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對策研究

關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對策研究

常偉

目前我國農村有4億多勞動力，其中剩余勞動力將近2億人，有6000多萬人實現了跨省區流動打工；仍滯留在農村的有1億多人。我國農村勞動力每年以1300萬的速度遞增。由于農業比較利益的下降和城鄉差別的不斷擴大拉大，農村剩余勞動力正以空前的規模在全國范圍內流動。就現實而言，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有著直接影響。

一、農村城鎮化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安置

當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安置與分流的現實選擇總的來不外乎如下幾種選擇：

（１）通過進一步推進農村非農化，特別是加強以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為特征的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將一部分勞動力就地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去。（２）通過農村城鎮化，推進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小城市、縣城和中心鎮轉移，使農村工業化同城鎮化同步發展。（３）建立大城市勞動力市場調節體系，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大城市少量有序流動，以補充大城市某些類型的就業崗位的空缺。（４）采取政府民間多種渠道，擴大勞務輸出市場，積極開拓國際勞務輸出。而其中現實性最強的應該說是農村城鎮化的道路。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因為我國很多大城市人口已接近飽和狀態。雖然通過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能夠擴大一些人口容量，但這種擴容主要應用來吸收高級技術人才、少量的來自農村的能工巧匠和一部分填補城市就業崗位缺口的青年農民，這顯然是極其有限的。農村城鎮化道路不是要分散地發展鄉鎮企業和遍地開花地發展小集鎮，而是要走一條引導農村人口和農村非農產業向小城市、縣城和中心鎮適當集中的道路。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村走的是一條分散的工業化道路，工業化沒有與城鎮化同步發展，使得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和鄉鎮工業具有以下這樣兩個特點：

１.規模狹小并具有分散性。我國農村非農企業規模小、布局分散，“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規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差。據統計，鄉鎮企業的80%分布在自然村落，70%分布在行政村所在地，12%分布在鄉鎮所在地，只有1%分布在縣城及周圍。這不僅使得稀缺的土地資源被大量占用，而且在工業原材料的消耗和能源的使用方面也極不經濟。最突出的問題是分散的工業化使污染極難治理。

２.造成兼業化和農業規模經營受阻。在現有的狹小的土地經營規模下，兼業農戶為了“進有發財之路，退有養生之本”，滿足于“糧食夠吃就行”，不肯在土地上下功夫和增加物化勞動的投入，造成農業粗放經營甚至“拋荒”，浪費了寶貴的土地資源。（當然這也和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有關系。）另一方面，一部分種田能手又由于土地規模過于狹小，喪失了種田的積極性。

我們在看到鄉鎮企業的歷史功績的同時，也應看到它的歷史局限性。克服這種局限性的現實選擇就是引導農村工業化向城鎮化的方向發展。目前，農村工業化已積蓄了相當大的能量。有1.12億農村勞動力已轉向2000多萬個鄉鎮企業。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生產要素市場的不斷發育，使鄉鎮企業有可能跳出地緣性束縛，走向城鎮經濟，并由此帶動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同步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城市體制。

二、通過制度創新使大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徹底的轉移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具有漸進性是由勞動力素質決定的，由農民變為市民的轉化過程需

要相當長的時間。但作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目標模式，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實行徹底的轉化：居住地由農村遷到城鎮，身份由農民變為市鎮居民，職業上由兼業式的兩棲人口轉化為專門從事非農產業、離土又離鄉的非農產業的勞動者。

要實現農村勞動力向小城市及城鎮的徹底轉移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它們包括：（１）城鎮建設體制的創新。我國傳統的城鎮建設投資體制是一元的，無論城鎮基礎設施、生產設施還是居民住房建設都由國家一手包攬。可以采取一種多元化的投資體制以推進城鎮建設。在國家規劃的基礎上，鄉鎮企業、農戶和其它經濟實體可以通過住房自建、生產設施自建、公共基礎設施集資共建的方式進行建設。政府也要引導現代工業、需要集聚的第三產業和具有非農產業經驗的農村勞動力向縣城和中心鄉鎮集中，建設一批市民和農民兼容，城鎮非農產業和鄉鎮非農產業兼有的混合型小城市。

（２）戶籍制度的創新。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20世紀50年代后期，為了統籌安排城市食品供應和就業，限制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我國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制度。除了少數被招工、招干和參軍、上大學者等為數極少的機會以外，農民的子女世代為農。市民因持有非農業戶口，享有住房、就業、副食品補貼、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種種待遇。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戶籍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當前可以完全放開農村縣城和中心鎮的戶口遷移限制，讓農民進入縣城和農村中心鎮務工經商。對于這部分農民讓其自理口糧，自謀職業，自建(購)住房，共同承擔基礎設施的建設費用。

（３）農地制度的創新。農村剩余勞動力要轉移出去，農民的土地權利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我國一部分農民鑒于非農就業機會的不穩定性，把土地作為最后的生存保障。并由于我國土地制度的深層次矛盾，近年來耕地的粗放經營乃至拋荒也屢見不鮮。當然徹底解決農地產權問題現在可能有些難度，極為現實的是建立一種使用權流轉的制度，促使轉移勞動力的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以進行農業規模經營。在非農產業發達、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的農村，應在自愿的基礎上通過轉包、轉讓、聯合服務等辦法允許土地經營權的依法有償轉讓。也可以考慮以土地的使用權作為合作資本，讓那些已轉移的勞動力利用承包期內的土地使用權、經營權同種田能手合作，并取得合理補償。

