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四種不同形態的組織文化

四種不同形態的組織文化

英國當代最著名的管理大師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提出了四種不同形態的組織文化：

1.集權式的文化（power cultures）：權力中心只有一個，通常是由一位具有領導魅力的創始人或其繼承者，以相當權威化的方式運作。企業的領導方式很強勢，有決斷力，反應速度很快。而中間管理階層采取主動的空間不大。這種企業文化，在決策正確的情況下，有助于公司的快速成長；但是，同樣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如果決策錯誤，將為公司帶來災難。這種企業文化在公司剛起步的頭幾十年經常可以見到。

2.各司其職的文化（role cultures）：在大型且注重既定程序的公司里經常可見，每個人的角色、工作程序，以及授權程度，均界定清楚。在這種文化下，既定的工作說明與工作程序比個人特質重要，這類組織相當穩定且規律化，但也缺乏彈性、步調遲緩。一些歷史悠久的銀行與保險公司，以及集團企業（如日本的株式會社）、國營企業等，均是典型的例子。

3.任務導向的文化（task cultures）：利用小規模的工作團隊，以建立網絡與人際互動的方式完成任務，個人可以高度掌控工作。公司的階層屬于扁平式的，工作形態則屬于非正式的。這種企業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公關公司、房地產經紀公司，以及銷售公司等。

4.重視個人的文化（person cultures）：主要由個人主導工作，強調個人價值與專業，工作者對企業的忠誠度較低。這種企業文化在顧問公司、律師事務所、學術界、研究單位，以及雜志媒體業等屢見不鮮。

第二篇：四種形態,一個都不能少范文

“四種形態”，一個都不能少（深度關注·如何用好“四種形態”④）

本報記者 趙 兵

《 人民日報 》（2016年05月24日版）

“四種形態”提出，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這是不是意味著反腐敗高壓態勢減弱？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是不是對違紀干部重罪輕罰、高舉輕放？抓早抓小，是不是代表紀檢監察工作輕松了？實際上，這些都是對“四種形態”的誤讀，“四種形態”著眼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四個方面有機統一，相互關聯，實踐中必須全面把握，才能夠達到良好效果。

“抓小”意味“放大”？

“抓小”不能“放大”，反腐高壓不減

【案例】

2015年2月，廣東某市紀委收到群眾舉報市監察局副局長李榮（化名）公款吃喝、收受禮品等頂風違紀問題。在市紀委函詢核實問題時，李與相關人員均予以否認。該事件被網絡曝光后，李與相關人員再次串供，應對組織審查。同年8月，廣東省紀委查實李榮違規接受公務宴請、收受禮金禮品問題，并在組織函詢期間未如實向組織報告，串供隱瞞事實真相，情節嚴重。最終，省紀委決定對李榮予以立案檢查，對其采取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等處分。

對干部問題“抓小”，并不意味著“放大”。對重處分占“少數”、立案審查占“極極少數”的強調，并不意味著紀委不查大案，也不意味著將對干部出現的嚴重問題高舉輕放。從上述案件可以看出，如果運用函詢沒有達到良好效果，并存在嚴重違紀問題時，紀檢監察機關將毫不手軟使用更加嚴厲的紀律戒尺。

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指出，“力度不減、節奏不變，持續保持遏制腐敗的高壓態勢。”實際上，“四種形態”的實施，是關口前移，尤其是第一種形態，要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將干部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遏制在萌芽狀態，在法律“紅線”之上設置多道防線，旨在攔截黨員干部從違紀走向違法，避免“好同志”淪為“階下囚”，并不是數量和力度上放緩反腐節奏。

以廣東為例，數據表明，黨的十八大以來，受理與審結的案件數均連年攀升。2014年受理的案件數增長了82.2％，其中審理廳級干部人數比2013年增長165％；2015年受理案件數比2014年增長了162％，其中審結廳級干部人數比2014年增長167％。

“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不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以前不管的現在管了，以前放松的現在收緊了。”廣東省紀委副書記王衍詩說。

4月16日，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4月18日，廣東省政府原黨組成員、副省長劉志庚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4月21日，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原副主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原副主任龔清概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5月12日，外交部原黨委委員、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張昆生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一個多月以來，一個個“大老虎”被查處再次表明，反腐高壓態勢不減，強度不降，任何人違法亂紀都不要寄希望于僥幸逃脫或重罪輕罰。

批評教育可以代替硬處理？

不能割裂“四種形態”，需綜合把握運用、對癥下藥

【案例】

今年1月29日，中央紀委公布了2015年給予十名中管干部黨紀重處分并作出重大職務調整的情況，這些干部因嚴重違紀，有五人被開除黨籍，降為科員或副處級非領導職務；有四人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處分，降為正處或副廳級非領導職務……2月5日，中央紀委又公布了四川省省委原副書記、省長魏宏和湖北省委原常委、組織部長賀家鐵因嚴重違紀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的決定，兩人分別被降為副廳級非領導職務和正廳級非領導職務。

