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效率和公平 先富和共富：解讀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

如何認識和解決貧富差距過大，是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沒有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及“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強調“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注重社會公平”。對此，人們有不同的解讀。這是否意味著中央關于分配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轉變？現就這個問題談談筆者的看法。

社會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

在不少人的觀念中，公平是一個超歷史的絕對的概念，公平就是平均分配，就是人人有份。其實，“社會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而且是一個法律用語，在不同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包含不同的內涵；在每一種特定的經濟關系中，不同經濟地位的當事人有完全不同的公平觀念和標準。離開生產方式的性質談論社會公平，離開生產談論分配，不僅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科學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拉薩爾，曾鼓吹以“公平的分配”代替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平分配。對此，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權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關系來產生出法權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種極為不同的觀念嗎？”他說，作為同量勞動相交換的按勞分配，固然體現了平等的權利，是一種進步，但這種平等的權利仍然被限制在資產階級的框框里，對不同等的勞動者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包含著各種弊病。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按勞分配），而應當是不平等的（按需分配）。他還說，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質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為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回顧人類歷史，在所有對立的生產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義的社會公平。真正的社會公平在于社會成員對生產條件的共同占有和聯合勞動，在于消除等價交換、消滅階級和實現自由全面發展。但是，這一切都取決于生產力條件，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才有可能實現。我們現在所講的社會公平，都只是一定生產方式中的、歷史性的、相對的公平。在我國現階段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所有制并存和合同勞動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實現上述意義的社會公平。所謂社會公平，主要是權力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來說，只要是堅持了按勞取酬和按要素分配的原則，只要是沒有出現貧富過分懸殊的情況，都不能說是不公平。

社會公平只能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

有人認為，我國貧富差距過大是實施“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造成的；今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于‘效率與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持這種看法的人，往往把社會公平單純看作是公平分配的結果，把社會公平完全寄托于公平分配。這種看法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錯誤：第一，把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割裂開來。其實，分配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的背面和表現，要實現公平的分配，必須以公平的生產關系為前提。第二，把分配同分配的對象分離開來。但是，公平分配只能以可供分配的產品為前提，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和產品的豐富，談論公平分配只能是空頭支票和畫餅充饑。的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字面上好像是講第一、第二的關系，好像是此長彼消的關系。但是因此把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顛倒過來，則是不正確的。必須明確，貧富差距過大不是因為過分注重效率，不是因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而是因為在變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過程中，新舊體制并存和交織，存在漏洞，對社會公平關注不夠。效率和公平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不存在第一、第二的關系，二者都很重要；效率和公平不是對立物，不存在此長彼消的關系，同公平發生矛盾的是具有歷史局限性的生產方式，而不是效率。

所謂效率，從微觀層次講，就是在發揮“一般社會力”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從宏觀層次講，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總起來講，效率就是生產要素的節約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強調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強調發展的重要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這就是強調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如果在發展的意義上理解效率，那么，“效率優先”無非就是“發展優先”。但是，和“效率優先”相對應的，不應當是“兼顧公平”，而應當是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關系、經濟體制一定要服從于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括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必須以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而不是顛倒過來。

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如果我們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理解發展，那么，發展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含著縮小過大的貧富差距。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公平就變成普遍的貧窮，就只能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始終是一致的，就像動物的生存斗爭同種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樣。歷史上所有的對立關系，都談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們還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為實現社會公平創造物質前提的。

貧富差距過大時更應注重社會公平

當前，一方面，貧富差距已經過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另一方面

第二篇：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解讀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

如何認識和解決貧富差距過大，是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沒有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及“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強調“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注重社會公平”。對此，人們有不同的解讀。這是否意味著中央關于分配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轉變？現就這個問題談談筆者的看法。

