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改革的歷史回顧

農村改革的歷史回顧

我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又是從1978年進行的。這一年底，安徽鳳陽率先實行大包干。這一經驗得到推廣后，聯產承包責任制便在全國轟轟烈烈的展開了。

回顧我國農村改革的歷程，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到1984年止。這個階段農村改革的重點是結束過去人民公社的經濟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在堅持土地、大型農機具和水利設施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實行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一經營和分散經營相結合，把農戶的物質利益與生產成果緊密聯系起來。第二階段，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到1992年止。這個階段，農村改革的重點是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發展鄉鎮企業。在這一時期，政府鼓勵農民面向市場，發展商品經濟，確立農戶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在農村實行的政策是：逐步取消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推進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和建設小城鎮等。第三階段，從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到2002年10月止。這一階段，農村改革的重點是穩定土地承包關系，減輕農民負擔，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推進鄉鎮企業轉變經營機制，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為支撐的農村經濟體制。第四階段，是黨的十六大以來到現在。這一階段，農村改革的重點是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在黨的歷史上，黨的十六大以來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對解決“三農”問題重視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資金最多、產生效果最明顯。

農村通過改革，農民確實富有了。這應該感謝黨，感謝人民政府，也應該感謝安徽鳳陽人民！

第二篇：湖北農村改革發展回顧與展望

湖北農村改革發展回顧與展望

中共湖北省委財經辦（省委農辦）

2008年第12期 ——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報告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從農村發端。３０年來，圍繞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黨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尤其是改革初期的5個和近5年的5個共10個中央“一號文件”，一直引領著農村的改革發展。30年來，湖北歷屆省委、省政府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文件精神，堅持把“三農”工作作為重中之重，不斷改革創新，扎實工作，推動了農業發展、農村繁榮和農民富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顧30年的巨大變化，展望新時期農村改革發展的光明前景，對于做好新時期的“三農”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30年來我省農業農村發展取得巨大成就

(一)農產品產量及綜合生產能力取得歷史性突破。改革以來，我省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產品產量得到極大的提高。種植業：1978年到2007年，糧食總產由1725.7萬噸提高到2185.4萬噸，增長了26.6%；棉花由36.7萬噸提高到55.7萬噸，增長51.8%；油料由23.7萬噸提高到256.3萬噸，增長9.8倍；茶葉由1.7萬噸提高到10.5萬噸，增長6.2倍；水果從10.3萬噸提高到334.7萬噸，增長32.5倍。養殖業：淡水產品總產量從11萬噸提高到370萬噸，增長33.6倍；生豬出欄由919.3萬頭增加到3126.2萬頭，增長2.4倍；牛出欄由6萬頭增加到139.4萬頭，增長23.0倍；羊出欄由39.1萬只增加到431.4萬只，增長11倍。目前，全省已穩定形成年產2500萬噸糧食、50萬噸棉花、275萬噸油料、250萬噸豬肉和350萬噸淡水產品的綜合生產能力。

（二）農民就業、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歷史性提高。農民就業：改革以前，“左”的思想、計劃經濟體制把農民緊緊拴在有限的土地上，在“土里刨食”，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30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以及黨和政府采取多項措施引導農村勞動力培訓轉移，農民就業水平大大提高。目前，全省1000多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和非農產業就業，超過農村勞動力總數的一半。農民收入：從1978年到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11元提高到3997元，增長36倍；反映農民生活質量的恩格爾系數，由70.8%下降到47.9%。食品供應：改革以前，湖北城鄉市場肉蛋奶供給短缺，長期實行憑票定量供應。30年來，隨著生產的發展，肉蛋奶有效供給迅速增加。按總人口計算，2007年全省人均占有豬牛羊肉是1979年的2.8倍,人均占有禽蛋是1982年的3.3倍,人均奶類占有量是1978年的5.5倍,人均淡水產品占有量是1978的3.2倍。住房條件：從1978年到2007年，全省農村磚瓦房比例由11%提高到89.5%，農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6平方米增加到38平方米。耐用消費品：改革前農戶家庭除了木床、木桌和少量的木衣柜外，幾乎沒有什么家具，2007年全省農村居民家庭每百戶擁有固定電話58.4部、電腦2臺、移動電話104.6部、彩電98.8臺、冰箱26.2臺、洗衣機34.6臺、摩托車35.8輛。

（三）農村經濟結構發生歷史性變化。改革前，農村主要產業是農業，農業又主要是種植業，種植業又以糧食生產為主，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比重接近80%。單一的結構使農業的效益低下，農村經濟長期徘徊。改革以來，經濟作物發展較快、養殖業逐步放開搞活、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業產業化經營逐步推廣、縣域經濟快速發展，農村經濟結構發展巨大變化。2007年全省種植業中糧棉油種植面積之比變為 45: 44:11，整個種植業呈現多樣化發展，產值達到種植業總產值的5%及以上的作物有7個，達到10%及以上的有2個。蔬菜、油菜、茶葉、水果、食用菌和藥材等產業規模比1978年擴大3-15倍。畜牧業逐步由家庭副業向農村支柱產業轉變。2007年全省畜牧業產值由1978年10.8億元增加到747.9億元，增長69.3倍；其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2.8%提高到32.7%。改革以前，我省農村非農產業極不發達。1978年，全省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前身）總產值為19.3億元，約為全省農業產值的1/5，2007年鄉鎮企業增加值為 2343.1億元，是全省第一產業增加值的1.7倍。

（四）農業的技術、裝備水平、生產效率獲得歷史性提升。改革30年來，湖北農業裝備水平和科技水平大幅度提升，帶來農業綜合效益不斷提高。2007年全省農業機械總動力255.1億瓦特，比1978年增長3.1倍；大中小型拖拉機83.4萬臺，增長8倍；機耕面積3354.9萬畝，增長86.3%；農村用電量87.8億度，增長12.3倍；化肥施用量299.9萬噸，增長5倍。農業科技推廣運用步伐加快，科技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由2000年46.1%提高到2007年的52%。隨著農業技術、裝備水平的提升，生產效率和效益也大幅度提高。2007年每畝耕地的種植業總產值（現價）達到2387元，比1978年增加2253元，增長15.8倍。

（五）農村體制機制發生歷史性變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省先后改革、完善了農村土地經營制度，徹底打破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經營體制，確立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逐步取消了農產品統一派購制度，改革了農業生產資料流通方式，放活了農村商品市場，賦予了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收益支配權和農產品處置權；建立了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和多種經營形式并存的所有制格局；開展了稅費改革試點和以鄉鎮機構改革為重點的綜合配套改革，建立了“以錢養事”新機制；在全國率先啟動了國有農場改革，比全國提前一年徹底取消了農業稅，結束了在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皇糧國稅”的歷史；全面實施了以推進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

（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歷史性改觀。30年來，長江干堤防洪能力由10－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全省有效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重由62.5%提高到64.9%，提高2.4個百分點；旱澇保收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重由46.8%提高到55.3%，提高8.5個百分點。2004年以來，全省共新建高產農田300萬畝，改造中低產田245萬畝，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改革前，農村交通、通信、飲水等基礎設施薄弱。全省農村基本沒有像樣的公路，除極少數村（大隊）在大隊部有一部電話外，農民家庭沒有電話，飲水主要是直接從河湖塘堰挑水吃。到2007年，全省村的瀝青（水泥）路通達率73%以上；多數村用上了自來水，并已解決400多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戶用沼氣池總數達到186萬口；固定電話普及率達到每百人12.7部；鄉鎮寬帶覆蓋率99.8%，村寬帶覆蓋率31%。

（七）農村社會事業實現歷史性跨越。開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目前每年培訓農村勞動力超過80萬人。對農村中小學生實施了“兩免一補”。從2004年開始進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2007年開展新農合的縣（市、區）已達91個，占總數的89％。同時，開展了大病救助。農民的保障過去由家庭承擔，近年來已開始實行社會保障，全省110萬農村特困救助對象納入農村低保范圍。