“老虎”究竟是怎么長大的？為什么有的黨員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階下囚”？

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熊驚峰在中紀委官網接受訪談時表示，從這些年日常的執紀審理工作中，常常發現不少“老虎”是一路腐敗、一路帶病提拔過來的。在干部監督上，相當一部分黨組織習慣于把防線只設置在反腐敗上；相當一部分紀委只重視查辦大案要案，把法律當尺子，把監督執紀退到法律的“紅線”。

通過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嚴明黨的紀律，可以有效防止黨員干部“帶病”往前走。這就好比醫生給病人看病，也得視病情輕重來對癥治療：頭疼腦熱、感冒咳嗽就開點常用藥；高燒不退、炎癥嚴重再使用抗生素；長了良性腫瘤、組織增生要做手術摘除……這就要求對“四種形態”綜合運用把握，決不能只強調某一種形態，忽略了其他形態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紀委“三轉”的改革深化，大多數紀檢干部過去以辦大案為英雄的理念逐漸得以轉變。吉林2015年對黨員干部身上的問題早發現、早處置，共談話函詢591人；江蘇防止小錯拖成大錯，今年以來共談話函詢省管干部163人；湖南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日常監督管理，今年1至3月共開展談話函詢 3 434人次，同比增長675％……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理念逐漸貫穿于各級紀檢機關監督執紀過程中。

在轉變片面抓大案的同時，也要防止片面偏向某一種形態。有的地方在監督執紀過程中，以批評教育軟處理代替紀律硬處理。比如，有地方黨委書記收到反映干部問題線索后，直接對干部進行談話提醒，根據談話效果及干部態度來判斷問題線索是否屬實，事后并不對線索及干部反饋進行核實，這就容易造成線索遺漏。此外，有的地方在利用函詢要求干部說明有關情況時，并不進行全面核查，有的采取抽查方式，有的甚至只是作為依據暫存起來。因此，既要重視運用好第一種形態，把問題消化在萌芽狀態，使嚴重違紀的干部越來越少，也要充分發揮后面三種形態的威懾和后盾作用，對嚴重違紀的腐敗行為堅持零容忍。

運用第一種形態最簡單？

警惕“容易論”，提高能力擔當

【案例】

今年2月23日，經過江西宜春市紀委初核之后，市紀委副書記對某縣政協副主席張朝（化名）就違規放貸、投資入股旅游地產問題進行誡勉談話。起初，張朝一直不敢直面問題，含糊其辭，認為交代自己存在的問題就是“自斷前程”。后來在市紀委副書記中肯的開導下，張朝慢慢意識到這樣的誡勉談話是“組織在幫助我、關心我，在咬我的耳朵，讓我出出汗，扯住我的袖子，要我及時收手”。最終，他放下心理包袱，直面問題。談話之后，市紀委就其他反映不屬實的問題在一定范圍內予以澄清正名，沒有影響張朝提拔進步。張朝感慨萬分：“若不是市紀委的同志幫助我及時收手，怕是我會依然僥幸下去，必定釀成大錯。”

運用把握好“四種形態”并非易事，尤其是第一種形態，如上述案例，如何讓被談話人放下心理包袱，直面問題，又能讓其充分認識到這是組織的關愛，考驗著談話主體的能力以及對政策法規的把握。

“談話函詢與執紀審查中的談話不一樣，后者往往已掌握大量違紀證據，需要攻破的僅僅是心理防線，而談話函詢掌握的往往只是一般性的問題線索。因此在談話處置問題線索時，就需要根據現場情況隨機應變、更加耐心做好對方的思想工作。”一位紀檢干部說道。

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指出：嚴管就是厚愛，治病為了救人。實踐“四種形態”，紀委的責任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執紀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要提高思想政治水準和把握政策能力，實現懲處極少數、教育大多數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

從運用“四種形態”的實踐來看，確實如全會所指出，責任、力度和難度都在上升。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意味著面向全體黨員、干部和黨組織，涉及更多監督內容，但凡黨規黨紀規范所涉及的事項都應納入“四種形態”，紀檢監察機關工作量大幅增加。

同時，對于問題線索，什么情況下運用第一種形態，什么情況下運用后面三種形態，都考驗著紀檢監察干部的責任和能力。有的地方已經進行制度性探索，如廣東清遠市正在制定《清遠市談話提醒制度實施細則》，列出39種談話提醒情形，給運用第一種形態提供明確依據。

因此，運用好“四種形態”要結合紀委“三轉”的不斷深化，在實踐中把握好政策，提高紀檢監察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各級黨委也要切實擔負起全面 5 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尤其是運用好第一種形態不只是紀委的事，更是黨委的責任，只有如此，才能夠齊心合力，將全面從嚴治黨落到實處。

