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領導干部法制意識培養與黨校法學教育

領導干部法制意識培養與黨校法學教育

黨校課研組

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重申：?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能不能鞏固和發展下去，中國能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始終強盛不衰，關鍵看我們能不能不斷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領導人才。?在新的時期較強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已成為干部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接受培訓輪訓主渠道的黨校，在領導人才的培養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世紀、新形勢、新任務給黨校教育，尤其是黨校法學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和發展機遇。

一、新形勢下領導干部法制意識的培養對黨校法學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偉業，要求黨校必須把培養黨政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我們黨提出在21世紀中葉建成法治國家的政治目標，依法治國已經成為黨在新世紀執政的基本方略。為適應治國方略對執政黨提出的轉變執政方式、加強法律意識和提高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要求，對黨政領導干部進行法律教育培訓，使其牢固樹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意識，提高他們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重要。江澤民同志指出：?領導干部學習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識，努力提高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的本領，這是新時期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保證深化改革開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要求。?提高黨政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是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實施治國方略過程中，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

系的關鍵所在。

（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現狀和趨勢要求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熟悉國際國內經濟法律規則并運用全球化的思維方式。領導干部法律意識的提高，不僅表現在依法辦事、以法律己方面還應當熟悉與其管理工作相關的經濟法律知識。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影響到我們的經濟活動，而且必將對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WTO 的一整套規則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其最終目標是要求各國政府完全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運作，促進貿易的自由化。在 WTO協定所包含的規則體系中，涉及到大量的有關政府的管理行為，規定了由其實施的諸多權利和義務。各級領導干部不僅要了解國內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而且對包括WTO協定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法律規則和國際慣例有所了解；用全球化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并改變那些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管理模式，提高領導和管理才能。

（三）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對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法律知識的更新和素質結構的調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識經濟是建立在以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與傳統經濟相比，它更加突出知識和信息作為戰略性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1世紀的黨政領導干部，不僅要具有過硬的政治素質、較高的黨性修養，而且要具備豐富的知識，要懂法律、懂外語、懂網絡，尤其要懂法律。因為創新是知識經濟的靈魂，創新促使更多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出現。如果作為領導干部不懂知識產權法，不懂反不正當競爭法，不懂如何保護發明創造、馳名商標，不知道網絡版權等法律問題，在知識經濟的發展中就不能處于主動地位。新時期領導干部要奉行法律的政治職能與社會職能的統一，要把人類文明、社會進步和法律精神融為一體。這些對領導干部人才素質，也對黨校教育

尤其法學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新世紀新形勢下黨校法學教育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確立以來，黨校法學教育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發展，加強了法學師資力量，增加了法學相關專題的設置等。但同新世紀國際國內形勢發展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對我們黨各級領導干部的素質提出的要求相比，還有差距。因此，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加強和改進。

（一）應提高對黨校法學教育與提高領導干部法制意識關系重要性的認識。首先，各級黨委應提高認識。黨校是黨委直接領導下的一個重要工作部門。我們黨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倡導者和具體實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因此，各級黨委提高對黨校法學教育重要性的認識，無疑從源頭上給黨校法學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礎。其次，各級黨校應提高認識，加大對黨政領導干部法學教育的培訓力度。?十一五?期間，黨校系統的教學改革與時俱進，逐步形成了以具有時代精神和黨校特色的 ?三基本五當代?必修課程為主的教學體系。在學科建設方面，大力發展以‘五當代’為主的新興學科；加強教學急需的知識學科如政治學、法學、管理學、金融學、戰略學等。但是，面對?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新課題，僅設置一個必修專題遠遠不能滿足學員對法律知識學習的要求。因此，各級黨校應審時度勢，加大法學專題課程及原理課程的設置，力爭使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學習之后，不僅懂法律知識，而且在法律意識、自律方面也有提高。再次，黨校法學教育工作者要有歷史使命感。黨校法學教育工作者的專業知識和職業道德，直接影響到學員的學習效果。因此，面對建設法治國家的偉業和中化民族復興的重任，黨校法學教育工作者應具有緊迫的歷史使命感。應學習鄧小平理論（包括法治思想）、諳熟專業知識、了解本專業的發展動態。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提高職業道德，做建設法治國家偉業的堅定信仰者和勇敢實踐者。

（二）黨校法學課程內容的設置應與經濟發展同步。在課程內容的設置上，短期的培訓不可能使學員系統地學習每一門法律科學，而只能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發展的要求因時制宜地向學員講授他們所需的法律和法學知識。因此，在加大法學課程設置的同時，在教學內容上應增加經濟法律知識，包括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知識以及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法律，如 WTO協議等；應增加有關適應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的法律知識，如網絡和電子商務法、著作權法、維護公平交易和保護商業秘密等方面的法律，使各級領導干部面對網絡時代和信息革命的挑戰而應付自如；還應增加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法律知識，特別是環境法學、資源法學、人口法學等方面的知識，使學員了解可持續發展的法律保護，并制定與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相一致的適合本單位、本部門情況的發展戰略。

（三）理論聯系實際，加大對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理論聯系實際，是黨校教育的根本方針，也是提高黨校教學質量的關鍵。黨校的法學教學，應突出特色和優勢，研究現實生活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及難點、熱點問題，尤其是加大對我國、我省及各地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帶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重大問題（如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法律保障、加入WTO與依法行政、腐敗行為的法律規制等）的研究力度，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與對策，為教學服務，為黨委和政府的決策服務。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要加強法學教學的研究性，使教學過程成為教師與學員一起研究理論及現實問題的過程，要注重對問題的實際調查，從實踐中獲得第一手資料；要在各級黨校法學教學內容上區別層次性和類別性。

（四）進一步加強黨校法學教材建設。當前，法學學科的教學在黨校系統相對薄弱，還沒有形成教材體系。這樣容易使學員在學習法學知識中，不能融會貫通、系統地去理解法律科學。因此，要加強黨校法學教材的建設，針對目前法學教材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抓緊編寫一套具有嚴格科學性和時代精神的、多層次的、高水平的規范化、系列化法學教材，以適應新世紀黨校法學教育的需要。新形勢的發展，對各級領導干部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黨校法學教育來說，既是發展的大好機遇，又是挑戰。作為黨校教育工作者，只有審時度勢，順應歷史潮流，才能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輸送一批批高素質的領導人才，為建設法治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二篇：強化法制意識培養良好習慣

強化法制意識培養良好習慣

——2011年秋季入學教育總結

2011年9月，我們對新入學的七年級學生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入學教育。除了以《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中學生守則》等中學生在校基本行為準則為教育內容外，今年的一大特色在于加入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違紀學生處分規定》為主要內容的法律法規教育。通過對新生進行法制講座，訓練新生遵守行為規范，使得新生樹立法制意識，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由小學跨進中學大門，是新生接受教育，學習和成長道路中的一個重要的起點，一個質的飛躍。這些學生對中學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都感到陌生和新鮮，尤其是他們的生理和心理都處于驟變而急劇發展的階段。所以，在主觀上重視，在客觀上改善對新生的入學教育，就顯得非常重要和必要。這一工作做好了，以后的教育便少、快、好、省，否則，可能出現多、慢、劣、費有艱難、窘迫的局面。我們以上述原則為指導，從法制意識、心理準備、環境適應等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入學教育活動。

一、法制意識教育

對學生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是學校整個教育工作的中心，是德育為首的具體表現形式。七年級是中學的起始年級，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初生牛犢不怕虎”，因此，我們特別注重對新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法律法規乃全社會共同遵守的規章，條文，經驗告訴我們，德育教育必須在法制社會的背景下，強化國家有關教育的法律法規在學生中的熟悉度、影響力，使得學生知法、懂法、守法，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維護法律的權威。在入學教育期間，集中時間組織新生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違紀學生處分規定》，并列舉大量正反兩方面的事例進行教育、引導；同時對新生開展安全教育和自護自救教育；組織各班張貼《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違紀學生處分規定》的全部內容；組織新生討論，撰寫學習后的感想，利用班會安排學生作典型發言；開展法制知識競賽，強化守法意識的影響。通過上述舉措，新生的法制意識得到了很大的強化，為今后養成教育的逐步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心理準備教育

