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業稅一石三鳥

以農戶為生產單位的現狀決定了農業險交易成本高企，再加上農民的絕對收入較低、對保費支出十分敏感，必然出現農業保險“展業難、收費難、理賠難”的“三難”局面

此外，今年6月，法國安盟保險集團獲準進入中國保險市場，安盟保險的著力點正是農業和農村保險。安盟保險能否在中國農險市場闖出一片天地，筆者持謹慎和懷疑的態度：這一方面由于農業險本身的高風險和微利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農業生產經營多以農戶為單位―――這與歐美的集約化經營有很大的不同。

以農戶為生產單位的現狀決定了農業險交易成本高企，再加上農民的絕對收入較低、對保費支出十分敏感，以及商業保險市場固有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必然出現農業保險“展業難、收費難、理賠難”的“三難”局面。

2002年，安盟在對中國過去25年的氣象風險以及農業損失進行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派員參與了保監會牽頭的三省17村農險專項考察。安盟得出的結論是，商業性農業保險公司只適宜經營一般性的農業保險，而對于洪澇、干旱、大面積病蟲害等農業巨災保險則無法承擔。

如果將農業巨災保險排除于農險經營范圍之外，那么，本已十分疲弱的農險需求將會進一步萎縮。

另外，農業險所具有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大災之年為政府分擔部分負擔，如此一來，農業險所具有的這一功能也就泡湯了。

農業險的出路何在？能否在解決“三農問題”以及國際農產品貿易等更加宏觀的層面統籌考慮，拿出一個全局優化的方案？

目前，對農險經營模式的探索主要有四種取向：一是政府主辦、政府經營、組建農業保險公司；二是政府支持下的合作社保險經營模式；三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險”模式；四是政府主導下的商業保險模式。

第一種模式完全由政府操刀，許多類似的做法已經被證明為效率低下且易出現權力異化，第二和第三種模式同樣存在交易成本和管理、協調成本高昂的問題，筆者傾向于認為第四種模式具有可行性，即政府主導下的商業保險經營模式。

而以農業稅與財政體制改革為契機，將農業補貼、農業保險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統籌考慮，可以取得一石三鳥的效果。

這一思路是：將農業稅視為農業補貼，同時將農業稅轉化為農業保險和農村社會保障基金。具體做法是：根據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條件，分省、分縣或者分地域劃分不同的區域，然后由商業保險公司提出競標方案，保費從農業稅中專項列支。按照政府與競標商業保險公司最終確定的保險合約，農戶在繳納農業稅的同時即領到一份保險合同。當發生災害損失時，根據保險合約，同樣可以采取集體賠付的方式。這一做法將大大節約交易成本，同時可以有效避免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問題。農業稅中剩余的部分可以參照此模式為農民提供大病統籌等醫療和社會保障保險，或者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基金。

此一模式雖有諸多優勢，但在目前農業稅仍屬地方財政主要稅種的情況下，無疑會對地方行政機構和農村義務教育的正常運轉產生較大沖擊。因此，問題的解決還有待財政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只有當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劃入中央財政的列支范圍，且上級財政對極端貧困縣有相應的轉移支付的情況下，一系列的問題才有望最終得以解決。以目前的宏觀經濟運行態勢以及商品市場的供需狀況看，中央財政應該有能力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二篇：有關一石三鳥的哲理故事

戰國時，中山國相國司馬熹很得國君信任，但是國君的寵姬陰簡十分憎恨司馬熹，常在國君的枕邊說他的壞話。歷史上，臣子因得罪國王寵姬而下臺甚至遭受迫害的事例很多，司馬熹很清楚其中的奧妙。

