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1月內地與香港經貿交流情況

2014年1月內地與香港經貿交流情況

一、兩地貿易

2014年1月，內地與香港貿易額為272.7億美元，同比下降18.4%，占內地對外貿易總額的7.1%。其中，內地對香港出口為262.9億美元，同比下降18.3%；自香港進口為9.8億美元，同比下降21%。香港是內地第五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

二、吸收港資

2014年1月，內地共批準港商投資項目860個，同比下降7.6%，實際使用港資金74.9億美元，同比上升41.8%。

截至2014年1月底，內地累計批準港資項目361758個，實際使用港資6731.6億美元。按實際使用外資統計，港資占內地累計吸收境外投資總額的47.8%。

三、對外經濟合作

2014年1月，內地在香港承包工程合同數共計12份，金額1.9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9億美元，月底在港勞務人數49601人。截至2014年1月底，內地在港累計完成營業額434.9億美元。

第二篇：旅游成內地與香港交流重要橋梁

旅游成內地與香港交流重要橋梁

王興斌

2012-6-28 9:48:45 來源：《中國旅游報》2012年06月26日

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業界人士紛紛回顧15年來內地和香港旅游交流與合作的歷程、列舉內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數大幅增長、赴港游客在香港的巨額消費，這些對香港經濟的穩定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據預測，到2019年，香港入境旅游人數有可能再翻一番，這將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多個層面的影響。

筆者認為，香港回歸后，內地與香港的旅游交流是雙向的，對兩地旅游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也是雙向的。

內地與香港是祖**親的軀體與手足。但是，百年分離使兩地民眾疏分了許久。改革開放前，兩地同胞的民間交流主要是探親旅行，最初由中國華僑旅行社負責接待。1978年內地接待港澳同胞總計156萬人次，雖超過了過去20年的總和，但接待人數依然很少。而同一時期，內地居民去香港的人數更少。

改革開放后，阻隔內地與香港同胞交往的閘門被打開了，香港同胞紛紛到內地探親訪友、觀光游覽、商務休閑，從1978年至1996年，內地接待港澳同胞共計3600多萬人次，其中約八成是香港同胞。在此期間，內地去香港探親訪友不斷增加，商務文教交流啟動，但是總體上是香港赴內地的旅游為主，內地赴香港主要是商務與文教交流，基本處于單向旅游狀態。

1997年7月1日，分離百年的香港回歸祖國，隨后香港成為內地公民自費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從此內地與香港的旅游邁入雙向、快速發展的新階段。香港赴內地旅游從1997年的3977萬人次增長至2011年的7936萬人次；內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數從1997年的236萬人次增長至2011年的2810萬人次。據筆者測算，香港回歸后的15年間，香港赴內地旅游共計8億多人次(包括一日往返者)，內地赴香港旅游約計1.7億人次。2011年，兩地雙向旅游市場規模超過1億人次，被稱為“全球最大的雙向客源市場”。

眾所周知，由于近代歷史的軌跡，血緣相通、咫尺之隔的內地與香港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兩地民眾各自習慣了兩種形態的生活，加之種種人為因素的干預，彼此之間不甚了解，甚至存在誤解。在某種意義上，雙方的旅游者與目的地民眾都是各自的形象代表和相互溝通的信使。通過旅游，雙方旅游者耳聞目睹對方的自然風光與社會風貌，游客與目的地民眾直面相交，必然會增進了解、加強互信。

以香港同胞赴內地旅游來說，15年間香港赴內地旅游共計8億多人次，約為香港人口的115倍，平均每年有5000多萬人次、年人均約8次到內地旅行旅游，香港游客的足跡遍布內地城鄉。

據歷年入境香港旅游者的抽樣調查綜合報告，香港游客對內地旅游資源感興趣的為山水風光、文物古跡、民俗風情、文化藝術、飲食烹調和旅游購物，2009年調查的比例依次為山水風光占50.7%、文物古跡占37.9%、民俗風情占36.6%、飲食烹調占34.2%、旅游購物占28.6%、文化藝術占26.5%。

長期生活在彈丸之地的香港民眾徜徉于遼闊的神州大地，飽覽名山大川，浸染中華文化，目睹舊貌新顏，加深了對內地人文傳統和現代社會的了解。再加上眾多港商在內地的商務活動，香港各界在內地的文教科技活動，使之對內地的社會生態有更深刻的感悟。

