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隆重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李長春、李克強出席大會并為獲獎代表頒獎。溫家寶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在大會上講話。李克強主持大會。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首先向獲得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1]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長謝家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吳良鏞頒發獎勵證書，并同他們熱情握手，表示祝賀。

2011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共授獎374個項目和10位科技專家。其中，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2人；國家自然科學獎授獎項目36項，其中一等獎空缺、二等獎36項；國家技術發明獎授獎項目55項，其中一等獎2項、二等獎53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授獎項目283項，其中特等獎1項、一等獎20項、二等獎262項；授予8名外籍科學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春天的故事》的部分歌詞：“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請回答：（1）為什么說1979年“是一個春天”，這里的“春天”指什么？（2）“有一位 老人”這位“老人”指的是誰？請你用一句話評價這位老人（3）老人在1979年“畫了一個圈”是指什么？（4）歌詞中的“老人”1992年“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是指什么？你能說出其中的一些內容嗎？它有何影響？

（5）歌曲歌頌了“老人”的豐功偉績，你能說一說這位“老人”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了哪些貢獻嗎？答:1)“春天”是指：改革開放的春天，也就是改革的開始的意思2)“老人”指的是：鄧小平同志 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3)“畫了一個圈”是指：劃出四個特區4)“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是指：南方談話 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

5)這歌是歌頌鄧小平同志的他的貢獻有：在“文革”結束后,鄧小平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新時期的繼承和發展.在這條正確的思想路線的指引下,鄧小平做出了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兩大歷史性貢獻:一是正確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意義;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在中國經濟改革不算長的編年史上，有兩個年份值得中國人銘記：1979年和1992年。一首《春天的故事》記錄了1979年的那段往事，此后的二十幾年足以證明中國得到了多么驚人的回報1979中國開始改革開放1992年國務院出臺了“股份公司管理條例”和“有限責任公司管理條例”，開始有了現代企業的游戲規則 3.核心措施：1.改革開放政策 2.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確立 3.一國兩制

第二篇：2011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2011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1.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粒子加速器事業開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著名加速器物理學家謝家麟

2.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著名建筑與城鄉規劃學家、新中國建筑教育奠基人之

一、人居環境科學創建者吳良鏞榮獲2011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中國2011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共授獎374個項目和10位科技專家，包括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人，國家自然科學獎36項，國家技術發明獎55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283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8人。其中，“青藏高原地質理論創新與找礦重大突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第三篇：中國2012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簡介

中國2012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簡介

1、王小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電子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通信工程學院通信與信息系統學科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理工大學信號處理專業、電磁場與微波技術專業博士生導師。被譽為“中國預警機之父”。

2、鄭哲敏，爆炸力學、應用力學和振動專家。原籍浙江鄞縣，生于山東濟南。194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獲學士學位。1949年和1952年分別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1993年當選為美國工程院外籍院士。1994年選聘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早期從事彈性力學、水彈性力學、振動及地震工程力學研究。1960年開始從事爆炸加工、地下核爆炸、穿破甲、材料動態力學性質、爆炸處理水下軟基等方面的研究。開展爆炸成形模型律、成形機理、模具強度、爆炸成形材料的動態力學性能、爆炸載荷等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實驗工作，同時解決了成形參數與工藝問題，開辟了力學與工藝相結合的“工藝力學”新方向，在爆炸力學的理論和應用方面作出貢獻。1980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第四篇：2011國家科學技術獎

2011國家科學技術獎

201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

2011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共授獎374個項目和10位科技專家。其中，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2人；國家自然科學獎授獎項目36項，其中一等獎空缺、二等獎36項；國家技術發明獎授獎項目55項，其中一等獎2項、二等獎53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授獎項目283項，其中特等獎1項、一等獎20項、二等獎262項；授予8名外籍科學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2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長謝家麟，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吳良鏞。

國家自然科學獎授獎一等獎空缺、二等獎36項。

國家技術發明獎授獎項目55項，其中一等獎2項、二等獎53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授獎項目283項，其中特等獎1項、一等獎20項、二等獎262項。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授予8名外籍科學家。

2011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獎勵公告：

第五篇：部分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風采

部分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風采

感受中國科學的脊梁

□本報記者

李虎軍 □張小軍

當今世界，大概很少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迫切希望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4月12日，當一位中國科學家在太平洋彼岸捧得一項堪與諾貝爾獎相媲美的世界科學最高榮譽———泰勒環境獎時，卻沒有在國內激起多少漣漪。這位迄今仍然鮮為人知的中國科學家是誰？他所從事的是怎樣的工作？我們對諾貝爾獎的魂牽夢繞，是不是出于一種葉公好龍的心態？

中國需要脊梁，中國科學界也需要脊梁。魯迅先生說過，中國的脊梁是那些埋頭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那么中國科學的脊梁就是那些為中國科學的發展，踏踏實實做些事情的人。近日獲得世界環境科學最高獎———泰勒環境獎的劉東生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泰勒環境獎由美國人約翰·泰勒和愛麗絲·泰勒在1973年創立，由美國南加州大學管理，每年頒獎一次，獲獎者可得到20萬美元獎金和一塊金牌，這項大獎有“環境科學諾貝爾獎”之稱，劉東生是獲得這項大獎的第一位中國大陸學者。

曾聽說，某國在每年固定的節日，臣民們會把國王置于天平的一端，在天平另一端放入黃金，直至兩者平衡，最后的黃金量就是臣民當年的奉獻。而要贏得泰勒環境獎沉甸甸的金牌，科學家需要在天平的那一頭付出什么呢？

50年癡情

黃土是劉東生先生的摯愛。半個世紀以來，劉先生始終癡情于黃土，從中尋找全球環境變化的故事，以及對當今環境問題的啟示。

1942年從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畢業后，劉先生師承中國地質調查所著名科學家楊鐘健進行魚化石研究，曾獲古生物領域頗有影響的馬以思獎。

1954年，劉先生來到中科院地質所，從此與中國獨有的黃土打起了交道。30年后，他和同事們拿出了一本被國內外同行奉為經典的專著：《黃土與環境》。

數百萬年來，風將黃土從遠方搬移到中國北部，在黃土高原上形成了厚厚的沉積層。在那本專著中，劉先生和同事們提出，一層層的中國黃土，蘊藏著二百萬年來一個個的地球故事，從而在傳統的海洋沉積物和極地冰巖心以外，增加了一種非常難得的環境變化標本：中國黃土，為全球環境變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

此后，劉先生和同事們開始解讀中國黃土背后那一個個地球故事。在黃土中追尋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面對現實和預測未來。黃土研究已經為人類今天面臨的環境問題，諸如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沙塵暴的頻頻發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決策依據。

例如，他們的研究表明，黃土高原上從來就沒有過大面積的森林植被。在一些黃土地區，樹木難以扎根，即使種上了，過上幾年也可能死掉。因此，環境治理必須因地制宜。

這些研究成果的后面，隱藏著巨大的艱辛。劉先生對當時的情形有著這樣的描述：“每年有幾個月在野外奔走，為了工作可以披星戴月，不帶任何行李，在黃土高原上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野外工作還意味著風險。劉先生走遍了黃土高原，他當時走過的很多地方，后來再沒有人去過。在這些地方，劉先生采集了數不清的黃土樣品。跟隨他多年的高福清說：“原始黃土層往往位于峭壁懸崖，爬上去采樣的時候，如果掉下來摔到石頭上就慘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

不過，在劉先生眼里，這樣的危險并不是最大的障礙，因為“科學研究的艱苦性往往寓于它的連續性之中”。或許只有置身其中的研究人員最清楚，數十年如一日究竟意味著什么。

在劉先生的辦公室，記者看到了他50年前的一個野外記錄本。詳細的文字，形象的地質素描圖，仿佛訴說著主人當年的專注。這樣認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是劉先生一生的財富。

或許正是這樣的態度，加上他的勤奮和才華，使得劉先生當年能夠從眾多研究人員中脫穎而出，成為黃土研究的先驅。劉先生的助手韓家懋說，那么多專家參加了野外工作，真正抓住黃土中的科學問題，從理論上進行總結的還是劉先生。

廉頗未老

留下劉先生足跡的，不只是黃土高原。

說起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總讓人產生一種畏懼感。劉先生卻從1964年起，參加領導了希夏邦馬峰、珠穆朗瑪峰、托木爾峰、南迦巴瓦峰等多次科學考察，為中國的高峰科學考察事業闖出了一片天地。

在多年的考察中，他和同事們發現了青藏高原許多不尋常的地方。如今，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已被確認為世界第一大峽谷，青藏高原上空存在的臭氧低谷也得到確認，身為青藏高原研究會名譽理事長的他倍感欣慰。

多次考察世界第三極———青藏高原以后，劉先生并不滿足。他想探訪地球上更多的地方，特別是南極和北極。

1991年，73歲的劉先生參加了南極考察隊。去南極的一般都是年輕人，考察隊起初并不“歡迎”他。這時，他不惜動用自己在學界的影響，四處游說。有人開玩笑說，老先生是偷渡去南極的。

1996年，劉先生又去了北極的斯瓦巴德島。他的極地夢終于實現了。有人問他，為什么在年邁之際做出一個個驚人的壯舉？他的回答是，自己喜歡實地踏訪，也是由所從事的學科特點決定的。

中科院地質所流傳著這樣一則趣事。2000年，老先生軟磨硬泡，要隨隊去南沙考察。考察隊就準備了幾套方案，以便在老先生暈船時迅速送回岸上。誰能想到，這一介書生年輕的時候，竟然拿過天津市的100米自由泳冠軍。結果呢，船上的年輕人幾乎全趴下了，老先生卻是神采奕奕。

如今，老先生依然牽掛著心愛的中國黃土、青藏高原，以及南北兩極科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從美國捧回泰勒獎以后，他又像往常一樣，每天去辦公室上班，還要去中科院研究生院講課。

大師風范

在采訪中，不少科學家告訴記者，只有劉先生那樣的學識和人品，才能把全國范圍內的黃土研究集體組織起來。

劉先生在拿到科研項目時，總希望國內的優秀科學家都能參與進來。他喜歡與同事們就黃土研究進行討論，喜歡與同事們野外重逢時大聲歡呼。他認為，合作這個詞，似乎不足以表達黃土研究集體的一切。在《黃土與環境》的序言中，他用樸實的語言表達出了這種深情：“雖然單位不同，人很多，但我們對黃土的認識及工作中的想法，就像一個人一樣。”

拿到“泰勒環境獎”這一環境科學的國際最高獎項時，劉先生又提到了這個并沒有固定組織的研究集體，“大家很不容易，多年來一直在一起堅持工作。”

劉先生多次提起兩個名字：王恒升和郭正堂。

王恒升是劉先生的恩師，也是中國科學院的資深院士，今年102歲高齡。在記者面前，劉先生像孩子一樣說：“我可以回家向老師報喜了。”

郭正堂是劉先生最為贊許的年輕學者之一。今年3月，以郭為首的研究小組在英國《自然》雜志上撰文稱，通過分析黃土高原西部的堆積物，發現早在2200萬年前，中國這塊土地上就出現了荒漠。這項成果受到科學界的普遍承認，一位德國科學家說：“這是喜瑪拉雅的自傳。”同時它對于理解荒漠演化的機理和沙塵暴治理也有現實意義。劉先生說，郭的研究一共做了5年，收集了上萬個數據，因為時間跨度大，有些數據不行了就再做，這才是踏踏實實做事情。

去美國南加州大學領獎時，劉先生帶上了夫人胡長康。胡女士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員，野外工作對她來說也是家常便飯，夫妻倆難得一聚，彼此卻也多了幾分理解。這對相濡以沫50年的夫妻，最近一些年才開始了長相廝守的生活。（原載《南方周末》 2002.4.5）

喜看稻菽千重浪

——記首屆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袁隆平

沈英甲

袁隆平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漢族，江西德安人。1953年畢業于西南農學院，分配到湖南安江農校任教。1964年開始雜交水稻研究，1971年調入湖南省農業科學院，1978年晉升為研究員，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1995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袁隆平的秈型雜交水稻研究獲我國迄今唯一特等發明獎；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袁隆平“功勛科學家”稱號；我國發現的國際編號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為“袁隆平”星；他先后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安全保障榮譽獎”等8項國際獎勵。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2001年春節過后的第二天，湖南長沙馬坡嶺籠罩在薄霧之中，空中不時飄下雨點。袁隆平瞇起雙眼，出神地打量著這片幾百畝大的試驗田，然后跨過水渠，邁步走進田間。他蹲下身子翻看著土壤。我跟隨在他身后不禁產生了瞬間的錯覺：這難道就是幾天后就要赴京，領取由國家主席親自簽署、頒發的國家最高科技獎的科學家嗎？他看上去更像一個地道的湖南農民，這使我想起了農民送給他的“泥腿子專家”、“泥腿子院士”的稱謂。挽起褲腿走下稻田，是人們從播種到收獲季節見到的袁隆平最標準的“形象”。