不能這樣坐以待斃。那么，該如何辦才好呢？想了很長時間，司馬熹沒有想出一個萬全之策。中山國有個智者叫田簡，他看出司馬熹的處境艱險，于是悄悄地向司馬熹獻策。

不久，越國來了一位使者，小小的中山國對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自然是不敢怠慢的，所以，司馬熹幾乎寸步不離地陪伴著趙國使臣，生怕有一點怠慢。一次在宴會上，司馬熹問使者：“聽說貴國擅長音樂的美女很多，是這樣嗎？”使者說：“并非如此。”司馬熹說：“我曾經到過許多國家，見過無數美女，總覺得沒人比得上我國那位陰姬了，她的容貌傾國傾城，儀態婀娜多姿，南直是仙女下凡。”使者回去把這一情況稟報給了趙王，趙王聽了之后，還未見到本人，就已經動心了。于是，趙王派使者到中山國，請求把陰姬送給趙王。

陰姬是中山國國君最寵愛的妃子，國君視她為掌上明珠，現在趙王要奪人所愛，他哪里肯答應。但又擔心如果得罪了趙王，中山國就會遭到趙國的報復，中山國國力微弱，很可能要蒙難。正當中山王束手無策時，司馬熹向國君進諫說：“啟奏大王，臣有一個辦法，既可以回絕趙國，又可避免我國蒙難。”國君一聽十分高興，忙問：“你有什么萬全之策？”司馬熹說：“您可以立即冊封陰姬為王后，這樣就能死了趙王的邪念。”

中山國國君立即如法炮制。就這樣，中山國保全下來了，陰姬順利地做了王后。司馬熹因力薦陰姬為王后而得到陰姬的尊重，陰姬從此不再憎恨司馬熹，心中對他感激涕零，司馬熹終于擺脫了困境，所獻萬全之策真可謂“一石三鳥”。

【哲理啟示】：

當你無故遭受別人的猜忌嫉恨時，僅僅靠辯解是不夠的，還應該設法幫助別人，讓別人感激你，這樣可以徹底轉變別人對你的看法。

第三篇：農業稅

關于農村免征農業稅的調查與思考

寒假期間，我在村干部的幫助下對我市免征農業稅后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在農業發展新階段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所采取的一項重大決策，是繼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我國農村分配關系的第三次重大變革。農村稅費改革是黨和國家惠農政策的一個重要組織部分，免征農業稅是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精神，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一項重大舉措。改革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起來，猶如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對此次改革農民都無比高興。但改革就像一面鏡子有其兩面作用。由于農村地域廣、人口多，環境差異大，情況復雜，在免征農業稅后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為了摸清這些情況和問題，我通過采取座談和走訪農戶等形式對禹城市的7個鎮、3個鄉進行了調研。

一、免征農業稅對農村經濟帶來的重大的推動作用

全市各地都已按照上級對農村全部免征農業稅的要求將這一政策進行了認真宣傳和貫徹落實，自2005年起全部免征農業稅，這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免征農業稅這一政策的貫徹落實，不僅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徹底堵住了個別地方搭車向農民亂收費的路子，而且使鄉（鎮、街道辦事處）的干部和村社干部從催糧催款，成天忙于完成農業稅征收任務的繁鎖事務中解脫出來，一心一意謀劃地方經濟發展和服務一方百姓。同時對于改善黨群干群關系，維護農村社會穩定，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全面、持續、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深受廣大農村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擁護。禹城市是農業之市，也是農業強市。只有為農民謀利益，為農業謀發展，才能帶動農民的積極性，才能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實踐證明，免征農業稅，對于扶持農業這個弱質產業，縮小城鄉差別，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大有益處。

二、免征農業稅后顯現出來的新問題

由于農村環境的差別及其他因素，免征農業稅后一些新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這需要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實加以解決，才能更進一步促進農村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通過調查及搜集資料，我將出現的問題作如下總