15年來香港所經歷的多次重大事件表明，內地是香港最堅強、最可靠的后盾，香港同胞對祖國的認同與熱愛在逐步提升，這與眾多港胞赴內地旅游的經歷是密不可分的。

再從內地同胞赴香港旅游來說，1997年以前，內地居民只有有香港親屬、并由親屬付款才能赴港旅行，且有嚴格的配額限制，1996年內地赴港旅游僅約30萬人次。香港回歸后，赴港旅游逐步放寬，尤其在2003年實行個人游后，內地居民自費赴港旅游的人數快速增長。2003年至2011年底，內地共有7852萬人次通過個人游方式到香港旅游，占內地赴港游客的五成以上。15年中內地赴香港旅游約計1.7億人次，占內地人口的12.5%。每天近萬名內地游客穿行于香港的大街小巷，他們不僅帶回了大包小袋的中意商品，還品嘗了香港的美味佳肴，更是帶回了對“動感之都”的深刻回憶。

如果說，香港民眾赴內地旅游的最大吸引力是神山奇水、華夏文明，那么內地民眾赴香港旅游的最大吸引力是她的中西交融、古今傳承、多元一體的獨特的社會人文生態。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香港多樣文化共通、多種藝術競放。內地民眾在香港個人游的過程中，對香港的社會人文生態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國兩制”是中國人民杰出智慧的時代創造。15年的歷史表明，“一國兩制”對兩地的共同發展和民族復興具有偉大的生命力。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將對香港的長久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內地與香港同胞之間在旅途中面對面地接觸、交流，增進了相互了解。旅游成為實踐“一國兩制”的社會大課堂，成為兩地人文交流的重要橋梁。

內地與香港之間雙向旅游的特殊性在于此，其重大的社會人文意義也在于此。兩地的旅游業界不僅肩負促進旅游與經濟共同發展的重任，更有溝通與增進“一國兩制”下人文交流、社會和諧的重任。

第三篇：內地香港基礎教育比較

內地香港基礎教育比較

王培德

去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３１日，我隨“內地—香港基礎教育教材展覽暨教育研討會”代表團赴港。在教學交 流研討和參觀訪問過程中，對香港的基礎教育做了考察。隨著香港回歸祖國日期的迫近，香港教育的情況越來 越被教育界人士所矚目。本文擬對內地、香港教育的不同之處作一下比較。

１．學校的建設。內地學校基本都靠政府投資興辦。１９６０年以前香港教育比較落后，６０年代以來香 港政府采取措施，鼓勵社會集團、企業公司、宗教團體辦學，名曰“津貼學校”。這種學校有別于私立學校之 處在于，教師工資和行政費用均由政府承擔；有別于官立學校之處在于，建校基建費用政府不負擔，教師不算 公務員（官立校教職員均屬公務員），即不享受醫療保險和退休金，但８０年代以來實行政府提供公積金，退 休時由政府一次性付給本人。“津貼學校”目前已占香港中小學絕大部分。香港共有中學４１０所，其中津貼 中學為３１２所；共有小學６００所，津貼小學為５００多所。

２．學制。香港小學六年制，初中三年制。自１９７２年起實行小學初中九年的“強迫教育”，相當于內 地的“義務教育”。中學四、五年級之后通過會考，有５科及格便可獲得中學畢業證書。中學六、七年級屬于 大學預科。中小學上滿共１３年。

３．教育管理體制。內地學校由教育行政部門如教委和教育局直接領導，校長由上級任命。香港教育署除 對少數官立學校直接領導、任命校長外，通過各區教育主任對其余學校發揮協調、指導作用。校長由校董事會 提名，經教育署批準。教育署主要以法律手段監督管理學校。有關教育的法有《教育條例》、《教育則例》、《行政指引》、《資助則例》等。違法者用法律手段經法律程序起訴。校長違法，嚴重者免職。教師體罰學生 的，經訴訟罰款５千元，監禁１年。

香港學校領導人員比較少，無論多大規模的中小學，最多有一位校長和兩位副校長，中層有一位教學主任 和一位后勤主任，還有若干位學科主任（相當于內地的教研組長）。領導層人員雖少但辦事效率很高。這也是 我們辦學中可以借鑒的。

４．教師。香港教師分為文憑教師和學位教師。教師在社會公開招聘。香港報紙曾刊登這樣一條消息：１ ５個人爭１個官立學校教師的職位。高中畢業后在教育學院念２－３年可應聘文憑教師；大學畢業獲得學位的 可應聘學位教師，畢業５年以上可爭取高級學位教師（本人申請，學校申報，由教育署督學來校聽課審核批準），任３年以上高級學位教師可提名校長。