心理準備教育是指教育新生作好中學階段接受老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的方式、方法的心理適應準備。在入學教育中，我們向學生比較中、小學階段教學原則、方法的異同，著重使學生認清六種心理準備：小學以直觀、形象教育為主，中學則有所不同，作好培養邏輯、抽象思維能力的心理準備；小學課業負擔輕，而中學則重，作好培養預習、自習習慣，培養堅強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力的心理準備；小學教育時間松懈，中學的時間長而緊湊，作好培養自我控制力的心理準備；小學以傳授知識為主，中學以運用知識、培養技能、發展智力為主，作好加倍勤動腦、勤動手和積極參與的心理準備；作好接受新

事物、積極配合和主動協調老師先進的教育方式、手段的心理準備。事實證明，我們實現了在心理上使學生明白中學教育戰略的這一步驟，大多數新生都較快地進入了中學生角色，適應了學段的“斷乳”，有利于他們在今后的學習中主動、積極、創造性的學習。

三、環境適應教育

新學期伊始，很多新生對新環境感到短期的孤寂、不自在，這些都是正常的、暫時的現象。因此，我們有針對性的組織新生打掃環境衛生，裝扮布置好教室，做到窗明幾凈、綠意融融、熱情洋溢，力圖使新生較順暢步入舒適的學習和生活的新環境中。教育心理學有“先入為主”、“定勢效應”之說，這就要求我們在入學教育中不僅要使新生適應新與美的自然環境、校園環境，更重要的是要適應新與美的社會環境。在開學典禮上，我們教職工全體參與，所有人員特別注重自己的儀表和舉止。在入學教育中，班主任讓本班學生逐一作自我介紹，盡早消除了同學間陌生的感情隔膜，使他們盡快地相互熟悉，增進團結，成為學友。實現了這一目標，也就使新生盡快適應了新的環境，進入角色，改變了因陌生感而帶來的學習注意力不集中、懶散的精神狀態，培養了他們熱愛學校、熱愛老師的思想感情，使他們具有為在這樣好的中學學習、生活而驕傲的自豪感。

通過一個月的入學教育，不僅新生的思想認知、心理狀態受到了教育，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教師自身的思想教育水平也得到了一次寶貴的鍛煉與提升。入學教育啟示我們，中學的德育工作應該充分依托法制社會的背景，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違紀學生處分規定》的落實，以學生的發展為本，為在長期內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高素質人才打下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

第三篇：黨校教育和公仆意識教育

主要觀測點4.1.4：黨性教育和公仆意識教育

要求：黨性教育和公仆意識教育通過入學教育、課堂教育、黨性分析、警示教育、參觀考察等5種（含）以上教育形式進行，內容豐富，針對性強。（1分）

自評等級：A

情況記錄：黨校作為學習、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想陣地和黨性鍛煉的熔爐，在用集中培訓輪訓方式系統地提高領導干部素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加強學員黨性教育、提高學員黨性修養方面，更具有其獨特的優勢，肩負重大的責任和使命。因此，黨性教育是黨校的必修課，是黨校教育的一大突出特點和真正優勢，是黨校教育的核心和靈魂。

我校一貫把加強對學員的黨性教育和公仆意識教育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通過入學教育、課程教育、黨性分析、警示教育、參觀考察等多種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教育方式，結合冷水江的具體實際，針對學員的具體特點，來加強對學員的教育，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一、強化入學教育，寓黨性教育于嚴格要求中

我們非常重視入學教育，把入學教育作為學員在黨校接受黨性教育的基礎之課，通過開學典禮市級領導講話、校級領導布置任務和成立班臨時支部等方式來加強。每期出席開學典禮的黨校第一校長（市委副書記兼）或組織部部長或分管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組織部副部長在開學典禮的動員講話中都會專門就加強黨性修養和公仆意識修養對學員提出具體的要求（開學動員報告附件），要求學員既要學好理論，提高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更要加強黨性鍛煉，自覺實現從工作到學習、從領導干部到普通學員、從家庭生活到集體生活的轉變。學校分管教學的副校長向學員宣讀“主體班學員考核辦法及實施細則”，（見主體班學員考核辦法），要求學員將學習當做一項政治任務高度重視，把學習作為改造主觀世界的重要手段，自覺自愿努力加強學習；黨校副校長還對學員宣布紀律要求（見附件），要求學員模范遵守學校各種規章制度，將其作為加強黨性修養和公仆意識的實踐點；開學后，在班主任的組織下，在充分發揮民主的基礎上，由學員推薦成立班委會和臨時黨支部，在班支兩委的統一領導下，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活動，在不斷的實踐中努力錘煉黨性。

二、豐富課堂教育，寓黨性教育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之中

我們開設了多門黨性教育課程，著重從理論上加強對學員的黨性教育，比如《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樹立以八榮八恥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江澤民文選>學習輔導》、《十六屆六中全會專題輔導》《中國共產黨章程學習輔導》、《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于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規劃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冷水江黨史教育》、《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輔導》、《理想與信念》、《貫徹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基層民主與公推直選》、《領導干部選拔任用與教育監督》電教課《馬克思主義的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執政問題研究》、《毛澤東的人格魅力——生活中的毛澤東》、《關于執政黨建設的若干問題》、《黨的十六大以來的理論創新》、《執政規律和執政黨建設問題研究》社會調查：《干部作風整頓》等。（見教學計劃附件）積極引導學員把學習理論與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結合起來；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結合起來和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和提高政治敏銳性、辨別力結合起來。

三、多渠道警示，寓黨性教育于直觀感受中

警示教育比理論教育更直觀，能強化理論教育的效果，長時間引起學員的共鳴，我們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加強對學員的警示教育：

一是黨校教師講授警示專題課。如《反腐倡廉警鐘長鳴》

（見教學計劃）等{做}

二是邀請是紀律等部門的領導專家給學員上警示教育課。如《關于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規劃學習》（見教學計劃）三是觀看警示影片。《被金錢毀滅的人生》（見教學計劃）四是參觀警示基地。

四、參觀考察，寓黨性教育于豐富的社會實踐活動之中 為增強黨性教育的現實感和時代感，把課堂教育和第二

課堂教育有機結合起來，我們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建立起立了多個校外培訓基地，為黨性教育，近年來，我們先后建立了江西井岡山，廣東珠海，浙江紹興、山東青島、江蘇蘇州，湖南農大，韶山毛澤東故居、寧鄉劉少奇故居、錫礦山革命烈士紀念碑，錫礦山陳列室等校外培訓基地，根據學員的不同特點和需求，每期主體班都會有針對性地選擇一兩個培訓點，送學員去培訓考察（見教學計劃和培訓基地考察照片），這種鮮活的培訓方式效果非常好，學員紛紛表示，靈魂得到了凈化，思想得到了升華，黨性得到了很好的錘煉，比如在井岡山中共吉安市委黨校井岡山干部培訓中心學習中，當曾志的后代石金龍講述了其奶奶鮮為人知的故事后，都被曾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那深情的愛感動得痛哭流涕，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課后紛紛表示這樣的課值得一學，對凈化自己的心靈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

五，認真解剖，寓黨性教育于嚴格的組織生活之中。

我們充分發揮主體班臨時黨支部的作用，以黨員學員為主體，邀請非黨員同學列席參加，從實際出發，組織學員每周選一到兩個主題，組織好黨性分析活動，開好專題民主生活會，讓黨性在嚴格的組織生活中得到錘煉。每期主體班都為學員安排一堂黨性分析材料撰寫課，輔導學員寫好黨性分析材料，總結自己在黨性修養上的認識和收獲，認真剖析存在的主要問題和不足；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思想交流，增強黨性修養，提高政治素質。并要求學員將黨性分析材料上交學校存檔保管（見主體班學員黨性分析材料附件）。

