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現代史提綱整理版

中國現代史提綱

注：預測“△”為主觀題，黑體與“__”為重點。

一、名詞解釋

1、工讀主義：又稱“工讀互助主義”，五四”時期青年中流行的一種改良主義思潮。工讀主義主張勞心與勞力、工與讀相結合，教育與職業合一，把工讀互助團辦成“人人工作，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組織，并聯合起來組建新社會。工讀主義表現了青年知識分子改造中國的愿望，但具有空想性。

2、新村主義：五四時期流行的新思潮。周作人把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新村主義主張脫離舊社會的惡勢力圈，另辟一塊小天地，建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腦力和體力對立、人人平等、互助互愛的新村。然而，新村主義的倡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3、好人政府：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等人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主張組織“好人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提出三條基本原則：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一種“有計劃的政治”。

5、西山會議派：中國國民黨內的一個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派別。代表人物有謝持、鄒魯等。1925年在北京西山非法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因而得名。通過了反蘇、反共、反對國共合作的議案，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回擊了西山會議派的進攻。1926年1月召開國民黨“二大”，對西山會議派做了組織處理。

6、遷都之爭： 1926年，國民黨中央決定將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往武漢，隨即開始籌備。1927年1月，國民政府明令遷都武漢。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工作受到蔣介石的阻撓，因而出現了遷都之爭。1月初，蔣介石借機召開會議，決定“暫駐南昌”。對此，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人民群眾進行了斗爭，最終在遷都問題上戰勝了蔣介石，但并未阻止蔣介石反動傾向的增長。

其實質是蔣介石企圖爭奪革命領導權，建立軍事獨裁統治，進而獨吞北伐勝利果實。

9、保甲制度：國民黨政府為維護其統治而實行的一種基層政治制度。1932年8月，國民黨頒布條例，在革命根據地周圍地區建立保甲組織，1934年推行至全國各地。保甲之編組，以戶為單位，設戶長；十戶為甲，設甲長；十甲為保，設保長。保甲組織依照所謂“管教養衛”的原則進行活動。保甲制度的推行，加強了對人民的控制。

10、新生活運動：1934年2月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就是使全體國民的全部生活（衣食住行）都符合民族固有道德——“禮義廉恥”的運動。從改造人們的衣食住行人手，具體標準是“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追求生活的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其真正目的是讓廣大人們群眾規規矩矩地接受國民黨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獨裁統治。但新生活運動在抗戰爆發后起到了一些戰時服務、救濟等作用。

13、洛川會議：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全面爆發時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和各項具體政策，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抗戰的正確方向，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

18、三三制政權：按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組成的政權。政權人員構成上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中間派占1/3。凡年滿18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性別、信仰、黨派、文化程度，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隨后各根據地各級政府按“三三制”原則進行了改造。它的實施起到了調節各抗日階級的利益，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作用。

30、合作主義: 五四時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曾把合作主義看成最適于改造中國的辦法。宣傳合作主義的小團體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是平民周刊社。合作主義提倡通過組織合作社來消滅剝削，實現社會主義。但是其推行的效果并不明顯。

二、主觀題

8、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

時間：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地點：莫斯科

內容：（1）大會正確地肯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仍然是資

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10項政綱，包括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沒收地主階級土地，耕地歸農；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等。

（2）指出當前革命的形勢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

（3）批評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尤其批評了盲動主義。

（4）規定了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基本政策，包括蘇維埃政權問題、農民

和土地問題等。

（5）選出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選舉了新的領導機構。意義：策略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不足：⑴對中國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估計和政策；

⑵對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識不足。使“左”傾思想未能肅清，并被其片面發展。

總的來說，大會主要方面是正確的，大會后一個時期的工作是有成績的。

17、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 △

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推行的政治運動。

目標：（1）國家至上民族至上；（2）軍事第一勝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精神力量之所由表現為道德，而其所由發揮則必歸著于信仰。”救國之道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共同之信仰是完成“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衛護國家的先決條件為“軍令政令之絕對統一”。

國民黨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另一方面是反共反人民的。

中共的應對措施：針對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共中央發表文告，對它標榜抗日的方面予以支持，對它反動的錯誤的方面進行實質性的批判。共產黨認為，①國家和民族是全體中國人，尤其是占90%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國家和民族，只有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才是根本正確的。②“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只能是動員一切力量，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③“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唯有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達到這個目的。而集中最大力量的辦法，只能用民主方式。

（抗戰開始后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成立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的政府，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的主張。1939年9月，中國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參政人員積極進行實施憲政的活動。全國涌起了憲政運動的浪潮。）

20、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①拒絕聯合政府，堅持***，是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之一；②加強反共力量，準備內戰，是這次大會的另一議題。）

在抗戰勝利前夕，國共兩黨都已經開始考慮未來的政權建設。國民黨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慶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中共問題，堅持國民黨***，抵制聯合政府，準備內戰。5月17日大會就中共問題通過了《對于中共問題之決議案》和工作方針，進一步確定了其獨裁、反共政策。《對中共問題之決議案》強調當務之急在于團結本黨，建立反共體系，為發動反共內戰制造輿論。大會還確定了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為抵制全國人民要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為其***披上“憲政”外衣，決定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是堅持獨裁、制造分裂的路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方針：“團結一致，爭取勝利。” 會上，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堅持廢除國民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大會制定的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21、抗日戰爭勝利的意義 △

①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的勝利，洗雪了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恥辱，創造了半殖民地弱國打敗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跡，顯示了處在進步時代的中華民族覺醒和民族團結的巨大力量。這個勝利極大地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②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族人民、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等廣泛參加的全民族抗戰。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所有為抗戰出力的中國人的光榮。

③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1、中共成立△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召開，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3人。后因有法國租界巡捕搜查，會議被迫終止，轉至嘉興南湖一艘船（紅船）上進行。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共開了７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綱領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廢除資本私有制，直到消除階級差別。綱領還規定了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黨組織“采用蘇維埃的形式”）、《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選舉了黨的領導機構。大會的中心議題是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至此，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

個完全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其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此有了戰斗的司令部，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從此煥然一新。

三、其它

4、第二次護法運動

月，陳炯明趁北伐軍平定江西之機，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圍攻總統府。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國民黨指導思想綱領等存在嚴重缺陷，開始聯俄、聯共、改組國民黨。

7、八七會議

時間：1927年8月7日

地點：漢口

組織機構：中國共產黨中央

出席人員：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產國際代表共計20余

人，包括毛澤東、翟秋白等。

內容：（1）堅決清算了國民革命高潮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2）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3）成立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政治局委員有翟秋白、蘇兆征、李維漢（3人為常委）等9人，候補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周恩來等7人。

影響：具有重大歷史功績。清算了共產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明確了黨在新

時期的斗爭方針，為全國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同時也滋長了“左”錯誤。但是會議的功績是主要的。

11、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營救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同盟推動了當時民主運動的發展。后因受國民黨殘酷迫害，同盟活動終止。

12、抗日戰爭的四個階段

（1）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是抗日戰爭戰略防御階段。盧溝橋事變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爭。中國開始了全國性的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在此期間，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進行四次大規模會戰，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

（2）1938年11月至1941年11月，是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前期。日軍改變侵華戰略，在軍事打擊同時，對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的政策。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建立偽中央政權。國民黨頑固派加劇了反共摩擦活動。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抗戰，敵后戰場發展為抗日戰爭重要戰場。

（3）1941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戰略相持階段的中期。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正式形成。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重要戰場。國民黨統治日趨腐朽，共產黨領導敵后軍民度過了困難階段。

（4）1944年初至1945年8月，是戰略相持階段后期和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的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獲得人民的熱烈響應。日本帝國主義于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中國人民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很大提高。

14、《論持久戰》

毛澤東于1938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中作了《論持

久戰》的重要演講。他科學分析了中日雙方在戰爭中存在相互矛盾的因素，全面考察和論證了堅持持久戰以爭取抗戰勝利的客觀依據，指出日本無力支持長期戰爭，最終必將失敗。毛澤東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并解決了持久戰中的作戰原則問題，論述了人民戰爭的思想。

《論持久戰》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決抗日戰爭問題的光輝著作，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科學。它指明了爭取勝利的正確方向和具體道路，堅定了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

15、國民參政會

實際上國民參政會只是由國民黨控制的一個咨詢機構。1938年7月6日至130人。國民參政會只有聽取政府施政報告并作出決議，和向政府提出建議案及詢問案之權。

國民參政會的召開是全國人民要求抗戰，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表現，對團結人民、堅持抗戰起來積極作用。但由于國民黨堅持***，參政會的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

16、相持階段前期正面戰場的作戰：動冬季攻勢。自11月下旬至1940年3月底，各部陸續發動攻擊。

19、《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美國的輔助下，中國的國家地位提高了，開始以大國的積極姿態重大國際事務。1946年10月20日，美英蘇中四國在莫斯科簽署了《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其主要內容有：四國一致對軸心國繼續作戰，直至各軸心國放下武器為止。四國承認有必要在盡速可行的日期，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這些愛好和平國家無論大小，均得加入為會員國，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22、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

討論涉及問題：（1）首先討論的是政府改組問題。（2）1月15日，開始討論施政綱領。（3）關于軍事問題的討論。（4）爭論最多的是國民大會問題。（5）憲草問題上，沒有激烈的爭辯，只有各自的說理。

意義：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特殊的一幕。經中共、民盟及其他民主分子的共同努力，通過了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民主的五項協議。同時，政協及其協議所體現的黨派平等協商精神在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但是，政協協議很快被國民黨反動派撕毀，使這次實現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機會成為泡影。

23、“五四指示”（中共準備自衛戰爭）

在普遍進行清算、減租的基礎上，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通稱“五四指示”。及時地將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土地政策上的這一轉變，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24、《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國共產黨于1947年10月10日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正式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25、張東蓀

26、梁啟超代表作：前期《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主張歷史有“公理公例”；后期《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則對此否認。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史和史學理論，還提出編撰中國通史與中國文化史的設想。

27、《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后，蔣介石正式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作

為國民黨處理對外對內關系的基本準則。

28、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正面戰場主要戰役：

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中國獲得決定性勝利）、浙贛戰役、鄂西戰役、常德戰役，以及中國政府于1942年2月以第五軍、第六軍、暫編第六十六軍組成遠征軍，先后入緬作戰。

29、“攘外必先安內”：先安內”的政策，作為國民黨處理對外對內關系的基本準則。

14、淞滬會戰：位于南方戰場，1937年8月開始，以11月上海失陷為結束。給日本以重大打擊，粉碎日軍“速戰速決”的夢想。中國軍隊也受到重大損失。太原會戰：位于北方戰場，時間1937年9月至11月。中方戰敗。

