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讀書筆記

公共精神與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學院 10行政管理 劉潔波 2010104027

何謂“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就是指在公共生活中，涉及公共事務的治理與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者與公民在公共行政領域內所形成的信念、價值、和習慣。公共行政是公共精神的表達方式。公共行政需要一種內在精神的支撐，這就是公共精神，這是一種“對于公共服務的召喚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組織的一種深厚的、持久的承諾”。

在西方社會，公共精神萌發于古典時期的希臘。希臘城邦里生活的公民們近乎直接民主式的治理公共事務，以及他們對于公共生活當中公平、正義、理性、節制等公共精神的追求，對于生活在現在社會當中的人來說，似乎是永遠也無法企及的。我們現在對于一些產生于近代的問題的討論其實在我們重溫古希臘圣賢們那富有洞見性的思想之時，總不免會產生這樣的懷疑：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在被提出之前，早已被他們處理過了，并且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已經超越問題本身，永遠的留在了人類政治思想進化的基因當中。

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功利主義哲學取代了古典希臘人的公共觀，開始支配著公共行政的思想和實踐。古希臘人對于公共精神的理解強調公平、公正與節制，強調個人的價值需要在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當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體現。而近代啟蒙以來，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高度發達，眾多經濟理論被引入到政治生活中來。公共選擇理論在經濟領域誕生后，便被迅速引入政治領域，特別是被更多的用來解釋人們集體的政治行為。公共選擇理論把功利主義的邏輯和市場規則引入公共行政。以自我為中心的、利己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成為了解釋公共精神與集體行動的理論模型，古典公共精神的內涵受到了挑戰。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畢竟在本質上不同于古典希臘時期的城邦國家，使古典公共精神得以生根發芽的土壤已經不復存在，現代性和隨之而來的病癥已經深入到公民公共生活的各個層面，人們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浮躁麻木的社會心態讓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精神無處得以體現，人們不禁要反思：公共精神在現代社會已經喪失了嗎？回答是否定的。一種建立在憲法的基礎之上，以人民主權、代議制政府、分權制約為原則，以獲取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共行政模式建立起來了。憲政民主制度是現代公共行政的目標之一。培養品德崇高的有公民精神的現代公民是政府的責任，得到強化了的公民精神同時又會促使政府公共行政的完備。憲政民主和公民精神成為了支撐現代公共精神的兩個維度。

一、古希臘政治思想當中的公共精神

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其著作中一開始便從詞源學意義上探究了“公共”一詞的古典含義。“公共”一詞的兩個來源均源于古希臘語，都表示“一個人從只關心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發展到超越自我，能夠理解他人的利益。意味著一個人具備了這樣一種能力，他能夠理解其行為對他人所產生的結果。”從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到，希臘人把政治共同體即城邦視為公共，而“政治共同體的目的在于設立通行的標準和慣例，并且支持、宣傳和實施這些標準，使之有利于公民的最大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古希臘思想家看來，所謂的公共精神便是城邦精神。究竟什么是城邦精神呢？在柏拉圖那里，城邦精神便是正義、公平、友愛、協作。柏拉圖認為，“人之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不能單靠自己

達到自足，我們需要許多東西。”“因此我們每個人為了各種需要，招來各種各樣的人。由于需要許多東西，我們便邀集許多人聚集住在一起，作為伙伴和助手，這個公共住宅區，我們叫它做城邦。”我們可以看到，城邦的形成在柏拉圖那里基于兩個事實。第一，沒有人是自我完備的，每個人都欠缺許多為生存所必需的東西。第二、每個人的眾多需要有賴于他人的工作，于是，人們聚群而居，互相幫助、互相合作。在這里柏拉圖既然陳述了城邦是由于人們的生存自身的需要而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這樣一個事實，那么，出于自然之本性地追求公平合作、友愛互助就應該是城邦政治中柏拉圖所理解的公共精神的本意。

二、政治學的轉向：對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戰

人類在經歷了古典文明的衰落之后，又經歷了長達一千多年的漫長的中世紀，文明的腳步終于來到了近代，人類從此迎來了近代啟蒙思想的曙光，政治學也開始了巨大的轉向。

按照古典政治學的理解，政治學是一門探究何為正義、追求至善的學問，可以被稱為“學”而非“術”，政治學與哲學、倫理學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有關政治領域中的正義和統治的合法性問題，關于統治和權力運用、權力分配的根本原則等問題是古典政治學最為熱衷探討的問題。然而，自近代啟蒙思想家馬基雅維利以降，政治學開始由“學”轉為“術”：政治只是表現為一種權力的操作方法和利益的分配形式，政治過多的被理解為為了權力和利益的斗爭，而不是對正義的堅持和發揚，權力和利益成了政治的最高原則。政治的根本目的是現實的功利考慮，而不是超越功利之上的任何其他原則，比如古希臘哲學家眼中的追求至善和正義。

近代政治哲學的這種巨大轉向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公共行政學。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說，當功利主義哲學取代了希臘人的公共觀并支配了政治的思想和實踐之后，“對個人的歡樂或所得、個人效用或成本收益的斤斤計較，取代了為了更大的善而治理的集體努力。政治的目的被降低為為私人謀取利益。”

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需要靠不斷增強人的物質欲望和追求最大利益來驅動。政治學是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為了適應經濟的發展，政治學的古典主義色彩迅速褪去，以至到后來政治問題變為了純粹的經濟政策問題。經濟構成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經濟利益也是人們參與公共活動的唯一動力。

在這種背景之下，公共行政學也開始著重強調“效率、經濟、官僚體制與技術”。既然政治學已經從關心公共的美德轉向了強調權力和秩序，同樣的，公共行政、公共精神中“公共”的內涵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契約理論取代了柏拉圖式的發展論解釋，公共領域的形成不是出于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然本性，“驅動人們結合在一起的動機，既不是和睦也不是政治的忠誠，而僅僅是對于人身與財產的焦慮而已。”“公共成為原子化的個體和集合。除了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之外，不存在任何公共利益之類的東西。”公共行政完全受公共選擇理論的邏輯所支配。