以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針繼續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十七屆三中全會在總結30年農村改革發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省將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創新體制機制，加強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村和諧，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一）繼續推進農村體制機制改革。穩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依法穩定現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保持長久不變。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引導農民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嚴格農民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征地制度，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逐步縮小征地范圍，完善征地補償機制。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繼續推進城中村、城郊村、園中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創新工作,進一步完善國有農場體制改革,積極有序推進國有農牧漁原種場改革。強化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各級財政對農業投入增長幅度要高于經常性收入增長幅度，土地出讓收益、耕地占用稅新增收入大部分用于農業。吸收社會資本參與農業農村開發，整合涉農資金，加強投資監管，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加大農村金融改革力度，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加快建立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結合，資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務完善、運行安全的農村金融體系。加大政策性金融對農業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長期信貸支持，擴大郵政儲蓄銀行涉農業務范圍，發揮農村信用社為農民服務主力軍作用，規范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以服務農村為主的地區性中小銀行，積極發展各種適合農村特點和需要的微型金融服務，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健康發展，鼓勵各類金融機構積極創新農村金融產品、信用模式。發展農村保險事業，健全農業政策性保險制度，加快建立農業再保險和巨災風險分散機制。建立健全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勞動就業和社會管理一體化，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融合。完善省直管縣財政體制，充分發揮縣（市）在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穩定糧食播種面積，優化品種結構，提高單產，增強綜合生產能力。加強產糧大縣建設，集中力量建設一批糧食調出能力強的核心產區，著手開發一批有增產潛力的后備產區。認真貫徹落實對產糧大縣財政獎勵政策、糧食風險基金政策、國家最低收購價等政策，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加快發展農產品加工產業集群，推進品牌整合，加快培育農產品品牌。加快科技進步，促進農產品加工業結構升級，提高農業產業水平。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整合資源，促進產學研、農科教結合，引導科技資源向農業產業一線聚集。全面推行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和生產技術規程，逐步實現主要農產品生產基地化、規模化、標準化和品牌化。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監測機構建設，嚴格農業投入品生產、使用過程，以及農產品的生產、收購、儲運、加工、銷售各環節的質量安全監管，大力發展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抓好大江大河堤防綜合整治工程、堤防及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抓好各類泵站更新改造、大型灌區續建配套及蓄水保水工程建設，建設高標準的農田灌排體系。加快推進農村塘堰、溝渠的清淤整治，鼓勵支持農民廣泛開展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小流域綜合治理。大力改造中低產田，積極推進土地整理和復墾，推廣測土配方施肥，強化農業綜合開發，加強耕地質量建設，搞好高標準農田建設。加快推廣先進農機具，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大力發展新型農用工業，開發和推廣高效、安全、環保的新型肥料、農藥、農膜、農業機械等。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機構為依托、合作經濟組織為基礎、龍頭企業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公益性服務和經營性服務相結合、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完善農業信息收集、發布制度，繼續實行綠色通道政策，搞活農產品流通。整頓和規范農村市場秩序，保障農用生產資料供應，完善良種繁育和動植物重大疫病防控體系。推廣農業節能減排技術，發展循環、生態、節約型農業。推進生態家園建設，推廣使用可循環清潔能源。積極培育以非糧油作物為原料的生物質產業，推進農林副產品和廢棄物能源化、資源化利用。加大農村工業和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力度，防止城市工業“三廢”向農村轉移。繼續實施長江防護林、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加強小流域綜合治理，搞好水土保持。

（三）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引導農民樹立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加強農村文化設施建設，形成完備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強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積極扶持具有荊楚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間傳統文化。深化文明鄉鎮等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提倡崇尚科學、誠信守法、抵制迷信、移風易俗，推進鄉風文明建設。完善農村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和經費保障機制，進一步改善農村辦學條件，提高義務教育質量，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加快普及農村高中階段教育，逐步實行農村免費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農村學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繼續教育。鞏固和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提高籌資標準和財政補助水平。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強農村衛生人才隊伍建設，深入開展農民健康促進活動，大力普及衛生防病知識，加強人畜共患疾病、傳染疾病和血吸蟲病等的防治。加強農村婦幼保健，積極發展中醫藥和民族醫藥服務，堅持實施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逐步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探索城鄉養老保險制度有效銜接辦法，做好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穩步推進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農村困難群眾醫療救助制度，加強農村福利院配套設施建設，改善“五保”對象生活環境，完善受災群眾援助制度，加強農村殘疾預防和殘疾人康復工作。繼續實施“百鎮千村”示范工程，加快通村公路建設，支持農村客運發展。抓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確保5年內全部解決我省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繼續加強農村高壓電網建設，推進新農村電氣化。加快農村信息化建設，推進廣電網、電信網、互聯網“三網融合”，開展農村信息服務，提升服務質量。

（四）努力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一是發展種養業增收。大力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農業，推廣新型增產增收種養模式，鼓勵和扶持種養大戶發展規模經營。著力建設優勢農產品產業帶，發展壯大特色農產品基地。以現代化規模養殖為主導，以專業養殖為主體，以分散飼養為補充，實現畜牧業的穩定發展。積極創建水產大縣，加快推進標準化魚池改造升級，發展生態養殖，普及健康養殖，推進高效特色漁業發展。積極推進低丘崗地和低產林改造，重點發展高效經濟林，提高林業效益。二是加快發展勞務經濟增收。整合培訓資源，創新培訓方式，穩定培訓規模，提高培訓質量和效益。加強信息引導和動員組織，完善勞務網絡，開展多種形式的勞務協作，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積極培育和宣傳湖北勞務品牌。鼓勵農民就地就近轉移就業，支持回歸創業。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提高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三是認真落實惠農政策增收。切實做好糧食直補、良種補貼、退耕還林補助、農機補貼、能繁母豬補貼、農資綜合直補等資金的管理發放工作。完善村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辦法，加強農民負擔監測和涉農收費監管，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嚴格控制村級舉債，積極開展化解村級債務試點，探索化解村級債務的措施和辦法。

（五）推進農村社會穩定和諧。加強基層政權建設，擴大村民自治范圍，保障農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完善鄉鎮治理機制，增強鄉鎮干部依法行政能力，依法保障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健全村民自治機制，推進村民自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加強以村黨組織為核心的村級組織配套建設，加強村級干部隊伍建設，提高他們帶領群眾致富的能力和水平。加強農村黨員隊伍建設，改進黨員教育管理，不斷提高農村黨員隊伍的素質。全面推進政務公開、村務公開、黨務公開，健全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加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完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機制，切實把矛盾和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開展基層平安創建活動，加強農村政法工作，推進農村警務工作，搞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執筆：楊明杏）

第三篇：廣播體操歷史回顧

廣播體操歷史回顧1951年，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籌備委員會和中央廣播事業局共同決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舉辦廣播體操節目，并在同年11月24日公布了第一套成人廣播體操。第一套廣播體操推出兩年多之后，在群眾的要求下，1954年7月，國家又頒布了第二套廣播體操。第二套廣播體操進行了重新的編排和調整，增加了運動量和動作難度。

由于前兩套體操大量學習和借鑒前蘇聯的內容，在1957年11月推出的第三套廣播體操中，融入了很多中國傳統武術的動作。在創編中，也請來多位武術大師。這套廣播體操中國特色更強，這一特點也在后來的廣播體操中得以延續。

1963年4月15日第四套廣播體操正式公布。廣播體操配樂中有一個響亮的男聲開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套廣播體操—時代在召喚！”。第四套廣播體操第一次出現了少數民族語言版。在動作上前三套廣播體操的原則以簡單好學為主，到第四套時候便開始趨于成熟。

文化大革命期間，廣播體操運動曾一度中止。1971年9月1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出通知，向全國人民公布了第五套廣播體操。

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廣播體操正式與公眾見面。其動作新穎、舒展，并首次配制了兩支富有民族風格的樂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來增加人們做操的興趣。

1990年5月8日，國家體委又繼續推出了第七套廣播體操。還特意請來當時最著名的體操運動員李寧做模特。但根據后來的調查，人們普遍反映其動作難度較大，不便于掌握。

1997年6月20日，國家體委公布了第八套廣播體操，得到了最廣泛的普及。

我國發布的各版廣播體操

? 第一套廣播體操 ? 第二套廣播體操 ? 第三套廣播體操

(1951)(1954)(1957)

? 第四套廣播體操 ? 第五套廣播體操 ? 第六套廣播體操 大眾廣播(1963)(1971)(1981)體操 ? 第七套廣播體操 ? 第八套廣播體操 ? 第九套廣播體操

(1990)(1997)(2011)

