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財產保險中保險標的轉移和保險合同的效力

財產保險中保險標的轉移和保險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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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

某貿易公司購買了一輛桑塔納小轎車，并與保險公司訂立了機動車輛分項保險合同。在保險期間內，該公司與張某簽訂一份清理債權債務的書面協議，約定將車轉讓給張某，車的過戶手續由貿易公司負責辦理，并將車當場先交付張某。張某駕該車回家途徑某國道一拐彎處發生事故，致使車毀人亡。貿易公司當日向公安局報了案，并要求被告保險公司查驗了事故現場。公安局交警支隊就該車交通事故作出最終責任認定書，確認該車已徹底報廢，此事故由貿易公司負全部責任。隨后，貿易公司多次要求賠付，均遭拒絕。保險公司的理由是：貿易公司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將此車轉讓給了張某，且未向我公司申請批改，本公司有權拒絕賠償。

對于本案，現行《保險法》第34條規定，“保險標的的轉讓應當通知保險人，經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后，依法變更合同。但是，貨物運輸保險合同和另有約定的合同除外。”

由此可見，投保人或保險標的受讓人必須通知保險人，經過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并附單批注后，保險合同的效力才能得以延續。學界認為，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具有明顯的屬人性。保險標的所有人的變更將極大地改變保險標的的安全系數，帶來承保時不可測的風險，因而保險標的轉讓未辦理保險過戶批改手續的，保險公司有權拒絕賠付;從保險利益的角度而言，保險標的轉讓未辦理標的過戶手續者，受讓人不具有保險利益，既然不具有保險利益，依照《保險法》原理，保險公司當然不能賠付;從合同法的規定來看，保險合同是附條件的給付合同，投保人(即債權人)轉讓合同的權利義務必須通知債務人并經其同意，合同才能對債務人產生法律上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想象，即使此案在法院訴訟，法院支持拒賠的可能性也很大。

二、保險標的轉移的內涵和我國《保險法》的一般規定

所謂保險標的的轉移，是指合同中被保險的財產及其有關利益的移轉，即包括這些保險財產及其有關利益的所有權發生轉讓，包括買賣、讓與、繼承等，也包括使用權、經營管理權、抵押權等的轉移。但依照我國《保險法》第34條的規定，似乎僅指保險標的所有權的變更。從我國《保險法》體系邏輯來看，也是指所有權的轉移，標的其他物權的轉移并不影響投保人的所有權，也就不影響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享有的保險利益，其與保險人的保險合同效力未改變，保險人至多依風險明顯增加而主張投保人應負告知義務。《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24條第1款，針對《保險法》第34條作了以下規定：“轉讓”是指保險標的所有權的轉移，但是被保險人轉讓保險標的但未實際交付的，保險合同繼續有效。因此，本文所言之保險標的的移轉是指保險標的所有權的變更，即取其狹義上的內涵。保險標的通常是投保人所擁有的合法權益，保險合同的訂立，不影響投保人的上述權益。投保人轉讓保險標的是依法行使自己的處分權的行為，單純轉讓保險標的的行為本身是不需要經保險人同意的，轉讓時也不必通知保險人。但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所有權在保險合同中直接體現為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保險利益，訂立保險合同的目的并非保險標的本身，而是保障保險利益。保險利益是保險合同的客體，保險利益的存在是一般保險合同成立的前提，更是補償財產保險損失的基礎。保險標的轉讓后，保險利益隨之轉移給保險標的的受讓人，從而必須導致使保險合同主體發生變更和保險合同效力的變遷。

我國保險合同具有明顯的屬人性質，保險合同并不是保險標的的附屬物，并不隨同保險標的轉移而自動轉移，所以通常保險合同的主體變更，原投保人(被保險人)與保險人的保險關系相對消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繼續保持保險關系，被保險人在保險標的轉讓時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經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后，依法變更合同。沒有取得保險人的同意而將保險標的轉讓給他人的，保險合同自保險標的轉讓之時起失去效力。因為保險標的危險程度，會隨著保險標的轉讓而發生變化、影響保險人在保險合同訂立時估計的危險負擔。因此，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在轉讓保險標的前，應當通知保險人，由其決定是否繼續轉讓后的保險標的的風險。保險人收到轉讓保險標的的通知，可以決定繼續承擔保險標的的危險，也可以終止合同。如果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后，應當在保險單上加貼批注或者另訂立書面協議以示變更保險合同。保險標的的轉讓經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后，依法可以變更保險合同。同時，考慮到商業活動的一些特殊性，《保險法》34條規定，對于貨物運輸保險合同中貨物保險的保險單或者保險憑證，允許保險金或者保險憑證隨同貨物所有權的轉移而自動轉移，而不需要征得保險人的同意，因為貨物運輸尤其是海上運輸，路程遙遠，流動性很大。貨物在遠地買賣易主，一般很難先行征得保險人的同意。如果按照上述一般原則辦理，必然會喪失交易良機。鑒于此，貨物保險合同標的保險標的可以不經保險人同意而轉讓;同時保險合同主體變更時，一般不涉及內容的變更，原被保險人與保險人建立的保險關系即行消滅，受讓人與保險人的保險關系也即建立，我國《海商法》也作了相關的規定。另外，如果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保險標的的轉讓可以不用通知保險人，則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從其約定。如果沒有約定，自然適用本條的一般規定。

三、保險合同效力與保險標的轉移關系的規范分析

對于保險合同是否隨著保險標的的轉讓而轉移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屬人主義說。此種說法認為，保險合同是一種基于個人性質基礎上訂立的合同。法人組織形式、資產、信用等級等，自然人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都會影響保險人是否承保以及采用何種保險條款及保險費率等問題。保險合同所承保的是被保險人而不是保險標的本身。保單的轉讓須經保險人書面同意以作為對欺詐的預防措施。因而保險合同除了另有規定外，不因保險標的轉移而轉移。

(二)從物主義說。該說認為，財產保險合同除另有規定和約定外，在保險標的轉移后，基于經濟的考慮，在保險合同的有效期內，將其效力延至受讓人。此為大陸法系的通說。如日本《商法典》第650條第1款規定：被轉讓人將保險標的轉讓他人時，推定其同時轉讓保險契約權利。

屬人主義和從物主義體現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屬人主義強調保險合同的個人性質注重保險人的利益;而從物主義則是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強調節約交易成本，便捷商事交易，保護受讓人的利益。

我國《保險法》的規定采屬人主義學說，無疑極大的保障了保險公司的利益。因為保險標的轉讓未辦理保險過戶批改手續，保險公司可以拒賠，保險公司之所以在保險條款中作出如此規定，乃是擔心保險標的轉讓之后，由于被保險人的變更導致保險標的危險增加，如果危險增加，而被保險人未通知保險人的，保險人確實可以拒賠。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只要保險標的轉讓，保險標的的危險就一定增加嗎?保險公司對于保險標的轉移導致的風險的輕微增加是否可以一律地拒絕承保?被保險人未通知保險人的，保險人可以解除保險合同，并且不用返還保險費，對于任何一個保險公司而言，解除合同是明顯得利而不負任何風險的方法。因此，保險條款一律將保險標的轉讓視為危險顯著增加，進而對一切保險標的轉讓未辦理保險過戶批改手續者拒賠，明顯有失公允。關于保險利益問題，學界通說認為，財產保險中保險利益于保險契約訂立時，不必存在，但事故發生時，必須存在。iii以被保險人訂約時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為由阻卻其索賠權利也是不合理的。同時，我國《保險法》對保險人作出同意繼續承保或否認保險合同的效力的時間期限未作規定，一律采加貼批注或者另訂立書面協議實現保險合同權利義務轉移的方式也略顯僵化。如依《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應以在原保單或其他保險憑證上進行背書為標志，保險合同始發生轉讓的效力。若保險標的已轉讓，而保險人尚未背書同意，則這段時間將形成保險期間上的真空區。此外，若保險人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轉讓保險標的的通知后，在合理期間內未作表示的，其效力又應如何?