但是，公共選擇理論下的公共精神不僅是對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戰，而且公共選擇理論本身所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讓古典主義的公共精神在其指導之下無法得以弘揚。

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假設，政治生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人，所謂理性就是一切行為只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出發點，表面上看來，理性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應該積極的投身到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去，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人們對于公共事務的治理漠不關心，對于公共利益的謀求也并不積極，特別是當

公共利益的受益面越大時，人們越不愿意參與公共事務，這樣一來，所謂公共精神也無從談起。

對于人們公共精神喪失的現象，奧爾森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他的分析同樣建立在功利主義的邏輯基礎之上，同樣的從人是理性自利的人這一假設出發，得出的結論卻恰恰不同：由于個人謀求公共利益的努力不會對公共利益的獲得產生特別顯著的影響，但不管他是否為爭取公共利益出過力，他都能夠坐享公共產品所帶來的公共利益，所以，理性的人的理性選擇應該是“搭便車”，而不是努力的去爭取公共利益。共同利益雖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于個人來說，主觀上并不存在著共同利益。就這樣，社會生活當中的公共性與人們的公共精神在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下就有徹底喪失的可能。

三、公共精神的回歸：憲政民主與公民精神

在何謂公共問題的眾多看法當中，弗雷德里克森比較看好的是把公共視為顧客。他認為“所有公民在此時或彼時都是政府的顧客。而我們全都是國家稅務總署的顧客。”我認為這種觀點無疑是恰當的。政府和公眾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系。公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譬如安全和抗災。政府與公民只有在這種關系背景之下，公共行政才能夠發揮其作用。

然而，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是依靠各級代理人，也就是各級行政官僚來實現的，這樣一來，由于行政官員們手中掌握著國民財富的調配權，他們也就擁有了越來越強的集體討價還價的力量，進而組成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難免會在公共行政的過程中表達自身的利益，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靠犧牲公共利益來獲取自身集團的利益。解決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時發生尋租行為的問題，只有依靠良好的法治秩序與憲政民主的制約。一般認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是因為政府接受并服從于憲法，其合法性主要體現在其行為、意圖和可接受性上。所謂法治不是指政府依照法律來治理社會，或治理好社會，而是指公眾用法律治住了政府，約束住政府任意斂財和任意花錢的手，使政府一心只為公共利益服務，而不是成為少數人謀求私利的工具。所以，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須成為憲法秩序的保護者和保證人。

憲政民主的理想秩序還必須建立在“得到強化了的公民精神”的基礎之上。品德崇高、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是建設一個有良好公共秩序的現代社會的必要條件。在我看來，所謂“公民精神”就是區別于專制主義時代“臣民”的“公民”在憲政民主條件下應該具備的信念、理想及品質，具體來說，應該包括具有參政議政的能力，監督批評政府的勇氣等。公民精神超越了狹隘的功利主義原則，人們關心公共事務不不僅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更多的是想為在自己利益得到保證的同時，為公眾去爭取更大更多的公共利益。公民精神的主體不僅僅是普通公眾，還應包括各級公共管理人員即政府官員。

托克維爾曾高度贊揚美國的“鄉鎮精神”，認為“鄉鎮精神”對于美國民族性格的塑造影響巨大，他說：“新英格蘭的居民依戀他們的鄉鎮，因為鄉鎮是強大和獨立的；他們關心自己的鄉鎮，因為他們參加鄉鎮的管理；他們熱愛自己的鄉鎮，因為他們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運。他們把自己的抱負和未來都投到鄉鎮上了，并使鄉鎮發生的每一件事情與自己聯系起來。”在我看來，美國人這種所謂的“鄉鎮精神”就是“公民精神”，對比之于古希臘公民的城邦精神也毫不遜色。在我看來，雖然古典意義上的公共精神如今已不復存在，但是在現代政治環境下，對于政府有憲政民主的制度約束，對于公民又有公民精神的召喚，那么，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精神之花必將綻放。

第二篇：比較公共行政讀書筆記

讀《比較公共行政》有感 通過對《比較公共行政》（[美] 費勒爾〃海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這本書的閱讀和學習，我對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有了新的認知，由原來的分塊式理解到現在的整體分析有很大的幫助。學習了公共行政學這本書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重要理論，讓我懂得從比較研究的視角去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公共行政學的異同，拓寬了我的視野，培養了我在現實中對各國行政體制分析研究的興趣，提高了我對公共行政學理論知識的甄別和應用能力。

《比較公共行政》一書對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起源、發展、變革進行了微觀要素方面不同層次的分析，并從宏觀方面進行了橫向、縱向的比較，以現代民族國家的政府官僚機構作為比較研究的對主要象，全面的比較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行政系統，對這兩大類國家中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過分類研究的方法進行列舉說明。第一章中對“什么是公共行政”到“什么是比較公共行政”兩大理論及其運動的發展過程和比較公共行政現代行政管理中的不可或缺性進行闡述。第二章從作為焦點的官僚制入手把不同國家的政府官僚制度作為比較研究的工具，總體分析了公共行政系統的背景、環境及運行模式，以及比較政治研究與比較公共行政研究二者的聯系。第三章主要對在比較政治研究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術語進行規范化的概念敘述和分析，如現代化，發展，變革進行展開敘述。第四章從歷史和世界文明起源發展的順序對國家行政制度的歷史溯源進行概述，以不同時期的世界文化，經濟中心及其代表事件為研究對象，形象的展示了古代世界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演變歷程。第五章對發達國家的兩種特性的行政制度分別舉例研究，根據“變異”行政體制和“古典”行政制度中官僚機構與其外部政治體系中其他機構的工作關系進行劃分。前者代表性的國家有，美國、日本。后者代表性的國家有，法國、德國。第六章通過第五章的學習，具體對行政制度的變異形式進行分析，并對不同背景下產生的國家的行政體制進行研究并分析了其改革的原因，對以后的行政體制的發展提供了指導性的意見和啟示。第七章對發展一次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從而引出了欠發達國家行政體制的發展過程及特征，通過對不同發展中國家行政體制的研究劃分了官僚主導型和政黨主導型兩大類。第八章研究的是屬于官僚主導型政體特性的國家，根據其衍生出的小類型列舉了世界各大洲中具有代表性國家的例子，讓我們對官僚主導型有了形象的認識。第九章對欠發達國家政體的另一種類型——政黨主導型政體進行分析，根據其中細分出的三種類型通過具體國家政體進行說明。第十章，通過對前幾章系統的學習，第十章把前面提出的不同官僚機構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進行整體的，一般性的系統的整理總結，整理出它們的相似特征。

