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年中共歷史

談年中共歷史，不可不談李大釗。

一、簡歷

1889年，李大釗，字守常，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胡家坨鄉大黑坨村。

1899年，按照當時的舊風俗，10歲的李大釗與16歲的鄰家姑娘趙紉蘭結婚。1907年夏至1913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1913年底東渡日本留學。

1916年5月回國后任北京《晨鐘報》主編。

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編輯。在此期間，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和社會進步的文章。

1917年底，入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并參與編輯《新青年》，先后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經濟、歷史等系教授。

1918年冬，他參與主編《新青年》，還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了《每周評論》，廣泛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0年春，和陳獨秀開始醞釀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在北京創建共產黨小組，11月小組改稱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任書記。中共一大后，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任書記，負責領導北京和北方地區黨的工作。

1922年8月，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為候補中央委員，贊成國共合作。

1923年6月，赴廣州參加中共三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北京委員。會后，組建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1924年3月兼任委員長(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委員長改稱書記)。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并負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北京執行部的工作

1925年1月，當選為中共四大中央委員。同年10月，取消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建制，分別組建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簡稱北方區委)和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任北方區委書記。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遂避入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兵營，繼續堅持斗爭。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李大釗等60余人被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義。后葬于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內。

李大釗烈士 遺著有《李大釗詩文選集》、《李大釗文集》。

二、李大釗的主要貢獻

1、反賣國

1913年底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期間，曾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賣國的斗爭。戰亂動蕩的年代，艱辛備嘗的生活，使李大釗養成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和堅強的性格。１９１５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抗議斗爭。他起草的通電《警告全國父老書》傳遍全國，成為著名愛國人士。

2、新文化運動

１９１６年李大釗回國后，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與陳獨秀等辦積極投身于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宣傳民主、科學精神，抨擊舊禮教、舊道德，向封建頑固勢力展開猛烈斗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后與陳獨秀等創辦《每周評論》，積極領導了五四運動，與以胡適為代表的改良主義作堅決斗爭。

１９１９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李大釗同志熱情投入并參與領導了五四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和運動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使新文化運動靈魂趨向馬克思主義。

3、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不僅是我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而且是學識淵博、勇于開拓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中，占有崇高的歷史地位。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文章和演說，闡述十月革命的意義，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旗幟鮮明地批判改良主義，積極領導和推動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１９２０年３月，李大釗同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秋，他又領導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并積極推動建立全國范圍的共產黨組織。１９２１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李大釗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4、籌創共產黨

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遠東局局長維金斯基等人來到中國，首先找到了李大釗。通過與維金斯基的深入交談，兩人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隨后，李大釗又介紹維金斯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由此開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偉大壯舉。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釗與陳獨秀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活動，籌建中國共產黨。1920年5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籌備建黨時，考慮到黨的名稱，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一時拿不定主意，遂寫信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明確地回答叫共產黨。

同年３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聚集了鄧中夏、高君宇、張國燾、黃日葵、何孟雄、羅章龍等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為建黨作準備。李大釗還在北京多次會見共產國際代表，商討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秋，他又領導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并與在上海的陳獨秀遙相呼應，積極活動，擴大宣傳，發展組織，積極推動建立全國范圍的共產黨組織。“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話。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李大釗和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負責黨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區分部主任。中共一大后，在北京成立了黨的北京地方委員會，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區委，都是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在黨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釗都當選為中央委員。

5、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４年初，李大釗頻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產黨與孫中山會談，為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8月，李大釗參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的特別會議，研究國共兩黨合作問題。李大釗贊同共產國際的指示，主張共產黨員參加到國民黨中去，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經過頻繁接觸，李大釗與孫中山建立了親密友誼。

１９２４年１月，李大釗作為大會主席團五位成員之一，出席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參加大會宣言的起草等，為實現國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此后，直接擔負國共兩黨在北方的實際領導工作。孫中山親自主盟，介紹李大釗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委托李大釗與廖仲愷、鮑羅廷一起負責國民黨改組工作。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指定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和李大釗5人組成主席團，輪流擔任大會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釗很快就幫助建立起了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天津市黨部和直隸省黨部，推動了國共合作在北方的發展。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北京開展聲勢浩大的支持孫中山北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斗爭。

１９２５年五卅運動爆發后，李大釗與趙世炎等人在北京組織５萬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爭；幫助改組國民黨，領導“三·一八”請愿。

三、李大釗之死

李大釗死因

通俄擁共。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積極組織和領導北方的革命運動，危害了一切反動派。反帝國主義

1926年3月初，奉軍不斷以軍艦運送軍隊在天津大沽口登陸，與馮玉祥的國民軍作戰。于是，國民軍封鎖了港口。3月12日，兩艘日本軍艦駛入大沽口，其后跟隨著數艘奉系軍艦。國民軍立即以旗語制止，并發空炮警告。蓄意挑釁的日本軍艦突然炮擊大沽口，炸死炸傷國民軍官兵多人。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國人民。在李大釗和中共北京區委的組織發動下，3月18日，北京十多萬群眾舉行反對八國公使最后通牒的示威大會，并組織了兩千多人的請愿團，前往段祺瑞的執政府去請愿。段祺瑞大開殺戒，命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請愿代表槍擊刀刺，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魯迅稱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李大釗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革命活動，遭到北洋軍閥的仇視，他們下令通緝李大釗。

參與直、奉軍閥戰爭，開罪張作霖

李大釗與馮玉祥國民軍合作，開展推翻北京軍閥政府的斗爭，組織北方人民支援北伐戰爭。1926年4月，在直、奉系軍閥的聯合進攻下，馮玉祥的國民軍敗退南口，張作霖占領了北京，當上了北洋軍閥的安國軍總司令。另一個是，李與張作霖有很深的“私怨”，死結就在郭松霖身上。奉系由盛轉衰的關鍵就是郭松霖的反叛——幾乎將張作霖一輩子攢下的家底兒連鍋兒端。張一輩子最恨的，幷不是郭松霖本人——事后張甚至想過寬恕郭——而是那些教唆郭反水的人。其中李大釗是幕后的關鍵。郭松林起義基本上是聽了老婆的話，而郭的老婆又是聽了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的話，李德全是中共黨員，直接聽命于代表共產國際與中共華北最高負責人的李大釗。另外，張作霖晚年不共戴天的對手就是馮玉祥，而李大釗一家與馮玉祥關系很深——淵源遠自清末的“灤州起義”。于是，新仇舊恨加在一起，即便出于私怨，張作霖也很難放過李大釗。

張作霖占領北京后不久，就以“宣傳共產赤化”的罪名殺害了《京報》主編邵飄萍和《社會日報》社社長林白水。

被捕犧牲

李大釗是反動軍閥的眼中釘。京師警察廳為了探尋李大釗下落，派出大批特務化裝成人力車夫、小商販，天天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兵營門口窺視。在李大釗身邊負責交通工作的地下黨員閻振山和廚師張全印，被特務秘密逮捕。

1926年9月，中共地下黨員李渤海在街上散發傳單時被捕，經過偵緝處王景有和楊恩華的嚴刑拷打和勸導，李渤海叛變投敵，將李大釗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的情報和其他共黨分子名單供出。1927年4月6日 清晨，吳郁文率大批軍警涌入東交民巷使館區。軍警們強行逮捕了李大釗、路友于、譚祖堯等30余人。

李大釗在獄中共22天。敵人對他進行了多次審訊。為了逼迫李大釗招供，敵人對他施用了多種酷刑，電椅、老虎凳、用竹簽插手指、殘忍地拔去了他雙手的指甲。李大釗堅貞不屈，沒有向敵人泄露黨的任何機密。為了保護同時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釗還用血跡斑斑的雙手寫下《獄中自述》，表示自己“負其全責”，要敵人“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李大釗在《自述》中自豪地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敵人轉而采用軟化引誘的辦法。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親自出馬，他以同鄉的身份勸降李大釗，許以高官厚祿：“李先生，只要你肯為張大帥、吳大帥效勞，保你官職在我之上。”

李大釗輕蔑地回答：“張作霖是猙獰之子，吳佩孚是狼狽之兒，我豈能為他們效勞。大丈夫生于世間，寧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氣節！”

當時的軍警在李大釗住所的床底下翻出了當時蘇聯大使館的關于發動武裝起義的文件,是所謂重罪,李大釗自己也知道此罪必死無疑，他提出用西方的文明刑法,絞刑,對他執行死刑。

中國執行死刑，古代死法很多，如車裂、凌遲等，大部分還用的是殺頭的方法，民國后執行槍決，絞刑還沒有。

軍閥張作霖對李大釗的提議表示同意，他命令駐外領事館向有關國家購買絞刑架，后從美國買到一個絞刑架。

李大釗就義前留下的遺照，目光和悅，泰然自若，宛如平日。李大釗第一個從容走上絞刑架，兇殘卑鄙的敵人為了折磨李大釗，竟絞了他三次，歷時28分鐘。李大釗犧牲時年僅38歲。

四、簡評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英勇獻身，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學習典范。

毛澤東作為北大圖書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他經常向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請教，深受其影響，1949年3月，當毛澤東回到闊別多年的北平城時，曾十分感慨地對身邊的同志說：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

后人通過歷史，感受到李大釗同志歷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價值的珍貴，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偉大。

要學習李大釗堅定的愛國主義精神。要學習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要學習他儉樸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學任職期間，他經常傾家紓難，接濟貧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動，以至學校發薪水時不得不預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無以為繼。他犧牲后遺體下葬，棺槨衣裳都是朋友幫助提供的。

李大釗墓碑上中共中央撰寫的碑文評價是：

李大釗同志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無限忠誠。他為在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范。大釗同志和其他無數先烈光榮地倒下去了，但是他們的犧牲沒有使中國革命停止，相反，中國革命在犧牲者的血泊中繼續前進，直至獲得偉大的勝利。作為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大釗同志的業績將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追懷和崇敬。

第二篇：中共歷史會議匯總

中共歷史會議匯總

1927.7.23 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922.7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二大提出“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連個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

1923.6中共三大召開，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

1924年 1月 中國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革命政策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四大的缺點和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1927.4.27至５月９日在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五大大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1927.8.7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友情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是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折

1928.6-1928.7中共六大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鄉間別墅召開，大會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同時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明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十大政治綱領：主要是為了系統地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的經驗教訓，批判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明確新時期革命的性質和任務而召開的。（古田會議）

即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福建上杭古田舉行的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由陳毅主持并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 報告。會議改選了前委，毛澤東任書記。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 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指出應首先從思想上建黨，加強黨內的 馬克思主義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不良傾向，同時在組織上必須堅持 嚴格的民主集中制。決議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規定紅軍的三大任務是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堅持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個決議是 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為黨和軍隊建設指明了方向。

1935.1.15-17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集中力量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機器危急的時刻挽救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軍，中國革命;是中共歷史上的轉折點，標志中共從幼稚走向成熟

1935.12，中共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瓦窯堡會議），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強調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

（洛川會議）1937.8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會議強調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關鍵在于使已經發動的抗戰成為全面的全民族抗戰

1938.9.29，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全

會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毛澤東《論新階段》），基本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1945.4中共七大召開，正式命名了“毛澤東思想“，并將毛澤東思想規定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

1948.9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主張

1949.3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規定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才具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1949.9.2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

1950.6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和進行恢復國民經濟、證據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工作，以便為開展油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提供條件

1956.9中共八大召開，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共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國內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1958.5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1958.12中共召開八屆六中全會，著重糾正給予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產主義過度的傾向，以及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傾向，并決定開展整頓人民公社的工作

1958年 北戴河會議

1958年8月，河北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以及當前的工農業生產、農村和商業工作等問題。會議確定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宣布當年要生產鋼1070萬噸，比上年翻一番。會議還討論通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定》，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指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并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會后，全國很快形成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只用一個多月就基本實現公社化，初期的人民公社帶著濃厚的平均主義和軍事共產主義色彩。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1959年7月—8月，江西廬山。廬山會議前期的內容是總結經驗，繼續糾正錯誤。與會者原則上擁護“三面紅旗”，許多人都認為糾“左”雖有成績但還不夠，也有不少人為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護短，甚至認為糾“左”過了頭。7月14日彭德懷對于會議未能透徹解決問題和統一認識深感憂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見。但是7月23日毛澤東指責他“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開始對彭德懷進行錯誤的批判。8月2日開始的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開展對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斗爭，批判他們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地反對總路線、黨中央和毛主席。8月7日中央發出《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提出現在右傾已成為工作中主要的危險。全會通過《為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和《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8月16日，毛澤東錯誤的斷言：“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于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全會還檢查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通過《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一面降低了鋼煤糧棉四大

指標，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產大高潮”超額完成計劃。會后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右傾”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使“左”傾錯誤更加發展，并延續更長時間

1961.1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1961.8.1-8.12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制定“十六條“標志”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七千人大會議）

1962年1月—2月，北京。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和省、地、縣四級主要負責人和部分大廠礦和部隊的負責干部七千多人。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為戰勝嚴重困難而奮斗。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初步總結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分析了幾年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報告認為這些缺點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另一方面是由于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妨礙了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報告指出全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踏踏實實地、干勁十足地做好調整工作。毛澤東講話，著重指出必須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必須在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的基礎上，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他在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大會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加強集中統一。雖然在對形勢的分析和對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的認識上，以及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的估計等問題上，中央的分歧仍未解決，但在堅決貫徹執行八字方針，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的問題上對統一全黨認識起了積極作用。

（西樓會議）1962年2月，北京。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外地未參加，劉少奇主持）。會議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問題。會議分析當時農業生產下降，市場緊張，物價高漲和國家存在大量財政赤字的情況，認為如不采取緊急措施形勢將繼續惡化。必須確定一個調整恢復時期，以農業為基礎，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陳云作題為《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得到其他常委的贊同，在征得毛澤東同意后批轉各地區各部門。會后中央決定陳云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統管財經工作。

1978.12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是中國歷史的偉大轉折，提出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1981.6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科學的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1982.9功過國內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題

1984.10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標志著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

1987.10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992年10月12曰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標志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進人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199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將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具體化，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的主題是：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鄧小平理

論寫入黨章

199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推動解決“三農”〈農業、農村、農民〉。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規定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任務、主要目標和指導方針。按照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10年在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工作的重點和步驟。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髙度評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中國共產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寫人黨章，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大會從十個方面總結概括了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大會明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

2003.10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胡錦濤正式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

2005年2月，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作了全面論述，深刻閘明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首次將“和諧”列人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號召全國各族人民“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全面闡釋了科學發展觀的涵義.即“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八七會議（重點重點重點重點）——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2.南昌起義

1927年8月1日，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3.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4.廣州起義——12月11日，在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楊家溝會議（十二月會議十二月會議十二月會議十二月會議）

? 中共中央1947年12月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集的會議。毛澤東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闡明了奪取全國勝利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方針及政策。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就是此時提出來的。

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次集中探索。八大最重要的歷史功績就是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成功探索。(1)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提出 ? 主要矛盾：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 主要任務：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根本任務：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2)在經濟建設上,會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 大會還采納了陳云“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主張。(3)在政治建設上，大會確定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黨和政府的活動要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方針。(4)在執政黨建設方面，大會強調要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健全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等。

紅軍長征路線路線:

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湘江--烏江--遵義（遵義會議）--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過雪山、草地--陜北吳起鎮甘肅會寧、靜寧將臺堡

中央紅軍長征從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

附：

以下會議和內容是常考點

1、第一次提出從思想上建黨的著作：《井岡山的斗爭》；

2、第一次明確提出密切聯系黨的政治路線進行黨的建設的代表作：《共產黨人發刊詞》；

3、第一次提出黨風科學概念的著作：《整頓黨的作風》；

4、第一次把黨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的著作：《論聯合政府》；

5、第一次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的會議：六屆六中全會；

6、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根本思想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文章：《 <共產黨人 >發刊詞》；