四、財產保險中保險標的轉移和保險合同效力關系的重塑

保險合同屬人主義學說認為，財產保險合同以合同雙方當事人互信為基礎，一般而言未經保險人同意不得轉移。出賣人將貨物轉讓給買方時，貨損風險自交付時轉移給買方，出賣人由此喪失了對該批貨物的保險利益，并導致保險合同的失效。如買受人延續保險合同的效力，有兩種方法：

(一)解除原保險合同，保險人退還部分保險費后，保險合同效力終止，由買受人作為保險利益人和保險人重新訂立新契約。

(二)在保險標的或風險轉移時，投保人或被保險人通知保險人，由保險人自由選擇解約或繼續承保，并在原保單上加貼批注，實現保險合同轉移，由受讓人作為新的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繼續享有保險合同的權利并承擔保險合同的義務。

顯然采用轉讓保險合同的辦法，不僅手續較為簡便，節約時間費用，而且可以使保險期間、保險責任盡量地得以延續。保障較為充分。當然，這種方法與大陸法系許多國家堅持的保險合同從物主義相比，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無法避免產生期間上的保險空白期。iv若保險事故在該期間內產生，買受人將沒有辦法取得保險賠償，這就是保險理賠實務中產生諸多糾紛的制度缺陷。因此，從經濟角度來說，采保險合同隨物主義，即保險標的轉移時，保險合同除另有規定外，仍為受讓人之利益而存在，可能將更符合現代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和商事交易及時便捷的要求。當然，在肯定保險合同隨物主義，保護投保人利益的同時，必須考慮保險人的利益。從物主義保險合同屬性容易產生道德風險，況且關于保險標的權屬轉讓或風險承擔者轉移的合同與保險合同畢竟是相互獨立的民事法律關系，保險合同不應隨保險標的或風險轉移而自動轉讓。筆者認為，我國《保險法》在堅持保險合同的屬人性的同時，通過制度設計減輕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所負的通知義務，限制保險人免賠和解約的權利，將有利于調節保險合同雙方的矛盾。更何況保險人可以主張保險標的風險顯著增加來主張自己的應有權利。

區分保險標的轉讓的原因，對保險合同效力的延續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通行做法，一般將財產保險標的的轉移分為法定轉讓和約定轉讓。法定轉讓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死亡或破產時發生的轉讓;約定轉讓是指合同訂立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因為保險標的或風險轉移等事實發生通過合意將合同的權利義務轉移給第三人，由第三人繼續享有合同權利并承擔合同義務。對于保險標的的轉移歲保險合同的影響，外國保險法一般區分不同原因而為不同的規定。關于法定轉讓，英美法系采絕對當然繼受主義，即當事人死亡或破產后，其繼承人或破產管理人當然繼受合同當事人的地位;在大陸法系則采相對當然繼受主義，但僅就當事人破產加以規定，而未涉及當事人死亡。

現行《保險法》第34條規定：“保險標的的轉讓應當通知保險人，經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后，依法變更合同。但是，貨物運輸保險合同和另有約定的合同除外。”據此，我國保險實證法關于保險標的的轉讓，并不區分法定或約定原因，即除了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外，不論因何原因轉讓保險標的的，均以保險人的同意為保險合同轉讓的條件。但貨物運輸保險合同和另有約定的合同中的保險標的轉讓引起的合同轉讓既無須保險人同意，也無須再辦理變更合同的批改手續。規定有法定轉移方式的國家，保險標的因法定原因而轉讓，一般導致財產保險合同當然轉讓，無須征得保險人的同意。其法理依據在于法定轉讓是因法律的規定而發生，其情形往往也比較特殊，即使保險標的風險程度有所變化，也非當事人的行為所致。因而，為了保障受讓人的利益，保險人應當繼續接受財產保險合同的約束。我國《保險法》可以借鑒國外的相關做法，以僅可能地平衡保險合同雙方的利益，維護保險合同的有效性，減少保險責任空白的空間。

在保險標的約定轉讓中，應經保險人同意，保險合同的效力才能得以延續，對此一般沒有爭議。但由于《保險法》本身不完善，實踐中出現許多爭執。對于保險標的轉讓和保險合同轉讓效力的關系，筆者認為，應權衡當事人利益的基礎上作以下規定：在法定保險中，保險合同轉讓的效力自保險標的所有權轉讓時生效;其他情形中，有約定依約定，無約定依保險人同意并批注背書時生效，但生效效力溯及力至保險標的轉讓時。這樣就有利于消除保險責任的空白期，也有利于保護受保險人的利益，且不違背保險人繼續承保的意愿。

對于保險人以批注背書方式延續保險合同的效力，在帶來書面證據利于解決糾紛的同時，帶來更多的問題。要式主義立法例使得保險人可以從容地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和方式決定保險合同的效力，即使所保風險未明顯增加，保險人也可以拖延或不作背書，相對人亦無計可施。若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可以未作書面表示進行抗辯，使被保險人的利益無法保障。因此，保險人的同意權的表現方式不應受是否書面要式的限制。《保險法》修改中可增加如下規定：“保險人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轉讓保險標的的通知后，在合理期限內未明確表示拒絕的，亦應視為同意。”這樣有利于平衡保險合同雙方的權利能力。

五、結語

按照我國現行《保險法》的規定，保險標的的轉讓并不當然發生合同轉讓的效力，以不當然轉讓為原則，有利于保險人對危險的控制，盡管不利于促進合同當事人進行交易，但卻為其交易對象獲得保險保障。實務中，當事人可以在保險合同中就保險標的的轉讓及其是否導致保險合同轉讓作出約定，依照其約定來更好地滿足自己的需要。

第二篇：保險合同中免責條款的效力如何認定

保險合同中免責條款的效力如何認定

【裁判概要】

根據保險法第18條的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無效。所謂“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之前或者簽訂保險合同之時，對于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

【案例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7年第11期刊載的案例“楊樹嶺訴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寶坻區支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該案一審、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200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關于〈保險法〉第17條（修改后第18條）規定的“明確說明”應如何理解的問題的答復》（法研（2000）5號），“這里規定的“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之前或者簽訂保險合同之時，對于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該答復雖然是就個案作出的，但人民法院在審理同類案件時可以參照執行。