總結，比較公共行政通過對20多個國家的行政組織、高級官僚、行政與政治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清晰地闡述了不斷變化中的全球政治情景及其自身理論的新發展，使我清楚的了解了比較公共行政對當今民族國家的影響，也了解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政體的不同。對當今世界影響深入的美國、德國、法國、日本，以及社會主義行政體制與“變異”的行政制度相結合的與我們切身利益相關的中國有了更加新的，全面的認識。

第三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讀后感

姓名：楊闊 班級：公管132 學號：132673

題目：《公共行政的精神》讀后感

《公共行政的精神》讀后感

公管132楊闊132673 在新公共行政的發展歷程中，弗雷德里克森教授一直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說沃爾多教授是新公共行政的首倡者和引領者，那么弗雷德里克森便是沖鋒者。然而繼弗雷德里克森教授于1980年發表《新公共行政》一文后，多次發表關于公共行政理論與現實解決問題的諸多著作和論文，《公共行政的精神》反映了他的核心研究取向。此書作為探索公共行政的“靈魂與心臟”的一部專著，對“公平”及其相關理念做出了進一步的闡釋。

一、探索“公共行政的精神”的研究主題

公共行政的精神所研究的，是公共管理領域的一些核心問題:“公共”的內涵是什么;怎樣才能使公共行政在民主化浪潮中立足？如何處理效率、經濟和公平三者之間的關系;成為一個具有公共行政精神的人需要具備哪些素質;公共管理者為何要成為代表性公民。通過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回答，加強對公共組織和公共背景下的公共行政工作的理解，強調公共行政在政府組織機構運轉中的重要作用，是本書的焦點所在。

伴隨著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倡導以功績為基礎的公務員制度以來，“影子官僚”大量出現，如沃爾多所言，美國變成了一個行政國家。效率和效能的長期爭論，使得行政國家逐漸喪失了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人們往往把政府行政等同于公共行政。且狹義的公共行政只注重效率和經濟問題的研究，這就使得社會公平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騷亂、貧困、腐敗將愈發嚴重。怎么樣構造社會公平并且將公平的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呢？此時，公民的精神重塑便愈發重要。

二、探索“公共行政的精神”研究緣由

美國雖然早在南北戰爭之后，就已經廢除了黑人奴隸制度，但是黑人僅僅獲取了法律或者憲法意義上的公民權，在實際生活當中，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問題依然嚴峻。除了政治上因為人頭稅、教育條件等問題導致選舉權等政治權利名存實亡之外，經濟上也有諸多不公平:失業率、居住區、享受公共設施資源等。諸多不公平激發了黑人自身的維權意識，1954年爆發的“布朗訴教育局”案中，聯邦法院認為種族隔離是天生的不平等，應該以單純的個人平等為基礎，從而實行了關于種族隔離的判決，推動了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繼而，美國的貧困問題和越南戰爭等社會狀況都加劇了美國社會的不公平現象。與此同時，美國的公共行政理論由于受生產力發展的沖擊，逐步趨向于工具的理性化，人們逐漸變得世俗化和功利化。對于官僚組織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這是一個人們對公共雇員充滿敵意，主張人員精簡，實行公共服務的契約外包、民營化和政府減負的時代，在這個時候，強調公共行政在改善政府組織和其他所有的公共組織的管理方面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似乎是不合時宜的，但這恰恰是弗氏寫這本書的核心所在。

三、探索“公共行政的精神”實質內涵

把公共行政視為一種專業，特別是，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它以研究“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門”的行為通則而廣為人知。公共行政與整個政治和社會理論內容緊密聯系，且實踐者只具有學理知識是不夠的，這種理解是一種智慧。因此，對于公共行政靈魂與精神的探索，應當從公共行政的領域、任務、范圍、變革、倫理、道德取向等多方面來分析。弗氏在此書中，首先探討了“公共”的涵義并做出了相關論述，其次對公共行政中的公平和社會公正問題進行探索，最后結合二戰期間歐洲人對待猶太人的不同的態度及公共行政中的公眾和民主政府中公民精神之間的特殊關系對公共行政的倫理問題進行了歸納。

（一）“公共”性

公共一詞的古典含義源自古希臘，“pubes”、“koinon”分別表示“成熟”或對“相互關系”的理解。在公共行政領域，我們總是用“政府”代替“公共”，而公共行政領域的許多學者，包括博茲曼、馬修斯、斯蒂爾曼、帕特南、倫納迪及南內提均已告訴我們，公共（Public）與政府（Government）是不同的。政府意味著國家，而“公共”則是一個前政府的概念，人民常用它來描述在私人生活之外發生的、和市場追求利潤相區別的行為的一系列集體活動。

正如杜威所言，公共似乎已經消失。立法者盡情的制定法律、官員花費很長時間執行法律、法官竭盡所能處理案件，但是，他們并不知道，所謂的“公共”在哪里。或許可以理解為，由于缺乏一種公共的哲學，人們對此問題的理解通常劃分為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的區分，二

