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韓龍梅等訴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

韓龍梅等訴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

[裁判摘要]

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并可以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詢問，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保險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售“自助式保險卡”未盡說明義務，又未對相關事項向投保人提出詢問，自行代替投保人激活保險卡形成數據電文形式的電子保險單，在保險合同生效后，保險人以電子保險單內容不準確，投保人違反如實告知義務為由主張解除保險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韓龍梅。

原告：劉娜。

原告：劉凱。

原告：劉元貞。

原告：王月蘭。

被告：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

負責人：儲良，該公司副總經理。

原告韓龍梅、劉娜、劉凱、劉元貞、王月蘭因與被告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以下簡稱陽光人保)發生保險合同糾紛，向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韓龍梅、劉娜、劉凱、劉元貞、王月蘭訴稱：2009年3月，劉元貞、王月蘭之子，韓龍梅之夫，劉娜、劉凱之父劉繼購買了被告陽光人保推出的“絢麗陽光”類型保險一份，保險金額為60 000元，保險期限為1年。同年4月20日，劉繼在前往四川途中發生交通事故身亡。五原告均為劉繼的合法繼承人，依法向陽光人保要求理賠時遭到陽光人保無理拒絕。請求法院判令陽光人保按約定支付保險金60 000元，并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

被告陽光人保辯稱：劉繼在交通事故中不幸死亡，我公司深表同情，對五原告是劉繼繼承人的事實我公司也沒有異議。但是，我公司推出的涉案“絢麗陽光”類型保險采用的是“電子保單”形式訂立保險合同，全部投保程序均采用數據電文，激活電子保單的過程，就是保險人對投保人進行詢問和說明的過程。在投保人登錄陽光人保的網站填寫有關信息過程中，保險人通過網絡系統的投保流程設計對保險內容依法履行了說明義務，也對一些問題提出了詢問，例如要求投保人真實陳述自己的職業，并充分提供了所有可以承保的選項(如“農夫”)供投保人選擇來進行如實告知。如果劉繼如實告知其職業，即“營業用貨車司機”，將被系統拒絕承保。鑒于劉繼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通過選擇“農夫”為其職業的虛假陳述與我公司訂立保險合同，我公司有權解除保險合同，且對于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而且不退還保險費。綜上，原告的訴訟請求應當駁回。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絢麗陽光”保險卡系被告陽光人保推出的短期個人綜合意外傷害保險業務中銷售的，在網上激活的自助式保險卡。該保險卡正面印制的內容為：“保險責任：意外身故、傷殘保障6萬元，意外傷害醫療保障1萬元；保險期限1年，保費100元，自助保險卡系列及卡號”；該卡的背面內容為：“賬號、密碼，激活有效期至2010年06月30日(請在此日期前激活)；投保激活方式，網絡激活：登錄陽光保險集團網站www.tmdps.cn--點擊?網上激活?頁面--輸入賬號、密碼、驗證碼進入投保頁面--填寫相關投保信息--確認激活成功。電話激活：撥打陽光保險全國客戶服務專線95510，選擇人壽保險，坐席接聽后，告知投保信息，確認激活成功”。保險卡宣傳手冊對該產品保障內容、投保對象、保費與份額限制、注意事項、投保規定、保險責任、責任免除、索賠指引等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并摘錄了部分保險條款。其中，“重要提示”部分第1條載明，保險卡僅供客戶投保使用，非保險憑證，持卡人須在卡的有效期內按照投保流程進行投保，在獲得保險單號后該卡所對應的保險責任于激活次日零時生效；“投保規定”第6條規定，投保職業只

接受一、二、三、四類人員作為被保險人，不接受四類以上職業人員作為被保險人，職業類別按照《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職業分類表》確定。保險人另行提交的陽光人壽個人綜合意外傷害保險條款(2008年6月中國保監會備案)第1．2條規定，本合同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保險費并簽發保險憑證后開始生效；保險條款第6．1條規定，訂立本合同時，本公司會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本合同的條款內容，特別是責任免除條款，本公司會就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書面詢問，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應當如實告知。該保險條款沒有對參保人員的職業進行規定。保險條款和宣傳手冊均未記載《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職業分類表》。陽光人保網站可以查閱《陽光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職業分類表》，保險公司通過網頁設置，在激活保險卡過程中，對包括被保險人職業在內的各種問題進行詢問，并提供了可以承保的被保險人職業選項，要求投保人以填寫或選擇的方式進行告知。該職業分類表將營業用貨車司機列為第六大類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網上激活過程中，如被保險人職業欄選擇“營業用貨車司機”，則會因被拒絕承保而不能激活保險卡，無法形成電子保單。

2008年12月5日，被告陽光人保與徐州民興保險代理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民興代理公司)簽訂了保險代理合同，約定由民興代理公司代理陽光人保在徐州地區的保險銷售業務，合同期限為一年。劉繼為農業家庭戶口，系蘇CB8375解放牌貨車車主，于2006年11月27日為該車辦理了從事經營活動的機動車輛道路運輸證，劉繼的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為B類。2009年3月，劉繼以100元的價格從民興代理公司業務員宗芹手中購得“絢麗陽光”保險卡一張。陽光人保的網站系統中顯示，劉繼購買的保險卡已被激活，其職業為農夫，被保險人為劉繼，保險責任期間自 2009年3月16日0時起至2010年3月 15日24時止，保單未指定受益人。

2009年4月20日，劉繼駕駛蘇 CB8375解放牌貨車在四川發生交通事故。次日，劉繼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劉繼之妻韓龍梅，子女劉娜、劉凱，父親劉元貞，母親王月蘭即本案五原告均為劉繼的合法繼承人。五原告向被告陽光人保提出理賠申請，2009年6月15日，陽光人保向五原告出具書面拒賠通知書，稱劉繼以農民職業參保，而其實際職業為“營業用貨車司機”，依據“絢麗陽光”保險卡列明的拒保職業范圍，作出拒賠決定。

訴訟中，五原告申請民興代理公司業務員宗芹作為證人出庭。證人宗芹述稱：本人系民興代理公司業務員，以前不認識劉繼。2009年3月本人到劉繼所在村子里做保險宣傳，推廣“自助式保險卡”，劉繼購買“絢麗陽光”保險卡并當即交納了涉案的 100元保費。根據公司規定，推銷保險時，本人作為業務員不隨身攜帶保險卡，收取保費后交給公司，由公司內勤根據業務員對被保險人職業狀況的陳述，代為激活保險卡。本人認為村子里都是農民，劉繼也是農民，就沒有詢問其職業，以“農夫”為劉繼的職業向公司匯報。幾天后，才將已激活的保險卡交付劉繼。

以上事實，有五原告提供的拒賠通知書、交通事故認定書、注銷戶口證明、尸檢分析意見書、死亡證明、原告身份證明、證人證言，被告陽光人保提供的保險條款、保險卡、網上激活流程說明、查詢結果、車輛行駛證、車管處證明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陽光人保是否履行了對保險合同條款的說明義務，劉繼是否違反了投保人如實告知義務。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并可以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詢問，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對于投保人的告知義務而言，除了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告陽光人保自行提供的保險條款也規定：“訂立本合同時，本公司會就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書面詢問，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應當如實告知”。可見，投保人的告知義務的范圍應當以保險人詢問的事項為限，對保險人未詢問的事項，投保人不負告知義務。

本案中，證人宗芹出具證言稱，在收取保險費時誤以為劉繼是農民而未詢問其職業，涉案保險卡系保險代理公司根據業務員對被保險人職業狀況的陳述代為激活，后又交付給劉繼的內容，鑒于宗芹作為向劉繼銷售被告陽光人保保險業務的經辦人，與陽光人保有利害關系，其出具的不利于陽光人保的證言可信度

