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你往何處去》讀后感論信仰

讀《你往何處去》有感

跟中國大多孩子的成長軌跡一樣，出生在傳統家庭的我受到的是傳統式的教育，“家”幾乎成了我唯一的信仰。回想一下，在面對我那不長歲月中所有的艱難險阻時，是父母的存在支撐著我克服一切，是對父母的執念讓我繼續在這個美好的世界上游走，如果按照基督教徒的信仰，父母就是我的耶穌。

人是時代的產物，而每個人所處的環境不盡相同，所以，人與人的信仰是不盡相同的。所以我對《你往何處去》中所描述的基督教徒們的虔誠、狂熱理解得便不是那么透徹了。尤其是在那些虔誠的基督教徒們自身遭受了巨大的迫害后還能以一顆寬大的心去寬恕一切，其中格勞庫斯在熊熊大火中與基朗四目相對的情景讓我對人性豁達的程度能達到如此境界而感到震撼。

殘暴的尼祿將基督教徒們捆綁在火刑架上，任憑大火吞噬他們的每一寸肌膚，每一個細胞，而觀賞這場“勝景”的人們也在一點一點泯滅他們僅有的良知，此時，作為看客之一的基朗看到了曾經寬恕過他的格勞庫斯，正被灼燒的他用盡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充滿仇恨的血眼瞪著這有血海深仇的人，基朗被那眼神的威力震攝得無法動彈，終于他受不了這種如同火在燒自己的可怕壓力大叫，“格勞庫斯！以基督的名義，饒恕我吧！”。這時，在火刑架上的格勞庫斯用盡最后的力量呻吟，“我饒恕你”。

基朗大受震撼與感動，從這時候開始，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原來猥瑣的面目出現了光輝，他的靈魂被更新，以致于他突然有了勇氣在全場觀眾面前指出尼碌才是火燒羅馬的兇手。

另外，當看到維尼茲尤斯的一點點在蛻變，我也驚訝于信仰對于人心的巨大影響。維尼茲尤斯第一次尋找到逃走的黎吉亞，是在奧斯特里亞努，他聽到彼得，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布道者在給眾教徒傳授教義，他迷惑于是什么樣的宗教讓莉吉亞身上多處幾分讓她異于羅馬其他的女子，他不解于是什么樣的福祉使得如此多的人如此狂熱地去追尋，而恰恰正是在這個黑暗的洞穴里，維尼茲尤斯開始有所觸動，這一點似乎是他始料未及的。后來維尼茲尤斯準備強行帶走莉吉亞卻被巨人烏爾蘇斯重傷，基督徒們收留了他并對他悉心照料，更是寬恕了他的一切，維尼茲尤斯被莉吉亞毫無索求的愛打動，他看到了基督徒們的生活，盡管他們生活在貧民窟，可是他們卻很快樂，很自由，他看到了格勞庫斯對基朗的寬恕，此時他心里激蕩的絕對不僅僅是一陣小小的漣漪。

莉吉亞對維尼茲尤斯也是頗有好感的，但是作為基督教徒的她一直受著煎熬，因為在她看來，除了愛基督以外如果還抱有別種愛的話，就是對基督和對宗教的一種犯罪，因為，當她看到自己的靈魂深處正在萌發另一種感情和欲望時，對于自己的前途和自己的心情，便深深地感到惶恐不安了，而這位羅馬青年不僅是個貴族，是個軍人，更是尼祿的一個廷臣，而且他也參與了尼祿干下的那些淫逸放蕩而又兇狠瘋狂的行動，她參加的那個使她終生難忘的宴會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可是彼得知道后，不僅沒有阻止他們相愛，反而勸告莉吉亞在她所愛之人沒有看見真理之光前要回避他，并且他也會為維尼吉尤斯祈

禱，會為他們的愛情祈禱。

之后莉吉亞選擇了逃避，維尼茲尤斯再次失去了她，他灰心失望，甚至有些后悔愛上莉吉亞。他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中，但他卻發現他再也回不去了，他開始對奴隸溫和，他開始厭惡羅馬人的糜爛和兇殺，他內心強烈地思念著莉吉亞。當維尼茲尤斯受到耶穌的感召第二次尋覓到莉吉亞的時候，他像一只刺猬一樣，拔掉了所有他的武器裝備，像一個被俘虜的將軍一樣，繳械了他的所有高大傲慢。當維尼茲尤斯虔誠地跪在彼得面前，彼得用那圣潔的水灑向他時，我似乎感受到了一個真正男人的成長，雖說此時他還不太懂耶穌的愛，可是他卻愿意開始學習按照別人能接受的方式愛對方，他也開始尊重基督徒，接受基督教，由一個盲目的無情的利己主義者蛻變成了一個開始為莉吉亞著想、為他人著想、為基督徒著想的人，他對莉吉亞愛情也由最初的由對情欲、肉欲的追求，對她的占有，變成了一種純潔的愛情，變成了一劑助他成長和成熟的良藥······當基督的愛越來越多地被維尼茲尤斯感受到時，他對莉吉亞的愛也越來越純真、強烈。羅馬城著火時，他立刻騎馬連夜趕到莉吉亞住的地方，羅馬城全部著火了，火勢之大足以點亮整個黑夜，他沖破重重火墻，差點被濃煙窒息，幸好被一群基督徒救了，小說對他急切焦灼心情的描寫，真實地展現了一個人從自私的愛到舍命的愛的升華。