香港教師編制的師生比為：小學１∶２３．２，中學１∶２０．１。平均周課時為２８－３０節。

５．教學。香港學校設有政治課，但正醞釀開設“公民課”，除此之外課程及內容與內地大致相似。課堂 教學也基本相同。只是香港更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各校普遍設有美勞教室，除計算機房外，還備有供學 生課余時間操作的計算機活動室。教師在課堂上使用教具和投影的也較內地多。

香港的學校比較注重學生個性的發展，提出我們的教育制度必須令所有兒童都能發揮他們的潛質。香港有 ３所實用中學，專收有劣跡的學生及差生；小學自三年級至六年級每個年級均有兩個啟導班（調皮或基礎差的 學生在家長同意下參加），中文、英文、數學三科分出來單獨上課，其余各科均在原班上課。對有天分的學生 辦了一所“英才學校”。

６．教師組織。香港的教師組織比較多，如“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工作者協會”、“津貼 中學議會”、“津貼小學議會”、“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等等。教師組織在教育界發揮著不小的作用。教 育署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都往往要征求這些教師組織領導人的意見。“香港教育資料中心”就是“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創辦和管理的。內地教師組織相比之下就顯得少一些。

７．學校家長聯系渠道。內地往往是通過“家長會”、舉辦“家長學校”來溝通學校家長聯系渠道及對家 長進行提高教育能力和水平的教育的。香港學校則是成立家長教師聯誼會。教師和每位家長以平等的地位用聯 誼的方式增強了解，聯絡感情，研究對策。這種形式行之有效。

８．教學改革。內地教學改革比較慎重。在全面或較大范圍內推廣的教改成果，都是經過反復試驗，專家 論證，采取的是積極穩妥的辦法，做到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香港教育署在全港范圍內推行“目標為本”的課程 教學改革，在教育界引起了爭論，推廣時缺乏一定的試驗過程和群眾基礎。香港的學術研討會在每位與會者發 言之后，都要留出２０分鐘左右的時間供大家提問題，然后由發言人逐一答復。這是與內地研討會的不同之處。

香港教師比較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和操作技能。不僅在實用中學、職業先修中學，就是在升學預備型 的文法中學都備有學生操作室和車間，培養學生的勞動習慣和動手操作技能。小學普遍設有“美勞教室”，專 門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這對我們實施素質教育無疑也是一個啟示。不論升學還是就業，必要的勞動技能是必 須要具備的。忽視勞動習慣的形成與勞動技能的培養是應試教育的一大弊端。＊

第四篇：香港文化與內地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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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文化產業、電影、文學、城市文化 摘要本文將通過論述香港文化產業的發展演變以及同內地的比較，闡述香港文化和

內地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主要論點涉及電影事業、文學藝術以及民俗文化。筆者將從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 文化產業

? 內地文化產業

在電影文化方面，由于某些歷史因素，內地電影的起源和發展還是沒能趕上香港電影的進程，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國內地電影起步于二十世紀初，《定軍山》應為中國人自主攝制的第一部電影。早期的內地電影多與外國電影公司或導演合作，多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敘事型影片，尚處于稚嫩的萌芽時期。

抗戰勝利后，內地電影事業迎來了一個發展小高潮，《松花江上》、《小城之春》等耳熟能詳的電影都誕生于這個時期，當時電影大部分渲染謀殺、間諜、偵探、心理變態或描寫所謂家庭愛情糾葛等，雖不是積極向上為主，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逐漸打開了思路，為之后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林則徐》、《林家鋪子》、《五朵金花》等一批思想上高度統一的影片接連面世，與那個時代的主流宣傳思想相符，但在體裁上沒有太大的進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黑洞，期間嚴重限制了內地電影事業的發展，致使內地電影界萬馬齊喑，停滯不前。政治環境逐漸好轉后，電影界也開始復蘇，除了紅色電影之外，一批青年導演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嘗試，也頗有收獲。

時至今日，中國的電影到達了一定的高度，但從特定角度來看也陷入了一個窘境，主流導演張藝謀、馮小剛等人對電影的詮釋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出現“叫好不叫座”和“叫座不叫好”的兩種極端。究其原因，個人認為是導演們過于注重情節的表現，而忽視了電影的靈魂——正確價值觀的導向作用，沒有核心思想的電影只能是空殼，視覺效果永遠比不上思想沖擊恒久。想要走出這種尷尬境地，可以參考歐美等國以及香港電影的成功經驗，走出禁錮思想的怪圈。

