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公文化是誠信道德建設的中流砥柱

關公文化是誠信道德建設的中流砥柱

說到誠信，人們不能不想到三國的關羽。論資歷地位，關羽都不能跟孔子相提并論。然而他在后世的影響卻是同時代其他風云人物不可比擬的，清代已有對聯說他“釋稱佛，儒稱圣，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實際上清代還被尊為國家及全民族的主祀之神，覆蓋了士農工商全部階層，從深宮秘祀，軍警敬禱到江湖尊神，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文人也崇拜關公，平民也崇拜關公，幾乎老友婦孺都在崇拜

關公。關羽在中國民俗文化中，地

『三國演義』中與關羽有關的情節，幾乎都成了家喻戶曉的典故。其中最具知名度的莫過于《美髯公千里走單騎》。關羽因為城中無糧，城外無援兵而陷入困境，丟失下邳之后，張遼去游說關羽。關羽起初不從，欲魚死網破。張遼說他如果戰死，則有三大不義，一是違背誓言，沒有和劉備同年同月死；二是沒有完成兄長所托，置二位嫂嫂于不顧；三是一身武藝卻沒有報國。關羽思量再三，提出了三個投曹操的條件：一是降漢不降曹；二是要照顧好嫂嫂；三是如果知道劉備下落，必定要去尋找。投曹后，一日曹操去見他，賜予他錦袍一件，關羽卻將破袍子套在新袍子外面，曹操問之，他說：“舊袍是劉備所賜，舍不得丟掉”。曹操后送給他原呂布所騎棗兔馬，沒想到關羽居然下跪，感恩流涕。曹操疑而問之，關羽說：“有了這個千里馬，我可以日行千里見劉皇叔”。為了能使關羽臣服于已，曹操多次誘之于金錢、美女和寶馬，并給予高官厚祿，但這一切都沒有動搖關羽信守承諾、信守節義的堅強意

雖然在三國中本領不是第一，卻受

到了世人的敬重。盡管關羽曾經殺死了曹操手下的數員大將；盡管曹操知道關羽是與自己爭奪天下的對手劉備的猛將，但是曹操只是讓手下人阻攔挽留，并沒有下令殺掉關羽。

原因是

關羽這種在誘惑與壓迫中堅持的誠信，使得后世人們以關羽為誠信品格的標準加以敬仰

追古尋今，誠信在泱泱大國源遠流長，歷代為各家所倡導。延五千余年的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社會，曾經是一個英才輩出的漫長歷史過程。然而，在中國古代層出不窮的名人之中，被后人戴上炫目光環并尊之為“圣人”者，卻僅有二人，他們就是被民間尊稱為“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關公。他們被后人推舉成了中華民族頂禮膜拜的神圣偶像。“縣縣有文廟，村村有武廟”，據說，遍布華夏城鄉的關廟有數千座之多，僅臺灣就有數百多座，東南亞各國大大小小的關廟超過四萬座。甚至在許多店鋪、家庭里，都供奉著關公。

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

關公的號召力其實就是一種誠信人品價值的號召力，也是一種人性的號召力。這就跟孔儒崇拜有本質不同。崇拜孔子本質上是崇拜他的思想和學理。所以認同孔儒學理的人崇拜孔子，不認同孔儒學理的人，就沒有了崇拜孔子的前提。然而在很少有機會成為專業文人并進而做官的尋常百姓中，真正崇拜孔子地并不多。因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文化與官位在現實中離他們很遙遠，孔子的學問他們用不上。但是個人品格則不同。無論你在這個社會中處于

什么地位，你都不可能避免有關個人品格評價和選擇。我們可能跟文化和官位無關，可以不知道孔子，也可以不讀圣賢書，甚至沒有什么文化，但是我們要在這個社會中生活，就必須面對品格價值的選擇，就能強烈的感受關公的誠信品格的號召力。普通百姓把關公作為理想的個人誠信品格標準。也是一種對自身和別人，以及整個社會的品格向往。所以，無論老友婦孺、天南地北，關公的品格精神都很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同和敬仰。關公崇拜，在現實意義

明清晉商作為一支重要的社會經濟力量，雄踞徽商、湖商、粵商等十大商幫之首，長期執掌內外貿易之牛耳，盛極一時，以雄財善賈而飲譽海內外，在中國經濟史上占有十分顯赫

晉商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晉商所到之處，以關公為偶像，尊為財神，到處建關帝廟，關公成為晉商心目中誠信忠義的化身。各商號在號規中均規定了“重信義，除虛偽”，“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反對以卑劣手段騙取錢財。要求商人烙守“誠信仁義，利從義出、先予后取”的正道。晉商身入財利場而不污，守信耐勞，以誠取勝。晉商王文顯訓誡其子曰：“夫商與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清代晉商喬致庸提出：”首重信，次講義，第三才是利。“

可見誠信義利的價值觀，對晉商有著導

奉關公，他們不僅在店鋪和家中供奉關公，而且在各地的山西商人會館中為關公修殿供奉，甚至有的地方把山西會館修建成”關帝廟“的形式。其目的就是請這位”神威廣大“的神靈，日夜監督他們的全部精神世界和商業交往活動，同時從關公身上吸取無窮的正氣力量，憑著敢闖敢為、自立自強的精神，拋家業，走西口，出草原，過戈壁，越沙漠，行商業之先鋒，執金融之牛耳。始于元蒙，止于民國，晉商前前后后五百余年稱雄于國內商界，足跡遍布世界各地，東到日本，南達印尼，西至中歐，北抵莫斯科；以至于有的晉商曾夸口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就有我們山西人。“當時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金融中心，不是西歐，更談不上北美，而是山西，是祁縣、平遙和太谷。后來有一位外國經濟學家說，近代中國的”華爾街“

在山西的太谷。或許在那里，小巷僻徑、深宅大院中的一聲咳嗽一個指令，就能掀

當關公崇拜的積極意義被古代統治者認識的時候，統治者也會因此對關公進行包裝和推廣，所以關羽從一個敗將被”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清代還被尊為國家及全民族的主祀之神，覆蓋了士農工商全部階層。這是構建古代社會良性秩序的重要手段。關公崇拜的社會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正常社會的某種良性秩序。有了這種對正義和品格的價值認同，社會才不至于在人性的貪欲中完全淪陷。

中國進入近、現代社會之后，對關公的敬重乃至崇拜，并未降溫。特別是當今社會處于急劇轉型期間，各項建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各種思想文化互相激蕩的環境中，社會上一些領域和個人不講信用，見利忘義、急功近利、爾虞我詐時有發生；例如市場經濟中商標侵權，制假售假，合同欺詐，虛假招標，騙稅逃稅，偽造假賬，惡意拖欠，變相傳銷等信義道德缺失行為；包括本應體現”忠義“、”忠節“的國家公務人員卻在國家認同及個人品德操守方面劣跡斑斑；以及追求高額利潤不惜損公肥私，損

眾肥己，肆意掠奪國家自然資源，嚴重破壞環境的種種社會現象，總之，社會失信現象十分嚴重，中國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像”病毒“一樣侵蝕著社會的肌體，像”沙塵暴“一樣吞噬著信用的”綠洲“。現在，我國社會誠信道德成為相對緊缺的資源，人與人之間相互猜疑和防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和行為，現實意義上的懷疑一切成為人民首選的評判社會的眼光。此外，貧富差距過大、行政執法不規范、官場腐敗等造成的社會不公等問題，也惡化了人們的心態……。這一切一切引起人們的深思，加深了對誠信的渴望與向往，以及對關公的敬仰與

中國曾以”禮儀之邦“自豪。在漫長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中國傳統社會曾經形成過自己獨特的道德觀念和價值體系。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由于近代外侮內亂而飽受訾議而受到毀滅性打擊，同時引進的是東歐式的社會主義思潮。這個思潮很快演變成一場社會運動，并且以簡捷明瞭的”無私、奉獻“的價值準則成為抗日戰爭中最能吸引人心的一支力量。這個口號幫助年青的共產黨人順利地取得了全國政權。一場”文革“鋪天蓋地，以”揭批“為主要特征的運動，迷惑、動搖了這一切。當”改革開放“成為必然抉擇時，我們的市場化經濟幾乎是在一片道德廢墟上，開始了艱難的起步。而”冷戰時期“對于西方社會”腐朽沒落“的海量宣傳，使得首先接觸到西方現代社會的人士，不由得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必須”腐朽“，進一步拋棄曾經擁有的一切道德觀念，才能追上世界”現代化“的快節奏。作為一個曾經以五千年連續不絕的文明自豪的國度，20世紀80年代道德建設居然是從”十一字文明禮貌用語“：”請，謝謝，對不起，沒關系，再見“開始的，然后是”五講四美三熱愛“，直到21世紀，才開始有一個模糊的提法”以德治國“。2001年南京一名考生在應對主題為”誠信“的高考作文時，”以熟諳的三國故事為基礎，編撰了赤兔馬為誠信而殞身的感人故事，突現了'真英雄必講誠信'的主題“，曾經成為全國的一時熱門話題。這與20

多年來蓬勃發展的經濟、技術及社會大規模轉型，這種對比凸現的是什么缺失？不言自明。管子曾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將亡。“孔子也說”知恥近乎勇“。關公崇拜不僅是一種品行，更是一種責任；不僅是一種道義，更是一種準則；不僅是一種聲譽，更是一種資源。就個人而言，誠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社會而言，誠信是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就國家而言，誠信是良好的國際形象；就企業而言，誠信是寶貴的無形資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誠信道德建設“成為一個更為重要的課題。作為一種品格崇拜的載體，在一個時期內成為具體的象征。對關公的神化，不是個人崇拜的神化，而是品格崇拜的神化。這種神化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同時，這種神化來源于現實社會人們的品格向往和價值認同。所以，對關公崇拜的積極社會意義的認同，以及如何利用誠信關公這種獨特資源，使其在創立適應現代社會的中華誠信道德價值體系中發揮作用，進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值得我們認真重視和研究總結，并重新作出現代性的詮釋。以利于當今進行綜合性，根本性的治理，重塑以”誠信"為中心的道德／價值核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二篇：關公文化

關公文化

在中國，供奉文圣孔子的文宣王廟有很多，過去在各個城邑都有這類建筑。而武圣關公廟在海內外數量及規模遠遠超過了孔子的文廟。有人說，關公是一種文化，關公是一種精神。關公本名關羽，字云長，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關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馬橫刀，馳騁疆場，征戰群雄，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業，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萬端的人生壯歌，被后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圣偶像。細說關羽簡介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關羽傳》在正史《三國志》中不過九百多字，得到的評價也并不算高，陳壽曾批評他「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但千載以后關羽居然能壓倒群雄，晉升為整個中華民族「護國佑民」的神祇，不但使劉備、曹操、孫權這些三國時代的風云人物黯然失色，就連「萬世師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在清初《三國志演義》的評語中，關公已被崇譽為集「儒雅」、「英靈」、「神威」、「義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的「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了。

「儒稱圣，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詹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謂蕩乎難名。」

以上這幅清代關廟中的對聯頗能概括關羽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巨大影響。

至今海內外華人，仍然有關老爺、關帝君、武圣人、關帝公、關圣、恩主公、帝祖公等敬稱。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對于審視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心理很有意義。這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倫理、哲學、民俗一起相互作用，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關公崇拜實際上隱藏著的是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建構過程。

現在，就讓我們進入關公文化的多彩世界。

《三國演義》中的關羽

關羽成神究竟是受到《三國演義》傳播的影響，還是相反？從現在發現的歷史資料看來，從唐宋到元明清，都是關公成神的傳說早于三國故事的流傳。正因如此，歷代三國小說、戲曲中才會出現很多圍繞關公的虛構故事和人物。一般認為，小說《三國演義》以及三國戲劇的流行，是形成后世關公崇拜的主要原因。但如仔細排比史實，會發現因果恰恰相反：每次社會上的關公崇拜升溫，都會帶來小說和戲劇的新一輪流行和演變。《三國志演義》一向有「七實三虛」之說，在《三國演義》中虛構增益最多其中一個人物，也許便是關羽的事跡吧。