第三篇：四種形態學習體會

如何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思考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即讓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這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既是當前紀律檢查機關開展監督執紀問責的基本遵循，也是對各級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又要學會運用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這不僅是工作任務，更是工作方法。“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如何理解 古代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眾所周知，蔡桓公諱疾忌醫，結果從“疾在腠理”、“疾在肌膚”,變成“疾在腸胃”、“疾在骨髓”,終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澆樹、正歪樹、治病樹、拔爛樹”來形容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咬耳扯袖、紅臉出汗”好比“勤澆樹”;“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好比“正歪樹”;“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好比“治病樹”;“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好比“拔爛樹”.在整個“森林”生態中，病樹、爛樹畢竟是少數，執紀監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澆樹”、“正歪樹”.相對于黨紀重處分和刑事責任追究，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懲戒，更是教育挽救，讓游走在法紀邊緣的黨員干部懸崖勒馬。然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也招致這樣一些疑惑和誤解： 疑惑一：這是不是意味著反腐敗節奏放緩了？ 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往往將全面從嚴治黨等同于處理少數有嚴重問題的黨員干部。其實，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蓋，每一名黨員、每一個黨組織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禍患常積于忽微”,對有違反紀律和規矩的行為要“露頭就打”,避免黨員干部大錯不犯、小錯不斷，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轍。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有效體現了黨對干部的嚴格要求和關心愛護，反腐敗工作力度不減反增、節奏不緩更急。疑惑二：這會不會成為問題官員從輕發落的借口？ 有人認為，“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會導致一些違紀人員“該處分的不處分，該重處分的給予輕處分”.其實，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從新修訂《條例》和《準則》兩項黨內法規，可以看出全面從嚴治黨“全面，覆蓋到何種程度”“從嚴，嚴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訂的《條例》以黨章為遵循、以問題為導向，增加了違反六大紀律行為的內容，在量紀的尺度上比原版更嚴，對黨員在守住“底線”的基礎上要求更高，將一些以前黨紀不追究的行為也都納入黨紀處分的范疇，觸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處罰也一律予以重處分。所以，對問題官員的追究絕對不會輕描淡寫、從輕發落。“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如何落實 抓住兩個重點，轉變工作理念 切實“三轉”,落實“兩個責任”.黨委是黨風廉政建設責任主體，各級黨委不僅要落實好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也要把監督作為分內之事；紀委要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共同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黨組織的日常工作，批評教育、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都是黨章規定的主體責任。紀律審查也必須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節”問題，黨委要切實加強日常監管，發現問題及時出手，對違紀人員給予紀律處分、組織處理，并舉一反