結：

1.土地糾紛增多。在農業稅免征之后，我市出現了農民“要地熱”。由此引發了許多的土地糾紛，其主要原因是：一是在落實承包責任制之后出生的人口按“等輪子”的辦法沒有得到承包在的；二是結婚遷入的人員沒有得到承包地的；三是結婚遷出之后，由于對方落實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比南川而早在對方沒有得到承包地的；四是以前由于全家外出沒有人耕種土地，又無法聯系上導致土地撂荒之后農業社將其承包地落實給另外的農戶承包的；五是農戶之間相互換地耕種，沒有形成書面合同，一方以土地使用證或經營權證落實給自己的為依據要求換回來的；六是在以前要征收農業稅時，覺得種地沒有什么收益，自愿交給農業社而沒有形成書面依據，現在又要求還給原來的承包地的。而農業社已經把已有的耕地全部落實到農戶承包經營，根本沒有土地來滿足這些農戶經營承包地的要求，致使矛盾日益加劇，有的甚至大動干戈，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

2.農稅及統籌提留遺留問題急需解決。到目前為止，有相當一部份農戶還有下欠的農業稅及鄉統籌和村提留，據統計全市共有歷年下欠的農稅和統籌提留1500萬元，調查的10個鄉鎮有523萬元尾欠款。部份鄉村干部為了完成當時的上交農業稅及鄉統籌款，在沒有收齊的情況下，自己出錢墊交，而現在免征農業稅之后，要收回這部份墊支的錢不知要等到什么時候。并且，原來村干部由于工作需要，有相當一部份已經沒有再任職，常常去找現在的村干部門鬧著要回以前墊支的款項，而現在的村干部也沒有資金來支付這部份債務，影響了農村工作的正常開展。

3.農村公益事業更難開展。農村稅費改革時，明確將農村公益事業的開展采取“一事一議”的辦法來進行，然而現時的情況是“一事一議”根本沒有辦法實施。讓農民投工投勞也不現實，客觀上講，由于外出務工人員較多，無法讓在家的人投工投勞；而出資更是沒法實施，主要是在家勞動的基本都是老弱、婦女，既沒有錢來出資，也沒有辦法去議農村公益事業項目。造成農村公益事業的開展完全靠各級財政的投入才能得以實施，致使公益設施嚴重滯后。

4.鄉村債務化解的難度加大。調查的30個村，有各種債務135萬元，這些債務有的是以前興建公益事業形成，有的是墊支上交款項形成，有的是興辦企業形成。免征農業稅后村級沒有收入來源，造成債務無從化解。

三、各級干部和群眾對免征農業稅后出現的問題的看法和意見

1.穩定承包關系，完善土地承包管理。調查中，干部群眾普遍反應要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完善和規范農村土地承包管理，按1998年二輪承包時的農村人口人人有責任地，減少農村土地糾紛。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規范農村土地流轉的程序，加大土地流轉工作的力度，從而推進農業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

2.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目前農村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脆弱，特別是農村水利設施投入嚴重不足。由于村社無錢興建新的飲水設施或修補破損的設施，致使抗旱能力減弱；飲黃河也遠不能滿足抗洪防災的需要，在調查的30個村中，由于今年5月5號的洪災造成無法復耕的耕地550畝，各級財政要進一步加大投入的力度，才能這種狀況。

3.干群聯系不如以前緊密。免征農業稅后，有的村干部覺得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對農民反映的要求解決的問題由于其沒有了以前如果不解決就不交農業稅“這張牌”，也不愿意及時予以解決。致使干群之間的聯系較為松散，溝通也較以往大為減少，長此以往會引發新的問題，影響干群關系，不利于干部為群眾及時解決實際問題。

4.抑制農資上漲的幅度。本來農資價格的上漲與農業稅的減免是兩碼事，但農民太現實了，他們把農稅減免和農資價格的上漲聯在一起，認為農稅減免這點錢的收入遠不如種子、肥料、農藥等農資價格的上漲支出的多（到調查時止，農資價格上漲的支出抵銷農稅減免的收入之后，每個農民的凈支出為40元），這種說法和看法雖然偏激，但從另一個側面來看，農業這個弱質產業要從方方面面來關注和扶持，尤其是要加大抑制農資價格漲幅的力度，使中央和國家的惠農政策及各級和社會各界對農業的關愛之情不至于付諸東流。