記得以前跟一個老師聊天，我就大學生時而感覺空虛的原因向他提問時，他答道，“缺乏信仰”。

《你往何處去》中所闡述的是一種對宗教的信仰與狂熱，姑且讓

我們先像彼得羅紐斯一般，保持自己的秉性，不去談論這種宗教的好或者壞，不去就有神論或者無神論進行辯論。在此，我想討論的僅僅是信仰。

從小到大，我們都在進行著“被信仰”，比如說那標志性的紅領巾，比如說那光榮的團徽，比如說可親可愛的黨，在此我絕對沒有惡意中傷寄存我們信仰的萬事萬物，我只依稀記得在我沒有深刻理解他們的時候，紅領巾已經迎風飄揚在我胸前了，這像極了封建社會中的男男女女們，都還沒有來得及見對方一面卻已經喝上了合巹酒。也許給了我們這諸多的標志，便能說明了什么似的，就像電影《紅領巾》中，老奶奶不讓沒有佩戴紅領巾的小朋友幫她提東西，卻將滿手的蔬菜瓜果遞給了佩戴紅領巾的小朋友。表象的東西太能掩蓋實質性的一切，難道交了黨費的黨員是真正信仰共產主義嗎？在這里，不是經濟基礎就能決定上層建筑，不是作為一只鹿的你混在馬群中就真成了一匹馬。人不都是奴性的，在“被xx”中人們喜歡去反抗，就像強扭的瓜一樣，絕對香甜不了，剩下的只是枯萎的皮囊罷了。信仰，來不得半點虛假，我想，如果那些基督教徒不是真正的信仰基督，不是真正的信仰耶穌，他們能寬恕一切罪惡嗎？他們能在面對獅群的來襲時唱起了圣歌？他們能為犯下罪行的羅馬人懺悔，為救贖而流淚？

我不太明白那種對宗教的信仰是如何植入一個人的，而且也從沒有體驗過。以前一個同學告訴我，她媽媽假期去了西藏，看到了那些信徒們，無論家住得多遠，都要三叩九拜，直到拜倒布達拉宮，絕對

不打一個馬虎眼兒。有人告訴她，許多信徒本身就不富裕，但還是把自己不多的積蓄拿來朝拜，甚至有些人在半路就死了，但他們認為這是最為榮耀的死法，會讓他們得以升天，不受輪回之苦。這些都是信仰的作用，正如小說中，信仰改變了維尼茲尤斯的愛情，信仰改變了基朗的人格，信仰改變了整個羅馬的歷史。

信仰，說到底，是一種意識，當信任變得極端化，將會形成信仰。信仰的本質是相信其正確，甚至寧愿相信其正確，不在于其是否真實。所以，信仰無所謂真假，有信仰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因為堅持這種信仰使自己有所追求、有所寄托。信仰是對人生意義的一種假定。

人，就其本身來講沒有意義，人的意義就在于自己給自己設定的一個意義。既然人的意義在于自己給自己設定一個意義，那么信仰就應該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而不是任何人、任何組織能強加給你，如果你僅僅是為了換取老奶奶手中的瓜果蔬菜，那這信仰也太廉價了！

第二篇：大學生畢業后檔案往何處去？

您正在瀏覽的求 職 信是大學生畢業后檔案往何處去？

2007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陸續展開，一些學生向有關部門咨詢，如果自己選擇考研沒被錄取，或沒有實現當年就業，檔案該往何處去?有關專家表示，屆時，畢業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出合理的選擇。

據了解，近年來畢業生丟失檔案現象增多，這為他們的學習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

吉林大學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指導教師苑銳說，一般來講，學校可以依據畢業生本人意愿，將其戶籍和檔案材料轉至生源地人事部門，或向學校申請保存戶籍和檔案，或將檔案落戶當地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

苑銳介紹，當前畢業生轉檔案可分三種情況：

一是轉至生源地。他說，一提到生源地，許多來自農村的學生就會擔心會不會轉為農村戶口，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生源地人事部門一般是指地級市的人事局。但各地方規定有所不同，如遼寧省要求統一派回遼寧省教育廳;黑龍江省要求統一派回黑龍江省人事廳;上海市要求統一派回上海市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天津市要求統一派回天津市教育委員會;江西省要求統一派回江西省高等院校畢業生分配辦公室;湖北省要求統一派回湖北省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海南省要求統一派回海南省人事勞動保障廳;寧夏回族自治區要求統一派回寧夏回族自治區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要求統一派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事廳。苑銳說，這種轉檔案的方式比較適合準備在生源地范圍內就業的畢業生和暫時不想就業的畢業生。其優點是在生源地就業后辦理手續簡單方便，而缺點則是畢業生兩年內如離開生源地就業，需重新辦理改派手續。

二是檔案留校。2002年國家下發文件，允許畢業時尚未落實單位的畢業生戶口、檔案留校兩年。該政策執行幾年來，許多畢業生受益，但也凸現了一些弊端。按照有關規定，畢業生只要與校就業指導中心簽訂檔案留校協議，就可以將戶口、檔案暫時留在學校，待落實工作單位后，將戶籍和檔案遷至工作單位所在地，申請檔案留校超過兩年仍未落實工作的，學校將其檔案和戶口遷回生源地，學校不再為其發放就業報到證。畢業生憑用人單位錄(聘)用手續、勞動合同和《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證書》辦理落戶手續。這種轉檔案的方式適合有就業愿望但尚未就業的畢業生，其優點是由于學校的誠信度較高，代為保管戶口關系和檔案，提供就業咨詢、就業信息、就業指導等與落實就業單位有關的服務，老師盡心盡力，而且不收取額外費用，學生自由度較大，安全性高，可以以好范文的身份參加公務員考試。但其缺點則是畢業生檔案留校只是延長了擇業期，與學校沒有人事隸屬關系，涉及人事關系的證明都不能出具。