關羽后來獲追謚為壯繆侯，由關羽之子關興繼承他的爵位。關興字安國，年紀輕輕就有美名，丞相諸葛亮非常器重關興的才干，年僅弱冠便當上侍中、中監軍的官，但可惜的是過沒幾年就死掉，由關興的兒子關統繼承爵位，關統尚公主（也是就做了劉禪的駙馬），官做到虎賁中郎將。關統死了之后沒有兒子繼承，遂找了關興的庶子關彝繼承。

《三國志．關羽張飛傳》評言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并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的確這些說法在《三國志》里屢見不鮮，在《魏書》、《吳書》的傳記里，一再出現關羽是「萬人敵」、「熊虎將」，或者「勇冠三軍」、「勇而有義」等等贊詞。很多人會認為這已經是史家定論，但是對于關羽、張飛的負面評價，后人并不認同。清代即有人為關帝廟題對聯說：

「史官擬議曰『矜』，誤矣！視吳魏諸人，原如無物；

后世尊崇為帝，敢乎？論《春秋》大義，還是漢臣。──王午山題山東臨淄孫家店關王廟」

又有人題聯說

「平生為昭烈帝誓殄國仇，雖傲矜亦義勇所在；今日與文宣王抗衡廟食，是豪杰可圣賢之徵。──梁卓濤題長沙廣福庵關帝神座」

明確提出對于陳壽定評的駁難。到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時候，乾隆皇帝特諭更改劉禪封贈關羽的「壯繆侯」謚號為「忠義侯」，嚴厲指責陳壽修史「不公」，并把自己的理解加于《三國志》，宣諭「傳信萬世」：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忠節凜然。乃史書所謚，并非嘉名。陳壽于蜀漢有嫌，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為公？從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獨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該為『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慮難以更易。著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本，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并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可見后世對于關羽的評價，有過一段「正反合」的曲折過程。實際上在《三國志》記敘本身，關羽形象就具有非常崇高的人格特質，這是一種內塑的天性，而非因外在風氣所導致。

關公崇拜之形成 荊州民間崇信

楚地自古崇尚巫風，王逸《九歌序》稱：「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漢書．地理志》亦載楚人「信巫鬼，重淫祠」的說法。《后漢書．西南夷傳》則謂「俗好巫鬼禁忌」。直至隋代，其習猶故。《隋書．地理志》載「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為此也。」荊州是關羽一生事業的頂點，也是他功敗垂成之地。總的說來，整個三國時期，江陵城并沒有經歷多少戰爭的摧殘。但是到了南北朝的時候情況就不同了，荊州由于控制長江下游的戰略地位，自然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所以戰事頻繁。南方想占領江陵，像關羽一樣作為北伐基地；北方占領江陵，則想仿照西晉平吳，鉗制長江中游，然后順江而下，「王浚樓臺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按：唐人劉禹錫詩句）正在這個時期，江陵城內出現了一位十分靈驗的「城隍神」。「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于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佑。」（《北齊書．慕容儼傳》）「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北齊書．陸法和傳》）有理由認為，這位城隍神便是曾經修筑堅固江陵城的關羽。現存最早的唐代關羽祠碑文就說：「昔陸法和假神以虞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實，安可誣也。」（董侹《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而較有說服力的證據，是2005年在荊州城隍廟遺址出土的陶制關羽神像，這也是現今發現最早的一尊關羽神像。因此關公有可能就是那一時代荊州的城隍神。

唐代詩人劉禹錫《自江陵沿流道公》言：「行到南朝征戰地，古來名將盡為神。」由于荊州扼守長江中游要道，既可北上襄樊，直達中原；又能東去江漢，順流江淮，在荊州成神的關公神跡及形象，也會順著這條東西南北的通途大道，傳播到四方的。

大體而言，關公信仰的中心地區經過了四次大范圍的轉移：第一次是隋唐時以玉泉寺為中心的荊楚地區；第二次是北宋以解州為中心的山陜河洛地區；第三次是元明清以京師為中心的華北地區；第四次是明代中葉以「抗倭」為標志的江浙閩廣地區。這幾次轉移幾乎覆蓋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主要地帶，并以此為起點走向全國，又隨華人遷徙面向世界。

佛教與關公崇拜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一位高僧出現在湖北玉泉山中的小石窟中，他是因為佛教勢力還沒有在荊、湖一帶發生應有影響，特地到這里來捐募建廟的。這位高僧就是被稱為「天臺大師」的智顗。這一年他56歲。一年以后，即在此地開講說法，信眾如云，儼然伽藍精舍，并且與潤州棲霞寺、臺州國清寺和靈巖千佛殿并稱「天下四絕」了。

智顗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奇僧。他俗姓陳，華容人，先世為梁朝顯宦。自幼習儒習道，后轉入佛門，陳宣帝及隋晉王楊廣（后為隋煬帝）都禮之為國師。他創立的「天臺宗」被陳寅恪認為是「佛教宗派中道教意義最富之一宗也」。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一方碑刻認定就是他做了個夢，才使關公父子識得前衍，皈依佛門，并為創建玉泉寺出力的。后來還有禪宗北派六祖神秀（公元606─706年）來到玉泉山創建道場，欲毀一祠，又夢見關公「提刀躍馬，于云霧之中往來馳驟」，具言前事。神秀遂欣然以關公作為護法伽藍。至今玉泉山猶立有明萬歷年間碑刻「關云長顯圣處」，和清代嘉慶年間的「最先顯圣之處」證實著這段佛門因果。而且至遲從唐代開始，玉泉寺就有關羽祠。這可視作關公信仰的發端。

天臺宗和禪宗的相繼出現，意味著佛教中國化的開始。從這個意義上看，佛教最初記述中的「關公信仰」，也是其本土化進程中的一個插曲。弘治本《三國志演義》卷之六中曾出現過一位在汜水鎮國寺和關羽敘過鄉情，聲言「貧僧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后又在玉泉山結茅，因應關羽「還我頭來」的痛苦呼喊，而以一句「顏良安在」喝破前孽的「普凈」，其實就是這個佛教故事的演義版。

道教與關公崇拜

中國早有「黃帝戰蚩尤」的傳說，這是關乎遠古時期中原兩大部族戰爭，決定中華民族最初走向的一項歷史大事件。由于當時沒有文字記述，所以長期以口傳形式存在于神話之中。先秦載入各種典籍，已出現多重歧義，以致歷代分證，代有異說。

「關羽斬蚩尤」就是依附「黃帝戰蚩尤」傳說而來的。實際上與道教派別慣于「托祖」以自高門楣，自我作古的習俗有關，其間還涉及到北宋政治財政等一系列問題。

目前最早記述這個故事的，是被視為《水滸傳》祖本，成書于宋元年間的《大宋宣和遺事》元集，大略為北宋崇寧五年夏天，山西解州鹽池有蛟作祟，「布氣十余里，人畜在氣中者，輒皆嚼嚙，傷人甚眾。」皇帝請第三十二代天師張繼先平息，很快成功。宋徽宗撫勞其功，張天師說是蚩尤作亂，是請來兩位神將出力的。「一神絳衣金甲，青刀美須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將關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迄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為視秩大夫，虛靖真人。」這部分解釋了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宣和五年正月乙卯，禮部奏請侯封。敕封義勇武安王，令從祀武成王廟。」元明清歷代續有記述，但年代、人物顯有不同。

金人侵宋，強索解州池鹽。南宋只有靠海鹽繼續維持財政。但是解鹽「不勞人力，自然生成」的神奇，以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厚，其靈異畢竟是南渡將吏不能忘懷的，因此「關公斬蚩尤」神話應該是南宋失去了這塊聚寶盆以后，道教對于解州池鹽支撐國家財政的宗教想象。而正一派張天師所以推出并且不斷擴展這個神話，一來是正一派宋代以來地位不斷提升，二來是張天師一系素來與鹽利有關，三來是張天師已然托祖黃帝，所以樂于承襲黃帝神話的余緒。

金元以后，全真道和其他道教派系也陸續接受了關公神話及其靈跡，如全真道曾以關羽為四元帥（或四天將）之一，至今武當山道觀猶與馬、趙、溫同塑一堂。元代蒙古大汗封敕關公的徽號也帶有明顯的道教色彩，如至順二年（1331年）封為「齊天護國大將軍、檢校尚書、守管淮南節度使，兼山東、河北四門關招討使，兼提調諸宮神剎、無分地處檢校官、中書門下平章政事、開府儀同三司、駕前都統軍、無佞侯、壯穆義勇武安英濟王、護國崇寧真君。」并且開始出現托名關公的道經，如《道藏》收輯的《太上大圣朗靈上將護國關王妙經》中，則稱關公為：

「大圣馘魔糾察三界鬼神刑憲都提轄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氣七階降龍伏虎大將軍，崇寧真君雷霆行符伐惡招討大使、三十六雷總管酆都行臺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獄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總兵馬招兵大使、統天御地誅神殺鬼大元帥。」

顯然大大提高了關公的神權，道教亦借此增加其影響力。也為日后關公被明代封敕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關圣帝君」，以至近世臺灣傳出關公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的說法奠定了基礎。

忠義神勇之傳播

在《三國志》中，關羽、張飛曾被魏、吳雙方稱為「萬人之敵」、「熊虎之將」，已經是一流美譽。「白馬」之戰中，關羽「望見（顏）良麾蓋，即策馬刺良于萬人之中，斬其首還，（袁）紹將莫能當者。」尤其是都督荊州，相機北伐，殺龐德、擒于禁、「梁、陜、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鋒。」離諸葛亮《隆中對》提出的「恢復中原」戰略總目標只有咫尺之遙。尤其是「威震華夏」一語，為中國歷代著史者僅有之頌詞，尤其使后人心儀。故魏晉南北朝之武將，莫不以關、張自勵。關羽既能夠沖鋒陷陣摧敵，又能夠「守經從權」，委曲求全，隨即千里投劉；既能節制一方，忠心衛疆，執行「北伐中原」的戰略意圖，又能夠舍生取義，從容就死。所以被后人奉為「忠義仁勇」的典范。

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禮儀使顏真卿奏請武成王配祀增加關羽等，共64人。這時關羽已正式列入儒家祀典。宋代開寶、慶歷年間，兩次將關羽等人列入武成王配祀中。

隨著佛道兩教爭相神話關羽，儒家尤其是理學出于「神道設教」的政治設計，也開創出一整套國家體制下的儒家祠廟祭祀制度，并且開始用儒學系統闡釋關羽精神，他們以關羽「興復漢室」作為「《春秋》大一統」理念的標志，以「尊劉貶曹」為「正統史觀」的涇渭，以「寧死不屈」作為「忠節相尚」的象征。隨著理學在元明清時代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關羽形象也愈加完美了。

通俗文藝的傳播

蘇軾《東坡志林．懷古》說：「王彭嘗曰：……『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這是蘇東坡青年時任鳳翔簽判時，聽長期在西夏前線擔任軍職的北宋勛舊王彭介紹的情況，這個現象應當出現在已經奉關公為「軍神」的宋軍駐西夏前線地帶。首都汴梁，亦有「說話」，其中有「說三分」一科，且有專擅之藝人。據南渡之初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回憶「崇（寧）、（大）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時，曾說其中有一個藝人霍四究就是以「說三分」見長的。

從南宋開始，「說話」伎藝有了新的發展，原因一方面是宋高宗退位以后喜歡聽書，「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平話」亦同「評話」，也就是在講述故事人物時，不時插進點評，或屬插科打諢的調笑，或屬因果報應的勾連，或屬道德是非的評判，其事倒不必符合史實。從北宋例以節慶賽會，里巷小兒，臨時聚聽的短篇說話為主，到南宋臨安已經出現了數天、十數天到數十天的連續長篇講史，逐漸發展成為「平話」。今存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福建建安虞氏刻本《全相三國志平話》，就是一個例證。全書基本故事不完全符合史書記載，但和元雜劇中的三國戲大致相同，如張飛見黃巾，史書不載，而與雜劇《張翼德大破杏林莊》情節相同。其中對于關公文字描繪較少，但若細看，會發現關公故事的許多關鍵所以簡略，主要是留待說書人現場發揮。可以說，《三國志平話》的長篇結構和人物形象，已經為后來的《三國志演義》奠定了基礎。