較高，且陽光人保未能舉證證明涉案保險卡由劉繼自己激活，亦未能舉證證明在收取保險費時對劉繼的職業提出了書面詢問，故可以認定陽光人保未能全面履行對保險合同條款的說明義務。陽光人保網站上可查閱被保險人的職業分類表，網上激活的過程中，被保險人職業欄如選擇“營業用貨車司機”，保險卡會因被拒絕承保而不能激活。但是，本案所涉保險卡系民興代理公司內勤代為激活，激活過程中，民興代理公司僅向其業務員宗芹而未向投保人劉繼進行詢問，而宗芹并未詢問過劉繼的職業，使得劉繼沒有機會就其職業狀況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因此，劉繼并未違反投保人如實告知義務。陽光人保作為保險人認為劉繼違反告知義務主張解除合同，要求免除相應的賠償責任請求沒有事實根據與法律依據。因此，涉案保險合同合法有效，保險責任期間自2009年3月16日0時起至2010年3月15日 24時止。2009年4月20日，劉繼因交通事故而意外死亡，已經構成保險事故，保險人應按保險合同約定承擔賠償責任。保險法第六十四條規定：“被保險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由保險人向被保險人的繼承人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一)沒有指定受益人的；……”本案中，涉案保險合同沒有指定受益人，原告韓龍梅、劉娜、劉凱、劉元貞、王月蘭作為劉繼的法定繼承人，有權要求陽光人保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據此，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0日判決：

被告陽光人保賠償原告韓龍梅、劉娜、劉凱、劉元貞、王月蘭保險金60000元。

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間內均未提出上訴，一審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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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段天國訴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

段天國訴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保險合同糾紛案

特別說明：此案例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3期作為典型案例刊登，為全國法院審理類似案件給出了指導性意見，使司法判決歸于統一。

[裁判摘要]

根據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的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據此，保險人有義務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向投保人就責任免除條款作出明確說明，前述義務是法定義務，也是特別告知義務。如果保險合同當事人對保險人是否履行該項告知義務發生爭議，保險人應當提供其對有關免責條款內容做出明確解釋的相關證據，否則該免責條款不產生效力。

原告：段天國。

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負責人：婁偉民，該分公司總經理。

原告段天國因與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保南京分公司)發生保險合同糾紛，向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段天國訴稱：2008年3月24日，原告與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簽訂了第三者責任保險合同。2008年9月11日，原告駕駛被保險車輛在龍銅線上村西段與案外人王大偉駕駛的助力車相撞，造成兩車損壞、王大偉受傷的交通事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額支付保險金，遭到被告無理拒絕。請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據保險合同向原告支付保險金72 825．68元。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辯稱：1．根據涉案保險合同條款第九條的約定，即使理賠，也應扣除20％的免賠率。2．根據涉案保險合同條款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的約定，對于傷者的4080．20元的醫保外用藥費用不應理賠。

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查明：

2008年3月24日，原告段天國為蘇 0141557拖拉機在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處投保了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保險金額為20萬元，保險期間自2008年3月25日至2009年3月24日，雙方特別約定，保險車輛車主為段天玲，被保險人為段天國。涉案保險合同第六條第七項第二款約定：“駕駛人駕駛的被保險機動車與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不符的，則不論任何原因造成的對第三者的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第九條第一項約定：“保險人在依據本保險合同約定計算賠款的基礎上，在保險單載明的責任限額內，按下列免賠率免賠??負全部事故責任的免賠率為 20％”，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約定：“保險人按照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的標準核定醫療費用的賠償金額”。該保險投保單的投保人聲明處載明：“保險人已將投保險種對應的保險條款(包括責任免除部分)向本人作了明確說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寫的內容均屬實，同意以此投保單作為訂立保險合同的依據”。段天國在投保人聲明欄簽字確認。

2008年9月11日，原告段天國駕駛蘇0141557號拖拉機在龍銅線與案外人王大偉駕駛的二輪助力車相撞，造成兩車損壞、王大偉受傷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門認定段天國負事故全部責任。王大偉遂向法院起訴，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作出(2009)江寧民一初字第480號民事判決書、(2009)江寧民一初字第480號民事裁定書，判決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段天國另行投保的交強險責任限額內賠償王大偉 111 075元，段天國、段天玲連帶賠償王大偉55 923．68元。判決生效后，段天國向人保南京分公司要求理賠被拒絕。

另查明，案外人王大偉傷后搶救醫療費2402．30元未在(2009)江寧民一初字第 480號案中處理，庭審中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對上述搶救費用真實性無異議。故原告段天國在該起事故中未獲保險公司理賠的損失有墊付的醫療費14 500元、連帶賠償款55 923．68元、搶救醫療費2402．30元，合計72 825．98元。涉案事故發生時，段天國持有的機動車駕駛證為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B型駕照。上述事實，有保險單、投保單、醫療費票據、機動車駕駛證、生效判決書和裁定書、當事人陳述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應當理賠，如果應當理賠，如何確定理賠數額。

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

原告段天國與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保險公司在被保險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時，應按照雙方當事人在涉案保險合同中的約定予以賠償。本案發生于2008年，應當適用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

關于涉案保險合同的爭議條款能否理解為“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的問題。涉案保險合同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約定：“保險人按照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的標準核定醫療費用的賠償金額”。對于該條規定，原告段天國與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有不同的理解。人保南京分公司認為，該條規定的含義是“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段天國認為，該條款中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的標準”并無明確具體的含義，人保南京分公司將其定義為“醫療用藥的范圍”無法律依據。對此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因此，在涉案保險合同爭議條

款的涵義不明確的情況下，應當作出不利于人保南京分公司的解釋。即使涉案保險合同的爭議條款可以被理解為“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該條款的效力也應當結合保險合同的相關法律規定全面加以分析。從保險合同的性質來看，保險合同是最大的誠信合同，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決定著投保人的投保風險和投保根本利益，對于投保人是否投保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根據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的規定：“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據此，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必須向投保人就責任免除條款作明確說明，前述義務是法定義務，也是特別告知義務，這種義務不僅是指經過專業培訓而具有從事保險資格的保險人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特別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對有關免責條款內容做出明確解釋，如合同當事人對保險人就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是否明確說明發生爭議，保險人應當負有證明責任，即保險人還必須提供其對有關免責條款內容做出明確解釋的相關證據，否則該免責條款不產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南京分公司為證明已經盡到告知義務而提供的證據是涉案保險投保單的投保人聲明以及段天國的簽名，但該段聲明的內容并沒有對爭議條款的具體內容作出明確的解釋，不能證明人保南京分公司已經向段天國陳述了該條款包含“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即部分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涵義。因此，即使該條款可以被理解為“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也不能發生相應的法律效力。

此外，國家基本醫療保險是為補償勞動者因疾病風險造成的經濟損失而建立的一項具有福利性的社會保險制度。旨在通過用人單位和個人繳費建立醫療保險基金，參保人員患病就診發生醫療費用后，由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以避免或減輕勞動者因患病、治療等所帶來的經濟風險。為了控制醫療保險藥品費用的支出，國家基本醫療保險限定了藥品的使用范圍。而涉案保險合同是一份商業性的保險合同，保險人收取的保費金額遠遠高于國家基本醫療保險，投保人對于加入保險的利益期待也遠遠高于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因此，如果按照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的主張對爭議條款進行解釋，就明顯降低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風險，減少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義務，限制了原告段天國的權利。人保南京分公司按照商業性保險收取保費，卻按照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的標準理賠，有違誠信。