? 世界真美好 ?雛鷹起飛? 初升的太陽第二套中小學? 時代在召喚 ?青春的活力廣播體操中小學廣

播體操 ? 七彩陽光 ?希望風帆 ?舞動青春第三套中小學? 放飛理想廣播體操

第四篇：30年農村改革回顧與改革的深化

30年農村改革回顧與改革的深化

30年農村改革回顧與改革的深化[1] 章猛進[2] 顧益康[3] 黃祖輝[4]

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整整30年的歷程。改革首先從農村起步，農村改革不僅貫穿整個中國的改革，而且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原動力、助推器和晴雨表。要實現13億中國人口的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目標，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農民、農業、農村仍然是未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重點。基于此，深入總結30年農村改革的歷程和經驗，正確面對現實發展的問題與挑戰，大膽探索深化農村改革的思路和途徑，不僅對于解決好“三農”問題，而且對于整個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和發展，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文在總結浙江30年農村改革的基礎上，對當前改革與發展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進一步改革的思考和對策建議。

一、浙江30年農村改革的軌跡和成就

中國30年的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浙江的實踐也是如此。1978年到2007年，浙江地區生產總值從123.72億元增加到18640億元，財政總收入從27.45億元到3240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65元增加到8265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82元增加到20574元，分別增長了151倍、118倍、50倍和54倍，全省非農產業占GDP的比重從63.7%上升到94.5%，城市化率從14.1%提高到57.2%，提高了43.1個百分點，75.9%的農村勞動力已轉移到二三產業，農民來自二三產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達到81.5%。浙江農村30年改革發展的軌跡，概括起來，是一條從解放思想到解放農民和解放農村生產力，從沖破計劃經濟體制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不自覺到自覺的統籌城鄉改革發展的路子，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浙江特點的“三農”發展之路。

1、變革農業生產經營體制和農產品流通體制，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體制到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業經營體制的轉變。從上世紀80年代取消統派購制度到90年代取消糧票和糧食定購任務，再到新世紀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全面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終止了延續千年的“皇糧國稅”，農業發展進入到無稅時代，促進了從自給半自給的計劃農業到市場化、產業化農業的轉變，開創了從傳統農業到效益農業，再到高效生態現代農業發展的新時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升，推動了農產品供給從嚴重短缺到全面充裕的歷史性轉變。

2、推進農業和農村市場化的改革，使農民獲得了自主的生產經營權、自有的財產所有權和自由的創業就業權。改革開放以來，浙江農民興起了自主創業和自由擇業的浪潮，千百萬農民率先闖市場，涌現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務工經商者，廣大農民實現了從單純的農業勞動者到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自主創業者和自由就業者的轉變，農民的千變萬化帶來了經濟發展的千姿百態，推動了整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這些轉變使農民收入和財富大幅度增加，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持續20多年在國內省區保持第一，生活消費水平全面提升，人居環境顯著改善，農民生活實現了從基本溫飽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轉變。

3、快速推進農村市場化、工業化和城鎮化，推動浙江成為市場大省和經濟強省。農村改革使得浙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形成個私經濟放手發展，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率先推進，民營經濟快速壯大，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專業市場和小城鎮蓬勃發展，農村勞動力和二三產業向縣城和中心鎮集聚的格局。農村經濟實現了從單一的農業經濟到一二三產業全面發展的轉變，農村所有制結構實現了從單一的集體經濟到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縣域經濟實現從單純農村地域經濟向以工業為主導、城市為中心的特色塊狀和區域集群經濟轉變，全省經濟總量和人均GDP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分別列全國省區的中下游水平，到2007年分別上升為第4位和第1位。浙江農村經濟發展呈現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實現了由落后的農業省到市場大省、經濟強省的歷史性轉變。

4、積極實施統籌城鄉改革發展的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打破城鄉分割發展的格局，從城鄉互相制約到城鄉互進共促的融合發展，開創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時代。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央又連續發了五個“一號文件”，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全黨工作的重中之中。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先后提出了堅持科學發展觀、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方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部署，在這些戰略方針指導下，浙江大力實施“八八戰略”，率先制定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綱要》和《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決定》，積極探索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機制，不斷加大公共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力度，整體推進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建設，實施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千萬農村勞動力素質培訓”和“欠發達鄉鎮奔小康”等統籌城鄉發展的系列工程，全面推進政府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現代文明向農村輻射，進而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農村為城市服務的傳統格局，開始向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發展格局轉變。

5、順應歷史潮流和農民需求，積極探索黨領導新時期“三農”發展的方式方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始終站在改革前列，以新理念催生新思路，以新思路促發新舉措，創造了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浙江創造性地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以思想大解放促進農村生產力的大解放，以經濟大發展帶動農村社會的大變革，促進農民素質的大提高，廣大農民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價值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正在從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各級領導干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尊重農民的創造、支持農民的創造，及時總結推廣和引導農民的創造，逐步形成了政府與市場的協調，干部與群眾的互動，在“三農”工作方法上從行政命令、瞎指揮，向科學調控、因勢利導方面轉變。

二、浙江30年農村改革的特點和啟示

回顧總結浙江30年的農村改革，主要有以下十個方面的特點和啟示。

1、在改革的目標上，堅持以農為重，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改革的首要目標。從農民占絕大多數和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省情出發，從當時最嚴峻的農產品全面短缺、農民溫飽不繼問題入手，推進農村改革，致力于解放農業和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業發展、農民致富和農村的全面進步。實踐表明：農業興、中國興；農民富、中國富；農村穩、中國穩；農民充滿生機活力、中國就生機勃勃。

2、在改革的指導思想上，堅持以人為本，把增進農民權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核心是順應農民利益需求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尊重農民首創精神，賦予農民自由權利，從農民群眾最迫切的解決溫飽、增收致富、擺脫改變大鍋飯、大呼隆的生產和分配體制的需求著手，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還權于民，賦予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和自主創新創業的權利，讓農民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市場主體，注重激發農民創新創業的活力，努力創造讓農民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條件。

3、在改革的思路上，堅持市場取向，把建立市場取向和政府調控有機結合的管理體制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實踐表明，農業要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一方面也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農業具有明顯的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因此，還必須注重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有效調控，不斷的探索建立適合現代農業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4、在改革的突破點上，堅持以地為源，把不斷創新農村土地制度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其目的是改善土地資源在財富創造與分配中的杠桿作用。從實行農業家庭承包責任制入手，賦予農民對農地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使土地的家庭經營成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首要途徑；在此基礎上推進非農建設用地的改革，賦予農民在集體土地上興辦鄉鎮企業的權利，使農民得到了興辦鄉鎮企業的土地資源的基礎條件，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非農建設用地的增值利益。同時，在推進國家非農建設用地征地制度的改革中，也逐步地提高對農民的經濟補償和利益保護。

5、在改革的操作上，堅持注重實效，把“多予、少取、放活”作為改革的重要抓手。首先從“放活”開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從加強農業、繁榮農村、放活農民入手，既讓農民成為農業生產的主人，啟動了農業生產和流通的市場化進程，又允許和鼓勵農民興辦鄉鎮企業、個私經濟、進城務工經商。在“放活”的基礎上，又不斷“少取”和“多予”。如：不斷減輕，直至免除農業稅費和農民的各種負擔，開創了農業的免稅時代，不斷增加對“三農”的各種投入和補貼，廣大農民從改革中最先得到實惠。

6、在改革的方略上，堅持城鄉統籌，把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城鄉分割體制作為改革的長期戰略。按照減少農民才能發展農業、轉移農民才能富裕農民的思路，讓農民積極參與到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進程中去，它直接促成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專業市場和小城鎮的蓬勃發展和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使農民成為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的積極參與者和直接受益者，使“三化”成為促進“三農”發展的最強大動力。

7、在改革的方法上，堅持務實創新，把從實際出發和“三個有利于”作為改革的判斷標準。主要體現在：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鼓勵農民創業和創新，不斷清除束縛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中的“左”的思想和政策體制障礙，不斷總結、提煉和推廣基層創造的改革和發展經驗，并不斷把成功的經驗轉化為新的政策和法規。

8、在改革的路徑上，堅持循序漸進，把“摸著石頭過河”和“允許試驗”作為改革的探進器。中國的改革既沒有先例，又不能照搬西方國家模式，只能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漸進式的、與時俱進的改革是一條可行的路子。實踐中，我們的改革正是走了一條從農村到城市，從微觀到宏觀，從經濟體制到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體制，從點的試驗到面的推廣，一直到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為重點的城鄉經濟社會政治各個層面的綜合配套改革。在漸進式的改革進程中，不斷拓寬改革的領域、不斷豐富改革的內涵、不斷深化改革的層次，改革、發展和穩定的三者關系在實踐中日趨協調。