社會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

在不少人的觀念中，公平是一個超歷史的絕對的概念，公平就是平均分配，就是人人有份。其實，“社會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而且是一個法律用語，在不同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包含不同的內涵；在每一種特定的經濟關系中，不同經濟地位的當事人有完全不同的公平觀念和標準。離開生產方式的性質談論社會公平，離開生產談論分配，不僅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科學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拉薩爾，曾鼓吹以“公平的分配”代替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平分配。對此，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權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關系來產生出法權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種極為不同的觀念嗎？”他說，作為同量勞動相交換的按勞分配，固然體現了平等的權利，是一種進步，但這種平等的權利仍然被限制在資產階級的框框里，對不同等的勞動者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包含著各種弊病。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按勞分配），而應當是不平等的（按需分配）。他還說，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質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為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回顧人類歷史，在所有對立的生產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義的社會公平。真正的社會公平在于社會成員對生產條件的共同占有和聯合勞動，在于消除等價交換、消滅階級和實現自由全面發展。但是，這一切都取決于生產力條件，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才有可能實現。我們現在所講的社會公平，都只是一定生產方式中的、歷史性的、相對的公平。在我國現階段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所有制并存和合同勞動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實現上述意義的社會公平。所謂社會公平，主要是權力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來說，只要是堅持了按勞取酬和按要素分配的原則，只要是沒有出現貧富過分懸殊的情況，都不能說是不公平。

社會公平只能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

有人認為，我國貧富差距過大是實施“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造成的；今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于‘效率與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持這種看法的人，往往把社會公平單純看作是公平分配的結果，把社會公平完全寄托于公平分配。這種看法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錯誤：第一，把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割裂開來。其實，分配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的背面和表現，要實現公平的分配，必須以公平的生產關系為前提。第二，把分配同分配的對象分離開來。但是，公平分配只能以可供分配的產品為前提，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和產品的豐富，談～平分配只能是空頭支票和畫餅充饑。的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字面上好像是講第一、第二的關系，好像是此長彼消的關系。但是因此把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顛倒過來，則是不正確的。必須明確，貧富差距過大不是因為過分注重效率，不是因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而是因為在變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過程中，新舊體制并存和交織，存在漏洞，對社會公平關注不夠。效率和公平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不存在第一、第二的關系，二者都很重要；效率和公平不是對立物，不存在此長彼消的關系，同公平發生矛盾的是具有歷史局限性的生產方式，而不是效率。

所謂效率，從微觀層次講，就是在發揮“一般社會力”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從宏觀層次講，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總起來講，效率就是生產要素的節約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強調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強調發展的重要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這就是強調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如果在發展的意義上理解效率，那么，“效率優先”無非就是“發展優先”。但是，和“效率優先”相對應的，不應當是“兼顧公平”，而應當是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關系、經濟體制一定要服從于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括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必須以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而不是顛倒過來。

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如果我們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理解發展，那么，發展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含著縮小過大的貧富差距。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公平就變成普遍的貧窮，就只能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始終是一致的，就像動物的生存斗爭同種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樣。歷史上所有的對立關系，都談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們還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為實現社會公平創造物質前提的。

貧富差距過大時更應注重社會公平

當前，一方面，貧富差距已經過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另一方面，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經濟條件的改善允許國家加大調節力度。因此，必須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但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是由各種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條件的巨大差異；市場經濟的競爭和優勝劣汰；國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實施的某些傾斜政策；不合理的戰略思維和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國家和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不力；等等。以歷史的觀點看分配關系，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聯系，又有

區別。不能認為，貧富差距的任何擴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現。從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到市場經濟的適當拉開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體現了現實的公平性。只有體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為造成貧富差距的過大，才屬于分配不公。