綜上，被告人保南京公司根據涉案保險合同約定“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的主張不予支持。原告段天國未投保“不計免賠附加險”，涉案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條款已明確駕駛人在事故中負全部事故責任的免賠率為20％，人保南京分公司辯稱應扣除 20％免賠部分再予理賠的意見，符合涉案保險合同的約定，應予以支持。

據此，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判決：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給付原告段天國保險理賠款58 260．78元。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第三篇：段天國訴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

段天國訴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保險合同糾紛案

特別說明：此案例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3期作為典型案例刊登，為全國法院審理類似案件給出了指導性意見，使司法判決歸于統一。

[裁判摘要]

根據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的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據此，保險人有義務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向投保人就責任免除條款作出明確說明，前述義務是法定義務，也是特別告知義務。如果保險合同當事人對保險人是否履行該項告知義務發生爭議，保險人應當提供其對有關免責條款內容做出明確解釋的相關證據，否則該免責條款不產生效力。

原告：段天國。

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負責人：婁偉民，該分公司總經理。

原告段天國因與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保南京分公司)發生保險合同糾紛，向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段天國訴稱：2008年3月24日，原告與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簽訂了第三者責任保險合同。2008年9月11日，原告駕駛被保險車輛在龍銅線上村西段與案外人王大偉駕駛的助力車相撞，造成兩車損壞、王大偉受傷的交通事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額支付保險金，遭到被告無理拒絕。請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據保險合同向原告支付保險金72 825．68元。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辯稱：1．根據涉案保險合同條款第九條的約定，即使理賠，也應扣除20％的免賠率。2．根據涉案保險合同條款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的約定，對于傷者的4080．20元的醫保外用藥費用不應理賠。

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查明：

2008年3月24日，原告段天國為蘇 0141557拖拉機在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處投保了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保險金額為20萬元，保險期間自2008年3月25日至2009年3月24日，雙方特別約定，保險車輛車主為段天玲，被保險人為段天國。涉案保險合同第六條第七項第二款約定：“駕駛人駕駛的被保險機動車與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不符的，則不論任何原因造成的對第三者的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第九條第一項約定：“保險人在依據本保險合同約定計算賠款的基礎上，在保險單載明的責任限額內，按下列免賠率免賠??負全部事故責任的免賠率為 20％”，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約定：“保險人按照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的標準核定醫療費用的賠償金額”。該保險投保單的投保人聲明處載明：“保險人已將投保險種對應的保險條款(包括責任免除部分)向本人作了明確說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寫的內容均屬實，同意以此投保單作為訂立保險合同的依據”。段天國在投保人聲明欄簽字確認。

2008年9月11日，原告段天國駕駛蘇0141557號拖拉機在龍銅線與案外人王大偉駕駛的二輪助力車相撞，造成兩車損壞、王大偉受傷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門認定段天國負事故全部責任。王大偉遂向法院起訴，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作出(2009)江寧民一初字第480號民事判決書、(2009)江寧民一初字第480號民事裁定書，判決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段天國另行投保的交強險責任限額內賠償王大偉 111 075元，段天國、段天玲連帶賠償王大偉55 923．68元。判決生效后，段天國向人保南京分公司要求理賠被拒絕。

另查明，案外人王大偉傷后搶救醫療費2402．30元未在(2009)

江寧民一初字第 480號案中處理，庭審中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對上述搶救費用真實性無異議。故原告段天國在該起事故中未獲保險公司理賠的損失有墊付的醫療費14 500元、連帶賠償款55 923．68元、搶救醫療費2402．30元，合計72 825．98元。涉案事故發生時，段天國持有的機動車駕駛證為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B型駕照。

上述事實，有保險單、投保單、醫療費票據、機動車駕駛證、生效判決書和裁定書、當事人陳述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應當理賠，如果應當理賠，如何確定理賠數額。

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

原告段天國與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保險公司在被保險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時，應按照雙方當事人在涉案保險合同中的約定予以賠償。本案發生于2008年，應當適用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

關于涉案保險合同的爭議條款能否理解為“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的問題。涉案保險合同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約定：“保險人按照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的標準核定醫療費用的賠償金額”。對于該條規定，原告段天國與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有不同的理解。人保南京分公司認為，該條規定的含義是“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段天國認為，該條款中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的標準”并無明確具體的含義，人保南京分公司將其定義為“醫療用藥的范圍”無法律依據。對此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因此，在涉案保險合同爭議條款的涵義不明確的情況下，應當作出不利于人保南京分公司的解釋。

即使涉案保險合同的爭議條款可以被理解為“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該條款的效力也應當結合保險合同的相關法律規定全面加以分析。從保險合同的性質來看，保險合同是最大的誠信合同，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決定著投保人的投保風險和投保根本利益，對于投保人是否投保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根據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的規定：“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據此，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必須向投保人就責任免除條款作明確說明，前述義務是法定義務，也是特別告知義務，這種義務不僅是指經過專業培訓而具有從事保險資格的保險人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特別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對有關免責條款內容做出明確解釋，如合同當事人對保險人就保險合同的免責條款是否明確說明發生爭議，保險人應當負有證明責任，即保險人還必須提供其對有關免責條款內容做出明確解釋的相關證據，否則該免責條款不產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南京分公司為證明已經盡到告知義務而提供的證據是涉案保險投保單的投保人聲明以及段天國的簽名，但該段聲明的內容并沒有對爭議條款的具體內容作出明確的解釋，不能證明人保南京分公司已經向段天國陳述了該條款包含“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即部分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涵義。因此，即使該條款可以被理解為“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也不能發生相應的法律效力。

此外，國家基本醫療保險是為補償勞動者因疾病風險造成的經濟損失而建立的一項具有福利性的社會保險制度。旨在通過用人單位和個人繳費建立醫療保險基金，參保人員患病就診發生醫療費用后，由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以避免或減輕勞動者因患病、治療等所帶來的經濟風險。為了控制醫療保險藥品費用的支出，國家基本醫療保險限定了藥品的使用范圍。而涉案保險合同是一份商

業性的保險合同，保險人收取的保費金額遠遠高于國家基本醫療保險，投保人對于加入保險的利益期待也遠遠高于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因此，如果按照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的主張對爭議條款進行解釋，就明顯降低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風險，減少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義務，限制了原告段天國的權利。人保南京分公司按照商業性保險收取保費，卻按照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的標準理賠，有違誠信。

綜上，被告人保南京公司根據涉案保險合同約定“醫保外用藥不予理賠”的主張不予支持。原告段天國未投保“不計免賠附加險”，涉案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條款已明確駕駛人在事故中負全部事故責任的免賠率為20％，人保南京分公司辯稱應扣除 20％免賠部分再予理賠的意見，符合涉案保險合同的約定，應予以支持。

據此，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判決：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給付原告段天國保險理賠款58 260．78元。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第四篇：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訴華隆公司等證券侵權糾紛案

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訴華隆公司等證券侵

權糾紛案

上訴人(原審原告)：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錦里東路58號。

負責人：青德蓉，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高悅，北京金杜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袁季雨，上海浩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第三人)：大鵬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成都鑼鍋巷證券營業部，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鑼鍋巷25號。

負責人：江興杰，該營業部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顧培東，四川康維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樊斌，四川康維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四川省華隆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領事館路27號。