? 香港文化產業

東方有個好萊塢，她的名字叫香港。由于長期的殖民原因，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導致香港的文化產業也存在很多的特殊性，不僅僅收到外來文化、中西文化的影響，還和內地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娛樂一直是香港最大的文化產業，電影，流行曲、時裝、廣告、粵劇等等均是商品。近百年來，這個城市的文化標簽，注定與娛樂如影隨行。凡有華人處，必有港片迷，香港電影的興衰是香港文化產業回歸十年的最好注腳。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塊僅僅幾百萬人的彈丸之地，卻坐擁全球數一數二的娛樂王國。在亞洲，商業電影一度只有唯一的標簽：香港制造；粵語歌曲在東南亞華人地區處處一呼百應，紅館朝朝爆滿；無線劇集成為華人觀眾最大的娛樂……“不管你是否是影迷，你都會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香港文化普及的重要轉折點，在各種文化的沖擊下香港電影朝著多元化和特色化的方向飛速前進，并隨著電視的普及化擴大了傳播范圍和影響力。當時最具代

表性的電影明星莫過于李小龍，《精武門》以及《猛龍過江》將李小龍乃至香港電影帶進了國際影壇，一度創造了武打片的神話。但終究這個成功的偶然性太大，隨著李小龍的猝死，香港的武打片跌入了一個低谷之中，可喜的是成龍和洪金寶用另一種方式的詮釋，將喜劇元素加入武打片中，為其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也是在不斷的摸索中前進，武打片、喜劇片、恐怖片、警匪片都有所涉及，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期間錄制的《警察故事》和《奇跡》則被稱為成龍的巔峰之作，成為了一個承上啟下的里程碑。

香港回歸以后，同內地的關系越來越緊密，而港片對國人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近年來香港的年票房大致相當于內地總票房的三分之一，內地市場日益重。

香港本土文化近年來逐漸泛起復興氣象。活躍二十多年的黃耀明為首的人山人海組合以及進念.二十面體等文化社團代表文化精英的不同的存在方式，他們從小眾品味也發展到兼顧市場，至今仍舊引導流行文化；港澳臺于大陸出版聯系日益緊密，出現“華文出版市場一體化”，麥麩、麥兜、老夫子等形象在內地已經家喻戶曉；粵語音樂的復興暗流日益滋生，在幾大獎臺各領風騷；TVB劇集在內地網吧仍舊是最受歡迎的影視節目。

“香港是個天生聰明的城市,但是它沒有被教養成一個”有智慧”的孩子”，還是林奕華道出天機。不可否認，人才青黃不接正是香港文化產業內部目前最大的壓力，此外爭取資本回流，提升產業內在自身實力，發力外埠市場也是香港文化業將來的努力方向。以電影為例，合拍片年代的港片是否能保持香港特色成為近年最大的爭議，內地人或惑，港人或憂。對于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想想來自越南的徐克，來自泰國的陳可辛，來自南非劉國昌，以及來自澳大利亞的杜可風，或許答案不言自明。

總括來說，20世紀90年代的香港電影雖然較諸于80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創作意念及電影制作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周星馳、劉德華、梁朝偉、張國榮則是這個時代最好的代名詞，而張曼玉、周潤發、李連杰、成龍更是成為了世界知名的影星，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香港電影非常成功。

但無論如何改變，香港電影很多時候的大團圓的結局，其實也是香港人的那種樂觀自信的精神的一種體現，即使面對再大的困難，都心存希望，明天會更好。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電影中所貫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還是隱隱若若的浮現著。只要香港人的價值觀一天不變質，香港電影就不會變得空洞蒼白。

? 文學藝術

在中國大陸，年輕人都器宇軒昂，充滿大志，讓你聯想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這些話。大陸人有信心有熱情，對于文學藝術是一種激情，不管在任何時候，都能把它當成一種樂趣，很多人隨便什么事情都能寫首詩，而且喜歡和大家一起分享，這種信心，是香港沒有的。

香港文人沒有圈子。至于香港，相比較起來，它給人的感覺比較冷。香港的作家多數很低調，甚至可以說是自卑。他們不會把自己稱為作家，而是說文字工作者，藝術家就自稱為藝術工作者。把自己放到這樣的位置以后，他們會感到安然、舒適。大陸的評論家在評論作品的時候經常會用到這樣的字眼，比如某某某的作品達到了怎樣的精神高度。

