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1917年俄國革命原因與結果的相悖現象》有感

讀《1917年俄國革命原因與后果的相悖現象》有感

該文章描述的1917年俄國革命主要是十月革命，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影響了歐洲革命風暴。正如筆者所認為的，歷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總是表現為曲折復雜和千姿百態。1917 年的俄國革命是歷史的客觀存在, 它是俄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一種表現。歷史學家不能抱怨歷史, 也不能改變歷史, 只能根據資料去追溯和再現歷史的過程, 分析其內在聯系, 總結經驗和教訓。個人非常贊同該觀點，發生了的事情就證明它已經存在了，而我們總是抱怨它存在的原因，不去深入探討該問題進而吸取教訓，這種做法確實不明智。曾經是社會主義的俄國如今卻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該文章讓我們了解俄國當時的情況，也讓我意識到中國社會發展道路與俄國的社會發展道路有些許相似，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這條道路的艱辛和曲折使中國政府應該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如何做到不重蹈俄國社會發展失敗之路。

1917年俄國革命的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該筆者認為，沙皇專制制度是引發革命的根本原因，國家農奴制度和軍事強國主義使人民紛紛起來反抗，雖然沙皇及大臣有推行改革來緩解國內矛盾，但是這些改革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歷屆沙皇的改革都是以維護和加強沙皇專制政權，增強國家軍事力量為主要目的；其次，俄國的改革受沙皇個人的才智、性格和好惡的絕大影響；第三，在俄國的發展中首先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和政治民主化問題，但是1861年農奴制改革和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都無法解決大多數農民的土地問題，政治也無法得到民主化。二月革命后，臨時政府缺乏革命政權應有的果敢和魄力，當時國家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列寧利用當時的民主條件和無政府狀態，推翻了臨時政府，奪得政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與俄國革命的原因不盡相同，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在民國時期已經結束，但是土地問題一直未得到根本性的解決。中國當時的社會是由國民黨控制，并不會黨派林立，但軍閥統治卻是一個長期的毒瘤。軍閥統治被消滅后，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艱難的內戰，最終奪取政權。

俄國社會主義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為俄國人民所作出的一種選擇，而并非俄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產物，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的專政。建立布爾什維克黨的一黨政權，利用這個政權來建設社會主義是1917年革命后果的第一個方面；建立由國家壟斷的集中管理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其后果的第二個方面；第三個方面，在沙皇俄國的基礎上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國在社會主義初期，可以說是照搬俄國的社會發展模式，共產黨專政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然使中國社會得到迅猛的發展，但是卻也出現過嚴重的饑荒。斯大林把整個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與政權緊密結合為一體，建立了一種以國家所有為基礎、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和行政管理、由國家統一分配消費資料、全國人民都為國家服務和依附于國家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斯大林這種體制在我國建國初期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主要是在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改革開放的實施使國家社會經濟得到迅猛發展，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江澤民時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結合，“看不見”的手語“看得見”的手相結合，使國家經濟得到穩定發展。這就是吸取俄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教訓。個人認為，這種思維是得益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如今中國在外交、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是運用這一思想，其實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辯證法”。站在中間，左右兩邊都顧及得到，我相信中國在未來的社會主義道路上能穩步地發展。

第二篇：讀《國家與革命》有感

讀《國家與革命》有感

摘要：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的產生是曲折的、冗長的、繁瑣的。在領導人的正確領導下，在各個時期的指導思想的正確指導下，會帶來國家的繁榮，國家地位的提高，經濟水平的提高，人民富裕的生活，帶來社會的文明。人民群眾在歷史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國家、發展、思想、人民

在《國家與革命》這一本書中寫到，國家是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同時，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社會在分裂為階級之前，國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現階級剝削和壓迫之后，國家才是必要的。在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并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后，也就消滅了階級差別和無產階級自身，國家也就會“自行消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完全不需要國家。

