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將近30年的歷程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將近30年的歷程了。30年的時間并不算長，但在這一時期內國家經歷了巨大的轉變，黨領導人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在歷史的顛簸前行中，一些東西已經沉淀下來并初步定型，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輪廓也開始越來越清晰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嘗試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方面做一個概括。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整體性的社會現象和歷史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很簡潔的概念，但它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它從總體上反映著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尤其是反映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探索的成功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含著若干個方面，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和把握，比如它既是一種思想理論，又是一個理想目標，還是通向這個目標的發展道路和實踐進程，當然也是一種制度的設計，等等。所有這些方面的統一，就構成一個整體性的社會現象和歷史進程。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一種單一性的存在，而是一種復雜的存在，它是理論與實踐、目標與過程、應有與現有以及活動與制度的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思想理論，其創立者是鄧小平。鄧小平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論斷，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后來被稱為鄧小平理論。這一理論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若干重大問題作了系統闡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又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所有這些理論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表現形態。在這些理論中貫徹始終的都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理想目標，即當代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它的基本內容，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地說，就是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繼續奮斗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之所以能成為共同理想，就是因為它代表和反映了我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同和接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理想目標，而且是通向這一目標的現實道路和路線。它不僅向我們描繪了21世紀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理想藍圖，更重要的是向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道路。具體地說，這就是我們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就是我們黨提出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綱領，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一系列方針政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是一套制度設計，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制度集中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之所在。在經濟制度方面，主要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民主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實踐進程。它的理論和制度都是這個進程的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實踐進程具有探索性和開放性。這一進程還處在進行之中，要從動態中而不是靜態中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人民新的探索中形成的一種社會主義形態或模式。它具有自身鮮明的特色。這一新型的社會主義一方面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人們探究的興趣，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有些不同的理解甚至疑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在中國的實現，但不是直接的簡單的呈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就是說，它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在當代中國的直接呈現，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它適用于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當然也適應于中國。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或原則屬于本質和規律的層面，它是經典作家透過社會歷史現象把握住的歷史規律及其在思維中的呈現。它并不能以純粹的形態或理性的形態直接呈現為實踐進程，而是必須經過轉換，經過與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變換過程，才能作為社會歷史現象而體現出來。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在中國也不是直接呈現的，而是經過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過程，經過了從理論向實踐的轉化及其若干中間環節。這樣就形成了新的特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有關論述的直接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原理或原則是在他們的著作和論述中得到闡述的。但這并不是說，他們說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個論斷，都屬于基本原理的層次。事實上，他們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思維王國中，而是密切關注和聯系現實的。因而他們有時候也在更具體一些的層面上也有過許多論斷和意見。這些論斷往往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特定國家的情況而提出的，是屬于策略和操作層面的。這樣一些論述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國來，而應從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中，創造性地提出適應中國情況的政策措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不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遺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之初，中國共產黨人曾照搬過蘇聯模式，這是有歷史原因的。盡管當時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尋找自己的道路，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新思想，但當時由于歷史的原因，還是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后來，中國改革啟動，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存留的蘇聯模式影響進行了大膽的深刻的改革。現在中國形成的一整套做法，已遠非蘇聯時期所能比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的探索，都已形成了鮮明的新特色。簡單地用經典作家的論述，或用某種別的社會主義模式來對它進行比附或說明，都會顯示出解釋力的不足。可以說，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的嶄新特征，是以往人們根本沒有想到過的，更沒有成功地實踐過的。我們必須用新的眼光來看它，必須對它進行認真的觀察和研究，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基本特點。我國的理論工作者也有責任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理論上的升華和概括，作出理論上的解釋和說明。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們經常會問：這里的“中國特色”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問題。從嚴格的概念上講，二者不是完全等同的，并不是所有的中國特色都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而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除了包括中國特色外，還包括它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但是，要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離不開中國特色，而且主要就是中國特色。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不要搞得太復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中國特色”不是多余，不是點綴，而是突出的標志。中國特色不是一般性地談社會主義在中國不可避免地無意識地帶有的中國特色，而是有意識地突出強調的中國特色。這里的中國特色用胡錦濤總書記的說法，是“鮮明的中國特色”。其特色表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若干側面。

1．在思想理論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的中國化，形成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

毛澤東同志最早明確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創立的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現在的科學發展觀，都是中國共產黨人推進理論創新的成果，都具有非常鮮明的中國特色。在這里，有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有人認為，所謂中國特色，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我認為這是不確切的。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包括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形態，這是一回事。而用傳統文化來改造和改變馬克思主義，又是另一回事。無疑，我們在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會借用或利用傳統文化中某些資源，但是這并不等于是把傳統文化提高到指導思想(或之一)的地位。

2．在理想目標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推進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結合起來，并提出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小康社會奮斗目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一種現實，又是一種理想。它作為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有待在現實中進一步實現和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設計的理想目標中，包括有實實在在的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內容。在黨中央有關文件中的表述也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中包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內。盡管嚴格說來，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目標，但它又與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前途緊密相聯。社會主義運動的推進必須有其歷史主體，而承擔和推進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在歷經

落后挨打的百年屈辱之后有著走向偉大復興的強烈愿望和信念。而正是社會主義能夠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旗幟，為這一復興指明了道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目標中，小康社會是一個更為具體的理想目標，它指的是在本世紀頭20年中國人民過上富裕的小康生活的目標。小康社會的提法來自中國傳統，鄧小平把它拿來賦予其科學含義，使之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一種體現。

3．在發展道路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中國國情出發，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與發展戰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一種發展道路。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就能把我們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也就是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樣一條現代化道路，與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相比，以及與一些亞洲后發國家相比，都具有自己的特點。而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找到這樣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首先是認清了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國情，并由此出發，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綱領，特別是明確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這些都是非常適合中國現實情況和發展要求的，并在中國現代化實踐中得到了有力的證明。

4．在制度設計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與中國情況相結合，進行制度創新，使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在中國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突出地體現在它的制度建設方面。從新中國成立起，中國共產黨人就探索在中國建立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制度問題，特別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不斷完善原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時，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體制機制，取得重大成果。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探索和積淀，我們已經形成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體系。在政治制度方面，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體，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堅持民族區域自治的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制度，以及基層民主制度。在經濟制度方面，就是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文化制度方面，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些制度設計，體現出非常鮮明的中國特色。

5．在實踐探索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在進一步的探索之中，它將隨著中國的發展而進入到更高的階段，并將形成新的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進程，與新中國的歷史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特別是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緊密結合在一起。離開當代中國發展的實踐進程，就無法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特色所在。更重要的是，中國還處于發展過程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隨著中國的發展進入新的更高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將得到進一步發展，將形成和體現出更新更多的中國特色。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后，在完

成“三步走”和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并不隨之終結，而是繼續向前延伸，并越走越寬闊。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民族走向社會主義更高階段，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是當代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的實質是當代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它的特色是這些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特色。我們可以突出強調它的中國特色，但這一特色并不掩蓋其科學社會主義的性質。在這里，科學社會主義是共性，中國特色是個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之所以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們要繼續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和發展自身的社會主義，但它不是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由于中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后面臨著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任務，面臨著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因而必須有限度地利用一些資本主義的手段來發展生產力，特別是利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等。這里要搞明白，我們是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目的是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放棄社會主義而搞資本主義。我們也搞市場經濟，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把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我們的經濟過程和社會生活中有一些資本主義現象或資本主義影響存在，但從我們的國體，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來說，都與資本主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而且這些區別是非常明顯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某些政策方面與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做法有一些表面相似之處，但從根本上講，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實踐和體現，不是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翻版。西方國家的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認同資本主義制度，并試圖在資本主義體制之內尋求實現社會主義。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沒有聯系，只是一種抽象的價值觀念。他們認為這些價值觀念可以通過對資本主義進行一定的改良逐步得以實現。這與我們的理論認識和實踐經驗都是根本不同的。他們從本質上已經失去了社會主義的特征，而且和我們在一些深層上有很多不能彌合的分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和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但它不是涂有社會主義油彩的民族主義。亞非拉地區有許多帶有民族和宗教色彩的社會主義流派，它們是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建設民族經濟過程中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而形成的，指導思想十分龐雜，混合了民族意識、宗教教義，政策做法也五花八門，有很多理論與實踐是根本違背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這些民族社會主義只是具有一定社會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與此根本不同，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并遵循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帶有中國個性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是離不開社會主義原則，勿寧說，中國特色是社會主義底色上的民族化色彩。

我們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對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只是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一個工具，它還是中國人民的理想和目標。我們中國人都渴望和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明確的含義，即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離開社會主義前景，孤立地談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狹隘的。對我們來說，社會主義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道路也是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并不是與共產主義理想無關的民族復興的期望而已，它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共產主義的一個中間站，它的總方向就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第二篇：中國改革開放后對外貿易發展歷程(初稿)

中國改革開放后對外貿易發展歷程

自 1978 年末改革開放進程啟動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是我國經濟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成為了我國在政治走向國際化的強大助力.如今,對外貿易與國內投資,消費一起,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得三大引擎.若將目光觀至改革開放前的對外貿易,我們可以看到,在1950-1978年間,我國的對外貿易額由11.35億元上升至206億美元,實現了從主要以初級產品為主到制成品為主的跨越,但是對外貿易的收支差額仍然表現出周期性的態勢,且貿易對象單一的問題也使得我們不能全方位的發展我國的技術性,原創性產業.那么改革開放后呢,又是怎樣的一種發展態勢呢? 數據表明,在1978-1990年間,我國的對外貿易額由281.4億美元上升到了1154.4億美元;在1990-2000年間,由1154.4億美元上升至4742.9億美元;2000-2010年間,從4742.9億美元上升到了29727.62億美元.如果從1978-2007年計算,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對外貿易增長了104倍,即從206億增長到21737億美元,到2010年,中國對外貿易已位居全球第二位, 成為世界貿易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附圖一).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在世界貨物貿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占世界貨物出口和進口的比重分別提高了10.4%和9.1%.而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38669.8億美元,同比增長6.2%,其中出口204.87.8億美元,增長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個百分點;進口18182.0億美元,增長4.3%,回落20.6個百分點.單看這樣一組數據可能會給人誤導—金融危機雖然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但是對全球的貿易影響還是不容小覷的,的確如此,但是在全球貨物貿易額僅增長0.2%的情況下,2012年中國貨物貿易額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額進一步提升.其中,出口占全球比重為11.2%,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連續四年居全球首位;進口占全球比重為9.8%,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連續四年居全球第二.由此可見,在金融危機的風暴席卷全球的情況下,中國仍夠能以穩定的態勢發展,為全球貿易增長和經濟復蘇做出了積極貢獻.而當我們細化的觀察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歷程時,我們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7--以調動對外貿易部門經營積極性為目標的改革

1979 年到 1987 年為中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探索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增加對外貿易口岸，下放外貿經營權，廣開貿易管道，改革高度集中的貿易體制；

二、改革單一的指令性計劃，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向結合；

三、建立和完善外貿宏觀管理；

四、探索促進工貿結合的途徑；

五、采取鼓勵出口的政策措施。

在此期間,中國在廣東和福建沿海開設了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并打開了兩省的貿易通道,更是由點及面的在全國逐漸推行貿易自由化政策.而到1987 年止，中國大陸已初步形成了一個有利于促進貿易和投資的新體系(附圖二)。

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點: 1．初步建交建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體系。

1978 年以后，中國政府開始有效地運用關稅政策。一方面為避免因過快地實行貿易自由化而導致的進口激增、貿易赤字和通貨債務，一方面也為了可以得到較高的關稅收入.而重要的非關稅壁壘是對交易權利的嚴重限制。國有外貿公司控制著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的連通。貿易公司往往只能在規定區域從事規定產品的貿易，有時還會被政府限制貿易伙伴的類別。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些比較大的外貿公司擁有某些敏感商品的壟斷貿易權.此時的自由貿易,可以說是建立在一道無形的“安全門”中的貿易.2.啟動匯率改革

改革開放之初，人民幣被高估，1980 年 1 美元兌換 1.5 元人民幣，這一匯率明顯對出口不利。此后整個 80 年代，隨著經 濟發展與一輪又一輪的對外開放，人民幣不斷貶值。到了 1986 年，1 美元兌換 3.5 元人民 幣，扣除通貨膨脹影響后，人民幣貶值約 60%。在 1988 年到 1993 年之間，中國實際上存

在著兩個匯率體系，一個是官方的固定匯率體系，一個是市場決定匯率的外匯互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進口商與出口商以及其他有外匯供給或需求的市場參與者按照市場決定的匯率進行交易，這就是“匯率雙軌制”。匯率雙軌制推動了人民幣的進一步貶值。這也為中國在1997-98年間的東亞金融危機時保持人民幣不貶值打下基礎.此后,人民幣曾于1994年一度貶值至8.6元,但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對外貿易順差的不斷加大,在此后的幾年里不斷升值,截止2013年9月28日,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至1:6.12.3.下放外貿經營權和進口定價

1978 年后，“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國家主要的大政方針。相應地，國家放寬外貿公司數目。同意各級工業部門設立外貿公司，原國有壟斷外貿公司在各省的分公司變為獨立公司，截至 1988 年底，全國有約 5000 家國有外貿企業，約 10000 家制造企業有直接出口權利。

政府也逐漸放開進口價格管制。進口商漸漸能夠決定進口價格，并通常是以世界平均價格加進口商的傭金進行定價。

總的來說，在改革的第一階段，中國的外貿體系是由完全的計劃貿易體系轉變為以高關稅、多非關稅壁壘的典型的實行“進口替代”的貿易體系。

自 1985 年起，中國開始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向東亞“四小龍”學習，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出口，并建立了完全獨立的出口加工貿易制度，使得出口商得以擺脫原來中央對貿易的壟斷。到了 1987 年，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兩個獨立的貿易體系：改革后成長起來的出口加工貿易和傳統的貿易體系。而且前者已經超過后者在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地位。

? 第二階段:1988-2001--以建立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和自負盈虧為中心的改革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仍然保持國家壟斷外貿的前提下，試圖通過將外貿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來改善外貿部門的經營狀況，包括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和轉變企業經營機制，實行企業自負盈虧兩個階段。而中國在1986年正式申請重新加入 GATT，即所謂的“復關”（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議中的締約國地位），但一直到 15 年后，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國才成為 WTO 的第 143 個成員，中國融入國際貿易的大家庭也從“復關”變成了“入世”。

2001年 12月 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毫無疑問，中國入世談判是多邊貿易史和世界談判史上艱難的一次較量。在漫長的談判中，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過程之所以如此漫長，主要是受到政治經濟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1989 年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動蕩大大加大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難度。在談判進入第三階段即復關/入世議定書內容的實質性談判時，中國大大深化在外貿領域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實行人民幣匯率并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有條件的可兌換；二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三是取消進出口指令性計劃，中國還取消了近千種出口商品的配額和許可證；四是改進和完善出口退稅制度；五是加強外貿政策的法制建設;六，更為重要的是，為了給入世掃清障礙，1992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產品競爭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國連續 9 次降低關稅。