三、整頓規范，警示教育大多數。紀委要切實“三轉”,實行“監督的再監督、檢查的再檢查”,通過監督責任履行推動主體責任落實，層層傳導壓力，強化責任追究，有責必問、問責必嚴，倒逼各級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紀委在執紀監督中，對違紀人員可以黨紀立案，也可以提出并處或單處組織處理措施的建議，組織處理要與組織（人事）部門共同研究決定。紀在法前，找準“主戰場”.以前，有的紀檢機關重視查辦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認為領導干部只要不違法，違反紀律就是“小節”,從而忽視日常監督執紀，致使出現“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階下囚’”的現象。其實，紀檢機關的陣地不應該擺在法律底線上，在紀、法之間有一個緩沖帶，這個緩沖帶才是今后執紀監督工作的“主戰場”.在這個“主戰場”,紀檢機關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和輕微違紀問題，更多地運用黨紀輕處分和各種組織處理方式來處理；二是要紀法分開，突出查違紀問題，堅持快查快結，集中精力查清主要違紀問題后，把涉嫌違法犯罪的問題及時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落實相關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運用好談話函詢制度，發現問題及時出手。談話函詢本身不是黨紀處分也不是組織處理的手段，而是問題線索處置的一種方式。作為對反映領導干部問題線索的五類處置標準之一，談話函詢環節對線索反映中帶有苗頭性、傾向性、一般性的問題及時處置，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給予黨紀輕處分或組織處理。談話函詢，不但對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紀委減少初查核實的工作量。運用好多種組織處理手段，明確相應懲戒措施。組織處理不能局限于狹義上的崗位、職務調整，而要充分運用批評教育、通報批評、提醒、函詢、誡勉等各種方式。黨紀政紀處分后，當事人會受到任職、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懲戒，受組織處理的，相應的懲戒措施也要跟進。比如，2015年新出臺的《關于組織人事部門對領導干部進行提醒、函詢和誡勉的實施細則》，規定了受到誡勉的領導干部，取消當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六個月內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誡勉期滿后，對于沒有很好改正，還可以進一步給予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組織處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對受到崗位、職務調整的，也規定了提任職務等限制。總體來說，組織處理的懲戒措施雖有所規定，但仍要不斷細化完善。比如可以擴大懲戒面，除了現有規定的誡勉、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等，對通報批評等也可以規定一定的懲戒措施。正確運用兩種手段，查處問題寬嚴相濟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執紀監督的重要手段，兩者可以優勢互補。紀律審查工作中，要善于運用和正確運用組織處理的手段，提升紀律懲戒的綜合效果。案件調查過程中，借勢借力于組織處理措施。根據《中國共產黨案件檢查工作條例》、《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等規定，被調查的黨員干部錯誤嚴重已不適宜擔任現任職務或妨礙調查的，可及時建議黨委或黨外組織停止其職務或免去其職務。特別是一些突發事件或違紀人員身份特殊的案件，調查取證需要時日，一時難以作出紀律處分的，及時采取停職、免職等組織手段，能夠排除調查干擾，回應社會關注，取得查處主動權。還有查辦窩案串案過程中，有必要區分主從關系、情節輕重作區別對待，組織處理手段可以成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從而加快查辦節奏、彰顯查辦效果。案件處理過程中，從嚴把握組織處理條件。必須根據被審查人的違紀事實、性質、情節和危害，依照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的相應規定確定是否適用；防止和避免組織處理適用上的隨意性。特別是只作組織處理，不再給予黨紀處分的更要從嚴把握條件。要考慮三個方面：一是違紀人員只應受輕處分，即黨內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如果應受重處分，則不宜只給予組織處理；二是具有從輕、減輕情節，或者能認識錯誤、配合調查的；三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能夠被公眾認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監察局副局長）鏈接 何謂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 黨紀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執紀監督的重要手段。黨紀處分，是指各級黨委和紀檢機關，依照規定的權限、程序，對違紀對象作出的黨內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這五種處分決定。其中的黨紀輕處分，是指黨內警告和嚴重警告兩種處分。組織處理，根據中紀委、中組部《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x紀發[2008]x號）規定，是指黨組織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對涉嫌違犯黨紀的黨員干部，進行必要的崗位、職務調整的組織措施。這個文件規定的組織處理的方式有三種：停職、調整、免職三種；在實際工作中，組織處理的方式顯然并不限于這三種，與崗位、職務調整有關的降職、責令辭職等措施顯然也屬組織處理方式，與崗位、職務調整無關的批評教育、通報批評、誡勉談話也應視為廣義上的組織處理方式。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的關系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作為執紀監督的兩種不同手段，執行主體、執行條件和程序、懲戒方式都不盡相同。兩者各具優勢且可以優勢互補，但又不能相互代替。兩者優勢互補。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可以并處，以更好地達到對違紀人員教育懲戒的目的。給予違紀人員黨紀輕處分的，可同時建議黨委、政府采取免職、調離崗位等組織處理措施；組織處理也可以單處，以體現寬嚴相濟。如果違紀情節較輕，只應給予黨內輕處分，且有從輕、減輕等情節，僅采取組織處理方式也能達到懲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黨紀立案。不能相互代替。組織處理不能替代紀律處分，按照違紀性質和情節輕重，應追究黨紀責任的，即使已采取組織處理，仍應予以黨紀立案。比如黨員領導干部有賭博行為，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已通過免職措施將其從領導崗位調整下來，不能認為對違紀人員來講免職比黨內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嚴重”而不再給予黨紀處分。反之亦然，對明文規定要給予組織處理的，不能以已給予黨紀處分為由，而不再作組織處理。如何運用“四種形態”開展紀律審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調研時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面，但絕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從嚴治黨等同于反腐敗”、“要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可以說，圍繞“四種形態”監督執紀，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是紀檢監察工作“三轉”的又一次深化，為監督執紀工作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指明了方向。如何在紀律審查過程中貫徹落實執紀監督要運用“四種形態”的新要求，如何落實執行好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每一名紀檢監察工作者都應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進一步轉變，努力適應紀律審查新要求。重視紀律審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勢、新要求下，紀律審查工作對線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細化、專業化。紀律審查各環節工作都必須轉變。案件線索運用的做法需要轉變。“四種形態”的運用，體現紀律審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們必須及時處置各類問題線索，縮短初核的時間、時限。同時，加強線索運用的意識還要繼續保持，因為這既是紀律審查人員的一項基本功，也有利于協調相關部門共同做好反腐敗工作。初查的范圍、重點需要調整。以往線索初查的重點是涉及受賄、貪污等與職務有關的重大違反廉潔紀律的違紀違法線索。隨著“四種形態”的提出，以及圍繞新修訂的兩項法規，就要求我們將違反六大紀律的線索問題處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要將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等線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預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質等內容都需要調整。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調整。對于可能涉嫌違法的線索，主要還是移送給檢察、公安等偵查機關去實施初查。紀檢監察機關主要進行一些材料、資料、證據的書面審查，而不再單獨或以紀律為主地進行一些帶有秘密調查性質的初查。這就意味著，新時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調查談話、取證將會大量使用，即使對于一些相對問題較復雜的當事人也會采取“走讀式”的談話。善于運用談話函詢取得突破 在貫徹執行新修訂的“兩項法規”和適應“四種形態”、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紀律審查工作的調查談話，也面臨著重大的調整。對違紀當事人的詢問談話特別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賄、貪污問題不應再作為紀律審查主攻目標，最多只是基礎，要全面搜集各種違紀的事實。特別是在已拿下重大違紀事實后，不能在數額大小上戀戰，更要騰出精力來重點攻取違犯其他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紀律等問題。要善于運用函詢這一手段。函詢既是線索處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線索調查的重要手段。函詢是具有鮮明紀律審查特色的調查手段，妥善運用可以及時處置、了結一些信訪件，但對于被函詢人來說，函詢就像雙刃劍。這是因為，一方面使用函詢體現了組織對黨員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詢對象不如實作出說明，將觸犯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二款，構成新的違紀錯誤，同樣受到紀律處分。因此，紀檢監察機關在選擇函詢方式時，首先要立足于掌握一定的證據基礎之上。要更加依規依紀重視程序。重程序是講政治的具體表現，這就要求紀律審查人員既要重視成文的規定，也要重視不成文的規矩。這就要求在紀律審查程序環節上需要正確把握，更需要取得分管領導和上級紀委的支持和支撐，比如在調查處理問題線索過程中要特別強調請示報告，這既是紀律審查的工作程序，更是紀律審查人員的政治規矩。下級紀檢監察部門、具體辦案人員要在線索上報、初查立案等環節上必須嚴格執行及時向上級紀委和主管、分管領導報告、請示制度。做好紀律審查后半篇文章 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要求紀律審查工作更加注重政治、法紀、社會等綜合效果，更要經得起歷史、條規、輿論的檢驗，要認真做好每一次審查的后半篇文章。把“一案雙查”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開展紀律審查，不但要審查本案、原案，還要注意其背后是否有失職瀆職或其他需要承擔領導責任、“一崗雙責”的人，要樹立追責審查的意識。紀律審查的文書、文稿上有所變化。一方面，調查報告、立案報告等，特別是涉刑案件的文書，敘述違犯紀律事實部分要放在違法事實部分前面，更要有一定量的篇幅，以區別于司法機關的偵查終結和起訴書。另一方面，對外宣傳、發布的文稿上，除了對構成違紀、給予紀律處分的事實作敘述外，其他一些違反有關紀律、規矩規定的行為，如進行串供、對抗組織調查等行為雖不一定給予黨紀處分，但也可以作出敘述。在紀律審查的成果運用上也有所變化。對于典型案件的剖析，不但要從傳統的思想上、制度上進行剖析，更要從“兩個責任”、“一崗雙責”的落實和不守規矩等方面去剖析。