在大陸，作家和藝術家會有自己的圈子，大家在一起交流，但是香港沒有。這些人是混跡在三教九流之中的。香港有一些沒落的老工業區，比如大角咀，那里有一些茶餐廳，環境很臟、很吵，很市井的樣子，里面有人圍在電視機前看賭馬的節目，有人低頭吃一份蓋澆飯，有人大聲喧嘩。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會有一些人在寫稿或者讀書，絲毫不受打擾。香港有很多書店，但是這些書店都開在很高的樓層，因為地面租金很貴。于是，你會看到一個很奇怪的場景，那就是在一些理發店、小吃店或者KTV之中，有一些跟周圍環境看似格格不入的書店。正是因為這樣的文化環境，香港作家很少能寫長篇，像駱以軍這樣寫

40萬字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熟悉的作家，像金庸、倪匡、古龍、張小嫻，他們的作品有很多長篇，但是這些長篇是怎么來的呢？它們大多是在報紙的專欄上連載，然后集結成書。王安憶、余華這些作家，他們有豐富的經驗。大陸很多作家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來到農村下鄉插隊，那時正是他們最敏感、最感性的時候，生活要他們去做一個人類學的觀察家。而香港文人沒有這樣的經歷。

所謂文學就是用獨特的語言去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事。你如果在一個公交車上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你如果跑去跟她講嫁給我吧，她馬上就會倒掉。但是如果你跟她講你是我尚未失去童貞的新娘，她聽不懂什么，但是卻成功了。在香港，文人們喜歡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去展現社會百態，讓生活富有色彩。

? 城市文化

初到香港，感覺這個城市很沉穩，沒有浮躁之氣。

彌敦道，重慶大廈，加利佛尼亞咖啡館，梳士巴利道，中環銀行區，維多利亞灣，淺水灣……內地人對于香港地標的熟悉層度令香港人吃驚，而這些大多啟蒙于八十年代的港片狂潮；而八十年代以來的不同方向的移民潮，則無意間改寫了香港文化的諸多歷史。

白天的香港，顯得氣宇軒昂，就象一位彬彬有禮的紳士，他的一舉一動都是那樣優雅；而夜晚的香港，則顯得風情萬種，像一位渾身散發著珠光寶氣的貴婦，讓初來乍到的異地客免不了一陣眼暈。

香港的街景很有意思，無論是招牌，還是店鋪，排檔。雖然看上去不夠亮麗，也不夠大氣（以俗人標準），但卻很和諧。如果在內地用這樣的招牌，在繁華地段開這樣的小店，會讓人笑話的。內地的臨街的廣告、招牌，其實這也是一種文化，只是這種文化大都已形成爆發戶模式：巨大、艷麗、奢侈，粗俗不堪。其實，它已對人們的視覺形成了污染。

如果再與內地城市相比。香港雖有點遺老的氣息但依然生機勃勃，內地許多城市就象穿著名牌卻滿嘴吧粗言穢語的暴發戶。

無可否認，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與文化積淀，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獨特之處，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魅力。而香港，能躋身世界三大名城之列，則在于它的包容：對不同文化、文明的包容。

? 結論

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盡管香港和內地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差異，但是依然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香港和內地本一家，一脈相承，相得益彰，在東方文化中發出璀璨的光芒。

第五篇：香港與內地反貪污賄賂若干問題比較

貪污賄賂犯罪是古往今來一直存在的犯罪，是國家廉政建設的大敵。它不僅嚴重腐蝕了國家肌體和人們的靈魂，敗壞了社會風氣，而且嚴重擾亂了社會 經濟 秩序和正常的經濟環境，阻礙著國家 政治 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因而貪污賄賂犯罪被人們認為是社會的嚴重公害之一。內地與香港都積極同貪污行為作斗爭。在內地，黨和國家的紀律檢查部門和行政監察部門擔負著查處貪污行為的任務。但就懲治貪污犯罪而言，則由檢察機關內部設立專門的反貪污賄賂機構― 反貪污賄賂局來承擔。在香港，專門進行各種反貪污工作的獨立機構―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簡稱廉政公署）專司其職。內地與香港在反貪污機構成立的 歷史 背景、反貪污機構的職能、反貪污賄賂專門人員的培訓、反貪污賄賂的國際合作等問題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異之處。本文擬就上述問題進行比較，以求取長補短，更加有效地懲貪肅賄。