第三篇：對保險合同格式條款效力及其解釋個案透析

對保險合同格式條款的效力及其解釋的個案透析

[案情]2000年10月8日，秦某購置寶馬轎車一輛，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機關向其核發了臨時行駛車號牌，此號牌備注欄中記載：此號牌只限在北京市范圍內行駛。同年10月10日，秦某與華泰保險公司訂立保險合同并交納了保險費。保險單正面記載，號牌號碼為待領，投保險別為車輛損失險及第三者責任險，行駛區域為國內行駛，保險期間為2000年10月11日零時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時止。2001年1月23日投保車輛在山西省太原市某高速公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致使車輛損壞，投保人支付了車輛修理費及拖車、吊車等費用。后來，秦某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但保險公司向其出具了拒賠通知書，理由是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時投保人只持有臨時行駛證號牌而沒有正式的行駛證，且該號牌注明只限在北京范圍內使用，故根據保險條款第5條第11項應以拒賠。

需要說明的是，保險單正面有一欄名為“明示告知”的內容，其中第3條為“詳細閱讀所附保險條款，特別是有關責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的部分”。這里所指的保險條款系附在保險單背面的保監發[2000] 16號文件——《機動車輛保險條款》。其中第5條載明：“下列情況下，不論任何原因造成保險車輛的損失或第三者的經濟賠償責任，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該條第11項為：“除本保險合同另有書面約定外，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車輛沒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行駛證和號牌，或未按規定檢驗或檢驗不合格。”

[不同見解]法院在審理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秦某與保險公司雙方對于保險合同中保險人的免責范圍已作出了明確規定，其中包括投保車輛必須有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行駛證和號牌，并經檢驗合格，否則保險人對于車輛損失或第三者的經濟賠償責任不負責賠償。保險人將該條款以書面形式告知了投保人，雙方將此作為合同的一項內容加以確認后，即應按照該條款履行。發生交通事故時，原告雖持有車輛臨時行駛號牌，但該號牌記載有明確的行駛范圍，超出該范圍，投保車輛應視為無合法號牌。根據雙方的約定，在無號牌的情況下，保險人不承擔車輛損失的賠償責任，應駁回原告秦某的訴訟請求。

第二種意見認為，根據我國保險法第17條的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這里的“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無需投保人詢問或者請求，保險人應當主動地進行全面完整、客觀真實的詳細說明。本案中，保險公司僅在保險單正面用書面提醒投保人注意附在保險單背面的免責條款，是遠未盡到“明確說明”義務的，因此，該免責條款無效。同時，保險法第30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現在雙方當事人對被保險車輛是否有行駛證和號牌這個問題產生分歧：保險公司將秦某超出交通管理部門限定的行駛范圍駕車，視為該被保險車輛無合法號牌，而秦某認為超出行駛范圍駕車不應類推為無行駛證。另外，雙方對保險條款第5條第11項所謂“另有書面約定”所指為何也難以形成一致意見：秦某認為，保險單正面記載號牌號碼為待領，行駛區域為國內行駛，保險期間為2000年10月11日零時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時止，這三項記載事項足以證明保險合同“另有書面約定”；而保險公司則主張，上述記載事項尚未能構成對第5條第11項免責條款的排除適用。這表明保險人對保險合同條款的內容未說明清楚，應當對該模糊條款所導致的爭議負責，法院應直接適用保險法第30條所規定的疑義利益解釋原則，作出對投保人有利而對保險人不利的解釋，判決保險公司向秦某支付保險賠償金。[評析] 要想正確處理本案，關鍵在于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附在該保險單背面的標準保險條款第5條第11項是否已經發生法律效力？二是對該條款應該如何進行解釋才比較妥當？下面，我想談談自己對這兩個問題的一些看法：

一、本案保險合同中的免責條款不發生法律效力

由于保險活動具有相當強的技術性和專業性，很難為一般人所了解和熟悉，再加上保險公司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考慮，保險合同在實際上普遍采取了格式合同的形式。換句話說，即是保險合同是以格式保險條款為基礎訂立的合同，這一點充分地表現在保險合同的訂立過程之中。投保人與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廣泛地利用保險單的形式，通常由投保人提出投保申請并在保險人事先就已經印制好了的投保單上填寫一些極為有限的事項（如投保標的、投保險別、保險期間、保險金額等），其他關于投保人與保險人的權利義務的基礎條款都由附在投保單背面的格式條款詳細規定，投保人只能在接受或不接受兩者之間進行選擇。然后，保險人在投保人填寫好的投保單上簽字或者簽發保險單。當然，雙方也可以通過書面方式用補充約定增加或減少保險條款，進一步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但保險人往往缺乏與保險人討價還價的能力，極少有與保險人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見，保險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力不是平等的。保險人一方在經濟上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就很可能將一些不利于投保人的條款，包括免除或者限制自己本應承擔的責任的條款強加于投保人，導致保險合同的利益失衡。為了重新平衡保險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保護投保人這一弱勢群體，法律有必要對保險合同的條款進行控制。因此，法律規定，在保險合同的訂立階段，保險人負有向投保人明確說明免責條款的義務，否則該條款不生法律效力（《保險法》第17條）。需要指出的是，《保險法》第17條所說的“責任免除條款”應作廣義解釋，既包括完全免除責任的條款，也包括限制責任的條款。這里所說的“不產生效力”不是指未經明確說明的免責條款已經成為保險合同的一部分（即被訂入保險合同）但不生效，而是指自始至終未被訂入保險合同，自然不對保險當事人產生任何法律約束力。如果在一般場合，合同一方在書面合同條款上簽字，即使其事實上不了解該條款內容，法律也視為其就該條款與對方當事人達成了合意。這是現代社會重視交易安全，對合同當事人意思表示傾向于采取表示主義的當然結論。但是，在保險合同的場合，為了保護投保人的利益，法律不得不在交易安全與意思自由兩種價值取向中妥協，更加尊重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投保人已經在保險條款上簽字，從表面看起來投保人好像接受了該免責條款，實際上不然。因為投保人對保險業務比較陌生，有可能全然不知有免責條款的存在，或者不甚了解免責條款的法律意義（內涵和法律后果）；在這種狀態下，若保險人事先不對投保人作詳細的說明，無異于投保人被強制接受該條款，有悖于合同法所倡導的合同自愿原則。既然投保人的意思表示里不含有該免責條款，又談何當事人對該免責條款達成合意呢？這樣的免責條款充其量只不過是格式條款文本，而非格式條款。[i] 那么，如何理解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呢？《保險法》第17條的規定太原則化和抽象化，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實踐中容易對此問題產生爭議。實踐中經常發生保險人主張其已經履行了“明確說明”的義務，而投保人卻予以否認的情況。我認為，要判明保險人是否已經盡到“明確說明”的義務，關鍵在于，根據保險合同訂立時的具體環境，保險人的說明是否已經達到使投保人知悉免責條款的內涵和法律效果的程度。與一般合同的格式條款不同，保險人僅提醒投保人注意保險合同的格式條款的存在猶為未足，仍須就保險人承保風險的范圍、不承保風險的范圍、免除或限制保險人責任的事由、投保人的義務以及違反該義務的法律后果等事項以明確的、不含糊、不致于引起歧義和誤解的語言向投保人解釋清楚，說明該條款對保險人和投保人的權利義務有何影響。保險人為了證明自己確實已經履行了“明確說明”的義務，可以將該說明內容作成書面形式，由投保人在上面簽字，這是防止日后發生糾紛的最好做法。當然，保險人以口頭或者其他書面的方式來說明保險合同的格式條款也未曾不可[ii]，這時，法官要憑誠實信用的原則來斷定保險人是否盡到了“明確說明”的義務。這一點也為2000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對保險法第17條規定的“明確說明”應如何理解的問題的答復》所承認：“《保險法》第17條規定的‘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之前或者簽訂保險合同之時，對于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