者之間的最顯著的區別在于，人的行為僅僅是以自我為中心還是以他人為中心，會對他人產生影響。當人的行為會對他人的福利產生影響時，就需要一種“公共的力量”來制約。當把公共區分為“實踐的公共”與“理念的公共”時，因為后者模棱兩可，因此也無法判斷前者是什么。因為我們不能把公共的概念直接付諸行動予以運作。關于社會科學中人們提出的關于公共的五種一般性理論:公共是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的觀點）、公共是理性選擇者（公共選擇的觀點）、公共事被代表者（立法的觀點）、公共是顧客（服務提供的觀點）、公共是公民。但各有利弊。因此，公共行政包含國家的活動，但是也扎根于國家之中。但是，其范圍很大，并且應該更大。此外，還應包括集體公共行為的行政和執行的各種表現形式。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提到，“這是一本關于治理，而不是關于政治的書。”新型的管理理論、組織理論和管理技術的發展，實際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適應性和創造性。而對于治理這一主要理念，使得公共行政與政府、政治、官僚體制在言辭上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而作為治理的公共行政，在某種程度上是麥迪遜主義的，結合存在的四種認同的治理的概念整合而言，治理是在關系鏈條錯綜交叉的網絡中，通過把各種利害關系的人結合在一起，為達到某種公共目的而高效、合法的制訂政策并執行政策，在此網絡與過程中，控制是松散的，權力是分散的，決策中心是多元的。“治理本身既是一種政治的事業，也是一種道德的事業———它是某種超越專才和理性的、尊重和有限責任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的能力之外的東西，是超越公共管理之外的東西。”伊文斯和萬姆斯累這樣描述道。治理需要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同樣也需要強有力的行政組織。而且，為了使其延續和發展，我們必須能夠控制交易的過程，必須確保組織機構的秩序，必須維持民主合法性的道德基礎。

（二）公平與社會公正

長期以來，效率和經濟作為美國公共行政理論兩大支柱，分別代表了公共行政實踐的理論基礎與目標，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必須要加上社會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第三個理論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充分發揮其政治回應性，與公民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分為法律的正義和公平的正義，公平優先于合理，只適用法律而不考慮公平將導致無效的正義。羅爾斯認為，社會結構和社會政策應當如此建構:它們允許存在的任何不平等有利于社會地位低下的群體。因此，公平和正義便使得公民的“參與”與“對話”顯得尤為重要。無論是在古典、主流的行政理論家那里，或相當一部分行政實務者那里，都習慣于把“效率”視為公共行政的最終目的。在他們看來，公共行政的起點是效率，最終目的也是效率。固然，任何領域的管理，都是要通過對組織所擁有的稀有資源（人力、物力、財力、信息、權力等）進行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從而實現用較少的投入換取更大的產出，公共行政組織也不例外。在這一點上，效率主義并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效率是否是公共行政唯一的最終目的？公共行政除了追求效率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價值追求？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對于公平與平等的追求，不僅僅使得公共事務的處理更加合理，還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尊嚴與榮耀。

（三）倫理和公民精神

當今社會，政府腐敗層出不窮。在之前美國的倫理改革運動中，人們經常把腐敗同官僚制聯系在一起。里根政府作為最腐敗的一屆政府，我們發現，一旦公民看到腐敗，政府的合法性便將普遍降低，他們并不區分政治任命的官員和公務員的行為。事實表明，從事腐敗的不是官僚而是政治任命的官員。但當一個官員犯罪時，所有的公共官員都將受到懲罰。因此，民主與倫理成為了關鍵之處，它的核心問題便是責任。無論是由司法部門還是立法部門對此作出裁決，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消除腐敗和不道德，而是減輕它的程度。丹麥和納粹對于猶太人的不同的態度無疑是一個永恒的值得思考的話題，我們也無法評判官僚職業主義和道德英雄，比較道德的真理和民主的義務沒有國界，且涵義不同。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公共管理者的工作必須理解并學習更深層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導，我們要真心實意的關心公民并和公民一起工作;我們必須關愛和相信我們的憲法與法律;我們既要對良好的管理充滿激情，也要對正義充滿激情。這就是“樂善好施”。如果沒有樂善好施，公共行政將只是所謂的被人們稱之為“政府的工作”，索然無味，相反，一旦有了它，公共行政便具有了價值。因此，公共行政的精神是立足于對所有公民倫理和道德精神基礎之上的。

四、探索“公共行政的精神”發現和啟示

對于公共行政管理的作用歸納出的結論，是不能普遍適用于所有公共行政的環境中的。對于公共行政的執行需要維護公民權利，提高公民的公共行政精神。公共行政的領域不僅僅局限于國家，其任務在于高質量、高效益、經濟且公平地組織和管理所有具有公共性質的機構。范圍是執行公共政策，為了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而守護政體的價值。期間，應加強政府變革的方式和公民的參與度，并注意公平的實施，構建基于樂善好施基礎之上的公共行政的精神。

圍繞公共行政的核心問題而言，我國作為經濟飛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應多加注意公平的重要性，在國際上樹立積極、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加強公民精神的塑造，提高公民的政治回應性。構建社會公平的政府，并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改善過去以效率為目標的方式，注重過程的公平和保護弱勢群體。

我們必須加強行政精神的建設——公平、正義、民主和公共服務。而對于政府治理而言，要加強對于行政權力的管理，不僅要制約和有效監督，更要予以保護;構建公民與行政人員暢通的信息渠道，加強培養民眾的自發參與和治理;我們渴望，最終達到政府與公民平等化的行政。

第四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讀書報告

《公共行政的精神》讀書報告

一、背景

1、時代背景

20世紀60年代世界格局動蕩，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為了解決出現的新的問題，人們的思想趨向尋求變革。同時期的美國社會充滿著激蕩和變革的壓力，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水門事件、能源危機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風起云涌，這些問題從根本上使公眾對政府喪失了信心。