現存最早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版本序成于嘉靖壬午（1522年）。該書特色是依照理學的「尊劉貶曹」的歷史價值觀，盡量汰除于史無據之說，而于符合理學觀念的虛構情節則不但予以保留，而且大加增益。比如關云長的「土屯約三事，降漢不降曹」，「護送二嫂，過五關斬六將」，甚至大義歸天后受神僧點化成神的情節，都作了充分發揮，關公形象也因之大大豐滿起來。魯迅評價說「……惟于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

毫不夸張地說，正是由于《三國志通俗演義》及其續后版本，包括明清許多種文人名士評點本的出現和流行，才使三國故事得以大流傳，而其中著力歌頌的關公形象，也因之泛化為受到不同地域、民族，各種社會階層普遍崇信的「忠義」之神。

三國故事改編成戲曲在舞臺上演出最早可追溯到隋代。唐玄宗李隆基始創梨園，三國故事的劇碼更加增多。金元是中國戲劇的第一個高峰期，現存劇碼中三國戲占據顯著地位，其中關公戲目非常突出，最著名的有關漢卿《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鄭光祖《虎牢關三英戰呂布》等。

明、清時代對關羽不斷地加官晉爵，關羽戲愈編愈多，稱謂也隨之而改稱關圣、關帝了。乾隆時期特命莊親王、張照等人系統地輯錄和整理了供內廷演出的三國聯合大戲《鼎峙春秋》共239出，其中關羽戲占了很大的比重，情節大部分來自《三國演義》。清代京劇起初劇碼中就有155出三國戲，而以關羽為主角的則占到五分之一，并逐步形成了以飾演關羽為主的「紅生」行當。清末，四大徽班之一的三慶班班主程長庚與盧勝奎等人，參考《鼎峙春秋》等劇碼，編演了從《馬跳檀溪》至《取南郡》的36出聯臺本三國戲。可以說，戲曲亦推動了關羽的忠義及神勇形象，是關羽崇拜更趨普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帝王尊崇備至

關羽何時進入后世官方視野，并且累代崇封，逐漸攀升至護國佑民神祇的？其實經歷過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

最早敕封關羽，不過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為武成王。安史之亂以后，為了激勵武將士氣，唐德宗接受顏真卿的建議，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為武成王廟增祀64員名將，其中劉蜀關羽、張飛都被列入其中。但不久以后（公元786年）就有丞相建議，姜尚祠廟只留張良陪祀，撤出其他將領。

宋朝開國時重訂祀典，趙匡胤提出「取功業始終無瑕者」的完美標準，將關羽、張飛等22將黜出廟堂。但在范仲淹慶歷新政（1043年）為了振奮軍心士氣，就恢復了原來的配祀。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封關羽為忠惠公；大觀二年（1108年）進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義勇武安王，從祀武王廟」，已較其他諸將侯伯之爵優渥。隨著金兵南下，關羽作為鼓勵將士英勇奮戰的榜樣力量受到重視，南宋朝廷一再為關羽加封徽號，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當陽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此為宋代對于歷代功臣烈士之最高封爵，亦為現存以關羽為祈雨神祇的最初記載。

金、元承襲了義勇武安王的封號，逕直稱為「關大王」。天歷元年（1329年）「加封漢關羽為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遣使祀其廟。」

明初朱元璋命關羽祠廟重新恢復「壽亭侯祠」。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廟于南京雞鳴山，列入祀典。嘉靖年間恢復「義勇武安王」爵號。

萬歷十八年（1590年）潘季馴治漕河，封高家堰關廟主神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此為封關羽帝號之始。從此大運河沿途競相建立關廟，以祈保人流物轉之平安。此為后世關羽司職財神重要緣由之一。二十二年（1595年）敕解州關廟神主稱帝，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關廟之神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此為天下關廟俱可稱帝之始。自此關羽成為無上尊神。

清兵入關以前，滿洲朝廷已經開始崇敬關公。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新賓縣）內城南門修建關帝廟，是后金國初七大廟之一。皇太極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陽為京城，即敕建關廟，賜額「義高千古」。

雍正三年（1725年）頒詔比隆孔子儀典，「追封關帝三代俱為公爵，牌位止書追封爵號，不著名氏。于京師白馬關帝廟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陽縣冢廟，并各省府州縣擇廟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此為關羽列入符合儒家規范之國家祭祀主神，護國佑民的開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頒詔「所有《（三國）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咸豐四年（1854年）頒詔更定關廟祭禮，與祭孔規格全然相同。

又清代自順治開始，歷代皇帝對于關公屢有崇封，光緒時達到22字：「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佑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圣大帝」，為歷朝人臣之最。

此外，清廷坤寧宮還特別保留有滿洲原始信仰「堂子祭」，朝祀釋伽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關圣帝君等。每年正月初二回神，每月初一，四月初八佛誕日，三、九月馬祭、四季獻神及薩滿特有的殺豬供祭卜吉，求佛柳祭等場合，均有對「三軍之帥關圣帝君」的禱告奉獻，非常虔敬。這個風習在有清一代宮廷里貫穿始終。滿人民間家祭所供三神位，亦有關公，可知崇祀之深。

神話傳說的增多

關羽傳說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源于佛教中國化，公元六世紀（陳、隋之際）天臺宗為在荊楚地區傳播佛教，借用關羽顯靈，幫助修建玉泉寺，并且愿為佛教護法，成為「伽藍神」。第二階段是公元11世紀北宋關羽成為軍隊護佑之神，傳說能夠率領陰兵為宋軍助陣，幫助他們獲得勝利，這也是依托佛教戰神毗沙門天王的神話傳說轉化而成的。第三階段是公元13世紀宋元道教「關公戰蚩尤」的神話，使他成為道教尊神。第四個階段則是明清以后各地民間不斷涌現「關公顯靈」傳說，扶危濟困，懲惡揚善，無所不能，以至康熙朝已編輯《關帝圣跡圖志》，廣泛宣揚關公對于社會各個階層的護佑傳說。從中可反映了關羽崇拜之形成與神話傳說增多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在《三國志》本傳中關羽死后說道：「……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但裴松之注引《蜀記》言：「龐德子會，隨鐘（會）、鄧（艾）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也就是說他家曾被滅族，不可能有后人。

但是至遲在盛唐以前，即有自稱關羽后裔者。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洛陽出土的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東）人《關楚征墓志》，開首即言：「昔三國時蜀有名將曰羽，即公之族系。曾祖元敏，祖玄信，父思渾，并代推雄望，蔚為領袖。」洛陽《千唐志齋》收藏有五代李克用親家關夫人碑志中，也言「其先春秋時未詳所出，蜀將鎮國大將軍、荊州都督羽之后也。因徙隴西，乃郡焉。遠則龍逢（按：原文本有誤，「逄」才是正字）逆鱗，次則云長戰勇，其后代生俊哲，世不乏賢。」可知確有一支自認關公后裔之族存在，并把關公遠祖推衍到夏桀時代的忠臣關龍逄。明清全國敬祀關公以后，萬歷、雍正陸續命解州、許昌、荊州、當陽、洛陽等地官員就地尋訪關氏后裔，仿照曲阜孔子后人襲封之例，世襲五經博士，奉祀當地關帝廟香火。關氏后裔開始隨遷徙擴散至全國、海外。至于關公后裔的傳說并非較晚期，而是盛唐期間出現的。《三國志·關羽傳》已述明關羽是與其長子關平同時遇難的，但后世傳說中，卻為他增添了不同的兒子。

關索

宋代出現了關索。有武將、盜寇和江湖藝人紛紛以「關索」為綽號，如「病關索」楊雄之類。但是沒有材料證明這個關索與三國關羽有關。元明以后開始融入關羽故事，最重要的證據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一座明代墓葬里出土了一批成化年間北京刊刻的詞話，其中有《花關索出身傳》、《花關索認父傳》、《花關索下西川傳》、《花關索貶云南傳》完整描述劉關張桃園結義時曾約定關、張互殺家小以絕后患。張飛出于同情放走關家婦孺。長子關平隨軍征戰，懷孕的關夫人回娘家產下一子，后以其師、父及收養老人之姓各取一字，名曰「花關索」。長大后萬里尋親認父，并親為關公報仇。所述不但于史無據，且與三國小說無關。至今云南、貴州仍有以關索命名的地名，而云貴及安徽、江西等地還有花關索儺戲演出，可見它的影響深遠。

關岳轉世

明代萬歷年間關公尊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以后，道教將其原來職司的「三界馘魔元帥」改由岳飛擔當，佛教則以尉遲恭代他為護法伽藍。同時也就出現了「關岳轉世」一類傳說。凌星卿著有雜劇《關岳交代》南北四折，并言：「關壯繆、岳武穆生平大略相類；但謂其一為天尊，一為天將，交代如人間常儀，則見屬俚鄙。惟勘（秦）檜、（萬俟）禼一案，或可步《曇花》后塵。」《古今小說》之《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提供了另一種說法，以關羽為項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與樊噲托生之張飛「二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與劉備桃園結義，共立基業。」轉而民間傳說又有張飛第一次轉姓為唐代張巡，力拒安祿山不屈而死；第二次轉名為宋代岳飛，英勇抗金被陷而死。

拜關公為何事

陳壽所著《三國志·關羽傳》不過900多字，即使加上裴松之注也才2000多字，但卻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他從「亡命走涿郡」開始的人生豐富多彩，主要是與劉備、張飛從青年貧賤之交的「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關、張）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到長期轉戰流離，奔波分合，再到三分天下時的「有福共用」，再到后來戰敗后同心合志、托孤寄命、臨難盡節的情誼。何況其「義」主旨并非一己之富貴榮華，而是正大光明的「興復漢室」呢？

中國社會向為多元神祇，無論佛、道兩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間地域、行業信仰，都頗龐雜。惟有關公能夠跨越三教，覆蓋全社會，普及城鄉，漸至四裔海外。千余年來，關公信仰漸次成為深宮秘祀，文士趨奉；將士誠禱，農家祈求；商界虔敬，行業崇拜；警方護佑，江湖尊神。這與天后崇拜具有明顯的地域與行業性質頗有不同。而門神護家，財神佑寶，都體現著關公信仰深入普通民眾的特殊性質。以下逐一分說有關內容。

崇拜習俗

隨著多年「移風易俗」，關公信仰的深刻涵義也逐漸遠離。尤其是在國內，商家和民間供奉，多取其「保佑發財」，故其造像也變成一手持刀，一手捧著金元寶了。

《西游記》說，唐太宗時代開始以秦瓊和尉遲恭護衛門庭，遂圖像以做門神，避邪驅兇，家宅平安。實際上以關公作為門神的情況并不多見，因為后世關公地位已很崇高了。

將天地神靈祖宗供奉一堂，這是中國民間比較普遍的習俗。如將「關圣帝君」、文武財神、觀音大士與神農、灶王、十二時辰、孔子以及自家王氏先祖雜祀一堂的景象。

善信奉祀關公，除焚香禮拜，致敬輸誠之外，抽簽問卜亦是重要途徑。世傳「關帝靈簽」即為通神之主要媒體。此風習其實源出北京，由來已久。清代號為「通儒」的紀昀說：

「神祠率有簽，而莫靈于關帝；關帝之簽，莫靈于正陽門側之祠。蓋一歲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黃昏，搖筒者恒瑯瑯然。一筒不給，置數筒焉。雜沓紛紜，倏忽萬狀，非惟無暇于檢核，亦并不容于思議。雖千手千目，亦不能遍應也。然所得之簽，皆驗如面語，是何故歟？」可知影響之大。現代學者容肇祖認為：簽卜本由《易》占而來。《易》的爻辭固定，利用文字以解釋卦兆。到了后來，解兆的重心也逐漸移到文字上，由《周易》而《象》、《彖》，占卜的意義愈向哲學化演進。簽卜不只有簽詩文句，還有簽格、圣意、東坡解、碧仙語、解曰、釋義、占驗等，或歷史典故，或以三言、四言簡釋吉兇，指導人生行事，含有規勸意義，這與「哲學化」的功能是十分類似的。