法定代表人：鄧勇，該公司總經理。

原審第三人：大鵬證券有限責任公司重慶陜西路證券交易營業部，住所地：重慶市渝中區陜西路33號協信商廈6樓。

負責人：鐘鍵，該營業部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顧培東，四川康維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樊斌，四川康維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簡稱中保人壽)、上訴人大鵬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成都鑼鍋巷證券營業部(以下簡稱成都大鵬)為與原審被告四川省華隆投資顧問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華隆公司)及原審第三人大鵬證券有限責任公司重慶陜西路證券交易營業部(以下簡稱重慶大鵬)證券侵權糾紛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03)川民初字第22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吳慶寶擔任審判長，代理審判員宮邦友、劉敏參加評議的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書記員孔玲擔任記錄。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經原審法院審理查明，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壽派其工作人員向華在成都大鵬辦理了委托、指定交易手續(上海股東編碼為B880217601，深圳股東編碼為79035484，資金賬戶為791293)，并對B880217601賬戶設定了密碼。1999年4月1日，中保人壽撤銷了B880217601賬戶在成都大鵬的指定交易。1999年7月26日，中保人壽通過轉賬將4000萬元資金劃至成都大鵬。1999年7月28日，華隆公司的B880311617(以下簡稱617)賬戶被加掛在中保人壽的791293資金賬戶上。1999年7月29日至1999年8月2日，成都大鵬用617賬戶將4000萬元全部用于申購了000896國債。1999年8月10日，中保人壽申請撤銷上海A股791293賬戶。成都大鵬將617賬戶予以了撤銷。同日，617賬戶被華隆公司指定到了廈門證券有限公司成都星輝路證券營業部(以下簡稱廈門證券)。

1999年8月13日，雷少成在廈門證券辦理了指定交易。1999年8月15日，華隆公司向廈門證券出具承諾書，“我公司同意將本公司證券(賬戶名：四川省華隆投資公司上海賬號：617深圳賬號：34795671)掛在雷少成的賬戶(上海賬號：A307515423深圳賬號：54441491)下作為子賬戶，并承諾承擔一切相關民事與法律責任。該事宜特委托我公司鄧勇先生代為辦理”。此后，雷少成即將617賬戶上的000896國債全部賣掉，并將資金用于自己賬戶股票交易。2000年3月14日，華隆公司將雷少成賬戶上的代碼為0682股票525520手轉托管到了華廈證券馬家花園證券營業部(以下簡稱華廈證券)(席位號為205800)。從1999年至2001年，陸續三年分別從廈門證券雷少成賬戶和華夏證券陳道普賬戶轉入中保人壽在成都大鵬791293賬戶6137520元共三筆總計18412560元，并由中保人壽將款項轉回公司。

1999年8月24日及1999年12月24日，從廈門證券雷少成賬戶分別轉賬208萬元、280萬元入中保人壽在成都市建一支行人南分理處賬戶。

1999年10月17日，中保人壽與重慶大鵬簽訂《資產委托管理協議書》，約定：由中保人壽委托重慶大鵬對其代碼為000896的國債共計71700手進行委托管理服務；中保人壽應于本協議簽訂之后五個工作日之內將可流通國債授權交由重慶大鵬管理；管理期限為自中保人壽將可流通證券授權并交由重慶大鵬管理之日起至2003年10月30日止；中保人壽一次性付給重慶大鵬國債收益488萬元，在1999年12月31日前付清。中保人壽及重慶大鵬在該協議上蓋章，重慶大鵬總經理張志勇在該協議上簽字。

2002年3月，重慶大鵬向中保人壽出具承諾書：“應貴公司要求，我部原則上同意提前一年終止《國債委托管理合同》，即我部同意在2002年10月31日前賣出國債(000896)71700手，并按付款前一周(5個交易日)的平均價格結算資金，即10月24、25、28、29、30日的收盤價的平均價格結算資金，并于10月31日前將結算資金劃入貴公司指定銀行賬戶。”重慶大鵬在該承諾書上蓋章。由于中保人壽未收到2002年國債利息，發現成都大鵬未曾為自己B880217601賬戶購買4000萬元的國債，遂訴至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中保人壽認為本案華隆公司未征得中保人壽同意的情況下，盜用中保人壽賬戶資金，構成侵權，理應返還并承擔由此造成的損失。第三人成都大鵬違反業務操作規則，并蒙蔽中保人壽，是導致華隆公司侵權的重要原因，理應承擔連帶責任。第三人重慶大鵬在明知中保人壽與其簽訂的國債委托管理協議未履行的情況下，還采用付息和出具承諾函等手段來掩蓋華隆公司的侵權事實，是致使華隆公司侵權行為得以繼續的原因之一，亦應對華隆公司的侵權結果承擔連帶責任。故請求：1．判令本案華隆公司返還人民幣4000萬元及相應損失；2．判令二名第三人對中保人壽的第1項訴訟請求承擔連帶責任；3．本案訴訟費用由華隆公司及兩第三人共同承擔。

另查明，張志勇于2001年2月23日被大鵬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免去重慶大鵬總經理職務。于2002年1月被重慶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現羈押于重慶市看守所。

再，6137520元是9000萬元一年的國債利息。

在審理期間，原審法院依據中保人壽的申請，對中保人壽、成都大鵬在成都大鵬的開戶及相關交易資料予以了證據保全。

原審法院依據成都大鵬的申請，依職權調取了以下證據：1．上海證券交易廳信息中心的查詢結果反饋函；2．廈門證券股民雷少成指定交易協議書；華隆公司承諾書；廈門證券資金專用取款憑條；委托書；轉托管申請表；3．原審法院對張志勇的訊問筆錄；4．原審法院對向華的詢問筆錄。經原審法院組織各方當事人質證，中保人壽對原審法院收集調查的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對張志勇的訊問筆錄是一份傳來證據，屬間接證據。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的焦點在于：1．華隆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2．成都大鵬在本案中是否應承擔責任；3．重慶大鵬在本案中是否應承擔責任。

華隆公司在沒有中保人壽任何委托手續的情況下，擅自動用中保人壽的國債，致使中保人壽的資金無法收回，其行為已對中保人壽構成了侵權，理應對中保人壽因此而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壽在成都大鵬開戶，并與成都大鵬簽訂指定協議書(B880217601賬戶)的行為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屬有效行為。同年4月1日，中保人壽從成都大鵬撤銷其上海股票指定交易的行為亦屬有效。對第三人成都大鵬向該院提交的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壽與成都大鵬所簽的指定交易協議書(617賬戶)，上面的甲方證券賬戶由A79035484改為了617。對該份證據中保人壽不予認可。由于該證據一直由成都大鵬所持有，而成都大鵬不能向該院解釋該份證據中添加字跡的原因，故對該份證據該院不予采信。至于1999年7月28日的(資金、交易賬戶)增加、修改密碼申請書，成都大鵬認為該申請書由于上面的“資金”、“修改密碼”等字樣被劃掉，系中保人壽用于加掛賬戶，是一份交易賬戶增加申請書。但中保人壽否認該申請書上加掛617賬戶的筆跡系中保人壽方經辦人向華所寫；且認為劃掉“資金”、“修改密碼”系第三人成都大鵬單方所為。該院認為，該證據所用表格系(資金、交易賬戶)增加、修改密碼申請書。證據中“資金”及“修改密碼”等字被劃掉，第三人成都大鵬主張證明是中保人壽申請在其資金賬戶下加掛子賬戶。這一主張成立的前提是第三人成都大鵬應證明涂改系雙方共同進行或在加蓋中保人壽公章前所為，而成都大鵬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因此，該證據不能證明加掛華隆公司賬戶系其根據中保人壽的申請進行。中保人壽方否認表格內的內容系其經辦人向華書寫，但并未否認申請書上加蓋的公章的真實性，因此該份證據除涂改部分外，其余內容該院予以采信。因中保人壽未申請該院對該份證據筆跡鑒定，且申請書上加蓋了中保人壽方的公章，中保人壽辯稱該證據系其用于修改密碼，且上面字跡為成都大鵬所為的證據不足，此申請書應視為中保人壽的行為。

