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這一新的重要論述較之此前一直強調的市場“基礎性”作用有了重大改變，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階段為進一步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而提出的新指針，是新時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新論述是對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和發展

理論創新對實踐創新具有重大先導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理論創新為先導。從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黨的十四大“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最終確立, 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如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要論斷,由此可以看出我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就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就是不斷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地位的過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既是我們黨對市場化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發展，也是針對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我國深化改革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二、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要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關鍵在于尊重市場運行規律，核心是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要尊重市場運行規律，政府必須明確自身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20年過去了市場并沒有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政府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市場經濟的“半計劃、半市場”特征顯著——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正如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的“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由于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干預，政府做了許多不該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許多應當做、應當管的事情又沒有做好、管好，而這極大束縛了市場潛力和效率的發揮。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

決定性的作用，政府必須進行自我革命，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李克強總理曾說：“市場是看不見的手，政府是看得見的手，我們不能讓看得見的手成為‘閑不住的手’。”這一形象的表述，準確的闡述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要“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創造一切條件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更大程度上、更廣范圍內，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則主要是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以及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如果政府能夠把握好這一定位，就能夠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因此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質就是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要做到這一步，政府必須尊重市場規律，包括尊重價值規律和供求規律。該交給市場解決的完全放開給市場，政府騰出更多精力管好宏觀。

但是市場不是萬能的，有一定的缺陷。總書記強調“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因此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有效的政府宏觀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

三、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基礎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必須有一個完善的市場體系。國內外的事實證明，市場作用的有效性與其完善程度成正比。而市場作用的有效性又直接決定和影響著全社會的生產效率，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首先，要繼續完善全國統一的市場。市場的統一是商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重要條件。統一市場的覆蓋范圍有多大，先進的生產力就可以在多大的范圍內取代落后的生產力。在統一的大市場內，先進的技術和資本流向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落后地區的勞動力、資源等要素流向發達地區，這是不斷縮小地區之間發展差距的根本途徑。

其次，要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改革以來，我們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2012年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即進出口總額相當于GDP比重為46%,我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年均已達25%左右，超過美國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真正稱得上“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在當前我國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已達到相當高水平的基礎上，下一步工作的著力點應當是進一步提高開放水平。要通過優化進出口結構，提高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支持經濟的持續增長。要提高利用外資水平，重點吸引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投資，鼓勵外商投資科技研發、服務外包等領域和中西部地區。要重視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安全問題，防范國際經濟波動特別是短期投機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沖擊。

第三，健全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機制。這是經濟發展活力的源泉。要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

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努力形成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要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在財稅、信貸、項目審批等各項政策上，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面臨的準入門檻高、貸款融資難等問題。

第四，要建立規范有序的市場秩序。市場是聯系生產和消費的紐帶。企業生產的產品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實現其價值，企業的個別勞動才能轉變為被消費者承認的社會勞動。有沒有良好的市場秩序，決定著市場的選擇作用能否得到有效發揮，決定著生產質優價廉產品的企業能否得到應有的回報，決定著消費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四、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關鍵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去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奇跡，但也帶來環境、資源甚至人民利益的犧牲，造成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而今要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通過生產要素變化包括數量增加、結構優化、質量提高和社會發展等途徑實現經濟增長的方法和模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關系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它不僅僅是產業、需求和投入等方面的結構調整，還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科技、城鄉關系等諸多領域。一方面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為落腳點，加快關鍵環節如城鄉一體化、金融財政、文化科技、民生發展等方面的改革步伐，形成有利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技術體系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要重視發揮市

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推動經濟社會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第二篇：市場的手將如何發揮決定性作用

市場的手將如何發揮決定性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11月13日 新華網)。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至少出現三次。另外兩次是：“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足以看出其在這次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首次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從此，“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表述被廣泛認知和傳播。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升華為“決定性”，雖“三字”之差，但意義卻深遠和重大。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競爭性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在完全競爭和不存在市場不靈的情況下，市場會用其資源盡可能多地生產出有用的物品和勞務。也就是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是最具效率的。他的經典名言是：憑借看不見的手，那些在完全競爭的經濟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能最有效促進公共利益。