三、正確認識“民工潮”

我國當前的“民工潮”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是因為：(1)“民工潮”促進了流入地的經濟發展。城里人不干的重活、累活、臟活都是農民在干。根據有關資料，農民工主要從事的是基建、裝卸搬運、采礦等薪水低、勞動條件差、城市市民不愿意干的粗工。如果沒有農民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準也將會因此而下降。(2)外出農民把資金、技術、信息、管理經驗帶回農村，為農村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農民不僅長了見識，增強了商品經濟觀念，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技能。

但由于農業比較利益較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問題，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對于民工的誘惑力更強，這使得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更高。如此以來，一些地區農業生產因高素質勞動力的過度流失受到嚴重影響，粗放經營乃至拋荒也屢見不鮮。不僅如此，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民工大量流入城市不僅對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產生了巨大壓力，也對城市社會秩序產生了強烈的沖擊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應采取如下對策：（１）改革城市人口管理制度，強化身份證的管理功能，以證件管理方式替代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使流動人口的管理規范化。（２）對跨區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量、流速、流向開展預測工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進行預告和疏導，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３）在輸出地建立外出勞動力檔案，進行崗前培訓，既為勞務輸入地提供信息，也為輸出地管理決策提供依據。（４）發展城市的民間房地

產業，提供大量價格低廉，適于農民住的房屋，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環境。

四、通過市場體系建設，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流動。

要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與流動，就需要進一步做好勞動力市場建設。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以下問題：(1)市場的組織化程度低。80%以上的民工外出不是通過職業介紹組織謀取職業，而是通過親戚朋友等渠道尋求職業。(2)信息阻隔、渠道不暢。農民工由于很難及時了解到就業信息，外出具有極大的盲目性和集中性。(3)市場秩序混亂，農民工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得不到缺乏保障。(4)政府的宏觀調控不力，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和“民工潮”缺乏預測、規劃、引導措施，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具有極大的無序性。根據我國現實，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加強勞動力市場體系建設。

１.大力發展職業介紹機構。要讓官辦和民辦的各類中介組織充分發揮作用，開展信息、培訓、咨詢、職業介紹等系列化服務，使分散的小農戶同大市場聯結起來。逐步推進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在抓好地區性、區域性農村剩余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同時，要促進全國勞動力統一市場的形成。

２.加快勞動力市場規則的建設。要防止市場壟斷、歧視等非公正交易及侵犯自主交易權和人身權利、契約權利等行為的出現。加強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預測、規劃、調控、立法、監督，使勞動力轉移走向制度化、規范化。

五、樹立新觀念，破除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思想障礙

目前有人看到了看到民工流動帶來的負面效應，把“民工潮”看作消極現象，希望政府能用堵的辦法使人心歸田，把2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重新限制在有限的耕地上務農，這是不正確的。要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就必須澄清一些模糊的認識。

１.鼓勵農村勞動力轉移會不會損害農業?盡管民工外出務工對農業生產帶來了不利影響，但這是由于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不充分所致。我國農村勞動力沉淀在土地上的狀況十分嚴重。這種狀況不利于農業的現代化。改造農業決不能靠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的方式來實現。實踐表明：農民流動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得到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徑。資金的回流會極大地有利于農村面貌的改觀。增加農民的收入有兩條：一是靠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二是靠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現在靠價格提高來增加農民收入的潛力有限，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能靠把農民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關鍵是要通過擴大農業規模經營來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２.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城鎮化道路，中國國力能承受吧?應該承認，讓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都涌進工業水平較高和文明程度較高的為數甚少的大城市是極不現實的，按照過去由國家一手包攬的城鎮化模式來引導農民進城也是不可能的。要引導現有的鄉鎮工業向農村地區的小城市、縣城及建制適當集中，走農民自己建城的道路，即主要通過據點發展式城鎮化，培植新的城市生長點，用多元化城鎮投資體制來引導農民在工業化和居住地方面的適當集中。90年代實施這種勞動力轉移方式現實性是極強的。

３.國家能不能堵住“民工潮”？“民工潮”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政府應建立宏觀調控體系。但對“民工潮”只能“導”不能“堵”。這是因為：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不僅有獲取經濟利益的動機，他們也有獲取經濟利益的權利。僅僅就此而言，任何堵“民工潮”的措施都是注定不能奏效的。第二，“堵”“民工潮”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不利于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目前“民工潮”的表現出來的問題是制度創新跟不上勞動力流動的需要和有關管理滯后造成的。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和有關制度的完善，“民工潮”應該是可以解決的。

第二篇：淺析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及對策

淺析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及對策

摘要: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影響或支配著其他制約因素。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是決定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要素。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轉移能力;城市化;欠發達地區