5.多為農民增收找出路。農民由于信息和文化程度的原因，難于找到正確的致富路子。他們希望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轉變工作職能和工作方法，及時傳遞相關信息，采取有力措施讓農民解放思想，提高農民對新技術的接受程度，多為農民增收致富找出路。

6.解決農稅及提留統籌的遺留問題。上級對農村稅費改革前的農業稅實行暫緩追收的政策，本來是為了讓農民休養生息，促進農業發展。但這造成了農民認

為現在已經不收農業稅了，現在是暫緩收繳，以后就可能不收了。這讓廣大群眾認為“聽話的孩子沒好處，不聽話的孩子有糖吃”是一條真理，進而造成聽話的孩子以后也按照不聽話的孩子那樣做。致使廣大群眾都不愿及時盡自己應盡的義務，增大了農村工作順利開展的難度。

四、解決問題的措施及建議

為使農村稅費改革順利進行，針對免征農業稅后出現的問題及廣大干群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意見，領導及廣大干群提出以下解決問題的措施和建議：

1.完善土地承包管理，加速土地流轉。土地問題是農業和農村最根本的問題，如果沒有了土地，農村的任何工作都成了無本之木。因此各級要加強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管理。農民由于種種原因，要的是土地承包的經營權，而少數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對土地又不加以好好利用。要改變這一狀況，只有通過簽訂土地承包合同來才能達到目的。因此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農村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檔案的管理，從而進一步規范農民經營承包地的行為，才能提高土地利用率；進而在條件成熟時加速土地流轉，促進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推進農業產業結構的適時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進程。

2.妥善處理農稅及提留統籌遺留問題。暫緩追收農村稅費改革前的農業稅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要消除這種影響要分清情況，需在查明未交清農業稅及鄉統籌和村提留的原因的基礎上，做到該減的減、該免的免、該收的一定要收，把這部份錢收起來之后，一是用于償還債務，二是用來興辦農村公益事業，把有限的錢用在刀刃上，讓廣大群眾及被追收欠款的農戶也覺得這些錢應該清收。

3.加強教育，提高廣大群眾的主人翁意識。鄉（鎮、街道）和村干部的一項重要職責是及時宣傳貫徹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廣大農村工作人員要認真擔負起這項工作職責，加強對廣大農民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其愛國、愛集體的思想意識，增強主人翁責任感，提高參與集體和社會事業的積極性，讓大家都來為集體和社會的向前發展出謀劃策。

4.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完善農村財務管理體制。免征農業稅后減少的地方財力和村集體的收入，國家要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全額予以解決。并且在轉移去付中要分清每一個項目的資金額度，對口撥入專門的賬戶，實行專款專用。特別是對用于村級組織正常運轉的轉移支付要及時撥入每個村（居委）的賬上，便于

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財務核算和管理，完善農村財務管理體系和體制。以保證村（居委）的正常運轉，從而促進整個農村工作的順利推進。

5.進一步完善農村稅費改革的配套政策。免征農業稅是農村稅費改革配套政策的進一步深化，它是黨和國家切實解決“三農”問題的一項重要措施，同時也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農村工作的各個方面。與之相配套的要做好基層政府的改革，做到定崗定員，按崗設職，清減富余人員，可以考慮村干部由鄉鎮精減下來的干部去擔任，從而減少從農民中選出的村干部的人數，減輕財政負擔；各級政府要切實轉變工作職能，要增強服務意識，從管理農民的角色轉到切實為農服務上來。健全和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切實解決農業生產技術不足和渴望生產技術的問題；幫助農民搞好各種經營活動中的經營管理，加強經營管理知識的培訓，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加大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培訓的力度，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完善進城務工農民的社會保障體制，真正做到使農民工能與同崗位的城鎮職工有同等的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障，這樣才能促進農民在進城之后不戀土地，從而減少農民；這也有利于加速農村土地流轉，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促進農業增效，提高純農民的收益，不誤各級黨委和政府扶農、助農、惠農政策的落實和社會各界支持農業、關注農業的良好意愿。