恩格斯在總結他所作的歷史的分析時說：“國家不是從外部加強與社會的一種力量”。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產生國家。當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產生國家。這說明了，在階級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同時也證明了國家的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他要依靠強制性或暴力手段以及征收賦稅來維系。

國家的產生是曲折的，冗長的，繁瑣的。當國家一經產生，通過努力，國家一定會延續，通過時間的沉淀，一定會創造各種文明，帶來新的效益。

從女媧造人，人類的產生；盤古的開天辟地，使文明開始出現；各個朝代的演變，留下寶貴的精神經驗，都經歷了時間的淘汰、歷史的洗禮。在歷史的進程中，侵略者展開他們的魔爪，對中華民族的一草一木開始掠奪時，將完整的中華民族傷得體無完膚。而圓明園的毀滅，就是侵略者掠奪的有力證據；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由于政府的腐敗，使我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生火熱之中。由于各種矛盾的激發，終于爆發了革命。當毛澤東一代偉人的出現，為革命帶來了新的曙光，為人民的幸福生活拉開了帷幕。經過革命者的艱苦奮戰，無數次的探索，在實踐中尋找經驗，汲取教訓，終于迎來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使人們遠離了那不堪回首的歲月。

在毛澤東新民族主義革命理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策略和策略的理論、實事求是的思想政治工作下，創立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創立和發展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帶來了人民的安居樂業，國家的穩定、發展、地位。在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時代的主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發展的態勢和矛盾，進行正確的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學判斷；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產生，圍繞建設中國特設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創造性的應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緊密結合新的思想、新觀點、新理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思想戰略，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鞏固黨的階級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它的提出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

在以前，侵略競爭是各個大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他們用“保衛祖國”、“保衛共和國和革命”等詞來掩蓋他們維護“自己”資產階級搶到利益的行為。在當代，我國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外國進行經濟上的交易。從我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時起，我國的經濟就在一直穩固的發展。生產關系的實質是人們的物質利益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保護，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所以，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積極穩妥地推進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和發展，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社會主義民族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到現在，通過領導者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時在正確的指導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軟弱可欺，我國的綜合國力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經濟水平也呈現上升趨勢，軍事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上升。在當代，中國終于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在促進全世界和平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將會在各個國家的共同努力下，將世界打造成為一個和平的國家，創造和平的時代。

國家的穩定，需要有一定的規章制度來維持，就必須有特殊的武裝部隊、監獄等等。如果國家沒有強有力的手段來保護，那么他一定會退化，甚至消亡。對國內，通過法律來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人們不能做出超越法律規定的范圍，不能做傷害他人的利益、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事，不能做傷害公司的事，不能做傷害國家利益、危害國家領土完整的事。每一個人的行為，都必須按照法律規定來行事。一旦觸犯法律，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據犯罪行為的嚴重與否，受到不同的懲罰。當然，人們的道德思想同時也會主導人們的思想，告訴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也不能排除某些人會違背自己的良心，做出讓人譴責的事情來。現在是一個法制的社會，在法制的社會中創造社會的文明，做到依法治國，以理服人。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起著重要的作用。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在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過程中，人民群眾是順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社會力量，是主張變革舊社會的制度和舊思想觀念的社會力量。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在當代，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廣大知識分子在推動社會生產力進步、創造社會物質財富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人民群眾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活動是一切精神財富、精神產品形成和發展的源泉。在人民群眾中的知識分子在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或精神生產過程中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她們中產生了不少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同時，他也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國家是一種具有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職能的有組織的力量。國家的實質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它是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為維護其根本利益而建立起來的強制性的暴力機關，以保障其在政治上也成為統治階級。

國家并不是從來都有，它是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國家一經產生，他會創造精神文明，抒寫自己的輝煌。