一、問題的提出

城鄉協調發展與區域協調發展是關系中國現代化前途的兩大問題,而有效推進城市化進程是解決這兩大問題的重要途徑。關于如何推進城市化,探尋其中所存在的限制農村勞動力轉移、阻礙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國欠發達地區城市化的機制,并為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推進城市化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以農村勞動力轉移為出發點,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與城市化的關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為研究區域進行實證分析,試圖證明 轉移能力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決定性作用及程度,進而揭示欠發達地區城市化的內在約束機制。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與城市化關系

城市化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有著密切的關系。農村勞動力轉移涉及到產業和空間的雙重轉移。在產業方面,農村勞動力表現為向非農產業轉移;在空間方面,農村勞動力主要表現為向城市(鎮)轉移,這是由于非農產業的區位絕大部分在城市(鎮)的緣故。顯而已見,農村勞動力轉移所引起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城鎮的集聚就直接推進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取決于多個因素。在國外,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比較經典的模式包括劉易斯(W,A.Lewis)的二元經濟模式、拉尼斯一費景漢模式(Fei Ranis)、喬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達羅(M.P.Todro)人口流動模式。這些模式解釋了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特點及機制。他們提出的觀點對人們認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人口流動理論都是建立在城鄉具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與城市對勞動力具有無限吸納力的基礎之上,這顯然與我國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近年來,我國廣大學者也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廣泛探討。陳吉元、胡必亮構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推拉模式;李勛來、李國平進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景普秋、陳甬軍等把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概括為:來自農村的排斥力、來自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推動力以及來自轉移過程的摩擦力。

顯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個多因素綜合影響的過程。一般而言,農村剩余勞動力越多、勞動力的轉移動力和轉移能力越強、二、三產業的就業空間越大以及轉移的制度性障礙越小,就越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因此,影響農村勞動力和人口轉移的因素應當包括:(1)供給數

量。用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表示。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與變化快慢,反映農村勞動力由第一產業“釋放”的數量大小和速度,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的源泉;(2)轉移動力。用從事非農勞動的預期收入表示。期望獲得更高的收益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原動力,預期收入越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動機越強;(3)轉移能力。用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和農民人均純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識能力,后者是物質能力;(4)轉移空間。用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和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表示。這兩個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空間的大小。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既取決于二、三產業的經濟規模,又與經濟結構密切相關;(5)制度因素。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制度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一直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本文借鑒相關的研究成果,設定市場化分配資源比重、市場化指數、非國有化率和勞動力自由流動度作為測定制度因素的指標。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和農民人均純收入2個指標來度量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說,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應當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和規模,從而影響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因素。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幾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這主要是人力資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資本是指存在于人體中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和體力(健康狀況)等質量因素之和,是開發和培訓人力資源的結果。它具體表現為勞動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訓和有經濟含義的經歷特征等,農村人力資本狀況是農民數量和質量狀況的綜合反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鎮中的就業空間往往也就越大。眾所周知,農村勞動力能否順利實現轉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能否在城鎮找到工作機會。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主要在那些對技術水平要求不高,進入“門檻”較低的行業或部門工作,如建筑業、服裝和玩具制造、電器組裝、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以及部分社會服務業等。因而,不難理解,從靜態的角度看,素質高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能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而從動態的角度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升級,低“門檻”的就業空間將會越來越狹小,而技術含量高的技能型崗位的比重卻會顯著增加。這樣,如果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保持不變或提高緩慢,那么其向城鎮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必然會受到制約;反之,如果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能快速提升,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能進入更多的行業工作,獲得更大的就業空間,從而極大地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

第二,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促使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基本決定力量是比較轉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經濟考慮。因為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必須支付各種必要的流動成本、機會成本、心理成本和風險成本;只有轉移后所獲得的各種收益能彌補轉移成本,且實際收入水平超過農業生產純收入,才會使作為“經濟人”、以脫貧致富為目標的農村勞動力具有做出轉移決策的愿望和動力。從這個方面講,伴隨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必然會增強。因為,文化素質高,具有較高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更合適的崗位,對自己有較高的遷移預期收入,其遷移的動機和意愿就會更強烈。此外,農村勞動力是否遷移也與其獲取信息和做出決策的能力有關。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農村勞動力能更為有效地對勞動力市場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判斷,他們有更為廣泛的現代信息獲取渠道,其獲取的信息質量高、數量多,決策的正確程度較高,正面強化了其向城鎮轉移的動機和意愿。

第三,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我國欠發達地區,近年來第一產業生產率增長滯緩的重要原因,一是勞動力素質偏低,二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形成的以農戶為單位的購買力較低。而農村勞動力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提升,即轉移能力的提高,可以從兩方面提升第一產