三是轉至就業代理。畢業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與各省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簽訂代理協議，簽約期限可分為一年至三年，在代理期滿前畢業生可自愿申請續簽或終止協議。以吉林省為例，吉林省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為畢業生提供以下服務：檔案材料保管、查詢;出具出國(出境)政審、升學、就業、考研、結婚等相關證明;辦理落戶手續;為畢業生黨員提供組織關系轉接，代收黨費，進行考核，辦理轉正手續。這種方式比較適合準備考研、創業、靈活就業的畢業生，其優點是簽訂就業代理協議可以獲得更多的就業信息，既省時，又省力;服務范圍更加廣泛，易于畢業生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正規的就業指導中心的參與和協助，在安全性方面的保障更大。其缺點則是由于畢業生與指導中心交流相對少，容易造成信息不暢。

第三篇：關于大學生支農往何處去的思考

關于大學生支農往何處去的思考

馬永紅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我們習慣稱呼自己為支農人，是因為我們參加了帶有鄉村建設色彩的大學生支農活動，而每當我們在使用這個詞語時，其他諸如暑期三下鄉的大學生志愿者是不包括在內的。那么兩者有何區別呢？前者多是個人或者支農社團主導，但性質是自費自發自愿的，從策劃到實施到總結都是自組織進行，最主要的是明確的將自己的行為納入到民間鄉村建設的范疇。而后者多是由學校黨團委主導的，性質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從策劃到實施到總結都是在官方的控制下進行，最主要的是明確的將自己的行為納入到官方暑期三下鄉的范疇。

全國的大學生支農由北派鄉村建設代表人物——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發起，當時他看到有的農村學生因為沒有路費而放假不能回家，于是他就拿出自己的課題經費給予路費補助，但是要求學生回鄉做些社會調查，這本是個雙贏的事情。后來溫鐵軍任總編輯的《中國改革*農村版》設立專門經費，成立大學生支農調研隊，正式以組織名義推動全國大學生支農，雜志社通過大學生支農獲得了更多的基層信息，特別是與底層的農民維權骨干建立了聯系，而大學生因為參與全國性的交流培訓與集中下鄉活動得到了與原來個人回鄉調研不同的收獲，當然也實現了雙贏。后來該雜志社被關閉，當年任編輯之一的劉老石與幾個大學生遂單獨注冊了名為“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公益機構，并且在基金會資金支持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全國大學生支農。屈指算來，自2000年京津塘大學生支農至今，支農人已經走過了十年，如以參與大學生支農的社團和數量而言，大學生支農的高潮出現在2006年前后，此后即逐漸進入低潮。原因在于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缺少大學生支農專項資金，因此僅能夠勉強做到組織大學生社團骨干交流，而無力再給以各社團以諸如經費之類的支持。于是各地大學生支農社團開始了在本地實踐基礎上的自我發展，及至現在，各支農社團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某種衰敗，其表現在會員數量大幅度減少、校外涉農社會實踐減少、核心骨干對鄉村建設認同度低等等，當然也有一些社團例外，但是這一切都難掩大學生支農面上的衰敗。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作為陜西大學生支農人一份子，因為自始自終的參與，我有著更為深刻的切身體驗。前幾日召開公益組織協調會和大學生支農交流會，支農隊和社團的負責人談起目前陜西大學生支農的現狀，談到各個學校支農社團開展活動號召力減弱，建立在其基礎上的支農隊的凝聚力減弱，最終各學校支農社團各自在校園里活動，難以再有更大層面的橫向聯合，也再難以再有更為創新的實踐活動。最為可怕的是，大家都感覺到大學生支農已經無法更為深度的推進。僵化而又重復的支農模式無法解決農村問題自不待言，因此大學生支農定位更多的是精神的自我救贖，但問題在于更為殘酷的社會現實使得大學生支農隊員也開始變得迷茫，蟻族、蝸居、群體性事件等等撲面而來，通過改良式的大學生支農似乎也已經難以讓大學生找到精神重建的支點。

其實在2006年暑假我們在寶雞做支農交流的時候，大學生支農如何深度推進的問題即已經開始顯現。當時我的回答是，建立大學生支農基地，并創新活動形式，以配合本土人才進行鄉村建設。但這只是簡單回應了大學生支農活動繼續進行的問題，而無法回應和解決大學生支農所出現的精神困惑。

一個需要明晰的定位 大學生支農的定位是什么？這是所有支農人必須首先回答的問題。按北派鄉村建設以往的提法，叫塑造自我，建設鄉村。這個定位還是比較客觀的，先來說大學生為什么要下鄉去支農，這是有兩方面需求的，一方面大學生需要農村，另一方面農村也需要大學生，相較而言前者更甚，但這種“前者更甚”卻不一定為更多的人所理解。農村相比于城市而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落后自不待言，因此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去幫助，這個容易理解，于是大學生去農村就在支教、文藝、合作社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盡管這些工作只是短期的，且效果并不明顯，但是做總比不做強。再談到大學生需要農村，民間鄉村建設與官方三下鄉活動的解釋側重點略有不同，前者側重于理想與精神重建，后者側重于實踐與技能鍛煉。而如何通過大學生支農重建理想與精神呢，那就是通過在實踐基礎上對鄉建理論的學習，以及對大學教育的反思。學習與反思的結果，將可能使一個人從目前的小我世界中解放出來，從呆板的大學牢籠里解放出來，成為一個有著濟世情懷的鄉村建設者。

但是為什么說大學生需要救贖，而且只能夠靠自我救贖。

因為自1999年以來大學不斷擴招，并且伴隨著風起云涌的大學城圈地運動，緊隨其后的卻是大學生就業難問題，蟻族、蝸居等隨即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與焦點。更為嚴重的是大學生群體的理想意識和生命意識愈來愈淡薄，清華大學學生劉海洋硫酸潑熊事件、云南大學學生馬加爵殺人事件、復旦大學學生虐貓事件、上海海事大學研究生楊元元自殺事件、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殺人事件等等，不斷地沖擊并挑戰著我們這個社會的心理承受底線。