7、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線”概念的文章：《反對本本主義》；

8、毛澤東思想形成標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實踐和理論闡述；

9、毛澤東思想成熟標志：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完整形成；

10、第一次完整的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著

第三篇：中共槐蔭歷史

中共槐蔭歷史

第一編

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和壓迫人民以及戰亂頻仍、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全國各族人民夢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從此，中國共產黨由領導中國革命并最終取得勝利的革命黨成為在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并帶領全國人民相繼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兩個歷史性轉變。

此前已經解放的濟南，雖在鞏固新生政權、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生產、支援解放前線、安定人民生活等方面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接管其他大中城市提供了示范和借鑒，但處于新中國建立初期，各種蓄意破壞新生政權的反動勢力依然存在；受國民黨政府經濟政策和連年戰爭的影響，社會生產力極度低下，農村經濟蕭條，城市工業千瘡百孔，1

大批工人和手工業者失業；舊的經濟結構和社會體系還沒有徹底打破，社會主義建設尚需一個長期過程。新中國成立后的頭三年，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全區黨組織一方面圍繞進一步鞏固新生人民政權，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健全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一方面圍繞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沒收官僚資本企業，開展土地制度改革，迅速恢復和發展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為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準備。1953年到1956年，按照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全區在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和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的基礎上，探索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第一章 新民主主義建設與國民經濟恢復

1949年，隨著即將取得全國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圍繞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和如何建好這個國家等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

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作了進一步研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得到了集中體現。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實施《共同綱領》，開始了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光輝歷程。與全國一樣，轄區各級黨組織帶領全區人民，積極恢復發展經濟，鞏固新生民主政權，進行新民主主義改革，全面投入到了新民主主義建設之中。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在槐蔭的早期活動

槐蔭區是濟南共產黨組織活動較早的地區之一，也是濟南工人運動的發起地之一。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轄區津浦鐵路濟南機廠①的工人就同全市人民一道，為了捍衛國家尊嚴和山東主權，多次舉行示威游行和大罷工，嚴正抗議反動當局的倒行逆施，與反動當局進行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并迅速成長為濟南工人運動的主力軍。油漆工人李廣義②還與王盡美同時參加了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① 始建于1910年。抗日戰爭期間為日所占，稱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濟南鐵路工廠。抗戰勝利后改稱交通部津浦區鐵路管理局濟南機廠。解放后稱華東區鐵路管理總局濟南機廠、濟南機車車輛修理工廠、濟南機車工廠。現稱濟南軌道交通裝備有限責任公司。② 李廣義，山東章丘人。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6月組建濟南機廠工會。1925年組建中共濟南機廠支部。多次領導和組織工人大罷工。1928年5月被日軍逮捕。出獄后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945年病逝。

1921年春，王盡美、鄧恩銘發起創建了濟南早期共產黨組織。他們在組織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先后多次到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宣傳馬克思主義，播撒革命火種，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培養工人運動骨干。6月上旬，在王盡美、鄧恩銘等人的幫助下，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人俱樂部成立，這是山東第一個具有工會性質的工人組織。

1921年7月，王盡美、鄧恩銘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他們不僅帶回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特大喜訊，也帶回了中國革命的火種和領導開展工人運動的任務。回到濟南后，王盡美、鄧恩銘在繼續組織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領導開展工人運動之中。

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隨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執行部在北京成立，羅章龍①任主任。1922年3月，羅章龍來到濟南，與王盡美、王荷波②等人到津浦鐵路濟南機廠開展工人運動，并發展李廣義成為該廠的第一名共產黨員。

1922年6月18日，在王盡美、王荷波等人的幫助下，李廣義、薛文英③聯絡數百名工運積極分子，推舉各部代表，召開工人代表會議，在 ①羅章龍，湖南瀏陽人。1920年參加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曾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31年1月因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被開除黨籍。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南財經學院、湖北大學、湖南大學教授和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

②王荷波，福建福州人。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和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27年11月11日，在北京被軍閥張作霖殺害。③薛文英，山東膠南人。山東早期工人運動骨干和重要領導人之一。時為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當選中共山東省委委員。1929年夏在臨城(今薛城)開展工人運動時被捕。營救出獄后因病去世。

中大槐樹北街59號（增盛東醬菜園）成立了山東第一個基層工會組織——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會（時稱津浦鐵路大槐樹機廠工會）。

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會成立后，立即組織工人舉行了首次大罷工并取得勝利。罷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濟南工人的斗志，并迅速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工人運動高潮。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會組建“濟南工友讀書會”，發表宣言，制定公約，組織勞動教育立法運動，多次圍繞維護工人權益舉行大罷工。同時，他們選派代表參加了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和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全國勞動大會，多次聯絡附近工廠舉行聲援粵漢鐵路工人、京漢鐵路工人、濟南理發業工人等大罷工。

1925年3月，經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批準，轄區第一個黨支部——直屬于中共濟南地方執行委員會的中共津浦鐵路濟南機廠支部在中大槐樹北街59號成立，李廣義擔任支部書記。從此，中國共產黨在濟南機廠領導的工人運動更加活躍。他們以津浦鐵路濟南機廠為中心，發動聯絡津浦鐵路工人，連續發動了聲討“五卅慘案”暴行、索取欠薪、抵制制造裝甲車等大罷工和南京請愿活動。

1926年3月，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召開農民運動擴大會議，決定組織開展農民運動。隨后，中共濟南市地方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宋伯行來到閆千戶村發展黨員，領導農民運動，并在此建立了濟南的第一個鄉村黨支部。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大革命慘遭失敗。5月20日，奉系軍閥張宗昌在濟南大肆捕殺共產黨人，中共津浦鐵路濟南機廠支部等大批黨組織遭到破壞。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軍尋釁挑起事端，肆意捕殺中國軍民，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共產黨員李廣義帶領工人成立救護隊，搶救傷員，運送受傷的中國軍民，開展了堅決的反日斗爭。

從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到軍閥張宗昌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再到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濟南慘案”，中共濟南各級地方組織陷入了奉系軍閥、國民黨新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三面夾擊之中，白色恐怖籠罩在濟南上空，轄區黨員活動和工人運動陷入低潮。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濟南工作委員會在西郊地區組織游擊隊，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先后組織了宋莊焚燒日寇戰車、夜襲古城據點等行動；在北大槐樹和緯十路地區開展發展黨員、收集情報等抗日活動，建立了中共北大槐樹支部。1940年11月，中共韓家道口支部成立，秘密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國斗爭。1942年，中共清河區委派遣孫省

三、宗澤到濟南鐵路工廠領導開展抗日斗爭，成立了由宗澤任書記的中共濟南鐵路工廠支部。1943年，濟南鐵路工廠兩個黨小組與金牛汽車修理廠黨小組、地方黨小組聯合成立黨支部，宗澤任書記。

解放戰爭期間，中共渤海地委選派馬進、劉忠慶來到濟南，在轄區中大槐樹二合里、緯十一路永合里建立秘密聯絡點，宣傳進步思想，秘 6

密發展黨員，收集、傳遞情報，培養壯大黨的力量。1946年2月，馬進在中大槐樹北街二合里建立地下黨支部，廣泛發動群眾，積極開展工作，宣傳黨的政策，為迎接濟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節 建立和鞏固新生人民政權

濟南解放后，轄區積極推進民主建政，迅速開展了基層黨組織和人民政權建立工作，并引導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戰后恢復，鎮壓反革命，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一、建立區級黨組織和人民政權

1948年9月24日，濟南解放。9月25日，經中共華東局報經中央批準，解放后的濟南稱中共中央華東局直屬特別市，宣布成立濟南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和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濟南特別市政府、濟南警備司令部，并將濟南市劃分為11個行政區。槐蔭區在當時分屬濟南特別市第七區①全部、第十區②大部以及第六區、第九區部分街道③。9月29日，中共濟南特別市十區區委、區政府在段店成立，張勉任 ① 第七區轄區范圍：北至津浦鐵路，南至經十路，東至緯六路，西至緯十二路；面積1.96平方公里。② 第十區轄區范圍：北至黃河，南至白馬山，西與長清接壤，東與九區毗鄰。包括今槐蔭區段店鎮、吳家堡鎮、美里湖街道、段北街道、張莊街道、匡山街道和營市街、槐蔭街及天橋區的萬盛街、市中區的白馬山等地區。③ 即六區的五里溝和九區的中大槐樹、道德街等地區。

區委書記，馬健任區長。10月5日，中共濟南特別市七區區委、區政府和區警備司令部成立，張揚任區委書記，曹冠五任區長，區委委員陳金任、鄭紹賢分別任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區機關駐地①設在經五路緯七路。同時，根據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濟南特別市政府指示，區委統一設立組織部、宣傳部、民運部；區政府統一設立民政科、公安分局和稅務稽征所。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生政權在轄區宣告成立。

濟南解放初期，由于支援前線作戰的任務繁重，干部流動性較大，區級黨組織領導人員變動頻繁。1949年初，全國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為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按照上級指示，各區大批黨員干部隨軍南下，七區組織、宣傳、民運部門的負責人全部調離。1949年3月，市委對各區區委、區政府進行調整，曹冠五調離七區任八區區委書記，馬子明任七區區長；陳巖生調任十區區委書記。1949年6月，濟南特別市改稱濟南市，中共濟南特別市七區、十區分區委分別改稱中共濟南市七區、十區分區委，七區、十區區政府改稱濟南市七區、十區區公所。7月，李鐘余調任十區區長②。9月，七區區委書記張揚調市委黨訓班工作，區長馬 ① 機關駐地初設經五路緯七路（省立醫院門診部）；不久遷往經三路緯八路（原省級機關第四招待所舊址）；1949年夏，遷駐經三路緯七路（槐蔭醫院經三路門診部住址）；1954年春，遷駐經三路緯九路379號；1994年10月24日，遷駐北小辛莊西街55號；2003年11月，遷駐經十路29851號現址。② 區公所主要領導仍稱區長。

子明兼任區委書記。同月，夏鏱鑑任十區區委書記。11月，七區區委書記兼區長馬子明調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副區長袁磊代理區委書記、區長。1950年6月，根據市委指示，李鐘余任十區區委書記。

1951年1月，濟南市調整市區區劃，以原七區區域為主，并入六區、九區、十區①部分街道，改稱六區。轄區區域范圍擴大到東起緯六路、西至津浦鐵路、南至劉長山、北至萬盛街，人口增加到77400人。同時市委任命魯岐山為六區區委書記，袁磊主持區公所工作。7月，區委組織、宣傳部門改稱組織科和宣傳科。8月11日，根據濟南市人民政府決定，區公所復稱區政府，魯岐山兼任區長。

1952年8月，魯岐山調任山東省中蘇友好協會辦公室副主任，李桂巖接任六區區委書記、區長。同年12月，根據市委指示，區委領導職務改稱第一、第二、第三書記和副書記，范玲調任區委第一書記，李桂巖改任第二書記。同月，區委增設工業科，負責區屬工廠企業黨的工作；區政府增設民政調解股，負責調解處理民事糾紛。

二、開展戰后恢復工作

（一）恢復社會秩序

濟南解放之初，由于剛剛經歷過戰爭，大批國民黨散兵游勇和乞丐游民白天流浪，夜間偷摸強搶，擾亂社會治安，危害群眾安全。由于轄 ①十區同時撤銷。

區距離火車站較近，經三路緯八路又是解放前販吸毒、賣淫嫖娼和賭博場所最集中的地區，人員構成復雜，社會治安形勢異常嚴峻。

1948年9月23日，數千名接管人員緊隨攻城部隊進城，代表人民對濟南這座古城進行接管。25日，解放軍華東軍區頒布《約法七章》，向市民公布共產黨的城市政策。按照軍管會和市委、市政府指示，負責接管七區、十區的接管隊伍迅速接管了國民黨在轄區的黨、政、軍、警、特機關和司法、金融、文教衛生、交通運輸、軍工、電信等機構系統及官僚資本工商業。同時開始戰后清理工作，全面清理戰場，掩埋尸體，平毀碉堡，清除炮彈。區委、區政府成立后，立即召開座談會，繼續宣傳《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布告》和國內外形勢；清查戶口，登記反動黨團特人員，收容散兵游勇，遣送乞丐游民，穩定社會秩序；建立派出所，分派工作組，開展清查登記敵特分子、打擊各類刑事犯罪和發動群眾復業、復工、復學等工作。同時按照濟南市公安局頒布的《交通管理暫行規則》，清理馬路攤點，維護交通。成立衛生小組257個，開展清理市容衛生工作。按照濟南特別市政府通令，對娼妓活動采取限制和逐步取消措施，為此后徹底取締娼妓創造了條件。加強社會治安管理，嚴厲打擊盜竊、詐騙、私刻公章及兇殺、強奸、流氓等刑事犯罪；將旅館、刻字印刷、娛樂場所等納入特種管理，固定專人負責，建立了定期 10

檢查和旅館登記制度。撥專款修復校舍，安置教職工生活，使轄區內各類學校盡快實現復課。

1950年11月，根據濟南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二次會議決議和冬防①指揮部指示，各區都成立了冬防指揮部分部和群防群治組織。其中，七區以街道為單位建立了15個人民糾察中隊，有隊員1750名，配合派出所巡邏，維護社會治安；十區以村為單位建立農民自衛隊52個，積極開展防火、防險、防盜、防匪等工作。

1951年7月，六區以派出所為單位，由群眾推選出210名積極分子組成11個治安保衛委員會，分片開展治安防范工作，代替人民糾察隊成為群防群治常設組織，為維護社會治安作出積極貢獻。

1952年6月，根據政務院頒布的《治安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六區以戶口段為單位，發動638名社會積極分子組成82個治安保衛委員會，緊緊圍繞深入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嚴厲打擊盜竊、詐騙、私刻公章、兇殺、強奸、流氓、破壞公共交通設施等刑事犯罪，開展治安保衛工作，為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與發展創造了良好社會環境。

（二）開展急賑救濟與生產自救

解放前，濟南長期為國民黨反動政府控制，造成了龐大的失業群體，群眾生活苦不堪言。濟南解放初期，由于全國解放戰爭仍在繼續，市區 ① 冬季治安防范。

時常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轟炸，給人民群眾帶來了新的災難。為幫助市民群眾度過難關，市、區黨委、政府采取政府救濟、以工代賑、社會互助、發放貸款等措施，領導各區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急賑救濟和生產救災運動。

開展政府救濟，推行以工代賑，是伴隨城市接管和戰后恢復同時展開的。1948年9月24日濟南解放后，軍管會及隨后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和區委、區政府，采取以工代賑方式，動員生活困難群眾參與掩埋尸體，清除戰后遺跡，同時對貧苦群眾展開救助。到10月底，七區、十區發放救濟糧2543公斤，救助貧困群眾335戶、1085人；采取以工代賑方式，發動群眾參加戰后清理工作，發放以工代賑小米1112.5公斤，較好地解決了貧苦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10月27日，國民黨飛機空襲濟南，市區多處民居遭到轟炸。轄區緯十一路碧梧街被毀房屋30間，傷亡21人。區委、區政府迅速展開救助，在組織干部群眾安葬死者、救治傷員的同時，發放救濟糧417.5公斤，救濟困難群眾81人。

1949年夏季全國大水災后，蘇北、皖北等地區的大批災民涌入濟南。11月，按照全市冬賑救濟會議要求，七區、十區設立粥廠，持續供粥，為500多名災民解決了吃飯問題。12月，區委成立了生產救濟分會和基層支會，并針對季節變化和城市特點開展急賑救濟工作。到1951年8 12