27、五二零血案

蔣介石的內戰和法西斯統治政策，引起了各階層人民的反對。1947年5月20日，北平各校1.5萬余名學生上街進行反饑餓反內戰的宣傳，在西單遭特務襲擊。京滬蘇杭地區6000余學生在南京聯合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請愿示威，提出增加教育經費、學生副食費，改善教職員待遇等要求。隊伍遭到軍警特務鎮壓，被毆傷100余人，被捕20余人，造成了震動全國的“五二零血案”。

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近代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和思想演變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階級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思想基礎。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投身到工人群眾中去做宣傳組織工作，以他們為橋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逐步結合起來，從而產生了中國共產黨，而共產國際的幫助，促進加快了這一進程。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日漸結合，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問題被提上歷史日程。1920年3月，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等來到中國幫助建黨。1920年10月，李大釗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產黨小組，后改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南方的建黨運動由陳獨秀領導。

第二篇：中國現代史

中國現代史

名詞解釋與簡答：

梁漱溟《鄉村建設》

梁漱溟鄉村建設的原因：

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并以鄉村為主體的”，但近代以來，由于中國農村屢遭天災人禍，已破敗不堪，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農民流離失所，農村經濟日趨破產，農村社會動蕩不安。鄉村破壞的嚴重現實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關注，對其破壞原因的認識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設辦法，來拯救鄉村，并希望通過鄉村建設來拯救整個中國。

另外，對中國傳統社會特殊性的認識，也是梁漱溟積極投身鄉村建設的原因之一。由是，可以通過改良的辦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實現拯救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理想。

對于20世紀中國社會崩潰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鄉村建設運動的一個原因。梁漱溟將舊社會構造崩潰的原因歸咎為中國文化的失敗。具體表現為缺乏科學技術和團體組織。因此，梁漱溟在鄉村建設運動中就著力于傳播科學技術，并培養農民的團體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義來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農民”。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主要內容：

1、開發“鄉村文明”，主張農業合作：所謂的“鄉村文明”是鄉村與城市的共同發展與文明進步。中國的根在農村，只有農村經濟發展，物質文明提高，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才能真正得到改善。農業是其它行業發展的基礎，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的合作使農業改變其單一的發展規模與單薄的產業模式。農業不僅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也提供了充足的就業人口。

2.促興農業，發展農村經濟業態，建立農業信用社：鄉建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發展鄉村的經濟建設，也就是促興農業。所謂促興農業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技術的改進；一是經濟的改進。第一，技術的改進，使得產品不僅在品質和數量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要有很好的銷路，這也要求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要時刻捕捉科技信息，把先進的城市文明用于改良農業的生產技術和農業工具，從而加快傳統農業步履蹣跚的局面。第二，經濟的改進，建立起整個農村系統的合作體系和合作網絡，建立“合作信用社”，把有效的農村資金和人、物力整合，發揮他們的最大效率。兩個方面的改進是相輔相成的，技術的改進推動了經濟的改進，而經濟快速的增長又要求技術的不斷更新與換代。農業信任體系的建立又可以把兩個方面有效的結合在一起，盡可能為農業發展募集到資金和生產項目。他們共同的努力，使農業的發展走上良性健康的方向。

3.加強鄉村基礎教育，改革鄉俗教化：都市過剩的知識分子應該走進農村，幫助農民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認識。農村基礎教育的推廣需要不斷擴大的識字人口，相互學習與影響。如果有可能，這些人也可以為農村建立起自己的師資隊伍，并且幫助農村謀劃一切建設事業。在實施和推廣基礎教育的同時，也要把鄉俗教化納入教育體系，提高他們的認知能力的同時，也要讓他們知道怎樣去做。制訂新的鄉約，重新讓他們接受更為科學合理的鄉俗教化。提倡合作與共享，而不是消極的疏離散漫。

4.興辦鄉村自衛：舉辦鄉村自衛，是為了保護農業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而且有力的武裝也能保證當地人民財產安全。在當時的中國，匪患四起，農業生產活動常常受到周圍土匪武裝和山賊的騷擾。建立一支強大有效的鄉村武裝隊伍是十分必要的。一來把當地一些有槍的幫會和“紅槍會”組織起來，使他們不至于侵民擾民，不使其成一害。而且可以給他們以有效的開導，指導他們的方向，從而避免他們被人利用。二來，可以慎防他們的勢力擴大，釀出禍患。越是這些愚昧的鄉村武裝，越容易被人所利用。當然這些武裝在當地可以成為一支有效的執法隊伍，對于消滅鴉片之害，整頓鄉村面貌，樹立良好風俗等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中國20世紀20年代創辦的以平民教育作為救國和改良社會措施的團體。簡稱平教會。成立于1923年。是年8月,陶行知、朱其慧和晏陽初等人，利用“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北京召開第二屆年會的機會，邀請各省代表成立平教會,9月發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宣言》。總會設在北京，并陸續在全國20余省區設立分會，開辦平民學校。朱其慧任董事長,陶行知任董事部書記,晏陽初為總干事。1925年秋，晏陽初與陶行知、朱其慧產生分歧，平教會總會遂從“中華教育改進社”分立出去。1926年秋,晏陽初選定河北定縣為“華北實驗區”,以翟城村為中心，從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他給平教會的工作規定了“調查、研究、實驗、表現和推廣”五個步驟。平教會定縣實驗區的活動當時吸引了一批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參加。后出版了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等著作。定縣實驗因抗日戰爭爆發而停頓，晏陽初遂轉至重慶歇馬場開辦鄉村建設育才院，繼續從事平民教育工作。

海瑞罷官

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干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遂于6月間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繼寫出《論海瑞》、《海瑞罷官》等文章和劇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干風”、“翻案風”聯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報刊先后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系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兩個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和政治遺產繼承者華國鋒為了穩定形勢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針。兩個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提出。這個觀點就是要維持毛澤東生前作出的決定和指示，一方面兩個凡是反對反省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對整頓，反對給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另一方面，兩個凡是維持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以及讓華國鋒接班的決定，以穩固華國鋒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因為華國鋒是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中國領導人，其缺乏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資歷及政治閱歷，無法與元老們相比，只能憑借毛澤東的權威，而兩個凡是則正好賦予了華國鋒執政的“合理”性。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有一定的歷史和政治的原因：1.剛剛解決“四人幫”等問題，全國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兩個凡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2.當時華國鋒本人的思想理論體系仍然是堅持文化大革命這個理論路線的；3.受個人資歷限制，華國鋒本人作為“一個過渡”（鄧小平語），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只能“照過去方針辦”（毛澤東對華臨終指示）；4.作為一種政治宣言，“兩個凡是”表現了華接班的“正統地位”；5.華國鋒本人傾向于沿襲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以及延遲鄧小平復出參與中央工作的時間，“兩個凡是”是作為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提出的。

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又稱為新四軍事件，此間的“皖南”即指事變發生地區：安徽南部，而新四軍則是指共產黨轄下；由葉挺、項英分別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該事變發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與新四軍之間的一次沖突事件，事件中，共產黨新四軍所屬軍部兵力與皖南部隊遭到了嚴重的損失。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蔣介石發出“皓電”，限令黃河以南新四軍于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同時密令其數十萬軍隊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從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蔣介石罪惡陰謀的同時，為顧全大局，決定將皖南的新四軍撤到長江以北，并連電東南局和軍分會書記項英，乘國民黨軍尚未部署就緒，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襲擊。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和部隊共９０００余人北移。６日，當進入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事先埋伏的國民黨軍隊７個師８萬余人的包圍和襲擊。１７日，蔣介石竟反誣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并聲稱要將葉挺交軍法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般認為，此事件起因為此前黃橋事件。雖然皖南事變是抗戰時期國共沖突中，國民黨難得的“大勝利”，但事實上并未完全 消滅總兵力達9000、3.5萬支步槍、460挺機關槍之新四軍，但完全消滅了新四軍軍部和指揮機關，造成了比“黃橋事件”更大的影響。

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全稱《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由于其成文時間而得此稱謂。該文件是1966年2月中國共產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專門會議后，向中共中央的匯報文件。1966年2月3日，面對批判《海瑞罷官》事件以來思想理論界的形勢，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放”的方針、學術工作隊伍、左派要相互幫助等問題。《提綱》提出，學術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二月提綱》主要是為了把已開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范圍內。同時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只有這樣，才能利用無產階級思想逐步地改造舊知識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識分子。”《提綱》特別提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二月提綱》主要是為了把已開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范圍內，避免把學術界的思想斗爭發展為政治運動。二月提綱雖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組的名義書寫的，但是其立場與三個月后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區別，明確反對將一切矛盾與爭議上升為政治因素與階級斗爭等思維方式。

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主張。會議決定：1.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至支部討論；3.常委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朱德為軍事指揮者。遵義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并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參加中央軍事指揮的領導工作。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注意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使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它證明中國共產黨完全具有獨立自主解決自己內部復雜問題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志。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①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②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

③1936年5月，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號，9月制定“逼蔣抗日”方針，同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停止了敵對行動。

④1936年12月，積極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十年內戰的局面，國內和平基本實現。

⑤1937年9月，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隨后蔣介石發表講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由此，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1957年整風運動

1956年11月，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為主題，以及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階級斗爭的狀況和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把本屬必要的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一批學術界的大家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難二十多年。整風運動過后，非但沒有達到毛澤東倡導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的目標，而且出現了相反的政治景觀：政治體制中黨政不分和黨委過分集權的現象逐漸發展；民主法制建設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虛無主義開始抬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受到損害，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個人崇拜開始盛行，群眾性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思想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由活躍轉入沉寂。尤其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繼續發展，廬山會議把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引入了黨內，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則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將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化；在社教運動中又把斗爭矛頭對準了黨的領導機關，削弱了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這些現象的不斷發展和“左”傾錯誤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進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斷。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的變化

“九一八事變”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旗幟鮮明地闡明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立場。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又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變”后，中共中央發出《為上海事變給各地黨部的信》，4月15日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作戰宣言》，20日又發出《為對日宣戰告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通電》。這些宣言、通電和文件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共產黨愿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又發動了華北事變。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2月，中共中央結束長征到達陜北后，在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盧溝橋事變”后，7月8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中國的出路，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對付日本的進攻應堅持堅決抗戰的方針，實行全國軍隊和人民的總動員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辦法，爭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使中華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貫徹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指明了方向。193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進攻三個階段，闡明了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對全國抗戰的戰略指導產生了重大影響。

共產黨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全面抗戰爆發后，共產黨促成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倡導進行了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

共產黨堅持和領導了敵后游擊戰爭。1937年8月，黨在洛川會議上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確立了在抗戰中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方針。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便獨立自主地到敵后進行游擊戰爭，開辟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妥協、投降傾向增長。為爭取一切力量團結抗戰，克服分裂投降，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借紀念全國抗戰兩周年之機，發表對時局宣言，提出了“抗戰、團結、進步”的三大方針，及時為全國的抗戰指明了方向。

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國民黨仍然采取避戰、觀戰的態度和限共反共政策，竟然妄圖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廢除***，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周恩來在延安進一步闡明了實施這一主張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大躍進出現的原因