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出口穩步增長，中國事實上已成為世界的一個貿易大國。同時，它所面臨的反傾銷也越來越多。自 1979 年 8 月，中國首次被歐共體控告傾銷后，中國受到越 來越多的反傾銷訴訟，中國成為受貿易保護主義傷害大的國家之一。從 1979年 8 月至 2001 年底，共有 30 多個國家對中國提起了反傾銷訴訟，累計案件達 480 余起。針對中國的反傾 銷案件占世界反傾銷案件的比例在 20 世紀 80 年代為 3.6%，在 2006 年下半年新發起的 103 件反傾銷調查中，有 36 件是針對中國的，占全部案件數量的三分之一強，遠遠超出中國在 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2007 年上半年新提出的 57 項反傾銷制裁中，有 22 項針對中國產品，中國是遭遇反傾銷調查多的國家。反傾銷案例的增加無疑也使得中國的入世之路更是舉步維艱。

總之，15年的談判過程，既是中國不斷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向國際通行規則靠攏的 歷程；也是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 第三階段:2001-2008

--以 WTO 規則為基礎的對外經濟貿易體制的全面改革

2001年 12月 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中國外貿體制也進入了 一個以 WTO規則為基礎進行全面改革的新階段。WTO的基本規則是建立在公平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入世之后，中國至少在三個方面加快了改革。首先，中國在非歧視原則、自由貿易原則和公平競爭原則下，調整、修改了不符合 WTO規定的政策法規；其次，加快外貿主體多元化步伐，尤其是允許私營外貿企業的迅速發展；第三，轉變外經貿主管部門的職能，從以行政領導為主轉變為以服務為主，研究世界貿易發展趨勢并向全社會提供相關信息，采用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來分配外貿資源。

為了符合世界貿易組織對其成員國的要求，中國在入世談判中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諾，主要包括降低貿易壁壘和開放服務業市場兩個方面。這些承諾具體體現在中國入世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等法律檔中。降低貿易壁壘是指：中國承諾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包括關稅的大幅下降和非關稅壁壘的逐漸取消，為外國商品和投資進入中國提供更多的機會。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作出的承諾，到 2008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將由 2000年的 15.6％降至 10 ％。其中，工業品的平均稅率由 14.7%降低到 11.3%，農產品的平均稅率相應地由 21.3%降 低到 15.1%。與 90年代初的 40%左右的關稅率相比，中國關稅的下降幅度很大，但是仍高 于世貿組織成員國 6%的平均關稅。在降低關稅的同時，中國已經并且還將取消許多非關稅壁壘，主要包括進口配額、投標資格、貿易經營權、國產化要求、技術轉讓要求、政府采購等。入世后，民航、醫療器械和 IT產品的所有進口配額立即被取消，汽車等產品的進口配 額也將以每年 15%的速度遞增直到全部被取消。自 2002年 1月 1日起，中國已取消了糧食、羊毛、棉花、晴綸、滌綸、聚酯切片、化肥、部分輪胎等產品的配額許可證管理。開放服務市場是指：入世后，中國的服務業將成為開放幅度大的領域。電信、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采取漸進式的開放，由管制較嚴的“試點”或部分禁入，到可預見的逐步準入，到完全開放。(附圖三)? 第四階段:2008-現在

--金融危機下的貿易爭奪戰

2008年9月美國華爾街爆發的這場由美國房屋價格大跌,貸款和其他與房屋相關資產價值的損失引起的金融風暴,引發了投資者的擔憂,全球主要股市因此大跌.逐漸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仍然偏于外向,進出口總值超過GDP的60%,在美國國民借錢消費模式終結的情況下,“中國制造”隨之受到影響.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我國出口11月開始負增長。2009年全年進出口總額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0%；進口下降11.2%；盡管從2008年11月開始，中國出口開始出現同比下降，但月度貿易順差仍維持在較高水平；到2009年2月，由于出口的持續下滑，月度貿易順差開始減少，2009年全年貿易順差1961億美元，比上年減少994億美元。

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隨著全球經濟復蘇跡象開始呈現，我國出口下滑的勢頭得到遏制.(附圖四,五,六)在這樣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面前,世界各國紛紛采取了許多貿易保護政策,而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的中國,則是首當其沖的受到影響.WTO數據顯示，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其中中國分別遭遇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2009年1至8月，共有17個國家（地區）對中國發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反傾銷50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3起，特別保障措施7起，涉案總額約100.3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2%和121.2%。2009年9月，倫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2008年11月G20 峰會以后，全球56個國家和地區采取的99項措施中包括損害中國商業利益的內容。已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針對的重點目標名單中，中國位居榜首；134項尚未實施的措施中，77項影響中國利益，影響美國和德國的僅分別為19項和30項。對華采取保護主義措施最多的國家為俄羅斯（13項）、印度尼西亞（9項）、印度（8項）、德國（8項）和西班牙（7項）、美國（6項）、法國（6項）。

但是在多種不利因素的干擾下,中國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進行對外貿易的增長.2010年,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7％，對外貿易總體向基本平衡的方向發展。目前歐盟、美國、日本仍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２０１０年與中國貿易額分別增長31.8％、29.2％和30.2％。同期，與東盟、印度、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雙邊貿易快速增長，進出口額分別增長37.5%、42.4%、46.5%、47.5%和43.1%。去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38669.8億美元，同比增長6.2%。其中出口20487.8億美元，增長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個百分點；進口18182.0億美元，增長4.3%，回落20.6個百分點。(附圖七)2012年,我國的對外貿易呈現出了外貿全球份額不斷提升,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較快增長，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穩定增長,擴進口政策力度加大，順差處于合理區間,加工貿易增速回落，民營企業表現活躍,國際市場布局優化，中西部地區外貿活力增強的特點.隨著市場多元化戰略深入推進，中國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進出口保持較快增長勢頭，其中對東盟、俄羅斯、南非進出口分別增長為10.2%、11.2%和31.8%。對美國進出口增長8.5%，其中出口增長8.4%，美國超過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對歐盟、日本進出口額分別下降3.7%和3.9%。(附圖八,九)2013年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一些積極跡象，國際市場需求有所回暖，加上穩定外貿增長政策措施成效繼續顯現，中國對外貿易延續了去年底以來的企穩回升態勢。突出特點是：

（一）進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一季度，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9746.7億美元，同比增長13.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6.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088.7億美元，增長18.4%；進口4658億美元，增長8.4%。

（二）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兩旺。在出口企業不斷提升產品技術含量、國內產業優化升級等因素帶動下，一季度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633.3億美元，增長28.4%，高出總體出口增速10個百分點；進口1364.8億美元，增長27.0%，高出總體進口增速18.6個百分點。

（三）民營企業進出口活力進一步迸發。廣大民營進出口企業抓住國際市場回暖的有利時機，積極拓展營銷渠道，深度開拓國際市場，一季度進出口3613.9億美元，同比增長50.7%，占總體進出口比重為37.1%，比上年同期提高9.2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增長51%，占總體出口的比重達41.5%。國有企業進出口1752.5億美元，下降4.9%。外資企業進出口4380.3億美元，增長0.7%。

（五）中西部地區出口強勁增長。中西部地區承接外向型產業轉移步伐加快，出口保持快速增長勢頭。一季度，中西部地區出口增長42.8%，高出總體出口增速24.4個百分點.（四）對新興市場出口明顯快于傳統市場。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增長狀況普遍好于傳統市場，中國對多個新興市場出口均呈快速增長之勢，其中對東盟、俄羅斯、南非出口分別增長28%、19.6%和35.5%，合計拉動整體出口增長3.3個百分點。在美國經濟復蘇勢頭趨穩、零售上升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長6.8%。隨著歐元區金融穩定性增強、經濟衰退程度放緩，中國對歐盟出口恢復性增長1.1%。受日本內需疲弱、日元貶值等因素影響，中國對日本出口下降3.6%。對美歐日出口合計占整體出口比重為37.4%，比去年同期下降5.8個百分點。受過境中轉增多、跨國公司向香港轉移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撥中心等因素影響，中國內地對香港出口增長74.2%。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2013年中國的對外貿易仍然會在大環境不變的條件下保持一個平穩的態勢發展.綜觀改革開放35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取得了長足性的進步,在國際上也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在這個風險與機遇并存的時代下,我們在發展的同時遇到的困難也是不可小覷的,入世是一個坎兒,如今的金融危機是機遇也是一個坎兒,只有在風險中穩定的求發展才能獲得更大的機遇.

第三篇：中國社會學改革開放30年發展歷程

1989年，即改革開放10周年之時，關于中國社會學的情況，筆者曾著文做了這樣的分析：經過十年的艱辛創業與探索，經過十年與我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同命運，共呼吸，中國社會學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會學本身在理論上、在實踐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績，正對我國社會生活發揮越來越明顯的作用，為我國社會學今后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它得到社會各界、社會科學各科的廣泛的承認，社會學成為很有吸引力的學科之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社會學也和經濟學等一樣，對改革和開放的事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應當承認，這種成熟度還是不高的。社會學在中國成為一門真正成熟的科學，尚需繼以時日，尚有不小的差距。當時，筆者在該文還提出：對于尚處在成長過程中的中國社會學來說，在理論上處理好下述三個關系是至為重要的。這就是：第一，處理好社會學與轉型社會的關系；第二，處理好社會學內部一些重要的理論關系；第三，處理好社會學界內部不同學派、不同主張、不同觀點之間的關系。20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學成熟度得到了顯著的提高。由筆者主編的《中國社會學30年（1978-2008）》，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各章對社會學不同領域所取得進展的梳理，有說服力地表明了這一點。這篇總論主要圍繞幾個有關中國社會學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進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學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與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從而表明它確實日趨成熟了。

（一）科學性與價值性

自中國社會學恢復和重建以來，長期困擾中國社會學的眾多問題中，科學性和價值性的關系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母題，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題：社會學是否是中性的或“價值中立”的學科？社會學是否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無關的純科學？社會學是否只有科學性沒有人文性？等等。在這些問題上，把不完全正確甚至錯誤的東西，當作不言而喻正確的東西，來加以接受，并作為用來評論他人的觀點是否“科學”的標準，是中國社會學界曾經出現過的不成熟性的表現，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大大改觀了。

1、社會學與價值性

在1980年代中國，“價值中立”曾被當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當作評判懂不懂社會學的試金石。其實，“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與馬克思主義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把它夸大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普遍的方法論原則，也不能全盤否定，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連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認了。“價值中立”總體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學與價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價值的客觀主義、實證主義傾向，這使它在認識功能和價值功能統一的社會科學中成為不可能實際遵循的東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擺脫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強調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合理因素，但這種合理性是以推向極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國，“價值中立”不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論原則，而且被用來規定整個社會學的性質，于是社會學被說成說一門“價值中立”的學問。其實，世界上本來就找不出來所謂“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早在1960年代，美國米爾斯就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批判了以帕森斯為代表的“價值中立社會學”。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會學即將來臨的危機》一書的作者美國社會學家古爾德納，甚至把“價值中立”的社會學稱為一種神話。吉登斯則在1982年指出：“社會學不可能是一種中性的知識活動，它不能不關心對其研究對象可能產生的實際影響。”筆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種意見認為，凡科學不能涉及價值，凡涉及價值就不能是科學。因此持這種意見的人把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當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來，并把科學精神歸結為“價值無涉”的精神。我認為這是不確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筆者還指出：“社會學定義是客觀性、科學性同價值性的統一”；“企圖建立的‘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樣，就我國的情況來說，中國社會學也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正如筆者在總結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時指出的：“中國社會學是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而產生、而發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為現實服務。這是中國社會學的優良傳統。在中國，從來沒有那種單純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社會學。這對兩大系社會學來說均是這樣。”

“價值中立”和“價值中立社會學”的衰落，除了它們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解釋力越來越弱，還與1960年代以來社會學思潮的變化有關，這就是實證主義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義思潮的逐步增強，因此，作為實證主義思潮產物的“價值中立”和“價值中立社會學

”不能不面對越來越強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國的米爾斯，還有歐洲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塞等人在1964年召開的紀念韋伯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發動的關于“價值中立”的論戰；在1970-1980年代，繼古爾德納之后，曾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的m.英格在《論反文化》一書的前言中直截了當地申明，他“不能‘放逐價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評論時，也不佯裝騎墻。”到1990年代，對“價值中立”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擴展到相鄰學科。一些權威人士，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指出：“研究的客觀性不能僅僅通過試圖排除價值觀念來解決。相反，社會問題的每項研究，無論范圍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價值觀念決定的。‘無偏見的’社會科學從來就不存在將來也不會有。努力逃避價值觀念是錯誤的，并且注定是徒勞的和破壞性的，價值觀念和我們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們仍然指導我們的工作。”社會政策的資深學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價值立場討論社會政策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續的批判，“價值中立”的影響在國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事實上，近20年來，從事社會科學理論或哲學研究的學者，很少會再認同實證論的觀點了。社會研究必然會有價值介入這個論點幾乎成為他們的共識。”中國社會學在“價值中立“問題上的成熟度的提高，總的來說，與國際社會學界的趨勢是一致的。

2、社會學與意識形態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消極后果是，人們由于厭惡那時的過度政治化和極端意識形態化，而導致較為普遍地對一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厭煩和遠離。西方社會學的“價值中立”正好給了這種較為普遍的情緒以學理的支撐。這是“價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國社會學界以及其他學界盛行的社會原因。

其結果是人們“有學理根據”地把社會學與政治、與意識形態分離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形成了這樣一種影響廣泛的“慣性思維定勢”：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識形態，就不再是社會學，不再是學術。所以，“這不過是政治”，“這不過是意識形態”，成為殺傷力很大的話語，用來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和理論，用來認同符合自己口味的東西，甚至用來判定誰是真正的社會學家，用來造成一種排他性的不正常學術氛圍，名之為“社會認可”。這種慣性思維定勢、這種充滿貶義的話語，至今還影響著一些教師和青年學子。

但是，事實一再表明，主張價值中立的的人，價值性往往是非常強的，字里行間時時露出他自己堅決反對和深惡痛絕所謂種種價值，給我們提供了提倡價值中立的人價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為什么這樣？道理并不復雜。這是因為，一個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不可能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因此，結果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選擇、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價值、政治、意識形態。這里選擇是一種價值，不選擇也是一種價值。聲稱沒有價值似乎顯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實際上，清高就是一種價值，良心同樣是一種價值。所以主張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的人，一定要在邏輯上、在實踐上陷入悖論或自相矛盾。邏輯上的矛盾是主張擺脫一切價值，卻選擇某種價值，結論與前提矛盾；實踐上的矛盾是主張價值中立，實際價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國廣州講學之行，應該給那些認為社會學能夠擺脫價值、擺脫政治、擺脫意識形態的人一些啟發。據網上報道，吉登斯自稱經歷過學術上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只想語出驚人、在學界出頭”，此后，他開始意識到寫別人看不懂的書“不靠譜”，社會學家“不該只呆在大學這個象牙塔里埋頭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論去啟發大眾。因此在過去的15年間，吉登斯開始介入政治，他建議中國的社會學家也應該走到“廣闊的天地”中去，將理論付諸實踐中，否則，經不起實踐考驗的理論，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說服力。“社會學家不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變世界。”難道能說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來應該說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會學家了嗎？

在社會主義低潮的背景下，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其實際結果往往是擺脫社會主義價值、社會主義政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往往是西方價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識形態的乘虛而入。所謂的“非價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正是西方推行他們那一套價值、政治、意識形態的遮眼布和擋箭牌，他們要“非”的是社會主義價值、政治、意識形態，讓你的社會陷入根本目標的失范，價值觀的失范，意識形態的失范，抽掉你社會的精神支柱，讓你的社會成為一個沒有脊梁骨的社會。他們這一套在前蘇聯、東歐得手過，但是在中國不那么容易。在這里我們也可以體會到，十七大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深遠意義。