人們常提出的一個疑問是：中國的稻田里如何走出了袁隆平這樣一位世界級的農業科學家？

中國在現在和將來相當長的歲月里，都將是一個農業大國，“民以食為天”的說法自古流傳，到了當代，農民出身的毛澤東說，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飯的事情最大。五六十年代我國普遍發生的饑饉給袁隆平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那時在湖南一所偏僻山村農校──湘西雪峰山麓的安江農校任教的青年袁隆平便下定決心，拚盡畢生精力用農業科技戰勝饑餓。

他在1960年發現“天然雜交稻株”的往事，注定要成為世界農業史上的經典事例。那是1960年7月的一天，下課鈴聲響過之后，袁隆平拍去身上的粉筆灰塵，掖著講義夾，匆匆來到校園外的早稻試驗田。采用常規法培育出來的早稻常規品種正在勾頭撒籽，呈現一派豐收景象。袁隆平把講義夾放在田埂上，連褲腿都沒挽，就走下稻田一行行地觀察起來。“突然，他那敏銳的目光停留在一蔸形態特異、鶴立雞群的水稻植株上。他屏氣靜神地伸出雙手，欣喜地撫摸著那可愛的稻穗，激動得幾乎要喊出聲來”！這是一株奇特的稻禾，株形優異，穗大粒多，足有十余穗，每穗有壯谷一百六七十粒。袁隆平用布條扎上記號，從此格外精心地照顧這蔸稻禾。收獲季節他得到了一把金燦燦的稻種。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把這些種子播種到試驗田里，期待收獲有希望的新一代稻種，因為系統選育（從一個群體品種中選擇優良的變異單株）是一種主要的育種方法，當時許多優良的稻麥品種都是通過這種方法選育出來的。可是當秧苗發綠長高之后袁隆平發現，它們高的高，矮的矮，成熟得也很不一致，遲的遲，早的早，沒有哪一蔸的性狀超過它們的前代。一種失望的情緒掠過袁隆平心頭，但是對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有著深入研究的袁隆平進而想到，從遺傳學的分離律觀點看，純種水稻品種的第二代是不會有分離的，只有雜種第二代才會出現分離現象。今年它的后代既然發生分離，那么可以斷定去年發現的性狀優異稻株是一株“天然雜交稻”的雜種第一代。

他返回試驗田對那些出現分離的稻株進行研究，高的、矮的、早熟、遲熟??一一做了詳盡記錄。經過反復統計計算，袁隆平證明，這次發現完全符合孟德爾的分離規律。袁隆平的實踐讓他發現了真理：既然去年那株“天然雜交稻”的雜種第一代長勢這么好，充分證明水稻也存在明顯的雜種優勢現象；既然自然界客觀存在“天然雜交稻”，只要探索出其中規律，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雜交稻，也就一定能把這種優勢應用到生產上，從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產量。后面我們將看到，袁隆平對真理的發現，使他不可避免地必須向國際知名的權威和他們的權威結論發起挑戰，這種挑戰之艱難往往使挑戰者身心俱疲，落荒而去。

創新是科學家的靈魂和本質

有人說，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戰的勇氣和信心。在他決定選擇水稻雜種優勢利用作為自己的攻關方向時，并不知道世界上已有美國、日本等國的科學家從事過研究，但沒有成功。這無疑是一道世界難題。況且，他還得頂著研究水稻雜種優勢利用是“對遺傳學的無知”等權威學者的指責和壓力。他根據自己的實踐，以科學家的膽識和眼光斷定雜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輝的前景，他決心義無反顧地堅持研究。

因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衰退，因而雜交無優勢”的論斷明白無誤地寫在美國著名遺傳學家辛諾特和鄧恩的經典著作、五六十年代美國大學教科書《遺傳學原理》中，由此有人嘲笑“提出雜交水稻課題是對遺傳學的無知”。

在理論與事實發生矛盾時，袁隆平的態度是尊重權威但不崇拜權威，不能跟在權威后面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權威的每一個觀點。他知道，根據自己直接觀察到的一些事實表明水稻具有雜交優勢，“無優勢”論是沒有試驗依據的推論，這一推論與自交系的雜交優勢現象相矛盾：玉米自交系繼續自交不再引起衰退現象，但雜交能產生強大的優勢。而天然的自花授粉植物品系（天然自交系）自交也不退化，為什么雜交卻不能產生雜種優勢呢？袁隆平堅信搞雜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無優勢”論這一傳統觀念挑戰，從而拉開了我國水稻雜種優勢利用的序幕。

袁隆平認為，水稻的雜交優勢利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進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雜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進行，產生的種子數量極為有限，不可能在生產上推廣應用。再一條路就是培育出一個雄花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種的花粉去給它授粉雜交，產生出用于生產的雜交種子。然而國內外都沒有這一先例，國際上有著名學者斷言：不可能。還有學者認為，像水稻這樣一朵花只結一粒種子的“單穎果作物”，利用雜種優勢必然制種困難，無法應用于生產。在獨立開展雜交水稻研究很長時間之后，袁隆平才從國外資料中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國的瓊斯就發現了水稻雄性不育現象。最早開展這項研究的是日本的科學家，當時是50年代。此外美國、菲律賓的科學家也相繼開始了這項研究。盡管實驗手段先進，但都因這項研究難度確實太大，無法在生產中得到應用。

袁隆平不打算退卻，他很清楚他擁有的有利條件是其他國家科學家少有的：進行這項研究，中國有中國的有利條件，中國是古老的農業國，又是最早種植水稻的國家之一，有眾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種，蘊藏著豐富的種質資源；有遼闊的國土和充足的光溫條件，海南島是理想的天然溫室，育種者的樂園；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組織科研協作攻關；有黨的正確領導，任何困難都可以組織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對為攻克雜交水稻難關在全國13個省區的18個科研單位進行的科研大協作感慨不已，認為沒有這樣的大協作，雜交水稻研究決不會取得今天這樣世界矚目的成果。

1964年7月5日，“泥腿子專家”袁隆平又走進了安江農校的稻田，去尋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頭頂烈日腳踩淤泥彎腰駝背去尋找這種天然雄性不育株，已是第16天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棵雄花花藥不開裂，性狀奇特的植株上，這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馬上把這株洞庭早秈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條標記。袁隆平欣喜異常，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終于找到了。

兩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論文《水稻雄性不孕性》發表，它證明了袁隆平培育雜交水稻的理論設想是科學的，是切實可行的。袁隆平的發現，開創了世界水稻研究的新紀元，已經被證明殘缺不全的陳舊理論從此被歷史封存。

“事實是科學家的空氣”

科學家是真理的侍者，是事實的追隨者。袁隆平堅信實踐能發現事實，發現真理，并能驗證真理。他對中國億萬農民懷有深厚的感情，在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稻田中，他一邊甩去手上的泥巴一邊對我說，農民不富裕談不到現代化，單產上不去農民就富不起來。現在我們試驗田種的雜交稻每畝產700千克，農民種的畝產能達到800千克甚至更高，因為他們大量采用有機肥。還有比這更令他欣慰的事嗎？

凡是涉及不顧農民利益，無視事實的事，他都能挺身而出毫不含糊地闡明事實，至于是不是得擔風險，袁隆平在所不計。

前些年一家有影響的報紙在頭版刊登了一篇貶斥雜交稻的文章，說雜交稻是“三不稻”──“米不養人，糠不養豬，草不養牛”。這種不顧事實的說法給農業科研人員和廣大農民心頭蒙上了陰影。袁隆平寫了一封信寄給了人民日報，憑著他杰出的學識和無與倫比的實踐，用事實說明“雜交稻既能高產又能優質”。1992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刊登了袁隆平的來信。

信中，袁隆平用平和的語氣，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最近社會上流傳雜交稻米質太差，有人貶雜交稻為“三不稻”，說什么“米不養人，糠不養豬，草不養牛”。果真是這樣嗎？我想用事實來回答：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在生產上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國家，雜交稻比一般水稻每畝增產100千克左右。1976年──1991年全國累計種植雜交稻19億多畝，增產糧食近2000億千克。由此可見，雜交水稻的推廣，對解決我國11億人口的溫飽問題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全國種植面積最大、產量最高的一個水稻良種“汕優63”是雜交稻。近幾年的年種植面積都超過一億畝，平均畝產穩定在500千克左右，不僅產量高而且品質好，被評為全國優質秈稻米。的確，在我國南方生產的稻谷中，有相當一部分米質較差，這主要是雙季早稻。目前積壓的稻谷以及歷年來糧店出售的大米，大多數為這種早秈稻。他寫道，雙季晚稻和一季中稻一般品質較好，糧店偶爾出售這種稻米時，則出現排長隊爭購的現象。而雜交稻則占雙季晚稻和中稻面積的80％左右，產量占90％以上。因此，說雜交稻屬劣質米與事實不符。

袁隆平進而寫道，其實，雜交稻、常規稻與任何其他農作物一樣，品種不同，產量和品質是有差別的，有的甚至很懸殊。一般地說，大多數雜交稻品種的米質屬于中等，其中也有個別雜交稻品種的米質較差，但絕不能以個別品種的優劣來概括一般。

就這樣，袁隆平捍衛了事實也就是捍衛了真理。

對于不符合事實，嚴重違背科學規律的事情，袁隆平也以同樣的膽識力排眾議力挽狂瀾。1993年湖南農村部分地區發生了盲目大面積推廣未經品種審定的玉米稻的現象。所謂“玉米稻”有這么個來歷：某農學院用幼芽浸泡法將玉米的DNA片段成功地導入了水稻，育成了具有某些玉米特征特性的玉米稻，取名“遺傳工程稻”。針對玉米稻存在的較大缺點：株葉形態不好，植株松散，葉片寬長而披，不僅造成田間的通風透光條件不良，降低群體的光合效率，還嚴重限制了有效穗數的提高，實際產量并不高。為此袁隆平撰文“對大面積推廣玉米稻要持慎重態度”，在這篇文章中，袁隆平鄭重建議對此要持慎重態度，應嚴格按照推廣農作物新品種的科學程序辦事，絕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先行小面積試種示范，待確證在當地能獲得高產后，再大面積推廣。湖南省農業廳以最快速度向全省有關部門發函，轉發了袁隆平的這篇文章，及時避免了湖南農業生產的大滑坡，穩住了湖南的糧食總產量。

“饑餓的威脅在退卻”

在一次電視臺舉辦的活動上，主持人問作為特邀嘉賓參加活動的袁隆平是不是也做夢，夢見過什么？

袁隆平盡管是一位世界級的偉大科學家，同時也是一個凡人，當然要做夢。他高興地回答：他曾經夢見水稻長得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掃帚那么大。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過這極具夸張的夢想，正在走向現實。

1986年，袁隆平在總結國內外水稻雜種優勢利用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已掌握的新材料，提出了雜交水稻育種的戰略設想。在他的著名論文《雜交水稻育種的戰略設想》中，科學地將雜交水稻育種分為“三系法為主的品種間雜種優勢利用、兩系法為主的秈粳亞種優勢利用，再到一系法為主的遠緣雜種優勢利用”三個戰略發展階段。若將雜交稻強優組合的優勢固定下來，就可以免除年年制種，成為一系法雜交稻。

作為世界公認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客觀地分析了現階段培育的雜交稻的缺點，并把這些缺點概括為“三個有余，三個不足”：前勁有余，后勁不足；分蘗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結實不足。他組織助手和同行，從育種與栽培兩個方面，采取措施解決。他主持的“兩系法亞種間雜種優勢利用”研究課題通過了國家“863”計劃論證，正式立項開展研究，袁隆平擔任了國家“863－101－01”專題的責任專家。1995年，兩系雜交稻基本研究成功，被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評為1996年全國十大科技新聞，并列為榜首。

1997年，袁隆平發表了《雜交水稻超高產育種》重要論文。1998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第18屆國際遺傳學大會上和9月在埃及開羅召開的第19屆國際水稻會議上，袁隆平發言：由于采取了形態改良與雜種優勢利用有機結合的技術路線，中國在培育超級稻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經過中國許多科學家10多年的協作研究，目前技術上的難題已基本解決。袁隆平預計，亞種間超級雜交稻將在近幾年內應用于生產，并將在下世紀初大面積生產中發揮巨大的增產作用。

有人統計過，由于雜交水稻的研究成功，開辟了糧食大幅度增產的新途徑，大面積的推廣給我國水稻生產帶來了一次飛躍，雜交稻比常規稻增產20％左右，為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糧食自給自足難題做出了重大貢獻。1976年──1999年，全國累計推廣雜交水稻35億多畝，增產稻谷3500億千克。近年來，全國雜交水稻年種植2．3億畝左右，年增產的稻谷可以養活6000萬人口。