通過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集中專業的黨性教育，學員的黨性得到了很好的錘煉，學員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公仆意識更加強烈，作風更加優良，思想更加純潔，工作更加主動，積極。

第四篇：后現代思潮與中國法學和法制

后現代思潮與中國法學和法制 作者：朱蘇力 來源：公法評論 來源日期：2000-2-5 本站發布時間：2009-12-10 0:00:29 閱讀量：270次

近年來，在國內學術理論界，“后現代”一詞已經頗為流行。然而在法學界，我所看到的、真正算得上后現代法學的文章大約只有馮象先生的一篇短文，而且還不是發表在法學雜志上。[注釋]盡管我在評論波斯納的著作時提到了后現代思潮，但僅僅是作為波斯納的學術背景而論及，并沒有展開。[注釋]在這樣的背景下，季衛東先生的新作《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法與社會》一文[注釋]從現代主義的角度(我將在后面論證我的這一判斷)簡要地談及了后現代對法學的影響，并針對中國法制[注釋]建設分析了后現代法學的意義和局限。在一定意義上，季文中所提及的三個問題都具有后現代性(當然，這也就意味著現代主義者同樣可以處理這些問題)，他介紹了一些后現代法律觀點和論文，這對中國法學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季文對后現代思潮所作的某些概括、分析和判斷，我卻有一些不同看法。現在在中國引進后現代法學有意義嗎?對中國當代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會產生什么影響?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現在談后現代是否太早，甚至是否有利于當代中國法制的建設和法學的發展?季文中明確提到中國不能“等現代化功告垂成之后再來談后現代主義”，并認為“后現代法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法治現代化并不矛盾”;但與此同時，季文“并不認為中國可以跨過法制現代化的階段，來一個后現代主義的大躍進”。文章認為“后現代法學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為了解決現代化的構造難題而劃的一條輔助線”，首先是要“補課”，因此文章認為應當“考慮和戒備”“法制現代化過程導入后現代主義的觀點??妨礙對傳統的批判和變革”;季文對中國大陸目前學者的關于法學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國特色的“絲絲縷縷的鄉愁”表示了一種適度的懷疑，認為“以‘現代化之后的’理論美酒來澆‘現代化落后’的實踐塊壘”，是無法一醉方休的，認為弄不好后現代法學在中國就會落入“托古改制”的窠臼。

季文的擔擾不無道理;在這一前提下，我覺得有四個基本問題可以進一步澄清。

首先，什么是“后現代思潮”，什么是后現代?從文字上來看，季文認為“一般而言，先有‘現代’，然后才有‘后現代’”，因此這也許容易使人以為，后現代思潮是“現代化之后”的理論，僅僅解決后現代社會的問題。而且由于季文認為中國不可能跨過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階段，因此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隱含地沿用了一種單線進化的時代觀。而我將在本文中論證，對后現代思潮也許不能作這種現代主義的概括;至少在一些后現代思想家看來，歷史固然不是隨意創造的，他也決不是一種單線進化發展的。

其次，季文的判斷中隱含了這樣一種觀點：后現代思潮對于中國目前的法學發展和法制建設可能是弊大于利，因此應當有警惕的必要。在這一點上，季文所體現的現實感、社會責任感，以及不承認跨越時間的普適真理，我完全贊同;但就在同時，基于上面所說的單線進化的階段論，季文針對中國法制現代化開出的藥方是中國現在應當更多一些現代主義，似乎現代主義的法學對當代中國就一定是利大于弊。在這里，季文無意中流露出一種幾乎是無保留地認可現代主義具有跨越空間的普遍真理性的觀點。在這一點上，季文似乎未能保持其學術邏輯上的一致性。的確，后現代思潮存在問題，但現代主義同樣存在問題。抽象意義上的、脫離語境的更正確的理論并不存在。因此，盡管在本文中我的結論與季文的結論相似：中國法制會拒絕后現代思潮，但我的論證與季文不很一致。我認為這種拒絕不是由于學者的警惕，而是由于后現代思潮本身的弱點和法制本身的特點。

第三，假定后現代思潮法學不能普遍適用，并因此假定它會對中國法學界研究后現代思潮的學者產生不良影響，那么，它是否一定會對中國的法制建設不利?季文之所以認為要警惕后現代法學，固然有其實踐的考慮，但一個潛在的預設也許是他過分強調了法制和法學的聯系和同一。但我擔心這一本來是正確的強調卻容易強化“法制主要是法學家的創造”這一在中國目前法學界中頗為普遍的觀點，而支撐這種觀點的是一個多年來被當作理所當然的理論命題：即法學的價值在于并且也僅僅在于其對現代法制的構成性的價值。由于這一命題隱含規定了法學研究不存在其獨立的階值，因此很容易變成并且在許多時候確實成為一個限制法學學術發展的理論。盡管季文并沒有主張這些觀點，但鑒于對中國當代法學發展的考慮，我將在本文中略加借題發揮。

最后，季文傾向于將中國目前學界關于本土化的思考〖ZW(〗中國當代學界關于本土化的學術思考，可參見《中國書評》1995年總第3期起至1996年各期。〖ZW)〗歸結為后現代思潮的影響，我認為這種概括或者判斷是不夠準確的。我認為，關于本土化問題可以成為一個后現代思考的問題，但并不必定是一個后現代的問題。我將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基礎上分析指出，如果中國當代學術界和法學界一些學人的研究轉向本土化包含了后現代化的因素，那也僅僅由于后現代并不是一個現代之后才出現的問題，而是一個從來就有的問題。本文的結構也就如此構成。

但在轉向問題討論之前，我必須再次強調，季文是一篇學術評述，而并非對后現代法學思潮的全面論述;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本文的“較真”無論對這篇評述或對作者本人也許都不夠公開。但是，本文目的并不在于爭個對錯，而在于就季文進行的討論本身對法學研究和發展可能具有的意義。在這一層面上，本文可以說是“借題發揮”。不當之處，還請季衛東先生和其他學界朋友批評指正。

二

盡管“現代”在許多學者和普通人那里都是一個時間的概念，并因此往往根據古代、近代和現代的用法而習慣于將“后現代”理解為現代之后的一個時代，但細心閱讀一些后現代學者的作品可以發現，對后現代的這種界定實在令后現代學者無法接受。盡管后現代思潮真正形成一種學術氣候并獲得這一標簽也許比較晚近，[注釋]也盡管直到目前對所謂的后現代主義一直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后現代”不同于“后工業社會”之類的概念。后現代甚至主要不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是指近代以來某些學者大致共享的一種思維方式和對待世界的態度。從這些學者的學說本身來說，至少其中有些人就反對包括這種“后現代”加“主義”的標簽;而盡管分享了這個標簽，他們各自思想的差別也很大，僅僅具有一種“家族相似”。其中有些被稱為后現代的學者(例如季文中提到的盧曼、阿多諾和塞爾茲尼克，甚至哈貝馬斯)——由于其具有強烈的制度設計和理性主義傾向，強調宏大理論和歷史階段(而不是理想型)在一些人看來可能與現代主義者有更大的家族相似。但一般說來，后現代思想家都有一個傾向，即反對“時代化”的歷史界定方式。

例如福柯就曾指出，我們不應當將現代性僅僅視為位于日歷上的處于前現代和后現代之間的一個時代，而更應將現代性視為一種態度，一種與今日現實相關的態度，是一些人的自愿選擇，一種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一種活動和行為的方式。[注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后現代“并不是直接的年代順序”，[注釋]并不總是理解為繼現代之后，而且可以指與現代同時，甚至“先于”現代，“是現代主義的初期狀態”。[注釋]