在當時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對于社會和組織的變革關注不夠；過分信賴專業化和組織的能力，對于官僚體制的運作缺乏反思；對于公民的需要和要求、以及政治的回應性關注不夠；對于政府和行政的作用盲目樂觀

2、學術背景

20世紀60年代以來,傳統公共行政學不斷受到學術界的質疑，尤其是對官僚制以及效率至上觀的反思與批判，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新公共行政學的觀點，試圖以一種新的行政理論解決政府出現的各種問題，而公共行政的精神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它從美國公共行政的現實亟待解決的問題出發，從價值層面反思公共行政的趨向，例如如何有效和平等地管理社會，公共行政應該更加關注信念、價值和習慣問題。

二、主要內容

1、公共行政新原理的闡述

作者在導言中向我們介紹了公共行政的含義，讓我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公共和什么是公共行政。公共行政除了需要關注效率和經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關注社會正義，即“要使社會公平成為公共行政的精神”。它關注的是當代公共行政領域內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通過解釋這些問題，作者深刻分析了公共行政的精神所在，也闡述了公共行政的新原理,提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論的構建需要具備憲法基礎、品德崇高的公民、對集體和非集體回應的制度、樂善好施與愛心等四個構成要件,這種新的理論還應該包括陌生人之間的交往、解決公共空間和公共關系問題、非人情化關系的有效性以及發展當代相互依存的公共關系等四個概念。

2、公共行政中的新治理

弗雷德里克森通過對治理的描述和治理定義來指出作為治理在公共行政中的優勢與不足。他指出定義治理包含的四種含義：第一，治理包括了參與公共活動的各種類型的組織和機構。第二，治理包括了對多元組織或網絡的互動模式的描述。第三，治理與現代公共管理研究的趨勢有關。第四，治理意味著合法性、重要性和為達成公共目的而作出的崇高而積極的貢獻。然后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治理有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治理強調的是組織間的協作，強調企業家式的創造力和試驗與冒險，它不強調組織管理中的秩序、預見力、穩定性、責任和公正。第二，治理是作為一種改革理論，一種改善公共行政的良策而提出的，而改革的建議往往容易言過其實或過于夸張。并且治理可能成為民選的行政首長在政治上得到公眾支持的一手段，也可能造就一支對公眾缺乏熱情、道德水平低下的公務員隊伍。最后弗雷德里克森指出治理不僅需要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同樣也需要強有力的行政組織。但還必須注意不能把組織機構削弱到以至于失去了制定優質的公共政策及有效執行這些政策的能力。

作者通過在對傳統公共行政理論進行反思和對新公共管理和服務理論所進行的理論整合的基礎上，而探究了“治理”的定義。新的治理觀念明確了參與公共領域活動主體的多元化問題，衡量了政府、市場與組織網絡等不同形式，以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的態度在處理公共事務所能達到的最佳狀態。作者在本書的第三章節著重指出新理論，即治理模式極力主張公共工程的契約外包模式，這種模式要比大規模的公務模式更具有彈性。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治理”理論成了當代西方學術界最流行的理論之一，而在公共行政領域中治理則是能夠使公共行政與政治、政府、官僚體制在言辭上保持一定程度距離的一個概念。管理和治理都是統治的辦法或方式，只是管理強調了一種控制和硬性的處理方式，而治理則是指在統治過程中，非政府行動者和政府的關系，是一種平等主體的共同參與公共活動的關系。作為治理的公共行政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幟，旨在重新探索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新的管理模式，這是一種新型的、多元的、民主的、合作的、去意識形態的公共行政管理方法。新的治理觀念明確了參與公共領域活動主體的多元化問題，衡量政府、市場與組織網絡等不同形式，以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的態度在處理公共事務所能達到的最佳狀態，中國的公共行政是單純的政府活動，政府是一切公共事務的主體，其起到了統領和指揮的作用，而社會中的非政府組織由于自身發展不良，并沒能在管理公共領域事務的空間中“斬露頭角”，發揮應有的作用。在行政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們的政府管理者，也就是傳統意義上服務的提供者（政府）應將更多的公共服務或公共工程以契約外包的方式交給非政府機構和企業來承擔，政府則主要擔負起公共服務的規劃及監督等職責。

3、公共行政中的社會公平理論

這一部分從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問題開始進行討論，從哲學層面闡述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有關法律的適用性進行的爭論，弗雷德里克森支持的是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認為法律是具有普通的模糊性，每次事件對法律的運用都應該是對法律的進一步闡釋，而不是柏拉圖所講的只是法律的簡單運用，因為每一次的事件都是有不同的背景作為支撐的。

長期以來，效率和經濟是公共行政理論的兩個支柱。把效率和經濟作為公共行政的指導方針是必要的，但僅此是不夠的，必須加上社會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第三個理論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夠回應公民的需要。“將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第三個規范性支柱要求公務員致力于更合理地分配公共物品和服務，更代表那些沒有渠道參與公共政策過程的人，要追求公共的利益和更大的善，要尊重個人(公共雇員以及其他公民)的尊嚴并且不遺余力地維護他們的權利。”因此，公共管理者必須擁有將社會公平作為政策實施的指導方針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否則，許多社會公平的觀點都會懸而不決。也就是說，行政自由裁量權是社會公平得以成為公共行政精神之必要成分的重要前提。根據社會公平的復合理論的邏輯，公共官員應竭力采取和實施那些有利于代際之間社會公平的政策。我們要為代際之間的社會公平承擔責任；我們必須在自己所知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做得更好。

關于行政自由裁量權，即公共管理者如何將公共決定應用于實踐方面，西方傳統公共行政有兩個不同的觀點：柏拉圖認為不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問題，即認為公共管理者能夠中立地和成功地使用法律，并且認為讓他們并不做有關涉及公共資源配置的決定；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人們是在社會實現正義的多種可能方式之間做出選擇，但在實際執行任何法律的過程中，官員們必然將遇到一些立法者根本未能料到的問題，原則上，官員們在訴訟問題上，始終面臨著做出自由裁量權的問題。本書作者弗雷德里克森比較偏向于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他認為允許行政機關具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在實踐上也是適當的。