月，全區發放救濟糧8636.5公斤、棉衣被6655件、棉花127.5公斤、鞋子446雙，救濟困難群眾671戶、5705人。為解決困難群眾看病難問題，為316名貧苦市民減免了就醫住院費用。采取以工代賑方式，組織3508名青壯年市民參加市政建設等工作，發動2547名勞動婦女縫制軍服、軍鞋、軍襪等物品，發放以工代賑小米5.8萬公斤。同時，還積

①、極響應市生產救災委員會號召，發動群眾募捐2012萬元（舊人民幣）小米1209公斤，開展了支援皖北災區重建家園活動。

加強政府救濟的同時，還積極開展了社會互濟工作。1950年4月20日，濟南市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與市生產救濟委員會舉行擴大聯席會議，研究生產救濟工作。根據會議要求，七區、十區認真貫徹“生產自救、社會互濟為主，政府扶持為輔”方針，提出了“十人幫助一人”的口號，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和社會互濟。到1951年8月，全區采取社會互濟形式，發放互濟糧1382.5公斤、款436萬元（舊人民幣），救濟困難群眾191戶、797人。

發放小本貸款，幫助群眾恢復發展生產。1948年11月，為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和恢復發展生產，七區以北大槐樹、西市場、小辛莊、南窯廠等貧困地區為重點，派出5個調查組，深入到各家各戶調查了解 ① 新中國成立初期使用的貨幣。1955年3月開始使用新人民幣，新舊人民幣按1：10000的比價進行了收兌。

情況，為78戶貧困市民發放小本貸款1000萬元（北海幣）①；十區為35名手工業者發放小本貸款1150萬元（北海幣），發放農貸22500公斤小米。同時，十區還結合地處城郊結合部的實際，采取復墾荒地、公地轉租等形式，將1139畝土地分配給農民租種。由于政策宣傳到位，貸款發放有序，群眾積極性普遍較高，使困難群眾在政府的輔助下度過了難關。1949年1月，根據市政府關于開展群眾性大生產運動的要求，七區、十區先后成立生產推進委員會，對全區手工業情況進行調查，發動群眾成立各種生產勞動小組，恢復發展生產。其中，七區發動勞動婦女成立生產勞動小組439個，做軍衣74400件、軍褲41520件；建立了4個油漆組、5個木工組和1個小型鐵工廠，安置失業手工業工人90名；扶持56戶小型生產經營業戶恢復生產。1949年3月25日，七區部署開展興辦生產合作社運動。按照每股10公斤小米的標準，發動群眾積極入社入股。通過宣傳發動，每街都成立了合作社籌備小組，每3條街成立了1個合作社籌備委員會，民主推選籌委會代表，區委委派籌委會主任。僅兩個月的時間，七區就建立起4個民辦公助合作社和2個消費合作社，社員自報公議2838股，上交區合作社2212股，促進了生產、生活的恢復。

① 新中國成立以前解放區流行的一種貨幣。1938年8月，由山東抗日根據地北海銀行發行，主要流通于山東地區。濟南解放后被確定為濟南地區唯一合法流通貨幣。1948年12月，按100元折合舊人民幣1元的比價進行收兌。

同時，七區、十區還組織廣大干部群眾開展了抗洪搶險斗爭。1949年7月，黃河水位猛漲，濟南洛口最高水位達到歷史上罕見的32.33米。面對滾滾洪水，濟南特別市委、市政府緊急召開防汛工作會議，部署抗洪搶險工作，全市人民迅速投入到抗洪搶險斗爭。根據會議要求，七區、十區區委、區公所召開動員大會，組織干部群眾開展抗洪搶險。其中，僅七區就組織了3000多人的搶險隊伍，分批趕赴北店子黃河堤壩抗洪搶險，與洪水展開了艱苦斗爭。經過兩個月奮戰，圓滿完成了黃河防汛任務，為保衛濟南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做出了貢獻。

（三）穩定和恢復生產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為了掠奪人民財富打內戰，濫發紙幣達數千萬億，惡性通貨膨脹達到難以想象的程度，全國范圍內民生凋敝，經濟殘破。濟南解放前夕，槐蔭地區雖已成為工商業較為集中的區域，但工業主要以私營和手工作坊為主，生產規模小，技術水平落后；官僚資本企業僅有津浦鐵路濟南機廠、聯勤總署第四十四兵工廠①等幾家；商業流通以私營和攤販為主，較大私營商號普遍處于停業半停業狀態。濟南解放后，市及市轄各區黨委、政府致力于穩定金融、平抑物價和經濟恢復，為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創造了條件。① 即濟南第二機床廠。始建于1937年，為侵華日軍所建，時稱北支那山岸榮兵器廠濟南分廠。抗戰勝利后由國民黨政府接管，改稱聯勤總署第四十四兵工廠。解放后，先后稱濟南工業局第二機器廠、濟南第二機床廠等。

統一貨幣，穩定金融。1948年9月27日即濟南解放后的第4天，軍管會便發出布告，宣布一切交易必須使用北海幣。9月30日，宣布北海幣為唯一合法貨幣。10月初，宣布黃金、銀元不準私自買賣。在嚴格查禁的同時，1949年1月，濟南特別市政府組建了黃金交易所，并頒布《黃金交易所暫行章則》、《管理金店銀樓業暫行章則》和《取締黃金投機暫行辦法》等規章。10月16日，北海銀行濟南分行正式成立，開始辦理匯兌業務。1949年4月，開始開展個人折實儲蓄①工作。期間，七區、十區接管隊伍及隨后成立的區委、區政府積極開展宣傳工作，發動群眾兌換北海幣，穩定金融市場，為戰后經濟恢復和安定人民群眾生活作出了努力。

平抑物價，穩定市場。濟南解放初期，國民黨統治時期形成的通貨膨脹和商業投機之風仍持續不止。加之連年戰爭的影響，城鄉物資交流斷絕，生活用品供應不足，物價曾一度猛漲。根據這些情況，軍管會采取緊急措施，一方面從接管物資中調撥部分生活物品低價限量出售進行調劑，一方面動員城郊地區群眾和解放區軍民組織運糧、運煤接濟濟南，短短十幾天就平抑了物價。1949年，全國范圍內連續發生4次漲價風潮，并迅速波及濟南，投機商人趁機囤積居奇，全市物價一日數漲。1949年 ① 1949年3月1日，為消除群眾對人民幣穩定性的疑慮，穩定市場，打擊投機，吸收游資，人民銀行適時推出了“折實儲蓄”這一業務。“折實”即儲戶將貨幣折換成實物價值存入銀行，提取時再以當時的實物價格折算為貨幣付給。

2月，濟南特別市政府發出布告，取締投機商人操縱和把持的糧、油等生活物資壟斷場所，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和哄抬物價行為，有力地促進了物價的平抑。七區、十區認真貫徹上級指示精神，采取集中時間拋售和逐級壓價等平抑政策，糧、棉等農產品價格迅速回落。1949年12月，為平抑物價，制止通貨膨脹，消減財政赤字，中央作出關于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①的決定。1950年1月下旬，七區、十區區公所相繼成立推銷勝利折實公債委員會，各基層單位也建立了分會和支會，全面開展推銷勝利折實公債工作。其中，七區認購勝利折實公債19967分②。隨著各項措施的落實，到1950年下半年，包括七區、十區在內，濟南市扭轉了長達10年的通貨膨脹的局面。

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濟南解放后，軍管會對濟南立即進行全面接管，沒收官辦企業和官僚買辦企業歸全民所有。負責接管七區、十區的隊伍迅速接管了交通部津浦區鐵路管理局濟南機廠，更名為華東區鐵路管理總局濟南機廠；聯勤總署第四十四兵工廠，更名為濟南工業局第二機器廠；還有濟南面粉廠、濟南釀造廠等官辦、買辦企業，建立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同時，為盡快復工、復業和恢復發展生產，①② 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發行，以實物市價為募集和還本計算單位的公債。

折實公債計算單位。分值按每分所含實物的市價計算，具體以上海、天津、武漢、西安、廣州、重慶6大城市的大米(天津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細布4市尺、煤炭16市斤的批發價格加權平均計算，由人民銀行每旬公布一次。

對官僚資本企業，按照保留原有組織機構、生產系統和“保持原職、原薪、原制度”的原則進行了接管；對民族工商業，組織干部戰士深入宣傳黨的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采取了提供貸款和幫助購買原料、銷售商品等扶持措施。1948年9月27日，轄區停產1年多的濟南面粉廠在全市率先復工。隨后，各工商企業紛紛復工、復業。到1949年4月，轄區內的工商企業除個別特殊情況外，基本上恢復了生產，不少企業還實現了較快發展。濟南工業局第二機器廠成功研制出了國內第一臺對板精磨機；華東區鐵路管理總局濟南機廠搶修“新中國號”機車完工并試車運行。

（四）支援前線作戰

1948年11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了規模宏大的淮海戰役。22日，濟南特別市支前委員會成立。根據市委指示，七區、十區相繼召開動員大會，成立支前領導小組，廣泛發動人民群眾捐款捐物，組織人力運輸糧食和物資，接收和醫治淮海戰役轉來的傷員，支援前線作戰。濟南機廠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態響應市委“軍隊打到哪里，鐵路就修到哪里”的號召，點燃數十個小紅爐，掄起鐵錘晝夜奮戰，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鐵道夾板3萬塊、各種急需件11萬套和對“江南號”機車的搶修任務，保證了軍用物資的運輸。據統計，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僅七區就組織地排車85輛，大膠輪車50輛，轉運戰備糧食600萬公斤，捐 18

款1843萬元(北海幣)，捐獻日用品大宗，為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作出了突出貢獻。同時，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急需大批干部開赴新解放區開展工作。1949年3月，根據上級指示，七區、十區選調凌霜、尚英生等14名黨員干部隨軍南下，開赴長江以南的新解放區開展城市接管、經濟恢復和民主建政工作。

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天下午，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開國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親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在這舉國歡慶的日子里，七區、十區人民同全市、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縱情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0月2日一早，包括七區、十區在內的全市各個角落鑼鼓震天，群眾自發地組成秧歌隊、高蹺隊，活躍在大街小巷；機關、街道、商店、學校及每家每戶，到處都飄揚著五星紅旗，到處都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到處都是歡樂的海洋。下午，七區、十區人民群眾與全市20萬軍民一起，身穿節日盛裝，在西郊飛機場舉行隆重盛大的慶祝活動。下午3：30時，鳴禮炮28響，大會開始。伴隨著嘹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聲，齊魯大

地上的第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省、市領導相繼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隨后，游行活動開始。一時間，國歌聲、口號聲、歡呼聲此起彼伏，響徹云天，充分表達了人民群眾對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無比喜悅之情，表達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堅定決心。下午6點半，歡慶隊伍高舉各色彩燈和燃燒的火炬，高呼“反對侵略戰爭”、“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央人民政府”等口號，開始提燈游行。無數群眾分列道路兩旁，口號聲、歡笑聲、歌唱聲混成一片。深夜，歡樂的人們仍然不肯散去，依舊在街頭暢談，盡情分享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幸福和喜悅。

四、建立基層民主政權

濟南解放初期，由于前線戰事緊張，區以下沒有立即建立民主政權。考慮到國民黨統治時期舊保甲長熟悉街道情況的實際，除少數罪大惡極的予以法辦外，整頓戰后濟南，實施城市管理，如組織群眾掩埋尸體、填平碉堡工事、整頓市容衛生、進行戶口登記、支援前線作戰等，主要還是利用舊保甲長開展工作。

1948年12月，隨著戰后清理工作基本結束和經濟社會形勢逐步穩定，中共濟南特別市委作出關于建立基層政權的指示，確定區為一級政權，街（鄉）為基層政權，街（鄉）下設閭①。根據市委指示，七區經過 ① 音lǚ，中國古代時就有的一種居民組織單位，25戶為一閭。

研究決定，在碧梧街進行了廢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層人民政權的試點。建政初期，由于少數反動勢力竭力阻撓和破壞，有的造謠生事威脅群眾，有的唆使手下店員等操縱選舉，有的拉攏收買積極分子，致使基層建政工作面臨干擾。為確保基層建政工作順利進行，區委、區政府在群眾中開展了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引導大家增強階級意識，明確勞苦大眾沒有掌握政權是受苦受難的主要原因；明確保甲制度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利用保甲人員是暫時的過渡性措施，最終必須打爛保甲制度；明確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必須由人民掌握政權和當家作主；明確建立基層政權的目的和要求。在此基礎上，區委組建建政委員會，成立工作組，培養干部和積極分子，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則，以10到15戶居民、60到70人為一個居民小組，推選正副組長各一人；3個居民小組建立一個閭，閭長從居民小組組長中推選產生；15到20個閭建立一個街政委員會或街政府，街政委員會和街政府成員由7到9人組成，由閭長或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在碧梧街試點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全區基層建政工作全面鋪開，共建立了8個街政委員會、2個街政府和127個閭。

街閭形式的基層政權建立后，各街政委員會和街政府在恢復生產、支援前線、維持秩序等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照搬了農村的組 21

織管理形式，確定街為一級政權，與城市人口集中和剛解放情況復雜的情況不相適應，分散了干部，也不利于加強組織領導。

1949年6月，市委作出《關于變更區街組織形式，加強市級領導的決定》。《決定》要求取消街政權，街道管理工作交由公安派出所辦理；區政府改稱區公所，作為市政府的派出機關。根據市委要求，七區、十區區委、區政府隨即改名七區、十區區委、區公所，街政權被取消。

1952年7月，根據華東軍政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山東分局①《關于10萬人以上人口城市建立居民委員會試行方案》的要求，六區以派出所管轄區域為單位，建立了7個居民委員會和若干業務委員會，并經居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出了7名居委會主任和161名治安委員、133名優撫救助委員、133名文教委員、164名衛生委員、142名調解委員。

1954年7月，濟南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作出《調整居民委員會區劃，建立街道辦事處作為區人民政府派出機關》的決議。8月上旬，省、市、區三級抽調12名機關干部組成工作組，在六區第五居委會進行了建立街道辦事處的試點。8月28日，在對廣大人民群眾深入宣傳的基礎上，決定按原居委會轄區建立街道辦事處，以戶籍段轄區建立群眾自治性居委會。9月11日，試點工作結束。12月，根據市委統 ① 1938年12月建立，領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45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華中局與山東分局合并組成華東局，山東分局撤銷。1949年3月，中共中央華東局南下，中央批準山東分局重新成立。

一部署，六區設立了7個按照數碼順序排列命名的街道辦事處，作為區政府的派出機關。至此，市區街道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

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是伴隨征糧支前、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同步進行的。濟南解放初期，通過雙減反霸、減租退押和征糧支前，近郊農村普遍建立了農會和村政權，摧毀了封建保甲制度。但由于農村情況復雜、干部力量不足、治黃修堤任務繁重和封建地主蓄意破壞等原因，也出現了農村建政不均衡和村級組織成員良莠不齊等現象。

1949年10月，十區召開鄉村干部會議，部署開展土地占有情況調查。通過土地占有情況調查，進一步發現和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少數沒有建立農會和基層政權的村完成了建政工作。1950年7月，市郊土改全面展開。為配合土改運動的開展，十區對部分農會進行調整，改造了農村政權，對農村群眾廣泛進行土改、前途和形勢教育，廣大農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為推動農村基層民主建政創造了良好條件。11月，區、鄉工作隊深入各村，帶領農民群眾開展批斗地主活動，沒收地主土地財產房屋，分田分物分房，徹底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農村政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鄉鎮（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和《鄉鎮（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作為建 23