1997年，袁隆平提出了超級雜交稻選育的指標、株型模式和技術路線，選育出一批具有超高產潛力、米質優良的亞種間苗頭組合，其中江蘇農科院與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合作選育的兩個組合在1999年大面積示范中，共有14個百畝片和1個千畝片畝產700千克以上，達到了農業部制定的中國超級稻產量指標；小面積最高產量達每畝1139千克（每公頃日產107．4千克），達到了日產量100千克／公頃的超級稻產量指標。如果按年推廣2億畝計，年增糧食可養活7000多萬人口。袁隆平對我說，這是對看上去表情顯得十分深沉的美國經濟學家布朗“未來誰來養活中國”疑問的有說服力的回答。

美國學者唐·帕爾伯格在他《走向豐衣足食的世界》一書中寫道：袁隆平使“饑餓的威脅在退卻，袁正引導我們走向一個營養充足的世界”。

1998年，經權威的資產評估所評估，“袁隆平品牌”無形資產價值1000億元。在各國水稻科研工作者心目中，位于長沙馬坡嶺的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已成為“麥加”那樣的圣地。

近十幾年來，雜交水稻不斷走向世界，已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引種推廣，這項技術是我國轉讓給美國的第一項農業科技專利。

袁隆平是在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中國科學家之一，他正在引導一場新的“綠色革命”的興起。（原載《科技日報》 2001年2月22日）

“好管閑事”的戰略科學家

——記2010年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師昌緒

人物小傳：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縣，1945年畢業于西北工學院礦冶系，1952年獲美國歐丹特大學冶金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他是我國著名的物理冶金學家、材料科學家、戰略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屬所所長、中國科學院部技術科學部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

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點鐘離開家，9點鐘到辦公室，來訪的客人有時一天好幾撥，請他提供咨詢意見的、指導科研工作的、題詞的、寫序的??幾乎有求必應。此外，去年一年，北到哈爾濱、南到廣州，他出了10次差，還在北京主持、參與了幾十個學術會議。

這位樂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榮獲國家科技獎最高獎的兩位得主之一，我國高溫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蝕、鎂合金、碳纖維等多個領域貢獻卓著的戰略科學家師昌緒先生。

“我這樣的生活很沒意思，也不希望別人都像我一樣。”師先生自我解嘲說：“但我已經是這么個定型了，在家反而苦惱，所以天天工作，生活很充實，覺得能對得起國家、民族，也就是這個樣子。

“美國人做出來了，我們怎么做不出來？”

1月7日上午，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以下簡稱基金委）的一間會議室里，記者見到了91歲的師先生。雖然發已掉光、牙已全無，但老先生卻背不駝、眼不花，步伐穩健、思維敏捷。聽著后輩和老同事講述他的往事，師先生時而會心一笑，時而神色凝重；他對數十年前的事情記得一清二楚，時不時插話補充兩句；說到激動處，忍不住用手指敲得桌子“篤篤“直響。

“北京、上海，這兩個地方任你選。”1955年6月，時任中科院技術科學部主任的嚴濟慈，對剛從美國回來的師昌緒說。

結果，這位35歲的洋博士選擇了沈陽，因為中科院金屬所在沈陽。到金屬所后，他被指定為鞍鋼工作組的負責人，由物理冶金理論研究，轉向煉鋼、軋鋼工藝開發。兩年之后，師昌緒又服從國家需要，轉任金屬所高溫合金研究組的負責人，帶領一支小分隊常駐撫順鋼廠，研制航空發動機的核心材料——高溫合金。師昌緒帶領科研人員奮力攻關，很快開發出代替鎳基合金GH33的鐵基高溫合金GH135，用這種新材料制作的航空發動機關鍵部件——渦輪盤，裝備了大量飛機。

更難啃的骨頭在后面。1964年，中國的新型戰斗機設計出來了，就差發動機用的耐高溫高壓渦輪葉片。此前，只有美國能研制這種空心葉片，國內的人都沒見過。一天晚上八九點鐘，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總工程師榮科找到師昌緒家里，問他能不能牽頭搞空心葉片。“我也沒見過空心葉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師先生回憶說，“但我當時就想，美國人做出來了，我們怎么做不出來？中國人不比美國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來。”

第二天，他與時任金屬所所長的李薰先生研究決定接受這個任務。榮科聽到這一消息自然高興，但同時也“提醒”師昌緒：我可是立了軍令狀的，做不出來，我把腦袋割下來。師昌緒一笑：咱們就共同承擔吧。

為啃下這塊硬骨頭，由師昌緒掛帥，從金屬所的相關研究室挑選了“一百單八將”，成立了專門的項目組。他們采納了容科“設計——材料——制造一體化”的建議，與發動機設計和制造廠等合力攻關。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在100毫米的葉片上均勻做出粗細不等、最小直徑只有0.8毫米的9個小孔，談何容易！他們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澆注、脫芯，以及斷芯無損檢測等一道道難關，于1965年研制出中國第一代鑄造多孔空心葉片，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能研制這種葉片的國家。

后來，國家決定把空心葉片的生產轉移到遠在貴州的一個工廠，航空部點名師昌緒帶隊到生產第一線，幫助解決生產中的技術難題。當時從沈陽到貴陽要坐48個小時的悶罐火車，路上連喝的水都沒有。工廠的條件極為艱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發霉的大米和紅薯干，以至于廠里的總工程師過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買來白面，給科研人員蒸饃改善生活。師昌緒他們日夜在車間里鏖戰。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他們終于克服了實際生產中的技術難關，至今所生產的數十萬個葉片沒出過一起質量問題。

“當時當然有壓力了，但關鍵看你敢不敢往前沖。”憶當年，師先生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來，除非你不努力。”

“我這個人沒什么本事，就是能團結大家”

“與師先生相處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親和力。不管到哪兒，在哪個地方工作，都有很強的親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說到這里，袁海波很是感慨，“作為一個大科學家，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在技術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尤其需要團隊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學術牽頭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來。“這一點，當前在我國科技界特別重要，也特別不容易！”

親和力來自淡泊名利的品格。國際材料聯合會是世界材料學界的權威學術機構，加入該組織對促進我國材料科學的發展非常重要。據曾任中國材料研究學會副理事長的袁海波回憶，1986年國際材料聯在美國舉行會議，師先生與清華大學的李恒德教授應約參加，期間做了大量工作，妥善處理了與臺灣相關的議題，終于在1991年底說服國際材聯修改章程，接納中國材料聯合會代表中國成為其會員，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與中國材料聯合會并存。1991年，中國材料研究學會在中國材料聯合會的基礎上正式成立，許多人認為師先生是該研究會理所當然的理事長。結果，師先生主動讓賢，自己只做顧問。

“師先生就是這樣，以事業為重，以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重，從不考慮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袁海波說。

親和力來自尊重他人的作風。“1964年我擔任師先生研究室的學術秘書，剛開始挺拘謹的，后來發現他一點架子也沒有。”說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屬所前所長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動感情，“師先生非常尊重別人，從不把自己擺得很高。他帶領我們研究高溫合金，不像有的老師，要求你一定要照著他說的去做，而是劃一個大的范圍，讓你放手去干；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錯了再重來都可以。跟師先生工作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他的團結指導下，完全可以指到哪兒就能打到哪兒。”

讓李依依特別欽佩的，是師先生對每一個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對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屬所工作時，從他家到科研大樓只有一兩百米的距離，5分鐘的路程他要走半個小時，因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前幾年，我跟師先生重回貴州葉片生產廠，老工人們都圍過來跟他握手：‘師老師，您好久沒來了！’。”

親和力來自嚴謹求實的學風。雖然年事已高，但師先生開會做演講、報告，不管是學術的還是管理類的，極少讓別人“代勞”；凡是讓他辦的事情，都一絲不茍，絕不馬虎。袁海波剛擔任基金委秘書長不久，把大家精心編輯的《科技成果匯編》送給師先生過目。“我原以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沒想到每一篇他都認真修改，改了一半多，連每一項成果的英文標題都不放過！”

1998年，鑒于師先生在高溫合金材料領域的卓越貢獻，包括GE等大公司在內的11個國際跨國公司聯合授予他“突出貢獻獎”，并稱他為“中國高溫合金之父”。

“這不對！”師先生聽說后立即糾正，“在國內搞高溫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較大的貢獻。”

師先生說：“我這個人沒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團結大家。”（原載人民網：2011-01-14）

與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得主黃昆的對話

解說：2002年2月1日，黃昆在人民大會堂接過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這位在物理學領域默默耕耘60多年的老科學家，有生以來第一次站在公眾矚目的位置上。

記者：我看到不少和您有關的報道上面，那些記者對您都有點怕的感覺，而且您也說您也怕記者。您主要怕什么呢，是怕耽誤時間呢還是其他什么？

黃昆：我怕沒什么可說的。我實際上跟人交往甚少，我想不出來如果有人，他就到這兒來交往，我很不習慣。

記者：我看有的報道上說您準備要換一輛新車，現在想好了換什么樣的車嗎？

黃昆：已經換了，是個奧迪。奧迪是多少號都弄不清了。

記者：坐起來跟那個舊車比，感覺怎么樣？

黃昆：都是可以把我從家里運到這兒來，再給我運回去，這個事對我來講最主要的就是還有司機，幫助我們干一些零碎事，除此之外也沒有什么。不像這司機本人，對這好一點的車什么的興趣極大。記者：司機本人要比您高興多了？

黃昆：對。

解說：這是黃昆留學英國時的照片，就在他畢業的那一年，和諾貝爾獎獲得者馬克斯玻恩合著的《晶格動力理論》一書，被奉為固體物理學的“圣經”。1951年底，黃昆回到祖國從事普通的物理教學工作。32年后，64歲的黃昆重新以“黃—朱模型”再次引起同行的注目，歷經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如今已83歲的高齡，仍然沒有離開工作多年的辦公室。

記者：您今年是83歲的年紀了，每天到所里來兩個鐘頭的工作，不容易堅持下來吧？

黃昆：兩個鐘頭還可以，不過并沒有認真做什么工作。因為我做工作是只會做具體的，無論是科學研究或者是教學工作，不像有的科學家善于領導別人工作，可以做元帥。我說我的這個風格一直是、基本是當前線具體干活的，就是一個83歲的前線的一個小兵。所以83歲的小兵很難當，因為到83歲，應當是經驗豐富、善于領導，可是恰好這是我的弱點。過了80（歲）還想做很具體的科研工作，恐怕是只能是想想，是很難實現的。

記者：您說您適合做個小兵，不適合做個將軍，而在1977年之后，您當了半導體所的所長，其實就是一個將軍了。

黃昆：當時是開始做這個工作的時候，是想到因為這么長時間沒有做研究工作，都已經快60歲了，可是恰好半導體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域，叫超晶格。我對它感到很大興趣，就是看它很重要，所以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我認為這個工作、這方面工作做的比較靈活。在這方法上面有所創造，我是比較滿意的，出乎我自己原來的估計。

解說：正是由于對未知的領域具有濃厚的興趣，才使黃昆始終站在物理的最前沿，別人看來枯燥、乏味的各種符號，卻幾乎是黃老全部的興趣所在，除此之外，老人唯一多年不變的愛好就是散步和爬山。

記者：我們是覺得像您現在這種精神狀況很好，是不是和年輕時候一直堅持鍛煉也是有關系的？

黃昆：對，主要是沒什么愛好，所以走路、爬山就變成愛好了。在60年代的時候，我是跟我的孩子比賽的，看誰先跑到終點。不過現在我們記得這些事情，我那孩子當然現在是大了，他記得那時候他老是第一，而我記得當時我是第一。

記者：兩個人的記憶不一樣？

黃昆：對，我愛人當時總是最后。我覺得爬山剛開始起步的時候呢，體力很充沛，到登頂的時候也會覺得海闊天空，可是中間你只能低著頭，一步一步這樣爬。

記者：而沒有什么更新鮮的東西發生嗎？

黃昆：我發現一件事情你要希望它不感覺到膩，你就不要追求去老換新鮮的，結果越是換新鮮的，最后發現就越容易膩了，這個是什么辯證法我不知道了。就是你越是追求去換新的越容易膩。

記者：可是同樣的路線、同樣的山，每次爬都是一樣的，怎么反而會不膩呢？

黃昆：就是你首先不要老去換，好像走來走去，只能去這幾個地方，你索性就是這個地方。實際證明，至少在我那兒，反而是可以長期的做下去。

記者：就是您說爬山和走路，喜歡走一樣的路，爬一樣的山，也不覺得中間有什么枯燥的地方，我發現這是不是和您做的這種研究的工作有關系？

黃昆：就是它也要不在乎是不是枯燥、是不是有重復。

記者：所以這兩者對您來說都適合您的性格？

黃昆：對。所以不是說研究工作里面有什么喜歡做和不喜歡做的，而在于你有沒有值得可以做的工作，而你在這里面才能取得進展。

記者：這么多年來一直堅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不是必須要不斷的發現它有新鮮的東西，注入自己的興趣和熱情，才能夠堅持下來的？