第四篇：四種形態學習體會

如何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思考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即讓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大多數，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這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既是當前紀律檢查機關開展監督執紀問責的基本遵循，也是對各級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又要學會運用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這不僅是工作任務，更是工作方法。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如何理解

古代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眾所周知，蔡桓公諱疾忌醫，結果從“疾在腠理”、“疾在肌膚”,變成“疾在腸胃”、“疾在骨髓”,終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澆樹、正歪樹、治病樹、拔爛樹”來形容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咬耳扯袖、紅臉出汗”好比“勤澆樹”;“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好比“正歪樹”;“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好比“治病樹”;“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好比“拔爛樹”.在整個“森林”生態中，病樹、爛樹畢竟是少數，執紀監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澆樹”、“正歪樹”.相對于黨紀重處分和刑事責任追究，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懲戒，更是教育挽救，讓游走在法紀邊緣的黨員干部懸崖勒馬。

然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也招致這樣一些疑惑和誤解：

疑惑一：這是不是意味著反腐敗節奏放緩了？

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往往將全面從嚴治黨等同于處理少數有嚴重問題的黨員干部。其實，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蓋，每一名黨員、每一個黨組織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禍患常積于忽微”,對有違反紀律和規矩的行為要“露頭就打”,避免黨員干部大錯不犯、小錯不斷，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轍。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有效體現了黨對干部的嚴格要求和關心愛護，反腐敗工作力度不減反增、節奏不緩更急。

疑惑二：這會不會成為問題官員從輕發落的借口？

有人認為，“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成為大多數”,會導致一些違紀人員“該處分的不處分，該重處分的給予輕處分”.其實，這樣的擔心大可不必。從新修訂《條例》和《準則》兩項黨內法規，可以看出全面從嚴治黨“全面，覆蓋到何種程度”“從嚴，嚴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訂的《條例》以黨章為遵循、以問題為導向，增加了違反六大紀律行為的內容，在量紀的尺度上比原版更嚴，對黨員在守住“底線”的基礎上要求更高，將一些以前黨紀不追究的行為也都納入黨紀處分的范疇，觸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處罰也一律予以重處分。所以，對問題官員的追究絕對不會輕描淡寫、從輕發落。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如何落實

抓住兩個重點，轉變工作理念

切實“三轉”,落實“兩個責任”.黨委是黨風廉政建設責任主體，各級黨委不僅要落實好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也要把監督作為分內之事；紀委要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共同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是黨組織的日常工作，批評教育、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都是黨章規定的主體責任。紀律審查也必須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節”問題，黨委要切實加強日常監管，發現問題及時出手，對違紀人員給予紀律處分、組織處理，并舉一反

三、整頓規范，警示教育大多數。紀委要切實“三轉”,實行“監督的再監督、檢查的再檢查”,通過監督責任履行推動主體責任落實，層層傳導壓力，強化責任追究，有責必問、問責必嚴，倒逼各級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紀委在執紀監督中，對違紀人員可以黨紀立案，也可以提出并處或單處組織處理措施的建議，組織處理要與組織（人事）部門共同研究決定。