立農村基層人民政權的法律依據。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關于人民民主政權建設的指示》。同月，山東省人民政府頒發了《山東省人民代表會議試行組織條例》和《山東省人民政府試行組織條例》，部署全省的基層政權建設工作。按照上級指示精神，十區依托各村的農會組織，發揮土改中涌現出的貧、雇農骨干作用，通過民主選舉，建立了各鄉、各村的民主政權。至此，濟南西郊農村地區完成了基層政權建設。

五、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建國初期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是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也是人民代表大會建立之前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和人民參加管理國家政權活動的基本方式。

194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3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及各縣一律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指示。9月4日、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兩次發出關于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指示。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和頒布省、市、縣三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

1949年8月1日，濟南市首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召開。由于濟南市所轄各區是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因此沒有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隨著生產、社會秩序的恢復，需要提交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研究的事務越來越多，各區人民群眾要求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愿望十分強烈。

1951年6月25日，市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做出了召開各區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7月10日，六區開始各代會籌備；7月17日，籌備委員會成立，設正副主任各1人、委員21人。通過推薦與民主協商，產生了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38名。其中政府機關代表6名，黨團代表5名（中共、民盟、民建、民革、青年團各1名），省市駐區機關代表3名，團體代表38名（工人代表23名，婦女代表8名，青年代表5名，街道合作社代表2名），駐區軍警代表6名，街道居民代表2名，工商界代表14名，醫務界代表3名，文藝界代表1名，特邀代表5名。

8月15到17日，第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召開。到會代表138名。會議聽取通過了區政府工作報告和公安工作報告，總結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生產救災、擁軍優屬、民事調解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號召全區人民貫徹執行愛國公約，繼續深入扎實地做好抗美援朝工作，加強全區文化教育和公安工作，加強治黃工作，加強政權建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會議選舉產生了六區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有委員27人；魯岐山為主席，李潤心（女）、王子禎、秦金山為副主席。

自1951年8月到1953年12月，六區共召開4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出席各次會議的代表由工人、農民、工商界、醫務界、文藝界以及社會知名人士、機關干部等各方面代表組成，主要任務是聽取政府報告、選舉委員會、通過各項決議，對于過渡時期黨的政策宣傳和對社會經濟各項事務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確定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各個階級的平等地位，體現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政治協商制度，增強了政府與群眾的聯系，推動了各項運動的開展。

11月17到18日，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審議了區協商委員會、區人民政府3個月來的工作報告及第一次會議決議執行情況的報告，肯定了全區在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發展生產、民主建設及文教衛生等領域取得的顯著成就，通過了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致敬電。會議號召全區人民，以實際行動響應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提出的關于“增加生產、厲行節約，支援抗美援朝”的偉大號召。

1952年7月24到25日，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三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了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總結了半年來“三反”“五反”運動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務。會議要求在鞏固“三反”“五反”運動成果的 26

基礎上，大力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繼續深入普遍地開展愛國衛生防疫運動，有計劃地開展民主建政工作，認真落實優撫政策，支援抗美援朝。

1953年2月2日到4日，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四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了區協商委員會會務工作報告和區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全區在抗美援朝、增產節約、愛國衛生、人民民主運動及勞動就業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號召全區人民繼續深入開展支援抗美援朝、增產節約、貫徹《婚姻法》、人民民主、愛國衛生等運動。

相繼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政府和群眾間架起了互通信息的橋梁，實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夙愿，大大激發了各界群眾參政議政的熱情，推進了基層政權建設，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民主建政工作的開展，密切了黨群關系，提高了政府威望。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形勢日臻穩定，生產、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日漸恢復和發展，市政建設、生產救災等順利進展，人民群眾增強了對政府的信任感。二是加強了人民內部團結。會議組織的各項活動中，大力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引導代表敞開思想，積極發言，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呈現了相互尊重、相互幫助、團結共進的良好局面，促進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鞏固。三是推動了各項事業的發展。各代會代表 27

由各界先進模范人物組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有利于發動廣大群眾共同努力完成任務，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同心協力地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四是加強了民主制度建設。通過各代會的實踐，廣大群眾受到了教育和鍛煉，民主意識不斷提高，發揚民主的氛圍越來越濃。同時，各代會的召開也對促進黨的領導干部和領導機關轉變工作作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實際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

到1953年10月第六區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濟南市第六區圓滿完成了歷史使命。

六、鎮壓反革命

作為山東省省會，濟南市長期處于日偽和國民黨統治之下，反動黨團和特務組織復雜龐大。濟南解放時，部分特務和反動黨團人員或被俘或逃跑，但也有許多潛藏下來伺機破壞。濟南解放后，國民黨反動政府又不斷派遣特務潛入濟南，聯絡原有人員，搜集軍政情報，殺害革命干部群眾，給新生人民民主政權造成了嚴重威脅。因此，開展以肅清匪特為重點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成為了保衛革命勝利果實、鞏固新生政權的重中之重。

1948年10月1日，濟南特別市軍管會就發出布告，命令反動黨團人員、特務組織和散兵游匪還鄉團等，停止一切活動，交出證件和武器彈藥，到公安機關登記，聽候處理。同時，相繼破獲了“魯濟戡亂建國團”、“魯西反共救國軍”、“淮海聯絡總站”等反革命組織和敵特機關，取締了盤踞多年的“一貫道”等反動道會門。剛剛建立的七區、十區區委、區政府采取強大政治攻勢，迫使轄區敵（偽）軍、政、警、憲人員和國民黨、三青團分子進行了自新登記。1949年3月，對已登記的1501名敵偽人員、反動黨團分子，區別首要和脅從，根據罪惡輕重及悔改程度作出了處理。隨后，按照山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取締反動道會門的布告》要求，開展了取締反動道會門專項斗爭。

這一時期，由于部分工作人員麻痹輕敵，對待反革命分子存在“寬大無邊”現象，以致出現了該殺的久拖不決、該關的拖延未關、關了的判刑過輕和應當管制的未加管制等現象，部分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

朝鮮戰爭爆發后，在大陸潛伏下來的反革命分子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他們到處散布謠言，破壞工廠、鐵路，搶劫糧食、財物，刺探情報，甚至組織**，活動十分猖獗。山東濟南發生了敵特分子殺害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①和鐵路投毒事件，七區還在轄區破獲了“國民黨反共救國軍”特務組織。

① 黃祖炎，江西南康人。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3月13日，黃祖炎在濟南參加軍區文化工作座談會時，慘遭反革命分子殺害。

1950年6月，中共山東分局指示各級政府，嚴厲鎮壓匪特，嚴防敵人利用道會門進行活動，加緊偵破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開展剿匪、肅特、反霸及重點取締反動道會門斗爭。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糾正鎮壓反革命運動初期的右傾傾向，全面貫徹黨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11月10日，華東局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遵照中央指示，認真檢查鎮壓反革命工作，制訂鎮壓反革命活動計劃，堅決糾正工作中“右”的傾向和防止“左”的錯誤，并適當充實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的干部。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國范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全面展開。

1951年3月11日，中共濟南市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市開展鎮壓反革命宣傳教育工作。3月30日，濟南市召開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在全市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決議。

4月1日，根據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和要求，六區本著“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通過組織座談會、報告會、展覽等形式，組織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認真學習中共中央關于鎮反運動的指示和《懲治反革命條例》，廣泛宣傳鎮壓反革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號召和發動群眾積極投身鎮壓反革命運動，檢舉揭發反革命分子的罪行，30

對各類鎮反對象進行調查統計。同時，對區內各類反革命分子進行公開搜捕，逮捕了李星南、丁子英、滿恒富、高耀庭、賈壽春、滕沛昌、崔錦堂、華玉璽、劉炳榮、石玉泉、陳子剛、呂子正等一批隱藏在轄區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分子。隨后，發動5萬余名群眾，召開群眾大會、座談會、代表會、控訴會、苦主會、公審會700余次，控訴聲討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高潮。4月15日至16日，分別召開各界臨時代表會議和被害群眾訴苦座談會，對李星南、華玉璽、滕沛昌、崔錦堂、劉炳榮等進行揭發和控訴。4月17日，六區在濟南市緯十路小學召開千人公審大會，宣布對李星南、華玉璽、滕沛昌、劉炳榮、崔錦堂、丁子英、滿恒富等7名罪大惡極分子執行槍決；對石玉泉、陳子剛等7人判處有期徒刑；對98名罪行較輕、民憤不大的反革命分子予以管制。同時，對潛逃來轄區隱藏的惡霸地主賈壽春、匪軍連長高耀庭等遣回原籍，交由當地人民政府處理。通過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政策感召下也迫于形勢壓力，全區469名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這一階段的鎮反運動安排周密，措施有力，成效顯著，沉重打擊了反革命分子的囂張氣焰。

5月11日，鎮反運動轉入打擊和取締反動道會門階段。期間，六區逮捕了皈一道頭目魯子山、呂祖壇頭目任鳳鳴、一炷香頭目張學友等25 31

名負有造謠破壞、奸淫婦女惡行和暗中從事非法活動的反動道會門首要分子，取締壇口4處，登記一貫道、皈一道、呂祖壇、圣賢道等道會門人員53人。隨后，會同市委派駐的100名干部，在全區深入開展政策宣傳和對首惡分子控訴活動。在黨的政策感召下，3718名徒眾自動退道，徹底摧毀了反動道會門組織。

6月19日，六區各界代表組成了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深入搜集群眾反映，審查相關材料，提出處理意見。6月22日，將反革命案件全部審理完畢。全區逮捕法辦各類反革命分子494名。

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轉入搜捕殘敵、清理積案和管制反革命分子階段。到1953年鎮反運動結束，全區共搜捕反革命分子855名。1955年8月，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再次鎮壓反革命的決議。此后至1956年，全區先后收到檢舉材料4000余份，分兩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由于各級黨組織在鎮反運動中十分注重運用統一戰線的形式，對鎮反運動的政策宣傳到位，對群眾情緒變化引導及時，很快形成了內部注重政策理論學習統一思想、外部嚴厲打擊敵對勢力和反革命分子的良好局面。通過動員廣大群眾投身鎮反運動，開展控訴、公審和檢舉反革命 32

分子的群眾運動和道會門中的群眾退道行動，鞏固了和黨外民主人士的團結，涌現出了大批群眾積極分子，推進了各項工作。

鎮反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后為鞏固革命政權進行的一場全國性的打擊敵對勢力的運動，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必經過程。鎮反運動的開展，沉重打擊了各種反動勢力，鞏固了新生人民政權，保護了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運動；同時也發動積極分子成立了聯防治安組織，大大加強了社會治安力量，社會秩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穩定。

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1950年6月25日，正當全國各族人民認真貫徹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而努力奮斗之際，朝鮮內戰爆發。27日，美國打著聯合國旗號武裝干涉朝鮮并派遣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出動飛機轟炸我國東北邊境的城市和鄉村，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著外部侵略的嚴重威脅。在此危急關頭，應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10月8日，毛澤東發出《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命令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同年底，濟南市所轄各區相繼召開動員大會，成立抗美援朝工作委員會，動員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各界婦女、青年團組織紛紛成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行動分會和若干行動小組，發動

街道群眾訂立愛國公約。各機關、學校、街道等相繼召開群眾大會、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小型座談會，廣泛宣傳抗美援朝的重大意義，迅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

（一）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宣傳教育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審改的《關于時事宣傳的指示》。11月1日，中共濟南市委召開市直機關單位主要黨員干部會議，動員大家正確認識當前形勢，加強時事學習宣傳。21日，市委發出《關于深入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時事學習與宣傳教育的指示》。按照市委要求，七區、十區利用抗美援朝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斷深化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1951年4、5月間，六區先后兩次組織400多名機關、學校、街道積極分子組成的宣傳隊伍，深入大街小巷開展宣傳教育。期間，全區先后召開大小群眾會、代表會、座談會543個，建立時事教育宣傳站6個、收聽站187個、收聽小組318個，成立板報組、文娛組、讀報組共84個，利用墻報、黑板報、漫畫、幻燈、文藝演出等形式，對全區人民群眾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宣傳教育，受教育群眾達到50770人，使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認清了美帝國主義的本質，消除了對美國的恐懼心理，正確理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義，堅定了抗美援朝必勝的信心和決心。1952年1月，又分思想發動、34

學習文件、落實行動三個步驟，在全區范圍內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時事形勢政策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進一步增強了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觀念。

（二）組織大規模的游行集會、訂立愛國公約和和平簽名活動 1950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剛剛爆發，七區、十區就組織召開群眾大會，譴責聲討美國的侵略行為，聲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正義斗爭。12月9日，七區在青年公園組織盛大集會游行活動，紀念“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5周年，慶祝平壤光復的偉大勝利。1951年5月1日，六區組織27000人參加了“五一”大游行，又一次掀起了抗美援朝運動的宣傳高潮。9月1日至2日，組織3500余名群眾在緯十路小學舉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6周年大會。10月1日，組織5000余名群眾參加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周年國慶大游行。1952年10月，在青年公園舉行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參戰2周年大會，組織數千名干部群眾聆聽赴朝歸來志愿軍代表所作的抗美援朝前線將士事跡報告。

1951年1月7日至8日，濟南市召開第一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會議。會后，全市迅速掀起了自發訂立愛國公約的熱潮。同年3月，濟南市各界人民第二次抗美援朝代表會議通過了擁護締結和平公約、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決議，400多名與會代表現場簽名投票。隨后，六區區 35

委、區公所發動群眾開展了訂立愛國公約和和平簽名活動。至4月底，全區7.2萬人（次）的群眾參加了擁護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簽名和反對美帝國主義武裝日本的投票；各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團體、街道、家庭等，立足各自具體情況，圍繞抗美援朝運動，訂立了各自的愛國公約。此后，六區轉入檢查修訂愛國公約階段。各單位按照區委、區公所要求，全面檢查和修訂了各自的愛國公約。

（三）以實際行動支持抗美援朝

1951年1月14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發出《關于在全國發起慰勞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并救濟朝鮮難民的通知》。17日，山東分會作出在城市發起捐獻“千元運動”、在農村發起捐獻“百元運動”的決定。全區人民積極響應，迅速掀起了慰勞救濟運動高潮。6月1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號召實施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軍屬愛國計劃。10日，山東省抗美援朝分會作出捐獻“山東空軍師”的決定。濟南市各界群眾紛紛提出捐獻“濟南工人號”、“濟南婦女號”等計劃。六區人民積極響應號召，紛紛開展增產捐獻活動。至7月底，共捐獻款額2358.79萬元（舊人民幣）。同時，大批青年踴躍報名參加志愿軍，決心赴朝作戰，抗美援朝。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配合抗美援朝作出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的決定。36

六區人民積極響應中央“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號召，廣泛組織勞動競賽，推動技術改革，深入開展增產節約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援抗美援朝。從1950年至1953年底，六區人民群眾為購買飛機大炮抗美援朝捐獻款額34647.7萬元（舊人民幣），為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朝鮮人民軍和朝鮮難民捐獻款額2440.32萬元（舊人民幣）、慰問袋170個、慰問信2000余封，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做被服41017件、軍鞋軍襪402590雙，為奪取抗美援朝的最后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

（四）開展擁軍優屬活動

轄區的擁軍優屬工作始于1948年。當時的擁軍優屬工作主要以擁軍支前、慰問部隊、救護傷員為主。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隨著抗美援朝運動的興起，擁軍優屬成為抗美援朝運動的重要內容。

1．結合重大傳統節日

掀起擁軍優屬高潮

每逢元旦、春節、建軍節等節日，區委、區政府都組織開展慰問演出、贈送慰問品、征求意見、解決實際困難等擁軍優屬活動；各街道優撫組織也定期、不定期地走訪慰問烈、軍屬，給他們送糧、送菜，解決實際困難。1951年春節期間，根據市委、市政府指示，為深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六區成立了區及基層擁軍優屬委員會31個，普遍開展了擁軍月活動。期間，全區各界人士積極捐款捐物，排練文藝節目，籌備軍民 37