現存《關帝靈簽》100只，分甲乙兩種不同簽題，此外史料記述還有若干內容不同的《關帝簽》，流行不廣。早期簽文只有七言簽詩及「解曰」（或言「東坡解」），后來版本則添飾了簽題及「碧仙注」等。

《關帝靈簽》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南宋莆田人傅燁所著《江東靈王簽》。有充分證據表明，約在明代嘉靖年間由蘇州傳播到京師關王廟，隨亦改稱為《關帝靈簽》。此后又隨科舉士人、赴任官員及商賈行販，遷徙僑居的行蹤所至，漸次播及全國，以至海外。

關公既有護法的角色，同時亦為武財神，在香港及國內不少食肆、商店都會供奉關帝，希望利其財運。關公信仰由于跨越了佛道儒三家，普及到民眾底層，深入家居和日常生活，因而也超越了三教原有的禁忌。至于因佛以結緣，奉道以尊神，崇儒以稱圣的各種善信，亦能各守自家禁忌，各隨其便。關公崇拜與傳統崇拜

關羽的武勇，被譽為 「漢以后稱勇者，必推關、張。」《三國志·魏書》中即屢有「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則不可犯也。」《吳書》也稱「關羽、張飛熊虎之將。」晉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將無不以關羽、張飛自比，以為「關、張之流，萬人之敵。」清代史學家趙翼指出：「以上皆見于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唐人詩歌也吟詠 「關、張敵萬夫」，「漢將小衛、霍，蜀將凌關、張。」可知關、張始終以武勇敢敵，為人敬重。

但關羽的地位卻較張飛為高，至明清時他被尊為「武圣」或「山西夫子」，已與官方尊孔子為「文圣」、「山東夫子」崇高地位分庭抗禮，而民間信仰則尤過之。他由三國時期的「敗軍之將」取代姜尚成為「武圣」的漫長過程，反映出中華民族從「尚謀略」到「崇忠義」道德倫理觀念的變遷。在中國名目繁多的各種本土神祇中，唯有關公信仰圓融了佛道儒三教，并覆蓋了社會全部階層，成為傳統倫理道德最大的價值符號。

關公崇拜與中國文化 忠

首先說「忠」。「忠」是儒家一個重要的理念，曾參對孔子的思想作的簡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談「忠」，也只說「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為「忠」，并未涉及「效忠」的問題。當李世民以高穎、諸葛亮為榜樣，開導群臣「若如此，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的時候，魏徵就對唐太宗訴說過「難當忠臣」的肺腑之言，道盡了初唐「忠臣」的尷尬處境：

「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

「忠節」標立，經過唐宋古文運動和理學的闡發，逐漸成為「五倫」之一。司馬光在痛斥馮道時嘗言：

「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井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

元雜劇里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觀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妝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葉》三）而關羽故事中的「義不降曹」、「辭曹歸漢」，以至敗走麥城，舍身全忠，也都成為后世臣僚的好教材。

義

「義」是中國倫理最富于連結性的概念，諸如「忠義」、「孝義」、「節義」、「恩義」、「情義」、「仁義」等等。但「義」字究為何解，前人說法不一。西漢董仲舒從文字學角度說「以仁待人，以義治我」，唐代韓愈曾說「行而宜之謂之義」。其實從社會學角度講，宋代以后影響最大的卻是「結義」，也就是「約為兄弟」。這是突破漢儒血緣宗親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關羽主要是作為「義神」，得到朝野社會各個階層普遍尊崇。美國人魯爾曼（Prof.Robert Ruhlmann）在《中國通俗小說與戲劇中的傳統英雄人物》一文中專章論述了關羽，在談到《三國志演義》時，也抓住「義」字發表意見說：

「若把這部小說與傳統文人如蘇洵、蘇軾、李贄、鐘惺、王夫之關于三國的史論相比較，歷史編纂學與該小說的對比則更加明顯。例如，關于『義』的問題，上述文人寫的史論評判三國人物時，按其是否堅持或背離正義這一標準來衡量。在小說中，義的問題也經常出現，現代版本中幾乎每隔五頁就出現一次。然而，與前者的區別在于小說作者對用絕對的義的標準來評判人物并不感興趣。他所關心的是對照性地探討義的各種含意。要證實上述論點，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小說中出現的由義這個字組成的不同的合成詞，如『大義』、『忠義』、『小義』等所形成的組詞方式來找到證據。那么，從這種意義上講，『演義』這一術語，從慣例上講用于文章題目，意思是『意義的解釋』；而出現在該小說的題目中則有不同的理解，意思是窮盡道德準則的各種不同含義。」

清初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稱贊關公為「義絕」，也就是詮釋「義」的活字典。他認為關公「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若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義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汴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藉白眼傲物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第一奇人。」

《三國演義》所以不厭其煩地為關羽添加了「土屯約三事」、「降漢不降曹」、「夜讀《春秋》」、「千里走單騎」、「威鎮荊州」、「大義歸天」等系列情節，其實就是瞄著這幾句話演繹的。而劉、關、張的「恩若兄弟」，「不避艱險」，到長期轉戰流離，直到三分天下時的「有福共用」，再到相繼殉義的「有難同當」，其中體現出生死與共的情誼。所以后儒為之杜撰出「桃園三結義」的情節，并在他們的盟誓中注入「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經世關懷，并以此作為異姓結義，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在中華民族中發揮出持續、廣泛的普世影響。

第三篇：關公文化

淺談關公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摘要：關公是歷史上的名將、文學藝術的典型和神明的三者復合體。關公崇拜最早體現為亞文化的接受形態，集中表現為社會中弱勢群體對于強悍的英雄主義的需求和依賴。關公文化的起源與發展，與中國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遷有著緊密的聯系。關羽報國以忠，待人以義，處世以仁，作戰以勇，他身上綜合了忠勇仁義的精神，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和人們的需要，關羽逐步被神化，成為一種新形象——關公。關公具備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利益要求，因此他成為了跨時空、跨地域和跨行業人們的一種共同信仰。關公形象的符號化和影響力貫穿古今，在中國社會中產生了豐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關鍵詞：關公文化，關羽，關公崇拜，信仰，歷史

關羽是歷史上的名將、文學藝術典型和神的三者復合體。報國以忠，待人以義，處世以仁，作戰以勇。一千多年來，關羽的參天大義、貫日精忠及護佑生民的傳說故事盛傳不衰，直到現代社會，關羽仍舊被人們當成神明一般供奉。關公的崇拜現象不僅盛行于中國，還傳播至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海外地區。

關公文化的涵義是什么？它是如何產生并發展的？關公崇拜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如何？本文將會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關公文化的內涵

關公文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精神層面，即凝聚在關羽身上而為萬世共仰的忠、義、信、智、仁、勇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其崇拜關公的社會心理，以及關公的典籍和著作、神話與傳說等。二是物質層面，即紀念、祭祀關公的廟宇、塑像、陵墓、碑刻、匾額等。前者是關公文化的神，后者是形。形中有神，形神統一，構成了既深刻又生動的完整的關公文化形態。

（一）歷史名將關羽

關羽，字云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今山西臨猗西南）人。他與張飛同劉備一道起事，協助劉備建立基業，后鎮守荊州，為東吳所殺。西晉史學家陳壽撰《三國志》為其立傳，著重記載了他的忠義和勇烈。《三國志·關羽傳》加上裴松之注只有2000多字，但卻給后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在《三國志》中，關羽、張飛曾被魏、吳雙方稱為“萬人之敵”、“熊虎之將”。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鋒。故魏晉南北朝的武將們，都以關羽、張飛自勵。

（二）關羽的忠義仁勇

1．忠

“忠”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理念，曾參對孔子的思想作的簡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禮記．曾子大孝》也曾說道：“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為忠。

元雜劇里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觀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妝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葉》三）就忠而言，他與劉備“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難”。而關羽故事中的“義不降曹”、“辭曹歸漢”，以至敗走麥城，舍身全忠，也都成為后世所稱頌。

2．義

“義”是中國倫理中包含極為廣泛的概念，諸如忠義、孝義、節義、恩義、情義、仁義等等。從社會學角度講，宋代以后影響最大的是“結義”，也就是兄弟之間的“義”。這是突破漢儒血緣宗親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關羽主要是作為“義神”，得到朝野社會各個階層普遍尊崇。

關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著“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這一誓言，使“義”的表現異常豐富和生動。在清初《三國志演義》的評語中，關公已被崇譽為集儒雅、英靈、神威、義重于一身的重義之人。

許田射獵時企圖除掉曹操，表現出對漢室的忠義；掛印封金，千里走單騎，表現出對舊主的忠義；因黃忠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黃忠，表現出濟困扶危的俠義；華容道上釋放曹操，既表現出知恩必報的仁義，又表現出不乘人之危的俠義；秉燭達旦立于戶外，則表現出對嫂夫人的禮義，對劉備的忠義和對兄弟的情義；至于他與劉備、張飛的情義，可謂“財賄不動其心，爵祿不移其志”，善始善終，表里如一，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為古往今來朋友兄弟之誼的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

關羽的這些義舉，反映著社會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要求，涉及到社會倫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有些本來不容易統一的東西卻神話般地在關羽身上得到了統一，這就有可能使關羽超越階級、階層、集團的某些限制而成為全社會崇拜的人物。

3．仁

仁，是關公文化的又一內容，也是中國倫理學中最重要的范疇，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所謂仁，即愛人。《論語》中寫道：“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有仁愛、仁慈、仁厚、仁道、仁義等含義。其基本含義是指愛人之心。

關羽熟讀《春秋》，深諳儒家精義，并身體力行，實踐了仁的精神。他不僅勇武絕倫，而且寬厚仁慈。《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記述和描繪了關公平生無數 2 的仁義之舉，如他善待卒伍，義釋貂蟬，在曹營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淚，等等。

《三國志·吳主傳》記載，曹操在赤壁大戰中，大敗于蜀吳聯軍，戰船被燒，“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倉皇逃竄至華容道時，“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傷者甚眾”。真是狼狽不堪。曹操動之以情，關公已產生惻隱之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一發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長回身時??大喝一聲，眾軍皆下馬，哭拜于地，云長愈加不忍”，于是“長嘆一聲，并皆放去”。關公這種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義，因這已不是對主、對兄、對友的仁，而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對敵的仁。正如曹操的謀臣程昱所言：“云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救之，仁義播于天下。”正是這番話，促使曹操在華容道以舊情打動了關公，從而脫險。華容釋曹最突出地表現了關公的仁義之心。這種為了拯救他人，而寧愿犧牲自己的舍己為人之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觀看來，無疑是一種十分高尚的“殺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華容釋曹一事被人們看做是表現關公大仁大義的壯舉，千百年來受到稱頌。

另一方面，關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關公被儒家稱為“圣人”，與孔子齊名，在儒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中國，經過世世代代的宣揚，關公就演變成為人們理想中的仁義典范，又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內容。

4．勇

關羽的一生也以勇猛和武藝高強著稱，故兵家對其推祟備至。關羽早年于萬眾之中斬顏良首級；受箭傷后，刮骨療毒，流血盈盤，而能“割炙欽酒，言笑自若”；晚年水淹于禁七軍，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以避其銳”。