對于這種近乎語言悖論的界定，只有在理解了后現代學者對時代化的分析批評之后才能消解。在后現代學者看來，時代化是一種自笛卡爾以來的現代主義的產物。現代被用來指的是從歷史上的某一時期或某一點至目前的一個時期，是在缺乏更加明確的描述時作為“場所維護者”而起作用的。歷史時代化一個根本性的理論預設是，一個時代是一個自我包含的統一體，或是一個保持了一貫性的整體。根據現代主義的觀點，今天的西方被視為17、18世紀啟蒙思想、理性或資本主義的展開，今天的所有原則和思想都在這一時代起點的基因中就存在了，此后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只有變形而沒有變異，有變化而沒有斷裂，因此一切變化都是一個范式中的重復。[注釋]

但是在后現代思想家看來，這種觀點并非是不證自明的，而僅僅是一個現代主義的預設，并且在實踐上壓制了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和變異。福柯就以大量的著作表明近代以來的那個“歷史”是一種虛構，因此，他反對傳統的那種基于因果論的歷史學，認為那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構造;他把他自己的著作稱為“考古學”，不是試圖構造世界發展的總體因果關系，而是努力展現歷史的譜系，其中充滿了斷裂、錯位、變異、偶然性，充滿了一種知識型對其他知識的權力征服。[注釋]也正是因此，盡管福柯已于12年前去世，他卻被公認為是一位極其重要的后現代思想家。也正是如此，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曾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同樣的現在。[注釋]而另一位學者則指出，說福柯是后現代思想家并不意味著他的同時代人和幸存者同樣也是后現代主義者或必須成為后現代主義者。歷史的中斷不是同時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時發生在所有的地方的。同一個人、同一學科或設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傳統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現代的，在另外一些方面還可以是后現代的。[注釋]

盡管話讓學者們一說就有點玄，但后現代的這一思想其實對我們并不陌生。只要我們觀察一下我們自己和我們周圍的人，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難以同其他一些人溝通。盡管在時間和地域上，所有這些人似乎是處在同一個“時代”，但理解、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思路完全不同。因此，所謂的世界并不僅僅是一個物理場所，而是有人參與的主觀創造。由于社會分工、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教育等因素，許多人實際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們看的似乎是一個東西，但看到的卻又不是一個東西，因為他們所理解的意義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現代主義者輕易抹殺這種實際生活世界的非齊一，將這種狀態解釋為人們啟蒙程度的不同，進化程度或文化(作動詞用)程度不同;表面似乎認可多元，實際隱含了單一的框架和對自己思維方式的過分自信。而后現代學者認為這種不齊一的狀態就是生活世界的本來狀態，是現代之前——即思想家開始強調時代的整體性之前——的狀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認為后現代是現代之前或現代主義的初期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生活世界以它自身的豐富性和眾多的可能性而呈現著，并不存在一種必定的匯合、整體性和終極目的。

因此，如何界定后現代，有一個由誰來界定的小問題：以現代主義對后現代思潮的界定為準，還是以后現代學者的自我界定為準。我認為，應當尊重后現代學者的自我界定。這并不是因為我個人希望尊重作者的自我偏好。更重要的是這個定義之爭關系到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正如一位著名美國學者所說的，誰控制了定義，誰就控制他人的生命。[注釋]如果放棄了這個自我界定的權利，后現代學者對現代主義的一切批判性反思和分析都從根本上成為無稽之談。

比如說，后現代學者所反對的現代主義的要點就是前面提到的時代化，而如果接受后現代為現代之后，那么后現代學者的思想就顯然與現代無關，他們的思想對于現代社會或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的相關性就在其受孕之前(而不是在搖籃里)被輕易扼殺了。又比如說，時代化假定歷史的自我統一性，因此為了構造歷史就必然要壓制、征服那些與這一統一之預設不和諧的聲音，而后現代學者就是要拆散這一虛構的統一體，他們希望象考古學家一樣把壓在地層中的、進入不了那種因果化的和整體化的歷史的林林總總全都展示出來。再比如，現代主義假定時代是一個必然的連續體，因此其中沒有斷裂、沒有變異，一切不符合他們的因果化歷史和整體化歷史的事件都是偶然性的事件，因此都無關緊要，最多也只能作為一個趣聞秩事而成為這種歷史的一個小注，而后現代學者就是要以他們的研究表明這個必然性的連續體其實并不是那么必然，而是充滿了變異、斷裂、錯位和偶然性。因此，由誰來定義，這樣一個小小的問題，決定了后現代思潮出現是否有意義。

也正是出自這種反對連續統一體和自貫整體的時代化，在后現代思潮看來，歷史從來不是單線發展的，歷史不存在那種本來僅僅作為便利的分析工具、而如今已帶有強烈意蒂牢結功能的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之區分，因此也就不存在一種現代主義者認為不可跨越的歷史階段。當然，對這一命題必須要加以解說，后現代思潮認為社會變遷沒有不可跨越的階段并不等于說社會變遷是不需要具體條件的，相反，后現代思潮非常強調的、經常被指責為相對主義的就是語境論(contextualism)。它們并不是一般地認為“階段可以跨越”(借用一個現代主義的短語)，而是努力去發現具體的知識、地方性的知識，促成這種“流變”。他們指出現代主義之虛妄，至少讓人們不盲從，不會將一個社會的完善建立在某一個基礎或本質問題上或某幾個理論原則的基礎上，它使人們理解社會的復雜性，理解人的理性的有限性。

就我個人來說，我贊同后現代學者對現代主義的這種分析批評。因此，假定歷史真是時代化的，歷史是單線進化的，時代不能跨越，而必須補課，人們就會發問，西方又是如何在17、18世紀之后一下子超過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明呢——而有些非西方地區和國家的古代文明在時間上發生得更早，地域上更廣闊，社會也曾經更富有(從后現代觀點來看，文明是無法置于一個發展單線上加以通約比較的，因此這樣的問題就是一個虛假的問題)?也許現代主義者會指出西方社會的發展才是歷史發展的正宗和典型(例如“中國文明早熟”的論點)，其他文明都是正宗的變形。也許情況真是如此，可是要建立這樣一個宏大理論和中心話語又隱含了或會隱含著多少暴力、恐怖和征服。希特勒不就是這樣一種理論的產物嗎?反過來，如果社會真的是單線進化的、并且是必然性的，那么作為其他民族的人們又何必努力呢(反正最終都到達同一個目的地)?又能怎樣努力呢(努力也不可能“超越歷史階段”)?

相比之下，我認為后現代關于知識、歷史的觀點可能對我們更有啟示。后現代讓我們看到和諧中的不和諧，連續中的斷裂，理性中的非理性。例如，它提醒我們至少從一個角度可以并且應當將歷史平面化，因此，我們可以自由地汲取一切我們希望并認為應當汲取的經驗和知識;它提醒我們將人類其他社會的經驗平面化，理解到經濟上不發達的國家并不必然就沒有我們可學習的東西，而經濟發達的國家的一切也并不必定都應當學習，而是要根據我們的需要而學習。這是平面化，同時這也是非中心化。又例如，從反基礎主義和反本質主義出發，我們可能進一步理解中國的法制建設是一個多方面的磨合形成，而不是基于某一個觀念或做法就可以完成。從視角主義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世界上沒有任何絕對好的制度和理論，其意義是闡釋者賦予的，因此不會發出諸如“外國的好東西，中國人拿來一件糟踏一件”的慷慨陳詞。從非哲學觀點出發，我們可以理解那種玄而又玄的理論也許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具體的分析，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做。