參考文獻

[1]列寧.《國家與革命》 第一章，人民出版社,2001-04年

第三篇：讀《國家與革命》有感1000字

讀《國家與革命》有感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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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革命》是列寧1917年8—9月寫的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名著。它主要是列寧根據閱讀大量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國家理論觀點的書籍，整理出來的較為系統、全面的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因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國家和壟斷資本主義漸漸融合在了一起。勞動人民遭受的剝削與壓迫日益加深，資本主義固有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帝國主義時代迅速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和高度集中的壟斷經濟形式為社會主義創造了物質前提。列寧把帝國主義看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各個參戰國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人民群眾遭受了嚴重的戰爭災難，勞動人民所遭受的壓迫和剝削進一步加重。還有就是一些機會主義者，他們故意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更改它的革命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在社會主義運動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為了揭露和批判他們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歪曲，恢復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本來面目，列寧從1916年秋天起就大量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國家問題的著作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于國家的態度。

在這本書中，列寧從國家的起源人手，在摘引了恩格斯對國家的分析后，概括指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也就是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他還強調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說：“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歷史作了一般的總結，使人們認識到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還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取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取得勝利以后就會立刻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里，國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這里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怎樣（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在我看來，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無產階級，每個人都渴望能生活在幸福美好和諧的社會。然而，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治下，他們更多的想的是以武力、暴力來鎮壓、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哪里有剝削，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和革命”是更古不變的真理。只有以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起著重要的作用。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在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過程中，人民群眾是順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社會力量，是主張變革舊社會的制度和舊思想觀念的社會力量。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我國古代唐太宗就曾有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觀點。所以，我們也應當正確認識對國家的態度，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第四篇：讀列寧《國家與革命》有感

讀列寧《國家與革命》有感

臨床醫學七年制(2006級)傅佳寅

學號 3061802084 [摘要]: 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列寧在在十月革命前夕寫成的一部闡釋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一部著作，澄清了當時關于國家的一系列混亂觀念，并進一步闡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性。同時這部著作也對當時遠在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給予了有益的啟迪。[關鍵詞]: 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

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是列寧在在十月革命前夕寫成的一部闡釋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一部著作，澄清了當時關于國家的一系列混亂觀念，并進一步闡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性。同時這部著作也對當時遠在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給予了有益的啟迪。《國家與革命》一書內容豐富，涉及國家問題的許多方面。這里只能有重點地討論其中的幾個問題。重點在第一章和第三章。

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問題的基本觀點

在第一章中．列寧堅持和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基本觀點，闡述了國家的起源、本質、特征和職能。

首先, 列寧引用恩格斯的話指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這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

特殊的武裝隊伍，常備軍和警察成為了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保證了這種統治階級意志的實施；而具有特殊地位的官吏則是站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代表。為了維持龐大的武裝隊伍、官僚機構的存在和運行，需要征收各種稅費和發行國債，直接吸吮廣大百姓的膏脂，使公共權力得到財政上的支撐。所以，國家實質上是一種系統的強制的暴力機關。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強力工具。

l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的國家大多是資產階級用來鎮壓無產階級的工具，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對馬克思主義中關于國家的概念進行閹割，得出了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利益而存在的。并以此愚弄人民，維護自己的統治。并且資產階級統治者還利用民主共和制這個最好的外殼，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這種制度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即有產階級、富人享受的民主，是狹隘的、排斥窮人的，是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他們對窮人設置種種障礙，限制窮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生活。列寧就曾指出，“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 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

如果不能清楚地解釋國家的本質，那么暴力革命就無法找到它合理的依據，人民也只能處在壓迫剝削中而束手無策。而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除了暴力革命之外很難成功地推翻另一個政權。列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及時說明了什么是國家，澄清了當社時存在的各種關于國家概念的錯誤認識，為今后采用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做好了思想上的 準備，并且成功指導了俄國人民獲得了十月革命勝利的革命果實。