黃昆：那也不一定。有的時期比較好的時候可能比較活躍，有的時候可能覺得一時看不出自己能做的比較有意義的工作，都有。比較難度過的是看不到有什么要做的這個階段。

記者：那您通常會怎么面對呢？

黃昆：反正總是繼續做努力。一看危險，只能這樣做，如果您總是解決不了問題，那你這個研究生涯基本上就結束了。

記者：當一個科學家意識到自己好像枯竭了，不再有這個新的興趣點的時候，是很讓人內心感到恐懼的一件事吧？

黃昆：我到沒什么恐懼，就是說我這一路走過來，是非常幸運的。每一個時期都是有著機遇，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總之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來，做點有用的工作。

解說：黃昆在英國留學時，認識了一位英國姑娘，1952年，姑娘遠渡重洋了來到中國，與黃昆結婚，并取名為李愛扶。如今，老兩口已相伴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歲月。黃昆說，正是因為有了夫人50年的奉獻和支持，才使自己能一直走到今天。

他是個溫文爾雅、不拘言笑、嚴肅認真的學者

——記2009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獲得者谷超豪

谷超豪教授于1988年2月出任中國科大校長。當時，谷先生的一些朋友，包括國外一些學者，得知他出任中國科大校長，都說科技大學一所非常重要的學校，向他表示祝賀。谷先生說：“我也感到很榮幸。我打電話給陳省身教授，因為要來科大不能如期訪美國加州，他說：‘應該，這件事很重要。’” 谷先生在這一“很重要”的崗位上抓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動中國科大的非線性科學研究工作。推動成立中國科大非線性科學聯合研究中心 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由此發展起來的“計算物理”和“實驗數學”的方法的利用，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世界在本質上是非線性的，要想更加深刻地理解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各種現象的本質，就必須研究十分復雜的非線性現象，并由此逐漸形成了貫穿物理學、數學、天文學、生物學、生命科學、空間科學、氣象科學、環境科學等廣泛領域，旨在揭示非線性系統的共性、探討復雜性現象的新的科學領域“非線性科學”。對學科發展十分敏銳的谷先生，上任后立刻推動這一領域的工作。1989年11月，中國科大非線性科學聯合研究組正式成立，谷先生親自擔任組長，汪克林、李翊神、郭光燦教授任副組長。這個研究組成立后，多次召開研討會，1990年9月還舉辦了“非線性科學高年級試點班”。同時，學校組織力量申報“非線性科學”國家立項，并于1992年獲得批準，參與到國家基礎性研究重大關鍵項目-非線性科學研究中。谷超豪被國家科委聘為該項目的首席科學家。1992年4月，學校正式批準成立非線性科學聯合研究中心，作為國家在該領域的南方中心。

從非線性科學聯合研究組到非線性科學聯合研究中心，谷超豪一直以校長的身份兼任組長或中心主任。中心經常召開研討會，不同的學科的專家坐下來一起交流，這時候，谷超豪往往以主任的身份出席在會場，會議多半是由他親自主持。學科交叉催生累累碩果 數學系李翊神教授介紹說，谷先生成立該中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多學科交叉進行創新研究，帶動有關理論和實驗學科的發展，培育新的學科方向，并培養高層次人才。中心成立后，物色調入了一批不同學科的優秀科研人員，開展非線性量子光學、非線性等離子體物理、非線性化學等研究，如從事光學研究的郭光燦教授，等離子體物理研究的俞昌旋教授，理論物理研究的汪克林、閆沐霖、汪秉宏教授，化學方面的辛厚文教授，數學專業的李翊神教授等。中心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把不同學科的科研人員聚集在一起，經常開展研討交流，使大家相互之間有了了解，學科交叉得以順利進行，對培育新的學科方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郭光燦教授在量子光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量子信息研究，就是在上述“攀登計劃”項目和之后的“211工程”項目“數學與非線形科學”的支持下逐步發展起來的。后來，郭光燦小組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計算領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成果。此外，俞昌旋、辛厚文、閆沐霖等教授的科研小組都在相關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促進了相關理論和實驗科學的發展。郭光燦教授和俞昌旋教授先后于2003年和200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辛厚文教授的一項成果也獲得了安徽省自然科學獎一等獎。“谷先生一直對我們強調，要在理論上做深入研究或者在應用上真正解決其他學科的問題，而不是發表多少文章。同時，他要求對研究生也要注意交叉培養，這些使我獲益匪淺。”李翊神說。受谷先生的影響，李翊神與一些物理學教授合作，將非線性孤子理論運用到水波和理論物理研究中，成果得到了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吳耀祖教授的高度評價。李翊神認為，我國在短短十來年時間內，在非線科學研究領域就追了上來，與谷先生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是分不開的。在開展原始創新的同時，中心還通過學科交叉培養了一批拔尖人才。例如，現任中國科大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執行院長、“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楊金龍，清華大學數學系“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張友金，美國物理學會會士、密歇根大學教授段路明等，當年分別是汪克林、李翊神、郭光燦教授指導的研究生。楊金龍教授原來的專業是凝聚態物理理論，但后來在物理化學、計算化學等交叉領域做出了突出成就。

此外，中心每年還舉辦講習班，吸引了許多國內科研人員前來聽課。“谷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數學家，而且對物理學有深入的研究。他身體力行，帶頭作交叉研究方面的學術講座，同時鼓勵其他老師開講座。今天我國活躍在該領域的研究骨干力量，許多來自這個講習班。”李翊神說，講座后來還結集出版了《非線性科學選講》一書，谷先生任主編。谷先生還組織國內專家撰寫了《孤子理論及其應用》一書，先由浙江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后譯成英文由著名的德國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發行，美國著名的《數學評論》（Mathematical Review）雜志對該書給予了很高的評論。“谷先生創辦非線性科學聯合研究中心，體現出他過人的業務基礎和開拓能力，對科大的發展起到了深遠的影響。”時任中國科大副校長的辛厚文教授說：“作為非線性科學研究領域的首席專家，谷先生將數學、物理、化學等方面的專家集合在一起，誕生了許多一流的學術成果。” “充分利用科大的數理優勢，尊重科大重視基礎性、交叉性、前沿性研究的傳統，集中優秀人才開展非線性科學研究，這也為后來科大集中物理、化學、材料、生物和信息學科力量籌辦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積累了經驗和基礎。這是他對科大最重要的貢獻之一。”辛厚文說。平易近人，大家風范 作為著名科學家和科大校長，谷超豪在學術上要求很嚴，但為人卻非常平易近人。“他為人平和，沒有一點架子，穿著也很樸素，我們與他交流很輕松，絲毫不拘謹。”熱科學和能源工程系執行主任王曉宏教授說，直到今天，我每年給谷先生寄賀年卡，他都認真地回復。王曉宏是谷先生在科大培養的博士生，他對谷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學術上的敏銳、嚴謹和平易近人的作風。王曉宏攻讀博士學位的專業是流體力學，谷先生指導他是典型的交叉培養，谷先生是利用數學工具研究物理學前沿問題的大家，同時，他還請非線性中心的吳烽、汪克林等教授幫助指導。谷先生當時年事漸高，工作又非常繁忙，但并沒有放松對學生的指導。王曉宏每次報告最近的學習和研究進展時，谷先生都認真傾聽、討論，提出意見和建議。“尤其使我感到震驚的是，一些以前學的數學公式，連我都記不住，當時已六七十歲的谷先生竟能隨手寫出來，確實是大家風范。”王曉宏說。谷先生對論文把關很嚴，王曉宏的博士論文手稿谷先生整整審閱修改了一個月，然后才讓打印。谷先生的大家風范，數學系史濟懷教授也感受頗深。史老師在復旦大學數學系讀書時，谷先生已是該系老師，谷先生來科大后，史老師與他有了更多的接觸，后來史老師擔任了副校長職務，更是與谷先生直接共事了一段時間。“谷先生是非常穩重的人。”史濟懷說：“他是個溫文爾雅、不拘言笑、嚴肅認真的學者，是一個平易近人、學問很好的科學家。” “學科交叉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史濟懷教授說：“分形、渾沌等都是70年代新起的學科，其他高校也都想搞，但都比較困難，很難把不同的學科的人聚攏在一起。谷先生能把數學、物理、化學等多個學科的人集中起來，進行交叉學科研究，很不容易。這與谷先生具有大師風范是分不開的。” 1993年9月，谷先生任職期滿離開科大時，曾賦《五年記事》五首，其二曰：“上下興衰一念間，耕耘未取半日閑。天時地利交界處，能得人和事不難。”或許，這正是谷先生能夠凝聚人心、推進多學科交叉的真正原因。

獨辟蹊徑功課癌癥難題

——記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王振義

癌癥，一個令人膽寒的字眼。因為人類目前尚無法征服它。對付癌癥，或者切除，或者化療殺死癌細胞。

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教授獨辟蹊徑，采取藥物誘導分化的方法，教癌細胞改邪歸正，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癌癥治療途徑。

潛心鉆研，開創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誘導分化治療的先河

時光退回到1985年。一個年僅5歲的小女孩小靜不幸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住進瑞金醫院時出血嚴重，家人已經絕望了。關鍵時刻，醫生給孩子用上了王振義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種全新療法：全反式維甲酸治療。7天后，奇跡出現了：小靜癥狀明顯好轉，一個月后達到完全緩解。20多年過去了，小靜依然健康地生活著。

“小靜是我用全反式維甲酸治療的第一個病人。在首批治療的24例病人中，完全緩解率達到九成多。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義教授回憶道。

治療白血病一般有兩條研究途徑：一是化療，殺死白血病細胞。另一途徑是誘導分化，將惡性的白血病細胞轉變為良性細胞。1971年，英國的Friend等報道小鼠紅白血病細胞能被二甲亞砜誘導分化。1980及1983年，美國的Breitman等報道人類髓系白血病細胞株HL-60和U937及新鮮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細胞在13順維甲酸（13順RA）及全反式維甲酸（ATRA）作用下，可以向正常細胞逆轉。

在儒家“改邪歸正”思想的影響下，王振義率領的研究組選擇了誘導分化治療白血病的途徑。他的研究組證明全反式維甲酸在體內可使新鮮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細胞向成熟細胞分化。1980年，全反式維甲酸批準在臨床上使用，用于治療有些皮膚病。在沒有13 順維甲酸的情況下，取得病人和家屬的同意，他試用全反式維甲酸治療晚期或化療無效的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患者，取得驚人的效果。

1988年，王振義教授的學生黃萌珥帶領課題組總結了24例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治療結果，證明其中23例完全緩解。該療法很快向國內外推廣，并提供那時只有國內可提供的全反式維甲酸。

1992年，在孫關林主持下，總結了我國544例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用全反式維A酸治療的結果，其中84％獲完全緩解。此后，世界各國都先后證實了這種療法的效果：法國1993年54例，完全緩解率91％；美國1995年79例，完全緩解率86％；日本1995年109例，完全緩解率89％。

1989年，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陳竺、陳賽娟從法國獲博士學位回國工作，他們用先進的思路和分子生物學技術，開展全反式維A酸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作用機制研究，取得了許多創新性的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此后，王振義教授又因其杰出成就于1994年獲得了何梁何利科技獎，1996年獲得求是杰出科學獎。在國際上，王振義教授接連獲凱特林腫瘤研究大獎，瑞士布魯巴赫腫瘤研究獎，法國臺爾杜加科學獎，美國血液學會海姆瓦賽曼獎。發表在Blood(1988年)上的論文獲最佳被引證論文獎，至2009年5月，其被引用達1713次。2000年由美國Lichtman等教授編寫的一部長達1000多頁的著作“20世紀具有標志性的血液學論文”一書中，該文被列為全球百年86篇最具有影響的代表論文之一。1992年王振義被選為法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94年，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2001年，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科學家。

實踐證明，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應用全反式維A酸治療的病例早期完全緩解率高達85%～90%，這種方法副反應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使用方便（只要口服）、價格低廉。這不僅為過去被認為治療困難、死亡率高的急性白血病找到了一種新的治療方法，而且還為腫瘤可以通過誘導分化治療的理論和治療途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目前聯合應用全反式維A酸、砷劑及化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達95%，成為第一種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不斷創新，引領著我國血液學研究沖向一個又一個巔峰

王振義1924年11月30日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蘇興化。王振義自幼勤奮好學，刨根問底的天性在孩童時代顯露無疑，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么”。祖母是王振義最愛的老人，至今他還清晰地記得在他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了傷寒，病勢兇險，雖然請到了當時一位滬上知名的醫生前來診治，但限于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最終還是未能得到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絕，父親從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夠從醫。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著：“為什么這個病不能治呢？怎么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的心中鏈接成一種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鏈接成一種從醫的萌動。