統帥領兵治軍，將校率卒打仗，凡爭戰之事，都希望自己的將校兵卒武藝高強，英勇頑強，關羽便被樹為榜樣而尊為武圣。關羽的武勇，被世人稱頌至今。《三國志·魏書》中即屢有“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則不可犯也。”《吳書》也稱“關羽、張飛熊虎之將。”晉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將無不以關羽、張飛自比，以為“關、張之流，萬人之敵。”清代史學家趙翼指出：“以上皆見于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可知關、張始終以武勇敢敵，為人敬重。

正因為關羽身上綜合有忠勇仁義的精神，具備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利益要 3 求，所以他才能跨地域、行業成為人們共同的一種信仰。中國社會向為多元神祇，無論佛、道兩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間地域、行業信仰，都頗龐雜。惟有關公能夠跨越三教，覆蓋全社會，普及城鄉，漸至四裔海外。千余年來，關公信仰漸次成為深宮秘祀，文士趨奉；將士誠禱，農家祈求；商界虔敬，行業崇拜；警方護佑，江湖尊神。這與天后崇拜具有明顯的地域與行業性質頗有不同。而門神護家，財神佑寶，都體現著關公信仰深入普通民眾的特殊性質。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關公文化的推動作用

（一）關公文化與儒家思想

孔夫子生活在春秋時期，是篡弒僭越頻繁發生的時期。孔夫子通過刪訂《春秋》，對那些“亂臣賊子”進行了口誅筆伐。積極鼓吹對上要“忠”。關羽生活在東漢后期，自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正像諸葛亮《出師表》和李密《陳情表》所表現出的那種忠孝思想，可以稱之為一個時代的代表思想。

關羽熟讀《春秋經》，做事處世完全實踐了儒家學說。黃巾起義之后，東漢政權形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蔑匠出身的劉備，是漢朝中山靖王劉勝的后裔，他企圖效法光武帝中興漢室。關羽與劉備結為義兄弟，視他為漢室舊臣。漢室衰微，孫權占據江東，劃地稱王。依照儒教經典實屬僭越行為，是不盡臣節的表現。關羽十分輕視這樣的人物。當孫權派人與關羽約為兒女婚姻時，他斷然拒絕了他。這種行為表現，實際在實踐儒家的思想。孔子、孟子著書立說，宣傳自己的哲學思想，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屬于言教。關羽雖然不著書立傳，卻用自己的行協實踐儒家的思想，這屬于身教。

儒家學說，在唐宋之際，逐漸由一個學派而演變成一種宗教。儒教奉孔丘為教主，以四書五經為主要經典，以忠孝節義為主要教義，以三綱五常為主要誡律。因為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而被儒教徒奉為圣人。戰國時期孟子對儒家學說作了重要貢獻，而被儒教徒尊為亞圣。關羽是一名武將，沒有學術著作，而他用自己杰出的行為實踐了儒教教義，被儒教徒尊為關圣。千余年來，儒教徒根據本時代的精神需要，對儒家學說不斷作出新的闡釋。同時把關羽的形象塑得越來越高大。對關羽的封謚，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甚至與教主并駕齊驅，稱為文圣二圣，列入國家祀典。

（二）關公文化與佛教

佛教是產生于古印度的一種宗教，對社會與人生有著獨特的觀察與思辯方式。佛教于西漢末年傳入中國，當時被看作是方術的一種。佛教傳入中國時，已經在印度流行了幾百年，形成許多宗派。傳入中國并不是按宗派源流次第進行，而是大小乘同時擁入。雖然皆自稱本經為釋迦牟尼親口所說，但又相互矛 4 盾。智凱擔出五時八教的判教，既融合了各宗派的教義之爭，又將自奉的《法華經》定為佛教最后所說的經，抬高了本宗派的地位，這是智能凱對本派、也是對佛教的一大貢獻。南陳光大年間，智凱游歷期間，在當陽玉泉山遙見山色如蘭，上有紫云如蓋，以為圣地。入山尋之，夜見怪物千狀，有大神入美髯者與其談話，自稱漢將軍關去長，“感師道行愿，舍此山作師道場，就護佛法”。智凱即對關羽授五戒，使他永護佛法。這個故事是智凱編造出來的，目的在于利用民間關于關公顯靈的迷信思想，將關公列入佛教的護法神，促使佛教在民間廣泛傳播。這就是后世把關公列入伽藍爺的根據。這就使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了。推動關羽神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來自宗教，特別是佛教。自漢末至魏晉，佛教徒在積極翻譯介紹佛教經典的同時，一直致力于佛教在中國的本土化。然而，這一時期盡管出現了許多佛教譯經大師，整理了許多教義教規，但始終沒能形成本土化的佛教教派。陳隋之際誕生的天臺宗，可說是中國第一個本土化的佛教教派。天臺宗的創始人智剴以其佛學家的宗教敏感，充分認識到關羽顯靈的傳說對于佛教本土化的意義。

（三）關公文化與道教

道教是中國古代民間產生的一種宗教。其淵源大體有四個方面：古代的原始宗教與巫術、神仙思想與方術、讖諱學和黃老思想。古代社會，人們把日月星辰、山岳河海和圖騰祖先都看作神明，凡遇大事，都要祈禱，由此形成一個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靈系統。道教是一種多神宗教，很自然地承襲了這個系統。

自漢代以來，鹽鐵官營，鹽稅是歷代朝廷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據《廣見錄》記載，北宋大中祥符年間，河東解州鹽池水減鹽水，課稅難完。朝廷派入考察，考察者回來匯報說，在解池遇到城隍神。城隍請考察者轉告朝廷，鹽池減產是 尤作崇。宋真宗派呂夷簡到解池去祭祀。祭畢當天夜里，呂夷簡夢見一位神人，身著戎衣，怒言天帝命已主管鹽池，宋朝皇帝在這里立了軒轅祠，軒轅是我的仇人，我為此而絕了池水。如不拆毀軒轅祠，今后將禍患無窮。呂夷簡將夢見的故事上奏了朝廷。大臣王若欽說，尤屬于邪神，信州龍虎山張天師定能為皇上治服 尤。把張繼先請來后，他對皇上說：“此事無可憂慮。自古忠烈之士歿而這神，蜀將軍關某忠而勇，陛下禱而召之，以討 尤，必有陰助。”于是張天師焚化符錄，禱而召神，一會兒，有美髯者披甲仗劍自空而下朝拜于殿庭，張天師遂向關羽宣諭圣旨：“ 尤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為民除害，如何？”關羽回答說：“臣敢不奉詔？容臣會岳瀆陰兵至，彼并力為陛下清蕩之”。忽然美髯人不見了，皇上與張天師肅然起敬。有一天，鹽澉這上黑云密布，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可聽得空中金戈鐵馬聲。之后云收霧斂，天朗氣清。5 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把上述情況向皇上匯報，皇上立刻派人到鹽池致祭，且命有司修葺祠宇，歲時奉祭。宋真宗好道教，宋徽宗更迷道教。這個故事是道徒們編造出來糊弄皇上的。事實上，爭州鹽池自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就干涸減產了。紹圣五年(公元1098年)又被大水浸壞。直至崇寧四年修復后，才創開四千四百余畦。宋徽宗牽強附會，把自然變化與神怪顯靈聯系在一起，封關羽為崇寧真君，關帝廟主殿從此稱崇寧殿。這完全是宋徽宗與張天師導演的一場神話劇。

明代嘉靖、萬歷二位皇帝信奉道教，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帝”、“天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關帝廟遍全國各地。這些故事穿鑿附會，越傳越廣。在民間，關帝不但被奉為武神、財神，而且具有司命祿、佑科興、治病魔、驅邪惡、誅叛逆、招財寶等無邊法力。宗教本身就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關帝的法力正是廣大民眾所渴望的，因而在社會上受到了廣泛的頂禮膜拜。

宋無明清以來，由于三大宗教的共同宣傳，關帝信仰已超過了一切宗教、一切神靈。“香火永盛，將與天地同不朽”。宋明理學的發展，使儒、佛、道在思想上能夠相互兼容，在教規上相互借鑒，不再排斥對方。自宋代起，各地關帝廟雖多由道士住持，佛教僧徒也往往同住廟內，儒教徒也由國家派遣，前往關帝廟致祭。因此，在關帝廟內體現了全部的中國傳統文化。

山西解州關帝廟是現存規模最大的關帝廟，創建于隋代，歷經宋元明清歷代不斷擴建。現在大廟建筑基本是清代遺構，是清朝大興擴建的最后結果。廟內保留了大批的明代鑄鐵文物及元明兩代的銅鑄和木雕關公像，也保存了大批明清兩代佛道繪畫。至于有關關公的傳說故事、戲曲劇目、楹牌匾、宗族譜牒，解州作為關帝的家鄉，流傳得最廣，保存得最多，這些都堪稱祖國歷史文化的珠寶。

三、關公文化的發展歷程

歷史上，關公信仰的傳播曾有四個中心地帶。首先是湖北荊州，此后轉移到山西，然后轉移到北京，最后轉移到江南，在流變過程中地位越來越高，明清時代達到頂峰。明代嘉靖、萬歷二位皇帝曾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帝”、“天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到了清代，他成了中國的最高神，滿族的皇室也經常拜關公，乾隆帝曾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靈佑關圣大帝”，不斷地神化關羽。而關公文化具體的發展歷程則如下所述。

（一）隋代

一般認為，關羽顯靈開始于隋朝。但現存較為可信的資料記載的大都是唐人對關羽的崇拜情況。唐末范攄《云溪友議》即云：“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荊州 6 有玉泉祠，天下謂四絕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關三郎也。”

關羽在民間的最初形象，是以兇悍可畏為特征的。《云溪友議》稱：“（荊州玉泉）祠曰三郎神，三郎即關三郎也。允敬者則仿佛似睹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頂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后。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這是荊州一帶的情形。《北夢瑣言》記載的關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８６０南北朝的門第觀念、名士崇拜和隋唐以后的功名追求、恐龍崇拜便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關羽的被神化自有其特殊的社會土壤和條件。

關羽神化首先發生在荊州，這與荊州人民歷來信巫鬼、重淫祀的習俗固然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荊州人民對關羽有著特殊的感情。關羽后期一直鎮守荊州。這位平民出身的將領“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治軍愛民，保境拒敵，帶來一方平安，人民深受其惠，也深致敬佩，對于他的突然壯烈遇難，自然感到特別的震驚和悲痛，更加懷念關羽的忠義和神勇，幻想其死有余烈，英靈不泯，希望他的神靈繼續庇護一方生靈。于是便有許多傳說產生，自發興建的廟宇出現了，自覺的祭祀活動也開展起來了。不過，這種局限于一地的民間習俗在門閥政治時代是不會為封建統治者所重視的，其社會影響也就有限。而在世俗政治時代，這一習俗很能引起追求功名事業的普通人們的情感共鳴，關羽顯靈的傳說也就不脛而走了。

（二）唐代

唐五代是完成關羽神化的重要時期。中唐以前，關羽作為神靈受到人們的祭祀崇拜仍然局限在荊州一帶。唐代宗時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壯繆侯廟別友人》詩中說：“將軍秉天時，蜀王曾命趙忠義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可知四川一帶已盛行關羽神像。

關羽在唐末五代雖然成了有廣泛影響的神靈，但其信仰主要限于民間，故其社會地位還不高。唐代宗時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壯繆侯廟別友人》詩中說：“將軍秉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誰為感恩者，意是思歸客。流落荊巫間，徘徊故鄉隔。離筵對祠宇，灑灑暮天碧。去去無復言，銜悲向陳跡。”唐時郢州治長壽（今湖北省鐘祥縣，屬荊州地區），原本荊州地界，詩中所云“流落荊巫間，徘徊故鄉隔”，說明為關羽立廟祭祀雖盛行于荊楚大地，但還沒形成全國規模。作者敬佩關羽的義勇，同時也感嘆他流落異鄉。唐德宗貞元年間董侹在《重修玉泉關廟記》中說：“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于徇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為英賢，沒為神明，精靈所托，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于是 7 乎系。”這里所談的關羽，顯然以歷史原型為依據，其所述史實不脫離《三國志》的記載。由于此次重修關羽廟是邑令張僓根據荊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筠的命令進行的，而董侹此記也是奉裴筠之命而作，故記中對關羽顯靈的民間傳說取謹慎態度，除提到梁末二例外，余皆未及，但從中仍不難發現，當地老百姓對關羽的崇拜已達到很深的程度。人們認為，關羽其人雖死，但神明猶在，“邦之興廢，歲之豐荒”全依托于他。地方政府利用民間信仰來促進文治教化，表明統治者們對關羽文化現象開始予以政治關注。