通過寒假期間的調查，我了解到：農村稅費改革順利進行存在的困難及其市領導為此作出的努力，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已經越開越注重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利益，只要農民認真貫徹各項措施，一切問題將會迎刃而解。免征農業稅是一種趨勢，它有利于農民，也有利于農業乃至工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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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取消農業稅(參考)

取消農業稅后農村面臨的新問題及對策 ? 取消農業稅、增加糧食直補，加大農業投入，是中央的一項惠農工程；也是一項德政工程。全國農民無不拍手稱快。這一政策的出臺，對徹底根治農民負擔過重，加快農村發展步伐，緩解農村矛盾，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但在舉國上下一片歡呼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很清醒地看到，取消了農業稅，不等于就解決了農村所有的矛盾，反之，伴隨著也出現一些新的問題。譬如一味良藥，雖有好的藥效，但也必有一定的負面效應，如果沒有一些好的藥物配伍，難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取消農業稅后，農村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一．稅費尾欠越來越難征收。稅費尾欠一直是鄉村干部感到非常頭疼的問題，也是鄉村負債、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因素。在農村，幾乎每個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農民拖欠稅費的現象，一個人口不到上千人的村，甚至可以欠稅費近40萬！可見，這些農民多年就根本沒交任何稅費，長期喊的農民負擔過重，其實對他們并無大礙。稅費尾欠收不上來，基層政府不得不組織龐大的力量來征收，增大了行政成本，也更加重了農民負擔，形成惡性循環。事實上，真正的鄉村負債，并沒有包含農民所欠的稅費往來，一旦這些往來不收或收不上來，鄉村負債的數目是相當驚人的。取消各種稅費后，中央規定，稅費改革前的上繳尾欠暫停清收，只是緩解了一部分真正困難群眾的矛盾。其實欠稅的不完全是困難群體，是這樣四種人：一是富裕戶，這些人長期舉家外出，靠在外面打工或經商賺了錢，在外定居或長時間不回，鄉村干部根本無法收到他們的稅費；二是刁難戶。用鄉村干部的話說，就是“釘子”戶。這些人無理取鬧，惡意拖欠，把政府對干部稅費征收規定的“幾不準”看成是自己的保護傘，鄉村干部對這些人總是束手無策；三是攀比戶。稅費征收過程中總會有種怪現象：沒欠的向欠得少的看齊，欠得少的向欠得多的看齊。這些人惟恐自己吃虧，相互攀比；四是困難戶。主要是經濟收入不高的農戶，五保戶，受災戶等，這部分人一般在農村占的比重并不大。稅改前稅費的緩收，使稅改后的農業稅更難征收，在群眾的潛意識中，好象是以前的尾欠不準收了或根本不收了，大大挫傷了以前踴交稅費的部分群眾的積極性。現在農村的公益事業籌資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以前沒欠稅費的，他們根本就不交了，用他們的話說，別人欠那么多都沒問題，我們自然用不著再犯傻了。而欠得多的呢？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是還不完債，干脆也拒交。稅費尾欠，是寄生在鄉村基層的惡性腫瘤，不及時醫治或徹底根治，必將引起一系列的并發癥。