一、香港與內地反貪污賄賂的背景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由來 本世紀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香港經濟開始高速 發展，隨之而來的是貪污、賄賂大量發生，并且成為一種公開的交易手段。當時，香港負責反貪污工作的是英國皇家香港警察的反貪污部。但是由于警務部門正是貪污受賄問題最為嚴重的部門之一，所以反貪污部的工作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效，令廣大香港市民深為不滿，也備受社會輿論的抨擊。恰在此時，警方辦理了一個名叫葛柏的總警司涉嫌貪污的案件，并宣布逮捕葛柏，但隨后又將其保釋。不料在保釋期間，葛柏竟憑借自己的關系和經驗，避開重重關卡，安然逃離香港，回到英國。此事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招來市民的各種抗議活動，要求拘捕葛柏歸案。為此，港督麥里浩爵士委派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研究案件事實真相，并檢討現行反貪污法則之效用，做出修訂之建議。該委員會經過調查以后，在其調查報告之中建議成立一個反貪污的專門機構，負責處理已成為嚴重社會公害的貪污問題。總督采納了這項建議，決定設立一個獨立機構來處理貪污問題。1974 年2 月15日，《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正式制定，廉政公署于同日宣布成立。

（二）內地反貪污賄賂局的演變 最早在人民檢察院中擔當反貪任務的是各級檢察機關中的經濟檢察廳（處、科），專門負責調查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以及偷稅抗稅瑕冒商標等犯罪案件。隨著形勢的發展，經濟檢察部門在功能、規格、人力、設備等方面都已經不能適應反貪斗爭發展的需要。為此，檢察機關審時度勢，根據國情，決定把經濟檢察部門的偵查、預防功能和控告申訴部門中的受理舉報功能結合起來，成立了集舉報、偵查、預防功能于一身的、權威的反貪機構，即反貪污賄賂局簡稱反貪局。1989 年7 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檢察廳率先改名為貪污賄賂檢察廳。1989 年8 月18 日，全國第一個反貪局在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宣布成立。隨后，全國各級人民檢察院先后成立了這一專門機構。1995 年11 月10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將貪污賄賂檢察廳更名為指導全國范圍內反貪工作的反貪污賄賂總局，使內地整治貪污賄賂犯罪工作步入了更加專門化、正規化的軌道，強化了職能，對全國的反貪污賄賂斗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兩者的異同 由以上的介紹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政治制度經濟模式人文環境不同，但香港和內地的反貪機構都是在曲折進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都是基于經濟快速增長引發的貪污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已深刻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安定和秩序，導致人民的強烈不滿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而在原有反貪職能部門基礎上加以改造形成的。可以說，經濟壓力、社會壓力、民眾壓力是內地和香港反貪機構成立的共同原因。但是，政治制度差異下帶來的司法體制和法學理念的區別，使得香港和內地反貪機構的成立又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即獨立性不同。香港的廉政公署是與其他司法機關并列的直接對香港最高行政長官負責的完全獨立的和唯一的反貪機構，內地反貪局則是隸屬于檢察系統、與 中國 共產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務院內的監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貪職能部門之一。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歷史背景不同。