本案中，盡管保險公司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附在保險單背面的免責條款，但是對該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以及法律后果未置一詞，顯然不能夠認為已經盡到了“明確說明”的義務。不過，如果保險公司能夠提出證據證明其曾向投保人對免責條款的內容、術語、目的及適用等各個重要方面作出了解釋，該免責條款就可以成為保險合同的一部分，但不能空口無憑。

二、關于本案所涉格式條款的解釋問題

假如保險公司已經盡到了“明確說明”的義務，上述免責條款的效力又如何呢？

（一）不能直接適用《保險法》第30條的規定

《保險法》第30條 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這是學理說稱的疑義利益解釋原則，也是為世界各國保險法律制度所普遍遵循的原則。之所以確立該原則，是因為在保險合同的訂立過程中，保險單由保險人事先擬定并印制好，保險條款中已經充分考慮并體現了保險人的利益。而保險人非專業人士，對保險業務不熟悉，往往不能意識到保險合同中模糊不清的地方，只能按照自己的“合理期待”（即合理理解）來行事。為了保護投保人的這種“合理期待”，當保險合同條款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解釋時，防止保險人利用經濟上或者專業上的優勢地位損害投保人的利益，于是法律要求法官對該有疑義的條款作出不利于保險人的解釋。[iii] 有人認為，只要保險合同當事人對保險條款有爭議就應該直接適用《保險法》第30條的規定。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恰當的，因為：第一，這種看法混淆了合同解釋原則與合同解釋規則的性質和功能。所謂合同解釋原則是貫穿于合同解釋過程中對適用合同解釋規則起指導性作用的依據。合同解釋規則比合同解釋原則更具體，一般應優先適用規則，在規則不敷應用之際原則才能被法官運用來填補法律的漏洞，適用于具體案件的處理。《保險法》第30條是對保險條款解釋的一個基本原則（當然，相對于合同法而言，它屬于一條規則），如果徑直適用勢必構成對保險法條文體系完整性的破壞，不利于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第二，這種看法有悖于《保險法》的立法原意，不恰當地加大了保險人的責任，過分地袒護投保人，走到了維護投保人利益的反面，違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雖然保險公司在保險合同的訂立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但保險合同畢竟是當事人雙方經過平等自愿的協商之后而成立，投保人還是有很大程度的意思表示自由的，倘若不分青紅皂白地盲目對保險條款作對投保人有利的解釋，便是無視保險合同作為民事合同的根本屬性。在實踐中，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當時對保險條款的理解與保險人說明的含義并無二致，但為了達到向保險公司索賠的目的，強詞奪理、故意曲解和歪曲保險條款的意思，人為地在事后造成雙方對保險條款有爭議的假像，這樣的情況也并非沒有。第三，這種看法忽視了我國保險業的特殊監督管理制度。其實，在保險條款的制定方面，保險人也不是可以只從自身利益出發、隨心所欲地擬定不利于投保人的條款或者以圖設置陷阱而故意使用含糊其詞、似是而非的條款的。《保險法》第106條 規定：“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訂。保險公司擬訂的其他險種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應當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備案。”一般而言，保險合同的基本條款由公正的第三人（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訂立，或者經過公正的第三人審查，[iv]已經對保險合同雙方的利益作了適當的平衡，此時，就不必過分地偏向于投保人。

總之，在司法實踐中應當謹慎地運用疑義利益原則，只有在運用其他合同解釋規則仍然無法確定當事人的真實意思的時候才能適用該原則，而不是優先適用。

（二）綜合運用一般的合同解釋規則與保險合同的疑義利益解釋原則

在本案的審理過程中，保險合同雙方對格式保險條款第5條第11項的含義發生了爭議，比如，對“行駛證”的概念、“另有書面約定”的涵義的理解，各有各的說法。法官究竟應采納哪一方的理解作為判決的基礎，這里涉及到合同的解釋問題。

1、合同的一般解釋規則

《合同法》第41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這一條是對格式合同條款的一般解釋原則，保險合同屬于合同的一種，當然也應該適用這一解釋原則。[v]這一原則是：對格式條款首先應運用一般的合同解釋規則之后，如果仍然不能消除對格式條款的疑義時，才能夠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合同法》第125條對合同的一般解釋規則作了進一步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依此，合同的一般解釋規則包括以下幾種：

（1）文義解釋規則

所謂文義解釋規則，是指依據合同條款的通常含義進行解釋。合同條款用語的通常含義是按照該詞句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所得出的意思。[vi]文義解釋是合同解釋的基礎。如果從字面意義上考察，合同條款的含義已經非常顯而易見、不言自明的話，該合同條款的解釋就應該到此止步；如果合同條款的字面意思有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通常理解，就有必要運用其他解釋規則在這一種以上的含義范圍內進行取舍。另外，如果合同詞句是一般上的用語，就應當按照一般的通常的含義來理解；如果詞句是專業用語，就應當按照專業上的特殊含義來理解。[vii]

（2）整體解釋規則

所謂整體解釋規則，是指把全部合同條款和構成部分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從各個合同條款及構成部分的相互關聯、所處的地位和總體聯系上闡明當事人有爭議的合同用語的含義。[viii]對該原則的經典表達是《法國民法典》1161條的規定：“契約之諸條款可互為解釋，以賦予每一條款依據整個契約而產生的意義。”對合同條款采取整體解釋規則，是基于這樣一個假設：合同當事人在同一個合同里所表達的意思是一貫、不會發生矛盾和沖突的。如果合同的解釋者對同一合同文本里面的條款之間作出了相互抵牾的解釋，必定是解釋過程發生了錯誤，而不是當事人的意思發生了錯誤。

（3）習慣解釋規則

所謂習慣解釋規則，是指在合同文字或條款的含義發生歧義時，按照習慣或慣例的含義予以明確；在合同存在漏洞，致使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不明確時，參照習慣或慣例加以補充。[ix]習慣有兼具解釋與漏洞補充的功能，在當事人未明確、未約定的場合發生適用于當事人的效力，與合同的任意性規范有近似的特點，但是有優先于任意性規范的效力。當然，習慣當作解釋合同條款的標準時，前提是該習慣合法、不為當事人明示或默示的意思所反對。

（4）目的解釋規則

所謂目的解釋規則，是指依照合同當事人所欲達到的經濟的或社會的效果而對合同進行解釋。合同的目的分為抽象的目的和具體的目的。前者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有使合同有效的目的，如果合同條款互相矛盾有使合同有效與無效兩種解釋，那么應作使合同有效的解釋。具體的目的是指合同本身所追求的具體的經濟的或社會的效果。[x]合同的條款只不過是當事人為了實現其目的的手段，因此，合同目的是當事人真意的核心，是決定合同條款具體內容的指針。[xi]合同目的解釋規則的功能在于檢驗其他合同解釋規則適用于具體案件的妥當性，可以推翻或者佐證諸如文義解釋、整體解釋、習慣解釋的結果是否正確。