聯歡會、各界群眾代表會等。春節前夕，組織了向烈軍屬和榮譽軍人、復員軍人家屬分送慰問品活動。春節后，各街道干部又分頭向烈、軍屬和榮譽軍人拜年，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聯誼會和茶話會。據統計，活動期間，六區共對535戶革命軍人、烈士、榮譽軍人、復員軍人家屬進行登記并頒發證書，對319戶老弱貧苦的軍烈屬予以適當照顧，發放優撫糧11276.5公斤，棉衣、棉被105件。1951年10月14日，在中秋佳節來臨之際，區委、區政府又組織有關部門，對全區559戶烈軍屬進行了走訪慰問，向烈軍屬家庭送月餅373.5公斤，花生156公斤，豬肉243.5公斤，面粉17412公斤，救濟款824.72萬元（舊人民幣），為69戶烈軍屬解決了就業問題。1952年春節，六區開展了“少年兒童慰勞烈軍屬一件事”活動。9月28日，區委、區政府隆重召開表彰烈軍屬、復員軍人、榮譽軍人和擁軍優屬模范大會，95名同志受到了表彰獎勵。1953年春節，全區再次掀起了人民群眾擁軍優屬的高潮。

2．加強組織領導

開展優撫工作大檢查

1953年1月，為貫徹華東軍政委員會及濟南市政府關于“春節期間開展擁軍優屬”及“加強優撫工作”的指示，六區優撫委員會成立臨時辦公室，各工廠、機關、學校、街道也相應建立了優撫分會和優撫小組，并組織了優撫工作檢查。7月，根據市政府《關于普遍檢查優撫工作，訂 38

立各級優撫工作計劃的決定》和《關于檢查優撫工作的具體辦法和要求的通知》，六區優撫委員會對全區各級機關、街道、工廠、商店、學校等單位進行了優撫工作集中檢查，征求烈軍屬的意見，總結經驗教訓。8月1日，區委召開全區居委會正、副主任和優撫委員參加的優撫工作會議，總結檢查前段優撫工作情況，對軍屬提出的95條提案給予了解決和處理，制定了減免醫藥費就診、減免學雜費入學、優先安排就業等優待烈軍屬的具體措施。

3．提高撫恤標準

優先安排烈軍屬就業

新中國成立初期，區政府每年對部分有臨時困難的烈軍屬、榮譽軍人和傷殘軍人給予實物或現金補助。同時，采取以工代賑形式，組織烈軍屬困難家庭開展生產自救，參加街道生產勞動和其他臨時性工作。1950年起，對因戰、因公犧牲及病故的有關人員家屬和因戰、因公致殘的軍人、革命工作人員、民兵等實行優待撫恤。1952年、1953年、1955年，先后3次提高撫恤標準，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為從根本上解決烈軍屬家庭生活困難，區政府作出優先安排烈軍屬工作的決定。1950年，根據中央軍委和政務院關于開展志愿兵復員工作的決定，區政府設立志愿兵復員工作委員會。1951年，志愿兵復員工作委員會改稱轉業建設委員會，后改為復員退伍軍人安置領導小組。復員退伍軍人安置初期，以 39

自力更生、社會互救、政府扶持為主，主要是動員復員退伍軍人參加生產；對于不易安置而具備就業條件的，政府幫助安排他們就業。

第三節 進行新民主主義改革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各級民主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標志著新民主主義政治建設已經初步完成。然而，全國范圍內舊的社會生產體系尚未徹底打破，封建殘余的影響依然十分嚴重，全面建設新民主主義仍面臨諸多障礙。在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新民主主義改革。

一、以土改運動和企業民主改革為重點的生產關系變革

（一）土地改革運動

土地改革不僅是一場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在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中國實行土地改革，其重大意義在于徹底摧毀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剝削制度，最大限度地解放農村生產力，在農村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為全面建設新民主主義并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有利條件。

濟南地區的土地改革最早始于1946年的老解放區。1948年9月濟南解放后，由于清理戰后、恢復生產和支前征糧的任務較重，新解放區沒有立即開展土地改革，但伴隨支前征糧等開展了土地減租、建立農會等土改準備工作。

1948年10月，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十區對農村土地占用和租佃關系情況進行了調查，基本摸清了農村地區的土地占有情況。以十區吳家堡鄉土地占有情況為例：該地區共有土地56912畝，人口21305人，人均土地2.67畝。其中地主253戶、1694人，占有土地14401.9畝，人均土地8.50畝；富農104戶、648人，占有土地3855.7畝，人均土地5.95畝；中農1557戶、7802人，占有土地24032.7畝，人均土地3.08畝；貧農2316戶、11161人，占有土地14621.7畝，人均土地1.31畝。調查發現，十區由于靠近城市，土地比較分散，學田、義田、教會用地較多；由于靠近黃河，水田、藕田等低洼鹽堿地多；解放前日偽政權多次強購，軍隊營垣用地較多，地主多是中小地主。雖是中小地主，他們卻占有大量優質土地，且多兼保甲長，多與敵偽組織和土匪特務有勾結，多是敵偽黨團分子及反動道會門頭子，對貧雇農的剝削和壓迫十分殘酷。轄區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是貧農的6.5倍，有的甚至占到全村土地的30%；地租每年兩期，占年產量的50%到70%之間，有的甚 41

至高達80%以上。段店地主還有所謂“爬租”等剝削農民的方式，即如果看到農民挖井種地、發展生產，地主就收取一斗麥子兩斗秋的地租；第二年則爬升到兩斗麥子三斗秋；第三年則會爬升到五斗麥子。

與此同時，十區召開動員大會，成立工作組，在所屬鄉村由點到面地推進土地減租。按照區委、區政府要求，各鄉村相繼成立減租委員會和農會籌備委員會，研究制定“減租法令”，討論決定以“實收產量”確定減租標準，廢除了地主的額外地租。召開佃戶大會，討論實收糧食數額，確定減租標準。當年，十區減租糧食19569公斤，涉及佃戶729戶、土地2316畝。通過土地減租運動，緩解了貧雇農群眾的生活困難，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并在減租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了農會和村政權，為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9年10月，十區又召開所屬鄉村干部會議，要求各村結合土地減租運動，組織力量對土地占有情況做進一步調查，廣泛進行土地改革重大意義的宣傳，培養農民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感情，為全面土改做準備。

1950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出《關于處理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的指示》，要求京、津兩市及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平原、山東6省所屬各市郊區，于1950年春耕以前或秋收以后完成土地改革。2月6日，市政府發出土改布告，要求徹底廢除封建剝 42

削制度，沒收地主土地，征收富農出租土地，收歸國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分配給無地或地少的農民耕種；所有地主、富農均應遵守政府法令，聽候政府處理；地主、富農兼管的工商業，不得沒收和分配。3月3日，市委、市政府決定抽調380名干部參加土改，并成立市郊土改指揮部，統一領導土改運動。3月4日，市委召開干部大會，要求堅決貫徹中央指示，嚴格掌握政策，切實搞好土地改革。

3月，按照政務院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會議要求，十區結合發展農業生產，繼續深入開展階級教育、土地調查、培養訓練積極分子等工作，為全面土改創造條件。6月，中央決定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土改運動暫停，工作重點轉入組織夏收和生產備荒。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同時，中共中央決定自1950年冬開始，分期分批地在新解放區全面實行土改。總的路線和政策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其過程一般要經歷發動群眾、劃分成分、沒收和分配土地、總結復查等幾個階段。43

要求各級政府派出工作隊伍，深入群眾，領導土改。7月，結合學習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十區有重點地調整農會，改造農村政權，對農民群眾廣泛進行土改、前途和形勢教育，以提高政治覺悟、階級斗爭觀念和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發展，進一步做好土改運動前期準備。

10月20日，中共山東分局發出《關于今冬明春完成與結束土地改革的指示》，省政府頒布《山東省土地改革具體實施辦法》，對全省新、老解放區土地改革作出總體安排和銜接部署。12月17日至19日，濟南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郊區土地改革方案。同時，成立郊區土地改革工作委員會，集訓區、鄉土改干部；重新調整區劃，成立中共濟南市委郊區工委和濟南市人民政府郊區辦事處①，為順利實施土改提供了組織準備。

從1950年12月到1952年3月，新調整成立的郊三區、郊四區、郊五區先后經歷階級教育、改組農會、劃分階級成分、批斗地主、沒收分配土地資產、頒發土地證、改造鄉村政權等階段，相繼完成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土地改革運動。其中，郊四區的四合、興林、鎮河、梨園、楊莊、美里等鄉和郊五區的申莊、劉莊、王莊等鄉，共沒收地主、富農 ① 轄6區1鎮、42個鄉。原第十區被劃為郊三區、郊四區、郊五區，其中萬盛街、槐蔭街地區劃歸第六區管理。此后，郊

三、郊

四、郊五區幾經調整區劃和變更隸屬關系、名稱。1987年，其大部分地區劃歸槐蔭區。

土地1.14萬畝、房屋1920間、大牲畜323頭、農具1460件，2099戶、9508名貧農分得了土地資產，貧農人均占有土地增加了一倍。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結束了濟南西部地區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剝削制度，實現了農民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大力發展農業和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隨著城郊土地改革運動的進行，城區地權改革也全面展開。濟南解放初，城區地產分為公有和私有兩部分。1949年12月20日至1950年3月，濟南市首次進行地產登記。同時沒收、征收外僑、教會占有的土地；規定城區土地征用由濟南市統一管理。1951年6月20日，市政府發布《關于建設使用公有、私有土地試行辦法》規定：用地單位依照城市規劃提出申請，報經市城建局批準，由市房地產管理局通知土地所在地的區公所（區政府）召開被征土地業主遷移動員會，再由城建局定線，房地產管理局測量，并召集業主指界、登記土地面積、收回地證、計算地價和地上物補償，最后通過銀行發款征購。所購土地，無論公、私企業，只擁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1952年，將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官僚資本家占有的土地收歸國有。1954年，將企事業單位接收使用的外僑、教會房地產登記注冊并列為公產。市轄各城區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對各 45

自轄區的地產情況進行了登記，沒收了相關人員的地產，明確了地權關系和土地征用程序。

（二）企業民主改革

濟南解放初期，各級黨組織雖在各廠礦企業領導開展了反封建虐待、建立工會、成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等民主改革，對于遏制克扣工人工資、強迫工人請客送禮、調戲奸淫女工等現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封建殘余勢力的存在和民主管理思想的淡薄，這些改革是不徹底的。在國營企業，由于企業接管過程中保留了原有的組織機構和生產系統，企業所有制度雖發生了根本轉變，但內部生產關系的變革并沒有最后完成，舊的管理方式和封建殘余勢力依然存在，依靠工人階級進行民主管理和發展生產的思想還沒有完全確立。在私營企業，封建管理方式和封建把頭仍然大行其道，或明或暗地繼續欺壓盤剝工人，抵制政府法令，打擊積極分子，破壞工人團結和工會工作，嚴重影響了勞資關系和企業發展，企業民主改革勢在必行。

1951年6月至9月，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關于廢除搜身制的決議》、《關于黨對國營企業領導的決議》等指示精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等法律法規要求，中共濟南市委在全市國營企業中進行“民主改革補課”。

按照市委統一部署和要求，駐區國營企業和轄區地方國營企業結合正在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采取召開公審大會等形式，發動工人群眾控訴已經逮捕和將要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使廣大工人群眾分清敵我界限，明確政策標準，提高了政治覺悟和階級意識。在此基礎上，發動工人群眾開展回憶、對比、訴苦運動，揭露、控訴舊社會資本家欺壓工人的罪行，引導工人群眾劃清新社會與舊社會、人民企業與官僚資本企業、主人與奴隸、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對工人群眾進行了主人翁教育，揭發批判了隱藏在企業內部的反動黨團骨干、特務、封建把頭、逃亡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惡霸。同時，按照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區別對待和“罪大者減罪，罪輕者免罪，無罪者放下包袱”的原則，動員有問題的人員自行坦白。對于曾欺壓過工人的職員、工頭等，發動他們開展自我批評，主動向工人認錯并保證今后改正；工人之間采取提高覺悟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消除了因工作態度、作風、習慣及地域不同產生的隔閡。隨后，“民主改革補課”轉入民主檢查和改進民主管理階段。企業領導干部以貫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改進民主管理為中心，以整風的精神，抓住主要問題和癥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企業黨組織內部統一了對民主改革和管理的認識，牢固樹立了依靠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思想；組織、發動工人群眾認真學習工會法及企業民主管理文件精神，開展民主檢查，提 47

出合理化建議；發揮工人群眾民主管理的積極性，吸收部分威信較高的工人、職員參與企業管理，普遍改選了工廠管理委員會、工代會、合理化建議委員會等，較徹底地清除了舊社會遺留的封建管理體制，真正實現了企業管理民主，使工人成為了企業名副其實的主人。同時，從有利于恢復和發展生產出發，團結改造舊技術人員，解決了工人與技術人員之間的矛盾，以及職工群眾反映強烈的勞動保護和福利生活問題。

10月，根據中共山東分局擴大會議精神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市轄各區私營企業民主改革開始。此前，六區結合國營企業民主改革，在私營企業開展了落實工會法大檢查活動。通過工會法檢查，采用回憶對比方式，對工人店員內部殘存的封建意識進行了批評，建立完善了私營廠店工會；對潛伏在企業內部的反動黨團分子、道會門分子、特務和封建把頭、舊警察、逃亡地主等進行了登記，打擊了長期欺壓工人店員的封建把頭，初步開展了反封建把頭斗爭，基本遏止了隨便打罵、開除工人店員現象。私營企業民主改革運動開始后，六區及時調整充實工會法檢查委員會，抽調人員組成工作組，在企業內部建立了20個勞資雙方代表共同參加的檢查小組；召開了勞資雙方代表會議，分析了工會法檢查發現的問題并對私營企業民主改革進行動員部署。隨后，六區從鞏固工會 48

法檢查成果和宣傳其他勞動保護法令入手，以廢除封建管理制度、促進民主管理、發展企業生產為目的，開展了私營企業民主改革運動。

一是組織開展學習，深入調查研究，提高工人店員的政治覺悟和政策法規水平。組織勞資雙方深入學習工會法及其他勞動保護法規，通過開展回憶對比，解決了工人店員片面地要求提高工資待遇、資方片面地認為企業效益下滑是工人的原因等問題，教育勞資雙方明確企業發展對雙方有利，提高了勞資雙方的覺悟。同時，進一步檢查了私營廠店存在的突出問題：如有的廠店經過工會法檢查停止了隨便打罵工人店員的做法，但又采取以罰跑代替打、以諷刺挖苦代替罵的懲罰新方式；有的采取威脅利誘等辦法，阻止工人店員參加政治活動；有的雇傭或解雇工人店員不通知工會；部分廠店隨意延長工時長達13或15個小時；多數廠店安全衛生條件差，勞動保護毫無保障；多數廠店仍采取封建管理方式，封建把頭為所欲為；勞動協商會議只有形式不起作用，勞資關系極為緊張等等。

二是進行政策教育，劃清敵我界限，徹底打破封建管理和封建把頭制度。通過反復開展政策教育，消除了工人群眾的顧慮，劃清了封建與資本、封建與技術、首要與一般、內部與外部、政治問題與生活作風問題的界限，對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在政策法令和勞資協商范圍內進行批評 49