當然，人們可能會反駁說，你說的很好，也很容易，但后現代思想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有效地并有利地付諸實踐。在此，我想舉幾個實際例子，例證所謂的后現代思想及其實踐并非那么遙遠，而是自古以來就存在于人類的生活世界中——盡管后現代思潮這個詞出現得很晚，而且讓一些學者說得挺玄乎。例如，近代的語言再現理論，中國古代思想家就概括地表述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要求人們“得意忘形、得意忘象”。歷史學家湯因比也曾從他自身的治學經驗中得出古代學者的當時就是我們的未來這樣一個令現代主義者瞠目結舌的命題，他認為把修昔底德的世界標記為“古代”，而把我們的世界標記為“現代”的記載歷史的方法毫無意義;他認為在哲學意義上說，他自己的世界和修昔底德的世界是同時代的。[注釋]波普則認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實表現過去的歷史，而只有對歷史的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后的解釋;他認為歷史解釋從來不是客觀的而都是出自實際問題和決策中所產生的需要，因此歷史沒有人類注定要走的線索或歷史的意義。[注釋]這些思想都是與后現代思想家的一些觀點相通的，而說出這些話的學者本人卻并不是后現代思想家，甚至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個詞。這說明了什么?說明后現代思潮不是一種遠不可及的新學術，而是一種普通人也人人可能得到的人生經驗;只要不是過分為現代主義的理性思想框架所籠罩，只要是認真對待、表述自己的生命體驗，即使那些主要受現代主義影響的思想家也會得出某些后現代思潮相通的結論。后現代思想家的貢獻也許僅僅在于將這些先前為現代主義的理性壓抑的知識表述出來。

而且，后現代思潮也并不僅僅是一種人生的感悟，它也存在于社會實踐之中。例如在美國，司法制度和法律教育的核心是遵循先例，而這種制度的優點并非由于它總是堅持先例，[注釋]而是它體現出一種對歷史和前人智慧的平面化和非中心化;在這種平面化、非中心化的司法實踐中，判例不是根據其時間先后、判決結果本身是否公正來引證的，而是法官從任何他認為(當然要受到一種職業傳統的限制)有關的判決中(而不論其多么古老，這個判決的實質結果以后看來是否是個錯誤)抽象出適合手邊案件的法律。這同時也體現了哲學闡釋學和視角主義。這表明即使在西方國家，即使在法律制度中也從來不是現代主義的一統天下。

不僅在法律制度上是如此，而且許多從整體上屬于現代主義的法學家、哲學家，他們的思想實際上也是巴赫金所說的“復調”。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羅爾斯。他無疑是一位現代主義者，試圖重建一個康德式的正義理論。但在1980年和1985年為自己立論基礎辯護時，[注釋]羅爾斯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所唯一要加以考慮的，就是辨識那些包含在一個民主社會的政治制度解釋傳統中的基本直覺觀念。他依據的不是某種確定不移的“事實”——歷史的或現實的，而是他和他的同伴的內心確信和基本直覺。這種辯解在傳統理性主義者或現代主義者看來是太不充分了、太可疑了，會使許多基礎主義者感到失望，但這卻恰恰反映了后現代哲學觀對羅爾斯的影響，盡管也許羅爾斯本人未必一定樂意承認。[注釋]在另一篇文章中，我還曾提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憲法教授勞倫斯·卻伯的一篇論文，[注釋]他主張以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伯格的測不準定理為指導重新調整對美國憲法的研究和實踐，主張法律家應當也可以從現代物理學中學會一種新的理解法律和法律實踐的觀點。而另一位美國法學家波斯納，作為一位極力推動法律經濟學分析的學者，可以說是一位非常激烈的現代主義者。可就是這位波斯納以尼采和霍姆斯為榜樣，對權利所作的譜系學分析，對規則與裁量權之比較分析，以及他對法律的定義，等等，又同時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后現代風味。''>[注釋]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注釋]

既然后現代體驗在任何社會都是從來就存在的，是我們生存的狀態或成分，這也就意味著后現代思潮并不只是少數敏感學者的天才創造。從接受美學上看，之所以存在接受者或者接受者之所以能夠接受，并不是因為接受者從傳授者那兒學到了這些經驗，而僅僅是由于傳授者的出現引起了他們對被自我忽視的自身經驗的重視，他們能從傳授者那兒學到的是也僅僅是對這種感受的表述。換言之，在一個他人普遍沒有后現代體悟的社會中，根本不可能出現后現代思潮。這也說明為什么一些現代思想家，哪怕是強烈的現代主義者、理性主義者，也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帶有后現代的思想。

因此，我認為，季文側重于從現代主義的觀點來概括后現代思潮，這種做法對后現代“主義”是不公正的;如果不是試圖通過定義將后現代思想擊敗的話，那么至少也是沒有理解和尊重后現代思想家。

三

盡管后現代思想家有所貢獻，但一般說來，后現代思想家的著作中的確體現了一種對現存知識的否定，強調非中心化、歷史的平面化、知識的破碎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和多元性。僅從這一點看，后現代思想家的著作是摧毀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似乎與肇始于笛卡爾的那種以肯定和建設為特征的現代主義哲學傳統形成一種鮮明強烈的對比;人們很容易因此得出結論，后現代思潮的引進將不利于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但我認為這種看法多少有些皮相。只要回顧現代初期，現代主義思想家不也曾以現代主義為武器對中世紀以來的傳統不斷否定和摧毀嗎?因此，如果現代主義僅僅以本身就值得爭議的“破壞性”來否定后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包括對中國這樣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的作用，那么現代主義就有維護既得利益的嫌疑。

而且，即使假定后現代思潮有破壞性，那么我們首先應關注的問題也并不是它有沒有破壞性，而是有沒有研究它的必要，在多大程度上進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付諸實踐，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諸實踐的問題。

首先，并不存在是否要引進后現代思潮的問題。我在上一節已經指出，后現代現象和思想一直都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并且或多或少地曾為我們體悟;盡管我們有時曾試圖用理性主義來壓制它，排斥它，將之歸于非理性，反理性，但我們無法將之從我們的生活經驗中清除。

我們也不能對其置之不理。既然它存在，并在無形中或無意中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影響我們的法學和法制，我們是否可以采取鴕鳥政策(據說這是對鴕鳥的強加，因此有可能侵犯了他們的名譽權)而否認它呢?否認它是否比承認它、研究它有更大的好處?問題在于對誰有好處，以及由誰來界定這些好處?我認為應當對此加以研究。因為研究它對我們的法學發展和法制建設有用，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些我們以前不理解的問題，幫助我們意識到我們以前沒有意識到的問題。

我在讀孟憲范女士等人的關于農村女童受教育權利意識研究的文章時，[注釋]發現女童在受教育問題上有比男童更強烈的權利意識，而不是如同我們通常所預設的那樣更弱。為什么?我很自然聯想到的解說之一是波斯納對權利的譜系學分析。波斯納認為權利意識是人的一種生物本能，沒有這種本能人就不能夠存在;“權利的內容??會隨著變化的社會環境而變化，但這種擁有權利的感覺將是一個常項”。[注釋]當然我還不敢說，波斯納的這種解釋一定就對。但如果這種解釋是有道理的，我們以前關于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弱的論斷和命題也許就要修正。也許我們以前關于中國公民權利意識弱的判斷是一種誤解;也許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很好的衡量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示標，不足以顯示中國社會中公民權利意識;也許我們應當研究是什么東西壓制了或掩蓋了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顯示。當然，我的這種分析已經不是后現代性質的了，但啟發是來自后現代思潮。

又如，霍姆斯對“迪奧單”(或對物訴權)的譜系學分析，[注釋]給我們的啟發是：一種初始荒謬的設計并不必然導致荒謬的結果，而在社會演化過程中可能蛻變成一種合理的制度;而相反一種初始設計完美的制度則不必然導致合理的、正當的和理性的結果。正如尼采所說的，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終的用途、它的實際應用以及它的順序總是會一次次按照新的目的而改寫。[注釋]這從正面提醒了我們、又從反面告誡了我們法制建設的復雜性，“更注意提防那種設計了一個‘純粹、無欲、無痛、無時的認知主體’的危險的古老的觀念虛構”，因為這些虛構和概念總是要求有一只常人無法想象的上帝之眼。[注釋]這種思想對我國目前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法治建設都不無意義。