大躍進災難的形成，從主觀錯誤方面來說，有幾個主要原因。

一是高指標。中央原定58年糧食產量3920億斤，但由于“大躍進”是以反“右傾保守”的“大辯論”開路的，誰把指標定得低了，就有可能被打成“右傾保守”而被“拔白旗”，因而各地的的指標越報越高。二是大煉鋼鐵的過高指標擠壓農業。

三是人民公社的“共產風”。一方面是“吃大鍋飯”，“更加劇了農村的災難”。另一方面是“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

四是廬山會議的“反右傾”。在會后全黨范圍的“反右傾”斗爭中，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干部和黨員多達三百幾十萬人，對黨造成極大損傷；又在經濟上掀起了繼續“躍進”的高潮，各種“大辦”一擁而上，結果“造成工農業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大滑坡。”

一國兩制的形成過程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府就曾設想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1979年1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呼吁兩岸就結束軍事對峙狀態進行商談，表示在實現國家統一時，一定要“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政策，表示“國家實現統一后，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并建議由兩岸執政的國共兩黨舉行對等談判。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就葉劍英的上述談話指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國家實現統一的大前提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進一步發揮了關于實現臺灣與大陸和平統一的構想，指出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他還就兩岸統一和設置臺灣特別行政區問題，闡明了中國政府的政策。198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一國兩制”的構想寫入憲法，以國家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黨和國家職能部門依據這一構想，對臺灣、香港、澳門分別制定個體的方針、政策，順利地實現了香港1997年、澳門1999年回歸祖國的工作，并對臺灣的和平統一工作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辨析： 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1927年到1928年前后的中共武裝力量，兵不過二千、三千之眾，槍更是沒有幾條。可是就這點人馬，在1934年短短五、六年間卻擁有了三十萬大軍，甚至還有了飛機。蔣介石將軍屢次剿共屢次失敗，紅軍發展越來越快，上世紀30年代之初就可以成師級建制消滅國民黨軍，甚至可以擊潰國民黨軍集團軍建制。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于共產國際派來的人瞎指揮，排斥了正確的戰略思想及戰術原則。可是，遵義會議后呢？紅軍很快跳出了國民黨軍的包圍，隨后面對國民政府重兵圍堵，地方實力派軍閥的層層阻擊，越雪山草地之險，卻是連戰連勝。到達陜北和劉志丹部順利會師。紅軍長征以后，部隊雖然減少了十倍，但是，從領導階層上看，政治上有毛澤東等堅強的核心，國統區的地下工作也進一步恢復。軍事上形成了以近代杰出的軍事家朱德等組成的指揮集團。這時的紅軍雖然不足30000人，但是無一不是百戰疆場經驗豐富的老兵，都是經歷過生死考驗的忠誠戰士，其戰斗力之強遠超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那幾千烏合之眾。部隊的協調與機動性能力大大增強。作戰能力大幅度提高。

國民政府集全國之眾兵精銳，尚不能消滅能那幾千烏合之眾，而使紅軍越戰越多，越戰越強。從當時作戰的情況看，紅軍長征之后除西征失利外。國民政府軍無一勝仗，進攻紅軍的部隊無不損兵折將。前往征討的馬步芳、張學良、楊虎城、胡宗南無不敗陣。紅軍再次呈現了越戰越強的態勢，對國民政府軍發動的進攻每每斬獲頗多。如此可看，蔣介石將軍坐鎮西安所發動的圍攻，只怕也難逃江西四次圍剿的命運。多半是把1946年的陜北會戰的結果提前十年而已。

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軍處在國民政府的限制和日軍的掃蕩中，夾縫中求發展，常常陷于兩面作戰的不利態勢，這比單獨面對國民黨軍壓力大多了。如果日本不入侵，共產黨軍的發展空間大多了。對比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軍的戰斗力，紅軍整師整旅地殲滅國軍，不用太大代價。而與日軍作戰，經常是殺敵500自損1000，即使是勝利，也是慘勝。日本鬼子對中華民族的野蠻入侵和瘋狂屠殺，無論對國共兩黨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是災難，不存在幫了誰問題。如果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有所壯大的話，同樣他們也付出了巨大犧牲。從另外的角度上，國民黨軍也經歷了抗戰血的洗禮，出現多個美式機械化部隊。戰斗力和整體協同作戰能力同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對比解放戰爭開始時的中共軍隊，也同樣是壓倒性的優勢。可以說對雙方各有利弊，不能說單純有利于哪一方！如果說紅軍時期的勝利得自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林立的話，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內部同樣也是派系林立，國民政府一直到最后失敗也沒能最終消除派系，但在抗戰后，國民政府中的派系已大幅度削弱，更有利于統一指揮和戰役、戰術上的協調，在這方面是具有優勢的。

對比的結論：沒有日本鬼子，國軍想消滅共產黨軍只怕更不可想象。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沒有日本鬼子，國民政府軍也許敗的更快，多半八年以后的1945年國民政府就已撤向孤島了。

這僅僅是從狹隘的純軍事觀點上來比較，把戰爭只當作兩支軍隊的對壘。縱觀中華民族的國內戰爭史，“失民心者失天下”。戰爭的勝負最終是由“老百姓的小車推出來的”。美國斯諾先生1936年在陜北會見了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并接觸許多紅軍戰士后得出了結論“紅星必定照耀中國”。也就是在1936年的美國人，在進行了雙方對比后都可以得出結論：無論日寇是否入侵，共產黨都將在中國取得勝利。

左傾比右傾（分別是什么）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危害更大？

左傾：在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觀,脫離社會現實條件,陷入空想、盲動和冒險的傾向。右傾思想如果形成為系統完整的路線,并在實踐中貫徹便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在政治斗爭中往往放棄原則,犧牲無產階級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協,又叫右傾投降主義

經濟建設過程中的左傾冒進是指在經濟建設中將脫離客觀可能的經濟目標付諸計劃和實施。它給人們一種有積極進取精神的表象，但因其脫離客觀實際，結果往往是好夢變成惡果。經濟建設中左傾冒進的表現及其危害。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以至今天，經濟建設過程中的左傾冒進行為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只不過在不同時期不同的領域它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左傾冒進傾向給我們的經濟、政治、生態造成了嚴重的惡果。首先，左傾冒進的經濟建設行為導致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其次，左傾冒進的經濟建設行為，導致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其三，左傾冒進的經濟建設行為還助長了社會不良風氣的產生和蔓延。

所以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但根深蒂固的是“左”。其原因是：（１）“左”貌似革命；（２）人們有一種錯誤的觀念，認為“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所以寧“左”勿右；（３）多年的教訓使人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好象“左”可以避免懲罰；（４）“左”的思潮，在我國有比較深的社會階級根源。

目前，我們為什么要防止“左”？第一，從現實情況看，對我們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干擾較大的因素是“左”。比如說，有人把改革說成是“自由化”之源，把對外開放說成是“引進資本主義”，把特區看成是和平演變的“橋頭堡”，把搞“三資”企業看作為引進資本主義，把鄉鎮企業說成是“不正之風之源”；有人認為，在當前的國內國際形勢下，應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以階級斗爭為綱，重新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那一套，如此等等。第二，從改革開放實踐所破除的東西看，也往往是以往存留下來的“左”的東西，所以，在深化改革過程中，遇到“左”的干擾就不足為奇了。

論述：

鄧小平南巡的講話精神對社會主義建設有什么意義？

鄧小平南巡談話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創新，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堅定、全面、持久、創造性地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鄧小平的南巡談話，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作出了新的巨大貢獻。主要有：

（一）關于改革的實質與功能

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極為明確的回答。他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而解放生產力的目的則在于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這就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質。

鄧小平同志在論及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時，是將這一論斷同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相提并論的。他指出，過去只講革命是解放生產力，這不完全。要把革命是解放生產力與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兩個方面講完全。既然改革和革命一樣，都具有解放生產力的功能，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從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說，改革開放是其量變發展過程的動力；從社會主義體制的發展說，改革開放則是其質變發展過程的動力

如果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巨大動力，那么搞好改革的關鍵是什么？關鍵在領導、在班子、在人。這是無數事實證明了的一個真理。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經驗看，無論從宏觀、從微觀看都是如此的。另外，要搞好改革開放，還有一條很重要，就是解放人的思想，使人民群眾和廣大干部富有創新精神，進行創新實踐。

（二）關于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市場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的。以市場為中心組織經濟活動，是任何一種商品經濟形態發展的客觀要求。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同樣離不開市場。如果我們把問題說到底，便會得出如下結論：承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就必然要承認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因為商品經濟發展到了高級階段就是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可以利用市場、市場經濟，但它不能在完全私有制基礎上搞市場經濟。所以，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第二，它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手段相結合的。

（三）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對于這個界定，應當作全面、準確地把握。既不能把上述三個內容隔裂開來；也不能將它們彼此對立起來；更不可任意抽取其中某一點，而加以曲解。

為了贏得對于資本主義的最后勝利，發展自己，必須利用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這里有幾點屬于方法論性質的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第一，對一切認識領域的文明成果，要通過實踐加以檢驗，決定取舍；第二，對一切屬于行為方式方面的文明成果，如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等，要應用生產力這個根本標準加以檢驗，之后決定取舍；第三，要善于批判地吸取一切為人類所創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而不是兼容并包，不加分辯地照搬、照抄外來的或我國已有的東西。總之，無論是對待我國已有的或者是對待外來的文明成果，都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

（四）關于姓“資”和姓“社”

關于姓“資”姓“社”的三條標準，亦即判斷改革開放的成敗得失標準的三個內容，主要是指：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條標準，實質是個生產力標準問題。不然，這個標準，也還包括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其他方面的內容，如在三個“有利于”前邊的“社會主義的”限制詞，就說明這一點。

要正確把握小平同志提出的關于判斷改革、開放成敗得失標準，要注意如下三點：第一，要注意改革開放對于發展生產力是有利，還是有害；如有利，還要看是有大利還是有小利；第二，要注意改革開放給人民群眾帶來什么結果，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如果帶來的是福和利，還要具體地看這福利是大福、大利，還是小福、小利。第三，要注意把這三點和鄧小平同志的其他言論聯系起來加以理解，避免得出偏頗結論。

五、關于加快經濟發展

在當前新的國內國際條件下，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進一步指出，經濟發展低速度，就“等于后退”。加快經濟發展，必須建筑在科學的基礎上。我們應當實現怎樣的高速度呢？從小平談話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第一，經濟發展的速度必須是與提高產品質量相統一的，即我們的速度是在提高產品質量基礎上的速度；第二，經濟發展速度必須與增進效益是統一的，就是說，我們的經濟發展在提高社會勞動生產效率基礎上進行的。社會主義要戰勝資本主義，這是關鍵的一條。第三，經濟發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搞好綜合平衡，就是說，經濟發展的速度，是與國民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是統一的。第四，經濟發展的速度，要與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一致起來等等。如果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與上述諸種要求相一致，就應當鼓勵發展，以便實現我們所需要的高速度。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實現這種高速度，能否實現這種加快發展的迫切愿望。