斗爭，將其違法事件交由法院處理；對劣跡昭著的封建把頭展開斗爭，將有惡行、民憤極大的作出開除等處理；對罪惡不大的一般把頭及存在生活作風問題的作為內部問題處理，根據其罪惡大小、有無技術、勞動態度、認識錯誤程度等，經群眾討論研究，作出撤銷職務、調動工作、教育改造等處理；對有技術的以及師徒關系中存在封建管理方式的人員，采取批評教育的方式促其轉變，以達到團結多數、打擊首要、廢除封建管理和把頭制度的目的。

三是召開民主團結會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工人內部團結問題。以車間、部門、小組為單位召開職工團結會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職工內部團結。充分發揮基層工會和積極分子的作用，每項工作部署和每個問題處理首先交由工會委員會研究，再召集積極分子會議討論統一思想，最后分頭傳達到群眾中去，將企業決策和部署轉化為工人群眾的自覺行動；同時，通過積極分子和工會將群眾的反映、要求和建議帶回來進行研究，確保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擴大群眾民主管理，使工會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得到了較好發揮，密切了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加強了工人內部團結。

四是整頓工會組織，完善勞資協商會議，健全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在提高工人覺悟、反封建管理和把頭、搞好工人內部團結的基礎上，召 50

第四篇：中共保密工作發展歷史

中共保密工作發展歷史

黨中央在1997年8月作出的《關于加強新形勢下保密工作的決定》中指出：“保密工作歷來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工作。革命戰爭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勝利；和平建設時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發展。”這是黨中央對保密工作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對于黨的事業、對于國家的建設事業都發揮著重要保障作用的充分肯定。

今天，我們學習黨的保密工作發展歷史，學習和總結保密工作的經驗，對于繼承和發揚保密工作的優良傳統，做好新形勢下的保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通過學習黨的保密工作發展歷史，我們要進一步增強自覺做好保密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堅持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明確信息化條件下保密工作新的更高的要求，不斷推進保密工作的科學發展，切實發揮好保障發展、促進和諧、服務人民的作用，確保黨和國家秘密的絕對安全，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保密工作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指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歷史時期。

在這個歷史時期，經過了建黨和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四個階段，我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成為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核心力量。

由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視，我黨的保密工作的豐富經驗和優良傳統，在這個歷史時期形成，并對我黨的各項事業發揮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建黨初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保密工作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起到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叛變為止，為建黨和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時期。

在這一時期，圍繞著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兩黨共同締造的第一支中國國民革命軍舉世聞名的北伐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和各項中心工作的開展，我黨的保密工作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

1、保守秘密是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安全成功舉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我黨作為正式建黨標志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舉行的。為了開好這次會議，會前會上采取了 大量的安全和保密措施。

從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曾三次轉移會場，就處處體現了保密工作的重要。

第一會場原定在上海法租界內的一所學校。7月，學校的師生都放假了,毛澤東、陳潭秋等數位代表已到學校報到，但后來考慮到學校放假，陌生人在校內活動，必然引起反動派的注意，也不利于保密，于是決定轉移會場。

第二會場在上海望志路106號，現為興業路76號，即今天的“一大”會議舊址紀念館。在這里開了7天會議（其中休會2天）。7月30日，一個法租界的偵探闖進會場,環視一周后說“我找錯了地方”,便匆匆退出。代表們迅速離開會場，10多分鐘后，法租界巡捕包圍了會場，結果撲了空,會議被迫中止。當晚代表們決定,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去開會。

第三會場是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代表們以游玩為掩護,繼續開會,于7月31日勝利地結束了黨的“一大”。

在會議通過的黨的綱領中明確規定：“在黨處在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 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保密工作規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保密工作直接關系到共產黨的生存與發展，保密工作做不好黨就會受到挫折和損失。

2、逐步制訂了黨的中央機關初期的保密工作規定

根據黨的綱領的精神，黨中央在各項工作中都采取了相應的保密措施，后來，逐步制訂了黨的中央機關初期的保密工作規定。

（1）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號。當時采用了英文縮寫“C.P.”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代號，以“S.Y”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號；稍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號為“C.Y”。

（2）規定了中共中央局的代號。中央局下達的指令性文件，有時對外行文用“大學”、“鐘英”、“夫子”為中央局的代號。

（3）中共中央領導人用英文簽署文件。這也是建黨初期保密工作一個特點。例如，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下達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的落款就是使用陳獨秀的英文名字。

（4）規定了上下級聯系的稱謂。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即與各地區中共地方組織建立了行文關系和密切聯系,同時對上下級稱謂也作了規定。如中央局可稱“同人”、“鐘英”、“大學”、“大兄”等，中央各地方黨組織可稱“同人”、“諸兄”等。與此同時,各地區也將自己的通訊代號告知中央,以便上下級按代號聯系。

（5）印發《加強黨的秘密工作》文件。1926年l月2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通告組字第3號《加強黨的秘密工作》文件,這是建黨以來下達的第一份專門關于保密工作的文件。這個文件主要提出了如下幾個重要問題:保密工作必須與當前政治斗爭相結合是通告的基本思想;把保守黨的秘密提到是否革命的高度；秘密交通傳遞來往文件也用“雙封制”；帶頭使用代號和暗語等。

3、先后明確中央秘書處和中央組織部具體負責黨的保密工作（1）從1923年開始由中央秘書處具體負責黨的保密工作。

1923年，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設立秘書制，秘書處是當時中央執委會三常委之一,分工管文電處理,兼管保密工作。在秘書處負責保密工作期間，為了避免黨的機關在行文方面出現失泄密事故，專門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

黨的文件按內容分為公開、半公開、機密和絕密等幾類。內容可以公開的,有宣言、告民眾書等；內容需要對外保密的，有指示、決議等；內容在內部加以限制閱覽的，有會議記錄、工作計劃等。要求文件起草人員根據文件的性質、作用，考慮文件的內容及文件名稱。

文件用紙及紙張大小以有利于保密為宜。在1925年以前,從中央到地方形成的文件,以32開紙居多，16開或64開紙次之，文件基本上是小型化的。

實行文件批簽制度。建黨初期,有上下行文關系,但無文件批簽制度。1923 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 , 發出文件 “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這樣杜絕了濫發文件現象,堵塞了失泄密的漏洞。

寄送文件要求使用雙信封。192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出版部通告第一號》規定：“各地以后寄出版部信件時用雙信封,外面照中央寫法,內信封批明交出版部字樣可也”。采用雙信封辦法起了一定的保密作用,但也有一小部分被反動政府檢查出來,造成了泄密和一定的損失。

（2）從1924年下半年開始由中央組織部具體負責黨的保密工作。

中央組織部成立交通處，負責秘密文件材料傳遞業務。這是建黨三年來保密工作一次飛躍性發展。

首先，開辟了國際秘密交通線。1924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交通處成立后，就與共產國際建立了互送文件材料的關系。

其次，開辟了國內秘密交通線。黨內文件靠郵局寄送，雖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仍不安全。交通處成立后，在國內也開辟了多條秘密交通線，使黨中央與各地方黨組織互送文件材料更安全。

再次，廣泛建立秘密交通站。中央組織部交通處成立后不久，192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建立和健全黨內交通問題》的第28號通告，要求各區執委會和各地委、獨立支部都建立交通處，配備交通干事一人，交通員若干。中央組織部交通處實際上在當時承擔了全黨文件材料秘密傳遞任務。

根據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從1926年7月起，又改由中央秘書處主管黨的保密工作了。

4、保密教育被列為黨的日常工作的重要內容

1926年1月，中央組織部印發通告《加強黨的秘密工作》，號召全黨認清“我黨正處在反動派進攻”和“軍閥嚴重壓迫之下”，必須牢固樹立保守黨的秘密的思想；保守秘密必須與當前的政治斗爭相結合。

1926年5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校刊》上發表了《秘密工作常識》一文，要求全黨同志努力學習,認真執行。《秘密工作常識》對保密工作提出30條要求。《秘密工作常識》在黨員和工農群眾中的秘密宣傳，對于提高保守黨的秘密的自覺性起了重要作用。

（二）土地革命時期的保密工作

土地革命時期是從1927年7月蔣介石、汪精衛叛變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也稱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面對白色恐怖，黨實行全面秘密化。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同志和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同志為做好白色恐怖下黨的保密工作作出了杰出貢獻。

1、我黨采取特別的保密措施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八七”會議

1927年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址位于漢口鄱陽街139號）。會議確定了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確定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面秘密化,黨、團、工會全部轉入秘密狀態，開展地下斗爭，并規定了地下斗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八七會議”選在白色恐怖極為嚴重的汪精衛政府所在地武漢召開，這本身就是對保密工作的一次重大考驗。參加會議的代表到達會場、會議過程和代表離開武漢，都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始終未被敵人發現,順利完成了任務。

據“八七”會議會址紀念館館長趙曉琳介紹，時任中共中央秘書的鄧小平同志第一個來到會場，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負責安全。

參加會議的21名代表分3天由交通員分批帶到會場。為了保密，代表們進入會場就不能出去，吃的是干糧(面包、罐頭等)，睡的是地鋪。會議只開了一天,鄧小平同志卻在那里整整待了6天。解放后，鄧小平同志極為重視“八七”會議會址的修復工作，多次提出修復意見，并為紀念館題寫了“八七會議會址”。

2、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高度重視黨的保密工作

“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秘密遷往上海。1928年1月,中央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兼任中央組織局主任，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此前不久，時年23歲的鄧小平被任命為黨中央秘書長，負責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為了保密，當時的中央機關通常設在外國租界區或上海鬧市區。如四馬路(現福州路)有個天蟾舞臺，舞臺后面的447號,就曾是黨中央的秘密機關。從1928年11月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大多在這里召開，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處一直很安全，沒有受到破壞。

身居虎穴，做好保衛保密工作是頭等大事。

周恩來同志有著豐富的在國統區工作的經驗，他對保密工作提出“以絕對保密為原則”，要求“黨的機關群眾化，負責干部職業化”。他還提倡：“住機關要兩夫婦，講話不要革命腔。”

鄧小平同志作為秘書長，對保密工作做得格外認真、細致。比如他除了參加各種會議外，還負責起草有關文件、電報、安排交通和中央機關的有關會議及經費收支等事務，每一項都涉及黨的重要機密，而不能有半點疏忽和閃失。又如當時中央領導為適應白區環境，必須不斷變換住處和姓名,像周恩來同志這樣的名人,隱蔽身份更加必要，其住所和名字幾乎每隔一月或半月就得更換。根據保密規定，中央領導人之間不知道其他人的住處，只有作為秘書長的鄧小平同志掌握著所有這些人的機密。身負重任的鄧小平同志始終牢記和遵照周恩來同志“絕對保密”的囑咐，在工作中對黨高度負責，做到了萬無一失。

3、黨中央采取一系列具體保密措施以適應白區斗爭的需要 1927年10月，黨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負責保衛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黨的保密工作也由中央特科負責。

1929年初，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員會，年底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規定各級秘密工作委員會的任務是：掌握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關系，審查專職工作人員的歷史，檢查機關“家庭化”的狀況，在建黨中注重保密，檢查指導秘書工作的技術，督促加緊黨內政治教育，經常不斷地進行秘密工作的檢查。

1930年4月，黨中央發出關于秘密工作的指示，規定“存放文件的地方必須是絕對保密的,只有領導人和保密人員才能知道。為了確保秘密的安全，從事秘密工作的人員都必須有職業掩護，不得暴露身份。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了萬里長征。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為確保長征勝利，對保密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先后下發20余份文件，進行深入動員，提出保密的具體要求，使保守秘密成為了每個干部戰士的自覺行動。如中央組織部印發的《保守黨內秘密條例》規定，不得隨便議論黨政軍機密，不準“小廣播”，“任何人不得泄露”“紅軍人數、駐地、組織、武器”等機密，一旦泄露，不論什么人，都要受到黨紀的嚴厲制裁。這些措施對于保證長征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長征到達貴州遵義，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于1月15日在此召開了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遵義會議。會議在紅軍總部駐地—原黔軍二十五師師長柏輝章的公館舉行。為使會議順利召開，中央對保密工作做了精心安排，會議一共開了三天，每天都是晚上進行，凌晨結束。正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成功，蔣介石在20天后才得到會議消息，急令全軍“務加小心”，而這時紅軍已跳出重重包圍，走上勝利之路。

（三）抗日戰爭時期的保密工作

經過10年戰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壯大了組織，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大地上站穩了腳跟。國民黨不得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紅軍的存在，不得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聯合抗日。中國革命進入抗日戰爭時期。

1、黨中央制定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的新的工作方針

黨中央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心任務是，調整策略，停止執行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推動全民族的抗戰。

黨中央為使保密工作適應統一戰線的復雜形勢，于1937年為保密工作制定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的新的工作方針。1939年4月，黨中央發出了《關于秘密工作的幾個決定》,6月發出了《中央直屬機關暫行工作規則》，8月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通訊聯絡工作的決定》,10月，劉少奇同志發表了《論公開工作與保密工作》。

2、在八路軍、新四軍中和統一戰線內部采取了極其嚴格的保守秘密的措施 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不僅要對付敵人的正面進攻，還要肅清特務、間諜的多方滲透、竊密和策反，所以必須采取極嚴格的保守秘密的措施。黨組織和大部分共產黨員的身份對外絕對保密，但是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必須發揮核心、骨干和帶頭作用，隱蔽身份但不能隱蔽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在統一戰線內部，黨的高級領導人和部分組織是公開的，但多數工作人員和他們的身份則必須保密。革命隊伍中，嚴格的保密紀律教育和鍛煉，堅定了共產黨人的信念，對團結大多數，戰勝敵人，爭取抗戰勝利發揮了作用。

3、黨中央曾先后兩次調整保密工作的領導體制并建立相應的保密制度

1939年2月，黨中央發出《關于黨的高級組織內成立社會部的決定》,明確社會部“管理機要部的工作，保障秘密工作的執行”，其工作側重點是對敵斗爭中的保密工作。

1941年成立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承擔黨的秘書、機要、行政事務和首腦機關以及首長的保密工作責任。建立了文書、機要、通信、交通等一整套適應當時形勢的保密制度。

此后，在中央機關和根據地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項工作中，都比較認真地貫徹了黨有關保密工作的指示精神，建立并執行了相關的保密制度，對保障政權建設、保障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4、周恩來同志在敵占區始終將保守黨的機密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于1941年1月初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當時周恩來同志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領導黨的抗日統戰工作。皖南事變后，身處龍潭虎穴的周恩來同志，在風云突變的狂風惡浪中，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堅定沉著地率領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全體同志與頑固派展開針鋒相對不屈不撓的斗爭，在斗爭中始終把保密工作放在極為重要地位，有力地維護了黨和革命的機密，保護了同志們的安全

5、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保密工作并親筆為保密工作題詞

對于保密工作，毛澤東同志認為領導同志必須親自抓經常抓，決不能有半點的松懈與馬虎，他自己身體力行，極其注意保密工作。如他要求對破譯敵軍密碼的底稿用完后必須銷毀，以免萬一落到敵軍手里會引起警覺。據當年軍委機要員李質忠回憶：“皖南事變時，情況十分危急，新四軍突圍遭到很大傷亡。毛澤東同志考慮到黨的密碼機密的安全，指示項英同志要親自背著同中央聯系發報的密碼。” 1942年，抗日戰爭處在十分艱苦的階段，各種保密的信函、命令、電報往來十分頻繁。為進一步做好保密工作，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親筆為保密工作題詞：“保守機密，慎之又慎”。這個題詞不僅僅在當時，直到現在都是我們黨保密工作的座右銘。

（四）解放戰爭時期的保密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結束。蔣介石為獨占勝利果實,悍然于1946年6月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奮起反擊，中國革命進入解放戰爭時期。