中國社會學以“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為自己的深層理念，繼承先輩服務現實、服務社會的優良傳統，表明它不可能成為“價值中立”的社會學。中國社會學要研究、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社區的建設，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會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脫離社會主義政治。中國社會學要研究探索把社會公平正義落實到社會制度和社區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脫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現在該是結束那種認為社會學能夠擺脫價值、擺脫政治、擺脫意識形態的幼稚病的時候了，該是澄清那種貶低社會主義價值、政治、意識形態的種種錯誤觀點的時候了。

3、社會學與人文性

在費孝通先生看來，中國社會學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點在于過分重視科學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沒有擴展到人文性。科學性和人文性的統一，并真正達到人文性這一層次，是中國社會學成熟的必經之路。

這是費孝通先生在其“社會學傳統界限擴展論”中提出來的，是他逝世前對中國社會學發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貢獻。他在肯定“社會學是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科學”的大前提下指出：社會學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由科學性決定的“工具性”，“社會學的人文性，決定了社會學應該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關于‘人’、‘群體’、‘社會’、‘文化’、‘歷史’等基本問題，為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奠定一個更為堅實的認識基礎。”費老認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們社會學至今還難以直接研究的東西，但這些因素，常常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也蘊含著建立一個美好的、優質的現代社會的人文價值。社會學的研究，應該達到這一個層次，不達到這個層次，不是一個成熟的“學”。

這一理論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費老對世界社會學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回應，它的意義絲毫不亞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論、小城鎮理論、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論等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可以這樣說，為了國強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討中國風格的社會學理論，是費老學術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學術生命的實質。費老達到的這一境界，毫無疑問應該看做是中國社會學日趨成熟的一種標志。費老的觀點，在把社會學當作經驗科學、以某種新面目出現的實證社會學實際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國

社會學界，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過去費老針對當時的情況強調科學性和實證風格，是有時代的理由的，而把費老誤解為僅僅為是科學主義的，實證風格的。現在他又針對新的情況強調了社會學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費老提出的觀點正在迫使許多人重新進行思考。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費老的觀點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經驗性和理論性

社會學的實證主義思潮，不僅把科學性和價值性割裂開來，片面地強調科學性，否認價值性，而且也把經驗性和理論性對立起來，只認經驗性，否認理論性。實證主義的著名口號“拒斥形而上學”，就把價值性和理論性都當作“形而上學”拒斥掉了。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著名美國社會學理論評論家喬納森?特納所著的《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一書中。該書提出了一個包含“三個拒斥”的思想，這就是拒斥哲學、拒斥元理論、拒斥社會學理論，他說：

“思辨理論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釋具體事件的理論，而是解釋一個理論必須提出的基本問題。”“我認為思辨理論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學問題，而使理論的建立停滯不前。我想，曠日持久的哲學問題將存在下去，因為它們是無法解決的。”“更重要的結論是：大量的社會學理論事實上是思辨理論的活動”

從這些評論中，可以歸結出特納的基本觀點是：第一，思辯理論是對“理論必須提出的基本問題”進行解釋的理論，也就是說，思辨理論是元性質的理論；第二，這類元理論通常陷于“無法解決的”“哲學問題”，理論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滯不前”；第三，“大量的”“社會學理論”是這種元理論，即哲學“思辯理論的活動”，不是社會學理論。根據特納的邏輯，不僅對哲學的思辯理論予以拒斥，而且將闡釋社會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即元理論）當作了哲學的思辯理論予以拒斥，進而將“大量的”“社會學理論”歸結為了哲學的思辯活動，予以拒斥。這三個拒斥是特納社會學實證主義立場表現。這本早在1980年代翻譯成中文的書，在普及西方社會學理論方面起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把他主張的拒斥理論性的實證主義思潮帶給了讀者。

事實上，正如筆者指出的：任何有價值的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包括宏觀的、中觀的、微觀的，都是這樣那樣從大量的現實經驗事實材料中概括出來的，否則只能是蒼白的。反過來說，經驗研究盡管是基礎，但僅僅停留在經驗上，還不是理論。所以，輕視理論、理論研究同輕視經驗、經驗研究一樣，都是片面的、錯誤的；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必須保持平衡，相互促進，相互得益。兩者的關系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正確處理經驗性與理論性的關系，也是對中國社會學真正成熟的一種考驗。必須注意的是，實證主義社會學思潮對中國社會學的影響不能低估。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這種思潮的負面影響。正如有學者正確指出的：中國社會學在快速發展中出現了明顯的理論滯后現象。其表現是：一方面，大量的經驗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論思考或明確的理論前提，以致許多課題重復開展，缺乏學術的積累性和遞進性；另一方面，簡單運用西方實證社會學理論，很多經驗研究往往是對某些西方實證社會學理論的粗淺證明，對處于深刻變遷中的中國社會生活的解釋常常流于表層。

輕視理論思維或理論建設的原因，首先是從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開始，受美國社會學的影響太大。長期以來，美國社會學陷入了我稱之為“強勢社會學中實證主義困境”這樣一種不利態勢。這種強勢社會學中的弱勢，突出地表現在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失去了平衡，這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有用即真理”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形成對實證主義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認為，理論與實證的失衡是世界社會學中心開始重新向歐洲轉移的根本原因。美國人自己也很早意識到這個困境，甚至說得更嚴重，叫作“危機”。米爾斯、古爾德納的一些著作，可以說都是在批判這種困境。默頓“中程理論”對美國社會學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進一步推進了美國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另一方面，進一步造成了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失衡，制約美國大社會學家的產生。所以，應當對美國社會學采取分析的態度，正確認識它的優勢和弱點。實證研究或經驗研究當然是必要的，美國社會學在實證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學科的規范化方面，等等，是有優勢的，應該學習和借鑒的。但是實證過度，理論和實證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確認識美國社會學，接受它的教訓，減少盲目性，增加科學性，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國社會學。當前，中國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范式雖然還沒有發展到美國社會學那樣“危機”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綢繆，后果也將是十分嚴重的。

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美國社會學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變化，不僅在實證傳統中發展出一些內容和形式都十分新穎的新學科，如新經濟社會學、網絡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組織社會學、新理性選擇理論等等，而且還形成了一些反對美國實證主義傳統的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傾向的新學科，如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詹明信的文化社會學、羅蒂的新實用主義社群理論、福山的社會信任理論等等。更不用說歐洲社會學了。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國外社會學已經發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在歐洲出現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貝馬斯、布希亞、鮑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樣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傾向的社會學家，他們的思想觀念已經遠遠地突破了傳統社會學的界限，他們給出的理論概括是在傳統社會學構架中無法理解的理論創新。

美國社會學當前所面臨的危機和中國社會學所可能面臨的危機，提出了這么一個問題：即在當前形勢下，社會學知識如何創新的問題。筆者認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知識演進的軸心和根本線索，是社會學發展的基本問題和元問題。在當前社會學面臨危機的條件下，要實現社會學知識的創新，必須抓住這個既是根本的前沿問題、又是我國社會快速轉型中的焦點問題，進行理論和實證結合的研究，走出一條既不同于美國社會學，又不同于歐洲社會學，但又吸取歐美社會學各自強勢的學術路子來。

（三）建設性與批判性

建設性和批判性的關系，涉及中國社會學和社會學者對待中國社會、社會現象的取向問題、態度問題，涉及中國社會學正確發揮自己的社會功能、實現自己崇高使命的問題。建設性和批判性是互補的、相互促進的，在這兩方面都是不能走極端的。這個問題也同樣考驗著中國社會學的成熟性。筆者在2007年中國社會學長沙年會上所做的主題報告，提出了“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這一命題，正是為了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所謂“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們社會學對社會現象的分析研究要有這樣一種精神或態度，即通過反思批判這樣一種理性思維活動，實事求是地肯定該肯定的東西，否定該否定的東西，并根據這種分析提出積極的建設性的改進意見和方案，以增促社會進步，減少社會代價。這種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辯證統一，它既不贊同“否定一切”的顛覆性或毀滅性的變味批判，又不贊同“肯定一切”的無反思批判的盲從態度。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強調兩者的某種相對區別，反思主要是對我們人和人類自己的反思、檢討；批判主要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審視。人和人類，社會現實，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惡的一面，需要通過反思批判，來發揚光大前者，抑制減縮后者。

提出這個命題，主要原因有：第一，這是由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中國社會學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社會學的基本性質決定的。它是一種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學，總體上屬于建設維護型的社會學，這與它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況不一樣，那時它總體上屬于一種革命批判型的社會學。早在1985年，我在英國留學進修社會學和現代西方哲學回國后發表的第一篇社會學文章就提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兩種形態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是革命批判型的社會學，對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維護建設型社會學。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社會學，作為維護建設性的社會學，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會學的本性使然，是理所當然的。第二，這是由中國社會學實際情況決定的。在后現代解構思潮否定性、極端性的影響下，我國社會科學各個學界都有一些學者著重破壞而拒絕維護、強調摧毀而失于創建，使得批判性精神發生了嚴重的傾斜，褪變為了一種抨擊性的儀式，進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維方式，釀成了一種影響極深的消極的社會習性。這些情況告訴我們，我們學者對社會、對青年學子是負有重大責任的。我認為，學者的學術責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學者的根本責任是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而不是相反。學者的社會責任之一，是推進健康的社會心態和思潮，引導不甚健康的社會心態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東西。這樣的迎合，可以取得廉價的贊美，可以熱鬧一陣，但是經不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我的一位朋友說得好：學者不能只解構不建構，只務虛不務實，只求異不求真。這些情況也提醒我們的青年學子——他們是中國社會學的未來的希望，只有增強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們才能茁壯成長為對國家對社會對中國社會學有所貢獻的社會學者和社會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業，前途無量。

第三，這是總結前兩個世紀的經驗教訓決定的。最近，我們從四個維度研究了19世紀、20世紀的學術思潮。這四個維度就是作為主體和歷史型塑者的“大寫的人”，作為現代知識體系的成型標志的“大寫的理性”，作為普遍歷史模型的確立象征的“大寫的歷史”，以及作為不同政治主張升華的“大寫的意識形態”。我們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紀“大寫建構”具有片面性，而20世紀“大寫解構”則具有極端性，當進入21世紀的時候，人類的思維正處在一個歷史的大彎道上。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在21世紀應該如何站在新的起點上，如何超越上兩個世紀。我們認為，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紀“大寫建構”片面性和20世紀“大寫解構”極端性的康莊大道。現在，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越是接近這個新起點的時候，越要承接從上游奔騰而下的各種思潮的沖擊力。當代中國成為各種思潮的匯集點。這是我們現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確對待我們必須面對的各種思潮。

（四）傳統性與現代性

“傳統和現代”與社會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歷史看，對傳統和現代關系的理解，在古典時期，是社會學創始人和實際奠基人創建社會學立論的重大根據之一，在現代和當代，它們仍然是沒有那位社會學家能夠避開的重大課題之一。從理論看，傳統和現代、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成為社會學分析的兩種理想類型，具有很強的方法論意義。傳統和現代，又是廣義社會轉型論的核心概念。類似地，要理解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含義，也離不開這兩個基本概念。同時，“傳統和現代”，又是一個充滿歧見的領域，對何謂傳統，何謂現代，如何理解兩者的關系，都有不同觀點，并連帶產生出一系列其它問題的分歧。所有這些，也使正確把握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成為考驗中國社會學成熟性的重要標志。

現在，對傳統和現代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認識到現代或現代性是成長的，而傳統是被發明的，簡要地說，就是“現代的成長”與“傳統的（被）發明”，以及兩者的不可分割性。這只要看看傳統與過去、與現在、與將來的關系就清楚了。第一，傳統是保留在現代人的記憶中、話語中、行動中的那一部分過去，因而是對現在仍然起著作用的那一部分過去；第二，傳統是被現代人從過去之中精選出來的，由于現代人的選擇這部分過去才得以留存下來，因而它同樣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現代人的反復實踐和應用，這些留存的過去獲得了傳統的意義，影響、制約某一地區、某一群體的社會成員及其家庭的行為和生活。這種傳統往往以該群體的亞文化的方式、習俗的方式出現；第四，現代人通過對過去“重構”或“新構”的方式生產出傳統，而這是一個集體的和社會的行動過程。這種“重構”或“新構”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會對現在，甚至未來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傳統源于過去，是“活著的過去”，是能夠“活到”現在的那一部分過去。而作為活著的過去，傳統也是“現在”，甚至會是“未來”，因為它們往往會蘊生出更為長久的社會趨勢。

從上述觀點，可以知道，所謂社會轉型，廣義地說就是社會不斷從傳統走向現代，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而在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又不斷產生自己相應的新傳統和更新的傳統；也可以了解，現代性的基本含義之一，就是“現代的成長”與“傳統的（被）發明”的有機統一。

新布達佩斯學派伊亞爾、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張的狹義轉型論或所謂“新古典社會學”，把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研究視為已經過時而一筆勾銷，代之以從現代向現代的轉變這個新議題。這種對傳統與現代的割裂，在理論上和現實上都是說不過去的。這也正是我們主張的廣義轉型論與他們的重大理論分歧之一，也是他們的重大理論缺陷之一。這一點也迫使我們探討現代性進程中的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應對這種學術挑戰，對他們進行學術剖析。

（五）本土性與國際性

中國社會學界自1979年恢復和重建以來，就有一個共同的體會，這就是：學術發展也和整個國家的發展一樣，不能閉關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或者說，本土化和與國際化相結合的道路，否則，學術就要永遠落后，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的社會學格局中的弱勢地位也難以改變。本土性與國際性相結合，同樣是中國社會學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課題。

1，本土性與國際性相結合所謂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國社會學首先必須立足于中國的社會實際，特別是抓住當前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機遇，去調查、去研究、去概括、去總結，并要深入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學史，從中國豐富的社會思想資料中，從中國悠久的優秀學術傳統中吸取養料。這就是中國社會學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義。這樣的中國社會學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國特色。

所謂國際性或國際化，主要是指中國社會學要自覺學習、借鑒歐美強勢社會學的精華，使自己能夠用世界的眼光，從整個人類實踐的高度來解釋中國社會和建構中國的社會學理論，從而使自己真正成為世界社會學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養和提高同國際社會學界平等對話的能力和實力，并在改變學科和學術的話語權一直由西方壟斷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國社會學家自己的貢獻。這就是中國社會學國際化的主要含義。這樣的中國社會學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認的國際性，能夠為世界社會學貢獻自己獨有的一份。

無論是社會學的本土化還是國際化，都離不開本國學者主體意識不斷增強。這也是我們前輩社會學家給我們提供的一條基本經驗：沒有主體意識，就既沒有社會學中國化，也更談不上國際化。現在的問題是，確實存在一種與主體意識相對立的“邊陲思維”，即那種對歐美社會學照抄照搬、亦步亦趨還自以為站在學術前沿，而對本國社會學及其歷史則采取看不起甚至虛無主義態度的思維。這種“邊陲思維”，是不成熟的表現，也是阻礙社會學中國化和國際化結合的，更是與中國正在從地區性大國走向全球性大國的背景不適應的。