六、關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

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對黨的基本路線作出了新闡發，集中表現在要堅定地、持久地、全面地、創造性地

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條基本路線上。首先，要堅定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是指我們既不能動搖、又不能偏離這條路線。其次，要持久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用小平同志的話說，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再次，要全面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就是貫徹小平同志關于“兩手抓”的思想。小平同志在南巡談話中，關于“兩手抓”提出了五個方面的內容。（１）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犯罪活動，掃除一切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丑惡現象。（２）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反腐敗和廉政建設；（３）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４）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四項基本原則的落實；（５）一手抓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一手抓對反社會主義敵對勢力的專政等等。而且“兩只手”都要硬，所謂硬，就是要把事情辦好，即要抓緊、抓實、抓出理想的效果來。最后，要創造性地堅持和落實黨的基本路線。這主要是指全國各地區、省、市，都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結合建國后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文革等史實，論述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經驗。

第一，必須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關系 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于經濟文化較落后的國家，其封建社會的遺產很厚，這就存在一個如何正確對待封建主義的問題。共產黨人雖然在理論上認為資本主義進步于封建主義，但在實踐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遠遠重于對封建主義的批判，從而放松對封建主義的警惕性，甚至把封建主義的東西當成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來推崇，這是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怪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之后普遍進行了土地改革，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被摧毀了，封建主義的政治力量也被摧毀了，但是束縛人們思想的封建主義傳統，包括它的思想文化，卻很少觸動。封建主義的東西不僅在人民群眾中甚至在革命者身上都打上了烙印。長期忽視鏟除封建主義殘余，使封建社會的遺物滲透到了社會主義的機體之中。可以說，在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由于沒有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關系，把封建主義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的東西來固守，甚至加以發揚，造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失誤，這是從社會主義受挫的建設中總結的一個首要的經驗。

第二，必須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研究資本主義的目的不是為了吸收它的積極成果，主要是為了從根本上對之進行批評甚至從根本上否定。因此，在對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上，必須克服“左”傾思想的影響，克服存在對資本主義諸多不正確的認識，甚至歪曲的理解，克服那種把社會主義與屬于資本主義的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聯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來，把不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的觀點。因此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仍是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嚴肅問題，只繼承不批判，那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資本主義的翻版；只批判不繼承，也不可能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繼承和批判二者不可或缺。只能在批判中繼承，繼承中發展，吸收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壯大社會主義的力量，在與資本主義的共處中增強社會主義的比較優勢。第三，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

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提出，標志著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從深層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廓清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模糊認識。因此，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 第四，必須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

我們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不是經濟成熟程度不同的同一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應同屬于一個社會形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不同的生產方式，不同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因此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劃為同一階段的認識是不正確的，不免就會在實踐中遇到很多挫折。因此正確區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應當把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這樣就可能避免潛在的超階段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實踐的發生。因為超越任何一個社會形態都是比較困難的，都不是短期內所發生的，尤其是向人類所理想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過渡更是如此。

第三篇：中國現代史分期

、中國現代史分期

1、過渡時期： 1949—1956年

2、社會主義建設（或艱難曲折的）探索時期：1956—1966年

3、文革時期:

1966—1976年

4、社會主義建設（或改革開放）新時期： 1978—、過渡時期總路線、一五計劃、三大改造之間的關系

1、總路線是具有總體指導意義的東西。內容：一化三改

2、一五計劃：根據總路線制定，將總路線內容具體化。內容：優先發展重工業，完成三大改造。內容包括三大改造，但 考試時多側重工業建設成就，尤其突出重工業方面。

3、三大改造：二強調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由私有改造成公有。一般單獨考，較少放在總路線、一五計劃 之內。同理，195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多快好省）是錯的，在它指導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錯了。

三、各種會議

1、政協會議：各黨派、各團體、各界等代表參加。

籌建新中國（比如通過了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

2、全國人大：人民的代表參加。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通過了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

3、中共八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代表參加

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路線等。

如：八大：分析了主要矛盾，指出了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

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錯誤的建設總路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四大內容，偉大歷史轉折。

四、建國后對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

1、土地改革：1950—1952.由地主土地所有（私有）變成農民土地所有（私有）

促進了農業發展

2、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1957年。

通過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完成。

土地由農民私有變成了公有。促進了農業發展

3、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一大二公。

挫傷了農民勞動積極性，阻礙了農業發展。

4、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78年開始。

在土地公有基礎上，將土地包給農民耕種。

調動了農民勞動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發展。

五、政協會議、《共同綱領》；全國人大、1954年憲法 六、三次巨變、三個偉人：

1）1911，辛亥革命，孫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結束了兩年多年的封建 帝制，民主共和觀念日益深入人心。

2）1949，新中國成立(意義），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毛。3）1978，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

（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

七、西藏發展史：唐、元、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意義）一五計劃期間修了三條公路、建國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建立西藏自治區。

八、鞏固政權的幾大措施：

九、中美關系史：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抗戰后扶蔣反共； 建國后對新中國遏制，外交孤立；派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將戰火燒到中朝邊境；乒乓外交等。

十、中日關系史：唐朝、明朝、甲午中日戰爭、參與八國、九一八事變、全面侵華、中日關系緩和。

十、對外關系：

漢唐時期：對外開放：絲綢之路、唐朝的玄奘西行、鑒真東渡等。清朝前期：閉關鎖國

晚晴時期：被迫對外開放，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20世紀50年代的外交史實： 20世紀70年代的外交史實： 改革開放新時期：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意義（啟示）：

有利于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參與國際交流；促進經濟發展和 國家的繁榮。我們要堅持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十一、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一五計劃、三大改造

1958年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

十二、1956年中共八大、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

十三、1964原子彈（核技術）、1970衛星（空間技術）

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原因、意義

大事年表

1、政協、《共同綱領》：1949

2、西藏和平解放：1951

3、土地改革：1950—1952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

5、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950—1953

6、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7、第一屆全國人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8、萬隆會議、求同存異：

9、過渡時期總路線、一五計劃、三大改造、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0、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11、中國八大：

12、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13、國民經濟的恢復：

14、原子彈爆炸：

15、人造地球衛星：

16、中國重返聯合國：

17、尼克松訪華，簽《中美聯合公報》

18、十一屆三中全會：

第四篇：中國現代史名詞解釋

1.科玄論戰

1923年2月，張君勱對清華學子做了題為《人生觀》的講演，引起了地質學家丁文江的異議，拉開了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同以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為代表的“科學派”之間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歷史上稱之為“科玄論戰”。論戰的焦點集中在：①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問題；②對科學與西方文明的認識；③對中國文明的態度。論戰實質是如何對待東西方文化問題。2.《新潮》

1919年1月的由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的新潮社創辦的五四時期的進步刊物之一。主要發起人為羅家倫、傅斯年等。曾得到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支持。創刊后，因其仿效《新青年》，鼓吹“倫理革命”，反對綱常名教，提倡個性解放和男女平等，鼓吹“文學革命”，大量刊載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作品，在進步的知識分子中產生了較大影響。但在五四運動后，由于受胡適的影響，逐漸向右轉。共出版三卷十二期，1922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二號后停刊。3.《新青年》

1915年由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雜志》更名而來的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刊物之一。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在五四運動期間起到重要作用。早期主要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俄國十月革命后，開始不斷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狀況的文章，逐步成為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刊物。自1915年9月15日創刊到1922年7月終刊出9卷54號

4.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創立于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黃埔創建了陸軍軍官學校。（2分）蔣介石任校長，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廖仲愷任黨代表。（1分）黃埔軍校是一所新型的軍官學校，不僅重視軍事素質的培養，還重視思想政治教育。黃埔軍校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分）5.整理黨務案

是一九二六年五月，繼中山艦事件之后，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拋出的限制共產黨、奪取革命領導權的反動提案。其中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中擔任執行委員人數不得超過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共產國際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的指示，均須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后始能發出。總之，所有這些規定，都是為了限制和打擊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領導地位。

6.國民黨“一大”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1分）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新解釋的三民主義具有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和維護農工利益的內容，與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奮斗綱領有一致之處，成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大會選出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等。（2分）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民主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中國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2分）7.《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是毛澤東為了支持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駁斥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湘潭等地進行實地考察之后寫的著名報告。發表于1927年3月。文章的主要思想是：充分肯定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指出貧農是農民中最革命的力量，是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在農村，農民推翻地主階級的武裝和政權，建立自己的武裝和政權是完全必要的；那些攻擊農民運動的言論，是站在地主階級方面打擊農民革命斗爭的反動言論。這篇文章發展了馬列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經典文獻。

8.“好人政府”

1922年5月，胡適、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干等16人，在《努力周報》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2分）提出建立“好政府”的主張，當時被稱作“好政府主義”。認為中國的腐敗主要是好人自命清高，不肯出來當政的緣故；只要好人挺身而出，組織一個憲政的、公開的、實行有計劃的政治的政府，中國就能得救。（2分）9月，直系軍閥吳佩孚操縱組成以王寵惠為首的內閣，實踐了“好人政府”的理論。由于軍閥的操縱和控制，該內閣無法實踐其具體政治主張，至11月間，因曹錕為首的保定派軍閥的反對而垮臺。（1分）9.聯省自治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部分地方軍閥為保持地方割據而提出的主張。1920年7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闿在湖南人趕走張敬堯之后，以避免卷入南北戰爭為借口，通電號召“湘人治湘”。11月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

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啟超、熊希齡則進一步主張仿照美國聯邦制，由各省制定省憲法，實行“自治”，并號召召開聯省會議，成立聯省自治政府，以此改良腐敗的政治，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

廣東軍閥陳炯明、云南軍閥唐繼堯等通電響應，形成了一個規模很大的要求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的浪潮。1924年，一些進步人士也曾利用這一口號，推動浙江自治和蘇、浙、皖三省聯省自治，進行了反對北洋軍閥孫傳芳的斗爭。1926年廣東革命政府出師北伐后，聯省自治的口號無人再提。10.工農武裝割據

是毛澤東1927年10月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在開創和堅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守提出來的一個科學概念。即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農村根據地為主要陣地三位一體的思想，亦稱“紅色政權”的理論。它是關于農相。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一革命道路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11.《井岡山土地法》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根據地創建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開展了土地革命。1928年12月，在總結了并岡山根據地創建一年來土地革命斗爭的經驗后，由毛澤東起草并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共9條14款。主要內容是：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并由其進行分配；分配土地的數量標準和區域標準；山林分配法；土地稅之征收等。這個土地法的頒布，推動了土地革命的開展。由于缺乏經驗，土地法出有一些不足，如沒收所有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權屬蘇維埃政府而不是農民，禁止土地買賣等。12.中原大戰

