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認識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學習連線)

如何認識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學習連線）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與以往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有了明顯區別。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變，卻反映出我們黨對政府與市場關系更加明確的定位，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經濟體制改革不斷進行探索。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此后，對于如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們黨的認識不斷深化。但是，“基礎性作用”并沒有明確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與市場兩者究竟誰起主導作用，也可以理解為以市場為基礎、以政府為主導。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雖然商品的價格基本上是由市場決定的，但是資源和要素的價格相當程度上還是由政府決定或者由政府直接控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還沒有發揮基礎性作用，更談不上決定性作用。現在，對市場的定位從以往的“基礎性作用”上升為“決定性作用”，凸顯了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決心，有利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可以預見，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必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需要明確的是，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為了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妥善解決以往政府存在的“越位”和“缺位”、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我們知道，雖然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是最高的，必須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市場機制并不能自動調節宏觀經濟若干總量的平衡，同時在某些特殊領域（如公共物品領域）也不能起到自動調節供求平衡的作用。經濟學把這種缺陷稱為“市場失靈”。這就使得政府介入經濟活動成為必要。一般來說，凡是市場管得了、管得好的，就要讓市場管；凡是市場管不了、管不好的，就應當由政府管。當前，政府在減少微觀經濟干預的同時，必須加強市場管理、維護市場秩序，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發展環境，同時增強公共服務職能。這也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后，事實上對政府履行宏觀調控職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宏觀調控能否發揮穩定經濟運行、防止大起大落的積極作用，關鍵在于能否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因而，政府的宏觀調控必須建立在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無論對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測還是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制定與執行，都必須尊重市場規律、按市場規律辦事。只有這樣，才能使政府的宏觀調控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從而既發揮好市場的作用、也發揮好政府的作用。

第二篇：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強調，準確定位和把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正確認識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后銜接、繼承發展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指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實就是貫徹了問題導向。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仍然存在不少束縛市場主體活力、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也是難以推進的。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市場，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充分發揮作用，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間去發展經濟、創造財富。

習近平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促進共同富裕。各級政府一定要嚴格依法行政，切實履行職責，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堅決克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

習近平指出，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世所罕見的巨大成就，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夠大幅度提升，都同我們堅定不移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作用是分不開的。在我國，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我們要堅持和發展我們的政治優勢，以我們的政治優勢來引領和推進改革，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好發展。

習近平強調，新形勢下，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堅持在實踐中深化學習、在學習中深化實踐，不斷研究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學會正確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成為善于駕馭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行家里手

第三篇：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深意

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深意

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一詞之差，不僅凸顯了市場的主導地位，也將有助進一步厘

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尚前名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此次全會還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不僅僅是一個提法的改變，而是強調在經濟生活領域實行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改變，體現了中央以更大決心和魄力推動政府向市場放權，理順政府市場關系，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

“?基礎性作用?是要在很大程度上發揮市場的作用，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仍然要扮演重要角色。而?決定性作用?則意味著只要是市場能發揮作用的領域都要交給市場，政府的作用僅僅是彌補市場失靈，不再過度干預微觀經濟活動。”采訪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談到。

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看來，關鍵在于政府，“最重要的還是要規范政府的職能，不該管的堅決不管，該管的要堅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政府和市場的合理職能界定，兩個方面更好地分工和配合，這是使經濟社會發展效率不斷提高、發展的代價不斷減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

凸顯市場化改革決心

從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設“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四大明確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從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大報告的提法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回顧中國的改革，市場化的前進方向一直十分明顯。“然而在現實中，行政力量決定資源配置的特點比較突出，由此壓抑了市場活力，嚴重制約了經濟轉型。”張燕生談到，例如，在資源配置方面，商品市場由市場配置，但要素價格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管制，導致投資難以反映資源要素稀缺程度和真實的供求關系，成為多年來助長低成本投資擴張、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最近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傾向，即把中國30多年經濟增長的奇跡完全歸于政府主導。“事實上，正是市場化改革才形成了35年高速增長的體制基礎，才形成了中國經濟活力和效力。”遲福林擔心，過多強調政府主導作用，有可能誤導改革、耽誤改革。

因此，在專家們看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比照過去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前進了一大步。

著眼厘清政府市場界限

“?基礎性?這個表述，對市場作用界定比較模糊，尤其是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界定比較模糊。”遲福林向本刊記者表示，政府職能部門對市場干預過多，或者缺位、錯位的情況，在經濟驅動轉變的過程中逐漸顯現，客觀上就要求在新一輪的經濟體制改革中，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

“現在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給政府與市場劃清了界限。”在他看來，這至少包含了三方面內容：

其一，無論是商品(服務)還是資源要素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而非主要由政府管制;其二，消費市場需求決定投資、引導投資，防止因政府干預而導致投資消費關系扭曲，導致低效投資、無效投資和產能過剩;其三，所有企業的經營活動都需要由市場決定成敗，在市場平等競爭中獲得生產要素和實現優勝劣汰，政府不應當厚此薄彼，干預企業行為。

“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要強調在經濟生活領域實行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這樣才能理順政府市場關系，激發市場活力推動經濟轉型。”他表示。