紀在法前，找準“主戰場”.以前，有的紀檢機關重視查辦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認為領導干部只要不違法，違反紀律就是“小節”,從而忽視日常監督執紀，致使出現“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階下囚’”的現象。其實，紀檢機關的陣地不應該擺在法律底線上，在紀、法之間有一個緩沖帶，這個緩沖帶才是今后執紀監督工作的“主戰場”.在這個“主戰場”,紀檢機關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和輕微違紀問題，更多地運用黨紀輕處分和各種組織處理方式來處理；二是要紀法分開，突出查違紀問題，堅持快查快結，集中精力查清主要違紀問題后，把涉嫌違法犯罪的問題及時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落實相關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運用好談話函詢制度，發現問題及時出手。談話函詢本身不是黨紀處分也不是組織處理的手段，而是問題線索處置的一種方式。作為對反映領導干部問題線索的五類處置標準之一，談話函詢環節對線索反映中帶有苗頭性、傾向性、一般性的問題及時處置，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給予黨紀輕處分或組織處理。談話函詢，不但對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紀委減少初查核實的工作量。

運用好多種組織處理手段，明確相應懲戒措施。組織處理不能局限于狹義上的崗位、職務調整，而要充分運用批評教育、通報批評、提醒、函詢、誡勉等各種方式。黨紀政紀處分后，當事人會受到任職、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懲戒，受組織處理的，相應的懲戒措施也要跟進。比如，2015年新出臺的《關于組織人事部門對領導干部進行提醒、函詢和誡勉的實施細則》，規定了受到誡勉的領導干部，取消當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六個月內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誡勉期滿后，對于沒有很好改正，還可以進一步給予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組織處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對受到崗位、職務調整的，也規定了提任職務等限制。

總體來說，組織處理的懲戒措施雖有所規定，()但仍要不斷細化完善。比如可以擴大懲戒面，除了現有規定的誡勉、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等，對通報批評等也可以規定一定的懲戒措施。

正確運用兩種手段，查處問題寬嚴相濟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執紀監督的重要手段，兩者可以優勢互補。紀律審查工作中，要善于運用和正確運用組織處理的手段，提升紀律懲戒的綜合效果。

案件調查過程中，借勢借力于組織處理措施。根據《中國共產黨案件檢查工作條例》、《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等規定，被調查的黨員干部錯誤嚴重已不適宜擔任現任職務或妨礙調查的，可及時建議黨委或黨外組織停止其職務或免去其職務。特別是一些突發事件或違紀人員身份特殊的案件，調查取證需要時日，一時難以作出紀律處分的，及時采取停職、免職等組織手段，能夠排除調查干擾，回應社會關注，取得查處主動權。還有查辦窩案串案過程中，有必要區分主從關系、情節輕重作區別對待，組織處理手段可以成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從而加快查辦節奏、彰顯查辦效果。

案件處理過程中，從嚴把握組織處理條件。必須根據被審查人的違紀事實、性質、情節和危害，依照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的相應規定確定是否適用；防止和避免組織處理適用上的隨意性。特別是只作組織處理，不再給予黨紀處分的更要從嚴把握條件。要考慮三個方面：一是違紀人員只應受輕處分，即黨內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如果應受重處分，則不宜只給予組織處理；二是具有從輕、減輕情節，或者能認識錯誤、配合調查的；三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能夠被公眾認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監察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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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

黨紀處分和組織處理都是執紀監督的重要手段。

黨紀處分，是指各級黨委和紀檢機關，依照規定的權限、程序，對違紀對象作出的黨內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這五種處分決定。其中的黨紀輕處分，是指黨內警告和嚴重警告兩種處分。

組織處理，根據中紀委、中組部《關于在查處違犯黨紀案件中規范和加強組織處理工作的意見（試行）》（x紀發[2008]x號）規定，是指黨組織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對涉嫌違犯黨紀的黨員干部，進行必要的崗位、職務調整的組織措施。這個文件規定的組織處理的方式有三種：停職、調整、免職三種；在實際工作中，組織處理的方式顯然并不限于這三種，與崗位、職務調整有關的降職、責令辭職等措施顯然也屬組織處理方式，與崗位、職務調整無關的批評教育、通報批評、誡勉談話也應視為廣義上的組織處理方式。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的關系

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作為執紀監督的兩種不同手段，執行主體、執行條件和程序、懲戒方式都不盡相同。兩者各具優勢且可以優勢互補，但又不能相互代替。

兩者優勢互補。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可以并處，以更好地達到對違紀人員教育懲戒的目的。給予違紀人員黨紀輕處分的，可同時建議黨委、政府采取免職、調離崗位等組織處理措施；組織處理也可以單處，以體現寬嚴相濟。如果違紀情節較輕，只應給予黨內輕處分，且有從輕、減輕等情節，僅采取組織處理方式也能達到懲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黨紀立案。

不能相互代替。組織處理不能替代紀律處分，按照違紀性質和情節輕重，應追究黨紀責任的，即使已采取組織處理，仍應予以黨紀立案。比如黨員領導干部有賭博行為，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已通過免職措施將其從領導崗位調整下來，不能認為對違紀人員來講免職比黨內警告或嚴重警告處分“嚴重”而不再給予黨紀處分。反之亦然，對明文規定要給予組織處理的，不能以已給予黨紀處分為由，而不再作組織處理。