同時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也對毛澤東國家政權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面對著國共合作的破裂，國民黨利用手中掌握的武器屠殺革命力量的現實，他在發言中說到：“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他的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思想，對黨把工作重心轉向組織發動武裝起義，建立革命的軍事力量，并在軍事力量的支持下開展農村革命政權的建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八七會議后，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湖南組織秋收暴動，從此開始了創軍建軍及政權建設的艱苦歷程。而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顯然是這一改變的思想來源。無產階級革命在國家方面的任務

隨后，在《國家與革命》第三中，列寧重點闡述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如何對待國家的問題。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用暴力打碎、摧毀資產階級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新國家的問題 列寧對為什么要打碎、怎樣打碎舊國家機器，打碎以后用什么東西來代替．建立什么樣的新國家,作了系統的論述。

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1848~1851年革命與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后得出科學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正是因為全盤接受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沒有與無產階級相適應的國家機器，法國大革命才失敗了。

一方面，不管資產階級采用何種所謂“民主”的制度，其本質都是對本階級的民主而對于廣大的農民和無產階級來說，這樣的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列寧號召我們不要對資產階級民主有任何的幻想。

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又確認，“打碎”國家機器是工人和農民雙方的利益所要求的，這個要求使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了鏟除“寄生物”、用一種新東西來代替的共同任務。

然而，又該用什么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

列寧在總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驗時指出，公社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可以實現 更完全的民主：廢除常備軍，一切公職人員完全由選舉產生并完全可以撤換。

首先是軍隊的廢除。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堅決。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里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象過去奴隸制、農奴諥制、雇傭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人民完全可以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

其次，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這里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資本主義文化創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通的“工人工資”，并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痕跡鏟除干凈。

并且，列寧進一步指出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完全由選舉產生并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到普通的“工人工資”的水平，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梁。這些措施關系到對社會進行的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但是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系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系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

同時，農民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上升”，能夠“出人頭地”，即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者變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任何一個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占大多數），大多數農民是受政府壓迫而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有一個“廉價”政府的。能夠實現這一要求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實現了這一要求，也就是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邁進了一步。

總之，無產階級專政無疑是一種優越的體制。無產階級專政是新型民主(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的國家政權。一方面，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之后，首先就要大規模地擴大民主制度，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享受的民主，使廣大勞動群眾都能夠平等地、普遍地參與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隨著社會主義民主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人具備了直接參加國家管理的條件。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者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的時候，對任何管理的需要就開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為多余的東西的時候就愈接近；國家愈民主，國家就會愈迅速地開始消亡。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實行強力鎮壓，粉碎他們的反抗，采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把他們排在民主之外。

列寧指出: “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

同時，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方面，毛澤東也將《國家與革命》的理論認識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按列寧國家理論建立了中國工農民主政權。并聯合各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的基礎。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只有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我們才能更好的發揮民主，更好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在新世紀的征途上，鄧小平反復強調，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業。人民民主專政是民主和專政的統一：一方面，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走依法治國之路；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政權的專政力量不能削弱，還要加強。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才能有堅強的保障，我們才會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好。

參考文獻：

[1]《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經典之作——列寧著<國家與革命>研讀筆記》 吳雄丞 [2]《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寧〈國家與革命〉對毛澤東國家政權理論的影響》 許玲英 [4] 《〈國家與革命〉》的現代解讀

胡為雄

第五篇：讀《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和《俄國在遠東的成功》有感

讀《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和《俄國在遠東的成功》

三文有感

馬克思主義學院 10級民理

《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和《俄國在遠東的成功》這三篇文章是馬克思、恩格斯在1853年——1858年期間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所寫的評論文章。這三篇文章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狀況，剖析了中國與歐洲列強之間對立統一的關系。

我站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角度，從民族發展、民族意識、民族交往與民族平等、民族問題與社會革命四個方面，談談我淺薄的感受。我認為，在這三篇文章中，民族有民族國家之意，例如中華民族等同于中國，美利堅民族就是指美國。