（5）公平解釋規則

作為合同解釋規則的公平解釋規則是民法公平原則在合同法領域的具體化，要求合同所分配的利益在當事人之間有一個平衡，能夠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等價有償原則。一般來說，交易雙方利益不平衡的情形有兩種：一是主觀上的不平衡；二是客觀上的不平衡。前者是指當事人主觀認為得到的不如付出的多，后者是指交易的客觀結果，即以商品價值來衡量的給付和對待給付不對等。[xii]我認為，只是主觀或者客觀的不平衡不足以構成不公平，應將兩者結合起來看，在同時構成主觀和客觀的不平衡狀態時，才能認定合同不公平。公平解釋原則的功能是，在盡量使合同有效的前提下，通過合理的解釋來校正當事人之間利益失衡的天平，而不是通過確認合同的顯失公平來使撤銷或變更合同。此不可不察。

（6）誠信解釋原則

所謂誠信解釋規則，是指依據雙方意思表示合理地進行解釋，任何一方不能因合同而獲得顯失公平、不合理的利益。[xiii]在這里我不用“誠信解釋規則”的概念，意在強調誠信解釋作為一個合同解釋的基本原則而在整個解釋過程中起到“君臨天下”的統帥作用，非一般解釋規則可以同日而語。上述解釋規則無不是誠信解釋原則的具體化和運用，處處閃爍著誠信的精神。運用上述解釋規則得出的解釋結論也要靠誠信解釋原則來檢驗其正當與否。

2、格式條款的解釋規則

既然格式條款也是合同條款，自然免不了要適用一般的合同解釋規則。如前所述，為了保護意思表示弱勢方（格式條款提供方的相對方）合理期待的利益，法律對格式條款規定了除適用一般解釋規則之外，還規定了疑義利益解釋規則。這里用“疑義利益解釋規則”的概念，是在一般合同中相對于“誠信解釋原則”而言的。如果在類似保險合同這樣的格式合同中，有利于格式合同接受方的解釋規則的地位便上升為一項解釋原則，因為這變成了“誠信解釋原則”在這類格式合同中的最常見、最普遍的要求，有必要冠以“原則”來突顯其重要地位。

3、合同解釋規則的適用順序

上述解釋規則在司法實踐中應該有一個大致的適用順序。否則，不同法官根據從中隨意抽取不同的解釋規則來對合同進行解釋，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不利于維護法律適用過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由合同解釋的目的在于探求當事人意思表示的共同真實意思所決定，合同解釋規則的適用也應以何種解釋更接近合同當事人的真實意圖來排出一個次序。我認為，合同解釋是以合同文本作為解釋對象的活動，操作時當然應以文義解釋作為第一順序。

合同條款的含義在具體的語境中比較容易顯現出來，即要結合合同條款的上下文，從整個合同來考察，從合同整體來解釋合同部分，又從合同部分來解釋合同整體，如此循環往復，使合同解釋臻于完善，而不是斷章取義。可以說，整體解釋規則是在用文義解釋發現合同條款有不只一種含義時，為了限縮字面意義的范圍，或者尋找與字面意義不同的與合同整體邏輯想吻合的解釋。因此，整體解釋放在第二次序比較符合思維的正常展開過程。

習慣解釋是從當事人的交易環境這個更大的“語境”來理解合同條款，與整體解釋有同樣的功能，亦宜處于第二次序。

從合同的目的最易于探知當事人的真實意圖，故從理論上來講，合同的目的原本屬于第一次序的解釋規則。但是，由于合同的目的脫離了合同文本，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無從得知。因之，在解釋的操作層面上，合同的目的解釋規則宜放在上述三種解釋規則之后，對它們的解釋結果進行檢驗，看是否符合合同目的。一旦與合同目的相背離、不一致，就應堅決地拋棄上述解釋規則，采用目的解釋規則。

處于第四位適用順序的應為公平解釋規則。有時無論從文義解釋、整體解釋、習慣解釋，還是從目的解釋，都無法最終確定合同條款的真正含義。如果從合同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比較方面去考慮，往往可以另辟奚徑，“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從根本上來說，訂立公平、合理的合同也處于當事人的目的范圍之內。

最后適用的當屬誠信解釋原則，這是由誠信原則的抽象性的特點所決定的。從廣義上說，上述解釋規則都是誠信解釋原則的具體體現。但一旦窮盡了其他解釋規則仍不能得出合理的解釋結論時，就應直接求助于誠信解釋規則，依憑法官內心的公正理念來自由裁量。在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條款的情況下，又有比前述解釋規則更抽象卻比誠信解釋原則稍具有可操作性的疑義利益解釋原則，其適用順序應介于前述解釋規則與誠信解釋原則之間。

上述的合同解釋規則的適用順序只是一個大致的順序，不可在運用的時候拘泥于順序，生搬硬套或者只使用一種解釋的規則，而應該盡可能地使用多種規則，使之互相檢驗、互相佐證。總之，應以合同合法、有效、合理、公平為解釋的指導原則。[xiv]

（三）合同解釋規則在本案中的具體運用

本案系爭保險合同格式條款第5條第11項寫明，“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車輛沒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行駛證和號牌”，保險人不負責賠償。但是，本案的被保險車輛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臨時車行駛證，而該證的備注欄上又規定了該車的行使范圍限于北京市內。此時，被保險車輛是否沒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行駛證，不無疑問。即使認為被保險車輛是否沒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行駛證，保險單正面的記載事項（號牌號碼為待領，行駛區域為國內行駛，保險期間為2000年10月11日零時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時止）是否屬于該條款所指的“另有書面約定”，也值得討論。我認為，本案被保險車輛沒有正式的行駛證不屬于“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車輛沒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行駛證和號牌”的情形，保險單的上述記載也構成了對該保險條款的特別約定。

第一，從文義解釋規則來看，難以認定被保險車輛沒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行駛證和號牌。“行駛證”是一個專有名詞，應按專業上特有的含義來解釋。機動車行駛證是準予機動車在我國境內道路上行駛的法定證件。為了方便車輛使用人用車，在一定情況下，交通管理部門在核發正式的行駛證之前還可以核發臨時行駛證。對于臨時行駛證是否屬于保險條款所說的“行駛證”，超出臨時行駛證駕車是否能夠視為沒有行駛證這兩個問題，法律、行政法規沒有作具體規定，我們不得而知。從上面的分析可知，我們不能僅用一種解釋規則來解釋合同條款。當用文義解釋可以得出不同或者截然相反的解釋時，我們應通過其他解釋規則（如整體解釋、目的解釋、公平解釋、疑義利益解釋、誠信解釋等）發現當事人所賦予合同條款的含義。

第二，本案無法用整體解釋規則來確定“行駛證”的含義。保險單正面載明了車輛的號牌號碼為待領，并沒有說明行駛證為待領。如果保險單載明行駛證為待領的話，完全可以據此將“行駛證”解釋成“正式的行駛證”，將臨時的行駛證從“行駛證”的外延中剔除掉。