只有沿著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的方向進行艱苦的探索，理論創新才有可能，某種具有原創意義的新進展也才會出現。

2，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的繼續中國社會學在自己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在這曲折的過程中，它無時無刻、自覺不自覺地在處理著與中國社會現實、與中國學術傳統特別是中國歷來的社會思想、與外國社會學和社會思想的關系，并且正是在這種處理中實現了并且還在實現著自己的創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國特色的。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社會學百年的發展軌跡，可以簡明地概括為四句話，這就是“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所謂立足現實，就是中國社會學把現實的中國社會作為自己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所謂開發傳統，就是中國社會學注意吸取幾千年歷史上豐富的社會思想，特別是關于社會治亂興衰的思想，以此來觀察現實的中國社會，并對西方傳入的社會學給以帶有中國特色的解釋。社會學的中國化，首先當然是立足現實，同時也是與開發傳統分不開的。所謂借鑒外國，就是中國社會學界注意借鑒國外社會學，其中包括歐洲、美國和日本的一些理論和方法。所謂創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和借鑒外國的基礎上，中國社會學進行自己的創造。這里，“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是統一的整體，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會這樣那樣影響中國社會學的健康發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其實就是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繼承。這里，本土化著重說的是“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國際化著重說的是“借鑒國外”。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著重說的是“創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不僅有歷史的導向，而且有現實的走向，還有未來的取向。

3、頂天立地與兩維視野。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可以有多種表達，如本土特質與世界眼光相結合，如“建構本土特色”與“超越本土特色”相結合等等。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通俗地說，還可體現為一種精神境界，這就是頂天立地精神。筆者不久前指出：中國社會學要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有兩條特別重要：第一是站在國際社會學的前沿，把握社會學理論、方法、歷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趨勢；第二是深入到我國社會快速轉型的實踐，特別是在社會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層的社區建設的實際，把握住制度創新的脈絡。這就是說，當代中國社會學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必須有一種“頂天立地”的精神。這里“頂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層，要有草根精神。頂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與深入基層結合起來，把世界眼光與草根精神結合起來。這里，無論“頂天”和“立地”，都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來指導。頂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具體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學理地說，更可體現為一種有方法論意義的視野，這就是兩維視野或雙側分析。在“實踐結構論”中我們曾指出，社會實踐的結構性變化包含著兩種力量，具有兩個維度，這就是第一，現代性全球化的長波進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維度，第二，本土社會轉型的特殊脈動所代表的力量和維度。我們曾經指出，當今世界的每一項重大的動態變化之中，都包含著這兩個維度也即這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說，那些左右著社會生活的重要動態變化，那些影響我們個人生活的復雜癥候，都離不開這兩股力量，是這兩股力量相互扭合所產生的一系列現實效果。這兩個維度所發生的作用、所產生的效果，我們稱之為“二維效應”。對于上述客觀的兩種力量、兩個維度、“二維效應”展開社會學分析，我們稱之為“雙側分析”，而它們作為社會學視野或視角，我們稱之為“二維視野”或“二維視角”。

用這種兩維視野來分析中國經驗，我們就能知道，“中國經驗”或“本土經驗”，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總結，才有價值和意義；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煉，才能運用和推廣。“只有本土化，才能國際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狹隘的、單極思維的本土化，是沒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兩維視野的本土化，是有廣闊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斷用本土經驗加以豐富、充實，不斷對本土經驗進行概括、提煉，才能成為不斷激活本土經驗的新的靈感，不斷提供分析本土經驗的新的視角。總之，中國社會學要不斷增強自己的主體意識，把本土性與國際性、本土特質和世界眼光結合起來，沿著前輩開辟的“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的軌跡，以頂天立地的精神，創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結

上述對科學性與價值性、經驗性與理論性、建設性與批判性、傳統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國際性的正確把握，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因此，我們對中國社會學成熟性的追求也不會停止。因為停止追求，意味著正確把握會這樣那樣讓位于片面把握、錯誤把握。

要正確把握上述這些關系，要避免走極端，片面強調一個方面，錯誤就不可避免。它們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這就是這些成對范疇的辯證性。忽視這些成對范疇的辨證本性，中國社會學就不可能健康成長，不斷走向成熟。同樣，我們在處理社會學的基本問題和元問題——個人和社會關系問題時，在處理這一問題的豐富多彩的展開形式（即社會基本問題的設問形式）——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個人行動與社會結構、權益自主與權力規范、個人私欲與社會公益、個人個性與社會準則、自主行動與公共制導，以及這些設問形式在當代的豐富表現。如意義與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與系統（哈貝馬斯）、慣習與場域（布迪厄）、肉體與權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視它們的辯證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爾那里挽救了那種打破二元對立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指出：這樣一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就恢復了。恩格斯把黑格爾“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稱為“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按照這一偉大的基本思想，“人們對于還在不斷流行的舊形而上學所不能克服的對立，即真理和謬誤、善和惡、必然和偶然之間的對立也不再敬畏了”。

讓我們以上述偉大的基本思想為指導，力求正確把握科學性與價值性、經驗性與理論性、建設性與批判性、傳統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國際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推進中國社會學不斷從不成熟走向成熟，從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種幼稚病。

第四篇：廈門市改革開放歷程

廈門經濟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巨變與經驗啟示

來源：廈門日報

2008年10月07日08:50 我來說兩句(null)

【開篇按語】

30年風雨兼程，30年高歌猛進。30年，于廈門600多年的城市年輪，不過是窄窄的一圈，但這段歲月，烙印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8個前所未有的字眼，熠熠生輝，光彩奪目。

三十而立。30年來，廈門銳意進取、不斷探索，形成了“四個建設”協調發展的廈門模式，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特區的科學發展之路，譜寫了一篇波瀾壯闊、回腸蕩氣的史詩。

三十而思。在這特殊的歷史節點上，我們回眸改革的腳印，聆聽開放的潮音，梳理發展的脈絡，總結成功的經驗，升華實踐的體認，形成了“廈門市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系列理論文章”。

三十求進。紀念過去，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理論，是指引前行的熊熊火炬。本報從今日起陸續刊發14篇理論文章，希望通過這組系列理論文章的宣傳，營造全市理論學習、理論思考的氛圍，推動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進一步形成廈門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宏大氣勢、強勁態勢和良好趨勢。

1978年，我們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做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指引中國人民踏上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吹響了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并為經濟特區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廈門經濟特區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孕育誕生的，30年來走過了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走出了一條符合廈門實際的科學發展道路，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回首廈門改革開放的艱辛歷程，其中有許多經驗應當繼續堅持，有許多啟示可以昭示未來。

一、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光輝歷程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但改革要找一個試驗區，開放要找一個窗口，現代化建設要找一個突破口，才能為全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探索路子。經濟特區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準國務院關于設置經濟特區的方案，1980年10月7日，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廈門經濟特區。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81年10月15日，廈門經濟特區在湖里出口加工區正式破土動工建設。如今，廈門經濟特區已經走過了27年的發展歷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廈門的建設與發展始終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關懷與重視。

1984年2月7日－9日，鄧小平同志親臨廈門經濟特區視察，并親筆題寫了“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的光輝題詞。鄧小平同志回京后，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廈門特區地方劃得太小，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在他的直接推動

下，廈門經濟特區從湖里2.5平方公里擴大到廈門全島131平方公里，這為廈門經濟特區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鄧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包括廈門經濟特區在內的中國經濟特區事業的總設計師。

1991年12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出席廈門經濟特區建設十周年慶祝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廈門經濟特區是海峽兩岸開展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要充分利用有利條件，積極增進海峽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往來。1994年6月22日－24日，江澤民再次蒞臨我市視察，對廈門經濟特區所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同時強調指出“中央對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中央對經濟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地位和作用不變，要把發展經濟特區貫穿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希望經濟特區“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他特別指出“廈門優勢、特色應該體現在與臺灣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上，這個作用別的特區不能代替，這個作用隨著歷史前進會越來越顯示出來”。這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為廈門經濟特區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2006年1月14日，胡錦濤總書記親臨廈門經濟特區視察，在海滄臺商投資區會見臺商代表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指出“凡是對臺灣同胞有利的事，凡是對維護臺海和平有利的事，凡是對促進兩岸交流和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這一重要講話精神，寫進了黨的十七

大報告，成為我們黨指導新形勢下對臺工作的重要原則，充分體現了廈門在全國對臺工作大局中的特殊地位和獨特作用。

福建省委、省政府歷來高度重視、大力支持廈門經濟特區的建設和發展，對廈門的工作始終寄予殷切期望，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要求。1995年召開的省第六次黨代會把廈門經濟特區定位為“全省經濟發展的龍頭”，2001年省第七次黨代會明確提出“要進一步發揮廈門經濟特區的龍頭作用”，2007年省第八次黨代會再次明確提出“要繼續發揮廈門經濟特區先行先試的龍頭和示范作用”，要求廈門在全省發展大格局中發揮龍頭帶動作用，努力為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和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做出歷史性的貢獻。

廈門經濟特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和“試驗田”，其發展歷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息息相關，其發展成就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精彩縮影。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光輝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底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至1984年初。廈門和其他經濟特區一道，承擔著改革開放先行者的歷史重任。但當時計劃經濟的觀念和體制的影響還相當深，要拋棄這些舊觀念、舊體制，做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很多人在思想上還轉不過彎來，在許多問題的認識上還很不一致。辦特區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經驗可以借鑒，路怎么走、錢從哪里來？大家心里都沒底。面對這種狀況，市委、市政府和特區管委會首

先從解放思想入手，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學習討論，加深了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理解，有效統一了對社會主義條件下試辦經濟特區的認識，明確我國的特區不是政治特區，與過去由不平等條約產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從而澄清了廣大干部群眾的模糊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思想顧慮，增強了試辦經濟特區的信心和決心。

當時的特區家底很薄，幾乎是白手起家。1980年，廈門的生產總值僅6.40億元、財政總收入僅1.83億元、外貿進出口額僅1.41億美元，基礎設施條件很差，電燈不明，道路不平，電話不靈，自來水供應要排隊，沒有一個萬噸級泊位。建特區是先蓋大樓，還是先搞基礎設施？各種看法都有。市委經過多次討論，決定把完善基礎設施作為辦好經濟特區的前提條件來抓。一是組織編制了《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1980－2000）》，城市性質定位為社會主義的海港風景城市，確定了市區圍繞廈門港組成一環六片的組團式布局。二是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勇于改革，沖破“無債一身輕”的傳統觀念，多渠道籌措資金，進行全市性的交通、通訊、供電、供水等基礎設施建設。為解決特區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廈門在全國率先由地方利用科威特政府貸款2100萬美元修建高崎國際機場，開創了舉外債搞基礎設施建設的先例；利用銀行貸款迅速啟動湖里出口加工區第一期的開發建設，著力推進“五通一平”和建設一批通用廠房；還先后利用世界銀行和日本協力基金會等提供的貸款，建設東渡碼頭二期，建設萬門程控電

話，建設裝機容量7.5萬千瓦的燃氣電廠和跨海進島的高壓輸電線路，建設九龍江北溪引水工程、高殿水廠一期工程和穿越廈鼓海底的輸水管道等。同時，著手引進港資、僑資、外資，創辦三資企業，至1983年底，共引進三資企業項目22個，實際利用外資794萬美元，特區發展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在基礎設施先行的同時，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工作。在特區動工建設的當天，廈門創辦了“自費、走讀、不包分配”的鷺江職業大學，并根據城市發展定位成立電子學校和旅游學校，在市委黨校與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合辦外經干部培訓班，在廈門大學舉辦外語和國際會計培訓班等，為特區初期培育了一批有知識的專業工人和管理人才。當時6萬多成年人走讀夜校，成為特區一道特別的風景線。同時，為一批老干部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認真落實僑房政策，迅速清退僑房落實產權，這些舉措有力調動了干部積極性，贏得了海外華僑華人的信任，初步樹立了廈門對外開放的新形象。

第二階段從1984年初鄧小平視察廈門經濟特區至1991年底。鄧小平關于“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題詞，給廈門發展以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在這一階段，黨中央、國務院賦予廈門幾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政策：1984年批準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全島，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并賦予廈門經濟特區“發展我國東南部經濟、特別是加強對臺工作，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任務；1985年國務院頒發《關于廈門經濟特區實施方案 的批復》，明確要求把廈門建設成為以工業為主，兼營旅游、商業、房地產的綜合性、外向型的經濟特區；1988年國務院批準廈門市為計劃單列市，賦予相當于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廈門把肩負的光榮使命和特區自身實際緊密結合起來，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先行先試、敢闖敢試的特區精神，率先進行了艱辛而卓有成效的探索與實踐。

大力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發揮了綜合改革試驗區的作用。率先逐步建立健全特區金融體系，成立了全國第一家總部設在廈門的中外合資的國際銀行；在全國率先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撤銷八大工業局，讓企業享有發展自主權；率先探索實施財稅體制的改革，實行國有企業稅利分流改革，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對450家國有企業進行脫胎換骨的改制改造，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增強了企業實力和發展活力；率先取消各類票證，改革不合理的價格管理體制和嚴重扭曲的價格體系，率先建立土地和勞動力市場，初步培育形成了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率先推進外貿體制改革，初步形成充滿生機活力的特區外貿體系；率先取消了糧食統一征購任務，放開糧價和農副產品價格，糧油統派購改為向農民隨行就市收購，把農業推向市場，也提高了農民收入。廈門勇于先行先試的改革實踐，推進了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

積極探索實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招商引資取得重大突破，在對外開放中發揮了經濟特區的窗口和示范作用。1989年，國務

院批準設立海滄、杏林為臺商投資區，1992年又批準設立集美臺商投資區，享受經濟特區現行政策待遇；同安縣列為沿海經濟開發區，使廈門初步形成了在全國僅有的經濟特區——臺商投資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多層次、全方位、綜合性的經濟開放格局。廈門靈活運用特區政策，先后設立保稅工廠、保稅倉庫、保稅生產資料市場和免稅商場，試辦外匯調劑市場，增強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堅持引進外資與國家需要和特區發展緊密結合，注重發揮僑臺優勢，確立“以臺引臺、以僑引臺、以港引臺”的策略，重點引進生產型、技術先進型、出口創匯型“三資”企業，形成了以臺為主、僑臺并舉、僑臺聯動的招商引資新局面。1984年廈門出現第一次外商投資熱潮，1989年成為臺商投資熱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中央的支持下推進“901工程”的前期準備工作，雖最終沒有建成，但它啟動了海滄的開發建設，提升了廈門的對外影響力，推動了臺商到大陸投資的熱潮，引進了翔鷺化纖、正新橡膠等一批大型臺資企業。到1991年底，全市累計簽批外資項目1138項，合同外資總額24.9億美元，其工業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53.2%，外向型經濟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

堅持以規劃為龍頭，基礎設施建設先行。科學確立城市發展戰略，在全國率先開展城市發展戰略研究，第一個聘請外國專家編制城市總體發展規劃，成為此后20多年廈門城市建設發展的規劃藍本。克服建設資金短缺困難，大膽采取“舉債搞建設”、鼓