又如，對法學的解構使我們理解到法學不可能成為一個完全自主的學科，因此，社會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和法學的交叉研究就不可避免。也正是在這種沖擊下，法學才從其他學科獲得了更多的活力。

因此，重視后現代思潮與法學關系的研究很有必要。那么應當在多大程度上研究。我認為前一個問題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而不是一個人為設計的問題。理由我將在下一節中深入展開。

問題也許在于法制建設應在多大程度上實踐后現代的一些思想，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也許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踐。我個人的看法，后現代思潮盡管言之有理，在現實生活中存在，但是就總體上來看，也許是無法全面付諸法律實踐的。這并非因為我不是后現代主義者，因此自覺警惕或抵制后現代思潮對法制的影響;而是由于我認為，法律作為一種制度、一種社會實踐將拒絕后現代思潮的全面實踐。我們只要看一看，后現代思潮主要是發生在文學、歷史、哲學和社會理論中的一種思潮，盡管這些學科也有社會實踐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思考活動本身也是一種社會實踐，但它畢竟不同于法律的實踐。法律的實踐性和社會性，以及由此要求它所必須具有的有序性和合法性都使得作為一種制度的法律無法全面進行后現代主義實踐。人們不可能也不愿意不斷摧毀現有的制度，并重建制度(否則的話，那還能稱作制度嗎?);社會也不可能接受一個律師或一個法官在法庭上不斷提出他的新理論、不斷摧毀已有的觀點。即使法官或律師想這樣實踐，他也會被他必須服務的人們所拒斥;即使為了個人的生計或其他無法抗拒的利益，他們也只能將后現代思考作為一種個人的偏好。人們需要法律或法制主要是需要它的確定性、可預測性，盡管人們看到了這種確定性的法制不是沒有缺點(甚至會出現象辛普森案件這樣的結果)，但人們仍然會、或不得不容忍。因此，在我看來，后現代思潮對法制的影響必定較其對思想學術領域要小。但這并非是由于法律界和法學界人士更為保守，而是由于制度的限制、權利的限制、傳統的限制。這也表明，即使同樣是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也并不是同等的，各個學科有自己的特殊性。制度的約束力要遠遠大于個人甚至是個別思想家的力量，這難道不正是我們主張法制的根本理由嗎?

我的這一結論與季文的觀點很近似，但我卻不能同意季文關于中國當代法制首先要現代化，然后再談后現代的觀點。在一定意義上，季文是在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觀點，即中國目前的狀況不能強調后現代思潮。但文章并沒有將這一原則堅持到底。當文章以中國具體情況為由而反對后現代思潮普適一切歷史階段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將現代主義的法制觀當成了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普適產品。這在論證邏輯上是有問題的。論證了后現代思潮不是普適的，并不等于論證了現代主義就是普適的，現代主義并不是否定后現代思潮后的“自然替補”;論證了后現代思潮不是在“任何歷史階段”都是普適的，并不等于現代主義在“同一歷史階段”(而且中國目前和歐洲19世紀的同一嗎?不要想當然，而是真正想一想并且看一看)的任何國家都是普適的。季文似乎沒有將它的反普適主義邏輯堅持到底。

當然，這并不意味我否定季文中的實質性判斷。從上面的論述和分析來看，可以說我不是后現代主義者，作為一位法學研究者，我的職業要求我并限制我，我不能也不愿成為僅僅是不斷摧毀的后現代主義者，但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開放的實用主義者。正是由于這一點，我不僅同意季文關于中國的法制不能全面實踐后現代主義的觀點，而且同意季文的階段論中所隱含的關于法制發展是一個過程的思想。

四

細心的讀者應當注意到，我在前面始終將法學和法制作了一種區分。這種區分是重要的，而我認為季文沒有對這種區分給予充分的關注。季文傾向于假定中國法學家關注和研究了后現代思潮就一定會受其不良影響，并且文章過份強調了法學研究同法制建設相聯系——如果不是等同的話，因此隱含了中國的法制建設主要是法學家的創造的判斷。我認為這些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不認為有什么“本質上”不好的學術思想。只要真正是學術的思考，就無所謂好和不好，好壞的評價往往是從結果來看的，是一種由果到因的反推理。在這一點上，后現代思潮和現代主義都同樣有這樣的問題。的確，后現代思潮中也有不少在我看來可能是虛妄的夢，例如，批判法學的昂格爾教授就強調從理論上看社會制度具有無限的可塑性，批評那種認為社會制度必須采取確定形態的觀點的“虛假的必然性”;[注釋]而羅蒂也曾設計過一個非常天真的烏托邦。[注釋]對此，我們當然應當警惕。但是這種虛妄并非后現代所獨有，更不是它的全部。現代主義的虛妄決不亞于或少于、在我看來甚至——至少到目前為止——更多于后現代思潮。例如啟蒙、理性，例如自由、平等的千年王國;在法學上，只有西方社會有法治，而非洲人是沒有法律的野蠻人的流行觀點;在法律實踐上，我們也看到自然法一直被用來禁止安樂死和人工流產，而希特勒是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等等。

何況歷史上從來都有誤讀(這種說法也是可疑的)，從闡釋學上看也許沒有什么誤讀的問題)的傳統。尼采不是被希特勒“誤讀”了嗎?也許一個人讀《威尼斯商人》和《霧都孤兒》會因此成為反猶太主義者，可是應當讓莎士比亞或狄更斯對此負責嗎?[注釋]對法學界來說，研究后現代思潮并不存在產生壞影響的必然性;而且即使對中國法制建設產生了不利影響，也不是由于后現代思潮的過錯，而可能是實踐者的過錯。我倒認為，只有在了解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之后，中國法學界便可能對現代主義法制理論有更深的了解，也較少可能“誤讀”后現代思潮。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這是一句老話，可道理是新的。

而且，為什么我們就不怕中國當代法學學者誤讀現代主義呢?事實上，多年來，我們不是確實多多少少誤讀了一些嗎——例如我們更多贊美洛克、盧梭等的理性主義的傳統，而不提伯克、托克維爾的保守主義，許多著作甚至標明伯克是反動派。法學界許多人欣賞美國的司法制度，但在美國人看來他們最重要的法學家的著作，除了《聯邦黨人文集》外，幾乎都沒有中譯;而我們又常常是拿著洛克和孟德斯鳩去演繹附會美國的法律制度。說到底，我以為，季文的判斷是出于這樣一個前見(伽德默爾意義上的，因此不帶貶義)——現代主義比后現代思潮更有價值(危險性小，所以即使誤讀也不會出大亂子)。價值是無法爭辯的，因為價值與主觀偏好相關，一個人的垃圾可能是另一個人的財寶。但也正因為與個人偏好有關，我更認為這種判斷應當是人們自己研究之后的判斷，這就是選擇的自由。

季文的另一個前見也許是擔心中國法學界會走火入魔。這種擔心是有前車之鑒的，但也許現在是過份了。應當看到，盡管中國法學界近年來的發展還不盡人意，但學術空氣和學術辨識能力已不是昔日，不會因為一個口號化的觀點或命題便以為發現了終極真理。而那種狀況的出現，恰恰是由于了解西方學術發展太少，而不是太多。