如何運用“四種形態”開展紀律審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調研時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面，但絕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從嚴治黨等同于反腐敗”、“要運用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可以說，圍繞“四種形態”監督執紀，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是紀檢監察工作“三轉”的又一次深化，為監督執紀工作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指明了方向。

如何在紀律審查過程中貫徹落實執紀監督要運用“四種形態”的新要求，如何落實執行好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每一名紀檢監察工作者都應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進一步轉變，努力適應紀律審查新要求。

重視紀律審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勢、新要求下，紀律審查工作對線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細化、專業化。紀律審查各環節工作都必須轉變。

案件線索運用的做法需要轉變。“四種形態”的運用，體現紀律審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們必須及時處置各類問題線索，縮短初核的時間、時限。同時，加強線索運用的意識還要繼續保持，因為這既是紀律審查人員的一項基本功，也有利于協調相關部門共同做好反腐敗工作。

初查的范圍、重點需要調整。以往線索初查的重點是涉及受賄、貪污等與職務有關的重大違反廉潔紀律的違紀違法線索。隨著“四種形態”的提出，以及圍繞新修訂的兩項法規，就要求我們將違反六大紀律的線索問題處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要將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等線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預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質等內容都需要調整。

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調整。對于可能涉嫌違法的線索，主要還是移送給檢察、公安等偵查機關去實施初查。紀檢監察機關主要進行一些材料、資料、證據的書面審查，而不再單獨或以紀律為主地進行一些帶有秘密調查性質的初查。這就意味著，新時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調查談話、取證將會大量使用，即使對于一些相對問題較復雜的當事人也會采取“走讀式”的談話。

善于運用談話函詢取得突破

在貫徹執行新修訂的“兩項法規”和適應“四種形態”、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紀律審查工作的調查談話，也面臨著重大的調整。

對違紀當事人的詢問談話特別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賄、貪污問題不應再作為紀律審查主攻目標，最多只是基礎，要全面搜集各種違紀的事實。特別是在已拿下重大違紀事實后，不能在數額大小上戀戰，更要騰出精力來重點攻取違犯其他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工作紀律等問題。

要善于運用函詢這一手段。函詢既是線索處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線索調查的重要手段。函詢是具有鮮明紀律審查特色的調查手段，妥善運用可以及時處置、了結一些信訪件，但對于被函詢人來說，函詢就像雙刃劍。這是因為，一方面使用函詢體現了組織對黨員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詢對象不如實作出說明，將觸犯新修訂的

第五篇：四種形態心得體會

四種形態心得體會

四種形態>心得體會

（一）王岐山書記在xx調研時強調，要在思想認識、責任擔當、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把握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以嚴明的紀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這'四種形態',是>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工作的經驗總結，是落實全面從嚴管黨治黨戰略部署的具體體現，也是反腐敗治標和治本相結合的戰略思想，'四種形態'從黨紀和法律兩把尺子劃分，既全面概括了黨員干部違紀違法的四種情形，也嚴格界定了黨員干部接受監督、自警自律的'四道防線'.論述高瞻遠矚，含義深刻，充分體現了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彰顯了我們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拓展了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的新思路，為我們抓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貫徹落實好王岐山書記講話精神，準確把握好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要始終把紀律挺在前面，嚴起來、立起來，抓早抓小，不斷校正黨風政風，解決好'不是好同志就是階下囚'的兩級化問題，著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把握好'四種形態',要突出一個'嚴'字。'黨紀嚴于國法'是從嚴管黨治黨的需要。國家法律是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接受的行為準則，是底線要求。黨規黨紀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是對黨員的剛性約束。新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將黨員干部廉潔自律行為具體化到'四個必須'和'八條規范'.新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將原有條例規定的10類違紀行為梳理整合、科學修訂為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把黨章關于紀律的要求更加具體化。共產黨員作為社會事業發展的中堅力量，不僅要模范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按照黨規黨紀以更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只有紀嚴于法，才能保證黨員干部真正敬畏紀律、遵守紀律，不敢觸犯嚴格的黨規黨紀，進而不會觸犯法律，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紀在法之前，違法必先違紀。當法律的底線遭到踐踏時，紀律的紅線也就蕩然無存。紀檢監察機關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嚴起來、立起來，執行到位，把工作重心從'盯違法'轉移到'盯違紀',有紀必依，違紀必糾，以'零容忍'的態度持續釋放執紀必嚴的信號。從嚴懲極少數轉移到管住大多數，管住'好干部'墮落為'階下囚'的'中間地帶',把'嚴管就是厚愛'落實的監督執紀中。