二．公益事業越來越難組織。近兩年，政府雖然加大了農業投入，但要真正搞好農村公益事業，目前靠的主要還是農民自己。各種稅費取消后，農村允許收的就只有“一事一議”。有些地方規定，一事一議收費的原則是“有事就議，無事不議”，必須征得大多數人同意，而且最高不超過人平15元。這個規定看起來很簡單，其實鄉村干部很難操作。矛盾主要有三：一是程序有矛盾，必須要大多數人同意才行，這“大多數”人怎么界定？一個組的“一事一議”商定，“大多數人”是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呢？還是指實際人口數？或者到會人數？個別人為了個人利益不同意又怎么辦？實際上在農村只要有個別人不出錢，事情就很難辦成，所謂的議事其實也是一紙空文。筆者所在的村民小組，準備硬化公路，僅僅只有幾戶不同意，至今只好擱淺；二是方案有矛盾，比如農村的許多機耕路，是為農田服務的，修路籌資自然按田分攤。如果按人分擔，那些人多田少的自然不干，本來30年不變的農田承包政策使許多人及時分不到田，這部分人本身就吃了虧，再加重其負擔也不合情理，何況有些地方按田分擔根本沒有矛盾，政府又何必去強加一個按人收取，強行扣上一個“負擔不合理”的帽子？三是數目有矛盾，比如筆者所在的村，經村民代表會議決定硬化村主干道3.8公里，共需資金53.2萬元，政府撥款34.2萬元，尚差19萬元。我村共有人口850人，按人平收取15元計算，共可收1.275萬元，如果按此速度收取，共需15年。而實際上，村里居民的生活水平兩年要籌集這筆錢根本沒問題，但是于法不容。

三．土地糾紛越來越難處理。前幾年，為了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政府提倡土地延包30年不變。其實那時侯由于各種負擔太重，農民根本就不愿意要田地，大多數農民都拒簽合同。為了響應上面的政策，鄉村干部只好造假合同應付上面的檢查。田土多的農戶紛紛擱荒，欠下一大筆稅費。而田土少的農戶，更不愿攬個包袱。人地分配相當不均衡。農業稅取消后，什么負擔幾乎沒有了，中央還有一系列的補助，各地開始出現爭地現象。人多地少的要求分地，人少地多不愿意拿出來，這時候他們拿出政策來保護自己：30年不變啊。特別是一些農村的新生兒，如果說以前人多地少的農戶是自違的話，那么這些新生兒，是誰剝奪了他們半生享有土地的權利？還有征地矛盾，以前農民覺得土地是種累贅，只要減免他們的負擔，地價都沒有過高的要求，現在他們覺得土地艱貴了，不再輕易轉讓土地。一些地方必要的建設征地，就成了難題。比如某鄉某村有兩個組，一個組稅改前農民征收的土地價是水田5000元/畝。據說依據是按每年農業稅及附加稅最高100元/畝估計，50年政府應該收5000元。本來農民要交稅的，這下不但不交，還有收益，皆大歡喜。另一個組是免稅后征地的，農民都知道打算盤了：現在糧價翻倍了，每畝包括政府的各種補助至少收益900元左右。50年就要4.5萬元哦，并且還意味著永遠失去田地。所以他們索要高價！而前一個組的群眾想不通啊，只相差一年時間，他們感覺自己太吃虧了，又紛紛去強行奪回自己的田地。現在許多地方都出現已被征地農民索要田地現象，基層政府很難應付。