許多大學老師上課照本宣科，局限于校園和書本之間的在校大學生，則通過上網打游戲、談戀愛、睡大覺以消磨時間，全然不知在校園之外的廣大農村和工廠正發生著激流般的變化。貴州甕安農民群體性事件、吉林通鋼工人打死總經理事件、富士康十三連跳事件、廣州本田工人罷工事件、西安趙東民工會維權事件等等，無不展示著底層的巨大矛盾，而很多由學校團委組織的三下鄉實踐已經流于形式，成為觀光旅游和爭評獎項的假實踐。許多大學生缺乏對國家命運、底層生活和自身成長的關注。

這個時候大學生該怎么辦，寄希望于黨和社會嗎？可怕的是我們的黨和社會也都出現了信仰危機。曾經在上世紀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而終于在最后十年以慘烈的方式劃上句號，從此知識分子不再仰望星空，而轉身于市場和官場，開始追逐權勢與金錢。那些口口聲聲說“三個代表”的黨政官員們，已經出現了上上下下的腐敗，當他們拒絕群眾的實質性監督且繼續追逐著自己的利益時，我們如何相信他們能夠帶領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并走向共產主義”。

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已無路可走，只有進行自我救贖，而當時三農問題正呈愈演愈烈之勢，于是支農便進入大學生自我救贖的視野。十年來，大學生支農走過了許多鄉村的山山水水，見識了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也參與了一些地方的鄉村建設，但不得不承認，作為短期行為的大學生支農于農村的改變幾乎沒有，唯一成長起來的就是大學生自己。在此期間，大學生支農的定位也隨之明晰，即自我成長是第一位的，力所能及于鄉村做些事情是第二位的。正如南派鄉村建設代表人物——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峰所說，之前的新知識青年下鄉（指大學生支農），到農村調查一通，為農民作點事情，主觀上好意很多，客觀上并沒有也不可能為農民做成什么事情，提供什么有效的幫助。但是，大學生下鄉并非沒有意義，其中最大的意義是增加了大學生對農村的認識，從而改造了大學生，鍛煉他們，并使他們更快地成長并成熟起來。

一個值得探究的原因 按理說，只要大學生支農一直走下去，那么這種成長可以一直持續下去，問題是大學生支農所給予大學生的成長也是有限度的，且在最近幾年中，農村的社會背景也發生了許多大的變化。

這些大的變化包括：取消農業稅后——農村經濟進入后稅費時代、更加注重民主運行——農村政治進入后選舉時代、更加注重民間傳承——農村文化進入后民間時代、更加注重同等國民待遇——農村社會進入后國民時代、義務教育開始真正免費——農村教育進入后免費時代、新型合作醫療重來——農村醫療進入新合作時代、財政買單退耕還林——農村環境進入后補償時代。

正是國家新農村建設系列配套政策的出臺，教育、醫療、農業稅方面也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這些政策消解了許多對抗性矛盾，農村已經不像2000年前后那樣劍拔弩張，農村對大學生支農的需求也不像曾經那般迫切。只有相對不多的村莊因為土地問題導致劇烈的沖突，大多數未受到城市化侵擾的鄉村的矛盾開始轉移到村莊內部治理——尤其是村干部腐敗上面來，而這個矛盾烈度要遠比原來的官民矛盾低，且因為基層的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能夠得到一定的緩沖。與此同時官方開始強力主導新農村建設，大學生村官計劃吸納了一部分已畢業的大學生去農村就業，而在高校，團委組織的三下鄉也開始吸收民間組織的大學生支農的某些優點，并吸納了一部分在校大學生去農村實踐。表面上看來，社會形勢于大學生支農而言更為有利，即再不會有地方政府給大學生支農亂扣帽子或者公開阻撓，但是相對此前而言，大學生支農空間還是有所減少，而且隊伍也被逐漸稀釋。

另外，當支農一旦深入到鄉村建設領域，單憑假期大學生下鄉則很難繼續推進，特別是深入到復雜的中國社會，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改良與革命的爭議，由深入實踐所引發的支農隊員的精神困惑單靠三農視野難以解決，這就牽扯到三農社團的反思問題。我曾經的指導老師、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在論及我當時休學回鄉支農在不同階段所遇到的挫折時，就這樣分析道，參與鄉村建設不是一個簡單的物力、智力支援的問題，而遲早必然要面對農村現行社會結構中的各個利益群體，及其復雜的利益和權力關系。而打破掌權者說了算的農村現行權力結構，通過建立農村公共空間，以實現權力結構中的某種制約與平衡，這本身就是鄉村建設的重大課題。當年晏陽初他們就遇到這個問題，他們的工作演進分為三個階段，即“文字教育的階段”（大概相當于“支教”），“農村建設的階段”（大概相當于“支農”），最后就必然進入“縣政改革的階段”。這就是說，農村建設絕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而必然涉及農村政治的改革，如晏陽初先生所說，“從消極方面說，如單以縣為單位而幫助農民，救濟農民，則非改革政治不可；從積極方面，要把我們研究實驗的結果——教育的內容及農村建設的方案——推到民間去，亦非利用政治機構不可”。

如上所言，大學生支農只把支教作為輔助手段，直接跨越了第一個階段，起點就相對于“徐本禹式”的大學生支教更高些，因此再深入必將觸及村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由此所引發的矛盾與沖突卻并不是我們大學生支農尤其是短期支農可以解決的。現實容不得我們去困惑，而迫使我們尋求解決之道，而在困惑中求解又迫使我們跳出三農，以更為宏大的視野去思考問題。