1942年，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的王振義，毅然選擇了學醫。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名列前茅，留在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前身)擔任住院醫師。

在實際工作中，王振義發現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術后(如拔牙)出血不止，原因不明，一般止血療法無效。喜歡刨根問底而又不服輸的王振義把自己沉浸在大量的文獻中，了解到國外有輕型血友病A的報道，即血漿中凝血因子Ⅷ的水平為正常的5％-25％，平時并不出血，小手術后出血不止，一般實驗室檢驗無法發現，需要用凝血活酶生成試驗。但做該試驗時，需要將硅膠涂在玻璃管壁上，當時國內無此材料。一向喜歡鉆研的王振義用石蠟代替硅膠，成功地在國內首先確立了檢測方法，并做出血友病A、B的分型及其輕型的診斷，解決了這種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論文先后在1956-1959年發表在中華醫學雜志中文、外文版及中華內科等雜志。

1956年，鑒于國內缺少一本有關出血性疾病的參考書，他與夫人合譯的“出血性疾病”一書，1958年由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出版，這是當時在這方面國內唯一可供參閱的書籍。

早在1959年，領導上安排王振義負責白血病的病房工作，希望在短期內攻克這種“可怕”的疾病。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病房工作，可是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數十例急性白血病病人仍然離開人間。這一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他單有熱情而沒有過硬的本領是挽救不了病人生命的，這也是激勵他一定要深入研究白血病的治療，造福病人的動力。

1979年他與衛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張天仁教授合作，由邵慧珍等具體操作，在國內首先提純因子Ⅷ相關抗原(即vW因子)，并制成抗血清應用于臨床，在國內推動了血管性血友病(vWD)和血友病攜帶者等的研究。有關論文發表在中華血液學雜志。

王振義教授從1982年開始就指導研究生開展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的研究，以后又開展肝素對血小板和巨核細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應邀與沈志祥合寫了“巨核細胞與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中的變化”一章，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被邀在國際刊物上撰寫有關血液學的論文。他與李家增、阮長耿，以后又有王鴻利、韓忠朝、宋善俊參加主編的“血栓與止血”1988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及2004年第三版，已成為我國在這領域中的代表性專著。

王振義不僅熱愛科學，不斷探索，刻苦鉆研，更注重學習。在十多次調動工作期間，王振義利用一切機會，在新的崗位上不斷學習，掌握新理論。他在病理生理教研組工作時，不失時機地學習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免疫學、藥理學。在任職中醫科時，努力學習中醫中藥。甚至在90年代以后，他還向自己的學生——國外學成回國的年輕科學家陳竺和陳賽娟博士學習，鉆研新穎的學科——分子生物學，并在較短的時間熟悉了分子生物學等新知識和新理論。

王振義對學生從來不居高臨下，而是平等地同學生們一起探討學術問題。對同行的研究更是抱著謙虛的態度去學習。2002年，王教授指導的課題組在研究中發現有一個抗白血病藥物的水溶性差，實驗效果很不理想，課題組陷入了停滯。聽說河南鄭州大學的教授在這方面有深入研究，于是課題組決定向他們求教，按照常理可以用電子郵件或電話聯系，即便是要登門造訪，請實際操作的年輕人去也無妨，但當時已78歲高齡的王教授卻執意堅持要親自上門請教，因為他認為在科學研究中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是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問題上就是一個學生。河南鄭州大學接待的同志聽了隨行人員的介紹，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這位樸素和藹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這么一位著名的醫學家怎么可能這么虛心地上門求教呢。王教授的誠意打動了對方所有的專家學者，當然也令他的學生們看到了一名科學家虛懷若谷，誠實謙遜的大家風范和品格。

在60多年行醫的生涯中，王振義將基礎學科與臨床實踐密切結合，將祖國醫學和現代西醫理論合二為一，將中國古代哲理思想與當代科學思想融為一體，引領著我國血液學研究沖向一個又一個巔峰。

甘為人梯，培養造就了一批國內頂級血液學研究人才

王振義不僅是一位著名的醫學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來，他先后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血液學專家。

1978年，陳竺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王振義教授的碩士研究生，陳竺、陳賽娟夫婦不會忘記，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導他們進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實驗，耐心為他倆補習專業外語，后來又一起撰寫論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堅持把他們列為論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這對當時論資排輩已經習以為常的中國學術界來說，是破天荒的驚人之舉。這為當時年僅31歲的陳竺脫穎而出創造了良好的環境。1984年，王教授力薦陳竺夫婦赴法留學。1989年，陳竺、陳賽娟夫婦倆學成回國，繼續在導師指導下工作，并最終開辟出一塊令人矚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我一直以這兩名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超過自己，這是當老師最大的欣慰”。

1996年，陳竺的研究越臻成熟，王振義教授主動把代表中國血液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交給了陳竺，因為他看準了陳竺淵博的學識、大度的氣量、出眾的才能，一定能將血研所帶向新的成功與輝煌！那一年陳竺42歲。

“現代醫學科技發展非常快，但我卻越來越老了，如果我們不看到發展，還是用原來的方式管理這個研究所，用原來的學術水平領導這個研究所，這個所是會走下坡路的。早在1993年，我就有了退下來的想法。陳竺非常有進取心，是世界一流的人才，交班給這樣的學生，我放心。我退下來了，可以做些咨詢工作，雖然我不是非常高明的理論家，但至少在我一生中累積了很多經驗和教訓。事實證明我當初的選擇是明智的。”每當有人問王教授當時的想法，他總會這么說到。的確，在學生們的眼中，王振義是一位謙遜、豁達的長者，是一位嚴謹求實的學者，是一位愛才惜才的大師。“973”最年輕的首席科學家、上海第九屆十大杰出青年陳國強是王振義教授的另一位得意門生，“博士研究生我還是要考王振義教授的！”回憶當年他報考王教授的研究生的情形，“那瞬間的選擇，源自于王教授修改我的碩士研究生論文的整個過程。”在寫論文還不用電腦的年代，導師一遍遍修改，學生就要根據修改的內容，重新整理、抄寫，陳國強的碩士論文給王教授先后改了10遍，陳國強將近二萬字的論文共抄了十遍。王振義教授時任二醫大校長，白天工作繁忙，只有利用晚上的時間修改學生的論文，王教授多次把陳國強叫到家里一起吃晚飯，一放下碗筷，師生兩人就一頭“扎進”了論文。多少個夜晚，多少次交流，這位老者的諄諄教誨深深地刻在了陳國強的心中，這位老者甘為人梯的品格更時時激勵著陳國強向更高、更險的醫學高峰邁進。陳國強現已成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我深深懂得，這些成績是站在我的導師王振義、陳竺兩位院士的肩膀上，在同事們的支持幫助下取得的。今后，我一定繼承傳統，不斷創新，為解除人們的病痛、促進人類健康作出更大的努力！”

周光飚是王教授的“關門弟子”。小周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博士畢業時，他正在為留在科研單位還是到臨床做醫生，是留在國內還是到國外去的徘徊時刻，是王教授的一番話為他指明了方向：“科學研究是很清貧的，也很枯燥，但是你正在從事的研究是很有前途的，只要你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在這里做出很好的成績。”周光飚留下后，王教授又主動關心他的生活條件，住處解決了嗎？待遇怎樣啦？老教授的關心讓這位只身在上海的年輕人倍感親切。畢業后的幾個月中，動物實驗結果毫無進展，小周和他的同事們陷入了困惑之中，王教授觀察到這一情況，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科學研究必須尊重客觀規律與結果，不要急噪也不要鉆牛角尖，我們所做的一切對臨床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能客觀反映的話就會對臨床造成誤導，我們的病人就將吃足苦頭啊！”導師的一席話就象一劑“清醒劑”，年輕人又開始重新整理研究思路。

王振義教授先后擔任過內科學基礎、普通內科學、血液學、病理生理學等教學工作，培養了博士21人，碩士34人。由他創始并擔任首任所長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如今從初創時的4平方米到今天總面積達3600平方米的三個樓面，先后成為上海市、衛生部、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點學科、“211”工程重點建設專業、上海市領先專業，乃至2001年成為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承擔了100余項國家級課題，約80余項省部委級重大課題，14項國際合作課題等，共獲得科研經費約達1億元人民幣。

如今，已86歲的王振義教授又自創了“開卷有益”式的查房，每周四上午由學生對他進行提問，王教授對疑難病例進行分析和答疑，這種做法不僅培養了學生的診斷思路，更是給病人帶去了福音。

這位被世界醫學界譽為“癌癥誘導分化第一人”、名噪國內外血液學領域的學者對于所獲得的榮譽，喜歡用一幅畫來詮釋，在王教授的客廳里掛著一幅《清貧的牡丹》，“我認為這幅畫表達的是清靜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斷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種正確對待榮譽和自我約束的要求和力量，對名利看得很淡，對事業看得很重，這是出于對生命的珍惜。我相信做人最本質的東西：胸膺填壯志，榮華視流水。”對于這幅畫的理解印證了王振義教授為學、為人、為醫、為師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揭示了這位德高望重的醫學科學家的成功之道。

60年，他做了逾萬例開顱手術

——記2008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獲得者王忠誠

從醫60年，完成逾萬例開顱手術，新中國神經外科創始人之一，保持世界神經外科多項世界紀錄，唯一獲得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最高榮譽獎章”的中國人??

今天出爐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名單中有這樣一位老人：84歲的他已獲得數不清的榮譽和頭銜，但這一切都能歸結于一個神圣的名字——醫生。北京天壇醫院名譽院長、中國神經外科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忠誠，就像他的名字一樣，一直忠誠地堅守在他的工作崗位上，為中國醫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暗立誓言學腦外科

王忠誠已數不清開過多少顱，從死神手里搶回多少生命，但他腦海里有段難以抹去的記憶。1951年冬，26歲的王忠誠隨抗美援朝醫療隊來到鴨綠江畔。很多戰士因頭部中彈而受了腦外傷，但當時中國神經外科幾乎一片空白，王忠誠和同事只能眼睜睜看著一個個生命逝去。那時，他暗自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學習腦外科！

1952年，衛生部在天津籌建神經外科，王忠誠從朝鮮戰場回到天津后立馬加入了這個研究組。不久，我國第一個神經外科在北京成立，他也隨之調到北京，投入我國第一代神經外科的創建工作。

為研究顧不上身體

上世紀50年代，中國神經外科剛起步時非常困難，可參考的書只有一本英文的。為了找學習的標本，王忠誠和同伴甚至到沒有人管的墳地去挖骨頭。為了研究西方的腦血管造影技術，王忠誠花了10年，承受了X光輻射，患了6次肺炎，白細胞數甚至降到3000。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他終于完成了我國第一部造影學專著《腦血管造影術》，將神經外科檢查致死和致殘率降至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使我國神經外科診斷水平一步跨越30年的時空。

13小時創世界奇跡

2000年6月6日，王忠誠主持了一臺罕見的高難度手術，在手術臺前足足站了13個小時，替一位云南小伙子完整切除了一個直徑達6.5公分的腦部血管母細胞瘤，創造了世界神經外科領域上的又一個奇跡。見慣生死的王忠誠，對每個病人的生命都看得很重，唯獨對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治好一個病人我非常高興，如果他不好，就老想著他們。”

如今，他不上手術臺了，執起教鞭，希望能把所有的經驗都留存下來。全國萬名神經外科醫生中，有3000多人受到過王忠誠的指導。1985年以來，他手把手培養的41名博士后、博士和碩士研究生，都成為腦外科專業的棟梁之才。他對學生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拿起手術刀，只能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而千萬不能割斷與人民的感情。

30年，制造“中國稀土沖擊波”

——記2008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獲得者徐光憲：

他是主創“中國稀土沖擊波”的化學家。他是在抗日戰爭中被騙了差旅費輾轉來上海重拾大學夢的幸運兒。他的目光總是那么淡定，他一直以為“人生最重要的還是幸福快樂”。然而，他的人生，一定發生了某種“化學反應”，充滿能量和傳奇。2008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獲得者徐光憲，89歲，人們心目中的大科學家。

為了生計，選上海交大化學系

這位名噪世界的化學家，進入“化學王國”完全是“誤打誤撞”。

1920年，徐光憲在浙江紹興出生，那時他的家境還算殷實。上世紀30年代，徐父病逝，家道中落，16歲的徐光憲考入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抗日戰爭爆發后，杭州淪陷，徐光憲轉學至寧波高工。畢業后，他和7名同學被“敘昆鐵路”錄取為練習工程員，怎料想，領隊中途攜大家的差旅費潛逃。身無分文的徐光憲，只得前往上海，投靠做中學教員的大哥。他很快謀得一份家庭教師的工作，生活算是解決了，白天還有空重拾學業。半年后，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學，之所以選擇化學系，其實是迫于現實——那時的徐光憲，更喜歡物理、數學，但學化學的畢業后可以進化工廠，工作機會更多些。