業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擴大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方面,農村人力資本的積累,使得更多的勞動力懂得科學種田,并有利用現代工具進行農業生產的強烈意愿;另一方面,農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農戶有能力購買農業機械設備投入生產以降低體力消耗。這樣,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升,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會從第一產業中“釋放”出來。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第四,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阻力一直存在。盡管近年來,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城鄉之間的籬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視。不過,從改革的具體內容上看,對轉移能力強的農村勞動力而言,其向城鎮轉移的阻力確實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數地區都逐步降低了外來從業人員進城落戶的限制條件,許多欠發達地區的城鎮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顯然,素質高的農村勞動力在城鎮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從而獲得穩定職業與收入;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則反映了農民轉移至城鎮就業的“支付能力”。農民人均純收入越高,他們就越有條件和能力在城鎮購買或租借房屋,從而獲得合法固定住所,進而在城鎮落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居民。所以說,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轉移過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農村勞動力及其供養人口只有穩定地轉移到城鎮并安家落戶,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國許多欠發達地區盡管在形式上進入城鎮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數量規模很大,但真正轉化為城鎮居民的卻比較少,因此城市化進程也就比較慢。這種狀況仍然是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有關。一方面,許多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鎮找到工作的難度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為臨時性、季節性工作,很不穩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國勞務市場目前尚處于發育的初級階段,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與文化素質高的勞動者相比,素質低的勞動者的權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質低的勞動者也更易重返農村。

綜上所述,農村勞動力轉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響,即供給數量(源泉)、轉移動力、轉移能力、轉移空間與制度阻力。這其中,“轉移能力”又處于核心地位,因為它影響或支配著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成為決定城市化進

程快慢的主導要素。

三、結論與建議

在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所引起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城鎮的集聚直接推進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與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響,即供給數量(源泉)、轉移動力、轉移能力、轉移空間與制度阻力。這其中,“轉移能力”又處于核心地位,因為它影響或支配著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轉移能力的增強能夠拓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空間(就業空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動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一定程度克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阻力、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穩定性。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成為決定城市化進程快慢的主導要素。通過構建數學模型,對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要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體現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2個指標,即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彈性系數最大,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貢獻也最大。這就說明,影響河南農村勞動力轉移并決定城市化進程的最主要因素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力”,從而支持了上述結論。這為加快河南乃至我國落后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提供了政策啟示。

第一,增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在體現農村勞動力轉移能力的2個指標中,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反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素質能力”。隨著現代化產業的加快發展,知識、技術更新速度不斷加快,這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農村勞動力要想順利實現轉移,必須達到現代化產業發展所必需的素質要求,否則就會出現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供給與城鎮高素質的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形成城市就業的“素質門檻”與城鄉人力資本鴻溝,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不利影響,進而阻礙城市化進程。換言之,增強農村勞動力素質,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是加快欠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基本保證。

為此,應繼續改革農村教育投資體制,將農村義務教育投資由“以縣為主”轉變為“以省為主”,由省級財政統籌解決。同時,應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農民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加大對中西部落后地區農村教育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農村教育經費的按時投入和農村教師工資的按時足額發放。此外,要制定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的總體規劃和勞動力培訓與轉移的協調機構,按市場化、社會化的要求,組建職業培訓基地,完善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體系,結合各地實際展開特色培訓,結合市場需求展開對口培訓,從而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增強轉移能力。

第二,提高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收入是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儲備“支付能力”。如果僅從農村勞動力“轉移動機”角度看,似乎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對農村勞動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事實上真正促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是“動機”,而是勞動力的“能力”,僅有轉移動機不足以形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客觀事實。如果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相對低收入的農村勞動力就難以支付高昂的轉移成本,反而不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因此,必須采取措施提高農民收入,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儲備“支付能力”。具體來說,應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財政投入,加快農村科技發展和成果轉化,以資金投入、技術創新助推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快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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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及對策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策略

一、農村勞動力的特點及結構

1、特點：

(1)發展速度迅猛，相對數量巨大。我國有9億農村人口，占我國總人口數的3/4。近年來，農村勞動力數量和發展速度成倍增加，每年以1300萬人的速度遞增。

(2)素質參差不齊。現階段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急待于提高：一是思想觀念落后，處于“外出找錢無技，在家致富無門”的狀況；二是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普遍不高，以體力型為主，技能型較少，智能型更少。

(3)農村勞動力過剩，出現自主流動與轉移。近年來隨著農村機械工具的普及和推廣，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這些剩余勞動力便從農村轉向城市尋找工作機會，他們的轉移沒有固定的方向，具有充分的自主性。

2、結構：

農業剩余勞動力一般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季節性剩余。農業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對農業生產的可供給量之間在不同季節里出現不均衡狀態；

(2)常年性剩余。在全年中的任何季節里，勞動力的可供給量都大于需求量；

(3)潛在性剩余。主要對勞動時間的利用率過低，隱藏著多余勞動力。

(4)結構性剩余。某一產業部門、某一技術類別的勞動力出現剩余，而其他類別和技術級別的勞動力相對不足。

我國目前主要是常年性剩余和結構性剩余。按照我國有5億農村勞動力其中以70%的農業勞動力粗略估算，66%的利用率意味著我國目前存著近1.2億的過剩農業勞動力。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策略

1、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技能。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增強市場競爭力。各級政府部門必須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爭取更多的教育經費投向農村農戶。

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結構升級，首要應大力加強對農村勞動力專業技能的培訓工作。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培訓一批符合市場需求的具備專業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并對農村農民開展有計劃，有組織的就業指導，突出實用性有效性，為農村就業創造條件。