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季文在此將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過于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而我認為兩者的關系并不是那么緊密。在我看來，即使緊密關注實際的法學研究對當代法制的影響也主要是一個正當化的過程，最多只能對法制的形式結構和正當化論證產生一些影響。而法制是從社會中生發出來的，其實際運作可能符合、但不必然甚至不必須符合某個或某些法學研究成果。它可能引用某一法學研究成果來為其運作正當化，但也僅此而已。因此，如果不是將法制視為一種法典的集合，不是把法制視為某些機構的設置，那么所謂法制只是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從根本上看是形成的，是人們在社會生活磨合并體現出來的，而不是按照理論構成的。法制或秩序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法學家是否雄辯，是否有理論，而在于它自身的存在、有效的動作和人們接受。這就正如維根斯坦所說的，我不需要論證這種顏色是紅色，而僅僅指著它說這就是紅色。

只要回顧一下許多國家的法律變化就可以看到這一點。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并不是因為當年的美國憲法作了這樣的規定或是美國國父們有過這樣的原旨。而僅僅是馬歇爾法官這樣做了，然后才有法學家和法官為這樣的做法作了論證。美國的許多所謂里程碑的案件也都是這樣形成的，并且推翻了先前對有關法律條文的解釋。[注釋]相反的例子是在英國，邊沁曾反復論證普通法之弊端，成文法典之良善，不可謂不周全、雄辯;但英國普通法僅僅憑著它的存在，而無需一位比邊沁更雄辯的思想家，就輕而易舉地戰勝了邊沁這位偉大思想家關于英國法法典化的全部文字。普通法國家是如此，大陸法國家又何償不是如此呢?法國大革命頒布了最早的《人權宣言》，可就在這一大革命中，人權受到踐踏，而此后法國也仍然在非洲進行殖民地壓迫。概念、命題與現實并不是對應的，因此不可能規定生活，思想對社會的影響如果有，也非常有限。

假如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那么人們可能要問法學的功用是什么，是否就無用了?我們也許應當重新審視關于法學研究的價值之判斷標準。我認為其價值也許主要不在于它能夠直接地改造世界。如果堅持那種絕對的學術功利主義，那么文學理論、歷史學、哲學和神學之類的學科都可能屬于無價值之列。因此，在變革的中國，也許我們應當適度區分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看到這實際是兩個聯系并不緊密的領域，有其各自的衡量標準。這種區分并不是降低了法學研究的價值，而恰恰是重新肯定了法學的學術研究具有不完全依賴于法律實踐的獨立價值。從哈貝馬斯和庫恩的理論來看，學術研究的價值在于它的交流(包括思維的訓練)這種形式，而不在于其交流的信息本身。法學家的作用也許正是通過他思考、對話(包括學術批判)的過程和形式對社會共同體和職業共同體的形成起到一種促成作用。由于(當然不僅限于)這種話語的聯系，人們逐漸被聯結在一起了(中國人說，“不打不相識”，這其實是很有后現代意味的)。只要想一想，當年我們在學校學習的許多實質性內容、許多具體論點都忘記了，但我們通過這一學習而獲得的能力卻留存下來了，這才是對我們的社會生活真正起的作用。

作了這一番分析之后，我們也就可以看到所謂后現代法學可能阻礙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命題是一個很難成立的命題。因為法制不是法學家的產物，而是人民的社會生活的產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檢察官、律師、立法者、執法者——在這一過程中都起作用，但司法活動說到底主要不是一個理論論證的過程，而是一種職業判斷。從這個意義上，我要說，一個民族的生活創造它的法制，而法學家創造的僅僅是關于法制的理論。[注釋]

最后，我還需要指出，無論如何，中國也不會有很多人專門從事后現代的法學研究。首先，社會需求會限制一些因時興而卷進來的同路人，一旦人們發現從事這一研究的邊際收益不足以支付其邊際成本時，他們就會離開，后現代法學研究就會削減。而現在還遠不是這樣一種情況。因為這個事業——如果還算是一個事業的話——不是每個人都干得了的，更不是人人都愿意干的。不僅在法律界，而且在法學界也不會有多少人愿意研究諸如斷裂、平面化、非中心、時代化這樣一些乍看起來不知何處下手、而與他的直接生活似乎完全無關的概念或命題。尤其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能坐下來搞學問就不錯了，會有幾人真正把這些相當“脫離實際”的問題當成個事業來作呢?這仍然是制度的約束，而這種約束是比任何學者的告誡更為有力的。

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季文可能有些過多的擔心。坦白地說，如果我有些擔心的話，那倒是相反：現在中國法學界能有幾人有興趣、有毅力同時有能力作一番這樣的研究。也許10年后，有人會說中國又多了一個空白——盡管這種驚呼其實是大可不必的。

五

季文把中國目前國內學界的本士化努力視為受后現代思潮影響的產物，這是一個挺大的誤解。粗略說起來，之所以談起本土化，恰恰是因為許多中國學者發現自己對西方的理論挺熟悉，而對中國的問題卻不那么熟悉，因此希望把學習來的理論化入中國當代社會文化之中，而并非想摒棄外來文化，試圖從孔孟老莊那兒建立起一個純粹的中國的理論和制度。我很難想象有這樣的人。我們這幾代人身上已經受到外來文化的很大影響了。舉個例子，現在中國30、40歲以下的法學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中，能用外文寫一封信的人可能要遠遠多于能用古漢語寫信的人。我們怎么可能摒棄外來文化呢?外來文化已經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傳統的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了。

中國學者主張本土化，還針對了其他一些當代學術的問題。例如，從外國引進的概念、術語、命題不完全適用于研究中國，中國缺乏具體的實證研究;而中國的中青年學者是希望彌補這些缺陷。不可否認，中國學者中有關心后現代理論的，但這種關切在我看來，也許恰恰是一種更加注意反思、自我懷疑和理性思考的標示，而不是為了顯示一種時髦(如今學術又有多少時髦可說呢，時髦的是“經商”)，是為了充實自己，為了中國的發展，為了中國學術的發展，為了中國學者能在同外國學者相遇時進行多層面的交流。也許有些觀點有激烈之處，也許表述有欠缺之處，甚至難免個別人走火入魔，但如果說后現代主義者與現代主義者的態度區別在于，前者是懷鄉的，而后者是摒棄鄉愁的，[注釋]那么我可以說，這一代學人都是現代主義者。

第五篇：案例教學與黨校法學函授教育

案例教學與黨校法學函授教育

案例教學法近幾年來在我國的教育方法改革中被廣泛地提及，一些高校的法律專業已開始嘗試用案例教學法來講授法律課程。我們黨校的函授教育也面臨著教育方式改革的問題，我們有必要重視一下案例教學法，將其運用到我們的函授教育中去。

一、案例教學的概念和特征

（一）案例教學的概念

案例教學法，是指在教學中，通過教師引導學員自主分析和研究現有案例，釋解相關理論內容并培養學員實際應用能力的教學方法。法學教育領域的案例教學法，是指在法學教學中，通過教師引導學員自主分析和研究現有案例，釋解成文法內容并培養學員實際應用能力的教學方法。

從廣義上講，案例教學可界定為通過對一個含有問題在內的具體教育情境的描述，引導學員對這些特殊情境進行討論的一種教學方法。在一定意義上它是與講授法相對立的。在傳統法學教育中，教師也常常講到案例，其模式是：教師系統講授法理論、法規則后，舉出典型案例并加以分析，讓學員進一步理解法理論、法規則。因此，傳統法學教育中的案例演示只能稱為舉例。這種舉例不是學員討論，正如潘維大先生所述：“雖偶有發問可形成師生互動，但教師通常背負教完課程的壓力，因而無法作深入的探討。”在教學的方式上仍然是教師講、學員聽，因而其目的也僅僅是解釋法理論、法規則，而不能培養學員獨立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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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學以對具體事實的觀察和分析為前提，主張透徹地觀察個別事物，深入剖析它的一切方面，注意研究教育事實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它所關注的不是教育的共性和一般性，而是教育的特殊性和多樣性，用以從具體的歷史事實中提煉理論分析的基礎。因此，案例教學是一種演進分析，得到的是一種分析規律。