現階段的分配不公有兩個相互聯系的綜合標志：一是基尼系數過大，二是貧困人口過多。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注重社會公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是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向“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應當明確，提法的某些改變基本屬于政策性調整，而不是基本分配制度和基本分配原則的變化，更不意味著在犧牲效率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公平。決定收入分配的，首先是初次分配，其次是再分配。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與再分配有關，也與初次分配有關。在目前的體制下，初次分配并不是基本上由市場機制決定，還存在很多的不公平。例如，工資率過低和利潤率過高，就是屬于分配不公；至于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更是不公平了。即使分配主要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也不能認為初次分配只要注重效率就行了。同樣，再分配不僅要解決公平問題，而且也要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進而解決效率和發展的問題。因此，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既要調整再分配關系，又要調整初次分配關系。所有的問題―――無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只能在發展和改革中解決。

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規律

有人認為，我國“一部分先富”的任務已經完成，今后的任務是“共同富裕”，中央“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將從‘先富’轉向更為實際的‘共富’”。這種認識筆者以為同樣是不恰當的。鄧小平同志反復指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當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先富的地區要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逐步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但是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他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貧窮。鄧小平所說的由“部分先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不僅是我國正確的發展道路，而且是一條客觀規律。“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階段，而是通過“部分先富”達到“共同富裕”。在“部分先富”的過程中，就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成分；在“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標實現以前，始終表現為“部分先富”。

“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充分積累。在我國現階段，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既要承認勞動差別，又要承認資產差別。也就是說，不僅要默認勞動能力是每個人的天然特權，而且要承認對象化的、積累起來的勞動（物質財富）同樣是每個人的合法權利。前者要求同量勞動相交換，要求同量勞動獲得同量報酬；后者要求財富轉化為資本，并實現價值增殖。只有這樣，才既能夠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又能夠調動資本所有者和企業主的積極性。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以及采取市場經濟形式，就是體現了上述利益要求。在這種經濟制度和經濟形式中，收入的較大差別是不可避免的，率先富裕起來的只能是一部分人。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調節，富裕起來的人會越來越多，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第三篇：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學習體會

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學習體會

2005年11月8日－11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十六屆五中全會，這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全會審議并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站在新的歷史發展起點上，從戰略全局出發，制定描繪了我國在下一個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綱領性文件。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對于統一思想，明確方向，激勵斗志，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具有重大意義。11月中旬，辦事處黨工委開展中心組學習，認真組織學習了十六屆五中全會報告，開展的如何貫徹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的大討論。通過此次學習，我有如下的體會：

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推動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按照《建議》提出的“六個必須”的原則，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到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進一步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把科學發展觀貫穿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核心，這句樸素的話語深刻回答了黨治國理政“為了誰”的問題。回顧歷史興衰，一個政權要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關鍵在于能否始終如一地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縱觀當今世界，執政黨的根本任務就是整合社會各方面的積極力量，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就迫切需要人民群眾對政權的認可和信任，說到底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

如果把共產黨人比作種子，人民群眾就是土地；黨來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務于人民。一句話，只有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能在執政的艱辛道路上無往而不勝。義貴有功，功在利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創造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對人民來說，發展是愿望，是企盼；對我們黨員干部來說，發展是責任，是使命，是“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根本所在。全省黨政領導和黨員干部，必須深刻認識到貫徹落實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我省加快發展的又一次大好機遇，既要為群眾發展又要靠群眾發展，要始終不渝地高舉“改革、發展”的旗幟，抓項目、抓企業、抓黨建，以更大的決心和氣魄，更高的熱情和速度，更穩的姿態和步伐，在加快發展中得人心、暖人心、穩人心。

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僅要為民造福，更要勤政高效、清正廉潔。老百姓看執政黨，看歷史也看現在，看說的也看做的，看中央也看基層，看政績也看敗績。共產黨植根于

人民群眾，而懈怠、奢靡和腐敗，正是引誘黨員脫離力量之源的大敵。如果“深入群眾”不是看看群眾的鍋灶，看看廁所，看看洗澡的地方，而是直奔酒店，直奔歌廳，人民公仆的形象蕩然無存，官老爺的派頭昭然若揭，怎么能奢求為民謀利？