勵外資參與開發建設、基礎設施有償使用、以地養城等創新舉措，大規模開展交通、通訊、能源和工業區開發等基礎設施建設，利用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建成我國第一座跨海大橋——廈門大橋，走出“筑巢引鳳”——“引鳳筑巢”——“共同筑巢引鳳”的基礎設施建設新路子。城市建設由思明廈港、湖里工業區、筼筜新區、東區、火炬高科技園區到航空城，并由島內向集美、杏林、海滄呈扇面拓展，城市建成區擴大到42.5平方公里，為加快特區建設構造了良好投資環境。

經過特區初創10年的艱苦創業，廈門經濟社會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以工業為主、工貿結合，各業綜合發展的外向型經濟特區，城市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城市綜合實力名列全國50強第10位，進入全國城市投資環境40優行列。特區建設的豐碩成果，逐步消除了人們在特區建設初期的各種疑慮，“發展是硬道理”被深深鐫刻在特區人心中。特區廣大干部群眾也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解放思想，勇于實踐，得到了鍛煉，經受了考驗，樹立和發揚了“開明、守信、開拓、競爭、奉獻”的特區精神。

第三階段從1991年底江澤民同志出席廈門經濟特區建設10周年慶祝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至2006年初。江澤民在講話中提出，廈門經濟特區要充分利用作為海峽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作用，積極推進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往來。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并發表重要講話，有力推動了廈門新一輪的

改革開放事業。1994年2月，中央確定廈門為副省級城市，為廈門加快發展創造了有利的體制優勢。在這一階段，廈門積極應對和有效克服了亞洲金融危機、通貨膨脹、臺海危機、“遠華”特大走私案、“非典”疫情、強臺風特大自然災害等困難和挑戰，在遭遇挫折中奮起，在戰勝困難中前進，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

堅持以工業為主，以生產型、技術先進型和出口創匯型企業為主的發展導向，引進了柯達、戴爾、太古飛機維修、林德叉車、TDK、ABB等一大批大中型項目和高新技術項目，為經濟持續發展起到了穩定和支撐的積極作用。經濟結構不斷調整優化，經濟增長方式不斷轉變，培育形成了電子、機械、化工三大支柱產業，工業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高新技術產業比重、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旅游、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新成效，三次產業協調發展，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日益提高，各項經濟指標快速增長，2005年全市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財政總收入分別達到1006億元、2099億元和209億元，比1991年分別增長9.5倍、17倍和21倍，城市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按照重點突破、整體推進的思路，全面推進各項配套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有效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形成。國有企業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不斷完善，以按勞分

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建立。財稅、金融、價格、流通體制等改革不斷深化，實現了財稅、外貿、外匯、投資等新舊體制的平穩過渡，形成了比較配套的要素市場。先后實施了兩次機構改革，完成區級行政區劃調整，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事業單位改革有序展開，行政審批大大提速，轉變政府職能步伐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建立健全了職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社會保障工作居全國領先水平。住房制度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農村綜合改革不斷深化，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領域和公用事業改革全面推進，教育衛生資源整合取得重大進展。

抓住學習貫徹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重要講話精神、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機遇，大力實施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全面推進經濟特區、保稅區、經濟技術開發區、臺商投資區、出口加工區建設，逐步成為我國利用外資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越辦越好，成為我國惟一以促進雙向投資為主題的國家級國際性經貿活動，為內地的招商引資發揮了巨大的平臺作用，成為國家級的國際交流交往重要窗口。全市吸引外資結構不斷優化，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進一步提高，外商投資企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廈門港口一體化改革取得重大進展，進出口貿易持續快速增長，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廈漳泉龍城市聯盟建設加快推進，閩西

南五市和閩粵贛十三市區域協作不斷深化，山海協作、對口幫扶與支援、參與西部大開發都取得了積極成效。成功舉辦一系列國際性重大文化體育賽事活動，進一步拓展與海外的聯誼聯絡工作，廈門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斷提高。

堅持基礎設施建設先行，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配套設施建設，加快推進新城(新城博客,新城新聞,新城說吧)區建設和舊城改造，建成一批能源、交通、通訊、供水等重要基礎設施項目，海港、空港、信息港重大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形成現代化的陸海空立體交通網、先進的信息通訊網和水電設施配套的投資環境，城市生產生活環境更加完善。城市建設加快向島外拓展，初步形成了以廈門島為中心，“一環數片、眾星拱月”的城市格局。

堅決貫徹中央對臺工作方針政策，認真踐行特區的歷史使命，努力辦好海滄、杏林、集美三個臺商投資區，積極拓展對臺經貿交流與合作。廈門與高雄集裝箱試點直航、廈金客運直航、廈門航點兩岸包機直航成效顯著，順利開辦五年期臺胞證辦證中心和赴金門旅游業務，成為臺灣同胞進出祖國大陸的“黃金通道”，成為推進兩岸“三通”的前沿平臺和重要基地。成功舉辦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海峽兩岸旅游博覽會等重大涉臺活動，開辦廈門衛視、閩南之聲廣播，全面開展與臺灣之間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廈門在兩岸關系發展中的前沿平臺作用進一步得到發揮。

充分利用全國人大八屆二次會議賦予的立法權，制定實施一批關系經濟社會發展，關系人民群眾利益的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加快推進依法治市進程。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普法、立法和執法監督工作進一步加強，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愛國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民族、宗教、僑務、外事工作不斷加強，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的橋梁紐帶作用得到有效發揮。普法宣傳教育全面展開，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得到進一步保障。社會事業全面協調發展，精神文明建設深入推進，社會保持安定和諧有序，生態環境建設水平不斷提高，先后取得國家衛生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全國科教興市先進城市、中國人居環境獎、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全國雙擁模范城六連冠、全國文明城市、聯合國人居獎等一系列殊榮。

第四階段是2006年初胡錦濤總書記視察廈門并發表重要講話以來的現階段。全市上下以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為動力，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繼續發揮經濟特區的“窗口”、“試驗田”和“排頭兵”作用，深入實施“十一五”規劃，又好又快推進新一輪跨越式發展，努力在思想認識、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城市建設、對臺工作等方面實現新跨越。

認真總結廈門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經驗，堅決破除那些與科學發展不相適應的思想觀念、體制機制障礙，增強廣大黨員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認真貫徹省委關于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重大決策部署和對廈門工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要求，主動融入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大局，進一步完善發展的目標思路和方法舉措，持續提升又好又快推進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宏大氣勢、強勁態勢和良好趨勢，努力在海峽西岸建設科學發展的先行區和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區中發揮示范榜樣和先行先試作用，努力為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和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做出歷史性的貢獻。

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現代工業為重點，通過工業的快速發展，壯大第三產業，提升第一產業，促進三次產業在更高層次上協調發展。大力推進火炬（翔安）產業區、同安工業集中區、集美機械工業集中區、軟件園二期、環東海域等工業集中區建設和招商引資工作，致力打造海峽西岸強大的先進制造業基地。大力推進自主創新，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友達光電、通士達照明、宸鴻電子、富士康光電等一批高新項目落地投產，光電、軟件、生物與新醫藥、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集群快速發展壯大，五緣灣、觀音山、杏林灣商務營運中心以及環東海域東海科技園的開發建設和招商引資工作快速推進，海滄保稅港區以及東渡現代物流區等加快建設，金融、會展、旅游等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三次產業結構在調整優化升級中形成良

性互動，經濟發展的速度、結構、質量、效益實現相協調，經濟發展的后勁進一步增強。

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和諧廈門建設。緊緊圍繞“四個加強”、“四個破解”這一現階段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任務，相繼出臺實施了一系列開創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平安廈門”建設、市政設施建設和城鄉基層組織建設，努力破解住房難、就醫難、就學難、交通難等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全國率先推行社會保障性住房建設模式，率先建立城鄉一體的全民醫保體系，率先實現“雙高普九”和實行義務教育階段城鄉居民子女免收學雜費，以及減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收費，各項民生保障工作水平有新的提高。深入開展新一輪全國文明城市創建活動，市民文明素質和城市文明程度進一步提升。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城市文化軟實力日益增強。創造性地實施“金包銀”工程和“移民造福”工程，積極推進符合廈門實際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民收入明顯增加。扎實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城市建設，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不斷優化，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歷史性進步。

繼續推進現代化港口風景旅游城市和海峽西岸重要中心城市建設，科學謀劃并大力推進新一輪城市基礎設施和一批重大工程建設，主要有環東海域綜合整治建設和觀音山、五緣灣、湖邊水庫、杏林灣、廈門火車站（新站）等重大片區開發建設項目，福廈鐵路、廈深鐵路、龍廈鐵路和翔安海底隧道、杏林大橋、集

美大橋、快速公交（BRT）、環島干道、海翔大道等重大交通項目，以及港口航道、海滄港區、嵩嶼港區和機場三期建設等口岸設施項目，進一步拓展了城市發展空間，增強了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力。在推進這些重大項目的過程中，不斷創新工作的策略方法，創造性地運用“積極平衡、緊張平衡、就地平衡、綜合平衡”的原則和方法，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堅持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有力地促進各項建設環環相扣、步步推進，實現了投入與產出相協調，發展的速度、質量、效益相統一。

認真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1月14日在視察海滄臺商投資區時提出的“凡是對臺灣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對維護臺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對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做好”的重要講話精神，緊緊抓住中央支持海峽西岸經濟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充分發揮“五緣”優勢，大力拓展“六求”作為，積極構建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區和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平臺。進一步辦好三個國家級臺商投資區，積極承接臺灣產業轉移，建成廈門國際郵輪中心暨廈金客運碼頭和五通對臺海空聯運碼頭，扎實做好廈金直航、廈門航點包機直航工作。辦好廈門臺灣水果銷售集散中心，拓展赴金門、澎湖及臺灣本島旅游業務，積極推進兩岸交流交往，每月都舉辦涉臺重大活動，對臺交流合作精彩紛呈，廈門在發展兩岸關系中的橋梁紐帶和前沿平臺作用更加凸顯。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歷程，充分證明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廈門經濟特區今天的輝煌。

二、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巨變與經驗啟示

改革開放30年來，尤其是特區建設27年來，廈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全市生產總值從1981年的7.41億元躍升到2007年的1387.8億元，年均遞增18%，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實現GDP超過5.7萬元；工業總產值從1981年的10.65億元躍升到2007年的2837.1億元，年均遞增24%；財政總收入從1981年的1.95億元躍升到2007年的348.4億元，年均遞增21.3%；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81年的482元提高到2007年的21503元，年均遞增15.7%；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從1981年的264元提高到2007年的7637元，年均遞增13.8%。城市建成區面積由1981年的不足20平方公里拓展至2007年的180平方公里，城市化率從1981年的35.5%提高到2007年的68.3%。廈門以占全省6.5%的常住人口和1.3%的土地，創造出占全省15.3%的生產總值、27.1%的財政收入和53.4%的外貿出口總額，成為我國東南沿海重要中心城市，為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和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1.持續推動經濟發展從更快更好向又好又快提升，經濟長期平均增長率位居全國大中城市前列。

改革開放以來，廈門走出了一條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道路，實現了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協調。與1978年相比，2007年廈門生產總值增長了286.5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79.3倍，財政總收入增長了224.8倍。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次產業結構從1981年的26.5:51.6:21.9調整為2007年的1.3：53.1：45.6，電子、機械、化工三大支柱產業的年產值約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72.3%，高新技術企業總產值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56.6%，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長期位居全國前列，全市財政總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25%，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積創造生產總值8756萬元，萬元生產總值綜合能耗約0.634噸標準煤，處于全國先進水平。

始終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以來，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市委、市政府始終牢記發展是硬道理，始終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松，一以貫之地堅持“以發展現代工業為重點，通過工業的快速發展，帶動壯大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提升第一產業，從而不斷實現一、二、三產業在新階段的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思路，持續推進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之初，廈門地處海防前線，國家投入少，特區經濟底子薄、總量小，如果沒有較快的發展速度，就不可能做大做強經濟特區。廈門經濟特區通過發揮政策優勢、基礎設施先行、發展工業為主、外引內聯并舉、實施項目帶動、促進產業集聚、發展區級經濟和民營經濟、壯大中心城市等一系列戰略舉措，有

力地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實現了經濟高速度、高質量的跨越式發展，迅速壯大了經濟總量，擴充了經濟規模，提升了城市的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積蓄了強大的發展后勁。在特區二次創業階段，市委、市政府在推動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堅定實施“以港立市”、“科教興市”、“人才強市”等戰略，切實把經濟發展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管理創新上來。進入新一輪跨越式發展階段，市委、市政府以寬廣的眼光、戰略的思維和大局的意識來謀劃科學發展的新思路，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下大力氣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致力促進經濟增長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協調，消費、投資、出口相協調，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了經濟發展由“更快更好”向“又好又快”提升，保證了廈門始終沿著又好又快的軌道健康發展。

始終堅持走以現代工業為主的發展路子。認真貫徹國務院關于廈門經濟特區實施方案的批復精神，堅定不移地走以工業為主，旅游、商業、房地產等各業協調發展之路。在特區建設之初就明確提出了“以工業為基礎、港口為中心、外貿為先導”的工作方針，大力引進“生產型、出口創匯型、技術先進型”工業項目，培植了一批技術含量高、關聯性強、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知名度的行業、企業和拳頭產品，形成了一批支柱產業，迅速形成以工業為主、工貿結合、各業綜合發展的外向型經濟格局。堅持抓好工

業區建設，引導項目向工業區集聚，先后興辦了湖里工業區和海滄、杏林、集美三個臺商投資區、火炬高科技園區等一批工業園區。特別是近幾年來，市委、市政府做出推進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重大決策部署，堅定不移地以發展現代工業為重點，突出抓好火炬（翔安）產業區、同安工業集中區、集美機械工業集中區、軟件園二期、環東海域工業集中區等幾大工業集中區建設，節約集約利用土地，并通過大規模的標準廠房建設，發揮其啟動器和吸附器作用，帶動招商引資和工業發展。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發展壯大電子、機械、化工三大支柱產業和光電、軟件、生物與新醫藥等新興產業，不斷提升工業經濟的規模和效益，工業支撐作用和產業集聚效應日益凸顯，建設海峽西岸強大的先進制造業基地的步伐正在加快。

始終注重不斷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廈門的產業發展經歷了從特區起步時期的輕工食品、“三來一補”，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電子產業，再到近年來的高新技術產業的“步步高”，廈門的招商引資也相應地走過了從一開始的“來者不拒”，到產業鏈招商，再到針對性招商的“三部曲”。為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制定了明確的產業發展政策，加強政策引導和規劃指導，不斷完善工業行業、產品、增長結構和產業布局的規劃。同時提高招商引資的質量和水平，積極引導外商投資發展技術先進型、出口創匯型企業，推動特區產業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在產業導向上，堅持以工業為主，兼營旅游、商貿、房地產、金融等，促進各業綜合發展，促使全市經濟總量迅速擴大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行引進嫁接與易地改造相結合，使一批有潛在優勢的傳統工業企業通過設備引進、技術更新、管理升級或者異地搬遷，盤活土地資產，加快技改步伐，從而重獲發展生機。以“壯士斷腕”的氣概推動產業布局調整，逐步完成把工業企業從島內遷往島外的艱巨任務。特別是近幾年來，市委、市政府順應國際市場和經濟環境的新變化，高起點推進產業聚集和產業結構調整，致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構筑區域性科技創新體系，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優勢企業、品牌企業為龍頭，加快產業技術的改造和提升，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實現整體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的優化，保持產業領先優勢。一批大型骨干企業如柯達、廈華、金龍汽車等在新一輪跨越式發展中調整了方向，一批新型龍頭帶動企業如友達光電、富士康光電、通士達照明、宸鴻電子成為廈門高新技術產業的“領頭羊”。充分發揮各區優勢，通過建設各有側重、優勢互補的工業集中區，調整引導區域產業布局，在島內大力推進服務業發展，在島外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同時，大力推進島內外商務營運中心建設，通過工業的快速發展，帶動和加快物流、金融、商務會展、信息服務、中介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和旅游、商貿、餐飲、休閑、娛樂等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并把工業集中區建設與農村城市化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以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帶動城市化的迅速發展。按照“兩頭在外、中間在廈”，即種苗業和農副產品的深加工及銷售中心在廈門，種植、養殖在