一個不得不進行的轉型

陜西大學生支農有著自身的特點，即盡管它起步晚于北京，但是從一開始即自行探索，且在它接觸北派鄉村建設團隊后，雖然獲得了更多的思想資源和更大的精神動力，但是相對其他地方大學生支農而言，一直都是堅持自費與自組織為主，且對外界的依賴性較小。更重要的是，陜西大學生支農結合西北本地情況，自2005年開始走上了大學生與工農相結合的自我探索之路。期間從第一次支農建立起自己的團隊到后來建立起自己的初步的思想體系，我們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從發起青年中國行動構建更為寬廣的行動領域到現在我們在農民、農民工、青年方面的探索，我們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從微觀改造綜合支農到搭建平臺推動城鄉互助，我們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六年來，我們所倡導的青年中國行動的宗旨一直沒有變，那就是——讓有理想者擁有思想，讓無理想者擁有理想；讓有理想者付諸行動，讓持續行動改變中國。同時我們在當初為青年中國行動設定了兩個基本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希望能夠通過我們的實踐探索出一條解決目前中國底層問題的道路，這條道路能夠被地方或者中央政府所采納或者借鑒；第二個目標是希望能夠通過我們的實踐培養出一大批人，這些人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中流砥柱，并推動社會的改革和發展。

自2008年底以返鄉大學生競選村主任再次失敗為標志，我們開始在持續挫折中深入反思農村試驗區的工作，并開始討論道路的調整和具體計劃，試圖借鑒當前中國比較活躍的類似機構的經驗并予以綜合。在重新審視前幾年走過的路之后我們發現，目前情況下尚不具備知識分子與底層農民實質性結合的大趨勢，同時更為主要的是我們尚缺乏一大批執著于理想并具有行動能力的人。而培養我們所需要的人只有兩條途徑，那就是理論學習和社會實踐，問題在于此前我們把過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瑣碎的實踐中，只寄希望于個體在實踐中的自我覺悟，相反對主動培養沒有足夠的認識。于是我們建立了西安進步青年中心，一個試圖將鄉村建設和紅色思想結合起來的團隊。

與此同時，在這近十年的鄉村建設探索中，無論是推動大學生支農還是鄉村建設骨干人才培養，抑或農民合作組織，北派鄉村建設的實際執行者劉老石已經逐漸意識到鄉村建設的局限性，那就是我們共同從事的本質上為改良的事業何以還會引起既得利益的驚恐、反對甚至阻撓，在當下中國，民間鄉村建設的空間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我們所創造和爭取的點滴進步與強勢集團的片刻揮霍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號稱鄉村建設運動而農民不動”更莫談改造社會而依附于政權了，所有的問題都集結于我們如何擺脫這個上世紀鄉建先賢就已經意識到的“鄉建兩難”。劉老石指出了一條和當前新左派不謀不和的道路，那就是建設一種新的文化，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與資本主導的強權主義、與奢靡享樂的灰色思潮相反的文化，這種新文化應該成為鄉村建設工作者最為強大的思想支撐，用以消解和對抗當前社會的不公，用以激發和激勵同仁們奮力前行。

新文化，新青年，這是一個不得不進行的轉型，而轉型中的分化已經悄然開始。

一個已經悄然開始的分化

當今大學校園，社團可謂眾多，以大學生思想和行動能力綜合培養方面的功能來分，從低到高有以下幾個層次：官僚類社團、興趣類社團、公益類社團、思想類社團。其中官僚類社團包括學生會、學生社團聯合會、國旗護衛隊等等，按學理分析其本身也是學生自治社團，但是因為從社團干部的選舉任命到具體開展活動，校方通過強制指令與利益誘導過度地介入與控制，致使這些社團淪為官方管理學生的輔助工具，在某些場合甚至充當官方的耳目和爪牙，且因此沾染上了一定程度的官僚習氣，有時候說來簡直比變質的村委會或者工會還更可惡，因為缺少思想與行動的獨立性，他們屬于最低層次意義上學生社團。興趣類社團包括書畫棋協會、輪滑協會、科技協會等等，這些社團依托于某一個學生感興趣的具體的事物集合起來，用以培養和拓展自己的興趣，雖然沒有什么思想性或者社會性，但是畢竟有了自我思考和行動的條件。公益類社團包括志愿者協會、愛心社、支農協會、三農學社等等，其中類似三農學社的社團已經明顯具有底層色彩，開始關注社會發展，同時也有走出校園的行動，也是相對于前兩類社團來說比較有活力的。思想類社團包括讀書會、主義研究社等等，他們關注的問題視野更為寬廣，已然開始討論理想與信仰重建、社會發展道路、改革反思與青年改造等話題，并且通過學習交流和社會實踐進行著一定的嘗試。一方面他們沒有官僚類社團的不良習氣，精神面貌積極向上，更重要的是他們超越了興趣類社團的狹隘，超越了公益類社團的純粹慈善，著眼于“改造中國與世界”，并且從“修學儲能”出發進行著點滴的積累。

然而在無參照系且自我封閉的狀態下，各個社團依然沉浸在自我欣賞之中，一直到各個社團開始相互交流，特別是走出校園到工廠與農村，接觸與課本上不一樣的社會現實時，青年學子們就開始反思社團自身的建設。

在某種意義上說，電視劇《恰同學少年》熱播后所引起的全國轟動，正好促使這些青年學子的深度反思——學生應該怎樣讀書，教師應該怎樣育人，在當今和平年代，大學生應該如何重建并初步實踐自己的理想。許多高校大學生受該劇啟發建立各種讀書會，開始重新規劃自己的大學與人生道路。

