全國和諧社區示范單位，提高了基層民主化程度，夯實了基層社會管理基礎。“十二五”期間，我們要著力加強改進城鄉社區群眾自治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和設施建設，深化基層群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動員社會力量共駐共建、資源共享，形成城鄉基層社會管理的合力，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基層社會管理體系。

三、擴大社會參與，匯聚社會管理力量

民政工作是政府行政工作，權力、資源、能量有限，既要依法行政，把有限的資源和能量用好，又要注意動員社會力量，鼓勵通過獨資、參股、合作、租賃、購并等方式參與發展民政公共服務。一是社會組織管理創新。近年來，我市健全完善社會組織培育發展機制，創新行業協會成立聽證、民辦非企業單位誠信評估、基層社會組織備案登記等制度。全市各類社會組織總量達2098個，年均增幅達7.4%以上，布局得到調整，結構不斷優化，反映群眾訴求、規范群體行為和提供社會服務的作用日益突出。

二是社會福利事業管理創新。緊緊抓住中央和省里支持民生項目建設的戰略機遇，建成了三明市社會福利中心和永安、建寧、將樂、清流、泰寧等5個縣級社會福利中心，完成投資9310萬元，新增養老床位數1040床。在項目建設上，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采取政府投入、民間資本投入等多元化投入機制，特別是積極推動民辦養老服務機構發展。目前全市社會力量辦養老服務機

構11家，床位數達3330床。三是殯葬改革管理創新。殯葬改革涉及千家萬戶及社會諸多方面，必須依靠全社會參與，我們積極建立完善殯葬改革管理機制，縱向上各級政府殯葬管理部門層層落實責任，橫向上各級公安、工商、國土、衛生等行政管理部門各司其職，協同作戰，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的殯葬改革局面。全市殯儀館總數達到11所，做到每個縣（市）有一所殯儀館，平均火化率達到98.8%；建成公益性骨灰樓堂393個，公益性公墓1380個，走在全省前列；永安市殯儀館獲“全國殯葬工作先進單位”稱號。“十二五”期間，我們要持續推動各類社會組織發展壯大，支持社會組織承擔社會事務、參與社會管理，吸引更多公民實現自我管理和參與社會管理；深化殯葬改革，完善殯葬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殯葬服務設施改造和殯儀服務中心配套建設；推進社會福利社會化，建成以公辦社會福利機構為示范、其他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社會福利機構為骨干、社區福利服務為依托、居家供養為基礎的社會福利服務網絡。

四、優化社會服務，提高社會管理水平

社會管理既是治理又是服務，是群眾工作與民生工作的有機統一。以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發展為導向，全面優化各類社會事務服務是民政部門履行社會管理職責的新課題和新契機。一是推進擁軍優屬服務創新。鞏固雙擁創城成果，三明、永安保持全國雙擁模范城稱號，7個縣（市）跨入省級雙擁模范城（縣）行列。大力開展科技、智力、文化、“兩新”組織等擁軍活動，加強軍地雙方支持力度，促進軍政軍民團結。二是推進地名公共服務創新。加快各級地名數據庫建設步伐，積極推進地名設標工

作，開展行政區域界線聯檢，全市11個縣(市、區)完成了數據采集錄入工作，新出版了《三明市行政區劃圖》和《三明市辦公掛圖》，園滿完成了閩贛線三明段省界聯檢任務和43條縣界、216條鄉界的聯檢任務，全市實施撤鄉并鎮4個。三是推進婚姻登記服務創新。積極推進婚姻登記信息化建設，實現與省廳聯網實行實時在線登記并有序錄入婚姻登記歷史檔案，永安、尤溪、大田、將樂、清流等5個縣（市）榮獲“全國婚姻登記規范化單位”稱號。“十二五”期間，要進一步完善各項擁軍優撫安置制度，落實優待優惠政策，不斷提高“雙擁模范城（縣）”創建水平；按照民政部《國家地名數據庫管理系統》的技術標準和規范要求，建成市本級地名數據庫，推進數字地名建設；完善縣（市、區）婚姻集中登記，成立市級兩岸婚姻服務中心，開展兩岸婚姻登記延伸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