不過，在唐代將關羽崇拜推進到全國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宗教。佛教禪宗北派創始人神秀曾在當陽玉泉山東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禪寺，以關羽為護法伽藍神，傳法二十余年。神秀晚年被武則天召請至長安，在內道場供養，很得帝王禮敬，有“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之稱。由他來推重關羽，自然有很強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至唐末五代，關羽的影響已涉及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對關羽的崇拜也從自覺性信仰演變為強制性服從，關羽神靈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距離感增大，這是宗教神化關羽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說明關羽完成了由歷史人物向宗教神靈的演變，關羽成了中華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靈。唐末范攄《云溪友議》載：“荊州玉泉祠曰三郎祠，即關三郎也。允敬者則仿佛似睹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后。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這種崇敬與畏懼不再限于荊州一地，它已遍布全國，成為一種普遍的民間信仰。據《北夢瑣言》記載，唐懿宗咸通亂離后，京城長安坊巷就曾訛傳關三郎鬼兵入城，使家家恐悚。五代時，蜀王曾命趙忠義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可知四川一帶已盛行關羽神像。

（三）宋代

如果說隋唐時期關羽主要依靠宗教力量擴大其在人們精神生活中的影響，那么，宋代的關羽則主要依靠最高封建統治者的封贈提高其政治地位，從而加強其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宋代積貧積弱，長期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武力侵擾，一次次失敗帶來一次次屈辱，而最高封建統治者又不能勵精圖治，當他們的政權受到威脅而難以自保時，便請出關羽來號召群眾。他們當然不會去進行關宋徽宗崇信道教，崇寧二年（1103年）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奏稱曾請關羽神靈磔死解州鹽池之蛟，并召其現于殿左，徽宗驚擲崇寧錢與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為崇寧真君（《茶香室叢鈔》卷十五），關羽便成為道教奉祀的神祇張繼元的裝神弄鬼無疑提高了關羽在最高封建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這畢竟不算正式封贈。大觀二年（1108年）徽宗正式加封關羽為武安王，立祠祭祀，這是關羽死后首次被封建統治者封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為義勇武安王。以后歷朝均在此基礎上不斷加封，關羽的地位也不斷提高。

（四）明清時期

關羽崇拜達到巔峰，這與《三國演義》成功地塑造了關羽形象以及《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密切相關。

《三國演義》以“桃園結義”開篇，表明了創作者的價值取向。作者對“義”的頌揚，主要是通過成功塑造關羽這一被清人毛宗崗稱為“義絕”的典型形象來實現的。在關羽身上，體現了“義”的全部豐富性和生動性，展示了一個既集中傳統道德精華又能為明清時期的人們所認同的古代名將的人格力量，必然引起全社會的熱切關注。毛宗崗在評論關羽形象時說：“歷稽載籍，名將如云，而絕倫超群者莫若云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面如赤心，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拜華容，酬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風光。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第一奇人。”（《讀三國志法》）應該說，毛宗崗的評價是全面而深刻的。關羽的“義絕”正是他被社會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然而，具體到某一件事，何者為宜，何者不宜，人們的認識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君臣有君臣之宜，朋友有朋友之宜，儒有儒之宜，俠有俠之宜，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對“義”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然而，關羽之“義”卻成功地滿足了社會上不同人們的不同要求，關羽儼然成了“義”的化身，也即人們處世行事的楷模。

《三國演義》在描寫桃園結義時有一段誓詞，詞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這里既有“上報國家”的忠義，又有“下安黎庶”的仁義；既有“救困扶危”的俠義，又有同生共死，充分體現了關羽的忠義仁勇的品質。

（五）近現代及現代

關公文化是一種獨特而復雜的文化現象，它貫穿古今，名揚海內外，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地充實或更新著自己的內涵。關公文化到現代仍受人們所推崇，特別是近幾年來，關公熱不斷升溫，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研究關公、紀念關公以及相關的組織團體越來越多。二是各種祭祀活動和研討活動也越來越多。三是有關關公文化的影視產品、文學藝術產品和文化產業的旅游產品越來越多，現實文化產品種類也越來越多。

地方政府利用民間信仰來促進文治教化，表明統治者們對關羽文化現象開始予以政治關注。建了關廟，關公神像也頗受群眾歡迎。海外華僑和華人社團崇拜關羽的熱情不減，關廟在東南亞各國仍很普遍，這一切無不說明，對于關羽崇拜這一文化現象的全面認識和科學評價，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具有十分現實的 9 文化意義。

在香港、澳門以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華人、華僑集中經商的地方，幾乎各大公司、各家商號、店鋪均敬奉有關公的神像，商民們視關羽為能夠招財進寶，庇護商賈的財神，拜關公表達了“以義致利”和講求誠信的商業倫理追求；香港警察拜“關二哥”，寄托了扶正除邪和精誠團結的職業理想。關公崇拜的興起發展過程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構建過程的縮影。

總之，關公文化是帶有典型宗教崇拜式的中國文化，它的起源和發展，與中國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遷有著緊密的聯系，儒釋道文化更在其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關公被賦予敬仰，崇拜，倫理楷模，英雄本色的意義和色彩，不僅僅在于關羽這個歷史人物忠義仁勇的人格品質，更是因為其實際上是人們對生活的美好愿景的一個重要載體。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階層的人有著不同的追求，人們通過不斷地神化關羽使之成為精神寄托的載體，關羽形象在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由歷史而進入文學，再進入宗教，形成了一個具有特定象征意味和復雜內涵的文化符號，在中國社會中產生了豐富而又深刻的信仰力量。我們只有認清了這一文化現象的來龍去脈，才能正確地評價它，合理地利用它，成功地引導它，以利于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

參考文獻: [1」三國志通俗演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2.[3」陶宗儀.說邪[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仁

[4](美)N-沃爾斯托夫.藝術與宗教[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5〕金文京.從“秉燭達旦”談到《三國志演義》和《通鑒綱目》的關系[A].周兆新(編).三國演義叢考[C〕北京:北京 出版社，1995.[6]前將軍關公祠志[A].關帝文獻匯編:第8冊[C].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7〕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A].陳其欣(選編).名家解讀《三國演義》[C]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8」呂大吉.宗教學通論新編仁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9] 郭松義《論明清時期的關羽崇拜》，《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10](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傳播學概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 [11] 王齊洲《論關羽崇拜》，《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01期

[12] 薛福成《亡兵享關帝廟血食》，《庸庵筆記》卷之五，筆記小說大觀本，[13] 徐珂《以祀關羽愚蒙》，《清稗類鈔·喪祭類》，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版 [14] 陳壽《關羽》，《三國志》卷三十六，岳麓書社１９９２年版

第四篇：弘揚關公文化打造誠信社會

提要：關公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忠義仁勇精神是關公文化的主要內涵和核心重點；誠實守信是關公文化在演繹發展過程中的一條紅線和靈魂；打造誠信社會，鑄鍛誠信品質是弘揚關公文化的落腳點。

（一）關公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三國以來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總和的一部分，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關公文化根植于華夏大地，嬗變于滄桑歷史，普及于黎民百姓，傳播于五湖四海，它已經滲透到河洛文化、秦晉文化、燕趙文化、荊湘文化、南粵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和海外僑胞社團文化之中，它已經從中國走向了世界。

弘揚關公文化不能不提及關羽。作為一個自然人他已經離開我們1785年了。他的除暴安良、桃園結義、過關斬將、匡扶漢室、南征北戰、千里單騎、義釋曹公等英雄事跡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他身后所造就的關公形象、關公神像、關公現象、關公精神璀燦奪目，長盛不衰。“漢封候、宋封王、明封大帝”，歷代皇帝對其封賜有加；“釋稱佛、儒稱圣、道稱天尊”，三大宗教爭拉入伙。真可謂“賢臣良將敬其忠，武夫勁卒尚其勇，俠士豪杰慕其義、田夫野老敬其公、村姑慈嫗崇其正”。在明清和民國初年時的許多地方，幾乎是村村有關廟，家家敬關神，香火繚繞綿延不斷，充分說明了關公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正如作家李存葆先生所說：“人們心目中的關公既是真實的又是藝術的，還是神化了的一尊復合型道德雕塑”。關公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品格，關公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深厚積淀，早已凝結在華夏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黃子孫的血脈里。

國內如此，海外亦然。有資料顯示，世界上有140多個國家崇拜關公，奉為東方之神。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焦大衛說：“我尊重東方之神關羽，他應該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他的仁義智勇直到現在仍有意義。上帝

1的子民如果都像關公一樣，我們的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曾一度是世界風云人物的里根在競選美國總統時偕夫人專程到關帝廟向關公祈禱，期盼保佑其競選成功，并將參拜時的錄相多次在電視臺播放。泰國法院在開庭前全體法官都要面對關公像信誓旦旦，爾后方能進行司法審理，其用意在于法官應像關公那樣吾心如秤不可偏私。加大拿警察署曾下過一道指令，允許華裔警察在辦公室里擺放關公像，使辦案既快且準，似有神助。

我們是無神論者，不相信神仙皇帝。我們堅信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任何英雄豪杰先哲圣人只有代表和融入了人民群眾的歷史潮流中才是真正的英雄。國內一家刊物曾推評出堯、舜、孔子、孟子、屈原、關羽、包拯、岳飛、魯迅、雷鋒為中華十大圣人，此說并非十全十美，難免失之偏頗。但是一個人物一種事物在被演繹和神話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理念已經不是對該人物、該事物的單純評功擺好歌功頌德了。這種文化氛圍、文化現象、文化觀念在經過反復認識、反復實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學抽象后必然會釋放出巨大的物質力量，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關公文化亦即如此。

（二）關公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外延廣闊、深入人心，弘揚關公文化決不是要人們去模仿關羽當年的行為方式，也不是要人們去重建關公廟宇，供奉關帝神像。弘揚關公文化主要是弘揚關公文化中的忠義仁勇精神，以人為本，與時俱進，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一份精神食糧和思想武器。江澤民總書記1994年1月在視察山西解州關帝廟時指示：要“弘揚關公文化，振興當地經濟”。他充分詮釋了弘揚關公文化的必要性和目的性，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和途徑，為忠義仁勇精神開辟了用武之地。

忠義仁勇是關公文化的核心和重點，是民族傳統中為人處事的一面旗幟，是衡量仁人志士的行為準則。“對國以忠、待人以義、處事以仁、任事以勇”，這種理念其源可以追溯到孔孟之道，其流可以綿延到現代道德。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多少忠義仁勇之士，用忠義仁勇精神，譜寫出忠義仁勇的光輝篇章。他們以忠作根本，以義為信譽，用仁作愛心，以勇當風骨。忠不顧死義不負心，譜寫出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嘹亮凱歌；他們精忠昭日月，大義貫青天，繪制出“裹尸馬革英雄事，縱死終令汗竹香”的輝煌畫卷。他們是民族的驕傲，中華的國粹，后人的楷模。