怎么能奢求血肉聯系？“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黨員干部只有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新高度，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下正心、清欲、廉潔，以嚴格的民主制度和監督體系約束自身，才能永遠保持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那么一種血肉深情，與人民群眾在風雨同舟中共同締造屬于我們的美好未來。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各級領導干部是關鍵。我們要加強對科學發展觀的領會和把握，提高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能力。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提高理論思維和戰略思維水平，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指導實踐的本領。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加強調查研究，總結和運用廣大干部群眾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創造的成功經驗，特別是要總結和運用廣大干部群眾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成功經驗，深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增強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本領。各地區、各部門都要深入領會五中全會精神，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目標要求，建立健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制度、體制和機制，切實把科學發展觀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

2，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深刻認識自主創新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意義，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創新之路。

著力自主創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堅持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要從增強國家創新能力出發，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增強科技競爭力。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力量在一些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取得突破。要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技術瓶頸，在能源、資源、環境、農業和信息等關鍵領域取得重要進展。要著眼長遠，加強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在一些前沿高科技戰略領域超前部署，培育新興產業。

從根本上說，加快科技發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全面推動經濟振興和社會進步，都取決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大量高素質人才的培養。我們要繼續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加快教育結構調整，著力普及和鞏固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教育的改善、發展和進步，將為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更加優秀、更加雄厚的人才基礎。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我們深信，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堅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我們就一定能夠不斷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注入巨大活力，保持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促進社會和諧，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和必要條件。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就是要充分認識促進社會和諧對于推動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極其重要的意義，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從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入手，扎扎實實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3，“十一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更好地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對于我們緊緊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廣泛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推進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斷發展，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充分發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結構，落實積極促進就業再就業的各項優惠政策，改善就業和創業環境，不斷擴大社會就業。

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維護社會公正、協調社會利益、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要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健全城鎮職工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重視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困難，有條件的地方要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

促進社會和諧，要求我們建立完善的社會管理體制和機制。要加強基層建設，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建立政府調控機制同社會協調機制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同社會調節力量互動的社會管理網絡，形成對全社會有效覆蓋和全面管理的體系。要深刻認識和把握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和規律，完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注重從源頭上減少人民內部矛盾的發生，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加強矛盾糾紛排查工作，依法及時合理地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要牢固樹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完善安全生產監管體制機制，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頻發的勢頭。要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建立健全社會預警機制、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和社會動員機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要增強執政意識和政權意識，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有機統一、互為條件、不可分割的整體。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為經濟建設提供有力的體制保障、智力支持和良好的社會氛圍，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第四篇：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心得體會

學習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心得體會

昭平縣建設工程安全監督站徐濤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是我們黨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會議。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了我國下一個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方針、奮斗目標、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溫家寶同志就《建議（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全會結束時還發表了公報。全會通過的《建議》，描繪了我國“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作出的符合我國國情、順應時代要求、凝聚人民意志的戰略決策和重大部署。認真學習、貫徹好十六屆五中全會的精神，對于動員和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認真學習好十六屆五中全會的精神，是貫徹落實全會精神的基礎和前提。我們認真學習胡錦濤同志在全會上的重要講話，認真學習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及溫家寶同志就《建議（討論稿）》向全會作的說明，認真學習會議公報。學習必須完整、準確地領會全

會的精神；通過學習全會的各項文件，明確當前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國際形勢，明確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明確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是中央的重大部署，在思想認識上切實做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學習貫徹好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必須要抓住關鍵。要明確認識，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根本的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我們要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切實把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轉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

學習貫徹好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必須發揚優良學風。要以全會的精神為指導，緊密聯系實際，分析本地區、本單位、本部門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實事求是找差距，定措施。要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努力提高貫徹科學發展的能力，提高駕馭全局的能力，提高處理利害關系的能力，提高務實創新的能力。要增強機遇意識、發展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憂患意識，堅持講政治、講黨性、講大局，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學習貫徹好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黨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我們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偉大旗幟，積極全面準確深入地宣傳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把思想統一到全會精神上來，把力量凝聚到落實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上來，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振奮精神，扎實工作，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為實現“十一五”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斗！