1930年國民黨內北伐后失勢的改組派聯合反共右傾西山會議派和馮、閻、桂軍閥發起奪權挑戰蔣介石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共產黨稱之為蔣馮閻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規模最大的軍閥混戰。戰爭在11月正式爆發，大體經過三個階段，關鍵時刻，蔣介石得到張學良的幫助，迅速取得了勝利。此戰鞏固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及其政權中的地位，張學良及其東北軍也頓時身價倍增，但是此戰卻給廣大民眾造成了極大的災難，使國民黨最終喪失民心。

13.新月人權派：

又稱“新月派”或“人權派”，[1分]是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1分]出現的以胡適、羅隆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松散聯合的政治派別，[1分]因創辦《新月》月刊和主張“人權”而得名。[2分]

14.中國國民黨改組派

又稱改組同志會。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國民黨內的主要反對派。1928年冬成立于上海，主要負責人是陳公博、顧孟余等，奉汪精衛為領袖。（2分）宣稱恢復1924年國民黨改組精神，卻又反對共產黨。反對獨裁，揭露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得到了不少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的擁護，最盛時會員達1萬多人。在國民黨“三大”和中原大戰期間其反蔣活動達到高潮。（2分）蔣介石采取又拉又打方式分化瓦解，1931年初，汪精衛在香港發表宣言，宣布解散改組同志會。九·一八事變后，蔣汪合作，改組派不復存在。（1分）

15.法幣政策：

１９３５年11月，〔1分〕國民黨政府實施的廢除銀本位制，改用紙幣的幣制改革。〔2分〕法幣政策的實施，統一了全國的貨幣，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在客觀上對中國經濟的復蘇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2分〕

16“東北易幟”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張學良繼任奉天督辦、東北保安司令，不顧日本的一再阻撓和壓力，于7月1日通電宣布與南京方面停止軍事行動，又派人與蔣介石洽談統一事宜。（1分）10月8日，張學良接受國民黨中常會任命的國民政府委員職，又達成東北統歸于國民政府的4點協議。12月29日，張學良與張作相等聯名通電聲稱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30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2分）國民政府實現了南北統一。（2分）17.瓦窯堡會議 中國共產黨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陜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會后，毛澤東根據中央的決議，在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決議和報告分析了“九·一八”事變以來國內政治形勢的基本變化，指出了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決議和報告著重闡明了建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會議批評了黨內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瓦窯堡會議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來，做了政治上和理論上的準備。18.洛川會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了正式制定其在全面戰爭時期的行動方針和具體政策、正確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陜北洛川縣馮家村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發出了“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偉大號召。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分析了全國抗戰開始以后的新形勢，指出共產黨同國民黨的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勝利的問題，而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是實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為此，會議決定：必須堅持抗日戰爭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亂后戰場，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并在一切國統區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爭取全國人民所應有的政治、經濟利益；以減租減息作為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會議在中國革命由國內戰爭轉變為民族戰爭的歷史關頭、及時地規定了黨的正確路線、綱領和政策，為實現黨對抗記戰爭的領導，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

19.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

是1939年1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抗日問題和國共關系問題。（2分）關于抗日問題，全會仍舊標榜“抗戰到底”；關于國共關系問題，會議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秘密通過了《防止異黨活動辦法》，設立了防共委員會。這次會議標志著抗戰以來國民黨在聯共政策上的改變，給國共關系蒙上了陰影。（3分）

20.減租減息

是中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在根據地實行的土地政策。（1分）基本原則是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2分）一方面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改善了農民生活，增強了農民抗日生產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又聯合了地主一致抗日，壯大了抗日力量。（2分）

21.《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洛川會議制定并通過的全面概括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基本政治主張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具體政策的一個綱領。基本內容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軍事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實行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實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防；建立抗日的民族團結。綱領主張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是中共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化，是領導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指針，是反對國民黨片面抗戰的有力武器。

22.史迪威事件 抗日戰爭后期中美外交關系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1942年3月至1944年10月，蔣介石與史威迪之間圍繞著美國援華戰略物資的分配、調整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以及國民黨軍隊的改革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斗爭。蔣因不滿史威迪與中共聯系并進行軍備支持而不斷對美施壓以致史于1944年10月被召回國，它表明美對華政策的轉變，從開始積極支持中國抗戰，支持史的主張變為最后接受蔣的要求，扶蔣反共控制干涉中國內政。

23.長沙大火：

1938年冬，〔1分〕日本侵略軍占領武漢，進入湖南北部，國民黨政府驚慌失措，以焦土抗戰為名，下令火燒長沙，（1分）自11月12日晚間縱火，至14日大火熄滅，全城房屋大部焚毀，居民被燒死二萬余人，財產損失無數。（2分）之后，日本侵略軍并未立即進攻長沙。國民黨政府為了推卸責任，將指揮縱火的長沙警備司令等3人槍決。（1分）

24.西南聯大

抗日戰爭期設于昆明的一所著名的綜合性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的簡稱。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至長沙，組成臨時大學，10月25日開課。1938年4月，臨時大學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開學。設理、工學院子昆明，文法學院于蒙自(后亦遷至展明)。1939年后，共設立文、理、法、商、工、師范等5個學院，以及2個專修科。抗日戰爭勝利后，西南聯大于1946年解散，北大、清華、南開分別迂回北平(今北京)、天津復校。8年中華業生約2000人。抗日戰爭時期被譽為“大后方的民主堡壘”，震驚中外的“一二一”反內戰反暴行斗爭就發端于西南聯大。

25.重慶談判

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于1945年在重慶舉行的談判。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為了篡奪勝利果實，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積極準備反人民的內戰。為了偽裝和平，蔣介石于1945年8月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舉行和平談判。談判進行43天，最后簽訂了“雙十協定”，“雙十協定”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國共雙方達成了同意長期合作，避免內戰等一系列有利于建設國家的共識。重慶談判使共產黨贏得了政治上的主動，取得民心等，有重要的意義。

26.《中美商約》

是國民黨政府與美國政府于1946年在南京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簡稱。條約經歷了3年的談判醞釀，最終以互惠，對等的形式規定了兩國國民在對方領土上的權利，美方法人團體與中方法人團體有同樣的權利等諸多內容。但是因為當時中國生產落后，遠洋運輸又不發達，中國人民無法實現該約規定的權利。該約締結之后，受到當時中國人民的普遍反對。

27.“五四指示”

即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發布的《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根據日本投降以后國內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變化，為引導農民積極性，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有計劃地將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引向深入，而頒發了這項指示。規定將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調整為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時要求在1946年底前全部或大部分解決土地，發動群眾，執行群眾路線，禁止命令主義，包辦，代替，恩賜。使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贏得了群眾的廣泛支持。28.《中國土地法大綱》

1947年9月1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于同年10與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施行的關于土地改革的法規。大綱是土地政策的法律化，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公布和實施，使得全國掀起了土地改革的高潮，消滅了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完成了農村生產關系的偉大變革，滿足了廣大貧雇農對土地的迫切要求。這對于鞏固解放區，保證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29.金圓券法案

即國民黨政府為避免貨幣的破產于1948年8月19日頒布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布廢除法幣，另外發行金圓券，以金圓券1元折合法幣8百萬元的比率收兌法幣，并強制收兌民間金銀外幣。金圓券發行后，以比法幣更快的速度貶值，不到10個月，發行額就增加了65萬倍，批發物價隨著上漲120萬倍以上。1949年7月2日，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潰的前夜，宣告金圓券作廢。

30.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1分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毛澤東向全會作了報告，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會議要求全黨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禁止給黨的領導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和企業的名字。(2分)它規定了中共對奪取全國勝利和在全國勝利后的基本政策。為奪取革命勝利，推動革命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奠定了政治上與思想上的基礎。（2分）

31.《美中關系白皮書》

是美國國務院于1949年8月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共分八章，回顧了從《中美望廈條約》簽定到1949年的中美關系。（2分）白皮書的主旨在為美國對華政策作辯護，把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歸于國民黨的腐敗，而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失誤。其結論是中國內戰國民黨的失敗超出美國政府的控制能力，也是無可避免的。白皮書發表后，毛澤東連續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五篇文章、新華社發表了《無可奈何的供狀》對其進行了揭露和批評。（3分）

北京政變

1924年10月23日由馮玉祥發動的針對直系的政變。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被任命為“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迎戰奉軍。10月23日，馮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圍了總統府，迫使直系統治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戰并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錕，宣布成立“國民軍”。政變后，馮玉祥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廢除帝號，清室遷出紫禁城，驅除溥儀出宮。

曹錕賄選

1923年6月，直系軍閥首領曹錕指示其黨羽采用各種手段進行“逼宮”，把總統黎元洪逼出北京，為自己上臺掃清了道路。但曹錕既想登上總統寶座，又要披上“合法”外衣，于是就以巨款賄賂國會議員，選舉他當上總統。9月，在總統選舉的預選會上，曹錕以5000元一張選票，到處收買議員，又以40萬元的高價，收買了國會議長，共用去賄賂款1350余萬元。就這樣曹錕賄選當上了大總統。史稱曹錕為“賄選總統”。

郭松齡倒戈

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后，由于地盤分配問題導致奉系內部矛盾激化，奉軍土派將領郭松齡決心推到張作霖，清除洋派代表楊宇霆等而發動的倒戈事件。1925年11月22日，郭松齡起兵開始反奉，次日，又在灤州宣布倡導和平，班師回奉，要求張作霖下野，查辦楊宇霆，擁護張學良為總司令。郭松齡反奉以他本人被殺而告終。郭松齡事件導致奉系軍閥與直系軍閥聯合對抗馮玉祥的國民軍，國民軍退往西北。

古史辨派

以顧頡剛、錢玄同等為創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后出現的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征的史學、經學研究的學術流派。1926年，顧頡剛將有關辯論的文章編輯成《古史辨》第一冊出版，標志著古史辨派的正式形成。顧頡剛及其學派關于“層累地造成中國歷史”的結論，否認了儒家經典的權威性，破除了人們認定上古時期為理性社會的傳統觀念，為學術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更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第五篇：中國現代史名詞解釋

1.黃埔軍校 在共產黨和蘇聯幫助下，孫中山于1924年5月在廣州黃埔創辦的陸軍軍官學校。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政治部主任周恩來，1927年改為中央軍官學校。1927年前，這是一所國共合作的學校。得到了蘇聯的大力幫助，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軍事政治干部，為革命軍的建立和北伐戰爭奠定了基礎。它既為蔣介石培養了一批軍事骨干，也為共產黨培養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

6.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 1927年3月21日，為配合北伐軍的勝利進軍，推翻軍閥統治，上海工人在共產黨人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在總結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因缺乏經驗和準備不足而導致失敗的前兩次起義的教訓基礎上，經過周密準備和嚴格訓練，英勇的上海工人血戰30小時解放了上海，起義取得了成功。這次起義是中國工人階級武裝斗爭史上的光輝一頁。