二、香港與內地反貪機構的職責與權力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職責與權力 廉政公署作為香港政府反貪污的專門機構，“肅貪倡廉”是其活動宗旨。根據原《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規定，廉政公署具有以下職責：(l）接受及考慮指控貪污行為之舉報，并在其認為可行之范圍內，予以調查；(2）調查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觸犯《廉署條例》、《 防止賄賂條例》、《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的罪行；(3）如廉政專員認為某政府雇員的行為與貪污有關者導致貪污，即進行調查，并將結果向總督報告；(4）審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慣例程序，以便揭發貪污行為和設法將認為可能導致貪污行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進行修改；(5）接受任何人士要求，就消除貪污方法給予指導建議和協助；(6）向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的首長建議，在配合這些部門或機構有效地執行其職責的情況下，向他們提出更改不良的工作慣例或程序的建議，以盡量減少貪污的可能；(7）教育 市民認識貪污行為的嚴重危害；(8）宣傳和鼓勵市民參加和支持反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的職責非常專一，任務也很明確，一切工作都圍繞反貪污這個中心進行。有時廉政公署也對其他一些刑事犯罪經濟犯罪進行調查工作，但這主要是因為這些案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政府工作人員的貪污貽賂問題。在香港，人們普遍認為貪污是一種具有嚴重社會危害的違法犯罪行為，與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較，貪污案件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復雜性。因此，要真正有效地開展反貪污工作，不僅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專門的機構，而且應當賦予這個機構廣泛的權力，以保證其能夠真正有效地與貪污行為作斗爭。于是，香港政府制定了《廉署條例》、《防止賄賂條例》、《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授予廉政公署如下權力：(l）凡政府公務員擁有的財富及生活消費水平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又不能合理解釋來源的，廉署即可認定該公務員犯法，并通過律政司將其交付法庭審判；(2）在廉政專員的書面授權下，廉署的任何人員可以對任何政府部門或社會私營機構及人員進行各項查詢或調查，有權查閱由政府雇員保存的與政府任何部門工作有關的一切記錄手冊及文件；(3）廉署工作人員在執行任務時，如果有理由懷疑某人觸犯法例涉嫌貪污受賄，或身為政府雇員因濫用職權而犯勒索罪者，可無需拘捕令而將其拘捕，必要時可使用武力；(4）搜查、檢查及扣押任何認為作為物證的物品；(5）有權檢查任何涉嫌貪污者的銀行賬戶和保險箱，并限制其對財產的處理；(6）在裁判司的書面授權下扣留任何嫌疑犯的護照及私人文件；(7）有權進入任何政府樓宇及要求其出示任何與職責有關的內部通令才旨示、工作手冊或訓令等文件；(8）廉署可以要求任何人士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任何資料，包括要求涉嫌人提供宣誓書和書面證詞，列舉其私人財產數額種類、開支、負債數字及調離香港的任何款項和財物；(9）如果有理由懷疑某人有貪污行為時，廉署人員有權對該涉嫌者進行搜查等等。另根據1994 年香港政府委派的廉政公署權責檢討委員會的建議，自1997 年6 月開始，獲取資料搜查和檢取證物、扣留旅行證件以及限制交賣財產等權轉交法院。[1] 廉署權力如此之大、之重，自然 要受到廣泛監督。為確保廉署的工作能符合社會的要求，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均由不同的咨詢委員會監督。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包括一些議員和社會知名人士，由總督委任，主要有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貪污問題咨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防止貪污咨詢委員會社區關系市民咨詢委員會等。這些咨詢委員會參與廉政公署對一切重大問題所做的決策，監督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同時也支持、幫助廉署解決在反貪污工作中遇到的難題。

（二）內地反貪污賄賂局的職責與權力 內地反貪污局的建立，是檢察機關體制的自我完善。此處著重論述最高人民檢察院內的反貪總局的職責，以為例證。反貪總局的主要職責是：(l）指導全國檢察機關對貪污貽賂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隱瞞境外存款不報、私分國有財產、私分罰沒財產等案件的偵查、預審和預防犯罪工作；(2）查辦或參辦、督辦全國有影響的重大特大經濟犯罪案件，組織協調指揮跨省、市、自治區的重大特大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的偵查；(3）負責查辦中央國家機關廳局級以上和地方副省級以上干部的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4）會同有關部門承辦涉外貪污賄賂等大案要案的個案協查及緝捕工作；(5）研究、分析全國貪污賄賂等犯罪的情況、趨勢和對策；(6）承辦下級人民檢察院請示的貪污賄賂等犯罪疑難案件和有關工作問題；(7）研究制定貪污賄賂檢察業務工作細則、規定；(8）研究犯罪預防的對策和綜合治理工作方針、方案；（9）負責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交辦的其他事項。

（三）兩者的異同 作為反貪專門機構和專業隊伍，反貪局與廉署的職責和權力具有相似點：(l）都是依法辦案，行使職權。內地反貪局的職權 法律 依據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廉署所獲得的權力則來源于《廉署條例》、《 防止賄賂條例》、《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二者須在這些法律法規的范圍內開展反貪工作；(2）倘若違反規定，濫用職權或僭越權限范圍，則都視為違法行為而予以嚴懲。由于反貪局和廉署代表社會正義，是公正廉潔的形象代表，為大眾所敬仰，因此對他們的要求也就更嚴，不允許出現差錯，更不容忍執法犯法，故廉政公署和反貪局在運用職權時都必須嚴格按規定辦事，對違法亂紀者決不姑息。廉署是由多個委員會予以監督，反貪局則受檢察機關內部監察部門和其他監督部門的制約；(3）廉署和反貪局作為反貪專業機關，都享有完全和獨立的偵查權。要對付狡猾的貪污犯罪分子，沒有專門手段和專業技術是不行的，所以無論是廉署還是反貪局，當地法律都賦予他們偵查權，包括搜查撿查訊問等內容，以便更好地肅貪倡廉；(4）廉署和反貪局在打擊貪污犯罪同時都還擔負有一項重要職能，即預防貪污犯罪，通過教育宜傳以震懾貪污犯罪傾向者，防止貪污，力爭達到消除貪污犯罪的終極目的。