為了回國，妻子放棄博士學位

1946年，徐光憲考入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一學期后轉至哥倫比亞大學，并獲得助教獎學金。不久，同樣攻讀化學的妻子高小霞也來到美國半工半讀。這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喜訊從大洋彼岸傳來，徐光憲和留學生朋友興高采烈地去紐約中央公園野餐慶祝，有人還特意做了塊“勝利酒家”的牌子。

留美時間不到3年，徐光憲不但取得了碩士、博士學位，還當選為美國PhiLamdaUpsilon榮譽化學會會員和SigmaXi榮譽科學會會員。畢業后，導師竭力勸他留校任講師或去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后。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后，錢學森回國受到阻撓，美國總統已提出法案，不許中國留美學生回國。徐光憲感到：“再不回去，也許就要一直住在別人的國家里了。”高小霞當時尚未取得博士學位，但夫妻倆商量后，高小霞斷然放棄學位。1951年4月15日，徐光憲夫婦以華僑探親的名義獲得簽證，登上了“戈登將軍號”郵輪。這是后來“禁止中國留美學生歸國”法案正式生效前，駛往中國的倒數第3艘郵輪。

夫唱婦隨，北大教書半個世紀

回國后，徐光憲夫婦雙雙到北大化學系執教，一教就是半多個世紀。徐光憲開授《物理化學》《核物理導論》等課程，培養了新中國第一批放射化學人才；他所編寫的《物質結構》一書，曾獲國家優秀教材特等獎，并在25年時間里影響了幾代人；因國家需要，他多次變更研究方向，均取得杰出成就，尤其是在稀土工業。

無法想象，沒有稀土，世界將會怎樣，電視、照相機、手機、計算機中都有稀土元素。可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稀土擁有資源量全球第一的中國，只能用低廉的價格出口稀土礦，再用高價進口稀土產品。

1972年，北大化學系接到緊急任務——分離稀土元素中性質最相近的“孿生兄弟”鐠和釹，徐光憲和同事們接下了這項任務。為此，他奉獻了30年光陰。他所創立并不斷改進的稀土“串級萃取理論”及其工藝，令高純度稀土產品的生產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三，使中國生產的單一高純度稀土產品至今占世界產量的九成以上，每年為國家增收數億元，國際稀土界紛紛驚呼“中國沖擊波”。

院士夫妻，“十同”故事傳為美談

徐光憲和妻子高小霞，有一段傳為美談的“十同”故事。

1940年一同進入上海交大化學系，成為同班同學；1944年一同畢業；1951年一同從美國回來參加祖國建設；1964年一同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68年一同去江西“五七干校”；1971年一同回北京大學繼續任教；1978年一同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和連任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80年一同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現稱院士）；1981年一同被批準為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并被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理科評審組成員；1989年一同赴澳大利亞參加第三屆亞洲太平洋化學大會；1992年一同被邀請去香港講學，同時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科技進步獎等多種獎勵。

徐光憲是個重感情的人，對先他而去的妻子深情依舊。當高小霞因骨折而坐上輪椅后，徐光憲每天傍晚都到未名湖邊推著她散步。他為她讀書，為她加衣，為她熬夜讀書而提出“黃牌警告”；在高小霞患癌癥病情加重的日子里，徐老衣不解帶地守在病榻前，任誰來換班都不肯離開。他說過：“我一生中，最滿意的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過的52年；我最遺憾的，是沒有照顧好她，使她先我而去。”

兩年時間里兩度獲得國家級科技大獎的人

——記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閔恩澤

2008年1月8日，一年一度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其中最受矚目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分別頒發給了石油化工催化劑專家閔恩澤和植物學家吳征鎰。而在2006年，閔恩澤就曾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那時的他已經82歲。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為什么能在兩年時間里兩度獲得國家級的科技大獎？《面對面》欄目記者王志在近日專訪了閔恩澤院士。

主持人：很多觀眾可能都會納悶，從來沒有聽見這個人的名字，怎么一下子就獲了那么大的獎？

閔恩澤：這也是機遇吧，機遇。我老說我很幸運。就是石化工業的發展，快速發展，那么這個發展中間呢，就為我跟我的同事，大家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臺。

主持人：84歲，你才拿到這個獎，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獎來得有點晚？

閔恩澤：原來并沒有想到會得獎，對吧，沒想到那一些事情，得獎那天我在人民大會堂，碰見吳儀副總理，她從燕山石化出去，石化副院長，她也是我們原來的中國石化總公司總經理，我還給她講了一句話，我說這是我們幾代石油跟石化人，大家的結晶，我說中間還有你一份呢。確實是這樣。就是說一個人的人生吧，你追求什么，我自己有時候感覺到很滿足，就是有了成就感，你比如我到了蘭州，我站塔上，一看到那片催化劑廠，當初空地一片，現在建起來了。那這種是很高興的啊，就這時這種感覺是很難形容出來的。

在榮獲國家科技最高獎的同時，閔恩澤也獲得了高達500萬元人民幣的巨額獎金。科技獎勵大會結束后的第三天，在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舉行的座談會上，閔恩澤已經在考慮如何使用這500萬了。

主持人：您覺得這個錢多還是少，準備怎么處置？

閔恩澤：現在錢對我們，有什么用途，那我們的養老，我們的醫療，國家都包了，不需要花錢了是吧。我的小孩這些，她也不需要我的錢。那么我現在想什么呢，要獎勵出點子走新路的人。但是我們現在這個獎勵政策，是要有了工業化的成果才獎勵，過去我們這個行內有一句話，一個饅頭兩個饅頭三個饅頭，三個饅頭吃飽了工業化了，所以當時要獎的時候，把第一個饅頭的人掰的分量還是很小。

主持人：您不會說是把獎金來當獎金？

閔恩澤：它(500萬)是這樣，它四百五十萬就是資助選題，用于科學研究，是分兩撥的，五十萬是獎勵個人的。那么先前我有個打算，就是五十萬拿出來就獎勵院里面，我自己還要出一點錢。

主持人：自己還要倒貼呢。

閔恩澤：倒貼，我來個想法，然后我們院里面再匹配一些錢，就做出一個獎勵原始創新，就是導向性基礎研究，開拓性探索的，能夠形成這個原始專利的這部分，就獎第一個饅頭的人，主持人：國家獎給您這個錢，您拿來做什么都可以啊，改善生活也可以。

閔恩澤：現在要管住嘴啊，你不能吃啊，現在吃多了它有些問題來了，其實我要買什么東西我還是有錢買，足夠了，另外就是成都，我有個母校，(原來)叫省立成都中學，我是2004年吧，我捐獻了十萬塊錢，成立個獎學金，獎學金都獎優秀的學生，但是現在呢我覺得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就是沒有獎勵那些貧困的學生，要給他們負擔一些他們生活的費用，一些貧困學生能夠出來上大學，甚至支持到大學，這個我還準備。

主持人：您這得獎了，您還想著他們。

閔恩澤：想著他們，他們給我打電話，我得了獎，他們也給我祝賀。

閔恩澤獲得國家科技最高獎是因為他在我國煉油催化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就像計算機的芯片一樣，催化劑是石油煉制與化工工業的核心技術。當石油開采出來后，它必須經過煉制才能轉變成人們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各種產品，如汽油、柴油、塑料、橡膠等。而催化劑在石油煉制的過程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因此，人們把催化劑比喻成“點金石”，而把掌握催化技術的人稱作是“點石成金”的人。

主持人：有多重要呢？這個催化劑？

閔恩澤：這個催化劑就是催化裂化，催化裂化起什么作用呢，我打個比方，這個石油都是碳氫化合物，分子有大有小，那汽油呢，大概這個鏈，汽油的分子鏈大概到五個六個到十一個這么長，那柴油就更寬一點，后面就更寬了，就幾十個了，我們煉油干的事，簡單的說，就是大的分子我可以給你砍斷，變成小分子。我切斷，知道就切成汽油了，對不對，或者切成柴油。另外呢，就是切了之后，切得太小了，變成氣體了，就變成液化氣了，我們有本事給你接起來，把小的給你接起來，又接到汽油去，我也能做到。催化裂化就是把那個幾十個分子的重油，重油把它變成汽油、柴油、液化氣，主要是汽油跟液化氣。

主持人：能不能這么說，沒有這個催化劑，石油就成了不了汽油，也成不了其它的產品。

閔恩澤：原來這個技術是用熱，溫度高，熱裂化的，但是它汽油這個就是量出來得比較少，質量也差，那么催化劑加進去呢，它就能夠加快速度，干得更快，然后你要的產品出得更多，簡單就是這么一個作用，就是說讓你，它起個媒人的作用，國外也有叫，叫觸媒。

1948年，24歲的閔恩澤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系攻讀碩士學位，三年后，閔恩澤以全A的優異成績博士畢業，這期間，他和同學陸婉珍舉行了婚禮，夫妻倆在美國學成畢業后都順利地找到了工作，每月收入加起來有1000多美金。但1955年，閔恩澤決定和妻子一起回國。

主持人：要回國這個決定是不是很艱難？

閔恩澤：出去沒想到不回來，出去就是為了學會，學了就要回來，那是個自然的邏輯思維啊，第一我原先念的碩士，又念了博士對不對，那不是就已經學歷目標超過了，大大超過了，第二呢，原來我畢業之后，那時候美國人是不準我們離開美國國境，并沒說不準你回國啊。

主持人：為什么一定要回來呢？

閔恩澤：就實際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中國人當時的，中國人那時候是一個開洗衣店，洗衣服，一個開雜貨店，高級一點就是開飯館，所以我出去，別人就比較尊重，那時候，別人就說你是哪個飯館老板來了。唯一一次最高的稱呼，就是我回國前，我們住在希爾頓，一去別人就說，英文就說“areyoucomingfromWashington？”意思從華盛頓來的嗎，他是什么意思，把我們當成是外交官，那平時稱呼你就是哪個飯店的老板啊。

主持人：但是你那時候已經結婚了。

閔恩澤：對呀。

主持人：生活上應該是過得很不錯。

閔恩澤：那是可以的，那沒問題。當然我回來還是有原因的，我的父親在國內，當然很希望我回來，陸婉珍的家里面也在上海，也不錯，也希望回來。我們是大概1953、1954年就開始，中國學生就開始組織起來了，就給艾森豪威爾寫信。

主持人：要回國？

閔恩澤：要回國，我是參加的，那么就組織寫信，給個人，就是哪些人要回去，一個名單，不是日內瓦談判嘛，就這個名單。那么當時大約我們在企業(工作)吧，我們就公開不出面，后來也沒有什么回音。

為了能夠盡早回到國內，閔恩澤開始想各種辦法，他聯系上了在香港一家工廠當廠長的朋友，1955年，閔恩澤以幫助朋友的工廠建實驗室為名，帶著妻子輾轉來到香港。

主持人：那為什么最后沒有留在香港呢？

閔恩澤：就想了還是回來，那回來又碰到一個大問題了，(我的朋友)跟香港政府不好交代，你怎么，回來說了半天這個人回大陸了，所以后來就商討要去弄一個探親證，回大陸探親，那回大陸探親，我不回來，那他好說啊。后來我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了。一做這件就有困難了。你要在香港呆了三個月之后，你才能辦探親證。后來真正解決問題是費易民，你聽說過這個人嗎，《大公報》的主編叫費易民，當時實際是我們地下黨的代表人物，在香港的。后來是費易民安排我們，我回來是跟錢學森一個火車進來的。他們從美國來嘛，他們美國來他們就是下了輪船馬上就到，到那個什么，就上火車站，然后我才跟著上去，跟他們一起來的。

主持人：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嗎？

閔恩澤：那時候還沒有想那么多，我們家里面也讓我們回來，后來我的朋友，他也覺得可以放我回來，他們也動員我們要回來，是吧，國內需要啊，主持人：在那個年代，對你們來說物質待遇不重要？

閔恩澤：當然你說不重要恐怕也不能這么說吧，當然我們回來，我們的生活還是，相對來說還好的，除了那個什么1960年那段時間吧。好像還不受太大的影響，讓我感覺。

費盡周折回國后，閔恩澤急于將自己的才能施展出來，可他卻意外地發現自己和妻子竟然都找不到工作。

主持人：事業怎么辦啊，我聽說剛回來的時候，你工作都沒找好？

閔恩澤：因為那時候回來得早了一點，說我為什么早了一點，我們是1955年的4月份(回來)，一回來遇見了一個困難，回來的人還是少，畢竟很少啊，大家都不敢用啊，你從一個西方國家回來的人，都怕你是特務啊，我想他們一定有很多顧慮。所以我印象比較深，我們原來本想在上海，我們當時找了一個叫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我去找他，在上海，他也沒說要我啊。后來到北京我們找了很多化學所，他們都沒有要我啊。