20、長沙會戰

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國軍隊與侵華日軍在湖南長沙地區進行的三次會戰。①第一次長沙會戰。日軍侵占武漢、南昌后，為鞏固和擴大其占領區，企圖殲滅中國第九戰區主力于湘北、贛北地區。1939年9月，日軍調集10萬人，分路進占湘北岳陽東南地區、鄂南通城地區、贛北奉新、靖安地區。第九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薛岳指揮16個軍約20萬人，將進占贛北鄂南之日軍阻于獻鐘、修水地區。進至長沙東北金井、橋頭驛一線的日軍，遭守軍抗擊、民眾襲擾，加之補給困難，被迫北撤，恢復戰前態勢。②第二次長沙會戰。1941年9月初，日軍調集約12萬人，進占岳陽、臨湘一帶，企圖擊潰第九戰區主力于湘北地區。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揮17萬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擊，誘敵至長沙附近撈刀河兩岸地區予以圍殲的方針，將突入長沙市區和進至株洲之敵全部殲滅并乘勝反擊。日軍被迫北撤，退回新墻河以北地區。③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年12月中旬，日軍調集約10萬人的兵力，分兵兩路進攻長沙。薛岳指揮13個軍，約17萬人兵力，組織防御。日軍攻擊受挫，傷亡嚴重，撤至新墻河以北地區，由贛北西進的日軍也被擊退。會戰結束。

21、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前身是1939年 11月各中間黨派在重慶組織的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正式成立，參加的黨派有：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后改稱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后改稱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及其他人土。推舉黃炎培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梁漱溟、章伯鈞為中央常務委員，左舜生為總書記。后黃炎培辭去主席職務，推舉張瀾擔任主席。1941年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刊物《光明報》在香港公開出版，10月10日《光明報》發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對時局主張綱領(又稱十大綱領)。民主政團同盟是在國民黨的反共分裂活動日益加劇和***不斷強化的形勢下產生的，其最初的政治主張是：貫徹抗日主張，實踐民主精神，加強國內團結，并積極組織成員參加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憲政運動。1942年，沈鈞儒領導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至此，民主政團同盟的組成有三黨三派之稱。為改變民主政團同盟的黨派聯盟性質，打破青年黨把持盟務的局面，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名稱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由團體會員制改為個人參加，并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綱領》。22.國民會議運動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場重要的反帝反封建運動。1923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對于時局的主張》中，號召召開國民會議，反對軍閥政權。次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囚禁大總統曹錕，成立了以段祺瑞為首的北京臨時執政府。中國共產黨為揭露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分裂中國的新陰謀，1924年11月在《第四次對于時局的主張》中再次號召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憲法，爭取建立民主共和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也發表文章，號召青年積極參加這個運動。這一號召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各地先后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擁護國民會議的召開，形成了反對軍閥的民主運動。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積極支持并重申這一主張。軍閥段祺瑞為鞏固其反動統治，于1925年2月召開御用的“善后會議”，抵制國民會議的召開。3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主持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以與“善后會議”相對立。這一運動對揭露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的反動面目、動員人民參加革命斗爭起了積極作用。

23、國防最高委員會

國防最高委員會是抗戰時期國民黨為適應戰爭需要而設立的一元化最高領導機關.它的設置標志著國民黨戰時體制的最終形成,這一方面從法律上和制度上確保了戰時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統一,對抗戰起了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也從法制上確立了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將國民黨***推向極端.24.新四軍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堅持華中抗戰的人民軍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于10月將在湘、贛、閩、粵、浙、鄂、豫、皖8省邊界地區的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和紅軍第二十八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張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時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第四軍分會，項英為書記，陳毅為副書記。下轄4個支隊，共1萬余人。改編后，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華中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

25、延安整風

安整風運動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１９４１年５月開始，１９４５年４月結束。

１９３５年１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正確領導，使中國革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是，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思想，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尚未肅清，黨內仍然存在著黨風不正、學風不正和文風不正的問題。而且，抗日戰爭以來，共產黨吸收了一大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入黨，許多非無產階級思想被帶進了黨內，為黨內錯誤思想的滋長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為了統一全黨思想，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領導全黨進行了整風運動。

26、《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1946年11月4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署名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簡稱《中美商約》)。商約凡30條，主要內容有：(1)美國國民在中國享有居住、旅行、經商，包括從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的自由；享有租借、占用房屋，租賃土地，選用代理人或員工的自由權利。(2)美國商品在中國交納進出口關稅和內地稅，享有與中國商品和第三國商品同等待遇。(3)包括軍艦在內的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必要時可開入任何不開放的口岸、地方或領水。商約在表面上雙方享有對等權利，但中國生產落后，遠洋運輸不發達，無法實現，實際上只是美國單方面享有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的特權。商約締結后，受到中國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

27、金圓券

國民黨政府發行的一種不兌現紙幣。1948年8月19日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并開始發行。規定金圓券每元含黃金0.222117克，發行額20億元。但到1949年5月25日已發行67.95億元。同期批發物價指數上漲120萬倍。與此同時禁止買賣金、銀，限定持有金、銀和外幣者，必須按法幣300萬元兌換金圓券1元的比價，于9月30日前全部兌換金圓券，逾期沒收。在不到2個月內，榨取了價值2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幣。1949年4月國民黨政府遷廣州，同年6月，金圓券發行額增達130余萬億元。7月份又在廣州、重慶小塊地方發行銀圓券代替金圓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人民政府以金圓券10萬元兌換人民幣1元的比率，收回銷毀。

28、重慶談判

指１９４５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政府在重慶舉行的談判。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為篡奪勝利果實，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積極準備反人民的內戰，但攝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力量的強大和國內外民主輿論的反對，在還沒有完成全面內戰的準備情況下，為了偽裝和平，于１９４５年８月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中共中央為了盡一切可能制止內戰，揭露美蔣反動派的政治欺騙，用事實教育人民群眾和爭取中間勢力，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去重慶談判，同時告誡全黨絕不要因談判而放松對蔣介石的警惕和斗爭。８月２８日，毛澤東一行飛抵重慶。由于國民黨對談判沒有誠意，事前毫無準備，談判過程中的一切提案均是由中共方面提出的。經過４３天的艱苦努力，終于正式簽訂了《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在這個紀要中，蔣介石表面上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基本方針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建議，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某些權利，但拒不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的人民政權，企圖在“統一軍令”和“統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盡管中國共產黨在這兩個問題上作了很大讓步，雙方還是沒能達成協議。談判進程中，國民黨軍隊曾幾次進犯解放區，人民解放奮起自衛，取得了上黨戰役的勝利，促成了“紀要”的簽訂。重慶談判打破了美蔣反動派污蔑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揭露了他們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

29、戡亂總動員

國民黨政府為了挽救危機，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舉行的第六次“國務會議”上，通過了蔣介石交議的所謂“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并頒布了“總動員令”。七月七日，蔣介石發表了“戡亂建國”演說，七月十八日，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此后，又陸續頌布了一系列反動法令。國民黨各省市參議會和所謂“人民團體”紛紛通電表示擁護“戡亂”，并在各地召開“戡亂建國動員大會”。這就是國民黨的“戡亂總動員”。30.北伐戰爭

1926年至1927年間，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共同組織領導下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革命戰爭。為了徹底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約10萬人從廣東分三路正式出師北伐，蔣介石任總司令。西路軍解放了湖南，攻克了湖北武漢；中路軍解放了江西；東路軍解放了福建。1927年初，北伐軍先后擊潰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隊的主力，占領了半個中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蔣介石反動集團竊取了革命果實，建立了新的軍閥統治，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以失敗告終。

31.好人政府：胡適認為中國的政治軍閥混戰，國無寧日，全是因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參與政治，讓壞人當道。他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實。由這些人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會的重心，一點一滴地改造社會，創造出一個完美的“大我”。這種“好政府主義”初步顯示出獨立的自由精神，體現了現代中國獨立的、自由的知識分子干涉政治的模態。34.三民主義

孫中山所倡導的中國民主革命綱領。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構成，簡稱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發展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基本內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指出封建的社會政治制度剝奪了人權，必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途徑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當中國革命歷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時，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階段的進步性，并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礎。35.省港大罷工

廣州和香港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制造五卅慘案，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爭而舉行的大罷工。廣州和由香港返回廣州的罷工工人、市郊農民、學生和黃埔軍校學生軍舉行集會游行，英、法帝國主義軍隊以機槍群眾射擊，造成沙基慘案。這一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積極支援省港大罷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加強對罷工的領導成立了以蘇兆征為委員長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并組成工人糾察隊，嚴密封鎖香港和沙面租界.這次罷工在全國人民支援下，堅持到1926年10月結束，歷時16個月，是世界罷工史上罕見的。它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鍛煉了工人階級，對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和準備北伐戰爭起了重大作用。

36.馬日事變：1927年5月21日晚，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率叛軍襲擊省總工會等革命機關、團體，解除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釋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紳。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工農群眾百余人被殺害。事變后，許克祥與國民黨右派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救黨委員會”，繼續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因21日的電報代日韻目是“馬”字，故稱這次事變為“馬日事變”。這一事變是武漢汪精衛集團開始叛變，并準備與南京蔣介石集團合流的信號。

39.南昌起義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為反擊國民黨當權派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挽救革命，在江西省城南昌發動的武裝起義。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在南京和武漢發動“清共”后，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利用共產黨掌握和影響下的國民革命軍在南昌舉行起義，8月1日凌晨2時，周恩來 等指揮各路起義軍向駐守南昌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占領了全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當權派的第一槍，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開始，保存下來的部隊成為工農紅軍的骨干之一。40.秋收起義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黨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趕赴湖南，組織領導秋收起義。參加起義的部隊主要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9月9日開始，起義軍先后向長沙進攻。但由于敵強我弱，起義軍受挫。9月19日，毛澤東文家市召開會議，決定改變原來攻打長沙的計劃，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井岡山進軍。起義部隊在三灣村進行改編。經過改編，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爾后，起義部隊兵分兩路，經湖南轉至江西，10月抵達井岡山。從此，這支起義武裝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了創建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41.廣州起義

1927年12月11日,共產黨員張太雷、蘇兆征、葉劍英和周文雍等同志領導舉行了這次震驚中外的武裝起義。12日中午召開廣東工農兵擁護蘇維埃政府大會,正式宣布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亦叫“廣州公社”。蘇兆征為政府主席,這是中國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城市政權。紅色革命政權僅存在了三天。其后,反動派五天內屠殺了5700人。