對1999年8月10日的撤銷指定交易申請書，因第三人成都大鵬提交的申請書(存根聯)上的791293后添加有華隆公司賬戶“617”的字樣，與中保人壽向該院提交的該份證據(客戶聯)不一致，且中保人壽方經辦人員向華向該院陳述該筆跡不是其所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三條“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的規定，由于第三人成都大鵬沒有足夠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在1999年8月10日的申請書上的添加字跡系中保人壽所為，故該院據此認定該份撤銷指定交易書上的添加筆跡系第三人成都大鵬所為，不是中保人壽的真實意思表示。第三人成都大鵬擅自在中保人壽方的申請書上添加字跡，致使中保人壽的股票被華隆公司轉走，從而對其失去了控制，其違規行為在客觀上造成了中保人壽方資金的不安全性。故成都大鵬應對中保人壽的損失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由于中保人壽已收取9000萬元的1999年至2001年三年的國債利息共計18412560元，其中已包含本案4000萬元的利息，故本案利息的起算日應從2002年1月1日開始計算，按中國人民銀行有關一年期流動資金存款利率計算。

由于中保人壽在本案中亦未盡到其充分的注意義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一條“受害人對于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的規定，中保人壽亦應對造成的損失承擔10％的責任。中保人壽已收取的488萬元收益中4000萬元的相應部分即2168888．89元應充抵本金。

重慶大鵬在自己沒有收到中保人壽方的國債的情況下，與中保人壽簽訂虛假的資產委托管理協議書，并向中保人壽承諾償還其國債及利息。重慶大鵬辯稱該行為系張志勇的個人行為，且該份協議書與承諾書均系張志勇偽造，但對協議書及承諾書上重慶大鵬的公章不予否認。該院認為，由于重慶大鵬與中保人壽方簽訂協議書時中保人壽在成都大鵬的國債早已被華隆公司指定到了廈門證券并被變賣，中保人壽根本沒有將協議書中所約定的000896國債實際交付給重慶大鵬，且488萬元收益也并非重慶大鵬直接支付。故該份協議書應認定為并未實際履行。由于第三人并未申請該院對協議書的真實性作出鑒定，故第三人重慶大鵬認為該份協議書系偽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對于2002年3月重慶大鵬向中保人壽出具的承諾書，該院認為，重慶大鵬在出具該承諾書時中保人壽的資金早已被華隆公司所占用，故該承諾書與中保人壽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之間并無直接因果關系，重慶大鵬對中保人壽的損失不應承擔責任。至于重慶大鵬與中保人壽方的其他糾紛，應另案處理。重慶大鵬的答辯理由成立。

綜上所述，中保人壽的部分訴訟請求成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三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三款、第一百三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條之規定，并經該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一、華隆公司在該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中保人壽37831111．11元及其相應利息(按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一年期流動資金存款利率的有關規定從2002年1月1日計至付清之日止)；

二、成都大鵬對上述37831111．11元及利息承擔90％的補充賠償責任；本案案件受理費252010元，由華隆公司承擔126005元，第三人成都大鵬承擔75603元，第三人重慶大鵬承擔25201元，中保人壽承擔25201元。

成都大鵬不服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第一，1999年12月29日，華隆公司從雷少成在廈門證券資金賬戶轉款6137520元到被上訴人791293資金賬戶，2000年11月3日，華隆公司從其控制的陳道普在華夏證券資金賬戶轉款6137520元到被上訴人791293資金賬戶。據一審法院查明，6137520元是包括本案爭議的4000萬元和被上訴人承認由其自己轉走的5000萬元在內的全部9000萬元國債一年的利息。第二，一審法院訊問張志勇的筆錄表明，被上訴人與華隆公司之間存在9000萬元的融資關系，被上訴人負責人對此是清楚的。被上訴人與華隆公司采用的是被上訴人購買國債、資金賬戶下掛華隆公司證券賬戶的方式使被上訴人的資金轉到華隆公司炒股票，然后由華隆公司向被上訴人支付融資利息。本案爭議的4000萬元與第一筆5000萬元一樣，都是被上訴人與華隆公司之間的非法資金拆借行為。1999年7月28日的《交易賬戶增加申請書》是被上訴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第三，一審判決認定1999年8月10日撤銷617證券賬戶的指定交易不是被上訴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這一認定既違背了證據規則，也與客觀事實相悖。被上訴人填寫撤銷指定交易申請書的目的就是撤銷791293資金賬戶項下上海A股證券賬戶的指定交易，無論“證券賬戶：上海A股791293”后面的“617”是否是事后添加或由誰添加，都不影響被上訴人填寫該申請表時的這一目的。可見，撤銷791293資金賬戶項下上海證券賬戶(必然是617證券賬戶)指定交易是被上訴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轉走其中國債是被上訴人自身的行為。被上訴人不能收回國債資金是由其自身的行為造成的，與上訴人無關。綜上所述，本案4000萬元資金和利息的真實往來都發生在被上訴人與華隆公司之間，該兩者之間存在著非法資金拆借關系；被上訴人與華隆公司之間的非法資金拆借行為與上訴人無關，其不能收回拆借資金的后果應由被上訴人自行承擔；一審法院在審理案件的總體思路出現了較大偏差，在《交易賬戶增加申請書》和《撤銷指定交易申請表》的具體認定上也出現了明顯錯誤，本案中被上訴人資金賬戶及其下掛證券賬戶的所有交易和轉款行為都是被上訴人所為；上訴人在本案中忠實地執行了被上訴人的全部指令，不存在任何過錯。請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實，并支持上訴人免除責任的上訴請求。

中保人壽亦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第一，一審對于1999年3月22日“指定交易協議書”中甲方證券賬戶由A79035484改為617賬戶的真實性認定正確；對于1999年8月10日撤銷指定交易書上的添加部分“系第三人成都大鵬所為”的認定也正確；但對1999年7月28日的“(資金、交易賬戶)增加、修改密碼申請書”的認定存在部分問題。此申請書是上訴人所為的為自己資金賬戶下掛的華隆公司證券賬戶增加或修改密碼的行為。然而將整個案件的事實聯系起來看，上訴人從來不知道華隆公司的存在，根本沒有加掛617賬戶的意思表示和行為，怎么會孤立出現為617賬戶增加、修改密碼的問題呢?因此，此認定沒有相關的證據印證，不能成立。第二，根據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問題》第七十五條的規定，聯系相關的證據分析，合乎邏輯的認定應當是：成都大鵬利用了上訴人蓋具印章的增加、修改密碼的空白申請書(上訴人本意用于確定自己深圳證券賬戶交易密碼)，為617賬戶非法使用上訴人資金制造合法的假象。此行為是其在幫助華隆公司侵權過程中制造的合法性假證之一。第三，成都大鵬應當與華隆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而不是與上訴人承擔份額補充賠償責任。一審判決中，對成都大鵬行為過錯認定是正確的，但對其的責任判決是不恰當的。成都大鵬與華隆公司在客觀上有共同侵權行為，并給上訴人造成了損害結果。首先，成都大鵬與華隆公司的行為構成一個行為整體，共同造成了上訴人的損失。華隆公司要非法占用上訴人資金并轉移購買的國債，需要得到成都大鵬完全的幫助才能完成。事實上，成都大鵬實施了一系列華隆公司需要的幫助行為，華隆公司如果沒有得到成都大鵬的幫助和支持，華隆公司的行為是不可能得逞的。其次，成都大鵬與華隆公司的行為都是違規違法的。成都大鵬與華隆公司在主觀上有共同過錯。成都大鵬與華隆公司對損害結果，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在本案中“未盡到其充分的注意義務”。進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認定上訴人自己承擔10％損失，該認定應屬似是而非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的前提條件是加害人與受害人有混合過錯，而這些過錯都對損害結果發生有因果關系。本案判決實際是認定上訴人“未盡到其充分的注意義務”。第四，重慶大鵬在實際上并未管理上訴人國債的情況下，卻一直以付息、承諾書等形式吸引上訴人視線，干擾上訴人的注意，其行為是故意的，其作用在于掩飾華隆公司的侵權行為。并且據此可以推知其與華隆公司有惡意串通，其性質至少是對華隆公司侵權行為的后續性幫助行為，不排除事先就有串通。正是因為重慶大鵬的行為，才導致上訴人不能及時行使追索權利，挽回損失。因此，重慶大鵬與華隆公司也構成共同侵權，依法也應與華隆公司承擔連帶責任。綜上所述，本案中的成都大鵬和重慶大鵬都應與華隆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一審第二項及關于訴訟費承擔的判決應予糾正，上訴人在一審中的第二、三項請求應得到支持。懇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本上訴人的請求。