然而，任何權力都可能導致濫用，自由裁量權也不例外,為了防止行政失當，公共官員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時，一定要注意過程的公平，即公平、公開、公正地裁決每一件事，保證全體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只有社會公平和效率、經濟三者一起，才能作為自由裁量權行使的指導方針。

同時，作者給我們創建了一個“社會公平的復合理論”框架：個人的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團的公平，社會公平的復合理論將公正、正義和平等概念整合到一起。從而又衍生出代際公平的概念。

他所倡導的公平觀可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公平和效率的關系。中國社會流行這樣的提法“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似乎想用此來平衡作為社會發展的兩大目標之間的區別，但是現實操作中，“效率至上”，“公平靠邊”的現象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常態化的“景觀”，也成為困擾國家和政府政策取舍的一對矛盾。而弗氏對二者關系的解析給了我們茅舍頓開的感覺，他說：“實用的或傳統的公共行政學試圖找出下列兩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1）我們怎樣才能夠利用可利用的資源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務（效率）？（2）我們怎樣才能夠花費更少的資金保持服務水平（經濟）？新公共行政學則增加了這樣一個問題：這種服務是否增強了社會公平？”[9]他指出，將經濟和效率作為公共行政的指導方針和衡量標準是必要的，但僅此還不夠，必須加上社會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第三根支柱，使公共行政強調社會責任，回應公民的需要，也就是最終“推動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福利向社會中那些缺乏政治、經濟資源支持，處于劣勢地位的人們。”[10]二是社會公平的含義。社會公平是政府理論的范疇，是關于政治和公共行政最終應實現什么目標的具體問題，從一些最基本的語言和路徑出發，得出了社會公平的復合理論，認為社會公平應包括：單純的個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團的公平、公平的領域、機會的公平和公平的價值。

和諧社會的提出一是反映了人們追求美好社會的理想，二是主要針對的是長期以來社會當中的兩級分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不和諧諸多問題，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市場經濟是其最大的誘因。市場經濟中的多元價值觀和原則，泛化到行政領域就會出現公共行政價值的缺失，表現為過分強調對效率的追求，導致公民權利、社會公平、社會責任等基本價值被邊緣化的危險，也就會忽視對農民工、下崗工人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利益的關注。對處于風口浪尖上的中國，如何以和諧社會的理念為依托，來踐行社會公平是一個很現實的話題，一方面應該明確政府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主導力量。如前所述公共性決定了政府是公共行政事務的提供者之一，意味著政府與公民是一種平等的關系，意味著公共事務是由政府和社會共同來處理的。只是政府在這種參與方式中處于主導的作用，這要求行政人員在政策制定時必須以社會公平作為政策的首要原則。另一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把實現社會公平當作核心任務來捉。社會公平是一個歷史概念，它依賴于一定的經濟基礎，以一定的物質為保證，正所謂“效率優先”，但我們不能片面追求發展經濟而忽視社會公平，置“兼顧公平”于不顧，因此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應該注意協調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早日實現社會的公平，彰顯公共行政的精神。

4、公共行政中的倫理、公民精神和樂善好施

弗雷德里克森認為人性到底是善還是惡是不可能去證明的，在公共行政中的官員也是一樣的，他認為由于環境和工作的性質不同，善惡的標準也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環境會促使人走向不同的方向。并且人們對于政府官員或行政人員是有嚴格的標準和很高的道德期望，而這些是在政府組織內通過教育、思考和分析是可以提高的。他還認為價商業部門的人員去擔任行政官員可能更容易破壞政府道德。弗雷德里克森認為作出符合道德的決策中的對與錯是很難分辨的，是有彈性的，因此，應該把公平、平等和善行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

弗雷德里克森認為政府不應該就只重視實用主義，而不重視理想主義，他認為樂善好施的愛國主義雖然是理想主義，但它可以使我們迎接所面臨的挑戰并改變和影響現時代功利的現實主義。理想是人的精神的王國，是人所寄托和依附的領域，是人產生信念和追求，而不至于產生絕望和悲觀。弗雷德里克森討論了作為代表性公民的公共管理者，他認為作為代表性公民，公共管理者必須尋找用于治理國家和遵守法度的合法的個人權威及制度權威，即高公民精神和高行政管理。

不同的職業領域對道德責任的界定的不一樣的，對于政府中的行政部門，人們有嚴格的標準和很高的道德期望。而往往來自其他環境的人進入政府部門后，可能比政府中的其他人更傾向于破壞道德政治。因此，民營化政府的趨勢會增加政府道德敗壞的可能性。此時，采取規章、制度、報告、檢查、監督等措施能夠強化倫理決策的可能性，而教育和訓練也將成為政府、職業界、大學試圖用來提升道德能力的兩種最重要的現代技術，公共行政倫理要求公共管理者關注公共利益和社會公正，這進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持有公民精神的傾向。作者認為，公共行政除了需要有教養的、以功績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還需要諳熟憲法、熱心公共事務、見多識廣的公民，這導致了公民精神的覺醒，說明了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

作者認為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對所有公民的樂善好施的的道德基礎上的，樂善好施意味著一種對公民的廣泛的和問心無愧的熱愛。同時，樂善好施也意味著一種服務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顧到公民需要的承諾。這樣公共行政精神就與愛國主義和樂善好施等公民精神聯系在一起了，實現了公民精神與公共行政精神的融合。充分尊重憲法賦予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保障他們的權利，而要杜絕利己主義。弗雷德里克森在行政倫理上倡導的樂善好施的愛國主義相對于職業主義和利己主義，更加表現為一種道德責任，三、新公共行政精神對中國的啟示、雖然，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的精神主要是針對美國而言，但是我覺得其影響意義應該波及整個世界，鄧小平曾經說過“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就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提出的觀點，針對目前我國的實況啟示自己的看法。