關公文化中的忠義仁勇精神屬于道德范疇。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是在社會實踐中形成和發展的，生產力和科學文化的發展影響著人們的社會實踐，進而也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觀念和道德生活，從而推動道德的進步。歷史是昨天的現實，現實是明天的歷史。當我們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還要不要該不該能不能與時俱進地發揚忠義仁勇精神？回答是肯定的。關鍵要有一個正確的思想，堅定的立場和科學的態度。今天講忠義仁勇與封建社會講忠義仁勇有著質的不同，這叫做“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21世紀的國人講忠，就是要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講義就是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原則，堅持真理；講仁就是要以人為本，愛黨愛國，愛科學，愛勞動，愛公共財物；講勇就是要知難而進，開拓創新，敢于蕩滌污泥濁水，勇于向不良傾向作斗爭。總而言之，就是要造就像焦裕祿、孔繁森、史來賀、任長霞、許振超等千百萬人杰如雨后春筍涌現；使成克杰、慕綏新、馬向東、李真、胡長清等敗類如過街老鼠喊打，進而促使我們的國家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國泰民安、政通人和，高速奔跑在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

（三）關公文化在演繹發展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紅線，那就是誠信。誠信是關公文化的靈魂，弘揚關公文化最根本的就是打造誠信品質，發揚誠信精神，讓誠信之光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為鑄鍛誠信社會貢獻一份力量。

“誠者天之道也”、“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古人有“誠信貴于珠寶”之說，失去誠信如同失去靈魂一樣。“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可見誠信在社會生活中須臾不可離開，它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支柱，是人生的第二張身份證。黨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要求全體公民要做到“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而誠信就是這五句話的基礎，誠信就是公民意識的核心，是時代發展和建設現代公民社會的要求。如果說在古代講誠信側重的是個人的道德修養，不自欺不欺人，內心世界和外部行為高度統一，那么在今天講誠信就是責任意識、法制意識、科學意識和道德意識的統一，可見誠信是社會道德體系的底線。

誠信是為政之要立人之本。建設誠信社會首先要建設誠信政府，政府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為政府是社會的榜樣，是權力的執行者。政府只有集責任、法制、服務于一身才能廉潔、高效，取信于民。政府的工作人員是否恪守誠信原則，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因此，政府職能部門要做誠信的表率，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貧欲之害，常懷律已之心。20世紀30年代的中華蘇維埃政府，抗日戰爭時期的陜甘寧邊區政府，50年代末期大慶油田的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的作風都給人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現在有少數政府部門工作人員背離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出多門，政令不暢，官僚腐敗，誠信缺失，客觀上助長了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現象的滋生，甚至成了它們的保護傘。最近媒體揭露的亂批土地、劣質奶粉、毀林坑農、偷逃稅款等系列案件令人觸目驚心，給誠信社會樹立了反面典型。政府的失信行為必然會導致社會生活中不講信用的行為泛濫，這是應該引以為訓的。我們的黨是執政黨，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居于執政黨的地位，人民向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要我們增強誠信觀念，加強誠信建設，在黨的十六大路線指引下，我們定能無往不勝。

誠信是一種美德，是人類社會歷來崇尚的價值觀。人無誠信不立，家無誠信不和，業無誠信不興，國無誠信不寧。誠信不是單純的理論認識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社會實踐問題。為了建立起社會的誠信制度就必須完善

相關的信用制度建設，要造就一種誠而守信、信必自誠、誠信者光榮、背信棄義者可恥的氛圍，使老實人不吃虧，使唯利是圖、投機鉆營者不得利。形成誠信者萬事興，欺詐者路不通的社會局面。

關公文化是中華文化百花園中一支奇葩。弘揚關公文化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系統工程和長期任務，它對繼承歷史傳統，繁榮社會經濟，團結炎黃子孫，增進海外聯誼，促進公民道德建設都具有積極意義。弘揚關公文化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候馬、開平、福建的關公文化研究機構聯合刊印出版了《關氏三千年》，長篇電視連續劇《神威關公》正在籌拍之中；全國首屆關氏聯誼和族譜研討會已經召開；許多地方的關公文化研究會相繼建立；山西的關公文化研究成果尤為顯著，起到了帶頭作用。我們堅信，上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指針，中有一批骨干分子作中堅，下有眾多熱心者的支持和參與，弘揚關公文化必將會“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

弘揚關公文化 打造誠信社會

河 南 科 技 大 學關 俊 卿２００４年４月

第五篇：試論關公及關公文化

試論關公及關公文化

——拒絕“義”的負能量

趙 秉 文

內容提要：歷史上的關羽只是蜀漢的一員大將，而傳說中的關羽則成了“忠義仁勇”的武圣，由關羽故事、關羽精神演繹而形成的關公文化，其核心是“忠”與“義”。筆者對關羽的“忠”“義”作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后強調：關公文化并無深刻的思想內涵，它對后世的影響負面多于正面。今天我們必須消除關公文化的負面影響，堅決拒絕“義”的負能量。

長期以來，關公由將而侯而王而帝，最后竟被封為?關圣帝?，其歷史地位和深遠影響甚至超過了孔圣人，成為了全民族各階層都頂禮膜拜的?護國佑民?的神祗。隨著關羽地位的不斷提高與神化，自然地產生了?關公文化?。今天，我們應當正確評價關羽，正確分析?關公文化?這種文化現象，拒絕其價值觀取向中?忠?、?義?的負能量，真正吸收傳統文化中的精髓，為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正能量。

一、關羽其人

（一）歷史上的關羽，根據陳壽《三國志》的記載，應當是一位?萬人之敵?、?熊虎之將?的大將。縱觀其一生，他的武功主要有兩大亮點，一是斬顏良，二是困樊城。在?白馬?之戰中，關羽?望見（顏）良麾蓋,即策馬刺良于萬人之中,斬其首還,（袁）紹將莫能當者。?在都督荊州、相機北伐、圍困樊城時，殺龐德、擒于禁，?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更加突顯了這位大將的神勇與神威。

盡管如此，陳壽對關羽的評價并不算高，批評他?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的確，作為?董督荊州?一方大將，?驕矜?是其致命的弱點。當馬超投奔劉

第1頁 備時，關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在回信中盛贊馬超?一世之杰?以后，說他?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一付志得意滿的樣子。劉備自稱漢中王后，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后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為列！?不肯受拜，（《三國志〃費詩傳》）又是何等驕狂！

那么，威震華夏的關羽為什么會迅速走向敗亡？仍以《三國志》的歷史記載為依據進行分析，我認為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關羽對?北伐中原?的戰略意圖領會較深執行也堅決，而對與東吳孫權聯盟的戰略方針則認識不深，執行不力，這是他走向敗亡的根本原因。在曹操欲解樊城之圍，遣使勸孫權斷關羽后路之前，陳壽特別追記了關羽拒婚一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試問：為了孫劉聯盟，劉備可以娶孫權的妹妹為夫人，而關羽為什么不能將其女嫁孫權之子呢？如果說不許婚還情有可原，?而罵辱其使?，則只能破壞孫劉聯盟，使自己兩面受敵，最終歸于失敗。

第二，對屬下嚴苛，不僅不能為了共同事業團結同僚共同奮斗，反而迫使麋芳、麋士仁投降孫權，使自己失去了后援，陷于極度孤立。當時麋芳任南郡太守，士仁鎮守公安，不僅是關羽的重要后援，還是其軍需物資的補給線。由于?供給軍資不悉相數?，關羽就揚言：?還當治之?。二人原來就?嫌羽自輕?，此時更?懷懼不安?，于是便?叛迎孫權，羽因覆敗?（《三國志〃麋竺傳》）。

第三，對呂蒙奇襲荊州缺乏警覺，是關羽敗亡的直接原因。為了奪回荊州，孫權與呂蒙可謂費盡心機，首先，呂蒙?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三國志〃呂蒙傳》），隨后稱病，離開陸口回京養病。關羽果然被麻痹，將原來留在公安、南郡的兵將逐步撤離至樊城攻打曹仁，致使呂蒙?白衣渡江?偷襲成功，關羽敗走麥城，最后和他的兒子關平、都督趙累等均為孫權將領潘璋部下司馬馬忠所擒。可見，真實的關羽，除了性格上剛愎自用外，在軍事才能上亦是平平，既缺乏戰略眼光，也缺乏戰役謀略。

（二）如果說，歷史上真實的關羽只是一個勇武的大將，而小說中的關羽則已是集忠義仁勇于一身的武圣了。在尊劉貶曹的正統歷史觀的指導下，《三國演義》虛構了關羽?夜讀春秋?、?溫酒斬華雄?、?封金掛印?、?千里單騎護嫂?、?過五關斬六將?、?華

第2頁 容道義釋曹操?、?單刀赴會?等情節，連他被曹操俘虜這一極不光彩的事件，在羅貫中的筆下，也成了?降漢不降曹?的忠義之舉。難怪魯迅先生也要驚嘆：?……惟于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

從隋唐開始，特別是宋金元時期，三國故事借助戲曲、說話等文藝形式，已經普及到了民間。明、清時代對關羽不斷地加官晉爵，稱謂也隨之改稱?關圣?、?關帝?，形成了新一輪的關公崇拜熱。

在不斷流傳的口頭文學、戲曲文學、小說等文藝作品中，關羽被塑造成了既能陷陣摧敵，又能?守經從權?，委曲求全，千里投劉；既能節制一方，忠心衛疆，執行?北伐中原?的戰略思想，又能舍生取義、從容就死的?忠義仁勇?的典范。在清朝《三國志演義》的評語中，關羽已被崇譽為?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的古今來名將第一奇人了。

（三）許多材料證明：早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關羽即已成神。2005年在湖北荊州城隍廟遺址出土的陶制關羽神像，就被人們推斷：關羽有可能是南北朝時代荊州的城隍神。關羽成神的傳說最初始于荊楚地區，這不僅與楚地自古崇尚巫風有關，更主要的是因為荊州是關羽長期活動的政治、軍事舞臺，是他人生事業的頂峰和功敗垂成之地。

關羽成神的傳說，在我國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佛教中國化。公元6世紀（陳、隋之際）天臺宗為在荊楚地區傳播佛教，借用關羽顯靈，幫助修建玉泉寺。關羽愿為佛教護法，成為?伽藍神?。第二階段是公元11世紀北宋時期，關羽成為宋軍護佑之神，傳說能率領陰兵為宋軍助陣。第三階段是公元13世紀宋元年間道教盛行，道教借?關公戰蚩尤?（《大宋宣和遺事》）的神話使關公成為了?絳衣金甲，青刀美須髯?的道教尊神。第四階段則是明清以后各地民間不斷涌現?關公顯靈?傳說，扶貧濟困，懲惡揚善，無所不能。我國社會一向為多元神祗，無論佛、道兩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間地域、行業信仰都較繁雜。惟獨關公能夠跨越三教，覆蓋社會，普及城鄉，身兼多職，讓文士趨奉，將士誠禱，農家祈佑，商界虔敬，警方護佑，江湖尊奉，以致四裔海外。

第3頁 ?儒稱圣，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詹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 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謂蕩乎難名。? 這幅清代關廟中的楹聯寫盡了關羽在我國傳統社會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綜上所述，真實的關羽只是蜀漢的一員大將，他被曹操俘獲即投降，被東吳打敗時又?偽降?，（《三國志〃吳主傳》）其人格也并無魅力。但他死后，卻一波又一波地掀起關公崇拜熱，成為了中華民族?護國佑民?的神祗。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獨特的文化現象。

二、獨特的文化現象

文化，是人類發展歷史進程中所創造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綜合，是一個民族整體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關公文化是由蜀漢大將關羽的歷史故事、精神風貌歷經近兩千年的演繹、傳承發展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一）關公文化的形成

關公文化的形成源于對關公的信仰與崇拜。現代研究表明，關公信仰的中心地區經過了四次大范圍的轉移。第一次是隋唐時以玉泉寺為中心的荊楚地區；第二次是北宋以關公故里解州為中心的山陜河洛地區；第三次是明清以京師為中心的華北地區；第四次是明代中葉以?抗倭?為標志的江浙閩廣地區。這幾次轉移覆蓋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主要地帶，并以此為起點走向全國，又隨華人遷徙走向世界。