一、民族發展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認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民族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回顧舊中國，明清時期閉關鎖國，限制民眾與外國的商貿、文化往來，以致固步自封，未緊跟世界發展潮流，仍以“天朝上國”自居，殊不知傳統的小農經濟對內已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外不能抗衡工業社會的經濟沖擊。馬克思就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提到了英國毛織品等外國工業品的輸入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相當大的破壞。但是，這種破壞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工業的興起，推動了中華民族的發展。

從民族發展角度看，自然環境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物質基礎。我認為，列強入侵中國，部分原因也是與自然環境有關。例如俄國地處高緯度地區，高寒物貧；英國地少人少，國內市場狹小。對于處在資本主義高速發展時期的列強而言，地大物博的中國無疑是非常誘人的獵物。對于俄國在中國獲取的利益一事，恩格斯曾有這樣的描述，“（俄國）它正好在這個時候從中國奪取了一塊大小等于法德兩國面積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一樣長的河流”，“由于征服了中亞細亞和吞并了滿洲，俄國使自己的統治權擴大到一塊與整個歐洲面積相等的領土上（俄羅斯帝國不包括在內），并從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進入了溫帶”。促進本民族的發展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必須明白，自身發展不能以掠奪、入侵、損害他國利益為墊腳石，而要通過調整、改善民族自身結構，積極尋找合適的途徑和模式。

二、民族意識

前文說到了列強的入侵在客觀程度上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中華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正如馬克思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一文中說到的那樣：“同時，本來已趨于平息的、在鴉片戰爭時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國暴發成了憤怒的烈火，一切關于和平友好的聲明都未必能撲滅這股烈火。”的確，鴉片戰爭之后，各種起義、抵抗運動如火如荼，個人的、群體的、自發的、有組織的，國人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這種覺醒的民族意識，既包括了中華民族自身的認同意識，也包括了民族平等意識、民族的自尊意識，還包括了民族自我發展意識、民族自主自立發展意識。這些意識的覺醒，喚起了國人心中的愛國熱情和追求自由尊嚴的激情。之后，愛國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日戰爭的勝利充分說明了在中華民族追求解放之路的過程中，積極昂揚的民族意識的重要性。

三、民族交往與民族平等

對于當時的中華民族而言，與英、俄等列強的交往，是一種被動的、直接的交往，其核心是經濟、政治等利益的爭奪，多以戰爭、紛爭等形式表現出來。自鴉片戰爭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之時起，中國陸續與英、法、美、日、俄等多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失主權，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危機加劇。馬克思在這三篇文章中通過茶葉貿易、“亞羅號”劃艇事件、與俄國的條約等事例，無情揭露和嚴厲譴責了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侵略和掠奪。在交往中，存在著經濟、政治等多個影響因素。而中國所遭受的不平等交往，歸根究底是自身實力的不足。歷史上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要想中華民族能與世界各民族進行平等的交往、交流，就必須不斷發展自己，壯大經濟、軍事、文化實力，提升綜合國力，避免重蹈百年前的覆轍。

四、民族問題與社會革命

馬克思在分析了19世紀中期中國社會特點之后，提出了一個問題“當英國引起了中國革命（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便發生一個問題，即這個革命將來會對英國并且通過英國對歐洲發生什么影響”。他說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并在下文分析了歐洲經濟之后，明確指出，“所以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

事實證明馬克思的預見是正確的。

太平天國革命對歐洲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歐洲無產階級對建立民主政府的要求，也讓其看到了勝利的希望。這一時期，法國、意大利的國內革命此起彼伏、德國封建勢力日益沒落，歐洲資產階級革命轟轟烈烈開展的同時，無產階級也在孕育產生并壯大。1857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意大利等國的民族運動空前高漲，經濟上的危機直接引發的便是歐洲革命浪潮。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是相互影響的，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反對封建反動統治是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革命是世界性的歷史潮流。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學習、借鑒意義。由于我能力有限，言盡于此，還望有識之士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