理想的市場經濟是指所有物品和勞務都按照市場價格自愿地以貨幣形式進行交換。這種制度無需政府的干預，就能夠從社會上可供

利用的資源中獲取最大的利益。但是，嚴格意義上說，亞當-斯密應該是微觀經濟學的鼻祖，也就是說他發明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主要在微觀經濟領域，即：廠商、企業和個人個體的經濟行為之中。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體現的就是上述經濟學的精髓。其基礎必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市場經濟是一種主要由個人和企業決定生產和消費的經濟制度。過去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主要是指“看不見的手”在供給充分、完全競爭等領域發揮作用，前提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看得見的手”伸向了微觀經濟活動領域。這也是市場基礎性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好的因素之一。市場由“基礎性作用”升華為“決定性作用”后，要求市場在所有微觀經濟領域全面發揮作用，所有要素市場流動、交換、交易都由“看不見的手”完全決定，“看得見的手”完全從微觀經濟領域退出。

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作用，主要是指決定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流動、交易、組合和配置，這種配置是最具效率，追求效益的。發揮市場配置生產要素的決定性作用的一個手段或者說傳到機制是價格工具，包括商品價格、利率、股價、房地產價格、匯率等。在市場中，是價格在協調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較高的價格趨于抑制消費者購買，同時會刺激生產；而較低的價格則鼓勵消費，同時抑

制生產。價格在市場機制中起著平衡的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今后我國的一般商品價格、房價、油價、利率、匯率等都將帶來影響。對于一般物價來說，今后控制通脹的手段主要以市場手段調節為主，特別是貨幣工具的利率為主。過去經常使用的限價措施、價格管制手段不到萬不得已情況將不會使用。

對于房價來說，調控房地產的手段將會發生實質性改變。過去使用的限購、限價等行政色彩較濃的調控手段將會逐步淡出。轉變為經濟手段的收稅、信貸調控為主。同時，政府將會遵循市場供求規律，將增加住房供給作為平衡市場、抑制房價的主要手段。再者，政府做好自己的保障房供給任務，商品房市場價格將會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對于成品油價格來說，現在的半市場、半計劃定價機制將會逐步由市場定價起決定性作用。當然，前提是放開市場，包括石油開采、運輸、進口和零售市場。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前提是供給和需求都是多元的，沒有一家企業能夠左右市場供給和價格，而不是壟斷的。利率、匯率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下，也將逐步徹底市場化。利率的最后堡壘—存款利率上限管制被取締將為期不遠，匯率也將逐步取消上下限浮動管制。利率、匯率分別作為金融資源最重要的價格形成機制也將會逐步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總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升華為“決定性”，是向完善高效的市場經濟發起的又一次沖鋒號角！

第三篇：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

尊敬的黨組織：

把握發展的主要問題，才能達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突破;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取得“一子落而滿盤活”的效果。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用“六個緊緊圍繞”全方位部署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的改革重點。全會描繪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線圖中，突出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這是一個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要判斷，為全面深化改革明確了著力點和突破口。要把改革向縱深推進，就必須把握好這一戰略重點、主攻方向。

方向的明確、路徑的清晰，源于對現實狀況的清醒認識。當前，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三個“沒有變”決定了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經濟建設仍然是全黨的中心工作。

馬克思曾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回溯35年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從“一大二公”到“包產到戶”，開啟改革開放的全新篇章;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激發了中國發展的強勁動力。在中國的改革歷程中，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導作用，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度決定著其他方面很多體制改革的進度，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

當前，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不少集中在經濟領域，經濟體制改革任務遠遠沒有完成，經濟體制改革的潛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如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克服秩序不規范、規則不統一、競爭不充分的弊病;如何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如何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促進財權事權合理劃分，這些都關系我們能否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就必須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不動搖。

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我們破解這些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無論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還是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全會已經具體部署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我們必須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牽引和帶動其他領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協同推進、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為政、分散用力，才能將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深入研究各領域改革關聯性和各項改革舉措耦合性。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已經開啟，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才能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讓“中國號”巨輪駛得更穩、行得更遠。

匯報人：xiexiebang

第四篇：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深意

市場“決定性作用”的深意

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一詞之差，不僅凸顯了市場的主導地位，也將有助進一步厘

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尚前名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此次全會還指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深化科技體制改革。”

“不僅僅是一個提法的改變，而是強調在經濟生活領域實行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改變，體現了中央以更大決心和魄力推動政府向市場放權，理順政府市場關系，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

“?基礎性作用?是要在很大程度上發揮市場的作用，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仍然要扮演重要角色。而?決定性作用?則意味著只要是市場能發揮作用的領域都要交給市場，政府的作用僅僅是彌補市場失靈，不再過度干預微觀經濟活動。”采訪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談到。

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看來，關鍵在于政府，“最重要的還是要規范政府的職能，不該管的堅決不管，該管的要堅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政府和市場的合理職能界定，兩個方面更好地分工和配合，這是使經濟社會發展效率不斷提高、發展的代價不斷減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