1、實現社會公平與促進經濟增長同樣重要

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后，就一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一原則使得中國的經濟總量不斷增長，確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對公平的忽略，導致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環境惡化的趨勢，這必然導致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一方面應該明確政府依然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主導力量，這要求行政人員在政策制定時必須以社會公平作為政策的首要原則。另一方面，根據社會公平的復合理論的邏輯，公共官員應竭力采取和實施那些有利于代際之間社會公平的政策。我們要為代際之間的社會公平承擔責任；我們必須在自己所知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做得更好。

一方面應該明確政府依然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主導力量。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述的公共性決定了政府是公共行政事務的提供者之一，意味著政府與公民是一種平等的關系，意味著公共事務是由政府和社會共同來處理的。只是政府在這種參與方式中處于主導的作用，這要求行政人員在政策制定時必須以社會公平作為政策的首要原則。

另一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必須把實現社會公平當作核心任務來捉。社會公平是一個歷史概念，它依賴于一定的經濟基礎，以一定的物質為保證，正所謂“效率優先”，但我們不能片面追求發展經濟而忽視社會公平，置“兼顧公平”于不顧，因此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應該注意協調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早日實現社會的公平，彰顯公共行政的精神。

第三，社會公平能否實現更大程度還依賴于人們對公平的普遍認可和理解，即公眾的公平觀的形成，而不僅僅是在學術界內為部分學者認可。在實踐中，如果拋開這種主張深層次的含義，直接在本國行政中倡導“公平”，最終將會因沒有深厚的動力，僅僅存在與技術層面，而無法真正實現社會公平。因此，我們政府應該賦予人們充分、平等的權利，引導他們學法、懂法、用法，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培養一批諳熟憲法、熱心公共事務、見多識廣的公民，改變他們原有根深蒂固的觀念，植入“公平”觀念。

2、在中國，得要在公共行政中體現樂善好施的愛國主義，在加大道德教育的同時，最主要的是以法律制度為保障。

近年來，裸官現象不斷增加，高層官員攜款外逃的事件也越來越多，這充分說明中國官員對政府存在一定的信任危機。因此，尋找一條解決之道已迫在眉睫。首先，對行政官員進行定期的道德教育，使其認同中國的價值觀，培養其對國家和人們的樂善好施意識。

其次，在法律制度的設計方面，應從“人情”出發。一個好的制度，不僅僅體現在行政效率的提高上，而應該能維護公平、公正，保證每個人的權益都能得到伸張。因此，制度的設計應該釋放更多的善意。

再次,行政方面的立法，應該實現由“權力保障”向“權利保障”的轉變。過去行政立法觀念主要以保障政府的權力為中心，強調公民的“服從的義務”。隨著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推進，憲法和法律對公民私權保護的加強，以及公民維權意識的增強，要求在立法的過程中首先要確立公民權利保障的理念。

二、領悟公共行政的精神

公共行政的精神意味著對于公共服務的召喚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組織的一種深厚、持久的承諾。整體而言，公共行政的精神說明了集體的看法和信念存在的原因。”由此可知，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從事公共行政這領域的行為人所必需樹立的信念和習慣問題，是一種倫理規范、政治價值和社會制度的價值判斷，在行政實踐的過程中起到了約束和規范的效用。以現實公共行政的視角為出發點，所謂公共行政的精神是指“公共行政主體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所持有的價值追求理念和目標，以社會公共精神為其重要基點，同時還包括行政管理職業活動所特有的倫理規定，涵攝了民主、法治、公正、寬容、廉潔、高效、協調、公共服務、開拓創新、追求卓越等多元化、動態化、發展性的精神維度和德性要求。”公共行政的精神博大精深，韻味廣泛，涵蓋了公共行政活動的多個層面，（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的寓意

當我們談到公共時，常常想當然地把其與政府、選舉和民選官員的行為等同起來。殊不知，這種慣性思維的流行已經加速了“公共”一詞本義的喪失，泯滅了“公共”性的崇高信念。書中，弗雷德里克森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五種不同的“公共”的觀點：公共是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的觀點）、公共是理性選擇者（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公共是被代表者（立法的觀點）、公共是顧客（服務提供的觀點）和公共是公民。以上這些觀點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比如多元主義的觀點不能充分代表公共利益，經常會忽視弱勢群體；公共是顧客的觀點忽視了公民的公共的神圣性，縮小了公共的適用范圍。通過對這五個方面的闡述與分析，弗氏提出了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論的構成要件：憲法、品德崇高的公民、對集體的和非集體的公共的回應、樂善好施與愛心，并在書中最后界定了“公共”的內涵。他認為：“公共即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能力。如果我們把公共等同于政府，我們事實上限制了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作為一種理念，公共意味著所有人們，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個人的或家庭的目的才走到一起來。作為一種能力，公共意味著為了公共的利益而在一起工作的一種積極的、獲取充分信息的能力”。[5]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是如此的博大，是一個涵蓋范圍很廣的概念，包括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準政府組織、非贏利組織、志愿組織。但是在中國，把政府行政等同于公共行政的現象比比皆是，對公共性的這種歪曲看法，無法認識到“政府是體現公共性的一個重要的部門，但它只是體現公共性的部門之一。”[6]于是，造就了中國社會“大政府、小社會”的模式，政府是整個社會的主體，體現為社會的“劃槳者”而不是“掌舵者”，社會生活的各種事宜都有政府的影子。這與中國社會民間組織發展的不健全有關，于當今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浪潮下，政府相關權威部門在制定改革藍圖時必須樹立這樣的一個思路：公共性才是政府改革的本質。政府的公共性改革說到底是一個破除過去政府行政資源壟斷、運作封閉和權力不受限制的問題，建立公共性政府，破除政府行政壟斷，是當前行政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只有以這種思想為指導，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才能跳出“越改革越膨脹”的樊籬，從能建立強而有力的政府和蓬勃發展的社會共同治理的“大政府，大社會”的新面貌。