提高農業推廣人員的素質，積極引導農民種植產量高、經濟效益樂觀的優良品種作物，組織科技人員下村、下地進行親自指導，使得讓農民在種植過程中掌握科學技術，提高自身技能，不斷累積經驗。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創造多種就業機會。通過發展第三產業，既解決部分地區青壯年因過多轉移而帶來的遺留問題，同時也解決農業生產經營勞力不足的現象。由已經逐步融入人們生活的新興社區服務業入手，如家政服務、農家樂休閑、家庭式保姆、利用當地優勢搞庭院經濟等等，安置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加強對個體、私營經濟的引導，改造提升傳統服務業，做到農業生產經營與掙錢兩不誤。

3、實行農業多種經營，加大市場需求力度。一方面根據政府各部門有關農

村勞動力轉移實際情況和市場需求，應做好農村勞動力的技術培訓、業務培訓、、崗前培訓，通過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二、三產業發展，發揮本地優勢，提高地方經濟的吸納能力，加強縣城和中心鎮建設，推進鄉鎮 企業 的結構調整和體制創新，實現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內部的轉移。

4、改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環境。有關部門應加大建立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機制，最大限度地爭取省、地政策支持，有效地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服務，消除城鄉勞動力各種不平等的政策，盡可能使農村勞動力在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上與城市勞動力相對平等，促進農村勞動力在城鄉間自由流動。

5、依靠政府參與并加大組織勞務輸出的力度。日益擴大的打工隊伍及激烈的競爭，對勞動力的要求和市場需求也逐步提高。為此，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大參與組織勞務輸出的力度：一是實行外部轉移，對外出民工進行較系統的技能培訓，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建立完善的信息網絡，培育中介機構，拓展境內外勞務輸出渠道；二是更好的利用內部吸引，鼓勵發展密集型產業，幫助農民在近處打工，實現離土不離鄉。

第四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研究

摘要： 農村 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 發展 中國 家從傳統的農業國向 現代 工業 國轉變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關鍵需要大量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通過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產生原因、存在問題等的研究，提出解決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一些合適途徑和有效辦法。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 經濟 發展成就，但也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最迫切且最具有挑戰性的是“三農”問題。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通過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消除城鄉二元對立的問題，其重點是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的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轉變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關鍵需要大量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

1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原因分析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產生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原因：

（1）累積性剩余。建國后，由于我們實行了錯誤的人口政策，導致人口出生處于很高的 自然 增長率。人口的增長速度和總量遠遠大于同期經濟發展和就業的需求，其中尤以農村為甚。人多地少是我國最大的國情,也是造成我國農業勞動力過剩的最主要的原因。

（2）替代性剩余。在我國農村,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農民生產經營的積極性有了大幅提高，由此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導致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應減少，其結果，大批農業勞動力就會從農業中釋放出來，成為剩余勞動力。

（3）波動性剩余。我國現在約有一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但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流動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經濟波動或其他風吹草動，就會被迫回鄉。這種波動性剩余不是每年都發生的，但其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對穩定的影響，給各級政府帶來的壓力，卻比還未進城打工、隱性失業于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大得多。

（4）消費性剩余。恩格爾定律認為，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將會不斷下降。其中包括消費者從重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向重視工業品和勞務的消費轉化，這種轉化帶來了消費結構的變化。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為主第一產業的發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業品和勞務為主的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有了巨大的空間，這就引發了大量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沖動和農業勞動力的過剩。

2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總結 起來，有以下方面的制約：

（1）農村勞動力素質制約。農村 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事業的發展水平明顯落后于城市,農民在社會經濟各個方面都沒有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教育經費與適齡人口的匹配不相適應,一方面是教育經費缺乏,教學條件落后;另一方面,農村適齡人口的入學率低,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鎮還有很大的差距。此外,進城打工的農民子女的教育,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2）農業內部擴大就業的空間不大。當農業朝著現代化發展時，勞動力的投入對增產的作用會大為減弱，農藝、機械和化工產品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越發突出。當這種替代作用累積到一定量時，對勞動力的排斥現象就不可避免會出現，使整個生產過程發生節省勞動的情形，勞動內部的就業機會非但不能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現象。

（3）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受阻，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力有限。近些年，鄉鎮 企業 的發展速度滯緩，隨著增長方式的轉變，勞動密集型逐漸向資金密集型轉變，勞動就業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管理水平、技術力量相對薄弱，經濟效益不佳，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影響。

（4）沒有建立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土地流轉制度,土地權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主體及土地預期收益和風險的不確定,使得土地使用權轉讓的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不明確,使土地使用權在流轉過程中糾紛不斷,大大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權流轉的速度及數量。而農民土地不退出,農村土地的細碎分割的問題就不能解決,也就意味著農民的轉移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5）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轉移后的農村勞動力得不到生活保障。自從1978年我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來,中國農民開始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但是這些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卻并沒有享受到城市的種種保障制度,又加上自身漸漸遠離土地,正日益處在一種尷尬境地: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干著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卻不被城市所承認,同時由于沒有工人身份,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參加工會的權利,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安全網之外,沒有起碼的勞動福利保障。（6）勞動力市場發育滯緩，中介組織發育程度低。目前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大都是自發的，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總需求、總供給的調節，缺乏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組織與指導。

3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3.1深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