9、在改革的激勵上，堅持利益驅動，把合理的利益訴求作為改革的動力源。率先推進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制度改革，從低效率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轉到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與此同時，積極倡導先富帶后富，探索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穩步邁向共同富裕的新舉措和新路子。

10、在改革的推動上，堅持群眾路線，把上下聯動、互動共進作為改革的推進力。努力做到中央的改革部署與廣大群眾的改革意愿相一致，黨政干部與廣大群眾互動互促，著力形成全黨全社會不斷深化改革的共識與合力。各級領導干部不斷解放思想，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尊重、鼓勵、支持、引導農民的創新創業活動，調動方方面面投身改革的積極性，充分顯示黨和政府對改革的領導推動作用。

三、當前“三農”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30年的農村改革與發展，為我國的改革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的改革源于農村的改革，中國的發展源于“三農”的發展，農村的改革發展成為推動中國發展最強大的動力。但與此同時，“三農”為中國的高速增長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兩億多的農村勞動力轉變成為從事二三產業的廉價農民工，幾億畝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被廉價征用。廉價的農民工、廉價的土地和廉價的環境這三大紅利貢獻是中國成為世界制造工廠和經濟高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廣大的農民工卻沒能享受到平等的企業職工權利，大量的失地農民沒能分享到相應的土地增值利益，大范圍的農村生態環境被嚴重污染。從縱向看，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三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生活實現了從溫飽到基本小康的轉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從橫向看，我國“三農”問題依然很嚴峻。農村依舊落后于城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在不斷的擴大；農民還未能享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勞動權益、土地權益和財產權益；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村是落后社區、農民是弱勢群體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我國目前還存在城鄉收入巨大反差、城鄉社會事業巨大反差、城鄉財政支出巨大反差、城鄉信貸資金巨大反差、城鄉投資規模巨大反差等問題。因此，“三農”問題并沒有因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緩解，在許多方面反而是更加尖銳了。概括起來，當前我國的“三農”問題集中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農業發展面臨著地位邊緣化、規模細碎化、經營副業化、勞力高齡化、產銷無序化、科技口號化、設施陳舊化、產業低效化等問題的困擾；傳統的農業雙層經營體制和政府對農業的投入保障體系與現代農業的發展還很不適應；忽視農業、無視農村、輕視農民的問題還在加劇。深化農業經營體制改革，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迫在眉睫。

二是農民就業面臨著農業就業不充分，非農就業不穩定，權益難保障、收入難遞增、身份難轉換等嚴峻挑戰。實現農民充分就業、穩定就業、和諧就業的任務十分艱巨。現實中，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特別是純農戶增收十分困難，投入資本缺乏、非農就業難。進一步創造農民創新創業的良好環境，保障農民平等的公民權益、勞動權益、財產權益，提高農民創業就業能力、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的機制迫在眉睫。

三是農村土地制度面臨著耕地日趨減少，農戶經營規模越來越細小、越來越缺乏長期投資、土地流轉和規模化集約經營難，征地制度不完善、征地行為不守法，非農建設用地中的浪費和腐敗現象依然嚴重，農民集體所有的建設用地以及農戶宅基地和住宅缺乏平等物權，農民不但未能充分享受土地用途轉換的增值收益、而且城市大量侵占農村資源，又形成新的城鄉“剪刀差”。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率，進一步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迫在眉睫。

四是農村社會事業管理服務仍面臨著無序狀態、公共服務缺失、文化生活貧乏、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等嚴峻問題。縮小城鄉社會建設差距、改善農村基本民生與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任務十分艱巨。突破城鄉二元社會權利結構，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迫在眉睫。

五是農村政治建設面臨基層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權利沒有充分保障、社會治安隱患多、社會缺乏公平正義環境等嚴峻問題。加強黨在農村的執政能力，擴大農村基層民主、實現社會公平公正、和諧穩定的任務十分艱巨。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推進基層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完善鄉村治理結構迫在眉睫。

六是農村發展面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和城鄉二元體制的嚴重制約，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職能中的城市偏向尚未根本改變。有的法規政策存在重城輕農、重官輕民、重富輕貧的現象。對農民不公平的政策、制度和法規不但還沒有完全清除，而且還在出現新的不合時宜的政策法規，建立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體制機制，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任務十分艱巨。推進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迫在眉睫。

事實上，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和困難，都與“三農”問題直接關聯。比如，內需不足就與農民群體低收入、低消費、農村社會保障不健全直接相關。又如，國際貿易頻繁遭遇技術壁壘和反傾銷、人民幣幣值不斷升值、企業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內在動力不足、粗放型增長方式難以改變等問題，也與2億多農民工長期廉價、社會保障普遍缺失等問題有直接的關聯。再如，土地征用和使用上的大量違法行為和浪費行為，導致農民抗爭，社會不穩，也與農民土地權益的缺失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滯后有直接的關系。總之，當前經濟社會上發生的重大問題或潛在的問題，都與“三農”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好有關，“三農”問題仍然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難中之難、急中之急。

四、深化改革的對策建議

下一步的改革應該在認真總結30年改革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各種緊迫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進行總體設計，著力推進。深化改革還是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作為主攻方向，要盡快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和城鄉不平等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還權于民、用權于民，真正給農民平等的公民權利、財產權利、勞動權益和土地權益，實現農民自由、全面的發展。下一步應著力深化以下五大方面的改革。

（一）深化農業發展體制改革 我們認為，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就是要從人多地少的中國基本國情出發，以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業生產者增收致富為目標，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科學技術為支撐，以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為主線，以體制機制創新為動力，以政府宏觀調控和依法保護為保障；堅持富民強農的基本宗旨，堅持家庭經營的基本制度，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方略；按照整體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率的要求，充分發揮體制機制優勢、人力資源優勢、市場潛力優勢，全面增強科技支撐能力、綜合生產能力、市場競爭能力，走出一條經濟高效、功能多樣、產品安全、技術密集、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1、深化農業經營體制和農地制度改革，致力于建立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適應的新型農業雙層經營體制。從當前我國農業的實際情況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形成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和農地制度，與現代農業、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已越來越突出。一是農業家庭承包經營的農戶數量越來越龐大、經營規模極其細小、分散，這種小規模的農戶經營既難以應用現代科技現代農機，難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更難以參與市場競爭，也難以使農戶致富。二是統一經營服務層次的村集體經濟組織實際上沒有能力承擔統一服務的功能，統一經營和服務名存實亡。三是農民承包的土地產權不明晰，農民缺乏長期投資的信心，雖然法律規定30年不變，但由于人口變化，各地幾年調整一次的情況相當普遍。四是對常年拋荒農戶缺乏有效治理措施，離農的農民不愿意轉讓土地，而常年務農的農戶得不到更大扶持，有失公平。五是農戶家庭承包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服務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已不適應變化的形勢。六是現有的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經營體制也存在很大缺陷，農戶與龍頭企業之間大多數都是簡單的買賣關系，交易成本高昂，不能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因而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格局。

基于此，有必要對農業雙層經營體制和農業產業化經營機制進行有效的改造對接。建議把現有的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改革提升為以專業化、規模化、農莊化的家庭經營為基礎，并與專業合作社和農業龍頭企業的經營服務相結合的新型農業雙層經營體制。

建立新型農業雙層經營體制的改革方案，一方面，要把農業家庭經營作為農業基本生產形式，把專業化生產、規模化經營、企業化管理的家庭農莊作為現代農業的生產主體，通過轉移農業勞動力和推進農民市民化，促進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集中，致力于逐步減少從事農業的農戶和農業勞動者的數量，使專業農戶成為專業化、規模化的家庭農莊，使之成為現代農業生產主體和新型農業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另一方面，要大力引導家庭農莊（專業大戶）在自愿的基礎上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也可以引導農業龍頭企業與生產基地的家庭農莊（專業大戶）組建專業合作社，從而形成家庭農莊的生產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的統一經營服務相結合的新型農業雙層經營體制，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和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建立新型農業雙層經營體制還需要深化農地制度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把30年不變的農地承包制時間同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100年相銜接，即把現行的30年農地承包期延長到100年不變，明確賦予農戶100年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充分體現中央關于農戶土地承包長期不變政策。同時加快農地使用權的市場化和農地轉用權的法制化，讓農戶擁有對農地的承包經營權和完整的財產物權。建立政府管理下的土地使用權流轉交易市場，允許和鼓勵農戶之間按照自愿、依法、有償、有時的原則轉讓土地使用權，促進農地向專業大戶和種田能手集中，逐步使規模經營的家庭農莊成為現代農業生產主體。也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組建股份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的形式，推動農業規模經營。同時，強化政府對農地流轉和轉用的依法管理，促進農地市場化流轉，確保農地農用、不得隨意轉為非農建設用地，還要對承包農地的常年性拋荒進行依法處罰，促使長期不經營農地的農戶把農地流轉出去。政府資金集中對農業基礎設施加以整合投入。