當然，廉署與反貪局的職責與權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可歸納為以下幾點：(l）偵查權中的內容不同。廉署在采用公開手段偵查同時非常注重秘密偵查，法律也明確規定它可以在認為需要時使用各種偵查手段，以推動案件偵破；內地反貪局盡管也享有秘密偵查權，但因歷史原因，沒有自己的秘密偵查手段和力量，還需依賴警方，并經審批方可使用。有諸多不便。如香港廉署擁有長期為其提供情況的“線人”，反貪局則絕不允許存在這種長期耳目；(2）香港只是一個地區，廉署是唯一的反貪部門，且與其他司法機關地位平等，因而職權范圍較廣，而內地反貪局只是三大反貪力量（紀檢委、監察部、反貪局）之一，且是在檢察機關屬下，不僅要受外界其它部門牽制，而且檢察院內其他部門的制約，譬如舉報工作現已不屬反貪局管轄，而由控申部門里的舉報中心承擔，一切貪污案件線索都要匯總于舉報中心后再由其決定是否移交反貪局辦理；(3）在預防犯罪職能方面，雖然雙方都享有這一職權，但廉署較之反貪局更為明確廣泛，執行時也更有效力，而反貪局則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只是依靠內部文件開展此項工作，且因此而受到重重阻力，難以真正達到預防貪污犯罪目的。

三、香港與內地反貪機構對貪污賄賂犯罪的預防

（一）香港的貪污賄賂犯罪預防 在《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中，明確規定了廉政公署防止貪污工作的法定范圍，其中包括：(l）審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辦事慣例和工作程序，以揭露貪污行為，并設法修正可能引致貪污行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2）應任何人士的要求，就如何消除貪污的問題給予協助和指導；(3）向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的首長建議，在不妨礙該機構執行職責的情況下，更改不良工作慣例和工作程序，力求減少可能引致貪污的機會。根據以上的法定范圍，廉署防止貪污工作有三類服務對象：(l）政府部門；(2）公共機構，包括公用事業公司、公共運輸公司以及行政立法兩局、區域議局等各類議會；(3）私人機構。法律規定廉署專員對于前二者，須設法糾正其可能導致貪污行為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但對私人機構，則只能應任何人士的要求，給予協助與指導，即廉署開展的防止貪污工作對私人機構與對政府部門、公共機構是有區別的。廉署中具體承擔防止貪污工作的是其下轄三大處之一的防止貪污處。該處又將負責審查工作的職員劃分為七組，其中有六組是以政府機關為服務對象，余下的一組則處理私人機構方面的事務。為了履行職責，防止貪污處經常與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進行商討，并對其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慣例進行審查。在審查以后，就可能給貪污行為提供機會的各種漏洞提出彌補之建議，并對該建議的執行情況、效用進行監督。有關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可以對廉政公署的建議提出不同意見，這時則要由雙方進行協商對論，但不能拒不接受，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廉政公署可以通過總督迫使該政府部門機構接受其建議。為了增強與政府部門的聯系與合作，廉政公署還在有關政府部門內設立防止貪污組，負責進行防止貪污的工作。防止貪污處還可以應有關機構的邀請，參與各類工作小組，以便在新的工作程序或制度、工作程序手冊及法例草案等方面提供意見。該處曾協助多個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草擬職員通令，指示遇有行賄情形時的適當處理方法。防止貪污處也經常為政府及公共機構管理階層人員提供有關防止貪污措施的訓練，內容包括如何實施有效的管理、職責與權力如何作適當的分配、如何設立有關的管理制度等。專門負責向私人公司及專業機構提供防止貪污意見的部門是防止貪污處中的一個咨詢委員會，成員有16 人，其中12 人是私人機構的高級雇員，他們都是有關行業中經驗豐富的人員，能充分幫助私人公司等在草擬工作守則、紀律守則及其他商業方針時堵塞可致貪污的漏洞。[2]這些人員除了就每份審查報告提供意見以外，還要提出寶貴的建議。審查報告需經咨詢委員會審批簽發，然后才正式送交委托機構。當然，建議能否被私人機構接受，由其自行決定。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廉署下屬的社區關系處也承擔著預防貪污的職責。社區關系處的職責按法律規定，是加深市民對貪污行為社會危害性的認識，并策動社會人士支持肅貪倡廉的工作。社區關系處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及教育機構，宣傳肅貪倡廉的信息，鼓勵市民與貪污行為作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