把握好'四種形態',要突出一個'早'字。'四種形態'是紀檢監察機關'三轉'的深化，對我們進一步聚焦主業主責，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具有更清晰的導向要求。'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體現的就是抓早抓小，動輒則咎。平時的小問題不抓不管，等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時候查處了，這是對干部的不負責任。只有把違紀的少數人處理到位，形成震懾才能防止大多數人犯錯，'拔爛樹'是為了'治病樹','治病樹'是為了'正歪樹',爛樹不除，病樹難治，病樹不治，歪樹不正。執紀問責這個'殺手锏',不是為了多處理人，而是讓黨員干部心存敬畏，手握戒尺，防微杜漸，少犯錯誤，甚至不犯錯誤。黨章賦予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的職責，我們就要履好職盡好則，對干部經常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教育提醒，關口前移，抓早抓小。紀律審查既要重點查處不收斂、不收手的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也要重視審查輕微違紀行為，逐步加大輕處分和組織處理的比重，減少嚴重違紀違法立案查處的比重。

把握好'四種形態',要突出一個'實'字。'四種形態'的落腳點就是要求監督執紀抓實見效。紀律審查要實。堅持依規依紀處理問題線索，建立問題線索管理數據庫，定期召開問題線索評估會，重要線索及時核查，做到案件線索梳理全面及時、線索排查科學準確、案件查辦快速有效。凡重大問題和上級交辦的案件，及時向省紀委報告，在省紀委的指導下，嚴查快辦，做到對腐敗案件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不姑息、不縱容、不手軟，形成強大震懾。執紀審理要實。根據中紀委《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紀檢機關案件審理工作的意見》，酒泉市制定下發了《酒泉市紀檢監察機關'縣案市審'實施辦法（試行）》，進一步規范定性量紀程序標準，確保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不斷提高案件審理工作質量。整治'四風'要實。堅持、鞏固和深化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成果，嚴防'四風'問題反彈，盯緊看牢關鍵時間節點，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省市委'雙十條'規定以及'四風'問題，寸土不讓，一經發現嚴肅審查、從重處分、通報曝光。酒泉市今年通過集中檢查、重點抽查、信訪核查、明察暗訪等方式集中整治公款送禮、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車私用等違紀違規行為。通過對25個市直部門單位、109個縣直部門單位、12個鄉鎮進行專項檢查，梳理各類問題線索254條，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分級交辦、轉辦、督辦。目前，已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26起，處理59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28人。落實'兩個責任'要實。制定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落實主體責任的意見》和《關于進一步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的通知》，逐項逐條對落實主體責任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堅持'一案雙查',制定下發了《酒泉市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追究實施辦法（試行）》，對黨委（黨組）領導班子、領導干部違反或者未能正確履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規定職責，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嚴肅追究領導責任。今年以來，有7名主要負責人因履行主體責任不力被問責，1名紀委書記履行監督責任不力被追究責任。

四種形態心得體會

（二）從嚴監督執紀

今年以來，xx市xx縣紀委堅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聚焦主責主業，堅守責任擔當，準確把握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早教育、常提醒、嚴監督，抓早抓小、動輒則咎，從嚴執紀監督執紀，全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

抓早抓小'正歪樹'.縣紀委對黨員領導干部存在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采取函詢、誡勉談話等方式及早處理，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在信訪舉報中，注重教育提醒，把好問題線索精準化篩選關口，突出抓早抓小，及時發現、核查違反紀律和規矩的問題，對反映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和一般輕微違紀問題，及時約談函詢，及早教育提醒，防止小問題演變為大錯誤。1-9月份，共受理問題線索123件，初核76件，開展談話函詢17（件）次，提醒談話2人，發函說明情況15（件）次。

動輒則咎'治病樹'.縣紀委對違反黨規黨紀但不足以淪為'階下囚'的黨員干部，出重拳、下猛藥，當頭棒喝，治病救人。一是持之以恒抓作風建設。緊盯元旦、春節、五

一、中秋等重要時間節點，采取'節前教育提醒、節中明察暗訪、節后問責通報'的方式，加大明察暗訪和公開曝光力度，馳而不息糾正'四風'.堅持月分析、季研判、年匯總，對'四風'問題的新形式、新動向，顯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深入分析，有針對性地開展監督檢查，嚴防'四風'問題反彈回潮。1-9月份，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問題6起，通報2次，問責7人；查處'不作為'問題16起，通報4次，給予黨紀處分2人，誡勉談話9人，通報批評單位12個、個人19人，寫出書面檢查9人，并在縣電視臺《作風建設曝光臺》公開曝光。

重拳出擊'拔爛樹'.對嚴重違紀違法的黨員干部，堅持懲治腐敗'零容忍'態度，重拳出擊、決不手軟，及時清除黨內'毒瘤',維護'森林'的健康生態。嚴肅查處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以各種手段虛報冒領危舊房改造資金、強農惠農補助（補貼）、扶貧資金、征地拆遷補償款以及民政救濟款等問題。對少數嚴重違紀行為的，該重處分的重處分，該作出重大職務調整的就作出職務調整，切實保障'制度鐵籠'牢不可破，從而倒逼'收手收斂'.積極發揮縣委反腐敗協調小組作用，加大與檢察、公安、審計等部門的協調力度，形成紀律審查合力，提高紀律審查質量和效率。1-9月份，立案51件，結案46件，給予黨政紀處分78人，其中，給予留黨察看處分8人，給予開出黨籍處分13人，移送司法機關11人，挽回經濟損失77.8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