主持人：那我特別想知道你當時的內心感受，那還不委屈死了？

閔恩澤：當時沒想，就沒想走回頭路，沒想走啊，當然我們回來不久，我記得周總理在北京飯店，還是舉行了一個招待會在那兒，他也跟我們講，你們來去自由，你們要回去可以回去，沒有再想回去。

主持人：那費盡周折回來了，英雄總要有用武之地啊。

閔恩澤：回到國內之后，我想我應該做這個無機化工的事情，這是我的想法。那么做無機化工呢，剛好就有個催化劑，說了那你來吧，干這個吧，主持人：但是我聽說你原來并不是學這個專業的。

閔恩澤：我在國外工作了四年，那么這四年里面，我是做的煤炭在鍋爐里面燃燒引起的腐蝕跟結垢，主持人：那你沒有學過這個，你怎么敢接呢？

閔恩澤：因為回國以前，就是國外當時是阻攔我們回來嘛，所以他們一直向我們宣傳，就是說你們回去，不會得到信任，所以當時跟我講了一個話，我至今記得，說你們，你為什么要把你腦袋去撞這個花崗石，這樣跟我說。所以回來之后，第一個感覺，人家會不會信任你啊。回來之初，我本來想我能當個題目組長就不錯了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石油煉制所需要的催化劑主要從前蘇聯進口，尤其是小球硅鋁催化劑。這種催化劑能夠從石油中提煉出航天汽油，為飛機的飛行提供燃料。1960年，前蘇聯逐步減少對我國的催化劑供應，中國急需自主研制并生產出小球硅鋁催化劑，以確保航天汽油的正常供應，當時這個緊急任務就交給了閔恩澤。

主持人：當初這個項目怎么會落到你的頭上呢？

閔恩澤：當時還有一個故事。

主持人：什么故事？

閔恩澤：大概是1960年春節，原來石油部的部長余秋里，余秋里是一個胳膊啊。

主持人：對，獨臂將軍。

閔恩澤：獨臂將軍。就是春節宴會，那么對我也是很高的榮譽，我跟我的夫人都坐在第一桌跟他在一起，他當時就跟我講，說老閔，一年之后把催化劑搞出來，一年。這個根本不可能。

主持人：為什么說不可能。

閔恩澤：時間不行，絕對做不到。因為一個催化劑廠從實驗研究，七年八年，有好多啊。你研究要設計，要施工，建設和運轉，還要培訓人員啊。所以大家都給他祝酒啊，我就在旁邊很難受啊，就不敢舉杯給他祝酒啊。后來呢又過了一段時間，當然陳毅副總理又在人大會上，就是春節的宴會。

主持人：又提了催化劑。

閔恩澤：那天又跟他坐在一桌啊。我才開始跟他講了，我說余部長一年之后開始設計，就是一年之后設計這個工廠，我話說的是留有余地，一年建成廠，不可能。

主持人：那么難做，那咱們直接買不就行了嗎？

閔恩澤：但是中蘇關系緊張，他就開始卡你了，他開始就賣次品給你，他有個指標，這個球一點裂紋都不能有，最先的標準是好的催化劑，完整率是84，86。后來他就提供你的是完整率60。那是一放進去就碎了，而且這個裝置還運轉不好啊。

主持人：那我們不跟他買嘛，跟英國買，跟美國買。

閔恩澤：美國是不可能賣的，當時唯一的，除了蘇聯之外西德有一家，但是他在買以前，他首先就要了解你的情況，你什么裝置，你在干什么。當時我們覺得這些是我們國家的機密也不能給他。又是談判，不是幾天，一談可能談個半年，甚至談一年，最后也買不到啊。

當時中國的煉油催化技術還處于初創階段，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小球硅鋁催化劑并且大規模投入生產，這對閔恩澤和他的同事們來說絕非易事。

主持人：科研方面能行嗎？

閔恩澤：因為我1955年開始，到1960年已經干了五年多，毛主席講的，什么錯誤和挫折教育了我們，我們變得聰明起來，我已經比原來聰明了一點了已經。所以當時就根據他們的指示精神，那就是要干得快。

主持人：為什么會那么迫切？

閔恩澤：等于1960年開始到1964年，1964年我們7月間，庫存的催化劑一點沒有，就是如果再沒有催化劑真的就要停，移動床催化裂化要停了，就是蘭州煉油廠大概一百萬的核心裝置要停了，更重要的就是不能生產航空汽油，當時螺旋槳飛機什么，專機，還有運輸機都要用啊。

主持人：當時那這個形勢是等米下鍋。

閔恩澤：各個行業的情況都是一樣的嘛，外殼給你了，里頭芯子什么東西沒有了。另外這個工廠操作的條件沒有，怎么運轉沒有，這些都沒有了。

主持人：這個萬一要如期弄不出來怎么辦呢？

閔恩澤：我那時候好像，想得比較少，在我腦子里頭，那就是一門心思就是要把它做出來，主持人：那壓力可想而知，有嗎？

閔恩澤：最大的壓力不是這個球容易破嘛，要完整嘛，這個球實際上最先做出來是個球，大概是九到十三毫米這么大，這里面90%都是水呀，要把這個水排掉，排掉之后呢，變成三到五個毫米，你如果干得快了，它就裂掉了。那么當時就是說，我印象最深，壓力最大就是這一次。

主持人：心里有底嗎？

閔恩澤：我們要防止這個小球破，才發現蘭州仿制的一個蘇聯的一個配方，仿制的不好，根本沒做好，里頭雜質太多，所以導致這個球容易破，所以等我回到北京，馬上就動員大家，我們去找一個更好的表面活性劑，里頭不應該有污跡，雜質不要有。所以后來在工業實驗中間，我剛才講了，他是八十完整率，我們的完整率九十四，超過蘇聯了，因為我們的表面活性劑，比原來蘇聯他原來用的那個還要好。

主持人：那算是徒弟超過師傅了。

閔恩澤：也可以這么說吧。

主持人：這個催化劑如期研制出來了嗎？

閔恩澤： 三月份開工嘛，三月、四月、五月底就出來了。所以工業上，因為七月間就沒有了嘛。會戰了三個多月。

經過連續三個多月的生產會戰，小球硅鋁催化劑順利投產，確保了國內航天汽油的正常供應。而在緊張的生產會戰中，閔恩澤經常加班加點，日常的工作碰頭會一般都在凌晨一兩點鐘舉行，過度勞累無形中給他的身體健康埋下了隱患。

主持人：但是這個過程當中，你生了一次大病，沒有影響到這個研制工作嗎？

閔恩澤：1964年就是在那個小球催化劑會戰回來吧，七月間，回來不久大概是九、十月間吧，我有過敏性鼻炎，就發得很厲害，就給我查體，一查體呢，我記得是禮拜四，那禮拜五就檢查完了。我離開的時候他們還表揚說，你這個身體挺好，挺好，沒有問題。到了禮拜二他們就找我了，就叫我馬上去，我當時還不去，我在開會，我還不去，后來他們就打電話，給單位說要他來，所以后來我就去了，去了他們就告訴我，說肺上有陰影，主持人：告訴你是肺癌了嗎？

閔恩澤：說是結核瘤，是良性的，沒有事，我的愛人也不知道，就是動完手術之后，就去針灸嘛，針灸大夫就問我，你是什么病啊，我說結核瘤，但是我就看見他翻到一個癌字，那個病歷，他很緊張，他也看一下，最后蓋上了，就引起我的懷疑了，后來回來我當然又去跟醫生講，他們都給我證明，說是結核瘤，都說是結核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來有段時間，因為我每半年要去查體，要去檢查一次，那時候病人直接拿病歷了，那時候，他就把病歷交給我一看。

主持人：這個時候知道了。

閔恩澤：但是那時候已經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了，好像沒有事了。

主持人：沒擔心過嗎，閔恩澤：當時我也想過，一個好人也會再犯，會得癌吧，對不對，所以當時我，沒引起我很大的負擔，主持人：你還不光是這一個病呢，你到后來還經歷了那么多次。

閔恩澤：實際上我現在身上都有啊，我現在還有這個前列腺癌，因為這個發展得非常非常慢，現在我在吃藥治療。

主持人：您不怕死？

閔恩澤：他們告訴我，將來這個是最慢的，將來出問題不一定是它引起的。而且我也請教過很多人，所以最近我還是在治療，在吃藥，就是你還是要健康，再做工作那更就有意思.1964年的那次大手術，閔恩澤被切除了兩片肺葉和一根肋骨，之后，他又先后動過兩次大手術。為了強身健體，閔恩澤開始練習打太極拳，一招一式都顯得氣定神閑。與在國外的時候相比，閔恩澤的生活條件差了不少，但他依然自得其樂，用心地投入到催化劑創新與應用的工作中。

主持人：那幾十年過來，你覺得跟你留在國外的同學比，有值得你自豪的事情嗎，不是說今天這個獎。

閔恩澤：當然有啊，因為過去你比如說，我感到自豪是一個就是1963年，我們有一個代表團，代表團一個團長，他是個老干部，有我，我兼翻譯，我們還有一個，我那時當副總工程師，還有一個室主任，還有設計院那個總工程師，我們幾個去日內瓦，日內瓦談判了，引進成套鉑重整裝置，就是把成套技術買回來。

主持人：這個怎么會自豪呢？

閔恩澤：出去挺起胸口走路了，過去你在國外，你根本好像沒有那個揚眉吐氣的感覺。你沒有挺起胸來走路過，主持人：多大的項目啊。

閔恩澤：那時候五百多萬美金啊，五百多萬美金，這樣去找他買，所以他對我們接待，當時國民黨還有意大利領事館，所以我們后來去意大利，他就派他的總經理，董事長的汽車給我們坐，都有保鏢，每到一個地方都隔得一層樓，旁人不能進來。那是感覺到就是一個感覺不一樣。

主持人：代表新中國了。

閔恩澤：對啊對啊，就是有這個感覺。

在閔恩澤和其他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國的煉油催化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通過自主創新，部分煉油催化技術還在世界上處于領先水平。而通過反復的科研實踐，原來半路出家的閔恩澤不僅成為煉油催化方面的專家，也在用科技不斷地推進我國石油化工行業的發展。

主持人：這個催化劑研制的成功對于我們今天的石油工業，它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有什么樣的意義？

閔恩澤：當時，我們依靠我們自己的能力建250萬噸的煉油廠，那全部用自己的技術，(煉油)要的催化技術都有了，這是第一代。那么第二代，當我們把第一代做完了之后，1964年，大概1964到1970年這一段時間，國外出現了第二代，這個第二代是跨越發展的，當然那段時間我們有工作停頓，文化大革命，停了一段科研工作。到1980年這段時期，那么有國外的新一代，還是跟蹤他們，跟蹤，需要的催化劑，做出來了，提供了第二代催化劑。

主持人：邊學邊干？

閔恩澤：還是在實踐中不斷總結，不斷提高。比如說我們最先就做了磷酸硅藻土催化劑，要擠條，擠面條，我們就做了螺旋擠條機，我們把料放進去，它不朝前面跑，它朝后面跑，那當然不行了，用連續擠，擠不成了，那后來只有笨辦法，就是擱一個活塞，一個一個裝，裝了用一個那個推，就硬擠出來。這不是很現代的，后來當然我們也開發成功了，所以就讓我知道，你要做好這個催化劑，要研究設備，還有呢，就是我剛才說磷酸催化劑，第一次去大連石油七廠用？，給我打個電報，說催化劑沒有活性，不反應，擠進去不變成油，我傻了。傻了后來就研究什么原因呢，實際上我們做催化劑，外頭結了一層殼，所以這個就，這個就進去不了，后來我們就把它敲碎，敲碎一裝，好了。那么這就給我又一個教訓，最后我是這樣，實際上我的成就，就是黨跟國家交了很多學費的。

主持人：你談自己的病，那么嚴重的病你是笑著說，你談到國家交學費的時候，你看你眼淚都差點出來，那么難過

閔恩澤：就是人生到底要干什么吧。對我，對我跟我一起工作的團隊，確實因為面臨著國家的發展，就提供了一個機遇，一個機會，要我們發揮自己才能的地方，主持人：說句境界不高的話，但是命是自己的，財產是國家的。

閔恩澤：如果你活著，你不,你無所事事，沒有成就，虛來一生，那也沒有意義啊，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世界上石油能源緊缺、環境污染加重等問題日益凸現，閔恩澤在國內率先倡導綠色化學的研究，并將自己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中的生產力。國內石化企業花高價從國外引進了兩套己內酰胺生產裝置，卻一直處于虧損狀態，2003年虧損金額高達4億元人民幣。閔恩澤對這兩套裝置進行綠色化改造，一舉扭虧為盈，2005年這兩套生產裝置的盈利就達到了2億元人民幣。