48.南京慘案

1927年初，國民革命軍向長江中下游前進時，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英、美、法等國增兵上海，準備直接干涉中國革命，并調集軍艦開到南京江面進行威脅。3月24日，共產黨員李富春、林伯渠領導的北伐軍第二軍、第六軍打敗了直魯聯軍，占領了南京。直魯聯軍和一些流氓在逃跑時搶掠了外國領事館、外人機關和住宅，打死打傷外國人6人。英美帝國主義以此為借口，命令停靠在南京江面上的英美軍艦向進駐南京的北伐軍和居民進行炮轟，打死打傷軍民二千多人，毀壞房屋無數。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南京慘案”。這是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的嚴重步驟。“南京慘案”發生以后，蔣介石趕到下關，首先派人與日本領事館聯系，一面表示道歉，一面誣稱南京搶掠是“共產黨蓄意制造”的。51.《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主要內容是：①打倒日本；②實施全國軍事總動員；③實施全國人民的總動員；④改革政治機構；⑤執行抗日的外交政策；⑥執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⑦改良人民生活；⑧執行抗日的教育政策；⑨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⑩促成抗日的民族團結。這個綱領的基本精神就是發動群眾，實行全國抗戰，爭取抗戰的勝利。這個綱領是代表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利益的，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綱領，是黨領導人民反對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強大思想武器。

52.國民參政會 國民參政會是在抗戰時期各黨派參政議政的國家機關，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成立的一個咨詢性質的機關。1938年7月正式成立。1938年3～4月間，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4月12日，國民政府公布了《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規定國民參政會為咨詢機關，有聽取國民政府施政報告、詢問、建議之權，但所通過的決議案對國民政府并無強制執行的權力。國民參政會共歷四屆，舉行大會十三次。初期，國民參政會對于團結全國人民，發揚抗日民主，推動全面抗戰，起了積極作用；后來由于國民黨推行消極抗戰政策，逐步喪失其進步作用，于1948年3月宣告結束。

53.“三三制”政權：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政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即“三三制”政權。“三三制”政權在組織形式上，即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中間派占1/3。其性質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段的具體形式，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54.囚籠政策 為了達到消滅抗日根據地的目的，日本華北方面軍提出了“囚籠政策”，即以鐵路為柱，以公路為鏈，碉堡為鎖，輔以封鎖溝、封鎖墻，從敵占區向根據地構成網狀的“囚籠”，進行壓縮包圍，企圖束縛抗日武裝的機動性，便于消滅之。但由于根據地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抗戰，使日軍不僅達不到目的，而且抗日武裝和根據地還在不斷壯大。

55.百團大戰 是1940年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場旨在破襲日軍交通線、粉碎其“囚籠政策”的著名戰役，也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獨立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戰果最輝煌的一次進攻性戰役，由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指揮。歷史背景，①1940年春夏之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出現了妥協的危機。②瓦解日軍的“囚籠政策”是百團大戰最直接的原因。歷史意義，第一、在軍事上，百團大戰在華北給予日軍重大打擊。第二、在政治上，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也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

56.大生產運動

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軍民開展的大規模生產運動。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軍的進攻和國民黨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以及自然災害的侵襲，各解放區遇到了嚴重的物質困難。解放區軍民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展開了生產運動。克服了經濟困難，粉碎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密切了黨群關系和軍民關系，鞏固了革命根據地，從物質上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做了準備。

57.皖南事變 是抗戰期間，國民黨頑固派對華中的新四軍軍部所發動的一次突然襲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頂點。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制造反共磨擦活動。國民黨當局要求在大江南北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于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皖南部隊突遭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襲擊，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在突圍中被叛徒殺害。蔣介石反誣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聲稱將把葉挺交付“軍法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的主要原因，①是國民黨無法容忍中共力量無限擴大的必然結果；②也與中共方面出于對國民黨的高度戒備心理，拖延北移時間，而且必欲選擇一條出乎國民黨人意料的北移路線有關.58、關稅自主運動

1925年五卅運動后，北京段祺瑞政府在全國反帝倒段怒潮下，為迎合帝國主義，欺騙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授意下提出在北京召開所謂的“關稅會議”。中共北京黨組織為揭穿帝國主義和反動政府的陰謀，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關稅自主運動。李大釗、趙世炎等共產黨人在北京黨團刊物發表文章揭露關稅會議的騙局。北京黨組織聯合國民黨左派多次組織民眾反對關稅會議的游行示威，提出“要想真能得到關稅自主，只有民眾以自己的力量實行革命以后，自己宣布關稅自主”。1925年10月25日，北京學生聯合會、各界雪恥會、工人雪恥會等團體數萬人齊集天安門召開關稅自主大會，散發傳單百余萬份，揭露帝國主義與軍閥政府互相勾結欺騙人民的陰謀。在全國人民的強力反對下，關稅會議時斷時續，始終沒有做出具體規定，以無結果而散。關稅自主運動有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的統治，提高了人民群眾的覺悟。

59、“焦土抗戰論”

11月12日日軍攻占湖南北部重鎮岳陽，威脅長沙。國民黨政府以焦土抗戰為名，密令張治中燒毀長沙，企圖以此阻止日軍的進攻。結果，全城房屋大部焚毀，燒死居民達2萬余人，100萬戶人家被毀，財產損失無數。

60、“問題與主義”之爭

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得到傳播，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的呼聲日益高漲。這引起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反對。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31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他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張“少談些主義”，是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是反對“根本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主張一點一滴地進行改良。同年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35期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指出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他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觀點，指出“必須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問題與主義之爭”標志著新文化運動中統一戰線的內部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的公開分裂。通過論戰，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62、“行憲國大”

蔣介石為使其統治合法化，決定1948年為“行憲年”。所謂“行憲”，就是開始實行所謂民主憲政，并按照憲法規定選舉總統，實行總統制。1947年11月，國民黨政府成立了以孫科為主任的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在國民黨內成立了“選舉指導委員會”，具體負責大會代表的選舉和籌備事宜。1948年3月29日，行憲國大在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1679人。蔣介石主持會議并致開幕詞。4月19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其后，國民黨內部各派經過激烈的爭奪，大會經過4次投票，于4月29日選出李宗仁為副總統。5月1日，大會閉幕。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就任總統、副總統。其后，組成了行憲后的政府，由翁文灝、孫科、王寵惠、張伯苓、于右任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國民黨召開行憲國大后，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斗爭更加激化。63、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中的民主黨派，是由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所創建、具有政治聯盟特點、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祖國統一事業的政黨。抗日戰爭勝利前后，國民黨內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為了反對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政策，1945年秋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6年春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等民主組織。1947年，國民黨內各民主組織的領導人和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先后到達香港，11月舉行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會。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舉領導機構，同時發表宣言，明確提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獨立、民主與和平”。65.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

30年代由上海文化教育界的愛國知識分子和少數中共地下黨員成立的抗日救亡群眾團體。1935年華北事變后，日本侵略軍步步進逼，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同年 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等280多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對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2月21日，上海婦女界代表召開大會，宣布成立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推選婦女界著名人士史良、沈茲

九、王孝英、胡子嬰、羅瓊、杜君惠、陳波兒等11人為理事。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舉行成立大會，推舉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江問漁、胡愈之等35人為執行委員，發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國運動宣言》。此后，各大學教授救國會以及學生救國會相繼成立。為集中救亡組織的力量，加強各救亡團體的團結，于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推選沈鈞儒為主席，并由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陶行知、鄒韜奮、史良、劉良模、沈茲

九、沙千里、潘振亞等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成立宣言提出停止內戰、開放民眾組織、保護救國運動、建立民族統一陣線、釋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張。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后，先后創辦《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亡情報》，進行愛國救亡運動的宣傳，利用各紀念日舉行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掀起了上海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并對全國救亡運動起了推動作用，直接促成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66.中華革命黨

原指民國初年由孫中山組建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后指1928年由譚平山等人成立的國民黨左派組織。1914年 7月，孫中山召集在日本東京的部分國民黨員組建中華革命黨，以討袁革命為己任，要求鏟除帝制，維護約法，恢復國會，重建共和。1916年袁世凱死后，該黨本部由東京遷至上海。1919年10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建成中國國民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同年底，譚平山在上海發起組織了“國民黨左派聯合辦事處”，開始籌組新黨的工作。在籌組過程中，決定為繼承孫總理革命的遺志，擬采用在二次革命失敗時代孫總理所組織的“中華革命黨”作為新黨的名稱。1928年春召開了成立大會，譚平山、章伯鈞、季方、鄭太樸、朱蘊山、黃慕顏、鄧初民、張申府、李世璋、馬哲民等被選進中央領導機構。鄧演達被選為黨的總負責人，在他未回國前，由譚平山代理他的職務。成立后不久通過的《中華革命黨宣言草案》，既譴責了國民黨，認為它是敵黨，對共產黨也進行了批評。該黨成立后曾在上海、四川、北平、山東、江西等省市建立了地方組織，但活動范圍僅限于文化教育界，組織上缺乏統一領導。1930年5月鄧演達回國，同年8月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這標志著中華革命黨的結束和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正式建立。67.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簡稱“全救會”或“救國會”。是抗日戰爭前夕在上海成立的全國性抗日救亡團體。1935年12月，上海知名人士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等200余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亡運動宣言》，發起救國運動。在上海成立了婦女界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職業界救國會等救亡團體的基礎巳于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上海救國運動的開展，引起了各地的極大反響。不久，北平、南京、武漢、天津、廣西、山東等地的文化界和婦女界，相繼成立了救國會組織。5月31日和6月1日，在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人的號召和領導下，全國20余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及十九路軍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通過了《宣言》和《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綱領》等文件，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400余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孫曉村、曹孟君等14人為常務委員。救國會的宗旨是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謀求民族解放。它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促成全國各黨各派的團結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黨各派立即停止軍事沖突，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聯名發表了《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明確表示贊同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聯合紅軍，共同抗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后，在華南、華北、西北和南京、濟南、武漢等地相繼成立了各界救國聯合會。旅居歐美及東南亞各國的華僑也成立了抗日救國會。救國會開展了組織抗日示威游行、為抗日軍隊募捐等各種形式的救亡活動。救國會的主張及其日益擴大的影響，使國民黨政府十分恐懼和仇恨，它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7人非法逮捕入獄，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全國各階層紛紛進行營救。抗日戰爭爆發后，7人獲釋出獄。抗戰勝利后，鑒于形勢變化，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簡稱仍為“救國會”)。68.中國青年黨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組成單位之一，素以反共著稱。1923年12月，由曾琦、李璜等成立于法國巴黎，曾琦為委員長，骨干大部分是少年中國學會右翼會員。建黨初保持極端秘密，對外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名義出現。其宗旨是“本國家主義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所謂“外抗強權”，不是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內除國賊”，不是消滅新舊軍閥，而是反對共產黨。由于該黨極力鼓吹國家主義，故被稱為“國家主義派”，1924年秋，曾琦、李璜回國，宣稱要“與國共兩黨相周旋”，“與國際共產黨奮斗到底”。同年10月，出版《醒獅》周報作為黨的機關刊物，進行反蘇反共宣傳，故又被稱為“醒獅派”。該黨一面投靠北洋軍閥，一面支持西山會議派，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其后又支持蔣介石的清黨屠殺政策。1929年8月，在沈陽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發表《公開黨名宣言》，正式稱為中國青年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主張政黨休戰，一致抗日。1934年4月，左舜生代表青年黨與蔣介石交換函件，表示擁護抗戰建國綱領，取得公開合法地位。1939年10月，青年黨與國家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救國會、鄉村建設派、中華職業教育社，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居于國共之間的第三者立場。1941年3月，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左舜生任總書記。該黨在同盟中央機關中曾占多數，代辦一切事務，并利用民盟作掩護，擴張組織和擴大自己的影響。1946年初，從民盟分裂出來，以獨立單位參加政治協商會議。隨后參加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完全投靠國民黨。1949年，隨國民黨逃亡臺灣。1951年曾琦病死后，內部長期糾紛。1979年舉行第十三屆代表大會，通過黨章和政綱，仍堅持反共立場。現任主席為李璜、陳啟天二人。69.鄉村建設派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組成單位之一，以梁漱溟為代表的一個政治派別。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斗爭，動搖著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礎。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當局及一些地方軍閥的默許、支持和贊助下，出現了“鄉村建設運動”。1928年梁漱溟在廣州提出“鄉治”主張。1929年在北平接辦《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輝縣百泉村辦村治學院，1931年又在韓復榘支持下，在山東鄒平縣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鄉村建設》。1933年7月，召開鄉村工作討論會，推選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許士廉六人為主席團，至此鄉村建設派正式形成。該派的目的是實行“鄉治”，開展中華民族自救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鄉農學校，同時推行“新鄉約”，建立“鄉村自衛組織”，舉辦供銷、信用等合作社，推行農業技術的改進措施。其基本理論是，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立”和精神上“調和持中”的社會，中國的問題只是“文化失調”，不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應從鄉村建設入手，然后擴及整個社會，恢復中國儒家倫理。1941年3月，鄉村建設派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70.中國國家社會黨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組成單位之一，由張君勱、張東蓀發起組織的資產階級右翼政黨，簡稱國社黨。其前身為張君勱、張東蓀于1931年10月組織的再生社，象征再造中華民國之意，并發行《再生》周刊，從事宣傳。1934年10月，張君勱召集再生社臨時代表大會，宣告國家社會黨正式成立。其理論基礎是以國家民族本位為中心的國家社會主義，即“絕對的愛國主義與漸進的社會主義”。其政治主張“以民主政治為根本原則”，國民代表會議為最高權力機構，成立容納多黨派的聯合政府中央行政院。其經濟主張是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使公營、私營和合作經濟在國家統一計劃下分部經營管理，反對生產工具國有和廢除私有制度，反對階級斗爭理論，而主張漸進的社會主義。在文化政策方面，主張學術自由獨立。國社黨黨員以張君勱、張東蓀的學生居多，缺乏群眾基礎和組織力量，影響很小。抗日戰爭爆發后，該黨擁護抗戰，張君勱參加國民參政會。1938年底，張君勱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要中共交出軍隊、取消特區、擱置馬克思主義。1941年3月，國社黨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6年1月，參加舊政治協商會議，主張走第三條道路。同年8月，該黨與民主憲政黨合并，組成中國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隨后在國民黨召集“國民大會”時，公開投靠國民黨。