為了適應解放戰爭的需要，黨中央對保密工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

1、決定在黨政軍內設立各級保密委員會。中央保密委員會在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直接領導下主管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各機關的保密工作。中央保密委員會和黨政軍各級保密委員會的建立，使保密工作從組織上和制度上得到保證，是解放戰爭時期黨的保密工作發展的重要標志。

2、制定了《中共中央保密委員會章程》（草案）。規定了中央保密委員會的性質是：“協助中央、軍委進行有關我黨我軍機要電訊的保密事宜，成為中央秘書長和軍委總參謀長領導保密工作之直接助手”。基本任務是：重點研究機要保密；搜集敵人電訊技術、密碼使用及偵破手段；檢查各地方、各部隊保密工作情況，幫助各機關建立保密制度，指導下級保密工作并在各級保密委員會之間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實行保密工作獎懲制度。

3、把保密工作的重點放在機要電訊保密工作上。在解放戰爭的三年中，使用電臺、電報是這時中央與各部隊各地方進行聯系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也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聯絡工具，電訊的暢通至關重要，電臺、電報的安全、保密更為突出。

為了加強電臺的保密工作，中央把黨政軍三大系統的電臺按涉密的程度分為三類：一類為特定的，實行“一事一密制”，由首長控制使用；二類為半秘密電臺，即黨內經常使用的黨內事務性電臺；三類為公開性電臺。這一措施對于保守黨的核心秘密，進而保障戰爭的勝利，效果十分顯著。

4、對蔣管區黨的保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蔣管區工作的同志，文件隨看隨燒，不準隨身攜帶任何秘密文件；禁止所有同志記錄開會、談論的秘密內容；限制印刷和登載秘密文件、電報；限制秘密文件、電報的閱讀范圍；謹小慎微，在任何細節上都要注意保密。

5、毛澤東同志再次為保密工作題詞。1948年，毛澤東同志在總參謀部《關于加強保密工作的通報》上作出批示：“必須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從以上可以看出，從建黨初期到新中國成立的28年中，黨的保密工作中心任務是保障黨的生存和發展，保障黨所領導的政治和軍事斗爭的勝利。就其內容講，主要是保守政治和軍事秘密。在這個時期，黨始終對保密工作給予高度重視，使保密工作在革命戰爭中不斷得到發展。無數革命先烈，為保守黨的秘密，在敵人面前威武不屈，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一曲曲英雄篇章，形成我黨保密工作的優良傳統。無數戰斗在保密工作崗位的前輩以卓著的成績，創造了光輝的業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保密工作奠定了基礎。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保密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已由革命戰爭年代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一歷史性的轉變要求保密工作要從過去服務于革命戰爭轉變到維護黨和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任務中來。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政務院(國務院)根據形勢的變化，一方面要求保密工作要圍繞消滅國民黨和封建殘余勢力，恢復國民經濟等任務，做好服務工作，保障民主革命任務的完成；一方面要著手建立統一的、國家規模的保密工作機制。

（一）毛澤東主席告誡全黨要重視保守機密的問題

建國初期，敵情十分嚴峻，保密工作形勢不容樂觀。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利用各種手段竊取新中國國家機密，破壞各項建設事業，企圖顛覆新生政權。與此同時，許多國家工作人員由于全國勝利而產生了嚴重的和平麻痹思想。有人認為：“黨和黨的政策都公開了，還要什么秘密！現在又不是做地下工作”。

毛澤東主席對這種麻痹思想進行了批評。1950年3月13日,毛澤東主席在接見第二次全國機要工作會議代表時說：“我們現在比過去大了、公開了，反革命小了，鉆到底下去了。公開的敵人可以看見，好打，秘密的敵人看不見不好打。敵人愈打愈精了，我們愈大，漏洞也就愈多，所以，保守機密的問題應該很好地討論一下”。

（二）黨中央、政務院決定建立統一的、國家規模的保密工作機制

建立統一的、國家規模的保密工作機制，是一個歷史性任務。為實現這一目標，早在建國初期，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領導人民進行政權建設的同時，就把保密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并著手開展工作。

1、黨中央、政務院、中央軍委出臺一系列有關保密工作的政策性文件。1950年1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保密局頒布《國家保密條例》；同年2月,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下發《關于保護黨的機密的指示》、政務院下發《關于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保守國家機密的指示》；同年10月，黨中央下發《關于加強保守黨與國家的機密的決定》。這是建國后，黨中央作出的第一個關于保密工作的決定。《決定》對保密戰線面臨的新形勢作了深刻分析，指出，普遍存在的和平麻痹和輕敵思想以及簡單的保密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國家面臨的外部的強大敵人和內部極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設任務的需要，“保守黨與國家的機密，應引起全黨的極大注意”。《決定》對會議保密、文件管理、涉密人員審查和保密紀律等作了明確規定。

以上這些政策性文件，將保守國家機密的義務主體鎖定為全體黨員、國家工作人員、涉密人員和軍人。

2、政務院頒布了《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鑒于保密工作已成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國家事務，有必要通過國家立法，做好全國保密工作。

1951年2月3日，時任政務院政務委員的薄一波同志在政務院第十八次會議上提出，國家應有一個保密法規。會議研究決定,由齊燕銘、李琦、李金德等人組成《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起草小組,立即開展工作。同年4月，經全國保密工作會議和全國秘書長會議代表討論修改后,《暫行條例》（修正草案）報政務院。同年6月1日，在第八十七次政務會議上，政務委員逐條審議草案后，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提出部分修改意見和補充意見，一致通過該草案。同年6月8日，經毛澤東主席批準，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命令，頒布《暫行條例》。這是我國第一部保密法規。

《暫行條例》共20條，包括立法宗旨、國家機密的范圍、保密組織、適用范圍、保密制度、獎勵和懲處等內容。《暫行條例》不僅強調了全民保密義務，即“各級人民政府、各武裝部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機關、學校、工廠、企業、礦山、倉庫等人員，對于國家機密均須嚴格保守，不得泄露”，還強調各單位須“根據具體情況，將保守國家機密隨時向人民群眾進行必要的宣傳與教育”。

1951年6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保守國家機密而斗爭》的社論，指出,《暫行條例》的頒布實施是“國家建設工作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應該引起全國人民的嚴重注意”。《暫行條例》第一次把黨的保密工作指導思想、方針、政策，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把黨和人民維護國家利益、加強保密工作的意愿上升為國家 意志，對全國保密工作具有統一的、權威的指導性和約束力。在當時百廢待興、建設任務繁重而敵情又十分復雜的情況下，對教育人民提高警惕、消除麻痹思想、自覺同各種泄密竊密行為作斗爭，具有重要意義。

《暫行條例》頒布后，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普遍建立健全保密工作制度。中央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對基本保密范圍進行調查研究，劃清保密界限，根據具體情況和具體環境制定保密制度，并在執行中總結經驗，根據情況變化，及時補充、修改，使其不斷完善，更加符合實際。

3、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保密組織。《暫行條例》頒布后，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全國保密工作會議討論通過的各級保密委員會組織通則，在全國范圍內，按照黨政軍系統，分別陸續建立了各級保密委員會，形成上下統一的保密領導體制。為貫徹黨的保密工作方針、政策及國家法規提供了組織保證。

《決定》和《暫行條例》的頒布和貫徹，以及各級保密組織的建立，為建立統一的、國家規模的保密工作機制打下了基礎。

鄧小平同志于1950年為西南軍區司令部機要處編印的《機要工作》創刊號題詞：今天的環境比過去更為復雜，保護我們的機密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重要。革命的勝利，很容易產生麻痹和疏忽，這就會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故應引起一切負責同志和機要干部的警惕。

（三）國家規模的保密工作機制為經濟建設提供保障

1、全面開展劃分保密范圍的工作。1953年，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上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經濟建設高潮。就在這時，各種宣傳媒體在宣傳報道各條戰線喜訊的同時，也出現了大量而嚴重的泄露國家機密的現象，給敵人搜集我國經濟建設情報提供了可乘之機，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黨中央先是轉發了政務院關于1953年保密工作存在的問題及改進建議的報告，接著在1954年12月發出了《關于在報刊出版物上保守國家工業建設秘密的指示》，明確具體地劃分了國家工業建設方面的保密范圍，規定了哪些工業建設項目屬于國家機密，不能公開報道，哪些不屬于國家機密，可以公開報道，同時規定了報刊出版物保守國家工業建設秘密的措施。

《指示》的傳達貫徹，對于提高大家的保密意識和自覺性，對于敦促各部門普遍加強領導、建立制度，對于制止報刊出版物的泄密現象產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指示》是從報刊出版物保密的角度提出的，而且采取了從嚴的限制措施，所以在實際工作中，使保守秘密與各類資料的正常供應發生了矛盾，特別是科研部門和高等院校得不到必要的資料，影響了科研和教學。同時由于保密范圍偏寬，反而助長了有些人的麻痹思想，使真正應該保守的國家機密保不住，泄密現象禁而不止。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做到既嚴格保密，又便利各項工作，1956年10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劃分保密范圍和改善資料供應工作的通知》，要求在中央國家機關普遍開展劃密工作。《通知》指出，劃分機密與非機密和機密等級是嚴格保守國家機密和有利國家各項工作進行的必要措施，必須按照“既能便利工作，又能嚴格地保守國家機密” 的原則認真研究，通知強調，“保密范圍是指國家的機密，就是關系到國家安全的東西，不要把一般機關內部的保密事項（如人事變動、保衛工作等）列入國家機密范圍”。在國務院批轉的國務院保密委員會《關于保密工作座談會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只有泄露了會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東西才能列入國家機密的范圍”，當然，“在收縮保密范圍時要慎重，不要把應該保密的東西也放棄不保了”。通知還對國家機密的等級和劃密工作的步驟做了規定。在此之后，根據通知精神，國務院保密委員會通過座談、進行試點到逐步推開，并組成審查小組，逐一審核工業、交通等各部門報送的保密范圍，分批予以公布。前后經過兩年時間，做了大量組織工作。在此同時，各級保密組織還普遍建立健全了各項保密制度。

2、進一步做好科學技術保密工作。隨著我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我國引進的科學技術和自行研制的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為進一步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在1956年1月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全國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科學技術在國防、經濟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顯著作用，由于我國是在帝國主義全面封鎖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所以科學技術保密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黨中央、國務院給予了高度重視。

為了適應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的形勢，加強科學技術保密工作，從1958年開始的幾年內，黨中央、國務院陸續發出關于科學技術保密問題、關于科學技術成果保密問題、關于科學技術保密范圍和密級劃分、關于國防科學技術保密、關于尖端科學技術保密問題等10多個規定、通知、辦法。這些文件分別對科學技術的保密范圍、密級的劃分、保密范圍和密級的調整、科技保密管理的分工、宣傳報道的保密審查等作了規定，對科技成果的國際交流和國內交流推廣應遵循的原則作了規定，是保密管理逐步深化和科學的過程。文件對科學技術保密范圍，提出要分行業制定由國家科委批準以作為全國統一的保密范圍；對科學技術的密級要根據該技術的生命期每年調整一次；強調科學技術的保密和交流是兩個不同的側面，保密一般是對資本主義國家，比較重大的技術秘密即使兄弟國家也應由政府主管部門通過技術合作和外交途徑來供給，不應因對國外保密而妨礙國內的傳授和交流，不能因保密而阻礙交流推廣，凡需要推廣的技術要大力推廣；對于宣傳報道，文件規定應只講意義和作用，不得涉及具體過程和數據。這些文件的貫徹對于推動科學技術的交流與保密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關于科學技術中尖端技術的保密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特殊的保密措施，在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專門委員會領導下，從科研到生產的各個環節，實行了在各級黨委領導下，相信群眾，加強教育，建立嚴格保密制度的辦法。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保守尖端科學技術秘密、完成特殊的任務、維護國防安全是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的。

為了總結科學技術保密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改進和加強科學技術交流與保密工作，1965年9月,中央保密委員會、國家科委召開全國科學技術交流和保密工作會議，討論《關于科學技術交流和保密工作的報告》及《關于科學技術交流和保密工作的若干意見》。會后，黨中央、國務院批轉了這兩個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貫徹執行。《若干意見》中對形勢和任務、正確處理交流與保密的關系、科學技術情報、技術進口與出口、科學技術的保密范圍和密級劃分、區分國防保密與技術保密、區分經濟保密、公文保密與技術保密等方面的問題作了比較全面的明確的闡述。這是一份反映多年來我國科學技術交流與保密工作的總結，它標志著我國科學技術交流與保密工作的方針、政策的系統和成熟，對于推動后來科學技術交流和保密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僅這個文件，包括其他許多有關科學技術保密的規定精神，都沒有付諸實施。

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保密工作

“文化大革命”時期從1966年5月開始至1976年10月結束。

（一）“文化大革命”期間，保密工作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由于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煽動和破壞，人們的思想被搞亂，無政府主義猖獗。“紅衛兵”沖擊黨政機關，打、砸、搶，使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無法正常工作，社會各方面幾乎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種名目的派性群眾組織以批判“修正主義”為名到處抄材料、撒傳單、印小報，造成國家秘密的泄露；有的地方出現壞人鉆空子，明目張膽地搶奪檔案，發生了嚴重的泄密事件；保密組織、保密制度、保密紀律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正常的保密工作無法進行，在許多人眼里，似乎黨和國家無密可保了，嚴重危害了黨和國家秘密的安全。

（二）黨中央、國務院為了保守黨和國家秘密的安全，采取了許多應急性的措施

黨中央、國務院先后發出《關于文化大革命中保障黨和國家機密安全的規定》、《關于文化大革命中保護各種文件檔案和機密資料安全的規定》、《關于機要保密問題的通知》、《關于確保機要文件和檔案材料安全的幾項規定》、《關于禁止在書刊、傳單上泄密問題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紅衛兵”和群眾組織要保護黨和國家的機密，任何人不得強行進入檔案、資料部門的辦公室和庫房；嚴禁任何人印發未公開發表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負責同志的著作、講話，不得翻印機密文電，防止發生泄密；對壞人的破壞要揭露并依法處理。這些《規定》、《通知》的發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對于黨政機關要害部門的沖擊，維護了國家秘密的安全。

1971年9月，在發生了林彪事件的時候，黨中央、國務院為了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連續三次發出通知，提出保密要求，教育全黨提高警惕，不得有絲毫麻痹，防止發生泄密事件。

“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因為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給黨和國家秘密的安全帶來危害，但由于有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由于有在逆境中堅持工作的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努力，由于黨的保守秘密的優良傳統深入人心，許多關鍵部位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好的，是經得住考驗的，關系黨和國家安全的核心秘密并沒有被泄露，例如這一時期的國防尖端技術的研制秘密，盡管外國勢力多方設法獲取，但都沒有得逞，繼原子彈試驗成功后，氫彈順利爆炸，人造衛星成功發射，從而打破了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和稱霸，震驚了世界，振奮了人心，壯大了國威。

四、新時期的保密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幫”，國家政治生活出現了轉機，黨的各項工作逐漸恢復正常。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標志著我國進入了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

（一）大力恢復整頓保密工作

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形勢，各條戰線、各項工作都經歷了一段撥亂反正、恢復整頓階段。保密工作恢復整頓的重點任務是恢復組織，建立制度，加強教育，明確保密對象等工作，為蓬勃發展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大局提供服務。

1、恢復保密組織。1978年7月，黨中央發出《關于恢復和健全保密委員會的通知》，中央保密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恢復并開始工作，中央國家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也 相繼恢復和健全了保密組織并開始辦公，中斷了10年的保密工作重新走入正軌。1979年11月，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同志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上作報告講到高級干部要帶頭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時，特別強調了保密問題。