主持人：您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那兩條生產線虧損那么多，能夠扭虧為盈？

閔恩澤：現場診斷，把把脈，看看啥毛病。大概組織二十幾個專家吧，都是權威，都很有名的同行。就去了，就診斷，診斷完了就要開方子啊，吃啥藥啊，基本開了兩個方子，一個就是要增效降本，因為當時進口的己內酰胺八千塊錢一噸，他們的生產成本一萬一，越開得多越虧本是這么一個局面，所以你要降本增效。然后呢，就要開穩開滿，為什么虧那么多，它根本開不好，開開就停啊，消耗自然大啊，主持人：您只管技術呢還是所有的工作都管？

閔恩澤：你不可能只管技術對不對，我把我定位定得很正確，我一直這么說的，我是什么，咨詢、參謀，現場指導，主意還是他們定的，主持人：搞專業的，應該是個性比較強，應該是自己很有主意，閔恩澤：要處理好團隊的關系，人際關系有幾個要點，第一有誠信，別人相信你，所以我只要答應別人，不管大小事情那我都是一定要給他辦，那我都記在心里面，不成也告訴他，第二個要寬容，所謂寬容的意思那肯定有些人是會反對你呀，跟你不同的意見啊，那就很自然的嘛，你一定要對他們很寬容，另外還要尊重他們，要平等待人，這樣大家才能夠發表不同的意見，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幫助他們出成果，你不要老想成果都在自己身上，幫助他們出成果。那么慢慢呢，你就能形成一些團隊，你可以調動很多的力量來，大家一起來工作。

盡管已經84歲了，閔恩澤依然工作在石油化工科研的第一線。2008年初，國際原油價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原油緊缺、油價上漲的壓力迫使人們尋求新的可再生能源。年過八旬的閔恩澤在綠色化學的基礎上又開始了新的創新，他主動承擔起了生物柴油的科研項目。

主持人：大家也非常關心，您的生物柴油現在進展怎么樣？

閔恩澤：第一個要有原料，原料問題，就是生物質，那么現在的國家政策也很明確，不能夠跟糧油爭地，那么過去用菜籽油，棉籽油我們都做過，現在肯定是這些都不能做了。現在首先要做的就要利用退耕還林的工程，生態林建設，做一個木本植物，木本植物世界上都在做的，是一個叫小桐子，叫(麻瘋樹)我們四川、云南、貴州這一帶還包括海南島也有，東南亞，印度這帶，他們都在，國外也在種這個。一句話呢，這個就是要有資源，但是這個資源有一個培育過程，不是說你現在想要就有，你得三年五年十年，慢慢這個才有，才有個過程。

主持人：有沒有一個時間表啊，什么時候我們在生活當中能夠用上

閔恩澤：現在是示范裝置呢，我們中石化在貴州有一套五萬噸的，最近我去參加評審，然后中海油，都交給三大石油公司，中海油在海南島有一套，他的是六萬的，他也用我們的技術，就是然后中石油呢用國外技術建一套，所以這個我也面臨一個要比高低的局面了。／當然現在我們有好多民營企業都在生產，生產但是他們不是很規范，還有不能夠污染環境，這個技術必須是綠色技術。你真正要上加油站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相當的一個過程。現在我們就是說等于是要2010，你看今年都。

主持人：2008年了。

閔恩澤：我們已經很緊張了，全世界搞這個生物柴油，因為它對社會有好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增加農民的收入，增加就業機會等等，國家應該確實要資助這一塊，但是畢竟要自立啊

工作之外，閔恩澤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喜歡散步，也喜歡做家務，閔恩澤的妻子陸婉珍也是中科院院士，從1950年結婚至今，這對“院士夫妻”已經攜手走過了58個春秋。

主持人：那您夫人也是院士，一門兩院士，是她照耀您呢，還是您照耀她呀？

閔恩澤：過去她是我們總務兼財務，所以確實讓我沒有后顧之憂，現在我也覺得我不能整天都想這個催化劑，對不對，還得變換著生活方式，所以最近呢，早飯，我起來得早，我就去做早飯，這些事情。然后現在就是管住嘴，邁開腿。現在腿邁開得不夠，所以我就把家里面這些分散的東西，給它送回廚房啊，去送回去，多走點路吧。那么她現在整個看來，她的身體情況還是比我好，所以我從院里面回去，不是有很多資料嘛，我提不動，我都交給她，我說你給我提回去。就是我們互相依靠了現在，那最近呢反正有些事情我都聽她的，比如說散步，一會我想這邊走，一會她想那邊走，現在我都不，你要走我就跟著你走，你要往東走我就往東走。但是有些原則的問題，我還是得跟她說清楚啊，主持人：以您的年齡，以您的身體，我們覺得您休息休息也很好了。

閔恩澤：這個工作現在變成了自己的嗜好，就是這些事情做了之后也很高興的，就是我剛才說的成就感

主持人：那照您的意思，您就歇不下來了？

閔恩澤：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創新，我們的幾十年的創新的案例，把它總結出來，因為這個事很重要，這個是溫總理講培養創新型人才，培養領軍人才，把這個做出來。所以我現在基本上是想一個就是寫好這本書，或者辦一些研討班，培養人才，第二個就是力所能及的把明天、后天的一些工作，有基礎的再做一做。(來源：央視面對面)

高能物理學家的“加速”夢

——記謝家麟的科研人生

謝家麟，1920年8月出生，加速器物理及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半個多世紀以來，謝家麟的名字和一系列粒子加速器的頂尖技術連在一起：他曾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臺以高能量電子束治療腫瘤的醫用加速器、中國第一臺高能電子直線加速器、中國第一臺對撞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亞洲第一臺產生遠紅外自由電子激光的北京自由電子激光裝置，以及新型電子直線加速器等多項站在世界前沿的項目。其中，有兩項是世界首創，另三項填補了國內重要空白。

謝家麟1943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物理系，1948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獲碩士學位，1951年在斯坦福大學物理系獲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加速器物理和技術方面的研究，領導過數項加速器建造工程，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50年代初在美國領導建成當時世界上能量最高的一臺醫用電子直線加速器。

1955年回國后，謝家麟歷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所研究員、加速器研究部副主任、高能物理所副所長、八七工程加速器總設計師、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經理。

60年代初研制成功中國肪沖功率最大的速調管和中國最早的一臺可向高能發展的30MeV電子直線加速器，國內第一臺電子回旋加速器等，均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并在此時期領導國防任務中子管的研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81—1986領導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設計，預研和建造。

1990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謝家麟作為這項工程的主要領導者和總設計師，在獲獎人員中排名第一。1995年，獲胡剛復實驗物理獎，及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

年逾古稀的謝家麟并未停下科研的腳步。近20年來，他又研制成功多種尖端技術的“混血兒”自由電子激光，使用創新的“前饋控制”方法提高了直線加速器的性能，在80歲高齡后還研制成功一種實用新型電子直線加速器，通過簡化電子直線加速器的結構，既提高了性能，又降低了造價。

通過在加速器領域的研究和建造，謝家麟培養了一批有實踐經驗的人才，為中國實驗核物理，加速器物理及技術和電真空工業的發展，起了推進的作用。發表過研究論文數十篇，并與趙永翔合著《速調管群聚理論》一書、主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和北京譜儀》一書、與杜祥琬合編《1997自由電子激光國際會議論文集》、另著有《加速器-創造發明的故事》一書。

吳良鏞：畢生勞碌為民居

他主持過京津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北京空間發展戰略研究等多項重大工程和科研課題。他就是建筑與城鄉規劃學家、教育家，人居環境科學的創建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鏞。

不遺余力參與實踐

作為建筑和規劃大師，吳良鏞一直堅信城市規劃和建筑學是致用之學，多年來在教學之外他一直不遺余力地利用各種條件參與建設實踐，努力解決中國城鄉建設中的實際問題。

他積極參與天安門廣場改建工作、唐山地震改建規劃，參與了北京、北海、三亞、張家港、深圳、無錫、蘇州等城市的規劃設計，主持了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術學院校園的設計??

從1978年起，吳先生即開始對北京舊城區中心地段的整治進行研究，其后又深入到對破舊危房地區改造和新型四合院的規劃設計工作。其中，北京菊兒胡同改造項目更是使他達到了規劃生涯的巔峰。

菊兒胡同，一個詩情畫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這里的環境卻是與詩意毫無關系的另一番景象。以胡同里的41號院為例，建筑密度高達83%，許多家庭無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個水龍頭，一個下水道，廁所在院外100米處。

1988年，吳良鏞受邀來操刀“動手術”。面對這個典型的“危積漏”（危房、積水、漏雨）地區，他和學生們先后出了上百張施工圖。

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加之以前的研究積淀，“有機更新”的原則最終得以確立。在他看來，城市是一個有機生命體，永遠處于新陳代謝之中。基本原則應該是不能大拆大建，要保留相對完好者，逐步剔除其不適宜者，進行循序漸進的有機更新。但是新的建設要自覺地順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舊。

由于理念到位，行動有力，菊兒胡同改造迅即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并得到了國內外建筑學界的充分肯定。

1990年，英國一位知名建筑評論家曾說，菊兒胡同的改造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導作用。吳先生認為，這才是菊兒胡同改造的實質所在。他所做的項目，都是依據這種思路，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擔憂城建陷入誤區

2008年，吳良鏞因為太過勞累，病倒在工地上。接下來的兩年里，吳先生一直在醫院里進行康復治療，但他的心卻始終牽掛著城市建設。吳先生認為，現在有些城市呈現出不健康的規劃格局，比如重經濟發展、輕人文精神；重建設規模、輕整體協調；重攀高比新、輕地方特色等。有些城市有開發過度的傾向，為了盡可能最大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文化價值的行為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經常在各地看到一些建筑，特別是一些文化建筑，根本沒有中國文化的內涵在里面。我們在做孔子研究院的設計時，就先根據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所處的時代把其定位為一座具備特有中國文化內涵的現代化建筑。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對戰國時代的建筑文化以及對中國書院建筑發展的沿革、形制進行一番探討之后，從建筑構圖、總體布局、室內外造型包括裝飾紋樣等，都做了一定的探索。然后再運用西方和中國建筑技巧予以現代形象表達，從而創造出一種歡樂的圣地感。”吳良鏞說。

改革開放以來，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擁而至，在帶給國人新鮮感的同時，卻因未經消化而破壞了城市原有的文脈和肌理。這個問題也很讓吳先生頭痛。“并不是說不能借鑒西方，我也不反對標新立異，恰恰這是文化藝術最需要的。我本人就是留學生，也經常出國和國外的建筑師接觸。這其中當然得學習國外的東西，但不能照抄照搬。他們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不成功的。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顯然是一種誤解與迷失。”

吳先生認為，像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可以讓建筑師、規劃師“借題發揮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幾乎所在皆是。“科學和藝術在建筑上應是統一的，21世紀建筑需要科學的拓展，也需要藝術的創造。藝術追求的高低、文野、功力等一經比較即可顯現，這是我們的建筑師必須補上的課。”

創建人居環境科學

吳良鏞說，他畢生的目標就是創造良好的、與自然和諧的人居環境，讓人們能詩意般、畫意般地棲居在大地上。

作為中國“人居環境科學”研究的創始人，吳良鏞認為，當今科學的發展需要“大科學”，人居環境包括建筑、城鎮、區域等，是一個“復雜巨系統”。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面對錯綜復雜的自然與社會問題，需要借助復雜性科學的方法論，通過多學科的交叉從整體上予以探索和解決。他舉例說，過去我們以為建筑是建筑師的事情，后來有了城市規劃，有關居住的社會現象都是建筑所覆蓋的范圍。現在我們城市建筑方面的問題很多，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以通過從聚居、地區、文化、科技、經濟、藝術、政策、法規、教育，甚至哲學的角度來討論建筑，形成“廣義建筑學”，在專業思想上得到解放，進一步著眼于“人居環境”的思考。

1989年，吳良鏞把數十年在建筑學、城市規劃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心得，寫成了15萬字的專著——《廣義建筑學》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現代建筑學系統性理論著作，是他對建筑學進行廣義的理性探討和觀念更新的研究成果。

1999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建筑師大會上，他負責起草了《北京憲章》，引導建筑師全方位地認識人居環境的方法論，而不是局限在狹隘的技術——美學范圍內；植根于地方文化與社會、直至覆蓋心理范疇的多層次的技術體系；將美術、手工藝以及工業設計與建筑師的工作結合起來??

進入新世紀，他發表了著述《人居環境科學導論》，提出以建筑、園林、城市規劃為核心學科，把人類聚居作為一個整體，從社會、經濟、工程技術等角度，較為全面、系統、綜合地加以研究，集中體現了整體、統籌的思想。

“要看到人居環境科學是非常有發展前途的學科，看到它將向大科學、大人文、大藝術邁進的大趨勢。”他總是這樣告誡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