在具體操作中，在二輪承包經營比較公平合理的地方，可以在不調整農戶承包土地的情況下，順延到100年，并發給農戶100年的承包經營權證，明確這種農地承包經營權具有物權的性質。在二輪土地時承包農戶之間土地數量不太平衡和公平的地方，可以再做一次適當的調整，也可以采取經濟上補償的辦法，使承包土地大致公平，然后順延到100年。對于已經全家戶籍農轉非、并在城鎮安居樂業、享受市民同等待遇的人口，必須把其承包的農地和山林一次性有償轉讓出來，今后不作農民對待，以增加純農戶的農業資源。同時，明確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不再承擔農戶承包地的統一經營管理和土地調整職能，由縣鄉兩級政府部門建立農地管理專門機構，承擔農地依法管理的職責。

此外，要完善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優惠政策，要給與其比一般的農業龍頭企業更加優惠的政策。對專業合作社從事農產品加工貿易給予免稅或減稅，使農業生產者通過合作社能真正享受到加工貿易的增值利益，進而引導專業大戶、家庭農莊走合作發展的路子。促進一部分農民轉入二、三產業開拓生產門路，一部分農民就地當農業工人，使農民既有承包土地轉讓好處，又能根據自己能力開拓就業。

另外，還要按照建立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適應的新型農業雙層經營體制的方向，深化農村供銷社和信用社的改革。把農村供銷合作社改革成為農業產供銷合作聯合社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聯合社，幫助指導農民專業合作社進行產品銷售、技術培訓、商標制定、廣告宣傳、市場開拓、法律援助等。也要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改制后的供銷社開展合作信用保險業務，參股和興辦農業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改革要堅持合作制的方向不變，不應該急于把信用社改成股份制的民營銀行。要促進現有的供銷合作社、信用社與專業合作社進行有效整合，成為農民自我服務、走向全國和世界市場的最重要的組織載體。

2、深化農業科技體制改革，致力于建立農科教、產學研一體化的新型農技推廣體系。要進一步改革農技推廣體制與體系，對涉農院校、農業科研機構與地方政府部門的農技推廣組織進行有效的力量整合，形成政府指導下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載體、“農科教”相結合、“產學研”一體化的農技推廣體制與體系，建立專業化和區域性的綜合農技推廣服務中心和現代農業示范與輻射基地。同時促進政事分開，各級行政部門的技術推廣任務、項目經費要相應地整合到新的農業科研推廣體系中去，使科研經費真正集中用于農業科技。

3、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致力于形成開放、統一、高效的農產品市場物流體系和農業地區分工協作機制。要堅持農業區域化與市場化的方向，無論是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還是其它農產品，都要堅持放開生產經營和流通，都要讓農民自主安排生產、自由出售農產品。同時，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政府應制定優惠政策，建立糧、油等主產基地和產業帶，鼓勵專業合作社生產國家安全需要的糧油農產品。國家要鼓勵產銷兩地開展對接，達到產地積極生產，銷地積極收購，確保糧油安全。要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農業專業合作社開展跨區域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全國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業開發能力，促進欠發達地區農民增收致富、安居樂業。國家財政要致力于建設和培育全國統一、開放、高效、多層次的農產品市場和物流網絡。要堅決開通常年性、全國性地開通鮮活農產品的免費綠色通道，加快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體系建設。要建立農資價格與農產品價格掛鉤的價格調控機制，使國家政策性補助真正落到農民腰包。

4、深化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致力于建立貿工農一體化的行政管理機構和支農政策體系。要按照農林牧副漁、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管理的要求，整合現有的涉農行政機構，充分發揮其行政效能。近年來各級政府農業投入很多，但投入機制還不健全，投入分散、效率不高、農民實惠不多。建議盡快建立完善經常性的公平投入機制和突發性問題應對機制相結合的投入體制，以法律法規保障農業的基礎地位和有效投入，同時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激勵作用，形成多種形式、多種途徑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同時，應進一步取消集體林育林基金和更新改造資金的征收，減輕或減免農產品流通和加工環節的稅收。農資企業也應該實行扶持和低稅的政策。同時要全面建立農業政策性貸款和政策性保險制度。最可行的辦法是，一是由農村信用社來承擔此責任。二是國家控股為主的銀行必須有一段額度給農業貸款，國家給與一定的風險補償政策，作為不良資產核銷。

建立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有效機制和途徑。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好農業勞動力向工業、城市轉移就業和資金向農業轉移的問題。要按照發展農業必須減少農民、轉移農民、提高農民的要求，加快減少農業勞動者的數量，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各級政府要創造條件，讓進城農民安居樂業。要下決心改革戶籍管理制度，讓農民獲得自由遷徙權利，平等享受公民待遇。同時，要把發展鄉鎮企業、民營經濟和小城鎮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搞好中心鎮建設規劃和鄉鎮企業功能區的規劃，讓他們成為轉移農村勞動力和農村人口的有效載體。要大力推進在城鎮建設經濟實用房和廉租房，鼓勵農戶全家搬遷到中小城鎮安居樂業。另一方面要抓好中心村的規劃建設，促進零星村向中心村集聚，發展多種經營的特色村域經濟。要協調好城市與村鎮規劃，有條件的地方政府應補助農民改善住宅條件，解決他們世代以求的愿望。政府通過工業城市發展新增的財力和土地出讓金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現代農業和新農村建設的投入。

（二）深化非農建設用地制度改革

要按照建立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機制的要求，把深化非農建設用地制度的改革與推進農民市民化進程緊密結合起來。

1、深化征地制度改革。這項改革的目標，是要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行為，促進土地節約利用、集約利用和依法使用；要保障農民對土地的合法權益，促進土地的永續利用和土地增值惠及當地百姓。具體改革思路是：一是改變地方政府賣地財政的狀況，遏制賣地增收的沖動。地方政府要退出直接的征地環節，由土地管理部門建立專門的征地機構和建設用地市場，建設用地買賣雙方直接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涉及到征用農地的必須按項目進行農地轉用和征用的計劃審批，征地補償價格要落實區片綜合價，在同一區域內不管什么用途，都要按相同的區片綜合價定價。定價的基本原則是讓農民共享農地轉用增值的利益，提高對農民的補償標準，為失地農民搞好基本養老保障。對所有征地，都要實行農民代表參與的公開招標出讓。其次，落實中央提出的國家土地出讓金收益主要用于農村的政策，使土地出讓金收益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中央要明確土地出讓金收益應包括農業用地轉為非農建設用地、工業用地的招標出讓和工業用地轉為商業用地的增值收益，并明確規定偏農的分配比例，并且要建立專項制度進行專門的檢查監督。再次，開征土地占用稅和物業稅，并明確主要用于解決“三農”問題。這些稅種的開征既有利于節約土地，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也有利于社會穩定。

2、深化農村非農建設用地制度改革。要抓緊制定農民集體所有的非農建設用地市場化開發利用的政策和法規。在服從政府村鎮建設規劃和依法辦理農地轉用審批手續的前提下，要允許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在村鎮范圍內、市場化開發利用非農建設用地，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和集體物業經濟，并明確集體所有土地上的所有房產設施都可以核發與國有土地上的房產設施一樣的權證，一樣可以抵押和買賣，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發展開辟一條有效的發展途徑。特別是在城中村和城郊村，應允許其利用村莊建設用地建設多層高層的民工公寓，這實際上是建造集體的廉租房，既可解決農民工在城鎮安居的問題，又可以為失地農民創造物業管理的就業機會。我們應該從鞏固黨在農村基層政權、增強集體經濟組織從事鄉村社區服務事業實力、開拓農民就業門路的政治高度，來推進這項改革，支持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發展。