重慶大鵬陳述稱：

一、《資產委托管理協議》沒有履行，中保人壽在其起訴狀中已經承認：“在我方沒有實際交付證券的情況下??”，可見協議沒有實際履行，對此雙方沒有爭議。

二、中保人壽在簽訂協議時就明知該協議不可能履行，從協議書的日期看，該協議簽訂于1999年11月，而二審時我方已經舉證證明，中保人壽在1999年6月17日就明知其中5000萬元國債已經不存在，可見中保人壽在簽訂協議時就明知該協議是不可能履行的，因此中保人壽簽訂該協議不是為了欺騙重慶大鵬，就是另有其他非法用途。中保人壽在起訴時沒有將重慶大鵬列為被告(只是第三人)，也沒有指控重慶大鵬侵占了9000萬元國債，這已經表明中保人壽明知協議書和承諾書是虛假的，否則重慶大鵬應被列為被告，而不是第三人。

三、利息及488萬元收益均非重慶大鵬所支付，一審已經查明，利息來源于華隆公司，而且轉款憑證證明中保人壽明知該款是從雷少成、陳道普賬戶上支付的，根本不是從重慶大鵬支付的，中保人壽也未提供證據證明該款是重慶大鵬委托雷少成、陳道普支付的。

四、《承諾書》與中保人壽的經濟損失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從承諾書上的日期看，該承諾書出具于2002年3月。而客觀事實是，此時000896國債根本不存在，承諾的前提不成立。同時，中保人壽的所謂經濟損失是在該承諾書出具之前就已經存在，與承諾書是否出具無必然聯系。

五、中保人壽并未被協議書、承諾書所蒙蔽。我方在法庭審理時出示了大量證據證明中保人壽與華隆公司之間存在融資關系，4000萬元資金也是中保人壽自己動用并將相應國債買到華隆公司617賬戶上，本案不存在4000萬元資金被盜用的情況。同時，張志勇筆錄也全面反映了“協議書”和“承諾書”是中保人壽與鄧勇利用事先蓋章的空白文書私自偽造的，未經其認可，更未得到重慶大鵬的認可。而承諾書也表明是“應貴公司要求”才出具的。事實上，中保人壽與鄧勇偽造該兩份文件，目的就在于掩蓋中保人壽與鄧勇之間的融資真相，以應付其上級公司的檢查，及在鄧勇無力歸還的情況下，將風險轉嫁給重慶大鵬。

六、本案不應當是侵權糾紛，而應當是普通債權債務糾紛。從本案的證據看，中保人壽的4000萬元資金并未被盜用，而是其自己購買了國債。因此本案應是中保人壽與華隆公司之間的一般債權債務糾紛，而非侵權糾紛。而重慶大鵬與該4000萬元資金或國債不存在實際聯系，不應成為本案的第三人。綜上所述，第一，《資產委托管理協議書》是虛假的、不可能履行的，也確實沒有履行，重慶大鵬不應承擔合同義務；第二，重慶大鵬完全沒有參與到中保人壽購買國債及收取利息等行為之中，與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聯系，不應被列為第三人：第三，協議書和承諾函都是中保人壽與鄧勇偽造的，對重慶大鵬毫無效力；第四，中保人壽的經濟損失是其自己造成的，與承諾書是否出具沒有因果關系。一審判決在認定重慶大鵬的責任方面是正確的，應予維持。

華隆公司未參加二審訴訟，亦未作陳述。

本院除認可原審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實外，還補充查明：1．2003年8月15日，原審法院對張志勇的訊問筆錄。該筆錄主要包括以下幾點內容：(1)整個9000萬元資金都是中保人壽與鄧勇之間商量好的融資關系，其中本案的4000萬元是中保人壽見前面的5000萬元運作較好的情況下，主動提出給鄧勇的。(2)4000萬元國債原來是準備用中保人壽自己的證券賬戶購買(即與第一筆5000萬元操作方式相同)，但由于中保人壽的證券賬戶(即601賬戶)已經指定到了原海南港澳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成都證券交易營業部(后改名為中銀國際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成都人民中路證券營業部，以下簡稱中銀國際證券公司)，指定交易撤不下來，因此中保人壽才同意用華隆公司的名義(即617賬戶)買了4000萬元國債。(3)1999年至2001年三年的利息都是由鄧勇付給中保人壽的。(4)以重慶大鵬名義簽訂的《資產委托管理協議書》和《承諾書》系鄧勇與中保人壽為應付檢查而擅自用蓋章后的空白件制作的。(5)2002年11月鄧勇委托衡平律師事務所的陳律師與中保人壽就債權債務問題進行過談判，中保人壽要求鄧勇找一個有實力的公司來談(意思是擔保)。張志勇在2003年1月即因為與本案無關的其他行為被依法逮捕，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系。

2．2003年1月10日，四川衡平律師事務所陳浩文律師《關于人壽公司四川分公司國債資金處理的意見函》。該意見函的內容與張志勇筆錄中反映的情況基本一致：(1)1998年中保人壽與北海銀證經濟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海銀證”)就理財一事進行磋商；(2)北海銀證根據中保人壽的指示將兩批共9000萬元國債賣出進行證券投資；(3)北海銀證連續三年向中保人壽支付利息；(4)開始階段證券市場較好；(5)雙方沒有書面合同；(6)2002年11月陳浩文與中保人壽進行了談判，中保人壽要求對方落實有實力的單位進行擔保。該證據是二審法庭調查前，成都大鵬從北海市公安局取得的新證據(有公安局加蓋印章)。該意見函反映的情況一部分是“我方當事人”(應是法定代表人鄧勇)向陳浩文作的陳述，另一部分是陳浩文的親身經歷。該證據經質證中保人壽對其真實性未提出異議，但以其屬于新證據為由不予認可。