四．基層組織越來越難運轉。很長一段時間，稅費收入一直是鄉村基層組織經費的重要保證。取消各種收費后，鄉村組織已是舉步為艱。鄉鎮干部以前的待遇主要靠工資收入和鄉鎮補貼。現在大部分鄉鎮沒有了經濟收入，干部也就不可能發多少補貼。光靠工資收入的鄉鎮干部自然成了困難戶。就拿我鄉來說，干部工資最高的也就1500多元，最低的只有700多。而當地農民在外打工的平均工價是1800元/月。造成鄉鎮干部大多不安心于本職工作。特別是鄉村債務，已成為基層政府極不穩定的隱患。現在幾乎所有的鄉鎮都有債務，一般的都有好幾百萬！不要談償還債務，正常的辦公都已無法運轉。個別鄉鎮，已到了干部食堂都無法保證的地步。雖然上級政府在極力想辦法化解鄉村債務，問題是這樣的體制下去，繼續增長的債務又怎么辦？如果不能對癥下藥，恐怕永遠會有化解不完的鄉村債務。另外，公益事業也成為鄉鎮一個極為頭疼的問題，在村里，還可以搞一事一議多少籌點，但鄉鎮又上哪里去籌？以前在鄉鎮，暗地里都有一個這樣的規矩：鄉鎮每年在上繳的費用中，要拿出一部分獎勵村干部，村干部倒是尚能聽命于鄉鎮政府。沒有了這些費用，鄉村矛盾也逐步顯露出來。實行村民自治后，鄉鎮對村干部沒有任免權，沒有了經濟往來，許多村干部有了占山為王的思想。有人把一些資力較老的村支書叫做“土皇帝”。凡事他不聽上級指揮。而你又無可奈何。現在鄉鎮布置村干部工作任務，幾乎沒人聽。就連農民負擔卡，包村干部都只好自己幫村干部填寫、發送、張貼。

筆者通過對鄰近幾個鄉鎮的調查，發現這些矛盾比較尖銳。怎樣來解決？個人認為要做好以下幾點：

一．稅費尾欠要合理征收。稅費尾欠的成因比較復雜，各地差異不同，實際情況不盡相同，只能因地而異。“收”、“消”、“減”、“免”。“收”就是對有償還能力、惡意拖欠的農戶依法清收；“消”就是鼓勵有勞力剩余的農戶以勞代資，既減輕了農戶負擔，又增加了集體收益，第一年共用這種形式鼓勵村民荒山造林200多畝，不僅收回上繳2萬多元，而且10年之后集體可創收200多萬元；“減”就是召開村民代表會，討論減免部分受災戶的稅費；“免”就是用同樣的方式免去個別特困戶的稅費；

二．公益事業要合理規范。由于鄉村債務沒有化解到位，各種稅費又不準收，許多村只好在“一事一議”上開口子。而上面往往只強調標準，只要不觸“高壓線”，而忽略監督。許多村干部按照上面的要求，造假會議記錄，假村民代表簽名以達到其目的。“一事一議”的征收應該法制化，讓執行者有法可依。在人地矛盾沒有解決的前提下，征收的方案必須因地而異，否則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之會激發矛盾。對于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經過村民代表的同意，和上級組織的審核，要允許特例存在，否則會制約一些地方的發展。

三．土地矛盾要合理完善。政府應該逐步探索新的形式下新的土地政策。雖然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但實際上農民擁有了所有權。如果農民不同意，誰敢強行征地？農民的宅地基誰敢侵占？承包期滿后外地居民誰敢來承包？城里的一些無業居民，同是國家公民，為什么就不能享受這一優越的國家資源？還有一些矛盾，比如一些企業征了農民的地，經營期限是50年。50年后怎么辦？如果企業不再續征了，農民面對那些鋼筋水泥如何耕種？假如企業續征，農民有意天價又怎么辦？要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必須逐步探索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讓土地可以流轉。會經營的農民可以進城定居，城里的失業者可以到農村買地耕種。同時，農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相互流動。這樣可以有效緩解城鎮的失業壓力，可以有效利用自然資源，減少土地閑置。同時可以避免農村長期存在的人地矛盾。

四．基層組織要合理設置。現在鄉鎮隊伍的龐大，與早些年農民負擔過重有很大的關系，稅費收不上來，鄉鎮就不得不增加人手。以前鄉鎮干部的工作主要以稅費收繳為主，取消稅費后，鄉鎮人員明顯多余。許多鄉鎮干部面臨失業。許多地方在喊鄉鎮政府由“命令型”向“服務型”轉變，實際上是一種害怕失業的恐慌的托辭。鄉鎮干部大多來自于高等院校，許多人根本沒種過田，又怎樣去指導種田？許多人根本就沒經過商，又怎么能去指導農民發家致富？與其讓許多人都坐在一起吃不飽，不如分一部分人出去另尋門路。村干部人員同樣過剩，鄉鎮、村組合并迫在眉睫，鄉村干部職數精簡迫在眉睫。另外，還應該改變村干部的任免方式，和村干部薪酬的發放形式，其他村干部必須按績論酬，以確保政令通暢。