市域外的發展思路，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提升農業產業化水平。目前，全市產業結構調整加快，功能布局明顯優化，綜合實力顯著增強，轉變發展方式取得顯著成效。

始終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特區建設之初，廈門就明確地提出不以犧牲環境來求得經濟的一時發展，十分注意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堅持發展速度、質量和效益的相協調，通過節能降耗，發展循環經濟，提高單位土地的投資強度和產出效率等舉措，走出了一條具有廈門特色的內涵型、效益型、集約化的經濟發展路子。進入新一輪跨越式發展階段，更加注重統籌各方面的協調發展，更加注重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更加重視解決“三農”問題，更加重視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運用規劃、投入、項目、政策等手段，做到規劃先行、投入支撐、項目帶動、政策支持，有效統籌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工業集中區建設與農村城鎮化相互促進，“四個加強”即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加強“平安廈門”建設，加強市政設施建設，加強城市社區和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等四個方面工作深入推進，“四個破解”即破解“住房難”、“就醫難”、“就學難”、“交通難”等四個難題取得明顯成效，一大批科教文衛項目相繼落成，生態文明建設全國領先，廈門正沿著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闊步前進。

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昭示我們，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必須始終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

心不動搖；始終堅持走以發展現代工業為重點的路子，促進三次產業在新的階段協調發展，帶動社會事業、城市建設管理等各方面的同步協調發展；始終堅持優化產業結構布局，高起點推進產業聚集，增強科技含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保持產業領先優勢；始終堅持好字當頭，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才能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進一步增強加快科學發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繼續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現代工業為重點，同步配套發展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提升第一產業，促進一、二、三產業在更高層次上協調發展這條正確的思路不動搖，繼續下大力氣完善工業集中區的配套建設，下大力氣推進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下大力氣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不斷創新發展觀念，豐富發展內涵，開拓發展思路，破解發展難題，持續提升又好又快推進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水平。

2.著力發揮經濟特區先行先試作用，率先基本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始終堅持先行先試，勇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不斷取得改革新突破，闖出了一條重點突破、整體推進、適度超前、綜合配套的改革之路，率先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各項改革持續推進、不斷深化，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現代市場體系不斷完善，市場法規進一步健全，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市場規則日益

完善。國有企業活力進一步增強，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市場主體已融入市場化、全球化的發展環境，多種所有制經濟相互補充、共同發展。創新精神深入人心，思路創新、方法創新、科技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已經成為推動廈門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勇于突破常規、打破框框，率先在眾多方面、眾多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在全國第一個利用外資修建機場，組建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在全國率先取消專業化行政管理機構，率先開放市場、取消計劃供應，率先開辟了生產資料市場、產權市場、人力資源市場、科技市場，率先進行政企分開和企業利改稅試點工作，率先推行產權制度改革，實行土地房產兩證合一，實行土地有償轉讓和政府采購、醫藥采購等公開招投標制度；率先在用人上實行公示制、票決制、競爭上崗、試用期制等等。這些具有超前性的先行先試，在我國改革進程中發揮了示范帶頭作用。進入新一輪跨越式發展階段，積極應對國際國內復雜環境，搶抓機遇，謀定后動，以思路創新為先導，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積極向上的良好精神狀態，主動作為、善于作為、體現作為，以更高的層次、更寬的視野、更大的勇氣推動新的更大發展，以思想大解放引領大發展，以大發展推動思想大解放，開啟了新一輪特區創業的新征程，開創了特區思想解放的新境界。

堅持以市場為取向推進各項改革事業。注重現代市場體系建設，整頓規范市場秩序，建立起開放、競爭的商品流通體系和完善的生產要素市場體系。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大力推進代業主招投標、建設工程經評審最低價中標、財政性投資建設工程“代建制”，鼓勵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理順市區兩級關系，推行“收支兩條線”、財政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先后進行了4次政府機構改革和兩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精簡政府機構，提高行政效率。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特區創辦之初，率先探索國有企業重組、實行股份制改革等。為了讓企業有發展自主權，把企業推向市場，1988年廈門率先撤消八個工業局，率先實行國有企業稅利分流改革，對66家市屬預算內工業企業統一實行15%的所得稅率，為各類企業創造了稅負上的平等競爭環境，并對一批大中型國有企業進行重點扶持，促進了國有工業的快速發展。在此基礎上，率先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推進國有企業轉機建制，完成350家國有企業改制，組建國有資產投資公司，首創由“國資局、投資公司和企業”三個層次組成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提高國有資產運營效率。在新一輪跨越式發展階段，成立新的國資監管機構，整合重組10家市直管國有企業集團和13家委托管理的國有企業集團，使國有控股企業不斷向重點領域、重點行業集中，有效促進國有企業的做大做強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繼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提高社會管理和公共服

務能力。市人大和市政府分別組織制定了80多部地方性法規和120多件規章，規范政府社會管理行為，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大力實施“陽光工程”，推行經營性商業用地和部分公共行政資源“招拍掛”制度。推進廈門港口一體化改革，做大做強廈門港。深入推進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領域和公用事業改革。創新工業集中區、商務營運中心等重大項目開發建設管理體制，創新和完善市、區聯動開發建設機制，推進市、區兩級財權事權配套改革等等，把改革不斷推向深入。

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堅持循序漸進、積極穩妥的原則，一方面搶抓機遇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改革，一方面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維護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中促進社會穩定。在全國率先推出住房公積金制度，設立社會保險統籌和個人專戶并實行管辦分離，推行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險合一”的社會保險制度等；率先推行最低工資標準、最低生活保障線（含農村）、農村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被征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險等，率先取消進城務工人員的就業證和子女寄讀費，在進城務工人員中實行基本醫療保險，把農民工子女納入本市未成年人醫保范圍；率先在國企改革中實行少破產、多兼并，少關閉、多嫁接改造的指導方針，做到既從長遠利益出發推進改革，又努力把職工眼前利益損失及改革所帶來的困難降到最低限度。在推進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進程中，堅持立足于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不承諾過度、過早。堅持從事關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做起，大力實施“四個加強、四個破解”，推行合作醫療和大病救助制度，調整醫療資源布局，優化整合教育資源，合理配置城鄉文化教育衛生體育事業資源；更加重視解決困難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生產生活。

堅持不斷創新推進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實行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始終把貫徹落實上級精神與廈門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特區初創階段，為克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大與資金不足的矛盾，采取了“筑巢引鳳”、“引鳳筑巢”等方法和“開發一片、建成一片、收效一片”策略，率先利用國外政府貸款“借船過河”建設機場，發行債券籌資建設中國第一座跨海大橋，促進了廈門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的順利推進。九十年代初，廈門再一次先行先試，率先嘗試“以地養地、以地養城”，通過土地有償使用籌資改造老城區，加快了城市建設的步伐。進入新一輪跨越式發展階段，更加重視策略和方法創新，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創新舉措，引導各級領導干部運用科學的策略方法推進工作。為了扎實有效地推進各項工作落實和各項事業發展，堅持先謀后動、謀事力成，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先為有所后為、有所多為有所少為；為了克服用地矛盾，優化島內產業布局，創造性地實施了“飛地工業”和“飛地營運中心”模式；為了克服大規模開發建設帶來的資金投入困難，創造性地實行“四大平衡”的原則和機制；為了有效

解決工業集中區建設中遇到的征地拆遷困難和被征地農民的長遠生產生活出路問題，創造性地實施“金包銀”工程；為了實現以高效率求高速度，對重大項目建設采取“指揮部”管理模式，創新建設管理集中審批制度和重大工程項目建設管理方法，做到“超常不違規、創新不走樣”；為了應對國內外市場環境變化的影響，建立了快速靈活的國內外重要產品價格波動的預警反應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等等。這一系列在實踐中孕育出來的鮮活經驗和有效方法，確保廈門在推進新一輪跨越式發展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堅持千方百計持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注重凝聚全黨共識，發動全民參與，切實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使各項改革取得最廣泛的群眾理解和支持。在全國率先制訂了《立法條例》，把法規草案公開征求市民意見的做法規范化、制度化，大到城市規劃設計，小到公交收費調整，廣泛征求意見，問計于民。在全國率先實行聽證會制度，選拔任用干部民主考核、推薦、公示制度，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制度，行風評議制度等，保障群眾的民主權利。率先實行市民旁聽市政府常務會和新聞發言人制度，開通市長熱線和專線電子信箱，建立領導信訪日以及信訪責任制等制度，暢通市情民意反饋渠道；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群眾代表視察重點工程，廣泛調動群眾參政議政的積極性。注重在體制機制上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遮風

擋雨”，營造干事創業和風正氣順、人和業興的良好環境，持久地形成推動改革發展的強大合力。

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昭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發揚先行先試、敢闖敢試的特區精神；始終堅持深化改革，勇于創新，緊密聯系廈門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有效破解制約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突出問題；始終堅持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始終堅持不斷創新推進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努力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取得新突破，才能為發展提供體制機制保障，持久地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不斷開創經濟特區發展的新局面。實踐無止境，改革亦無止境。當前已進入改革攻堅期和發展關鍵期，各種社會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日趨多元化，我們一定要主動應對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中出現的新的復雜因素，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堅定不移地深化各項改革，鍥而不舍地把各項改革事業推向前進，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體制保障。

3.全方位推進對內對外開放，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

始終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通過大膽地引進來、走出去，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廈門已經成為境外資本的重要聚集地，全市歷年累計批準直接利用外商投資項目7928個，合同利用外資287.2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69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占全市

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目前已達78.7%。廈門已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與世界上20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合作關系，外貿進出口累計總額2374億美元，分別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廈門已成為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有12個國外城市與廈門結為“友好城市”，每年在廈門舉辦的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已成為影響重大的國際經貿盛會，國際馬拉松、世界合唱比賽等國際性文體賽事為廈門搭建了對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廈門國際交往的領域不斷拓寬，層次不斷提升，國際知名度不斷提高。對內開放合作成效也十分顯著，與31個國內城市結為“友好城市”，區域經濟合作、城市聯盟建設不斷向更深層次、更寬領域推進。

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正確方向。始終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擁抱世界、走向世界。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一方面主動融入世界經濟和區域經濟，加強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合作，積極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知識、先進管理經驗和優秀文化來發展壯大自己。另一方面，清醒認識經濟特區的定位和使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引進有所抵制，有所吸收有所批判，緊緊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注意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經濟社會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國際風險的沖擊，防范和抵制西方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和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襲，為全國對外開放探索了路子，積累了經驗，經受住對外開放大潮的洗禮和考驗。

積極營造良好的開放環境。特區建設伊始，著重從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制定特殊優惠政策、落實華僑政策、加大基礎設施建

設、培養和引進人才等方面改善投資環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外商投資達到一定規模并形成良性發展后，著重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提高行政機關辦事效率，完善地方法規，有效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營造了“親商、重商、安商”的良好氛圍，為外商投資營造良好的體制環境。隨著上世紀末全國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發展，特區政策優勢逐步淡化，國內外競爭態勢日益激烈，廈門更加重視體制機制創新，把保持特區優勢的立足點和重點放在深化各項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加強社會管理、提高市民素質，努力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生態環境、人文環境、法制環境等方面，增創特區“三個文明”協調發展優勢和社會全面進步優勢。特別是加入WTO后，廈門主動適應世貿規則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為進一步開放提供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

精心搭建國際國內交流合作平臺。改革開放剛開始，特區對外交流的渠道和辦法不多，招商引資主要依靠散發材料、發函件、交朋友等方式，這種局面令人著急。此時發生的兩件事情為廈門引進了現代招商模式，催生了廈門的會展業。1984年11月國務院特區辦在香港舉辦中國開放城市洽談會，廈門當場簽訂了不少協議。1985年5月香港匯豐銀行幫助廈門在新加坡舉辦廈門投資洽談會，招商效果也很好。受此啟發，廈門啟動了富山展覽城建設，并在這里舉辦了第一個投資貿易洽談會——第一屆國際展

覽會。1987年廈門市主辦的投資洽談會吸引了漳州、泉州、龍巖等地參加，由四地市聯合舉辦“閩南地區外商投資貿易洽談會”，后成為第一屆福建省投資貿易洽談會。1988年正式把投洽會時間定在9月8日，此后由于參加范圍不斷擴大、層次不斷提高，投洽會1988年易名為“福建投資貿易洽談會”、1997年改為“中國投資貿易洽談會”，2005年改為“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在投洽會成長的過程中，廈門作為主辦城市或承辦單位，精心策劃、精心組織，不斷創新會展內涵和組織接待方式，拓展其范圍，提升其功能，使之從地方性小展會上升為國家級國際性展會，從招商引資轉為雙向投資，進一步擴大和豐富了廈門對外交流合作的平臺。

堅持以我為主、于我有利，不斷提高引進外資水平。特區建設初期，廈門確立以生產型、出口創匯型、技術先進型為主，大中小項目并舉，多渠道多形式利用外資等原則，制定和實施“以僑引臺、以港引臺、以臺引臺”和臺港僑外一起上的引資策略，充分利用僑鄉優勢，開展招商引資，引進了一大批三資企業，廈門的工業制造產業迅速發展壯大，同時第三產業也得到快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廈門著眼于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圍繞業已形成的支柱產業，進一步拓展招商領域，特別重視引進跨國公司、高新技術企業和現代服務業，注重引進附加值高、能耗少、污染少的項目，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引進的項目中，工業仍占較大比重，跨國公司投資和高科技項目增多，資本密集

型和技術密集型項目比重明顯上升。進入新一輪跨越式發展階段，為解決用地緊張、產業布局不合理等問題，加快五大工業集中區和五緣灣、觀音山、杏林灣商務營運中心等載體建設，強化產業鏈和產業集群招商，下大力氣吸引更多的世界500強等知名大企業來廈設立生產基地和營運中心，引進了一大批新的大型項目和支柱產業配套項目，吸引了一大批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促進了現有外資企業的增資擴產，引資的層次和水平進一步提高。通過現代工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帶動物流、金融、商務會展、中介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呈現加快發展勢頭，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顯著提升。

完善外貿服務體系和管理體制，積極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改革開放初期，廈門僅有5家經國家批準經營出口的外貿公司。1984年以后，按照“政企分開、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的原則，對傳統高度集中經營的外貿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逐步建立起各類進出口經營機構并存、以出口大戶和集團公司為骨干的外貿經營體系，廈門建發、國貿等一大批地方外貿公司迅速發展成為廈門外貿的生力軍，對外勞務合作、工程承包、到境外投資辦企業等多方位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業務得到積極拓展。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家取消出口補貼、控制出口退稅指標、全面實行自負盈虧，外貿體制改革邁出較大步伐，為了適應這一變化，廈門積極改善通關環境，改善重點出口企業服務工作，鼓勵外貿企業轉變經營策略，調整經營方向，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設立