所謂標準的三農社團更多地如同一個志愿者組織，更多地從事下鄉實踐的活動，相比學校的“書畫棋協會”等來說，有一定進步性。我們應該意識到這種純實踐類社團無論它將存在多長時間終究無法培養出歷史上“新民學會”里的人物。大凡在校園或者社會上發揮巨大推動作用的團隊，無一不是既有實踐能力但更有思想性的組織。就此而分析，讀書只是通過學習和討論使得同志間對于理想有了基本的認識，而實踐則能夠比較直接地加深這種認識，讀書和實踐的相互交叉配合，一定能夠培養出一些有理想且有行動的人來。

我所從事支農工作已經六年多了，相信許多人會有和我一樣的感受，那就是下鄉時理想膨脹，回校后依然如故的“實踐綜合癥”，絕大多數人最后回歸主流社會而且聯系不多——這就是大學生支農忽略思想引導和理想培養的致命缺陷。如此下去支農必將永在原來的道路上徘徊，且終有一天將難以為繼。

正是這種危機之下，大學生支農社團開始了自己的分化，而且這種分化幾乎是必然的。校方處于穩定需要和利益的考慮，自然會進一步加強對實踐類社團的控制，并使得大學生支農社團最后被校團委或者學生會收編，成為自己旗下爭評更高層級的官方頒發的“暑期三下鄉全國實踐單位或個人”重要力量，這是大學生支農社團最為悲慘的結局。再退一步，大學生支農社團因為不能應對現實的變化而做出適當的轉型，還是一如從前抱守殘缺，甚至連實踐的形式也不加創新，那么它將進一步走向衰敗，直至消亡。還有一種選擇，那就是直面發展危機，悄然實現轉型，即在保留自己志愿性、實踐性、涉農性的基礎上，吸納思想類社團的積極因素，最終成為兼具思想和行動能力的社團，從而引領大學生迅速成長。否則大學生支農社團可能會出現內部分化，另外一部分要求轉型的人將會獨立出來單獨注冊新的思想類社團，或者進入他人創辦的思想類社團，而這必然會導致大學生支農社團力量的削弱，而這并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一個世紀末的反問

在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學生社團莫過于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創辦的新民學會和周恩來在南開大學創辦的覺悟社了，而這兩者之中，又以新民學會為最。

當年湖南第一師范培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大多與新民學會有關。這個學會1918年4月18日在蔡和森家中成立，以“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為宗旨，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奮斗目標。新民學會后來成為“五四”運動前后湖南革命運動的核心。毛澤東1920年寫的第一份會務報告中說：“諸人都系楊懷中(即“一師”教師楊昌濟)先生的學生，與聞先生的緒論，作成一種奮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觀，新民學會乃從此產生！”

那是一個燦若星辰的年代，當時，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時、李維漢、謝覺哉、李達、田漢、孔昭綬、楊昌濟，包括曾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聚集于湖南第一師范。而他們之前，走進這座校門的還有陳天華、黃興等人。

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那是一個軍閥混戰的中國，但是有過那樣一座叫湖南第一師范的學堂，有過那樣一些如同楊昌濟般的先生，培養過那樣一群如同毛澤東般的學生。

于是疑問隨之而來，為什么只有那樣一所學校，產生了那樣的學生社團，培養出來影響中國和世界的人物，而在其后他又如同大多數學校一樣星光暗淡？在現有的大學教育體制下，能不能迎來又一個星光燦爛的時代？我們的大學教育會再培養出“青年毛澤東”嗎？

這是一個世紀末的反問？直至當今大學教育的軟肋！

首先，大學教育理論脫離實際。很明顯，中國社會正處在盛世與危機并存的階段，官僚腐敗日漸嚴重，新的權貴階層不斷涌現，貧富差距逐步加大，階層分化正走向階級分裂，而我們的教材和老師卻睜著眼睛闡述著連自己也不相信的所謂主義所謂原則。一個不敢于直面現實的教育，一個靠謊言編織的理論，即便學生背過了又有何用，又能夠解決什么問題？

其次，大學教師缺乏主體地位。很明顯，教師上課照本宣科，缺乏獨立見解，更為重要的是幾乎缺少與學生的精神交流。學生們面對校園內外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急需要一個敢說真話的大學老師給予指導，而我們的老師們早已經在市場和官場中失去主體地位，要么忙于追名逐利，或者裝作全然不問世事，甚至打壓學生的獨立思考與行動，這其中以學校團委為甚。

第三，大學校園失去真精神。很明顯，大學生不斷擴招，大學城不斷擴建，所謂評估，所謂改名，所謂升博，未見學習風氣或者教學層面的絲毫改變，只見高樓大廈拔地而起，路邊樹木栽了又換。學校如同一個加工廠，不問質量瑕疵只求數量批次，然后一波一波拋向市場。大學生入黨評優等等竟然都要送禮托關系排隊等候，整個官僚習氣和銅臭味彌漫校園，而對人才的培養主題卻置若罔聞。

最后，大學生失去獨立判斷能力。很明顯，食堂盲目且無限制的漲價，校方動不動就隨意封鎖校園，師生之間或明或暗的權錢交易，學生會吆三喝四地自命服務，同學間游戲人生虛度時光，這些都是錯誤或者不應茍同的，不論我們是否有能力改變，但是最起碼我們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是對于真與假，美與丑，善與惡，大學生們已經失去了獨立判斷能力，更何談行動。

而在我看來，未來將有四種力量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它是我們可以依靠的同盟。第一是工人，因為它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及其發展方向，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它的質量決定了它的不可忽視性；第二就是農民，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民的數量和比重，決定了它的不可以忽視性；第三就是農民工，它直接聯系著城鄉，解決不好農民工問題則會成為政治問題，它所處的位置確定了它的不可忽視性；第四就是大學生等知識分子，他們是改革的急先鋒，是最先覺悟者，且他們多來自工農，與其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具備推動新的工農聯盟的條件。而知識分子惟有主動與工農結合，支持國內健康力量打破腐敗特權階層的強力控制，中國的改革才會有大的新的質的突破。