另中保人壽接受鄧勇支付利息所用賬戶，仍為在成都大鵬所開設的791293賬戶。

本院經審理認為：中保人壽對于1999年7月26日轉款4000萬元到成都大鵬購買000896國債這一事實沒有爭議，本案主要爭議的是000896國債買在了華隆公司的617證券賬戶上是不是中保人壽的意思表示。中保人壽認為617不是自己的上海證券賬戶，自己的上海證券賬戶是B880217601，中保人壽沒有同意用自己的錢款為華隆公司購買國債。而成都大鵬則認為，投資人以自己資金為他人的證券賬戶購買證券屬普遍現象，成都大鵬是根據中保人壽的具體指令將華隆公司的617證券賬戶下掛到中保人壽在成都大鵬開設的791293資金賬戶之下的，下掛證券賬戶的含義就是資金賬戶所有人允許下掛的證券賬戶使用其資金，而此后中保人壽又用只有其自己才掌握的交易密碼，并且在明確選擇或直接輸入“617”號碼后購買了國債，隨后又申請撤銷了617證券賬戶在成都大鵬的指定交易，使得華隆公司能夠在其他證券公司處分該筆國債。尤其是中保人壽在委托成都大鵬購買4000萬元國債時，其自己的B880217601證券賬戶已經被指定在中銀國際證券公司，而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規定，中保人壽不能同時在成都大鵬使用自己的B880217601證券賬戶購買000896國債，這種情況下中保人壽必須借用他人已經指定在成都大鵬的上海證券賬戶。下掛他人的證券賬戶購買國債后再撤銷該證券賬戶的指定交易，將國債的處分權交給對方的操作方式，是當時進行資金拆借或委托理財的一種較為普遍的做法，張志勇的筆錄和陳浩文的意見函以及2000多萬元利息、收益的支付金額及來源，均反映出本案并非僅僅是購買國債，實際上是通過購買國債來完成將資金交付給鄧勇炒股，中保人壽從中取得比單純購買國債更高的收益。

4000萬元000896國債買在華隆公司的617證券賬戶上是不是中保人壽的真實意思表示，直接涉及到對1999年7月28日《交易賬戶增加申請書》及同年8月10日《撤銷指定交易申請表》等證據的恰當認定。1999年7月28日《交易賬戶增加申請書》的全部標題是《(資金、交易賬戶)增加、更改密碼申請書》，由于存在多個選項，具體使用時必然要刪去不涉及的選項。同時，無論標題的刪改是何時所為，該申請表客觀上反映了中保人壽在成都大鵬的791293資金賬戶與華隆公司的617證券賬戶之間的聯系，在證券交易實務中，這種聯系應當是表示可以使用791293資金賬戶中的資金為617證券賬戶購買證券。而且，原審法院依職權調取的《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賬戶指定和撤銷指定登記記錄》反映，本案4000萬元國債購買期間，中保人壽自己的B880217601上海證券賬戶一直被指定在中銀國際證券公司，中保人壽要實現其在起訴狀中所稱的用自己的4000萬元在成都大鵬購買000896國債，客觀上需要使用他人的、已經指定在成都大鵬的上海證券賬戶。又由于中保人壽已經取得確認價值4000萬元的000896國債已經成交的《上海證券中央登記結算公司成都棉麻股東交易三聯單》，表明中保人壽已經確知其委托成都大鵬購買的4000萬元國債已經實際成交，這又說明中保人壽客觀上已經實際使用了他人的上海A股賬戶。而中保人壽確認該申請書上公章的真實性，但對其B880217601上海A股賬戶已經被指定到其他證券公司期間，在不使用他人上海A股賬戶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委托成都大鵬購買到4000萬元000896國債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事實上這也不符合證券買賣的基本規則。因此，應當認定中保人壽作出了在其791293資金賬戶之下增加617上海證券賬戶的意思表示。原審判決對此節認定雖然不夠準確，但認定中保人壽申請加掛617賬戶是符合本案實際情況的，本院予以認可。

1999年8月10日《撤銷指定交易申請表》分別存在“存根聯”和“客戶聯”，“存根聯”上有“617”字樣及成都大鵬經辦人、部門負責人和總經理的簽字，而“客戶聯”上沒有“617”及成都大鵬經辦人、復核人和負責人的簽字。本院認為，撤銷證券賬戶的指定交易意味著可能放棄對一個證券賬戶及所購證券的控制，中保人壽作為一個管理制度嚴格的金融機構，其拿回公司存檔的“客戶聯”應當是經過交易對方簽字和蓋章的一聯，而且“客戶聯”上有證券公司人員簽字的三個檔目；同時，空白《撤銷指定交易申請表》任何一個客戶都是容易取得的，因此應當認定中保人壽向法庭出示的“客戶聯”缺乏客觀性，同時應當推定中保人壽持有經成都大鵬人員簽字的“客戶聯”。成都大鵬認為中保人壽之所以拒不出具該客觀的“客戶聯”，原因是該聯上同樣也寫有“617”內容，進而能夠證明“617”內容的加注是得到中保人壽認可的。根據本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的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因此，本院推定中保人壽所持有的、真實的“客戶聯”上同樣也寫有“617”內容。另外，從該申請表的使用目的來看，其唯一用途就是撤銷上海A股賬戶的指定交易，本該填寫“證券賬戶：上海A股”的位置填為了“791293”，而“791293”是中保人壽在成都大鵬的資金賬戶，當時與該資金賬戶相連的只有一個上海A股賬戶，即為“617”，因此中保人壽的指向也應當是明確的，成都大鵬操作為撤銷“617”的指定交易符合中保人壽的利益，不能認定違背了中保人壽的意思表示。中保人壽解釋填寫該申請表的目的是撤銷其深圳證券賬戶，但該申請表的標題和內容僅僅涉及上海A股賬戶，完全不涉及深圳證券賬戶，而深圳證券賬戶不能進行撤銷指定交易操作，中保人壽的解釋有悖證券交易規則。因此，本院認為，填寫、遞交該申請表的目的是撤銷已經完成以中保人壽的資金購買國債后的“617”證券賬戶在成都大鵬的指定交易。

同時，其后三年來中保人壽從未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派發到成都大鵬的國債利息，而由其自己向華夏證券和廈門證券的股民賬戶收取利息的事實也表明，中保人壽明知其在成都大鵬的4000萬元資金或國債均已經不存在于成都大鵬。原審法院對張志勇所作的筆錄和四川衡平律師事務所陳浩文律師《關于人壽保險公司四川分公司國債資金處理的意見函》，均分別反映了中保人壽與鄧勇或其控制的華隆公司或北海銀證公司之間直接存在包括本案4000萬元在內的共計9000萬元的資金有償使用關系，該兩份證據對這一情況的敘述互相吻合。此外，客觀上三年的利息和收益也是由與鄧勇控制的相關股民賬戶所支付。這三部分證據又與前述中保人壽增加、使用“617”證券賬戶及撤銷“617”證券賬戶在成都大鵬的指定交易等一系列證據相互印證，進一步證明了使用華隆公司“617”證券賬戶正是中保人壽自己的行為，并非成都大鵬擅自實施的侵權行為。其后三年中，中保人壽仍使用791293資金賬戶接受鄧勇支付利息的行為，證明與其所稱當時是申請撤銷該資金賬戶相矛盾，更進一步證明成都大鵬為中保人壽辦理撤銷“617”賬戶指定交易的行為，與中保人壽4000萬元國債損失之間并無因果關系。

至于在資金賬戶下掛他人證券賬戶是否違法，這屬于應當由證券監管機構處理的行政法律范疇的問題，不影響中保人壽與成都大鵬之間根據委托指定交易協議、撤銷指定交易申請確認民事責任的承擔，不屬于本案考慮的問題。本院認為，中保人壽與成都大鵬通過簽訂《證券交易委托協議書》建立了委托代理法律關系，中保人壽依法應當對委托成都大鵬實施的行為承擔民事責任。中保人壽將華隆公司“617”增加到其791293資金賬戶下購買國債，使中保人壽名下的4000萬元資金變成了華隆公司名下的4000萬元國債，此后中保人壽撤銷“617”賬戶在成都大鵬的指定交易，徹底放棄了對“617”證券賬戶的實際控制，這正是導致華隆公司得以在廈門證券重新設定“617”賬戶的指定交易，并將其下掛在股民雷少成賬戶下作為子賬戶賣掉全部國債的直接原因。華隆公司未參與本案訴訟，本案中亦沒有明確、充分的證據證明存在著國債處分后炒股的風險應由中保人壽自己承擔的約定，原審法院判決華隆公司返還抵扣相應收益后的37831111．11元資金及相應利息正確，應予維持。華隆公司取得并能夠處分本案中的4000萬元國債，是中保人壽自己的行為所造成；成都大鵬并未違背中保人壽的指令，也沒有實施對中保人壽的欺詐行為；其按照申請辦理撤銷指定交易的行為，與中保人壽的款項損失之間并不存在近因，不構成行為與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三條的規定，作為代理人的成都大鵬按照中保人壽的要求實施代理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由中保人壽承擔。