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大力發展國際貿易、國際中轉和保稅業務。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到境外設立貿易網點、投資辦廠和承攬工程，參加國際展覽會和其他市場促銷活動，積極拓展國際市場。加入WTO以后，建立口岸通關快速聯動機制，設立口岸通關綠色通道，推行“大通關”，提高通關效率，實施象嶼保稅區與東渡港區“區港聯動”，建設保稅物流園區，積極支持企業鞏固傳統出口市場，拓展新興市場。加大財政扶持力度，兌現出口退稅，建立健全反傾銷應訴快速反應機制，支持企業獲得國際產品質量、環境管理和安全標準認證。堅持科技興貿戰略，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擴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鼓勵進口先進技術設備和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對外貿易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堅持內聯協作，增強輻射帶動功能。始終走外引內聯共同發展、相互促進的路子，在內聯過程中，堅持“揚長避短、形式多樣、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原則，以內地科技優勢為依托促進科技與生產的聯合，以內地工業基礎為依托發展與技術管理先進型的內地企業經濟聯合，利用特區窗口促進內聯企業朝外向型發展，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促進橫向經濟合作朝更寬領域更大區域發展，擴大特區對內地的輻射面；通過內聯把內地的資源優勢與特區的政策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既促進特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增強特區外向型經濟實力，又讓內地得到了經濟實惠，發揮了特區的窗口和基地作用。近幾年來，進一步加大國內招商引資

工作力度，強化閩西南五市區域合作和閩粵贛十三市區域經濟合作，提升廈漳龍山海協作水平，推進廈泉漳龍城市聯盟建設，加快廈門港經濟合作步伐，有力拓展了廈門經濟發展腹地。同時，積極發揮外地駐廈機構和異地社團組織的聯系聯絡作用，密切國內友好城市關系，建立全國閩商商會聯絡工作機制，完善商會、協會、促進會協調工作平臺，精心實施對口支援和幫扶工作，促進企業拓展國內市場，增強特區的輻射帶動功能。

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昭示我們，必須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堅持以我為主、于我有利和合作共贏的開放方針，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堅持統籌外引內聯，充分發揮港、澳、臺、僑等優勢，并根據國內外的形勢變化和本地區各個發展階段的不同情況，積極營造有利于開放的良好環境，不斷調整、豐富開放的形式和內容，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借助國際國內資金、技術、知識，借鑒國際先進管理經驗、規則和優秀文化成果，參與國內外經濟合作與競爭，才能不斷拓展開放領域，提升開放層次和水平，不斷增創開放新優勢，為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源源不竭的活力。在國際國內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作為擔當開放“窗口”和“橋頭堡”重任的經濟特區，我們要搶抓國內外新一輪產業重組和生產要素轉移的契機，創新利用外資方式，拓展利用外資的新領域，著力引進一批具有較強產業帶動力的龍頭大項目，大力發展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實施科技興貿和多元化戰略，轉變對外貿

易增長方式，優化進出口結構，實現對外貿易持續繁榮。繼續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經營，加強培育國際知名品牌。繼續在對內對外開放上走在前列，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不斷增創開放新優勢。

4.積極構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前沿平臺，對臺工作的橋梁紐帶作用日益凸顯。

堅決貫徹落實中央對臺工作方針和部署，充分發揮“五緣”優勢，大力拓展廈臺各項交流合作，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和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做出了積極貢獻，廈門作為對臺工作的橋梁紐帶作用和重要基地平臺日益凸顯。廈門已成為臺商投資祖國大陸的重要聚集地，全市累計實際利用臺資29.83億美元，臺資企業達3238家，是廈門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廈門已成為重要的對臺貿易口岸，2007年廈門對臺進出口總額為29.31億美元，在東南沿海城市中名列前茅。廈門已成為臺胞入出祖國大陸人數最多的重要通道，歷年累計進出廈門口岸的臺胞達600多萬人次，約占臺胞來大陸總數的12.8%，其中廈金直航累計運載旅客266萬人次。廈門已成為兩岸交流交往最熱絡、最活躍的重要基地，兩地之間科技、文化、教育、衛生、體育、宗教、民俗等各方面交流日益頻繁，近年來幾乎每月都舉辦大中型交流活動。今年7月4日，兩岸周末包機和大陸居民赴臺旅游正式啟動，臺灣中部地區四縣市長率團從臺中首航廈門，澎湖縣長率團從澎湖包機首航廈門，廈門進一步成為兩岸交流交往的熱點城市。此外，廈門有

效地配合了兩岸重大事務性商談，妥善處理了臺輪海上遇險、兩岸遣返交接、尋找失蹤臺胞等敏感的涉臺問題，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明確定位，自覺服務對臺工作大局。廈門要完成從海防前哨到經濟特區的角色轉換，必須使大家認識到過去作為海防前哨開展對臺斗爭是服從大局，現在作為經濟特區開展對臺交流合作同樣是大局需要。通過有效的宣傳教育，特區廣大黨員干部服務對臺工作的大局意識增強了，開展對臺工作的主動性增強了，從而自覺明確定位，立足崗位，敢于打對臺工作主動仗，敢于闖對臺工作新路子，敢于創對臺工作新經驗，牢固樹立把廈門建成兩岸交流合作基地和對臺工作試驗區的指導思想，大膽實踐，積極探索，努力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探索路子、積累經驗。在具體工作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一套“地方對地方、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的工作模式，不斷取得對臺工作的新突破。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廈門提出與金門“兩門對開”，得到臺灣尤其是金門民間、航運業界的積極回應，在兩岸民間、業界的不斷推動下，2001年1月，廈金實現“小三通”，開辟了臺胞進出祖國大陸的便捷通道，對兩岸直接“三通”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海外輿論稱贊這是“52年來兩岸關系的重大突破”。

發揮優勢，穩步推進對臺合作交流。充分發揮地理區位優勢，主動作為，大膽探索，在促進兩岸關系從對抗、隔絕向緩和、接觸轉化，從單向投資向雙向、全方位、多領域的交流合作發展中

發揮了先行先試的作用。1982年起，廈門先后開辟了沙波尾、大嶝、劉五店、東渡等臺灣漁船停泊點。八十年代后期，制定放寬臺商投資行業和投資形式限制、簡化臺資確認手續以及其他各項優惠政策和措施，有效吸引了臺商來廈投資。1989年和1992年廈門先后獲準設立杏林、海滄、集美三個臺商投資區，為大規模引進臺資拓展了空間。1994年頒布實施了全國第一部地方性涉臺法規《廈門市臺灣同胞投資保障條例》。1994年和1997年，率先實行臺胞“落地辦證”和“落地簽注”政策，廈門與高雄實現試點貨運直航。1997年和1999年相繼創辦了對臺出口商品交易會、大嶝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2001年廈金航線開通后，為了進一步提升其功能，方便兩岸人員進出，又建設了廈門國際郵輪中心暨廈金客運碼頭和五通海空聯運碼頭。2003年，廈門率先赴金門舉辦兩岸商品展，被譽為“破冰之展”。2004年底，率先開放福建居民經廈門口岸赴金門旅游。2005年，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廈門市委率先開展與臺中市國民黨黨部交流。2006年，廈門成為兩岸節日包機直航點，建成全國規模最大的“廈門臺灣水果銷售集散中心”，首次赴臺灣本島舉辦兩岸建筑建材暨產品展，這是大陸在臺灣本島舉辦的規模最大的商品展。今年以來大陸第一家綜合性臺資醫院——廈門長庚醫院正式開業，引進了臺灣人壽、富邦銀行投資我市金融業。這些舉措不僅為廈臺交流合作搭建了平臺、打造了品牌，也為海峽兩岸全方位的交流合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靈活務實，積極做好臺灣人民工作。寄希望于臺灣人民是對臺工作的一項重要方針，廈門在開展對臺文化和民間交流交往中，始終盡最大努力、最大熱情、最大善意做臺灣人民工作，千方百計讓臺灣民眾了解祖國大陸的建設成就和對臺方針政策，增強其對祖國大陸的向心力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始終堅持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積極創造條件，主動地走出去、請進來，在與臺灣人民的近距離接觸中化解疑慮、消除隔閡、加深了解、增進感情。堅持講究方式方法，根據各階層臺胞對兩岸交流的不同需求和愛好采用不同的交流方式，如知識界人士多采用學術交流、觀摩切磋、高雅藝術欣賞等方式，普通民眾多采用尋根謁祖、宗親聯誼、宗教民俗、觀光旅游等方式，青少年學生則開展諸如夏令營、藝術體育比賽、校際交流等活動。堅持以誠相待，把臺灣同胞看成自己的親戚朋友，時時處處讓臺灣同胞感到親切、溫馨。各部門、各單位還在開展對臺經貿交流合作和其他涉臺事務中，加強載體平臺建設，努力服務好臺商，維護臺商臺胞的合法權益，創辦了臺灣學者創業園，鼓勵臺灣青年、學生來廈就業、創業、上學，邀請臺商代表列席市“兩會”，推舉臺商代表擔任政協委員等等。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和潛移默化的影響，有效地消除了兩岸同胞之間的隔閡，極大地增強了共識與互信。

完善機制，持久形成對臺工作合力。創立“政府主導、民間出面”模式，通過利用地方或民間在與臺灣各項交流中具有地方性、民間性、非政治性的優勢，靈活選擇廈臺交流的議題和事項，以取得對臺事務的實質進展，不斷突破臺灣當局的政治性、政策性規限。建立有效工作機制，通過建立臺商“午餐會”、“季談會”制度，優化臺商服務機制，密切黨委、政府與臺商的聯系。通過加強涉臺立法，建立臺胞投訴處理制度，構建涉臺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完善臺胞合法權益保障機制。通過成立對臺工作領導小組以及其他專項工作小組，形成全市對臺工作管理、協調和服務機制。積極發揮黨派和社團作用，利用民主黨派、臺商協會等涉臺社團與臺灣相關團體和人士便于聯系的優勢，發揮其在處理相關涉臺事務中的特殊作用。

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昭示我們，必須始終牢記廈門經濟特區的重要使命，充分發揮廈門與臺灣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循的“五緣”優勢，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在服務對臺工作大局中先行先試，靈活務實地開展對臺工作，不斷突破臺灣當局的政策規限；堅持合作共贏，充分考慮臺灣同胞利益，做到兩岸交流合作為了兩岸人民、依靠兩岸人民；堅持寄希望于臺灣人民，在各項交流合作中做臺灣人民工作，爭取臺灣民心，不斷融合兩岸人民感情；堅持以閩南文化為紐帶，增進臺灣同胞對中華文化和祖國大陸的認同，才能牢牢掌握對臺工作的主動權，不斷拓展兩岸交流合作新領域，充分發揮廈門在對臺工作中的橋梁紐帶和前沿平臺作用，不斷為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做出新貢獻。當前，兩岸關系正朝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面臨著重要的歷史性

機遇。作為肩負促進祖國統一大業使命的廈門經濟特區，一定要牢牢把握中央支持海峽西岸經濟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對臺工作方針和統一部署，在海峽西岸建設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區中發揮先行先試作用，力爭在推進兩岸直接“三通”、拓寬兩岸人民往來通道方面有新作為，在提升對臺經貿合作層次、密切兩岸人民經濟紐帶方面有新作為，在深化廈臺對口交流、融合兩岸人民民族感情方面有新作為，在做好臺灣人民工作、促進兩岸人民之間和諧相處方面有新作為，努力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做出新的歷史性貢獻。

5.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文明城市建設處于全國領先水平。

經歷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不斷鞏固，特區廣大干部群眾自覺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力推動了三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文化建設全面推進，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形成市、區、鎮（街）、村（社區）多層次、布局合理、功能先進的四級公共文化設施體系。文藝創作碩果累累，創作生產的50多件各類文藝作品獲國家級獎項。文化活動豐富多彩，成功舉辦一系列具有國際和全國影響的重大文藝活動，群眾性文藝活動精彩紛呈。文化體制改革積極推進，文化產業發展迅速。2007年全市文化及相關產業實現增加值102.95億元，占全市GDP的7.48%。對臺文化交流不斷取得突

破性進展，成功舉辦一系列涉臺經濟文化活動，廈門對臺文化交流的“橋頭堡”作用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成效突出，涌現出了國家級文明單位10個、文明村鎮4個，市民文明素質明顯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明顯提高。2005年和2008年，廈門連續兩屆以考評全國總分第一的成績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國文明城市稱號。

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指導思想。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既是經濟特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任務，又是其思想文化保證。改革開放以來，始終自覺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方針，高度重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把它納入工作全局，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同經濟工作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檢查、一起落實。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廣大黨員、教育干部群眾，在全市組織開展學習實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主題活動，廣泛深入開展理論教育、理論宣傳和理論研究，使科學理論不斷深入人心，并轉化為廣大黨員和干部群眾的自覺行動。堅持以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加強輿論引導，充分發揮主流媒體在輿論宣傳上的引領作用，堅持做大做強黨報、黨刊、電視臺、電臺等媒體，使之成為正面宣傳的主陣地。制定和完善突發事件宣傳報道機制、互聯網新聞宣傳管理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等，健全新聞輿論陣地的規范化管理，加強對互聯網、移動電視、樓宇顯示屏、手機短信等新興媒體的管理，推動互聯

網新聞宣傳監控平臺建設，牢牢把握輿論工作的主動權，持久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

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發展。加快城市社區和農村村鎮圖書室、閱覽室、文體活動室等設施建設，新建了“五館合一”的市文化藝術中心等一大批基礎設施項目，初步形成了規劃科學、結構優化、特點突出的文化基礎設施格局。推動公共文化資源和布局的均衡化，增加對島外和農村的文化建設投入，加快推進廣播電視村村通、農村電影數字化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流動文化大篷車、萬村書庫等農村公共文化工程建設，提前四年實現國家下達的村村通工程目標。抓住廣電系統作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和全市作為全省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城市這一契機，積極推進報業、廣播電視、圖書發行、文藝團體和文化市場的管理體制改革，全市文化體制改革初顯成效。大力實施文化精品工程，繁榮文學藝術創作，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推動文學、影視、戲劇、音樂、舞蹈、曲藝、美術、書畫、攝影、民間藝術等各個藝術門類發展，創作出一批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俱佳的優秀作品，其中一批獲得國家大獎。積極發展文博圖事業，保護開發文化遺產，弘揚和發展閩南文化，南音、高甲戲、歌仔戲、車鼓弄、拍胸舞、答嘴鼓等閩南民間民俗文化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廈門成為國家授牌設點閩南文化生態重要保護實驗區，閩南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進入新階段。群眾性文體活動蓬勃開展，社區文化、校園文化、企業文化、村落文化、節慶文化創出特色，成功舉辦一系列具有國際性、全國性影響的重大文體活動，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