第三，從目的解釋規則來看，臨時行駛證應屬于保險合同所說的“行駛證”。包括機動車保險合同在內的財產保險合同，是指投保人支付規定的保險費，保險人對承保標的因保險事故所造成的損失，在保險金額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的協議。保險合同的目的具有保障性。對投保人來說，其目的是希望在發生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造成其經濟損失時，由保險人給予賠償；對保險人來說，則是通過收取保險費，積累保險基金，保障投保人在遭受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后生產或生活上的安定。[xv]如果保險人對投保人只持有臨時行駛證而未取得正式的行駛證這個期間的保險事故不予以賠償，一個理性的投保人就不必在這段期間投保，或者將保險期間約定在自交通管理機關核發了正式的行駛證之日起算。另一方面，保險監管機關制訂格式條款的第5條第11項的真實目的是，促使投保人盡量避免被保險車輛被注銷行駛證或者根本不具有適于行駛的安全性能時發生交通事故，防止保險人在保險標的風險增大時承擔過高的風險。而本案的被保險車輛有臨時行駛證，證明其具有適于行駛的安全性能，因而不屬于保險人被免除保險責任的范圍。

第四，從公平解釋規則來看，臨時行駛證也應屬于保險合同所說的“行駛證”。公平原則要求保險合同的權利義務的安排要對雙方都有利，要求雙方的權利義務基本對等，不允許一方享有權利而另一方只承擔義務的極端不對等的現象。保險費主要是根據保險類別的風險出現的概率來計算的。在一個具體的保險合同中，雙方當事人所支付的對價可能是不完全對等的，但保險人在所有的保險合同中所支付的保險賠償金額總數與其集中此類風險的保險費總和呈相應的比例。因此，從一類保險合同的總體來看，保險人所收取的保險費與支出的保險賠償金額加上經營費用，是大體相等的。保險人承擔的風險越高，保險責任越大，投保人所應支付的保險費就越多。反之亦然。但無論如何，不能出現保險人不承擔任何風險而坐收保險費的情況。本案中，如果將“行駛證”解釋成“正式的行駛證”，那么，保險人對2000年10月11日零時起至投保人獲得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正式的行駛證這段期間的保險事故不承擔任何責任，卻收取投保人的保險費，明顯是不公平的。另外，即使被保險車輛超出臨時行駛證劃定的行駛范圍行駛，也沒有增加保險標的的風險，保險人沒有正當的理由將這種情況作為免責事由。

第四，從疑義利益解釋原則來看，法官應作出對保險公司不利的解釋。在保險合同訂立的過程中，保險人明知被保險車輛還未獲得正式的行駛證，投保人根據一般人當時的合理理解很可能會認為“臨時行駛證”屬于“行駛證”，卻故意或者過失地不對這個概念加以詳細解釋，也不告知投保人不能跨區間駕車，就應當對表述不清承擔不利于自己的解釋的后果。又由于格式保險合同條款在當事人填寫保險單之前就已經存在，保險單正面的記載事項可以視為對格式條款的變更：保險期間由自獲得行駛證開始變為自記載之日起，行駛區域由原來的行駛證限定的區域變為全國范圍。這樣的解釋也是非常合理的，保險人理應對這些可能存在的理解作進一步說明，卻沒有做到，按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釋去詮釋合同條款最合適不過了。

第五，從誠信解釋原則來看，上述解釋的結果都符合了誠實信用的交易行為準則，使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分配得到了均衡，使該合同條款有效、合理和公平，值得肯定。

三、本案結論

通過運用上述合同各種解釋規則合理解釋了系爭合同條款的真實含義之后，本案的結論就不言而喻了。在保險人未對格式條款中的免責條款作“明確說明”之前，該免責條款未被訂入合同，因而根本不生法律效力。即使保險人盡到了“明確說明”的義務，我們也可以通過各種解釋規則互相印證來證明本案情況不屬于格式條款第5條第11項所包括的范圍，保險人不能夠被免除保險責任，因此，必須向投保人支付保險賠償金。

第四篇：保險案例五 人身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認定

保險案例

（五）人身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認定

一、被保險人前后有兩個妻子的受益人身份認定案

（一）案情介紹

1998年5月，趙大大為自己向保險公司投保了一份終身壽險，保險金額為20萬元。在填寫投保險單時，作為被保險人的趙大大在投保險單上的受益人一欄內只填寫了“妻子”兩個字。2000年6月，趙大大回家鄉探親途中遇車禍死亡。保險事故發生后，由誰來領取20萬元保險金在被保險人的兩個“妻子”之間產生爭執。

被保險人趙大大怎么會有兩個妻子?保險公司的理賠人員通過了解方知原委：原來，1998年5月趙大大在向保險公司投保時，其妻為崔翠翠；一年以后趙與崔離婚，2000年春節，趙大大又與蔡彩彩結為夫妻。

正是由于被保險人趙大大在投保險單上的受益人欄內只注明“妻子”，而未具體寫上名字，故而他的兩個“妻子”崔翠翠和蔡彩彩各持己見，認為自己才是有權提出申領保險金請求的那個“妻子”：崔翠翠的理由是，在前夫趙大大投保時，她與趙大大還未離婚，夫妻關系并未解除，投保險單上的“妻子”當然指的是她；而蔡彩彩對此反駁說，趙大大死亡時，“妻子”已不再是崔翠翠，她才是趙大大名正言順的妻子。不僅如此，蔡彩彩在提出索賠時還向保險公司提供了被保險人趙大大生前交給她的保險單正本和其他有關材料。

保險公司的理賠人員面對被保險人兩個“妻子”各自以受益人身份提出領取保險金的申請撓起了頭皮：該付給誰呢?

（二）問題思考

1．人身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應具備哪些要件?什么人可以成為受益人?受益人具有什么樣的法律地位? 2．受益人有哪幾種類型?不同類型受益人的受益權各有什么特點? 3．受益人的確定方式有哪些?為了避免在合同的受益人問題上產生爭議，確定受益人晌·應當遵循哪些基本原則? 4．你認為，本案的被保險人趙大大前后的兩個“妻子”中，究竟誰才應該是他在投保時指定的受益人?

二、遺囑變更指定受益人是否有效爭議案

（一）案情介紹

數年前，居民董文甫向保險公司投保了一份終身壽險，指定其兒子董飛熊為受益人。2001年1月，董文甫因病身故，他兒子董飛熊作為受益人向保險公司提出了給付保險金的申請。保險公司經過審核確認了董飛熊的受益人身份后，同意把保險金支付給他。

不料，就在保險公司即將按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金額向受益人董飛熊支付死亡保險金時，被保險人董文甫的女兒董飛燕找上門來，也向保險公司提出申領這筆保險金的要求，理由是她持有父親生前所立并經公證機關公證的遺囑，遺囑上寫有：“本人身故后全部保險金歸女兒董飛燕所有。”保險公司仔細審驗了遺囑，確認這份遺囑是立在壽險保險單生效之后的。

為此，圍繞這份壽險合同的保險金究竟是應該給付保險單所指定的受益人董飛熊，還是給付被保險人生前所立遺囑變更的董飛燕，保險公司的理賠人員各抒己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二）問題思考

1．遺囑是一種怎樣的法律行為?遺囑有效的法律條件有哪些? 2．遺囑人立遺囑可以采取哪幾種形式?何謂公證遺囑? 3．采用立遺囑的方式變更壽險保險單指定的受益人是否有法律效力?為什么? 4．你認為，本案中的被保險人董文甫死亡后，保險公司是應該把保險金給付原保險單上指定的受益人董飛熊，還是給付由被保險人作為遺囑人通過遺囑所變更的受益人董飛燕?