3、深化農民宅基地制度改革。目前農民宅基地制度存在若干問題：一是土地管理法對農戶宅基地只簡單地規定了“一戶一宅”的基本原則，農戶的宅基地不能異地置換，選址往往局限于自然村或村民小組，導致村莊農宅零星分散、雜亂無章；對“一戶一宅”折舊建新標準缺乏明確界定，導致老宅不拆新房亂建。二是農民建在集體所有的宅基地上的住宅沒有完整的產權，不發房地產證，不能自主買賣、抵押，變成不可交易的“死產”。三是一些已經在城鎮務工經商和安居樂業的農民不肯放棄無償宅基地的權利，繼續在農村建房，造成財產閑置和土地浪費，不能達到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協調的政策目的。四是農村建房中存在腐敗行為。有權有勢有錢人在農村亂建豪宅，亂占農民土地，造成極壞影響。針對這些問題，第一，要對物權法中的有關規定做出修改，應該明確農民建在宅基地上的住房應該有同市民私宅同樣的財產權利，核發房地產權證，允許自主買賣和銀行抵押。超過規定面積的應加重土地占用稅。第二，建議國家明確農戶宅基地指標可以在鎮域或縣域范圍內有償折價和異地置換使用，即符合“一戶一宅”新建住宅條件的農民可以帶宅基地指標到相關部門辦理異地建房手續，有條件的農戶也可帶宅基地指標到縣城或中心鎮換購一套經濟適用房。政府要把這些進城農民的住房建設納入當地經濟適用房的建設規劃，這樣做既能節約和集約利用土地，又能促進有條件的農民到城鎮安居樂業，真正減少農村人口從而減少農村建設用地，減少農民無效建房投資，推動城鎮化的健康發展。第三，抓緊改革農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在農民“一戶一宅”基本實現的今天，可以也應該對“一戶一宅”無償使用、無限期分配宅基地的政策作一歷史性了結。明確公布今后一律不再安排無償的宅基地，同時放開農民住宅的自由買賣和抵押，使農民獲得對房產完整的財產權利。

（三）深化農民就業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1、以保障農民工的勞動權益為重點，推進統籌城鄉勞動就業和分配制度改革。目前，兩億多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新生力量，產業工人的主體。我們要從保障農民工的權益的實際出發，推進整體勞動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國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體來說，一是嚴格執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特別是要落實好農民工依法享受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女工生育保險的制度。要適應農民工區域流動性大的特點，抓緊改革企業職工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個人賬戶，使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可以在全國各地對接。二是針對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制定而地方政府又因為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不愿意主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實際，建議國家修改最低工資制度的規定，工資水平應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同步提高，并與當地消費水平掛鉤。要按照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等分類，提出各地所有企業和雇主都必須嚴格執行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并且做到幾年提高一次，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工資長期不漲的狀況。要充分發揮工會在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中的作用，總結推廣浙江溫嶺市行業工會建立工資協商制度的做法，建立勞資雙方協商確定工資水平的制度，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三是切實解決進城農民工的居住問題和子女上學問題。地方政府應該把外來農民工的居住納入廉租房的建設規劃。要允許和鼓勵城中村改造中利用集體非農建設用地建造民工公寓。四是建立覆蓋城鄉的勞動就業服務體系，把勞動就業服務網絡延伸到農村。鼓勵企業招收農民工，凡是對招收農民工占企業職工人數比例越高、對農民工福利保障搞的好的企業，越要實行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做到政府財政所得讓一塊、企業利潤讓一塊，讓農民工的收入福利高一些，這也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很重要的途徑。

2、深化公共服務體制改革，切實保障農民享受公民的福利權益。要抓緊調整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下決心糾正公共財政上的城市偏向，真正落實好財政新增的公共基礎建設和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事業資金主要用于農村的方針政策，切實改善農村社會事業落后和公共服務缺失的狀況。一是要解決好農村教育落后的問題。把改善農村教育條件，讓農民子女上得起學、上得好學作為培育新農民、建設新農村的關鍵來抓。為培養新一代有知識的現代農民，對農林大中專院校中農業技術類專業的學生一律免收學雜費，鼓勵他們成為中國新一代的農業生產經營者。二是要切實解決好農民看不起病的問題。國家應該下決心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同時盡快建立統一的、覆蓋城鄉居民的醫療保障制度。既要解決農民大病住院醫療問題，又要解決小病也能治和加強疾病預防問題。鄉鎮衛生院要承擔起農村公共醫療服務中心的職責，并與縣級醫院連鎖；每個行政村應該有一家對口鄉鎮衛生院統一管理的村衛生室，配備好全科醫生，醫務人員國家統包。要建立醫療救助資金，對得大病的困難家庭交不足自費部分的再進行救濟補助。三是要采取多種有效辦法，解決好農民養老難的問題。可以采取分類解決的辦法，對農民工要全面納入企業職工養老體系，同時完善失地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障制度；要全面建立城鄉全覆蓋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要積極探索建立個人養老儲蓄與政府配套補助相結合的農業勞動者的養老儲蓄金制度。四是政府要切實承擔起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農村社區公共管理費用開支的職責，提供農村道路交通、供水供電、環境衛生、社區治安、救助救濟等資金。同時，要進一步探索鄉村社區自身對社區性公共品供給的途徑和措施。

3、以發展社會慈善事業和開展全社會的扶貧濟困為重點，調整國民收入的三次分配。從現在的實際看，30年的改革已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但地區之間、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問題，低收入群眾的生活困難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發展的重大問題和隱患。現在是到了倡導先富帶后富的時候了。要改進慈善捐款的籌款和使用方法，使慈善捐款更多地用于低收入群體，低能力、殘疾人群體和欠發達地區的貧困鄉村。特別要倡導先富起來的共產黨員和企業家同窮村戶掛鉤，做到先富帶后富、共同奔小康。

（四）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

要按照以人為本、以民為先的理念，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方略和建設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和清廉政府的要求，進一步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切實轉變政府的管理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服務“三農”的功能。政府工作的重心要從偏重于經濟發展轉到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正與和諧穩定上。

1、強化政府服務功能。政府部門的管理和服務應該實行免費服務，要在農業進入免稅時代的同時，讓政府的服務管理進入免費時代。也就是說，凡是與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向公民和企業提供的各類行政審批和各類證件的發放，都應該免收成本費和服務費，諸如結婚證、房地產證、居民身份證、企業登記證、稅務登記證、企業安全證、衛生防疫證、職業資格證等應該免收成本費。這些成本應該在公共財政中開支，這樣做可以對行業不正之風，減輕農民、市民和企業負擔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真正樹立服務型、清廉政府的形象。

2、推進省直管市、縣體制改革。從浙江的實踐來看，省直管縣的財政體制對縣域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下一步的改革是取消市管縣，全面實現省直管縣的體制；縣級要擴大中心鎮的權限，賦予中心鎮縣級的管理權限，使縣一級和中心鎮能夠更多地承擔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和改善民生的職責。

3、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真正轉變政府的職能，有賴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要把改善民生作為主要的政績，要把公共服務作為主要的職能，要把農業是否發展、農民是否增收、農村是否穩定進步作為考核縣鄉（鎮）干部政績的重要依據。

（五）深化農村基層政治體制改革

這項改革的總體方向是擴大農村基層民主，鞏固基層政權，切實保障農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益，維護社會公正與和諧穩定。

1、深化農村綜合改革。從實際情況來看，可以把鄉鎮分成兩類，一類是人口比較多、二三產業比較發達、經濟實力比較雄厚，已成為區域生產力和人口集聚中心的中心鎮，另一類是一般鄉鎮。對于中心鎮，應該賦予其更完整的政府功能，更完整的一級財政，使其具備小城市的發展建設和管理功能。對于一般的鄉鎮，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小鄉鎮，可以改為縣委縣政府的派出機構、建立鄉公所，財政收支可以由縣直管，并明確鄉公所的主要功能是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

對鄉鎮干部的年輕化不能搞一刀切。目前農村50歲的干部就退居二線的做法，消極因素很多，既造成人浮于事，又使第一線缺乏經驗豐富的干部。因此，鄉鎮干部一定要做到老中青結合，特別是要注意發揮經驗豐富的中年壯年干部的作用。要積極探索鄉鎮一級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途徑，實行鄉鎮黨委書記民議、民推、黨選，鄉鎮長直選和鄉人大代表對鄉鎮政府的行政、財政等依法監督。