大學生等知識分子肩上責任之重大可見一斑，國家前途與民族民運皆系我輩青年，不管我們是否愿意，歷史的接力棒最終會到達我們手中。而我們是否已經或者正在做著接力的準備。正因為如此，大學生們更應該如魯迅先生所言，“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正因為如此，大學生支農社團更應該走出校園，去接近底層工農，并且在學習交流與社會實踐中進一步轉型，以為將來社會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同時要相信，中國何其大，總能找到我們做事的地方，中國人何其多，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大學生們，通過點滴行動開始修學儲能吧。新的文化，新的青年，新的社會，必將在我們手中重建。

天穹高高鴻雁飛，書院深深松竹茂。曉霧重重盼日出，大地茫茫風雨驟。

詠長夜，攀北斗。蝶戀花，夢難求。書翻千秋史，談盡古今愁。美哉瀟湘偉少年，踏浪湘江競風流。

名與利，莫問候。書并劍，到心頭。揮毫萬山紅，舉臂托飛舟。美哉中華偉少年，他日神州競風流。【完】 2011年4月19日西安

第四篇：社會主義向何處去讀后感

讀《社會主義向何處去》有感

姓名：安夢天學號：2012103146 專業：經濟學基地

摘要：在這本書中，斯蒂格利茨利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集中對市場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轉型”國家的改革實踐進行了系統的反思。在長期爭論兩種體制的選擇問題上，如何有效地向市場經濟“轉型”問題上，標準的經濟模型是無能為力的。他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備市場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模型并且描述了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運行。

斯蒂格利茨在第九章《集權，分權，市場與市場社會主義》中一開始就提出了阿羅-德布魯模型，阿羅-德布魯模型明確說明了分散決策的市場機制優于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他提出了幾條支持分權化的經濟方面的依據：一.風險的多樣化。更加分權化的決策方式減少了全部組織系統性質的多樣性，他對強權領導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危害是占多數的，許多企業的價值會在強權領導者退休之后有所增加，這是因為存在高昂的轉型沉淀成本，因此領導人不愿意產生正面的結果。比如蘋果公司在喬布斯去世后，市場價值創下新高。二.競爭。競爭給人們提供了適當的激勵，特別當有關工作困難程度的信息不能輕易獲得的時候，競爭的作用就顯得更重要。同時競爭也為選擇提供了基礎。三.受限制的信息。現實經濟中提出的問題比標準模型所提出的信息問題要豐富得多，而在標準模型只提出了稀缺性問題。對于集權化的組織來說，不肯能對所有信息進行搜集，處理和傳遞。

不過斯蒂格利茨沒有說明企業邊界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認為在一個經濟社會中，總體上是應該實行分權，通過市場機制來起主要作用。而在局部（例如企業內部），價格機制是不能起作用的，在這時，集權是非常必要的。這時，企業家才能就顯得極為重要。哈耶克也早就提出了他雖然反對獨裁政府，但是他還是贊同在企業內部實行集權的。這這一點，新古典經濟學確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是建立在既定環境的條件基礎之下，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已經確定的前提基礎之下，新古典經濟學是建立在貝葉斯學習的基礎之下，并不反映人類行為的過程，而側重于一種結果的揭示。這一點似乎就需要通過交易費用經濟學和產權經濟學來揭示企業邊界了。科斯對于企業的探索補充了新古典經濟學存在的不足.斯蒂格利茨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沒有體現市場過程，但是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凡是在既定的環境中缺乏競爭力的企業，最終會被淘汰。同時信息傳遞中存在的噪音信息，也可以通過人的學習能力，使其影響達到最低。而他同時也認為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雖然把市場過程表示出來，但是卻沒有建立一套有說服力的模型出來，他認為這是一大缺陷。但是也許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很難用模型來表述，因為涉及的理論實在是涵蓋的太廣了。而且即使是從心理學角度而言，如何衡量心智，對于當時的神經元分析來說，就是一大難題。而且”心智“又不能用“心智成本”來表示，否則又成為新古典的最優化分析了。斯蒂格利茨還認為勞動力市場，產品市場，資本市場三者同時出清是不可能的。他在和夏皮羅的《作為工人紀律約束的失業均衡》中提出了斯蒂格里茨-夏皮羅模型中提出了失業的均衡的概念，而在與波士頓大學的韋斯教授共同研究得到的斯蒂格利茨-韋斯模型中提出了信貸配給，使得銀行的作用又被重新關注。

他對于科斯定理的評價是極為不公正的，首先，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自己提出來的，而是由斯蒂格勒根據他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的故事整理的出來的。科斯定理通常有三個推論。一般而言，我們現在的理解就是當交易成本極小的時候，產權的充分界定并不顯得很重要，而在交易成本很大的時候，就需要通過界定產權來確定如何如何進行分配，這涉及到政治結構的問題。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結構在既定技術條件下決定可能的最優產量。斯蒂格里茨認為科斯忽視了交易成本的問題，科斯本身就是交易費用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這使得他自己出現了矛盾。還有，科斯從交易成本為零得出產權界定的重要性。斯蒂格里茨認為產權界定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在現實中，本來就是這樣，產權從來就是無法完全界定的，但是這并不能否認產權界定的重要性，而且即使是公共物品的生產中，仍然是可以由私有企業生產的。

斯蒂格里茨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激勵和約束的問題，這好像有點不符合現實，不過激勵和約束確實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能夠完全解決的。就拿委托-代理的關系來說，就需要通過制度設計來實現監督。而且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中所存在的激勵問題并不是來源于新古典經濟學，而是來源于這些國家人的發明創造。