凸顯市場化改革決心

從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設“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四大明確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從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大報告的提法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回顧中國的改革，市場化的前進方向一直十分明顯。“然而在現實中，行政力量決定資源配置的特點比較突出，由此壓抑了市場活力，嚴重制約了經濟轉型。”張燕生談到，例如，在資源配置方面，商品市場由市場配置，但要素價格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管制，導致投資難以反映資源要素稀缺程度和真實的供求關系，成為多年來助長低成本投資擴張、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最近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傾向，即把中國30多年經濟增長的奇跡完全歸于政府主導。“事實上，正是市場化改革才形成了35年高速增長的體制基礎，才形成了中國經濟活力和效力。”遲福林擔心，過多強調政府主導作用，有可能誤導改革、耽誤改革。

因此，在專家們看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比照過去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前進了一大步。

著眼厘清政府市場界限

“?基礎性?這個表述，對市場作用界定比較模糊，尤其是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界定比較模糊。”遲福林向本刊記者表示，政府職能部門對市場干預過多，或者缺位、錯位的情況，在經濟驅動轉變的過程中逐漸顯現，客觀上就要求在新一輪的經濟體制改革中，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

“現在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給政府與市場劃清了界限。”在他看來，這至少包含了三方面內容：

其一，無論是商品(服務)還是資源要素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而非主要由政府管制;其二，消費市場需求決定投資、引導投資，防止因政府干預而導致投資消費關系扭曲，導致低效投資、無效投資和產能過剩;其三，所有企業的經營活動都需要由市場決定成敗，在市場平等競爭中獲得生產要素和實現優勝劣汰，政府不應當厚此薄彼，干預企業行為。

“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要強調在經濟生活領域實行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這樣才能理順政府市場關系，激發市場活力推動經濟轉型。”他表示。

政府角色轉變是關鍵

“現在，重點和難點是推動政府向市場放權，實質性地推動政府職能轉變。”遲福林建議，可以考慮從經濟轉型的現實需求出發，著眼于培育公平可持續的內生增長動力，從以下幾個方面理順政府市場關系。

一是加快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市場化改革。讓市場決定資源性產品價格，使資源環境成本反映到企業成本中去。這就需要推進成品油、天然氣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加快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全面實行水電氣梯級價格制度;建立完善的碳源-碳匯監測與調控機制，逐步擴大碳交易范圍，適時建立全國性碳交易市場體制，全面開展排污權交易。

二是以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為重點推進金融體制改革。讓市場決定利率、匯率，使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競爭使用金融資源。這就需要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逐步放開存貸款利率，實現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獲得和使用金融資源。同時，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三是以“負面清單”管理為重點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讓“非禁即準”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基本原則。總結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相關經驗，將“負面清單”管理在未來3～5年在全國范圍內普及開來，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實質性突破。

四是推動競爭型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角色回歸。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圍繞做大GDP總量成為競爭主體，不可避免會導致地方政府對市場不適當的廣泛、深度干預。競爭性地方政府不改變，盡管在短期內仍然可以拉動GDP的較快增長，但會為中長期發展埋下更大的經濟隱患和經濟風險。

這就需要以公共服務為導向改革中央地方財稅體制，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果斷廢除GDP導向的干部選拔機制，盡快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社會滿意度為導向的干部政績考核、選拔機制。在這個前提下，逐步形成對地方政府規范化的制度約束，形成理順中央地方關系的體制框架。□

第五篇：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

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表述不僅明確了未來全面改革的關鍵所在，更對市場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定調。

全會明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同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與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相比，此次市場作用的表述調整為“決定性”。業內專家普遍認為，這一轉變是此次全會的最大亮點。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表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表明黨對市場機制的認識又前進了一大步，是市場與政府關系的一次重大理論突破。明確了我國未來毫不動搖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同時打消了外界對未來中國發展道路的質疑。

回顧35年改革開放歷程，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四大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逐步明晰。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共提到22次“市場”和59次“改革”，是歷屆三中全會中提到“改革”二字次數最多的一次。

同時，在改革頂層設計方面，此次中央決定增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兩大機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占陽認為，繼上世紀80年代成立體改委之后，現在重新確立關于改革的專門機構，并建立在中央最高層，是一個信號，說明改革不止是說說而已，也是大家多年呼吁和期盼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公報中對新一輪改革還給出了時間表。全會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王軍看來，這次提出明確的改革時間節點表明了政府改革的決心，未來市場、國企、財稅、生態等方面改革都有望取得實質性進展，而且2020年臨近建黨100周年，在那時完成改革任務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目前只公告明確了一些領域的改革方向，下一步將逐漸公布改革具體內容，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