（二）案例教學的特征

1、案例的運用

案例教學中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征是案例的運用，它是案例教學區別于其他方法的關鍵所在。案例是包含有問題或者說疑難情境在內的真實發生的典型性事件。一個案例就是一個實際情境的描述，在這個情境中，包含有一個或多個疑難問題，同時也可能包含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教學案例描述的是教學實踐，它以豐富的敘述形式，向人們展示了一些包含有教師和學員的典型行為、思想、感情在內的故事。案例展示的都是一個又一個的事件，作為事件，就不能是對事物的靜態的描述，而應展示事件演進的過程。事件中包含有問題或疑難在內。換言之，只有那些含有問題、矛盾、對立、沖突在內的事件，才有可能構成為案例，簡單的“白開水式”沒有問題在內的事件，不能稱之為案例。同時，通過這個事件，可以反映一定問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類似的情況，可以給案例閱讀者帶來這樣或那樣的啟示。此外，事件必須是真實發生的。案例讀起來生動有趣，像一個故事一樣，但這樣的故事必須是真實發生的，杜撰出來的故事即使再有趣，也不能稱之為案例。

2、教學互動

與傳統填鴨式教學不同的是案例教學法重視的是師生之間的互動。就教師來講，他有責任去選擇和組織所要討論的材料，要從大量的資料中選擇出適當的案例，并且，如果手頭沒有現成的可以覆蓋所 ２

要教學內容的案例的話，他還要自己動手撰寫出這些案例，并以一定的程序把它呈現出來。就學員來講，他也擔負著一定的責任，要對教師所提供的具體事實和原始材料進行分析、討論，并從中得出對自己日后的辦案工作有用的結論來。這也意味著學員必須要做好課前準備。在課堂上，每一個個體都需要貢獻自己的智慧，沒有旁觀者，只有參與者。學員一方面從教師的引導中增進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及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從同學間的交流、討論中增進對問題的洞察力。

3、時代感強

為了更好的將法律知識和實踐結合起來，在選案例過程中，必須要挑選與當代社會緊密結合的案例，這些案例必須能夠反映出現實生活，這樣才能通過案例的分析，引發的思索，思考一些現實問題，解決當前人們的困惑。一部成文法是相當穩定的，修改程序甚為嚴謹，所以它不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及時變化，要想讓大家的學習、思想跟上時代步伐，只有不斷更改教學中的案例，讓人們了解成文法怎樣和現實生活結合在一起。如果還使用幾年前的案例而無視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生活，那人們思考的、領悟的也只是幾年前的社會，那這樣的教學也是失敗的教學。因此，案例教學是緊跟時代步伐的教學法，具有很強的時代感。

二、黨校法學函授教育的特點

黨校法學函授教育和一般全日制教育和黨校其他專業函授教育比較起來，在學員和課程安排上有很多自己獨特的地方。

（一）學員特點

1、來源相對集中

黨校法學專業的學生大多來自公、檢、法、司及行政執法部門，有很多甚至是一個工作單位。雖然這幾年生源有分散的趨勢，例如很 ３

多政府行政部門、黨務部門、各級政府派出機構甚至自由職業者來黨校學習法律，但從整體上來講學員結構并未有大的變動。這種來源相對集中的特點，給我們設計課程內容，選擇案例提供了方便。

2、實踐經驗豐富

學員大都來自公檢法司工作第一線，有很長時間的工作經歷，并在長期的工作中總結出了一定的工作經驗，這些經驗反過來又指導著他們以后的工作實踐。學員對于怎樣把一條條的法律運用到具體案件中去掌握的很透徹，但這也給我們的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學員由于理論功底不深厚，對法律的認識不到位甚至是偏差，當講授理論知識與他們辦案不一致時，他們往往迷信經驗而否定理論，豐富的辦案經驗有時會成為他們接受先進理念的障礙。

3、價值觀、世界觀已形成黨校函授學員大都是在職學生，他們都已工作多年，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他們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有自己獨特的看待問題解決問題的角度和方法。這一點不象是普通院校的學生價值觀世界觀還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中，猶如一張白紙。但通過和學員交流會發現并不是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是正確的，或者說他們有些人的價值觀雖已形成，但在實際工作中遇到了困難，產生了困惑。這需要我們在教學中有針對性的安排內容，變換教學方法，不能像教小學生一樣灌輸價值觀。

（二）課程安排的特點

黨校的函授教育和普通高校教育比較起來在課程安排上有很大特點。因學員的在職性，我們安排課程是采用集中授課，面授和自學相結合的方法，而不同于普通高校以老師講授為主，學生自學為輔的方法。每門課程只有三十幾個課時，甚至更少。所以一定要合理安排課時，設置內容，要主次分明，詳略得當，讓學員在短時間內領會精 ４

髓，并能融會貫通于工作實踐。

三、案例教學在黨校法學函授教育的運用

案例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方法被運用于商學、醫學和法學中，但要想運用于黨校的法學函授教育，還要和黨校法學函授教育的自身特點結合起來。

（一）案例教學與學生特點相結合上述我們分析了黨校學員的特點：他們工作經驗豐富，價值觀、世界觀已形成。我們在安排案例教學時就要充分注意這一點。

首先看他們的工作經驗。學員們雖然工作經驗豐富，但一個現狀不容忽視，即他們法律專業知識水平不高，對法律的理解嘗淺而止，一些工作經驗是建立在不規范運作上的。這就需要我們在安排案例教學時首先要把理論講解清楚，因為案例教學是建立在對法律理論有正確認知基礎之上的。在有了一定的理論功底之后，開始挑選案例。學員們普遍對一些自己在工作實踐中遇到的棘手的案件比較感興趣。他們都希望通過教學過程找到解決的辦法，想借課堂討論之機和同行交流。選那些他們工作實踐當中曾經遇到的，解決困難的案例會激起他們的積極性，有了積極性，一堂案例教學課就成功了一半。另外這些經驗有的是建立在違法操作的基礎之上，但學員有時并不自知，他們會很自然的在討論案例中把以往的工作經驗用到課堂上來，發現這些違法的辦案方法時，我們要及時糾正并指出錯誤所在,讓其印象深刻。

其次看他們的思想體系。黨校學員都是成年人，他們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有自己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同樣的法律條文，同樣的案件讓不同文化水平的人，或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更甚者通過更深層次的挖掘還會得不出結論，這都是正常現象。我們老師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握好大的方向，在大家討論徘徊不前時適時的給與提示。此外一些學員他們長期工作在權力機關，多少 ５

帶有一點官本位思想，這種思想在討論中也會出現，我們要及時發現給予更正，及時灌輸法治理念，改變他們思想體系中與法治相違背的觀念。

（二）案例教學與課時安排特點相結合我們黨校函授不同于全日制高校，采用的是集中授課，一門課程集中幾天講授，我們在安排案例教學時也要注意這一點，在選案例時應注意一個案例的知識覆蓋面，盡可能多的通過一個案例講解不同的法律理論。既節約時間，又能鍛煉學員們的理論運用水平。這就需要我們準備案例時下一番功夫。此外在討論過程中在知識切換的關節上也要注意引導，及時提醒。

要想采用案例教學，我們老師必須首先擺平位置。案例教學不同于講授法，教師實際上更多地從講臺前站到了學生的背后，這既可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也可使學生有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教師不再主導課堂，僅起一個方向性作用和理論提示的作用，真正的主角應是學員。也許通過案例的學習，學生不一定把所學到的東西一一羅列或用書面的形式展現出來，但他逐漸學會了如何處理眾多的疑難問題。學以致用，在做中學、學中悟是我們案例教學的最大目的。

當然，我們國家案例教學法才剛剛起步，我們黨校函授教育因自己的特點在案例教學中也有自己不同之處，我們還要在前進的道路上不斷地探索教學方法的改革使其更加適應黨校函授教育，使我們的黨校函授教育事業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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