不斷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堅持不懈地抓好思想道德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認真落實《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制定《廈門市市民文明公約》、《廈門市“十不準”規定》，開辟《公民道德論壇》、《走進文明城市》等專欄，充分利用電視臺、電臺、報紙等現代傳媒開展市民思想道德教育。突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初步形成學校、社區、家庭“三位一體”教育網絡，大力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扎實有效地開展文明城市創建活動，層層建立落實工作責任制。廣泛開展、不斷深化各類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依托載體，打造品牌，進一步提升精神文明建設水平。辦好來廈市民文明學校，重視進城務工人員、下崗職工、城鄉生活困難群眾、被征地農民等群體的文明教育。廈門榮獲首批全國文明城市后，本著創建工作“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的理念，進一步健全文明城市創建點評機制和創建工作的長效機制，全面深入推進新一輪文明城市創建工作，2008年9月再次以總分第一的成績通過中央文明委組織的全國文明城市復查考評。廈門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昭示我們，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成為國家軟實力和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進和諧文化建設，全面推進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設，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水平，帶動城市文明水平和市民素質不斷提升，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和健康的文化生態，才能促進經濟特區各項事業協調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并在做好臺灣人民工作中發揮積極的示范作用。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文化建設是推進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內容，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持續提升全國文明城市創建成果，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提升文化軟實力，為我市推進改革開放和新一輪跨越式發展提供強大的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6.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提升。

始終按照協調發展、和諧發展、科學發展的思路，推動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協調發展，追求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并取得顯著的成效。基本建立了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民生顯著改善，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位居全國前列。各項社會事業全面進步，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日趨完善，社會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生態文明建設得到加強，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目前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產值比特

區建設前增長100多倍，而環境質量依然保持良好，在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質量考核中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前列。特別是近幾年來，廈門以“四個加強”、“四個破解”為重點推進各項民生保障工作，民生質量得到進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得到不斷改善，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和諧發展的成果，廈門日益成為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美好家園。

重視發展社會事業和保障民生。堅持經濟建設與社會事業協調發展，不斷加大對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的投入，促進各項社會事業全面發展。根據人民群眾需要和財力條件逐步擴大保障范圍，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廈門是在全國率先推行最低工資標準、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合作醫療、被征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和村（居）干部固定補貼制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在進城務工人員中實行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險統征的城市，2007年全市企業人員實現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保險的覆蓋面達90%以上。近幾年來，大力推動“四個加強”、“四個破解”各項工作，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積極破解“住房難”問題，率先在全國大規模開展社會保障性住房的規劃建設，從多個層次構建廈門市的住房供應體系及住房保障體系，為全國解決低中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積累了有益經驗。積極破解“就醫難”問題，制定并實施“醫療重組”計劃，構建讓市民及時就醫、方便就醫、合理就醫、合理負擔、具有廈門特點的新型醫療服務體系，促進優質醫

療資源向城市社區和農村延伸，不斷健全完善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在全國率先實行城鄉一體全民醫保，減輕城鄉居民醫療負擔，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積極破解“就學難”問題，完善教育體制與運行機制，促進各級各類教育持續、健康、協調發展，全面落實城鄉義務教育免收學雜費制度，對持有義務教育收費減免卡的農民工子女免收借讀費，有效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積極破解“交通難”問題，加快島內外路網建設，創新交通管理體制，以線帶面、以線治點，加大中心城區交通綜合整治工作，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方便居民出行。加強市政設施建設，建立惠及全體市民的現代化市政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就業再就業工作，建立動態消除“零就業”家庭長效機制，不斷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和工作機制，促進城鎮新增勞動力、下崗失業人員和“4050”困難群體的就業再就業，努力擴大社會就業面。加強平安廈門建設，探索建立和完善了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把矛盾和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有效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和諧，“平安廈門”建設水平不斷提高，廈門在全省社會治安環境的綜合測評中連續多年位居首位，居民治安滿意率高達95%以上。加強農村和社區基層組織建設，創新社區建設體制和服務機制，完善社區服務體系，推進和諧社區、和諧鎮村建設，進一步夯實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注意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不斷創新符合廈門實際的新農村建設思路和機制，加

快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持續促進農民收入提高，努力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推行與城市職工接軌的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政府購買公益性崗位、農民免費轉崗培訓、引導農民發展農村股份合作項目、評選農村“信用戶”、實施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農村中高考落第生進入技校學習等新舉措，率先實現了農村低保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全面落實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農業特產稅等四稅減免、城市自來水和有線電視進村入戶、行政村村村通“硬質化”道路和公交車、所有自然村移動網絡全覆蓋、“村改居”集體資產改制、村干部實行基本報酬制度等新突破，有效促進了城鄉協調發展。按照 “居住社區化、就業非農化、資產股分化、福利社保化”原則，推進“城中村”改造，進一步加快農村向城市、農民向市民轉變。在工業集中區周邊村莊創造性地實施“金包銀”工程，基本實現每戶被征地農民有一套居住用房、一套出租房和一個店面（或一份股份），這一做法深受農民歡迎和上級領導的高度肯定，被譽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益探索”。

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始終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大、政協的職能作用，創新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政議政形式，形成民主科學的決策和執行機制。充分發揚民主，拓寬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設立“市長專線電話”和專線電子信箱，實行單位部門領導人接待日制度等，在政府和市民之間建

立了便捷的信息溝通渠道。積極推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廠務、校務、院務、村務公開制度，保障基層群眾民主權利。積極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加強執法規范化建設，嚴格政法隊伍教育管理，健全內外部監督體系，確保嚴格執法、文明執法、公正執法，為特區建設保駕護航。

堅持不懈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按照可持續發展方針，以創建生態城市、全面提升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目標，把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與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結構優化、減少污染物排放總量統籌起來考慮，探索出一條高科技、低能耗、高效益、低成本、高速度、低污染的發展道路。始終按照國務院批復的廈門城市發展定位，把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的具體目標落實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之中，我市獲得地方立法權后，出臺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規就是《廈門市環境保護條例》。重視建立生態保護工作機制，將生態文明城市建設任務納入行政首長目標責任制，將生態保護納入考核體系，做到責任、措施和投入“三到位”，逐步形成了分級管理、部門協調、上下聯動、良性互動的生態建設工作機制。堅持以系統、全程、長遠、區域協調發展的思想為指導，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重點推進生態工業發展，積極發展循環經濟，著力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外延型向集約內涵型轉變，積極構建涵蓋三次產業的生態產業體系。積極破解資源缺乏的瓶頸制約，采取節約能源、降低能耗、開發新能源、利用再生能源，以及資源集約化利用等措施，促進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推

進新一輪跨越式發展中，更加重視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集中開發建設了火炬（翔安）產業區、同安工業集中區、集美機械工業集中區、軟件園產業基地等工業園區，引導項目向園區集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率，使工業園區成為節約集約用地的先進示范。堅持生態優先和協調發展原則，自覺進行生態修復，開展西海域禁止水產養殖綜合整治工作，全面啟動總面積114.28平方公里的環東海域整治建設工程，有力提升廈門海域的生態環境質量，廈門海岸帶綜合管理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作為示范工程在全球推廣示范。倡導人人參與環境保護，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形成廣泛社會實踐，加快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不斷優化人居環境，促進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統籌兼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注重社會公正正義，努力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全社會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發展。適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促進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1994年廈門市在全省首個公布最低工資標準，至今該標準已調整十幾次，使其維持在全國較高水平。全面落實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家庭醫療救助制度，在全省率先開辟社區“愛心（慈善）超市”，就地就近對低保戶和特困家庭提供實物救助，不斷完善社會救助體系，推進公益慈善事業健康發展。大力發展老齡事業，建立健全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老人服務體系。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堅持不懈地為人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解難事，

第五篇：改革開放后中國鄉鎮企業產權變革歷程及啟示

第二次討論專題：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發展的強大動力0082901

4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發展的強大動力

——從中國鄉鎮企業產權變革歷程分析

（王小溪00829014法學院***）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的兩大創造，它們大大改變了中國農業和農村面貌，給國家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伴隨著鄉鎮企業發展不斷變化的就是鄉鎮企業背后的產權制度，因而，筆者想從這個視角切入回顧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制度變遷并于最后著重談一下筆者對鄉鎮企業如何更好發展的思考。

一、從鄉鎮企業發展視角看中國改革開放

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視角，政治、經濟、文化，中國各個領域經過了改革開放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改革開放后黨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但是經濟實在是一個過于寬泛的概念，而研究改革開放的一個很好的小的視角便是從企業入手，因為中國企業改革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制度變遷的縮影。企業又分為國企和鄉鎮企業，國企改革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而中國的鄉鎮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雖歷經磨難卻煥發了勃勃生機，活躍了整個中國的經濟。1987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這是對鄉鎮企業地位和貢獻的最高評價，“異軍突起”成為那個時代形容鄉鎮企業最多的字眼。本文試圖從鄉鎮企業發展的視角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制度變遷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

二、鄉鎮企業發展歷程1、1958-1965社辦工業階段

1958年初毛主席在成都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社辦工業”的概念，它是中國鄉鎮企業的雛形。

2、1966-1978社隊企業階段

這一階段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很多。經歷了一段政策上的打壓、資金與物資上的缺乏，發展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難，其產值增加速度變化不大。從1975-1978年農民和基層干部辦社隊企業的積極性大增，情況好轉。

3、鄉鎮企業確立與快速發展階段

1984年六屆二次全國人代會上提議制定《鄉鎮企業法》，以適應快速發展的鄉鎮企業。1996年八屆人大通過，歷時12年。在該法中首次對鄉鎮企業這一概念作了界定：“鄉鎮企業是指農村集體經濟或者農民投資超過百分之五

十、或者雖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實際支配作用，在鄉鎮（包括所轄村）舉辦的承擔支農義務的各類企業。”

80年代的鄉鎮企業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觀念深入人心，這使得很多鄉鎮企業實行家族化管理。此外，政府的力量也涉入很多，很多鄉鎮企業是由政府主控的。

1991年到1997年，全國鄉鎮企業產值平均遞增40.5%，企業數由1992年的2092萬個2-

在的社會條件消失，這必然導致中國鄉鎮企業重新界定產權的發生。

四、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改革階段與經驗

據查閱的資料，可將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改革歷程劃分為四個重要階段：第一，在產品市場的競爭壓力下，企業控制權從鄉鎮政府向企業和企業家轉移；第二，‘控制權’構成企業經理增強經營管理努力的初級激勵；第三，作為‘控制權’的重要內容，企業經理的收入開始以各種方式與企業的剩余掛鉤，‘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開始組合到一起，成為對企業經理的激勵；第四，形成與企業剩余控制權對稱的剩余索取權，以及完整的‘剩余權’的資本化。

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的這些經驗可以從江蘇地區鄉鎮企業發展歷程得出，中國鄉鎮企業的改革最早是從這里開始的，并形成了著名的蘇南模式。網絡上有很多介紹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的案例，筆者在這里不做贅述，不過確實可以通過對幾家具體的鄉鎮企業的發展歷程探討中國鄉鎮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革歷程、變革發生的背景原因及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如何成為產權、企業家產權又如何資本化這幾部分內容。

五、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改革帶來的思考

對于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改革問題，筆者有以下思考：

1、發展完善的市場經濟要求政企必須分離。中國早期政府控制鄉鎮企業是特殊歷史條件和制度環境下的產物，隨著市場的開放，政府退出企業的管理和控制層面說明擴大企業自主權是企業更好發展的必然選擇。政府的職能在于監督企業并為企業投資和發展提供良好的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由于政府是特殊的權力機構，過多參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必將擾亂市場的公平和秩序，并且容易造成壟斷。除此之外，觀察今天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不難發現這樣一個問題：財大氣粗的中石油、中石化收購國外企業風光無限時1，中小鄉鎮企業卻面臨著融資難、貸不到款的問題。目前中國的銀行體系普遍存在著“國有偏好”的傾向，這與中國長時間政企不分、國企占據主導地位的歷史事實有一定關系。更重要的是，這提醒我們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比如改革目前的信貸制度。

2、充分發揮企業家人力資本離不開持續的激勵機制。觀察中國鄉鎮企業的改革會發現，無論是“控制權”向企業家轉移還是企業經理與企業剩余掛鉤，其背后的實質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對企業家的激勵作用。人的潛力無窮的，而天賦、努力、責任、創新、合作意愿、學習能力都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位企業家成就一個企業絕不是夸張，就在我家順義區就有兩個這樣的企業——匯源果汁與燕京啤酒。匯源果汁在朱新禮、燕京啤酒在李福成的帶領下，由最初規模很小的鄉鎮企業發展成為今天的上市公司，兩位創始人功不可沒（當然他們倆人最后都成為了既有社會地位又有財富的企業家）。但是對于企業中的高級工程師、經理人來說，當要求私人的產權拿出來為整個企業利潤創收時，如果沒有持續的激勵機制顯1比如2010年4月12日中石化斥資46.5億成功收購了美國康菲石油公司旗下加拿大Syncrude股權

然是不現實的。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似乎就可以理解了為何在今天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會設有人力資源部，同時為何企業經理，CEO們會獲得很高的薪水，因為他們的領導和決策是一種資本的投資，而作為回報他們將得到豐厚的薪水。而“年終獎金制”、“績效工資”甚至加班付的雙倍薪水都是不同形式的激勵機制，這些已普遍存在于現代企業中。盡管如此，人力資本仍有很大的可挖掘空間，只要配合某種特殊的激勵機制。

3、企業家的人力資本產權的變革促進企業產權的改革。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市場和利潤說明一切。曾經政府控制的鄉鎮企業面臨經營和管理上的問題使得他們不得不去聘用懂得經營、管理、投資的總經理，而這些企業經理們正確的決策使得企業獲得豐厚的利潤，作為回報或者說為了留住這些企業經理們，政府必須做出妥協讓步，給予他們一定的自主控制權、管理權及利潤的分享權，久而久之，企業家的人力資本產權就轉變為一種對企業的產權。這一轉變使得曾經企業名義上的產權人發生了變化，進而帶動企業的產權改革。這又不禁使我想到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不公平現象：比如那些掌握財技竅門的金融專才，他們利用自身的知識優勢，完成一個金融交易就可能賺取巨額的財富，賺取財富暫且不說，可怕的是他們中的某些人可以犧牲掉眾多小股東的利益完成一個公司的私有化。這個由人力資本不同造成的知識鴻溝帶來的產權的改變是完全有可能的。

4、企業經理的人力資本產權完成它的資本化是通過獲得企業股份的形式或者說途徑來實現的。改革開放的早期，一臺機器的所有權可能姓私，但交給管理人統一管理，這就是最早的“公私合營”。但是由于經理人的人力資本價值不斷上身，便出現了企業領導通過追加屬于個人的投資、獲得企業的股份進而改變了企業的資產結構，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股東的歷史事實。這給我們的啟示是企業可留有部分股權以便為今后可能出現的杰出管理人提供入股機會。如何留住杰出人才，使企業更好的發展的一個不錯的途徑就是讓他真正的參與其中，也就是通過其入股使他的人力資本產權完成資本化。

總之，中國鄉鎮企業的產權改革是有很多經驗值得研究和總結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今天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規模化發展問題、信貸問題、綠色發展問題、企業職能問題、市場化問題等等。鄉鎮企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縮小城鄉差距，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城市化建設都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以史為鑒還要面向未來，中國鄉鎮企業的繼續改革和發展是必須的，同時也是任重道遠的。

參考文獻：

1、周其仁，《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與企業家人力資本——基于浙江、江蘇和山東一些鄉鎮企業個案的研究》，收錄于《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版。

2、李敏，《鄉鎮企業發展歷程與發展趨勢探析》，當代經理人，2006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