（1）從加快發展農村非農產業,繼續促進鄉鎮企業穩定發展。鄉鎮企業要加快調整結構、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不斷增強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一是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二是大力發展農村服務業為重點第三產業。

第五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研究

摘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有產業轉移、區域轉移和身份轉換三種形式，文中所用的轉移主要指前兩種形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及回流能有效地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河南轉移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極大地帶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本次全球經濟危機造成我省外出務工人員大量回流，對我省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帶來了挑戰，從長期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仍然是促進我省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手段，因而應采取多種措施做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及回流工作，以實現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勞動力回流；城鄉協調

作者簡介：趙翠紅(1963-)，女，河南襄城人，河南財政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主要從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3-0062-04

收稿日期：2009-02-16

一、引言

學術界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頗多，形成的各種不同觀點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一種是被廣泛接受的傳統定義，即勞動邊際生產率等于或接近于零，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而不會減少農業總產量的那部分農村勞動力。但這種觀點在經濟學界引起了激烈爭論。而以劉易斯(1954)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堅持認為農業部門存在無限豐剩的剩余勞動力，把他們轉移到非農部門中不會使農業產量減少，因為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低到接近零。目前，我國學術界對農業剩余勞動力還有如下理解：(1)把農業勞動力的閑置視為“剩余”；(2)認為“剩余”是農業勞動力的供給量和社會需要量之差；(3)邊際收益低于非農業勞動力的農業勞動力(李仙娥，2004)。

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界定，我們贊同周振華的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應是在農產品供給滿足社會需要的條件下，其勞動邊際產量等于零的那部分勞動力；或者說，農村剩余勞動力是農業穩定增長，并且滿足社會需要條件下的農業閑置勞動力。只有這部分農村勞動力才可以向非農產業轉移。”(周振華1995)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從形式上看主要有三種：產業轉移、區域轉移和身份轉換。鑒于我們現有體制和制度因素，在較長時期內對大多數農民來說，要實現從農民到市民角色的轉換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在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界定的基礎上。本文所使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概念，是指超過農業需要的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實行就地或異地轉移即前兩種形式的轉移。

近幾年來，原先從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的部分剩余勞動力又開始返鄉或創業或務農，這種現象被稱作勞動力回流。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回流對城鄉協調發展的作用分析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流入區域的領先發展，強化了其增長極的地位

由于勞動力流入區域一般是經濟較為發達地區，工業發展較快，各種類型的企業迅猛發展，它們已由最初的勞動力剩余經濟變為勞動力不足。大量農民工的流入，為這些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廉價的勞動資源，降低了發達地區用工單位的勞動力成本，提高了發達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發達地區憑借開放的政策、勤奮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吸引外資，成為加快本地資金積累的重要源泉(姜長云，2005)。企業積累和外資的增加，進而又擴大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其累積效果是工業與貿易的滾動發展，工業化快速推進，成為帶動經濟快速發展、勞動力持續轉移的增長極。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及回流帶動了流出區域的經濟發展，增強了農村自我發展的能力

由于農業比較效益低，在比較利益的推動下，勞動力就不斷地從報酬比較低的地方或行業向報酬比較高的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一方面外出務工收入主要靠從農業生產部門分離出來而未完全脫離農村的勞動力創造的，他們獲得了高于農業生產部門的報酬收入，從而提高了農民的整體收人。打工者帶回的收入，對不同地區起著不同的作用。很多貧困地區，是“輸出一人，脫貧一戶，輸出百人，脫貧一村”。對溫飽解決的地區，注入了生活消費、蓋房建屋、活躍市場、發展經濟的資金。多數農民的打工收入成了子女上學、醫療等不可或缺的經濟來源(姜太碧，2005)。另一方面，河南作為一個經濟大省、農業大省、人口大省以及人才、勞動力資源大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數量、速度、成效，以及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多元化程度，對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都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大規模農村勞動者跨區域務工經商，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是進步，他們以廉價的勞務支援了流入地區的經濟建設，并把獲取的信息、勞務收入和學到的致富技能帶回家鄉，有力促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

近年來，外出務工人員陸續帶著技術、項目、資金返回家鄉創業，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創造了財富，為當地提供了就業崗位，繁榮了地方經濟(時慧娜，2008)。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依靠技術回鄉創業；二是依靠資金回鄉創業。例如鄧州市萬余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回報鄉里，創辦企業400多家，創辦其他經濟實體8000余家，就地轉移剩余勞動力3萬余人；社旗縣把“返鄉創業潮”與“外出務工潮”形成雙向對流，使人才、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回流鄉里，形成能人回鄉、資金回流、企業回遷的“鳳還巢”局面，有效拉動了民間投資的快速增長。截至2008年8月底，該縣已有1000多名外出務工人員回鄉投資興業，總投資8000多萬元，為當地農民增加就業崗位1萬多個(河南調查總隊，2008)。

總之，農村勞動力轉移及回流帶動了城鄉、區域間的溝通，促進了農業和工業的協調發展，開創了落后的農村地區主動利用地區差異，參與發達地區發展，解決不發達地區就業、收入難的經濟形式，也使發達地區得以利用廣大農村勞動力的豐剩和低成本，進一步發展，產生對兩大地區的“雙口”作用。在這種作用下，實現以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回流為基礎的發達與不發達區域間的經濟互動循環，逐步推動二元結構的轉換，從而實現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回流情況分析