71.斯大林模式 是一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前蘇聯（蘇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采用的、并且延續約70余年的一種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即通過國家權力，全面干預和管理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通過指令性計劃集中配置資源，進行社會生產活動。具體表現為經濟運行排斥市場和價值規律；政府通過計劃確定全社會的“產、供、銷”和企業的“人、財、物”等。72.三灣改編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的一次整編。起義部隊到達三灣的時候，減員較大，人員不足1000人，組織很不健全，思想相當混亂。為了鞏固這支新生的革命軍隊，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毛澤東在到達三灣的當天晚上，就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議，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整頓和改編。三灣改編，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證了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從政治上、組織上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73北京大學教授宣言(1947年5月)1947年4、5月間，在畔國共產黨“建立反賣國、內戰、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口號的影響下，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走向新的高潮。5月 18日，國民黨政府通過《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10人以上的請愿和一切罷工、罷課、游行示威，并授權各地國民黨政府鎮壓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5月20日，南京、天津學生游行隊伍遭到反動軍警的血腥鎮壓，造成“五?二○”流血慘案。在此情況下，九三學社聯合北京大學教授于5月22日發表宣言，支持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在宣言上署名的有北京大學教授袁翰青、薛愚、俞平伯、沈從文、聞家駟等31人。宣言說；這幾天，洶涌澎湃的**蔓延全國各地，而政府當局業已決定斷然處置辦法，使我們深深憂慮此后的發展將更險惡，爰以教育工作者的立場，向社會表示我們的態度。宣言指出：今日內戰愈演愈烈，其結果已使饑餓侵蝕到社會名階層，青年學生所吶喊的反內戰、反饑餓，正是代表全國人民一致的呼聲，我們應該同情。宣言最后強調：青年學生運動的起因是不滿現實，唯有改變現實，才能平息他們的不滿。推諉與壓制則結果適得其反。74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但是，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后，在政治上實行獨裁統治，在經濟上以“接收”名義搶劫臺灣企業，建立官僚壟斷經濟，殘酷剝削臺灣人民。1946年底以后，在大陸人民反對美蔣斗爭的影響下，臺灣人民也起來進行斗爭。1947年2月27日，臺北發生國民黨緝私人員毆打女煙販并打死一名與之評理的臺灣同胞的血案，引起臺灣人民更加憤怒，成為起義的導火線。28日，臺北人民舉行罷市和示威游行，提出懲兇、賠償、取消專賣局等要求，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憤怒的群眾奮起反擊，奪取了電臺，呼吁全省人民支援。斗爭很快發展為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國民黨在臺灣大部地區的機關被推翻。國民黨一面組織“處理委員會”進行“調查了解”，以欺騙群眾，一面急調軍隊進行血腥鎮壓。起義最后失敗，被殺害者達3萬余人。部分起義領導人逃到香港，于同年11月發起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作為領導臺灣人民繼續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政治組織。75鄧演達被害事件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鄧演達為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復興三民主義，毅然舉起反蔣旗幟，積極開展反蔣軍事斗爭。蔣介石視其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1931年 8月17日，正當鄧演達在上海愚園路愚園坊20號給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干部訓練班講課時，國民黨特務勾結租界巡捕，根據叛徒陳敬齋提供的情報，逮捕了鄧演達。鄧被捕后，堅持反蔣立場，寧死不屈。11月29日，蔣介石派侍衛官蔣瑞昌、蔣甫元等將鄧演達殺害于中山陵附近。12月9日，宋慶齡發表宣言，嚴厲譴責蔣介石的法西斯暴行。鄧演達的犧牲，是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一個重大損失。76中華職業教育社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組成單位之一。系中國最早倡導、研究和實施職業教育的團體，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該社議事部議事員有蔡元培、沈恩孚、史量才、穆藕初、張元濟、王正廷等，辦事部主任為黃炎培，總書記為蔣夢麟。同年11月，創辦《教育與職業》月刊作為機關刊物。1918?年6月，創辦中華職業學校，提倡勞工神圣、做學并進、半工半讀、工讀結合。1925年創辦《生活》周刊，該刊后來在鄒韜奮的主持下成為著名的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1927年9月，創辦上海職業指導所，就職業問題免費提供社會服務。1931年12月，創辦《救國通訊》，宣傳抗日，抨擊國民黨不抵抗政策。1939年7月，職教社總部遷往重慶，由楊衛玉主持社務，孫起孟為總書記。1941年3月作為三黨三派之一，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黃炎培當選第一任主席。1943年11月，創辦《憲政》月刊，推動憲政運動的發展。1945年12月，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1946年1月，總部遷回上海。1949年12月，總部遷北京。1950年2月，第三屆理、監事會議推選黃炎培為職教社理事長，孫起孟為總干事。以后，職教社的事業逐步納入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軌道。1983年5月，職教社在北京召開社員代表會議，通過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章程》，規定職教社以興辦職業教育事業和研究職業教育理論為基本任務。傘議選舉胡厥文為第五屆理事會理事長，孫起孟、王艮仲為副理事長。77.廬山軍官訓練團

1933年7～9月中國國民黨在江西省廬山舉辦的訓練中初級軍事干部的組織。正式名稱為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1930～1932年﹐國民黨軍隊在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戰爭中屢遭失敗﹐蔣介石認為是各部隊的中初級軍官武德﹑武學尚欠深造所致﹐遂決定在江西省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以圖提高部隊對紅軍的戰斗力。廬山軍官訓練團由蔣介石親自領導﹐以陳誠為團長﹐羅卓英﹑劉紹先﹑柳善分任團副﹐楊杰任總教官﹐并聘請德國軍官為教官和顧問。團以下按營﹑連﹑排編制﹐營長特調各部隊師﹑旅長充任﹐連長由團長充任﹐連長以下干部從受訓軍官中選任。該團1933年7月18日正式開學﹐9月18日結束﹐先后舉辦三期﹐每期半個月左右﹐共輪訓七千六百余人。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三十余師和其它一些軍事單位團以下﹑排以上軍官幾乎全部參加了訓練。課程設有政治﹑戰術﹑射擊﹑筑城﹑通訊﹑衛生等。政治課主要進行**宣傳和封建法西斯主義教育。軍事課除講授一般理論外﹐野外演習占整個訓練時間的大部分。畢業時發給文憑﹐并贈予蔣介石照片一張和刻有“成功成仁﹐蔣中正贈”字樣的“軍人魂”短劍一把﹐以示寵信。訓練團實施蔣介石“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開了南京國民政府大規模訓練軍事干部的先聲。78、法幣

法幣是在中國1935年起由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定貨幣法幣的發行，結束了中國使用接近五百年的銀本位幣制。法幣后來因大量發行引發惡性通脹，在1948年由金圓券取代。有人認為：由國家銀行發行，以國家信用保證的法幣，使貨幣與價格波動的貴重金屬脫鉤，在當時的中國是一種進步的金融制度改革；亦是現代國家金融體制下應有的特征。法幣發行，統一了國內的貨幣，而通貨發行的控制權落在政府手中，國內白銀等硬貨幣，亦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對于時維持抗戰時中國的財政，法幣有不可少的功勞。但實施的實際效果是，官辦的銀行掠奪了民間的財富，使民眾的儲蓄化為烏有。79、改組派

南京國民政府初期，政府內部的主要反對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發起人為陳公博、顧孟余等。1927年“四?一二”政變與“七?一五”政變后，國民黨內各派之間的權利之爭更加激烈，其中以蔣介石集團與汪精衛集團的矛盾最為尖銳。1928年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后，汪精衛集團在爭奪南京國民政府最高統治權的斗爭中遭到失敗。同年5、6月，陳公博、顧孟余在上海創辦《革命評論》、《前進》雜志，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為號召，重新制訂綱領，改組國民黨。改組派是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影響較大的一個政治反對派，在削弱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力量方面起了某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