政府角色轉變是關鍵

“現在，重點和難點是推動政府向市場放權，實質性地推動政府職能轉變。”遲福林建議，可以考慮從經濟轉型的現實需求出發，著眼于培育公平可持續的內生增長動力，從以下幾個方面理順政府市場關系。

一是加快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市場化改革。讓市場決定資源性產品價格，使資源環境成本反映到企業成本中去。這就需要推進成品油、天然氣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加快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全面實行水電氣梯級價格制度;建立完善的碳源-碳匯監測與調控機制，逐步擴大碳交易范圍，適時建立全國性碳交易市場體制，全面開展排污權交易。

二是以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為重點推進金融體制改革。讓市場決定利率、匯率，使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競爭使用金融資源。這就需要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逐步放開存貸款利率，實現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獲得和使用金融資源。同時，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三是以“負面清單”管理為重點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讓“非禁即準”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基本原則。總結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相關經驗，將“負面清單”管理在未來3～5年在全國范圍內普及開來，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實質性突破。

四是推動競爭型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角色回歸。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圍繞做大GDP總量成為競爭主體，不可避免會導致地方政府對市場不適當的廣泛、深度干預。競爭性地方政府不改變，盡管在短期內仍然可以拉動GDP的較快增長，但會為中長期發展埋下更大的經濟隱患和經濟風險。

這就需要以公共服務為導向改革中央地方財稅體制，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果斷廢除GDP導向的干部選拔機制，盡快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社會滿意度為導向的干部政績考核、選拔機制。在這個前提下，逐步形成對地方政府規范化的制度約束，形成理順中央地方關系的體制框架。□

第四篇：從名稱認識電容的作用

從名稱認識電容的作用

單片機晶振的兩個電容的作用這兩個電容叫晶振的負載電容，分別接在晶振的兩個腳上和對地的電容，一般在幾十皮發。它會影響到晶振的諧振頻率和輸出幅度，一般訂購晶振時候供貨方會問你負載電容是多少。

晶振的負載電容=[(Cd*Cg)/(Cd+Cg)]+Cic+△C式中Cd,Cg為分別接在晶振的兩個腳上和對地的電容,Cic（集成電路內部電容）+△C（PCB上電容）經驗值為3至5pf。

各種邏輯芯片的晶振引腳可以等效為電容三點式振蕩器。晶振引腳的內部通常是一個反相器, 或者是奇數個反相器串聯。在晶振輸出引腳 XO 和晶振輸入引腳 XI 之間用一個電阻連接, 對于 CMOS 芯片通常是數 M 到數十M 歐之間.很多芯片的引腳內部已經包含了這個電阻, 引腳外部就不用接了。這個電阻是為了使反相器在振蕩初始時處與線性狀態, 反相器就如同一個有很大增益的放大器, 以便于起振.石英晶體也連接在晶振引腳的輸入和輸出之間, 等效為一個并聯諧振回路, 振蕩頻率應該是石英晶體的并聯諧振頻率.晶體旁邊的兩個電容接地, 實際上就是電容三點式電路的分壓電容, 接地點就是分壓點.以接地點即分壓點為參考點, 振蕩引腳的輸入和輸出是反相的, 但從并聯諧振回路即石英晶體兩端來看, 形成一個正反饋以保證電路持續振蕩.在芯片設計時, 這兩個電容就已經形成了, 一般是兩個的容量相等, 容量大小依工藝和版圖而不同, 但終歸是比較小, 不一定適合很寬的頻率范圍.外接時大約是數 PF 到數十 PF, 依頻率和石英晶體的特性而定.需要注意的是: 這兩個電容串聯的值是并聯在諧振回路上的, 會影響振蕩頻率.當兩個電容量相等時, 反饋系數是 0.5, 一般是可以滿足振蕩條件的, 但如果不易起振或振蕩不穩定可以減小輸入端對地電容量, 而增加輸出端的值以提高反饋量.從名稱認識電容在電路中的作用

電容器在電子電路中幾乎是不可缺少的儲能元件，它具有隔斷直流、連通交流、阻止低頻的特性。廣泛應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濾波、調諧、能量轉換和自動控制等電路中。熟悉電容器在不同電路中的名稱意義，有助于我們讀懂電子電路圖。

1．濾波電容它接在直流電源的正、負極之間，以濾除直流電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電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電解電容器，也可以在電路中同時并接其他類型的小容量電容以濾除高頻交流電。

2．退耦電容并接于放大電路的電源正、負極之間，防止由電源內阻形成的正反饋而引起的寄生振蕩。

3．旁路電容在交、直流信號的電路中，將電容并接在電阻兩端或由電路的某點跨接到公共電位上，為交流信號或脈沖信號設置一條通路，避免交流信號成分因通過電阻產生壓降衰減。

4．耦臺電容在交流信號處理電路中，用于連接信號源和信號處理電路或者作兩放大器的級間連接，用以隔斷直流，讓交流信號或脈沖信號通過，使前后級放大電路的直流工作點互不影響。