河南是全國第一人口和農業大省，具有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截至2005年底，總人口9768萬人，鄉村人口6774萬人，農村勞動力4752萬人，耕地面積1.1億畝，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農村剩余勞動力達3000萬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河南省委省政府就確定了變人口“包袱”為人力資源“財富”的指導思想，堅持把發展勞務經濟作為增加農民收入、實現富民升位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一項戰略性措施來抓，不斷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同時沿海發達地區及本省非農產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也為農民工就業提供了可能和空間(李莉等。2004)。

(一)從農業和非農業從業人員分布看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情況

改革開放前，農業生產率遠遠低于工業，勞動力要素的 人為滯留，使得大批勞動力被長期禁錮在農業中而處于隱性剩余狀態。1978年河南農業從業人員為2262萬人，占全省從業人員的80.6％，非農產業從業人員僅為545萬人，比重為19.4％，農業經濟的特征非常突出。1978年之后，農村經濟改革首先將大批隱性農業剩余勞動力變為顯性剩余，增大了勞動力轉移的壓力。在此背景下，農村非農產業迅速發展起來，從而帶動了較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1978年～2005年，非農產業從業人員由545萬人迅速升至2523萬人，27年中增加了1978萬人。年均增長率為13.44％。1995年河南省農業與非農從業人員比重分別為62.4％與37.6％。

分階段看，1978年～1985年在短短7年中，河南農業就業份額由80.6％迅速下降到73.0％，非農就業比重由19.4％升至27％。非農就業人員由545萬人增加到949萬人，增加了404萬人，年均遞增10.6％。1986年～1990年，在全國宏觀經濟受到通貨膨脹與市場“疲軟”的雙重影響下，河南省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農業就業人員比重僅下降2.2個百分點，非農產業勞動力增加75萬人，比重升至30.7％。1991年～1995年，河南經濟進入到了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契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有所加快。統計數據表明，僅1991年～1996年的5年中，非農就業勞動力凈增加521萬人，是1986年～1990年增加人數的2.28倍。1997年之后，全國經濟開始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國內消費、投資需求增長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亞洲金融危機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國內商品出口的增長，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國經濟增長趨緩，河南經濟也進入緩慢增長期。1998年河南實際gdp增長率為8.8％，比1995年的14.8％下降了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非農產業就業人數的增長也開始放慢，1996年一2000年的4年中僅增加了192萬人，年均增加48萬人，屬改革開放以來年均轉移人數最少的時期。2001年～2005年，河南農業從業人員比重緩慢的下降，由2000年的64.0％降至2005年的55.4％，降了8.6個百分點，非農產業人員增加了515萬人。說明河南農村勞動力進入一個平緩的轉移過程。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分析

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以鄉鎮企業為載體的就地轉移；另一是進入城鎮就業的異地轉移。

資料顯示，截止到2005年，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河南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的絕對數為1613萬人，年均轉移76 8l萬人。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不同時期轉移的速度有所差異。其表現在1986年～1990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為年均11.25％，其間1987年的轉移速度達到歷史最高，為33.25％。1992年～1998年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最快，年均轉移79.4萬人，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1.65％。1998年以后，這一速度開始放慢，年均轉移2.82萬人，年均增長率降為5.6％，尤其是1999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甚至發生了倒流，當年農業剩余勞動力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為-10.18％。

由于城鄉分隔等原因，轉移到城鎮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有限，在1986年～2005年的全部轉移量約229萬人，只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量的不足13％。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間，河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河南農村非農產業及城鎮轉移的數量達1842萬人左右。而其中1986年～1990年轉向城鎮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最少，年均轉移量為o.6萬人，但同轉向農村非農產業的變化不同的是，轉向城鎮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991年～1997年的年均轉移人數最大為29萬人，由于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轉移幾乎停止，導致1999年～2000年連續發生了倒流。2001年以后，河南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開始平穩上升。

(三)現階段河南農村勞動力回流情況分析

由美國次貨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使我國出口下降，工廠大批裁員，導致大量外出務工人員的失業返鄉(曾紀發，2009)。2008年12月，河南調查總隊在10個勞務輸出大縣的30個行政村，就外出務工人員回流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根據調查結果，并結合4200戶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有如下主要特點：

1，年齡小、學歷低人員是回流勞動力的主體。截至2008年9月底，16―20歲年齡段的在外勞動力同比減少14.1％，居各年齡段之首；小學文化程度的在外勞動力同比減少15.2％，在文化程度各組里減少最多，而擁有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同比增加32.7％。

2，從事第二產業特別是建筑業的農民務工者回流最多。至2008年9月底，調查的外出務工人員中，從事第二產業的勞動力為1432人，比上年同期減少6％；而從事第三產業的外出勞動力為923人，比上年同期增加8.1％。進一步觀察，第二產業中建筑業勞動力同比減少5.2％；第三產業中交通運輸業勞動力同比增加25％。