三、受益人先于被保險人死亡給付案

（一）案情介紹

某小鎮居民高琪麟于1998年6月向某家保險公司購買了一份名為“一生平安”的終身壽險，保險金額為56萬元，被保險人高琪麟指定其母為受益人。同年8月高琪麟與沈嬋娟結婚，11月高母病故。1999年4月高琪麟因患心肌梗塞身亡，此時高妻沈嬋娟已有5個月的身孕。高琪麟死亡后，高父和沈嬋娟為保險公司給付的保險金應當由誰領取和如何處理發生了爭吵。

高父認為應由他領取全部保險金。理由是被保險人高琪麟在投保時指定的受益人為高母，高琪麟死后的保險金就應該歸受益人高母，由于高母已死，他作為高母的丈夫對 2 其妻子的財產當然有繼承權。

沈嬋娟認為應由她與高父分割保險金，而且她應領取其中的3／4。理由是指定受益人高母在被保險人高琪麟死亡之前身故，以后高琪麟又未再指定受益人，保險公司因被保險人高琪麟死亡而給付的保險金只能作為遺產，而且是她與高琪麟的夫妻共有財產來處理。她作為高琪麟的妻子，理應先取得這筆財產屬于她的那一半，然后對高琪麟的那一半，由她與高父分割。

保險公司的理賠人員對保險金的處理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二）問題思考

1．在人身保險合同中，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權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權利?受益權由誰行使? 2．導致人身保險合同中的受益權消滅有哪些原因?在哪些情況下，保險金應作為遺產由被保險人的法定繼承人領取? 3．本案中的保險金如果作為遺產，哪些人有權參與分割?請談談你對本案中的保險金處理的意見。

四、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同時死亡的保險金歸屬處理案

（一）案情介紹

2000年5月，羅前進為自己購買了P保險公司的壽險產品“老來福”保險單若干份，保險金額共計50萬元。被保險人羅前進指定其5歲的兒子羅改革為受益人。2001年12月，羅前進帶領羅改革乘坐長途汽車時發生交通事故，父子雙雙遇難。

正當P保險公司理賠人員在為判斷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兩人當中是誰先死亡和誰后死亡的問題而求助于法醫時，被保險人羅前進的妻子向P保險公司提出了申領全部保險金的請求。理由是她既是被保險人羅前進的妻子，也是受益人羅改革的母親，無論判定誰先死亡、誰后死亡，對她來說都一樣，她都可以兩人中的任何一人的法定繼承人身份領取保險金。

P保險公司并沒有就此結束理賠的調查工作，經過對鄰居的走訪后了解到被保險人羅前進還有一個住在農村但已很少去探望的養母。鑒于這一情況的出現，保險公司理賠人員認為，判定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死亡時間孰先孰后依然十分重要，因為養母也是被保險人羅前進的法定繼承人之一。

對此案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僅被保險人羅前進的妻子與P保險公司存在分歧，就是在P保險公司理賠人員之間也產生很大爭議。

（二）問題思考

1．在人身保險合同中，受益人最終獲得受益權的條件是什么? 2．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在同一保險事故中死亡，你認為應當如何處理保險金的給付問題? 3．《繼承法》對類似的情況是采用什么推定原則來處理的?這一推定原則是否適用于本案? 4．你是否了解在保險實踐中，保險人對在上述情況下的保險金歸屬是按什么原則處理的?處理的依據是什么?

五、父親失手打死兒子能否享受受益權爭議案

（一）案情介紹

1996年1月17日，L市化工建設工程公司職工戈大鵬接過兒子戈小鯤交給他看的考試成績單，一見兒子期末考試有數門功課不及格，頓時火冒三丈。平日脾氣就很暴躁的戈大鵬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順手操起身邊的一根四棱大棒，便狠命朝兒子身上打去。在對兒子一頓毒打之后，見兒子哭喊著求饒，戈大鵬這才氣喘吁吁地停手。剛停下手，不知怎的，似乎還不解恨的老戈又照著兒子的腦袋敲了一棒子。就是這最后的一棒子，立時使正在大哭大喊的戈小鯤一下子沒了聲息，撲通倒下后便昏迷不醒，口吐白沫。慌了手腳的老戈此時知道闖了大禍，趕緊抱起兒子“打的”急奔醫院。途中，戈小鯤已經不會動彈，到了醫院一檢查，呼吸早已停止，醫學死因鑒定為外力致顱腦傷而死。戈大鵬見自己竟失手打死兒子，悔恨不已，抱著兒子的尸體號啕大哭。

戈大鵬被公安部門刑事拘留后，因為其兒子戈小鯤生前曾在當地的一家保險公司買過一份學生健康平安保險，所以學校的教師就代表死者家屬到投保的那家保險公司索取戈小鯤的死亡保險金。業務員找出保險單，見保險單上約定：被保險人如因保險責任內的意外事故導致死亡，保險公司將給付傷害保險金6000元、附加醫療醫藥費3000元，合計9000元。再看受益人一欄內的名字，只見上面清清楚楚地寫著：戈大鵬。

這下子，保險公司犯了難：被保險人戈小鯤的死亡是由身兼父親、投保人、受益人三重角色的戈大鵬毆打致死的，作為受益人的他還能否按照保險合同的約定領取保險金?

（二）問題思考

1．本案中的戈大鵬毆打兒子致死是什么性質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還是屬于意外事件?認定其行為的性質有何依據? 2．戈大鵬能否以受益人的身份，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向保險公司提出保險金給付申請?為什么? 3．請談談你對此案處理的看法。

六、被保險人為受益人謀害而其他受益人喪失受益權思考案

（一）案情介紹

1997年11月6日，S省某市居民竇剛在N保險公司為自己購買了20份福祿壽增額還本養老保險，保險金額為20萬元，年繳保險費10780元。被保險人竇剛在保險單上的受益人欄內填寫了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他的妻子白柔，另一個是他的弟弟竇強。但是，竇剛并沒有規定這兩個人的受益順序和受益份額。

1999年11月4日，竇剛與白柔夫妻兩人鬧矛盾，從口角發展為激烈的爭吵，最后甚至大打出手。雖經鄰居勸開，但遭丈夫毒打的白柔委屈萬分，痛哭不已，情緒一直平靜不下來。到了晚上，白柔還是怨氣沖天，氣惱之下，竟然產生了與丈夫同歸于盡的念頭。她趁竇剛熟睡之際，打開了煤氣開關，然后在床的另一頭躺下??兩人中毒身亡的事直至次日中午才被發現，但已來不及搶救，夫妻雙雙命赴黃泉。經公安機關調查，確認為刑事案件，竇剛系其妻白柔所殺，白柔系自殺。