二00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五篇：學習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

學習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

“十五”時期取得的巨大成績

我國成功應對了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嚴重沖擊，戰勝了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災害的挑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效抑制了經濟運行中不穩定不健康因素，從容應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新變化，國民經濟持續較快發展，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步法加快，“十五”計劃確定的主要發展目標提前實現，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對外貿易邁上新臺階，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城鄉人民生活進一步改善，各項社會事業取得新進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繼續加強。

“十一五”時期面臨的國內外環境

有利因素：和平、發展、合作成為當今時代的主流，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有利于保持國際環境的總體穩定，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轉移加快，我國與世界經濟的相對來說互聯系和影響日益加深，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相互補充。

不利因素：國際環境復雜多變，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壓力將長期存在，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加劇，圍繞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的兌爭更加激烈，貿易保護主義有新的表現，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戰。

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指導思想

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

“十一五”時期要堅持“六個必須”的原則

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必須不斷深化改革開放。這“六個必須”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是“十

一五”時期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

“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

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實現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翻；資源利用效益顯著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優勢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開放型經濟達到新水平，國際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城鎮就業崗位持續增加，社會保險體系比較健全，貧困人口繼續減少；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普遍提高，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衛生和環境等方面的條件有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取得新進展，社會治安和安全生產狀況進一步好轉，“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取得新進步。

“十一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主要任務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自主創新提升產業技術水平；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我國土地、淡水、能源、礦產資源和環境狀況對經濟發展已構成嚴重制約。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切實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堅持開發節約并重、節約優先、按照減量化、再利用、資

源化的原則，大力推進節能節水節地節材，加強資源綜合利用，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體系，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節約型增長方式。積極開發和推廣資源節約、替代、和循環利用技術，加快企業節能降耗的技術改造，對消耗高、污染重、技術落后的工藝和產品實施強制性淘汰制度，實行有利于資源節約的價格和財稅政策。在冶金、建材、化工、電力行業以及產業園區和若干城市，開展循環經濟試點，健全法律法規，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模式。強化節約意識，鼓勵生產和使用節能節水產品、節能環保型汽車，發展節能省地型建筑，形成健康文明、節約資源的消費模式。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從源頭防治污染和保護生態，堅決改變先污染后治理、邊治理邊污染的狀況。要采取嚴格有力的措施，降低污染排放總量，切實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問題。盡快改善重點流域、重點區域的環境質量，加大“三河三湖”、三峽庫區、長江上游、黃河中上游和南水北調水源及沿線等水污染防治力度，積極防治農村面源污染，特別要保護好飲用水源。綜合治理大中城市環境，加強工業污染防治，加快燃煤電廠二氧化硫治理，重視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妥善處理生活垃圾和危險廢物。進一步健全環境監管體制，提高環境監管能力，加大環保執法力度，實施排放總量控制、排放許可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建立社會化環保投融資機制，運用經濟手段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切實保護好自然生態。堅持保護優先、開發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資源開發活動為重點，強化對水源、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等自然資源的生態保護。繼續推進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退牧還草、京津風沙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濕地保護和荒漠化治理等生態工程，加強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和海岸帶的生態保護與管理，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自然生態恢復。防止外來有害物種對我國生態系統的侵害。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

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這在我黨歷史是第一次，體現了黨中央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并把環境保護擺上了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戰略位置，為環保事業的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

環境友好型社會，就是全社會都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建立人與環境良性互動關系。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就是要以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遵循自然規律為準則，以綠色科技為動力，倡導環境文化和生態文明，構建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社會體系。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方針，是環境保護的一個重大命題，對環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深化體制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推進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戰略。加快科學技術創新和跨越；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加快推進人才強國戰略。

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合理調節收入分配；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主要措施

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推進兩岸關系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

積極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全黨同志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