3，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和近距離打工者返鄉回流的比例大。據對10個勞務輸出縣30個行政村150個回流返鄉的農民工者調查，2008年1-8月，從江蘇、浙江和上海三地回鄉的有32人，占21％；從北京回鄉的有27人，占18％；從廣東省回鄉的有24人，占16％；從省內縣外回流返鄉的有31人，占21％。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和北京是吸納河南農民工最多的地區，也是返鄉回流農民工最為集中的地區。

調查還顯示，勞務輸出依然是未來一個時期河南農村用工的主基調。目前，工資低、勞動強度大及經濟危機影響雖然是外出務工者回流的原因之一，但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及其勞動力容量決定，回流是少數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外出是長期的、絕對的，只要條件許可，外出務工的比較利益仍吸引那些回流農民工再度外出。在被調查的150個回流民工中，有112人(占75％)年內有再度外出打工的打算。這一比例說明了。勞務輸出仍是今后一個時期農村勞動用工的主要方向，但目前的形勢使農民外出務工面臨更多的困難(陳佳貴，2008)。

四、結論

(一)通過城市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創造條件

實踐證明，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因此，從協調發展的角度，在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應積極發展現有城市的第二、三產業。戶籍制度的放開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要給進城的農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因而加快以第二、三產業和擴大內需為特點的城市化建設，進一步提高現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選擇。城市化的核心問題是經 濟發展，以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的全面發展。城市是經濟發展的重點，產業發展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擴大就業是城鎮化推進的關鍵，既要適應自身經濟發展的要求，又要為農村勞力進城就業創造條件。建立起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就業銜接起來，使農民和市民之間的壁壘最終消失。

(二)積極發展中小城市，構建功能互補的城鎮體系結構，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加廣泛的就業渠道

在中原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應把區域城鎮群體空間作為一個整體地域來考慮，增強城市網絡在區域經濟和社會功能組織和空間組織的集聚和中心作用，構筑合理的城鎮群體空間結構。中原城市群城鎮體系的發展，不僅要靠壯大首位城市，還要以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調節城市群內城市的等級規模結構、網絡結構和功能分工，促進中原城市群的一體化發展和整體功能的發揮。要立足現有城鎮發展基礎，從整合城鎮群體的職能、等級、規模結構人手，構筑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縣級市為支撐、建制鎮為基礎，結構合理、功能互補、層次分明、布局協調的城鎮群體空間結構，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加廣泛的就業渠道。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針對性更強、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有利于擴大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更好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的跨產業轉移創造條件。同時調整產業結構。近年來，來料加工的弊端逐漸顯現，企業和職工長期處于薄利狀態，工人工資增加有限，此外，加工工業消耗的大量水、電和能源，但是卻給當地留下的大量污染。所以，應在不影響就業的基礎上，積極增加高技術含量、高科技的先導產業，以先導產業帶動一般工業，再帶動消費，從而實現擴大就業。

(四)完善市場就業機制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體系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經濟危機背景下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統一的勞務市場，提供各類更加有效的勞務信息，更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許多綜合性的就業信息，都是政府部門較易獲取和掌握的資源。政府有責任通過各種渠道使這些稀缺資源得到及時分享和利用，特別是對于急需幫助的農民工，獲取真實的用工信息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一步。從全國情況看，政府在此領域的作為還遠遠不夠。

首先，要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勞動就業中介組織。逐步形成包括就業信息、咨詢、職業介紹、培訓在內的社會化的就業服務體系，幫助勞動力對轉移成本、收益、風險做出正確的判斷，以減少盲目流動而遭受的損失。其次，要完善和規范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的市場組織體系以及調控和保障就業者權益的法規和制度體系。最后，完善市、縣、鄉三級勞務信息服務網絡，抓好農村勞動力的調查摸底和資料建檔工作，建立健全勞動力資源信息庫，暢通勞動力資源調蓄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強勞務市場管理，引導扶持勞動就業中介服務健康發展。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宣傳和激勵機制，開展勞務協作，依法有序地開展境外就業和勞務輸出。積極引導外出務工人員建立各種類型的勞務專業協會，加強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自我保護和自我約束。

(五)以勞動力回流為契機，積極推動勞動力回鄉創業

回鄉創業是回鄉創業者對輸出地和輸入地投資成本和效益比較后的一種理性選擇。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是安排勞動力就地轉移，吸引人力資源回歸的重要途徑，也是勞務輸出的最終目的。“回歸”工程近年來已成為我省勞務經濟的突出特色，但隨著勞務經濟發展的需要，更需寬松環境建立更為完善的服務機制，積極引導務工人員回鄉創業。政府要積極推動以創業帶動就業的工作，為回流勞動力創業創造更好的條件。認真貫徹落實《關于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指導意見》，完善支持創業的財稅、金融、工商、場地等政策體系，降低進入門檻，改善創業環境。同時強化創業培訓，加強創業服務，提高創業的成功性和穩定性。

在經濟危機背景下，更多農民工回到家鄉，政府應抓住這個機會，將“包袱”變成財富――一筆寶貴的人力資源財富，把經濟危機和農民工返鄉作為調整產業結構、推進經濟發展的難得機遇，大力實施承接產業轉移、承接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的“雙承接”工程，將有力促進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因而也將成為推動中部農區崛起，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新的支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