2000年1月9日，作為20份福祿壽增額還本養老保險合同的受益人之一，竇強向N保險公司提出了給付保險金的申請。然而，N保險公司以被保險人竇剛系受益人白柔故意行為致死為由，向受益人竇強發出了拒賠通知書。2000年3月，竇強將N保險公司告上法庭，請求法院判令后者履行保險責任，支付給他20萬元的保險金。

此案經過兩次審理。一審判決N保險公司敗訴，判令后者應承擔向受益人竇強給付20萬元保險金的責任。N保險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判決撤銷原判，全部訴訟費用由一審原告承擔。此案的判決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眾多議論。

（二）問題思考

1．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保險人是否履行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2．對惡意投保并殺害被保險人的受益人規定“喪失受益權”的同時，其他受益人是否也應被剝奪受益權? 3．你對被保險人自殺給付而他殺(指為受益人殺害)不給付的有關規定有什么看法? 乙就本案的判決，請你指出我國《保險法》中有關保險合同法部分的哪些條款的不完善或滯后?談談你對條款修改或完善的意見。

第五篇：保險法教案(第三章財產保險合同,第一節財產保險概述)

保險法教案（第三章財產保險合同，第一節財產保險概述）

第三章 財產保險合同

基本要求：

1.熟悉財產保險合同的特征與種類 2.掌握財產保險合同的主要內容

3.掌握財產保險合同的履行、解除和終止 教學重點

1.財產保險合同的主要內容

2.財產保險合同的履行、解除和終止 教學難點：

各種財產保險合同的比較

教學方式：理論教學、實踐教學

本章課時：8課時（理論教學5課時、實踐教學3課時）教學內容：

第一節 財產保險概述

一、財產保險的概念及性質

二、財產保險的分類及業務體系

三、財產保險的形成及其發展

一、財產保險的概念及性質 什么叫財產？

財產: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統稱。即隸屬于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個人所有的物質財富。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財產從形成起就與 所有權 密切相關。財產分為: 動產和不動產；

不動產：通常指依附于土地才能存在并體現其經濟價值的財產，包括房屋、生長期的農作物等；

對于不動產必須適用一些特別的法規，限制個人對不動產的所有權，同時也有利于加強對不動產所有機的保護。動產：凡不符合不動產性質的財產。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

有形財產：包括土地和某些可以作為所有物占有的有體財產； 無形財產：無形體但有金錢價值。包括三類：

訴訟物（只有通過訴訟才能主張和執行的財產權，如債權、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 承繼物（通過承繼關系實現的財產權，如租金等）；

附屬物（附著于財產和人類社會行為過程所派生的財產權，如損害賠償等）。哪些物體不屬于“財產”范圍？ 人類本身

大氣、流動的河水和公海；

國家法律規定某些特殊財產不準許私人占有，如我國的土地、礦藏等。財產保險的作用 財產保險的微觀作用

有助于企業及時恢復經營、穩定收入 有利于企業加強經濟核算 促進企業加強風險管理 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 提高企業和個人的信用。財產保險的宏觀作用：

有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有助于財政收支計劃和信貸收支計劃的順利實現； 有利于對外貿易和國際交往，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有利于科學技術的推廣。

二、財產保險的分類及業務體系

（一）財產保險的理論分類 按保險標的的內容分： 物質財產：

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各種運輸工具、各種運輸過程中的貨物、各種處于修建、安裝過程中的工程項目

可能由于本身固有危險造成損失的機器設備、長期處于生長期或收獲期的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人工飼養的牲畜、家禽或經濟作物等。經濟利益：

由于物質財產的損失所派生的利益損失；

由于被保險人的社會行為而對于他人的財產、利益或人身造成的損失而必須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

具有擔保或保證性質的行為所出現的經濟利益損失。按實施方式：

自愿保險、強制保險； 按保險價值確定方式 定值保險、不定值保險； 按保險標的的性質：

積極性財產保險、消極型財產保險；

對于被保險人而言，主動維護自己的利益為積極；被動承擔責任為消極。按風險的內容分：

洪水保險、地震保險、盜搶險等

思考：為什么要對財產保險進行分類？ 便于監管部門監管

有利于保險公司內部管理 有利于投保人選擇合適的險種

（二）財產保險的業務種類（實踐分類）

財產保險業務的種類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演變和繁衍起來的，各種財產保險業務的名稱則反映了財產保險業務變化的歷史過程。如：海上保險、火災保險、工程保險、機動車輛險等

由于保險標的分為財產物資及相關利益，所以逐漸形成了現代財產保險業的兩大支柱： 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

此外還有信用保證保險、農業保險。財產損失保險 企業財產保險

財產基本險和綜合險

財產險項下的利潤損失險及各種附加險 家庭財產保險 普通家庭財產保險

家庭財產兩全保險及各種附加險 運輸工具保險 機動車輛損失保險 船舶保險 飛機保險

及上述險種延伸的第三者責任保險及各種附加險 貨物運輸保險

國內水路、陸路貨物運輸保險、航空貨物運輸保險 郵包保險、海洋運輸貨物保險 以及各種附加險和特約保險。工程保險

建筑工程一切險、安裝工程一切險和機器損壞險。特殊風險保險

海洋石油開發保險、航天保險和核電站保險 責任保險 公眾責任保險 產品責任保險 雇主責任保險 職業責任保險 糧食作物 水果和果樹 信用保證保險 信用保險

一般商業信用保險 政治風險保險 出品信用保險 保證保險

產品質量保證保險 誠實保證保險 確實保證保險 糧食作物 水果和果樹 農業保險 種植業保險 糧食作物 經濟作物 其他作物 林木

水果和果樹 養殖業保險 大、小牲畜 家禽 水產養殖 特種養殖

（三）財產保險的法定分類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95條：財產保險業務，包括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等保險業務；保險人不得同時經營財產保險業務和人身保險業務。但是，經營財產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經國務院保險監督管理機構批冷準可以經營短期健康保險業務和意外傷害保險業務。

國外財產保險的法定分類 class 1.accident class 2.sickness class 3.land vehicles class 5.aircraft class 6.ships class 7.goods in transit class 8.fire and natural forces class 9.damage to property class 10.motor vehicle liability class 11.aircraft liability class 12.liability for ships class 13.general liability class 14.credit class 15.surety ship class 16.miscellaneous financial loss class 17.legal expenses

三、財產保險的產生及發展現狀

（一）財產保險的產生：

財產保險是人們在長期的處理有關物質財產和經濟利益所面臨的風險過程中總結和發展起來的一門學科。

早期的財產保險主要是針對從事海上運輸的貨物與船舶的損失和建筑物可能面臨的火災損失而采取的風險轉稼措施。

海上保險是一種最古老的保險，近代財產保險首先是從海上保險發展而來的。

海上保險 火災保險 工業保險、汽車保險 責任保險 信用保證保險 科技保險

（二）國際財產保險市場的發展狀況

經濟水平和工業化程度與財產保險的發展成正相關關系，財產保險市場被少數發達國家壟斷： 20世紀末全球90%以上的財產保險收入來自10%的工業化國家。排名依次：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

2001年國際財產險/意外險公司10強

跨國集團對于國際財產保險市場影響很大； 自20世紀中葉以來，國際保險市場形成了寡頭壟斷模式的格局。對于世界保險市場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保險公司都是通過不斷的兼并或重組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