2、擴大農村基層民主。深入開支農村黨的建設“三級聯創”活動、先鋒工程、領頭雁工程，更好地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要從鞏固農村執政基礎的高度，重視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積極推進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農村社區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要適應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進程，積極探索農村社區建設的新思路，不斷總結社區管理的新經驗。------------------

[1] 本研究同時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理論、思路與對策研究（04ZD012）的資助。[2] 浙江省原常務副省長。

[3] 浙江省原農辦副主任、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CARD）客座教授。[4]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CARD）院長、教授。

第五篇：農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顧與展望

農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顧與展望

摘要：家庭經濟單元內部消費需求多樣性和生產供給單一性矛盾的外化解決，推動了生產專業化、催生了農村經濟市場化，形成了市場和生產一體化的新型經濟形式，從市場與生產結合、構建雙向穩定機制、奠定宏觀調控機制基礎和再造農業集體化等方面，實現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突破。現實提出的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既是再度突破的必然，又是必須統籌推動、穩步發展的系統工程。

關鍵詞：農村；專業化；集體化

農業興、天下盛，農業動、天下震是中國經濟運動剛性規律的一般現象形態。新中國經濟史上，農村生產關系具體形式選擇確當與否產生連鎖反應，農業“興”、“動”引發全局經濟“盛”、“震”現象反復規律性發生的教訓至深。人們對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耳熟能詳，農村生產關系如何達到與生產力適合？既是歷來政治家關注的焦點，學問家長期探索而難得其解之迷，又是農民駕輕就熟之路。以集體化改造小農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思想和中共的一貫方針，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農村生產關系選擇呈現政治強制集體化和農民自然選擇思路和實踐都不相同的發展階段。回顧新中國農村生產關系變革，反思農村 經濟改革前沿的創新和發展道路突破，正視當前農村經濟組織形式正在進行的升級，對于提高踐行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掌握指導新農村建設的主動權大有裨益。

一、家庭承包制面對挑戰的創新

總結失誤教訓的正確論斷

把握生產關系選擇生產力的總體趨勢，是作為社會中心的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之一。但實踐中，政府對農村生產關系具體形式適合生產力準確“度”的把握，卻相去農民甚遠。農民以生產關系具體形式為實現生產活動的載體，時刻都在直接體驗生產關系是否適合生產力，并且能夠根據工具和勞動對象的實際，自動組合和配置資源，選擇生產組織和管理形式，即自然而然地創造出適合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具體形式。毋庸證明，生產力對于生產關系天然存在自動選擇機制。《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這是總結新中國生產關系曲折發展歷史經驗提煉而成的經濟指導思想。基于指導思想的歷史矯正，家庭聯產承包得以成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實行家庭承包制后相當一段時期內，集體經營層次又名存實亡，大批單家獨戶經營的農民長期難于擺脫貧困。目前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建設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正是尊重廣大 農民自覺選擇和創造，生產力自動選擇生產關系自然經濟運動趨向集體化的實現形式。

農村生產關系創新的機理透視

馬克思根據社會細胞內部矛盾運動規定社會發展趨向原理，從剖析社會細胞商品入手，揭示了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的必然趨勢。中國社會最常見、最普遍的現象——社會細胞，是農村家庭經濟單元。經濟社會最深層次的消費和生產矛盾，在農村家庭經濟單元內部，具體現象為消費需求多樣性和生產供給單一性矛盾。人民公社體制下，家庭經濟單元生產功能的主要部分因為通過“隊”的形式取代、實現而萎縮于自留地的范圍，多樣性消費需求也主要通過“隊”直接分配主要消費品化解。所以，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矛盾由于政治強制外部支持，在雙向低層次水平上維持平衡。但多樣性消費需求作為永恒的動力壓而不逝，普遍現象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傾向”，只是在全方位的政治強制下呈隱形蓄積、伺機待發之勢。此乃實行家庭承包制前農村生產力選擇生產關系動態運動暫時定格之基本狀態。

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下，家庭重新成為生產功能和消費功能統一的經濟單元，消費需求多樣性和生產供給單一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成為家庭經濟單元必須直面和解決的現實，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驅使農民自發參與市場交換以滿足多樣性消費需求。農民參與市場交換，迅速對專業化生產提高勞動 生產率的優勢形成非理論的實踐認識，自覺推動家庭經營從“小而全”向一業為主的專業化轉變。但家庭經濟單元生產專業化程度與提高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滿足消費多樣性需求成反比，此辨證運動，推動消費需求多樣性和生產供給單一性矛盾發生連鎖反應，激化到必須通過市場交換外化解決。農村社會細胞普遍參與市場交換而“化”，自然而然地推動農村經濟擺脫自然經濟舊輒，轉軌市場化和社會化。但家庭經濟單元“入市”，如同“駕片帆小舟闖汪洋大海”，受市場駭浪沖擊和遠洋巨輪擠壓傾覆的概率極高。規律既存在于實踐，又是實踐的指南。農民對集體生產力大于個體生產力原理同樣有著非理論而直觀的認識。面對“入市”進則興、退則衰“入市難”的挑戰，農民自發選擇走聯合經營的道路。

破解“入市難”挑戰的實踐創新

家庭經濟單元從被動到主動、從自發到自覺聯合經營應對“入市難”，歷經專業戶、專業村和商品基地，形成“戶”、“片”、“帶”有機組合的規模化商品生產格局。其間，應運而生的公司等經濟實體，居于鏈接市場和生產中樞，一頭連接市場，拿回供貨訂單；另一頭與覆蓋范圍的農戶簽訂購銷合同，組織農戶生產，事實上形成以經濟實體為核心的新型農村經濟合作形式。其形如蝴蝶，經濟實體如蝶身，市場需求和農戶生產如兩翼。冠名蝶型經濟形式比較恰當。

二、農村經濟發展道路的突破

蝶型經濟形式在極為廣闊的層面上，實現了農村經濟發展的諸多突破。

開拓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發展創新和諧共榮道路

家庭承包制下的家庭經營形式，是廣大農民守可保基本生活，進可創新發展的基礎，與現實生產力大體相適應而具有長期穩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時，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凡家庭經營向市場經濟轉軌早、且轉軌成功的地方，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經濟社會發展就快；反之，亦然。事實顯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創新，是實現農村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繞不過去的兩難選擇。所以，創造既能實現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又適應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具體形式，乃是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所在。新型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形式既以家庭經營為基礎，又以保證產品銷路的訂單為紐帶，通過入戶的系列化技術指導引導和資金支持等途徑，組合家庭小生產進入規模化商品生產經營序列，實現家庭承包制穩定和組織化有機結合，在幾無震蕩之下完成農村生產經營從分散向社會化生產組合的轉變，破解了穩定和發展二律背反難題。參照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羊吃人”腥風血雨的小農經濟強制改造史，則更可見家庭承包經營無震蕩完成從分散生產向社會化生產組合的轉變，對開辟小農經濟社會化改造道路的創造性意義。

奠定構建生產和市場雙向穩定機制的基礎

雖然農村生產和市場需求雙方都有內在的穩定要求，但由于融會和統籌雙方穩定要求的機制缺失，雙方的穩定要求事實上長期處于割裂和各自為政甚至對立狀態。供求平衡主要通過付出巨大代價的生產和市場大起大落途徑被動實現。蝶型經濟形式將市場需求和農村生產統一于一體，使雙方的穩定要求構成“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倚”互動的利益共同體，各自穩定的要求在對方穩定的基礎之上實現，構成互為前提的對立統一辨證運動系統，既在溝通產銷層次上奠定市場和生產雙向辨證穩定的基礎，又建造了實現雙向穩定的機制架構。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蝶型經濟形式按訂單組織有計劃的商品生產，使其覆蓋范圍的農戶生產進入銷售安全保障系統，在解除農產品銷售難后顧之憂的同時，不僅在極其廣闊的層面上形成生產穩定進而支持市場辨證穩定的基礎，為普遍構造生產和市場雙向穩定的良性循環機制，提供了極具現實指導意義的模式，而且為推動社會主義經濟計劃與市場結合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實踐支持。