關公文化形成的原因比較復雜，筆者認為大體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現實社會的需要。例如宋朝的抗遼抗金，明代的抗倭，人們就借助關羽的英勇神武，把他作為護國佑軍的軍神，掀起對關公新一輪的崇拜。明萬歷十八年（公元1590年）潘季馴治漕河，封高家堰關廟主神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從此大運河沿途競相建立關廟，以祈保人流物轉之平安，并成為后世關羽司職財神的緣起。

二是關羽故事、關羽精神風貌中一些特點與傳統文化價值觀取向相一致。我國武廟最先配祀武成王（姜尚），后來竟被關羽奪位，一躍成為祠廟的主神，反映了傳統文化由?尚謀略?到?崇忠義?的價值觀念的變遷。忠義是傳統社會做人的根本標準，而關羽故事中的?義不降曹?、?辭曹歸漢?，以至敗走麥城，舍身全忠，完全符合了儒家

第4頁 ?忠臣不事二君?的價值取向。其實，關公對后世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義?。清朝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稱贊關公為?義絕?，?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義重。?正是由于《三國演義》在?恩若兄弟?、?不避艱險?的歷史人物身上，演繹出?桃園三結義?、?千里走單騎?、?大義歸天?等系列情節，把關羽的?義?發揮到了極致，成為后世結義兄弟的楷模與祖師。

三是統治者的大力推崇。從隋唐至明清，歷代統治者無一不推崇關公，這也是造成關公崇拜的重要原因。最早敕封關羽，不過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為武成王。安史之亂以后，為了激勵武將士氣，唐德宗接受顏真卿的建議，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為武成王廟增祀64員名將，其中劉蜀關羽、張飛都被列入其中。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封關羽為忠惠公；大觀二年（1108年）進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義勇武安王?，南宋朝廷一再為關羽加封徽號，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當陽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金、元承襲了義勇武安王的封號。天歷元年（1329年）加封漢關羽為?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遣使祀其廟。明初朱元璋命關羽祠廟重新恢復?壽亭侯祠?。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廟于南京雞鳴山。嘉靖年間恢復?義勇武安王?爵號。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關廟之神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此為天下關廟俱可稱帝之始。自此關羽成為無上尊神。清兵入關以前，滿洲朝廷已經開始崇敬關公。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新賓縣）內城南門修建關帝廟，是后金國初七大廟之一。皇太極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陽為京城，即敕建關廟，賜額?義高千古?。雍正三年（1725年）頒詔比隆孔子儀典，追封關帝三代俱為公爵，春秋二次致祭。此為關羽列入符合儒家規范之國家祭祀主神，護國佑民的開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頒詔?所有《（三國）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光緒時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佑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圣大帝?，為歷朝人臣之最。

（二）關公文化的核心

人們崇拜關公，并不是因為看了陳壽的《三國志》，而是通過戲曲、平話、小說、第5頁 民間傳說，熟悉了三國故事，感受到了關羽的精神風貌。這些通俗的文藝形式，在流傳過程中，不斷增添故事情節，也就不斷地美化和神化了關羽。我們上面一再提到的?桃園三結義?、?溫酒斬華雄?、?降漢不降曹?、?千里走單騎?、?夜讀春秋?、?單刀赴會?、?義釋曹操?等等故事，一再渲染關羽的神勇，贊揚關羽的忠義。因此我們可以說，忠義神勇是關羽精神風貌的集中表現，也是關公文化的核心與靈魂。

人們崇拜關羽，就是崇拜他的神勇，崇拜他的忠義，這也完全符合傳統社會中人們的價值取向。因此，對于關羽的神勇忠義必須做一些具體的歷史的分析。

首先，關羽的武勇在《三國志》中即有定評。《魏書》、《吳書》中常有?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熊虎之將?、?勇冠三軍而為將，不可犯也?等評語。而在后世，則被譽為?漢以后稱勇者，必推關、張?。清代史學家趙翼指出：?可見二公（關、張）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今不朽。天顯神勇，因不虛也。?雖然勇敢應該是將軍的基本素質，但像關羽這樣?威震華夏?，還是令人景仰的，值得肯定和推崇的，借此也可以激勵后人英勇精進。

其次，關羽的忠，應當是忠于劉備，這也就是歷朝歷代儒家所推崇的忠君。《三國志》以十分簡約的語言記載了他這種忠君的品質：?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他曾對試探他的張遼說?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他效忠劉備的誓言。到了《三國演義》，我們上面提到的添加的諸如?土屯約三事?、?降漢不降曹?、?千里單騎護嫂?、?過五關斬六將?等等，也無一不是頌揚他對劉備的忠。

這種?忠?雖然是傳統社會人生的重要價值取向，但在今天已是時過境遷了。為此，近代有人便把關羽的?忠?解釋成?待事以忠?，意思是說關羽受劉備之托，鎮守荊州，忠心耿耿，兢兢業業。非常有趣的是，《三國志》在敘述?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以后，并沒有敘述關羽如何認真履行職守，而是寫他聽說馬超投降，立即去信詢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并以諸葛亮稱贊自己的回書?以示賓客?而沾沾自喜。我們在前面已經詳細分析過關羽鎮守荊州最終失敗的三個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說他董督荊州時犯了三大錯誤。試問：受人所托，最后卻因為自己犯錯慘遭失敗，不僅自

第6頁 己丟了性命，還為最終斷送蜀漢事業埋下惡果，這能叫?待事以忠?嗎？

再次，關羽主要是作為?義神?，在傳統社會中受到朝野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尊崇。但關羽的?義?其實也是非常狹隘的，他的?義?一是施于兄弟，二是施于有恩之人。前面我們多次提到的《三國演義》中添加的那些情節，既表現了關羽對劉備的?忠?，也表現了關羽對劉備的?義?。關羽被曹操俘獲以后?禮之甚厚?，封?漢壽亭侯?，?重加賞賜?，關羽發誓?當立效以報曹公?，所以便有誅顏良解白馬之圍。對于一般人，即使是同列的馬超、黃忠、趙云，關羽不僅不屑一顧，還常常流露出十分看不起他們的言行。當然，關羽的?義?對后世的影響也有積極的一面。《桃園三結義》雖然是虛構的，但在三兄弟的盟誓中注入了?上安社稷，下保黎民?的經世關懷，并以此作為異姓結義的理想境界，在歷史的長河中注入了源頭活水，發揮出普遍、持續的影響。同時，異姓結義，突破了傳統的宗親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共志，閃爍出奪目的民主晨暉。

（三）關公文化的復雜性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關公文化是一種十分復雜的文化現象，既有進步性，又有保守性，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關公這一人物的復雜性，關公是一個歷史人物、傳說人物、神話人物的迭加和融合；二是關公的忠義是傳統社會倫理道德的最高標準，是人生最大的價值符號，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社會的巨大變遷，社會道德觀念已經或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新的價值觀體系正在形成和架構；三是人們崇拜關公也呈現多元化，可以說是仁者取仁，勇者取勇。而在民間，主要是在適用方面取向，這也就是關公這尊神伺職越來越多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對關公文化要認真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讓關公文化在傳統文化中占有他應該占有的地位。

三、消彌關公文化的負面影響，拒絕“義”的負能量

以上我們對關公文化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特別是對關公文化的內核——?忠?與?義?，談了一些筆者的看法。毋庸諱言，關公文化是存在著瑕疵甚至說是糟粕的東西。

第一，關羽的?忠?是忠于劉備集團，忠于蜀漢，一句話，就是忠于皇權，所以他才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所尊崇。乾隆可以說是慧眼識關羽，所以他特別頒詔?關帝之

第7頁 謚，應改為‘忠義’。?我們今天提倡的?忠?，是忠于祖國，忠于人民，所以關羽效忠某個統治集團的?忠?，已經暗然失色，如果我們仍然加以推崇，就會對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與關羽的?忠?相聯系的是他的誠信，即所謂信守承諾。的確，關羽最終回到了劉備身邊，兌現了他忠于劉備的承諾；他解了白馬之危，實現他?必報曹公?的誓言。但這真的是誠信嗎？誠信是一個道德范疇，是日常行為的誠實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稱。即待人處事真誠、老實、講信譽，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諾千金。簡單地說，誠信是?童叟無欺?，沒有任何的虛假與欺詐，而關羽的?誠信?卻時有欺瞞和哄騙，完全是為了保全他個人的私欲與私利，與我們今天襟懷坦蕩、誠信于民、誠信于天下更有萬里之遙。

第二，我們提倡的?義?是國家民族的大義，是為正義事業而英勇獻身的高義。而關羽的義是狹隘的小團體的義，在今天，其負面影響更是十分明顯。首先，?桃園結義?雖在歷史上農民結義起義中發生過進步影響，但在后世，更多的是被江湖幫派和黑社會所尊崇，關公被尊為幫派的鼻祖，他們拜關二爺，唯老大之命是從，在中國歷史上演繹過多少次?聚斂財富?、?恩怨仇殺?的不義之舉。今天，一些黑社會首惡分子不就是憑借著在關二爺神像前的盟誓而牢牢地控制其成員嗎？其次，從鼻祖關羽開始，在江湖幫派中惡性膨脹的?哥們義氣?，對今天的青少年造成了極大的禍害。據報，青少年結伙犯案和校園暴力事件近年來成上升趨勢。青少年結成團伙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哥們義氣?，只要我們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就不分青紅皂白，有求必應，不計后果。為了小圈子或一個人的私利就大動干戈，結果既害了別人又了自己。2009年4月23日下午，大哥小偉（16歲）和小劍（18歲）各帶了七八個同學在浙江某汽車站為搶女友決斗，結果小偉殺死了小劍，參加這場械斗的同學都是出于?哥們義氣?。筆者所在地2014年1月20日發生的一起球場流血慘案也是由于?哥們義氣?造成的。當天，一位姓胡的高中生正和十來個同學在另一所中學打籃球，與他有點小過節的張同學帶了13人拿著砍刀、彈簧刀尋釁而來，結果一位姓蔣的輟學少年當場將16歲的王某捅死。此類案例不勝枚舉。由此可見，?義?的負能量造成的惡果觸目驚心，對社會主義法制

第8頁 建設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再次，崇拜關羽的?義?致使今天一些人特別是青少年對?大義?和?私義?界限不清，造成了價值觀體系的紊亂，不利于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長。

第三，對關公的個人崇拜以致把其當作尊神而頂禮膜拜是關公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關公文化的致命缺陷。前面我們提到的，清乾隆41年（公元1776年）頒詔，不僅改定關帝之謚為?忠義?，更確定關廟祭祀，與祭孔規格全然相同。我們今天不是來討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而只是膚淺地將孔子與關公作一簡單的對比。儒家文化的形成與傳播，完全不是基于對孔子的個人崇拜，而是淵于這一文化內涵的豐富性與深刻性，這應該是一個常理。個人崇拜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土壤深厚，曾經造成過極為嚴重的后果，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記取嗎？

我們今天要消除關公文化中的負面影響，拒絕他的?義?的負能量，必將進行長期而艱巨的工作。筆者認為，當前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一是正確認識關公文化的復雜性。通過討論與宣傳，使廣大民眾逐漸明確關公文化缺乏深刻的思想內涵，關公文化的流傳只能是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影響；逐漸認識關羽只不過是蜀漢的一員大將，一生并無豐功偉績，實事求是地說，他的功業遠不及姜尚和岳飛；逐漸明確認識關羽為人驕矜冷面，談不上什么道德楷模，根本不值得后人如此頂禮膜拜。

二是加強對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努力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首先，要讓青少年懂得，關羽所代表的那一套倫理道德，多與社會主義倫理道德格格不入，背道而馳；其次，要讓青少年懂得什么是民族大義，國家大義，什么是個人或小集團的?私義?，把?哥們義氣?拒于千里之外；再次，要使青少年懂得中華民族是誠信的民族，誠信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教育他們從小樹立誠信的優良品質，做到待人以誠，待事以忠，從商有道，拒絕任何形式的偽劣虛假。

讓我們大聲吶喊：在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今天，努力拒絕?義?的負能量！

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