他反對“華盛頓共識”，但是并不能證明“后華盛頓共識”優于“華盛頓共識”，因為制度變革中發生的總和的不確定性是存在的，既然是不確定的，“休克療法”在某種文化和某種政治利益集團的利益博弈的影響之下，就可能優于漸進式改革。但是非正式制度的變革的影響是很重要的，諾斯也提到了這一點。斯蒂格利茨的在書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對中國現階段的經濟改革也有很多可以借鑒的方面，比如重要的是競爭而不是所有權，贏重視轉型的貨幣條件和競爭條件；對與擔保私有制計劃，應該謹慎，特別注意國家和私人共同持股的大企業中的控制和財團管理問題，這對于我們不斷深化的國企改革有很大的借鑒意義；防止激進改革帶來的破壞；注意個人和組織的學習，個人必須學會如何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組織必須學習如何適應新的環境；在強調市場重要性同時，也不能一味的學習西方的經濟體制。

第五篇：《中國向何處去》讀后感

直面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陰暗”

讀《中國向何處去》有感

最近，應于作業要求，在網上搜索各種有關黨史的書籍，一看到《中國向何處去》幾個字，就深深抓住了我。拜讀之后，感受頗深。此書主要描述了中國改革開放后時局，并進行評論，作者犀利筆墨、獨到見解不多見。在和諧社會的大前提下，多數文章都以歌頌為主，對缺點、問題輕描淡寫一帶而過。而作者以揭露深層矛盾為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作者在書中，分析了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和原因以后，分析了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城市化癥結

城市化即是指在國家發展進程中，農業產值逐步下降，農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比較，中國的城市化落后大約15個百分點。這15個百分點表明，大約2億應該轉移到城市的農村人口沒有實現。同時，農村就業的勞動人口，也多出了15個百分點左右。中國的戶籍制度產生于上世紀50年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許是無奈之舉。由于中國地大物薄，政府不得不將人口分為城市和農村兩部分，以此減少政府的壓力。但是，也由此也造成了近年來嚴重的不平等。農村居民，在住房、醫療、勞保、養老、基礎設施等，始終受到不平等待遇。30年來很多農民離土、離鄉，進入城市。他們在建筑工地施工、在礦山挖煤，他們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主力。但是，我們遺憾的看到，他們不屬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因為，沒有當地的戶口，他們依舊是農民，不能享受社保、不能購買住房。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今天似乎還不如100年前民族工業興起時，農民自然轉換成為產業工人的階段。農民工的根在農村，他們只是客居城市。但是要把幾億農民轉化為城市居民，難度大的難于想象。盡管，有些城市開始了農民工轉為當地市民的探索，但速度不會很快。因為，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超大城市，目前已經人滿為患。如果將戶口真的放開，將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二、房地產的病態

房地產業近年來飛速發展，成為社會上矚目的焦點問題。房價過快增長，民眾怨聲載道，政府多次調控，效果難于評估。問題能解決嗎？不容易！因為，原因太復雜，盤根錯節。

作者在書中，談到幾個方面，綜合起來包括：現行土地制度供給結構與需求的矛盾和沖突；中國住房強勁的需求市場；高房價成為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高房價是土地制度、政策、管理的結果；糧食安全與土地的矛盾等等。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特別是價格高居不下，幾乎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三、中小企業無人問津

中國的就業問題，近些年來十分突出。官方公布的數據，其實僅僅是城市居民的就業情況。中小企業一般是勞動力密集型，特別是服務行業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但中國的考核體制有明顯缺陷，均以GDP和財稅為主要內容。哪個地區上述指標發展快、增長多，就受到表彰，就受到重用和提拔。其他指標、包括就業都屬于軟指標。為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對發展中小企業并沒有興趣。因為，10個小企業也沒有一個大企業創造的GDP和稅收多，100個小企業也沒有一個大企業影響力大。我們看到，很多官員熱衷于總部經濟，千方百計吸引大公司、包括國際大公司到本地落戶，甚至不惜給予政策、土地等優惠，給予資金支持等。并且，各地為此爭先恐后出臺政策。很少看到，政府主動為發展中小企業出臺政策，很少看到為農民工、商販、保姆等草根族做什么事情。不僅如此，在創業門檻上，中國也是全球比較高的。包括注冊資金、經營范圍等。這些，實際上與解決就業困難相去甚遠。

四、機關難于控制

作者用大量的事實、包括數據，披露了當前中國體制下，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等，需要公共供養的部門，制度、體制、現實中存在的問題。1.中國供養負擔沉重，在中國的體制下，社會供養負擔沉重，無論是絕對還是相對指標。從政權機關分析，一般包括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司法部門包括公檢法機關。一般實現上下對口制度，從中央到縣級基本對口。在政權機關中，有公務員編制，還有事業編制，很多地方的后勤管理沒有社會化。除此以外，政府辦學校、辦醫院、辦公共事業，也是加大供養負擔的重要方面。近些年來，政權機關改革多次，但成效甚微。2.稅費體制的障礙，中國的稅費體制中，有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國家收入長期以來增長過快，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要大幅度提高個人收入，首先是國家要從國民經濟分配中，減少自己的份額。3.稅外收費和罰款，中國的稅收體制很特殊，除了法定稅款以外還用很多帶有稅收性質的收費、罰款，這和中國供養人口過多有直接關系。在中國的供養體制中，有全額撥款單位、差額撥款單位。其中，差額撥款單位，由于經費不足，被允許向管理對象收費、或者罰款，來補充固定撥款的不足。有不少部門，也樂得享受這種收費、罰款。不僅解決了經費需要，還有不少尋租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