第五篇：取消農業稅

取消農業稅，中國歷史上的壯舉

溫家寶總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鄭重宣布，像一聲響徹云天的春雷，在遼闊的中國農村、牧區的每個角落回蕩。對9億中國農民來說，再沒有比這條消息更令他們激動和感動的了。他們將永遠記住這一天，歷史將記載這一天。

在漫長的中國農業社會歷史上，政府收繳農業稅、農民交納農業稅從來都是天經地義的。各朝各代，只有過局部減輕包括農業稅在內的稅賦的舉措，從來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的先例。共和國成立后50多年里，特別是最近十幾年為減輕農民負擔做了許多努力，但農業稅政府還是得收，農民也還是得交。溫總理這一宣布，五年后中國農民將告別交農業稅的歷史，這是本屆政府做的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是天大的德政。

我國多年來農業稅穩定在500億元左右，2002年僅占全國稅收的2.6%，每個農業人口不到60元，對政府、對農民似乎都不是一個不堪重負的大數目。但政府保留還是取消這項稅收，其影響卻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本身。

取消農業稅，是項使每個農戶都受益的根本性舉措。“60”塊錢，對城里人，對有錢人來說，是不值一提的區區小數。但在當今中國的不少農民眼里，每個人口交60元也不是一件簡單事。五口之家一年要交300元，他種那幾畝地去掉化肥、種子、農藥、水費等各項開支，又能掙幾個300元呢？再說，300元可能維持一家兩三個月的最低生活呢。問題還不在這里。因為有農業稅，就給其他五花八門的費稅“搭車”提供了平臺，這樣幾倍于農業稅的負擔就會落到農民肩上。五年后取消農業稅，其他費稅“搭車”的平臺也隨之失去，農民將從一反一正中大大獲益，黨和政府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也因此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取消農業稅，體現了黨和政府執政為民，扶持社會弱勢群體的施政理念。9億農民是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又是收入增長最緩慢、生活最艱難的社會弱勢群體。目前，農業發展滯后，城鄉差距擴大。農業、農村、農民的狀況，直接關系到全國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加入WTO后，我國農民又多了一層國外優勢農業競爭的強大壓力，處境更為艱難。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每個農業工人擁有1000畝耕地，還從政府那里獲得補貼。相比之下，我國小規模的、分散的農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新一屆中國政府充分體察農民的境況，毅然取消農業稅，可以說是現

實條件下對“三農”最強有力的扶持。這項政策必將激發農民積極性的提高，推動農村經濟的新一輪發展。農業這個國民經濟基礎發展了，穩固了，也必將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取消農業稅，實行鄉鎮財政與稅收脫鉤，將緩和和改善多年來因收農業稅以及其他攤派費用而造成的不少地方農民與基層組織、基層干部關系的緊張，有利于基層干部集中精力帶領農民致富，有利于重建基層干部和農民的和諧關系，有利于農村的穩定。

取消農業稅，必將推動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五年后，鄉鎮的財政負擔將通過國家財政支付轉移來解決，這必然要求縣鄉鎮要精簡機構、裁減“臃腫”人員，有些地方也可能根據情況對鄉鎮做必要的合并調整。農村基層干部的素質將得到優化和提高。

取消農業稅，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一項巨大成果。現在農業稅雖然只占國家稅收總額百分之二點幾，但五年后這筆稅收不但沒有了，國家還要從財政中拿出一筆錢來支付農村基層的財政開支，這一反一正給國家增加了不小的負擔。取消農業稅，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難以做到的。但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國力明顯增強，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使國家完全具備了取消農業稅而不至于影響國家全局發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