此外，重慶大鵬與中保人壽簽訂資產委托管理協議書時中保人壽在成都大鵬的國債早已被華隆公司指定到了廈門證券并被變賣，中保人壽自始未將協議書中所約定的000896國債實際交付給重慶大鵬，且488萬元高額收益也并非重慶大鵬直接支付，亦沒有證據證明系他人代重慶大鵬支付，故該份協議書應認定為并未實際履行。2002年3月重慶大鵬向中保人壽出具承諾書時，中保人壽的資金亦早已被華隆公司所占用，故該承諾書與中保人壽的經濟損失之間亦并無直接因果關系，重慶大鵬對中保人壽的損失不應承擔責任。

綜上，成都大鵬關于不構成侵權的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審法院關于成都大鵬擅自撤銷617賬戶指定交易的事實認定不當，判決成都大鵬承擔中保人壽損失總額90％的賠償責任，屬于適用法律錯誤，應予糾正。中保人壽要求判定重慶大鵬承擔賠償責任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駁回。原審法院認定重慶大鵬不承擔賠償責任正確，但在判決主文中未作表述不當，應予以糾正。原審法院判決華隆公司承擔賠償責任正確，本院予以維持；華隆公司不能償還的部分，因系由中保人壽撤銷指定交易而將4000萬元交由華隆公司使用，并從中得到三年的國債利息，中保人壽亦有過錯，對于該損失應當自行承擔。本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三條，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二)、(三)項及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03)川民初字第22號民事判決書主文第一項。

二、撤銷上述民事判決主文第二項。

三、駁回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對大鵬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成都鑼鍋巷證券營業部的訴訟請求。

四、駁回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對大鵬證券有限責任公司重慶陜西路證券交易營業部的訴訟請求。

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252010元，由四川省華隆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承擔126005元，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承擔126005元。二審案件受理費252010元，由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成都分公司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第五篇：華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銷售誤導行為處罰管理暫行規定

華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

銷售誤導行為處罰管理暫行規定

第一條 有效防范和化解銷售誤導風險，切實保護保險消費者合法權益，確保公司誠信穩健經營，根據保監會綜合治理銷售誤導有關文件精神，及總公司有關業務品質管理的相關要求，特制定《華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銷售誤導行為處罰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適用于分公司轄內的所有內勤員工及外勤業務人員。

第三條 本規定所指銷售誤導行為，是指公司及其工作人員、銷售人員在工作或銷售過程中對客戶提供虛假或引人誤解的信息,該信息令客戶產生重大錯誤認識，導致客戶投訴或糾紛。

第四條 問責情形

1、對保險合同條款上未載明的利益對他人進行不實宣傳、承諾或夸大保險利益，誘使他人購買保險；

2、以欺騙、不實說明等不正當手段強迫、引誘或者限制他人購買保險；

3、阻礙投保人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或誘導其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明知客戶告知不實或隱瞞真相，而未如實告知公司；

4、通過承諾給予保險費回扣或保險合同規定以外的其他利益誘導客戶購買保險、替換以前購買的保險或唆使客戶退保；

5、在投保人填寫投保單時，銷售人員未向投保人依次解釋投保單上各項內容的意義、填寫要求及注意事項；

6、代替客戶簽署投保單、投保提示書、保單回執，代替客戶抄寫新型產品風險提示語句并簽字等情況；

7、保險產品的利益演示未嚴格按照總公司規定的利益演示標準進行演示，在銷售過程中對條款未載明的產品收益進行承諾或夸大，混淆保險產品概念、隱瞞合同重要內容、篡改客戶信息資料、提供虛假產品信息等；

8、未經總公司批準自制各類宣傳資料和信息批露材料；擅自變更經總公司核準的宣傳材料；

9、個人代理人、機構代理人使用與新型產品的保險條款、產品說明書等相關產品宣傳材料不一致的信息披露材料情形，存在自行手寫或制作有關公司、產品及產品收益等情況的宣傳資料情形；

10、產品說明會使用的宣傳資料存在虛假陳述和誤導宣傳、夸大或變相夸大保險合同利益、隱瞞初始費用（如有）等各項費用扣除、演示利率不按照總公司規定的標準等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內容；

11、中心支公司授權個人代理人、機構代理人設計、印刷和變更新型產品的信息披露材料；

12、新契約回訪不成功或回訪“不清楚保險責任”問題件未處理情形。

第五條 問責對象

（一）機構問責

涉及銷售誤導問題的分公司部門、中心支公司及四級機構。

（二）個人問責

1、第一責任人

銷售誤導問題發生所屬條線的中心支公司分管總經理為條線第一責任人、銷售誤導問題發生所在中心支公司總經理為三級機構第一責任人、銷售誤導問題發生所在四級機構經理為四級機構第一責任人。

2、直接責任人

（1）銷售誤導問題所涉及的銷售保單的業務人員；（2）銷售誤導問題所涉及的內勤員工。

3、關聯責任人

銷售誤導問題發生所屬條線的分公司、中心支公司業務部門經理為關聯責任人。

第六條 問責辦法

（一）對機構的責任追究 為促進合規經營、懲戒違規行為，防范誤導，對于查證屬實的銷售誤導問題，按照總公司關于下發《華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責任追究辦法》的通知（華壽字?2010?147號），視情節輕重給予機構相應處罰。

（二）對個人的問責

1、對銷售誤導所涉及的新保業務經查證屬實，但未造成客戶退保、投訴或其他影響，扣回新保傭金（或績效，下同），并且該業務涉及的個人所獲得的競賽獎勵、基本法利益予以追回；對其上級主管所獲得的基本法利益部分予以追回；對該業務所涉及的第一責任人給予通報并處以最低200元，最高不超過2000元的罰款。

2、對銷售誤導所涉及的新保業務經查證屬實，且造成客戶退保、投訴或其他影響的，扣回新保傭金，并將該業務涉及的個人所獲得的競賽獎勵、基本法利益予以追回；對其上級主管所獲得的基本法利益部分予以追回；對相關第一責任人給予警告處分并處以該業務所造成經濟損失的10%-100%罰款。

3、情節嚴重者，將解除業務員代理合同，扣罰保證金，并上報當地行業協會；對其上級主管予以降級、解除合同；對相關第一責任人予以嚴重警告處分，對關聯責任人處以最高5000元的罰款。

4、對情節惡劣，給公司和客戶造成嚴重損失或不良影響者，除采取上述措施外，公司將依法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

5、對于新契約回訪成功率、投訴率等指標納入對各機構管理人員的績效考核；具體按照分公司人力資源部下發的薪酬考核辦法執行。

6、對于本規定未列明的銷售誤導行為，經查實，確為銷售誤導引發客戶投訴或糾紛的，可比照處罰規則進行處理；其他未盡事宜參照各業務條線《基本法》中業務人員品質規范要求執行。

7、以上問責方式，根據問責情形發生的程度，可單項處理或并處。

第七條 附則

（一）本規定由分公司擬定并負責解釋和修訂；

（二）各中心支公司可根據本規定制定實施細則，并上報分公司備案；

（三）本規定自印發之日起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