5．調諧電容連接在諧振電路的振蕩線圈兩端，起到選擇振蕩頻率的作用。

6．襯墊電容與諧振電路主電容串聯的輔助性電容，調整它可使振蕩信號頻率范圍變小，并能顯著地提高低頻端的振蕩頻率。適當地選定襯墊電容的容量，可以將低端頻率曲線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頻率跟蹤曲線。

7．補償電容 它是與諧振電路主電容并聯的輔助性電容，調整該電容能使振蕩信號頻率范圍擴大。

8．中和電容并接在三極管放大器的基極與發射極之間，構成負反饋網絡，以抑制三極管極間電容造成的自激振蕩。

9．穩頻電容在振蕩電路中，起穩定振蕩頻率的作用。

10．定時電容在RC時間常數電路中與電阻R串聯，共同決定充放電時間長短的電容。

11.加速電容接在振蕩器反饋電路中，使正反饋過程加速，提高振蕩信號的幅度。

12．縮短電容在UHF高頻頭電路中，為了縮短振蕩電感器長度而串接的電容。

13．克拉潑電容在電容三點式振蕩電路中，與電感振蕩線圈串聯的電容，起到消除晶體管結電容對頻率穩定性影響的作用。

14．錫拉電容在電容三點式振蕩電路中，與電感振蕩線圈兩端并聯的電容，起到消除晶體管結電容的影響，使振蕩器在高頻端容易起振。

15．穩幅電容在鑒頻器中，用于穩定輸出信號的幅度。

16．預加重電容為了避免音頻調制信號在處理過程中造成對分頻量衰減和丟失，而設置的RC高頻分量提升網絡電容。

17．去加重電容為恢復原伴音信號，要求對音頻信號中經預加重所提升的高頻分量和噪聲一起衰減掉，設置在RC網絡中的電容。

18．移相電容用于改變交流信號相位的電容。

19．反饋電容跨接于放大器的輸入與輸出端之間，使輸出信號回輸到輸入端的電容。

20．降壓限流電容串聯在交流電回路中，利用電容對交流電的容抗特性，對交流電進行限流，從而構成分壓電路。

21．逆程電容用于行掃描輸出電路，并接在行輸出管的集電極與發射極之間，以產生高壓行掃描鋸齒波逆程脈沖，其耐壓一般在1500V以上。

22．校正電容串接在偏轉線圈回路中，用于校正顯像管邊緣的延伸線性失真。

23．自舉升壓電容利用電容器的充、放電儲能特性提升電路某點的電位，使該點電位達到供電端電壓值的2倍。

24．消亮點電容設置在視放電路中，用于關機時消除顯像管上殘余亮點的電容。

25．軟啟動電容一般接在開關電源的開關管基極上，防止在開啟電源時，過大的浪涌電流或過高的峰值電壓加到開關管基極上，導致開關管損壞。

26．啟動電容串接在單相電動機的副繞組上，為電動機提供啟動移相交流電壓。在電動機正常運轉后與副繞組斷開。

27．運轉電容與單相電動機的副繞組串聯，為電動機副繞組提供移相交流電流。在電動機正常運行時，與副繞組保持串接。

如何判斷電路中晶振是否被過分驅動？

電阻RS常用來防止晶振被過分驅動。過分驅動晶振會漸漸損耗減少晶振的接觸電鍍，這將引起頻率的上升。可用一臺示波器檢測OSC輸出腳，如果檢測一非常清晰的正弦波，且正弦波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都符合時鐘輸入需要，則晶振未被過分驅動；相反，如果正弦波形的波峰，波谷兩端被削平，而使波形成為方形，則晶振被過分驅動。這時就需要用電阻RS來防止晶振被過分驅動。判斷電阻RS值大小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串聯一個5k或10k的微調電阻，從0開始慢慢調高，一直到正弦波不再被削平為止。通過此辦法就可以找到最接近的電阻RS值。

第五篇：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

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表述不僅明確了未來全面改革的關鍵所在，更對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定調。

全會明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同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與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相比，此次市場作用的表述調整為“決定性”。業內專家普遍認為，這一轉變是此次全會的最大亮點。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表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表明黨對市場機制的認識又前進了一大步，是市場與政府關系的一次重大理論突破。明確了我國未來毫不動搖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同時打消了外界對未來中國發展道路的質疑。

回顧35年改革開放歷程，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四大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逐步明晰。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共提到22次“市場”和59次“改革”，是歷屆三中全會中提到“改革”二字次數最多的一次。

同時，在改革頂層設計方面，此次中央決定增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兩大機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占陽認為，繼上世紀80年代成立體改委之后，現在重新確立關于改革的專門機構，并建立在中央最高層，是一個信號，說明改革不止是說說而已，也是大家多年呼吁和期盼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公報中對新一輪改革還給出了時間表。全會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王軍看來，這次提出明確的改革時間節點表明了政府改革的決心，未來市場、國企、財稅、生態等方面改革都有望取得實質性進展，而且2020年臨近建黨100周年，在那時完成改革任務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目前只公告明確了一些領域的改革方向，下一步將逐漸公布改革具體內容，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