完善和延伸宏觀調控系統

面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和市場化條件下的農村經濟，國家宏觀調控的對象主體分散成為千家萬戶，有效抑制農戶短期行為沖擊的載體部分缺失，調控措施難以進村入戶，以致調控目標屢屢失靈。蝶型經濟形式中的“龍頭”，通過市 場訂單與農戶簽訂產銷合同，變“看不見的手”成為“看得見、抓得牢的手”，在其覆蓋范圍借助共同利益驅動和法律保護，與農戶之間實際形成密切的調控和被調控主、客體關系。又依托組織化程度高的優勢，規模化推行科學技術，經營效益一般遠遠高于農戶各自為政的經營效益，農民為比較利益驅動摒棄傳統經營方式，所以能夠有效抑制農民自發的短期行為。蝶型經濟形式中經濟實體和農戶之間確定的調控主、客體關系，使農村經營主體由千家萬戶集中成為相對集中的經濟合作組織，從而使國家宏觀調控農村經濟的對象，從“散沙”聚合成為“集成塊”而直面范圍大大縮小，并借助蝶型經濟形式具有的調控機制，彌補國家宏觀調控進村入戶的缺失部分，事實上構成政府-經合組織-農戶式農村經濟調控框架雛形，使國家宏觀調控延伸、達到進村入戶，從而提高宏觀調控政策到位率，達到覆蓋農村經濟末梢——農戶的生產經營，國家宏觀調控成為更完善的體系。

拓寬農業集體化的發展道路

但實行家庭承包制后，實現農村集體化的依托何在，路在何方？新型經濟合作組織形式如下。

第一，將各自為政的經濟單元組合成為小農戶、大生產社會化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以戶為基本經濟單位基礎上創造出了新型集體經濟構造。

第二，將分散的家庭經營組合、納入產銷一體化序列，進行有計劃生產形成形散實合的生產經營，使得社會再生產的基礎層次事實上進入集體化序列，無疑是實現農業集體化新型模式，從而拓開了農業集體化的新途徑。

第三，大規模的專業化商品生產經營發展，催生農村經濟內部分工快速發生，各種類型的專業化組織和專業協會普遍產生并穩步協調發展，從各個專門方面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合力，形成專業化生產發展推動分工，分工促進聯合的良性辨證循環。

第四，組合家庭小農生產成為大規模商品生產形成的集體生產力，產生“1+1＞2”的推動農村社會層次全面提升乘數效應。隨著經濟實力增強，公益事業建設在“民營”層面范圍實現了突破性進展，不僅發達地區而且欠發達地區，相當批量的農村出現了“舊貌換新顏”的歷史性變化，使農業集體化重新崛起于存亡危急之際，實現了否定之否定發展。也證實了鄧小平早在包產到戶初發的預見：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

綜上所述，選擇和創造生產關系具體形式，首先是現實的經濟運動。農民既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又直接置身于生產關系具體形式之中，所以最先知道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適應與否，實驗地創造出適應生產力要求的生產關系具體形式。長期困惑政要和學問家們的歷史性難題，已被農民破解 了，實現了農村經濟發展道路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應當清醒地看到，農村經濟已經實現的重大突破，主要集中在發展的前沿板塊，農村經濟存在的器質性問題——農民收入水平低，并沒有普遍的根本解決。世界發達板塊的經濟實踐證明，我國近30年來農村生產關系的創造和發展道路的拓開，確實鑄就了繼續前進的機制載體，但是隨著國民經濟層次的整體提升，使農村經濟組織原本早就存在的挑戰，變得更加嚴峻。農村經濟組織形式再度洗牌，實現新的突破，業已成為現實存在的勢所必然。

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勢所必然

近30年來的實踐反復證明，發展規模經營是推動農民致富的有效途徑。

現實呼喚規模經營

目前，在我國耕地的保有量目標18億畝，農戶大約2.4億多萬戶，每戶平均耕作面積大約7畝情況下，基于糧食種植業低投入、高產出的基礎，再加國家免稅減費等惠農政策的支持，在無特大災害情況下，維持溫飽當無所虞。但戶均經營7畝耕地維持溫飽，既非廣大農民之所愿，又非改變農民收入低現狀革命性變革的最佳選擇，更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定目標。而且在全局經濟出現不測之時，比如擴大內需，拉動消費，很難有所作為。現實迫切要求對農村經濟經營規模形式進行適度調整，組織規模化經營。世界人口密度 最大國家之一的以色列，早已普遍地實現農業經營規模化，近30年來我國不少地方農業規模化經營穩步快速發展的事實，都證明發展農業規模化經營是必須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透視指出：“一個處在封建社會的被剝削的農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個勞動力生產的事是很普遍的，這樣的一家，不但要維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制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稅給他人”。據對我國河西灌溉農業區的調查，在使用架子車等手工勞動工具條件下，每個農業勞動力足可承擔經營15畝耕地的作業量。每個勞動力經營15畝耕地的農業小型規模經營，在國內不少地方已經成為了事實，且類似“點”、“片”在國內分布很廣。事實說明，發展類似規模經營，并非天方夜潭。但根本改變“家家都種田、戶戶小而全，溫飽不困難、富裕差得遠”，則必須統籌發展規模經營，使糧食種植業成為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最可靠的途徑。

適度規模經營“度”的兩大邊界限制

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勢所必然，前景十分誘人，但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度”，存在嚴格的兩大邊界限制：

1、農村人口離開耕地轉移的限制

假如，每個勞動力經營15畝耕地作為適度規模經營最低“度”界限；普遍實行適度規模經營，那么在全國人均1.3畝耕地條件下，就必須有90％的農村人口脫離耕地。這在實 踐操作中，幾乎是天文數字，至少在相當長時期內顯然不具備普遍的現實可行性。顯然這是兩難的選擇。所以，黨的十七大報告的提法極其慎重——“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有條件的地方”和“適度”則是剛性邊界，必須極其慎重的加重警示。

2、城市吸納農村失地人口容量的限制

目前，各類城市都存在就業一員難求現象。但一員難求現象實際只存在沒有穩定保障的臨時就業領域。凡穩定就業領域，普遍都是，一職難求。一方面數百萬大學生不能就業，另一方面大批大學生還在不斷擁出校門加入待業行列的事實說明，城市穩定就業領域吸納自身勞動力都十分困難，大量吸納農村進城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雖然大學生就業、老城市人口就業和農村進城人口就業存在層次差別，但對城市吸納農村進城人口的能力，不能估計過高。近年來我國土地征用規模達到了每年300萬畝。按人均征地1畝地推算，每年大約有300萬失地農民。各地普遍采取征地后一次性支付補償金的方式，然后讓農民自謀職業。大量農村失地人口進城、不能穩定就業而實際游離于城市，必將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巨大隱患。將會引發多方面的嚴重后果。XX年發生的巴黎騷亂就是警示。

3、拓開適度規模經營的前景

發展規模經營邊界限制如此嚴格，是否前景無望，就此 止步？答案是：發展艱難、前途廣闊。

從戶籍管理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農村人口現在有9.4億。從現實的居住地統計，農村的農民大概是7.5億左右。而現實真正長期留守農村的人口，大約有2億農民由于勞動就業的流動以及行政區域的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在農村了，這種發展趨勢目前還在繼續。

城鎮化水平提高加大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我國城鎮化水平1990年為26．4％，XX年為36．1％，XX年為41．8％，XX年至XX年期間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4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約為1000萬左右。發展城鎮化是既定的國策，將加快農村人口離土離鄉，帶動農村規模經營發展。

隨著農村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進程加快，農村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比如，經營1畝糧田需要18工日，經營1畝果園需要80工日，經營1畝日光溫棚蔬菜需要150工日，用工量分別提高340％和730％。早在10年前，目前，許多農村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發展快的地方，已經出現了較大面積的“雇工難”現象。目前，這種現象的存在范圍正在穩步擴大，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前景比較廣闊。

綜上所述，農業規模經營展所現出的綜合發展態勢，已經提供宏觀決策依據的實踐基礎。

四、結論

近60年來，我國農村生產關系具體形式選擇與改造小農經濟緊密相連，歷經曲折的發展歷程，尤其農業集體化的發展更是經過大起大落后，創出了農民自愿選擇、政府正確引導、平穩快速發展和農業規模經營前景廣闊的道路。歷史唯物論不僅僅是理論，而且是實實在在的運動。人民群眾不僅是革命運動的主體，而且是生產力選擇生產關系具體形式經濟運動的主體。樹立堅定的唯物史觀，尊重人民群眾的選擇，支持其實踐中的創造，農村經濟社會實現更好更快發展，是完全可能的。這是新中國農村經濟改革60年最深刻的教訓和最重要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