距離悖論所衍生出來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其原因就是公眾對公共部門的具體運作過程缺乏足夠的認識和信息，而組織又沒有完備的信息交換機制，這種不對稱的感覺便顯現出來。這就要求公共機構和組織在其運作的過程中，要注意適當的向公眾公布其相關信息，使公眾至少對公共部門有一個基礎性的了解和認識。另外，政府官員的工作似乎也是保密的，我們看不到他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也幾乎見不到他們的身影，這與他們作為人民公仆的完美形象差距甚遠。因而，如何加強公務員與公眾之間的親切感十分重要。適當減少他們的在案辦公時間，增加其離案辦公時間，走出辦公室，多與公眾接觸，這樣在增強其相互了解的同時，也會增強公眾對政府官員的信任感和親切感。這樣，距離悖論就會在相當程度上得以緩解。同樣道理，角色差異也可以通過與公眾多接觸來緩解。

總而言之，弗雷德里克森所倡導的公共行政應該是這樣的：強有力的政府，并且要有政治為其保駕護航；呼喚公平正義的公共行政，強調公共行政中的倫理道德和價值取向；呼喚具有愛國主義、公民精神和樂善好施的公共管理者。

最后，作者將行政管理和公民精神融合在一起。在國家層面上，認為美國的公共精神應該的發展方向是高行政管理和高公民精神結合的方向；同時，在個人層面上，樂善好施作為一種對公民廣泛而問心無愧的熱愛和一種服務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顧公民需要的承諾，把公共行政精神與愛國主義和樂善好施等公民精神融合聯系在了一起，而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對所有公民的樂善好施的道德基礎之上的。最后，以上一切邏輯的核心政策主張就是強調社會公平，擴大政府的自由裁量權，擴大公民的參與，讓政府培養民眾的公民精神，并且構造具有公共行政精神的政府官員。

評論

作者的初衷是好的，是和公眾的利益一致的。看到了公共選擇學派對官員理性人假設對于現實官員墮落腐化的負向激勵的消極作用。作者想要建立一直價值層面的東西強調一種行政和公民精神，使得官員從自己心里內部要求重視社會公平，使得民眾自發加強政治參與。然而，筆者認為，作者良好的初衷實質會導致比現實更加危險的結果。每個人的精神觀念是私人領域的價值，道德（或者正義）是相對的，社會公平與正義也是長期人們追尋有秩序地生活相互妥協的社會契約性質的產物。用統一的精神去壓制每個人獨立內心的動機去要求行政官員和公民的行動是侵犯公民自由的，是危險的，容易為政府進一步高度集權提供合法性的依據。者贊同弗氏對于美好政府的期望，但是不同意弗氏實現這一期望的精神之路的方式。精神之路是危險的，是容易侵犯人們自由權力的，制度設計制度才是實現美好政府期望的道路。我們不應該從價值層面去統一地要求公民和公共行政人員具有高尚的道德，而應該從程序或制度的設計出發，在保證每個公民在基于價值自由的自由行動中，最大限度地實現每個公民的利益的最大化。

當我們的國家治理（行政）出現問題的時候，解決的方式不是去構造一種統一的每個人都要具具備的公共行政的精神（或者說社會公平），而是通過正當的政治程序去不斷地修正我們原來簽訂的契約，前者是侵犯個體自然權利的體現，后者反映的才是政府的真正的公共性。正義（公共行政精神、社會公平）是相對的，政府不能強加一種統一的精神思想給擁有自然權利的個體。一是思想是否正義本來就是相對的，二是這樣侵犯了個人的人身自然權利。由于政府在行政中推行及使用某種價值或精神的需要而擴大自由裁量權是不可取的，這只能導致政府權力的進一步濫用和公民自然權利受到更嚴重的侵犯。

第五篇：公共行政

政府職能轉變的思考之建設法制政府

經過多年的改革，從總體上看，我們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特別是政府管理經濟的體制發生了顯著變化，政府管理職能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直接從事和干預具體生產經營活動的現象大大削弱，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和綜合協調的職能明顯增強；單一追求高增長目標的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作重心逐漸集中到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上來；以人為本的社會服務和管理職能不斷豐富，政府的政策方針更多注重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

針對上述問題，在市場經濟的框架體系內，政府只有從直接微觀管理轉向間接宏觀調控，從重審批重管理轉到重執法服務上來，規范行政行為，提高行政效率，經濟發展環境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優化發展環境、建設法治政府，關鍵環節在政府職能的轉變，重點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強化制度建設

要真正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就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機制做保障，通過制度把政府的職能固化下來，因此，加強制度建設顯得非常重要。要注重通過提高立法質量，完善配套制度機制，確保政府及其部門實現行使職權的法制化、規范化。

二、嚴格依法行政，提高執法水平，法制是發展環境的基礎，堅持依法行政，規范行政執法是政府的職責，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是政府的失職。因此，有必要加大行政執法責任制落實力度，加強行政執法機構和執法隊伍建設，努力提高行政執法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執法水平。要把依法行政與提高政府部門服務水平有機結合起來，以法制意識和執法水平論干部，確保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

三、塑造誠信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

從不同角度看，轉變政府職能，實際就是轉變政府形象，努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具體操作中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簡化辦事程序，提供優質服務，著力改善軟環境；要增強為民意識，牢記黨的宗旨，立足本職，盡心盡責，心系群眾，扎扎實實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實實在在為群眾謀利益，堅持在服務經濟、服務基層、服務群眾中塑造政府新形象；要大興學習研究之風，面對新時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各級政府部門要不斷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擺脫冗長的會議，擠出更多的時間，集中更多的精力，開展調查研究，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傾聽群眾的意見和要求，把各項決策建立在群眾意見的基礎上，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樹立起新時期政府部門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