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秘密嚴重外泄的情況依然存在，這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1980年4月4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保密問題報告會，針對黨政軍機關存在的10個方面泄密漏洞，提出了整頓的措施和要求。4月11日，《人民日報》再次發布1951年頒布的《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并配發題為《提高警惕加強保密工作》的社論。“四四”報告會是保密戰線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撥亂反正，把保密工作提上各級黨委和政府議事日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以此為標志，開始了保密工作的撥亂反正和恢復整頓。

此后，在1980年、1983年，黨中央對中央保密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又作了兩次調整，確立了保密工作在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下“實行分工管理，逐級負責”的領導體制。1985年黨中央進一步確定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對外稱國家保密工作局（后改為國家保密局），行使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保密組織的調整，適應了改革開放新形勢對保密工作的要求，為推動全國保密工作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組織保障。

2、清理和修訂保密制度。由于改革開放引進資金、技術，與外商合資、合作，外商要求為其提供必要的經濟、技術、環境等有關的資料，而哪些是保密的不能提供，哪些雖是保密的但經過批準也可以提供，因沒有統一的規定，無所遵從，影響了合資、合作。因此盡快清理和修訂保密制度成了當時面臨的首要問題。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組織力量經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清理、修訂、新建了相關的保密制度和規范性文件，首先匯編了《涉外保密工作文件摘編》。然后會同外交、公安、軍工、電信等有關部門，就有關對外提供和公開發表社會經濟統計、經貿統計資料、科技資料等的保密界限問題，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報告和建議，由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陸續批發各地執行。接著又會同有關部委根據上述文件精神，陸續制定了對外提供我國計劃資料、統計資料、測繪資料和軍事設施安全、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保密規定。這些文件和規定的下發，對于保障和促進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起了積極的作用。

3、開展了大范圍的劃密工作。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中央保密委員會還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了從中央主管部門到縣以上單位的大范圍的劃密工作，歷時兩年。這次劃密雖然沒有統一的法定的標準，但經過工作，大體摸清了國家秘密的分布、數量，初步分清了密與非密、核心秘密與非核心秘密的界限，為保障改革開放，為后來的保密立法和依法規定國家秘密及其密級的具體范圍作了思想上和資料上以及干部能力上的準備。

（二）確立新時期保密工作的指導思想

1983年4月，中央保密委員會根據中央指示,召開了省市自治區保密工作座談會。會議認真分析、研究了我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后保密工作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了新時期保密工作的指導思想，寫進會議形成的《省、市、自治區保密工作座談會紀要》。同年5月，中央書記處批準了這一紀要,由中央辦公廳印發全黨全國。

新時期保密工作指導思想是：“提高革命警惕，貫徹突出重點、積極防范的方針，堅持內外有別、既便利工作又確保秘密的原則，確保黨和國家的核心秘密，有領導、有控制地放寬對非核心秘密的限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指導思想闡明了保密工作的基本前提、思想基礎和基本任務，確定了保密工作的方針、政策和原則，為全國保密工作指明了方向。1988年，這一指導思想被寫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成為了國家意志。

（三）切實加強保密法制建設

1、保密立法是建設法制國家、依法治國的組成部分，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從1979年的《刑法》設定“泄露國家重要機密罪”之后,1982年《憲法》規定了保守國家秘密是公民的義務。1988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是1980年提出，經過8年努力完成的,是一部積累我國保密工作的經驗，又借鑒了國外保密法律的新鮮經驗的專門的保密法律。1990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國家保密局頒布了《保密法》的重要配套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辦法》。199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新《刑法》適應新的形勢，是打擊危害國家秘密安全犯罪的有力武器。

此外，在國家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規中，凡涉及國家秘密的，例如國家安全法、統計法、測繪法、公務員法等，都設定了相應的保密條款。2010年4月29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這次《保密法》的修訂是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特別是信息化建設快速推進和民主法制建設的不斷發展而進行的，作了很多重要的修改，這里就不具體講了。

2、國家保密局根據《保密法》的授權或其他法律、法規的精神，從1989年開始,以很大的精力抓了《保密法》配套法規的制定。單獨或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和修訂的保密規章達120多個,其中有關各行各業各項工作的保密范圍的規定95個，其他如有關秘密文件資料印制保密、新聞出版保密、對外提供資料保密、科學技術保密、國家秘密技術出口保密、通信計算機及其網絡保密等等的規章，覆蓋了多個領域，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為依法管理國家秘密，依法開展保密工作打下了基礎。

3、緊密結合新形勢和新任務，深入開展保密普法教育。堅持把保密宣傳教育作為基礎性工作來抓,保密培訓班、報告會和保密知識競賽、展覽等多種形式的宣傳教育活動持續開展，黨校、行政學院保密教育質量明顯提高。特別是近年來，宣傳教育內容更加豐富，形式不斷創新，運用典型案例和現代傳媒技術拍攝播放的保密教育片影響大，效果好。保密宣傳教育工作基本形成以內部教育與外部宣傳、正面教育與警示教育、全面教育與重點教育相結合的長效機制，人們的保密觀念普遍增強。

（四）不斷推進保密技術的發展

1、黨中央高度重視保密技術工作。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發展,信息的需要量和傳輸量不斷增加,采用現代技術手段成為必然。與此同時，國際上利用現代技術竊取秘密的活動也愈演愈烈，給保密工作增加了相當的難度。因此，大力發展保密技術，提高保密技術防范和檢查能力，成為保守國家秘密安全至關重要的問題。

黨中央最早提出這個問題是在1980年4月保密問題報告會上。1985年,黨中央、國務院批轉中央保密委員會關于調整和加強我國保密通信工作管理的報告，指出：“在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保密與竊密出現了比過去更為復雜的情況，保密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1990年7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加強保密工作的通知，把運用現代技術做好保密防范工作提高到切實加強保密工作的6項重要工作之一,指出：“運用現代技術加強防范，是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手段。”199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對加強新形勢下保密工作的指示進一步指出：當前的保密與竊密斗爭日趨激烈，“保密與竊密的較量愈來愈帶有高科技抗衡的特點”，因此，“發展保密技術，逐步實現保密工作技術手段的現代化，是新形勢下有效保護黨和國家秘密安全的重要舉措”。為落實黨中央決定，1999年底，中央保密委員會印發了關于做好高技術條件下的保密工作的意見。

2、全面制訂和實施保密技術工作發展規劃。為了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精神，國家保密局加大了高技術條件下保密工作的力度。從1986年開始，國家保密局承擔了保密通信技術的管理職能，并在開發研究和推行應用保密技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96年7月18日,中央保密委員會下發國家保密局制定的《保密技術工作“九五”發展規劃》。1997年11月28日，國家保密局下發《〈保密技術工作“九五”發展規劃〉實施辦法》，對“九五”期間保密技術發展的基本原則、保密技術研究、保密技術檢查、保密技術裝備、保密技術法規和標準、保密系統信息網絡、保密技術產品管理、保密技術教育等工作做了具體闡釋。

為落實中央領導同志批示精神，1999年11月3日,中央保密委員會印發了《關于加強高技術條件下保密工作的意見》，要求統一思想，充分認識加強高技術條件下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正確處理保與放的關系，切實做到“該保密的能夠保住，該交流的還能交流”；跟蹤世界保密技術發展前沿，增強與高技術竊密抗衡的技術能力；應對高技術對保密工作的挑戰,進一步強化保密管理。2001年3月5日和2006年5月25日，國家保密局下發《全國保密技術工作“十五”發展規劃》和《全國保密科學技術工作“十一五”發展規劃》。

隨著三個五年規劃的逐步落實，保密技術工作得到快速發展。保密技術不斷創新發展，技術防護能力大幅提升。按照國家保密技術發展規劃，保密科學技術投入不斷加大，基礎建設明顯加強。保密技術規范和標準日臻完善，出臺了國家保密管理標準和保密技術標準20多個，制定了計算機保密管理規定、計算機信息系統保密管理暫行規定和手機使用保密管理規定等多個規章。保密技術裝備和防護產品日益普及。國家和地方保密技術檢查機構相繼建立，國家保密技術檢查和防范體系基本形成，在全國范圍內對涉密信息系統實行了分級保護，開展了大規模的計算機網絡保密技術檢查，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保密技術工作的迅速發展，為做好信息化條件下的保密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技術支撐和保障，為保密工作的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五）始終堅持黨對保密工作的領導

保密工作歷來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工作。和平建設時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發展。在新的歷史時期,黨中央、國務院進一步加強對保密工作的領導，及時對保密工作提出任務，指明方向。

1、召開了兩次保密工作的報告會

1980年4月,在黨的工作重點剛剛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候,黨中央召開保密問題報告會，深刻分析保密工作面臨的形勢，提出整頓保密工作的具體要求，指出保密工作必須撥亂反正，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堅定地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服務。

1990年12月，為貫徹黨中央發出的《關于加強保密工作的通知》精神，中央政治局決定舉辦高級干部報告會，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喬石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

2、印發了三份加強保密工作的文件

1990年7月，針對當時保密工作暴露出來的問題和國際國內的形勢,黨中央發出《關于加強保密工作的通知》，指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保密工作不僅不能放松，而且愈加顯得重要”，提出“各級黨委要切實加強對保密工作的領導”。1993年12月，為貫徹中央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方針，迎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保密工作的挑戰，黨中央批轉了中央保密委員會關于進一步加強保密工作的報告。提出了深入貫徹1990年中央《關于加強保密工作的通知》精神，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下，既有利于各項工作開展,又確保國家秘密安全的新路子等8條意見，對全國保密工作是一次新的推動。

1997年8月,黨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形勢下保密工作的決定》。《決定》以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為指導，從政治和戰略的高度，深刻分析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和保密工作，提出了“保安全、保發展”的戰略任務和保密工作的奮斗目標。各地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定，狠抓保密工作落實，深入研究新情況，不斷解決新問題，保密工作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

3、批準召開了三次全國保密工作會議 1989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國家保密局在北京召開了新時期的第一次全國保密工作會議。會議總結了改革開放10年來的保密工作，研究部署國家保密局成立后的保密工作任務和《保密法》的貫徹實施。會議期間，中央領導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會議代表并合影。

1992年5月,為研究推動保密工作進一步適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新形勢的措施辦法，經黨中央批準，中央保密委員會在北京召開新時期的第二次全國保密工作會議。會議深入學習了鄧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講話，明確了當前保密工作的主要任務。這次會議對保密工作如何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保障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意義。

1996年12月，在我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高科技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的背景下，為研究解決影響保密工作發展的重大問題，經黨中央批準，中央保密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新時期的第三次全國保密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以黨和國家第三代領導集體會見全體代表，并與部分代表座談，江澤民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而成為保密工作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盛會，成為新時期保密工作發展的里程碑。

4、高度重視信息化條件下的保密工作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信息化條件下的保密工作,要求我們一定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戰略高度,充分認識竊密與反竊密斗爭的嚴峻性、復雜性和長期性，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加強保密工作，確保黨和國家秘密的絕對安全。2008年10月，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了維 護國家安全問題，要求我們必須始終把國家安全放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對待。2008年以來，針對發生的幾起重大泄密事件，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立即采取果斷措施，切斷泄密來源，同時查明原因，嚴肅處理，堅決杜絕此類事件發生。為加大保密工作的力度，黨中央還決定將國家保密局升格為副部級。

為了落實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國家保密局連續3年在全國開展了以技術檢查為主的保密工作大檢查，查處了一批重大泄密事件，加大了保密宣傳教育力度，制作保密教育專題片在全國播放；加強涉密人員的管理，全國層層簽訂保密承諾書；大力加強保密技術手段建設，研制開發了涉密計算機保密防護系統，正在各級黨政機關推廣應用，努力建設人防、物防、技防相結合的綜合防范體系，真正發揮保密工作的服務保障作用。

第五篇：中共重要歷史會議

一、標志著黨的工作重心三次轉移的會議 1、1927年的八七會議：標志著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2、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標志著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3、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二、中國共產黨會議總結

A—民主革命時期（1921-1949）一）黨的創建時期（1921-1923）

1、“一大”（1921/7/23 上海）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2、“二大”（1922/7 上海）

A: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a:最高綱領--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b：最低綱領--打倒列強除軍閥，統一民主共和國。

B:群眾路線的方法。國共第一次合作------

3、“三大”（1923/6 廣州）確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二）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國共十年對峙時期

1、“四大”（1925/1 上海）確立領導層建立工農聯盟。（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2、“五大”（1927/4/27武漢）批評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3、“八七”會議（1927/8/7漢口）（1）背景:大革命失敗

（2）內容: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決定發動秋收起義。“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3）意義: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的轉折點。

4、“六大” ①：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會議（莫斯科）。

②：提出了錯誤思想（土地國有化）。

5、“三灣改編”（1927/9）第一次提出黨指揮槍。6：“古田會議”（1929/12）①正式確立黨指揮槍原則。②確立了軍隊政治建設原則。7：“遵義會議”（1935/1/15-17）(1）背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2）內容：解決博古等人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3）意義：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在革命的關鍵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8:“瓦窯堡會議”（1935/12）（1）背景: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2）內容：會議分析了華北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三）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國共第二次合作時期

1、“洛川會議”（1937）通過《抗日救亡十大綱領》，決定實行全面抗戰路線，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

2、“六屆六中全會”（1938/9-11）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3、“七大”（1945 /4/23-6/11延安楊家嶺大禮堂）(1）內容：①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報告，提出廢除國民黨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劉少奇《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論解放區戰場》，周恩來《論統一戰線》，任弼時《關于黨的歷史問題》 ②制定黨的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③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把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正式寫入黨章。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的首次提出。(2）意義：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實現中國的光明前途準備了條件。四）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第三次國民革命時期

1、“七屆二中全會”（1949 河北平山縣西柏坡）

(1）內容： ①提出黨的工作中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開始城市領導農村時期。②提出黨的總任務是迅速恢復發展生產，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③告誡共產黨人要警惕“糖衣炮彈”的進攻。(2）意義：解決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重大問題。

2、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9北平）

(1）內容： ①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②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B—建國后召開的會議（1949-2013）

一）過渡時期（1949-1956）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4）①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②選舉國家主席，任命國務院總理。

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6-1966）

1、八大（1956/6））

(1）內容： ①正確分析了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現狀之間的矛盾。②提出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把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②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2）意義：為我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陳云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董必武提出加強法制建設。

2、八大二次會議（1958 北京）提出了忽視客觀規律的總路線，推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展。

3、廬山會議（1959）錯誤地開展了對彭德懷等人的斗爭，使“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

4、七千人大會（1962 北京）建國以來人數最多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初步糾正了“反右傾”運動的錯誤。三）“文革”時期（1966-1976）

1、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夏 北京）標志著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展。

2、“九大”（1969/4北京）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指導思想是錯誤的）。

3、“十大“（1973/8北京）穩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地位。四）徘徊時期（1976-1978）

1、“十一大”（1977/8）粉碎四人幫，并沒糾正錯誤。

2、全國科學大會（1978）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 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8-2013）

1、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

(1）內容： ①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②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全面糾正“左”傾錯誤，做出把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③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

(2）意義：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轉折，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農村聯產承包制是我國最早的改革

2、十一屆六中全會（1981）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建國以來重大歷史事件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進行了全面總結和客觀評價。徹底否認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使用了“初級階段”。

3、“十二大”（1982）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4、“十三大”（1987）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制定了黨在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三步走戰略的提出。

5、“十四大”（1992）確定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6、十四屆五中全會（1995/9月）第一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

7、“十五大”（1997）提出并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確立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并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第一次深刻地闡述了“依法治國”的含義。

8、十五屆四中全會（1999/9）《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西部---是指十二個省區（甘肅、陜西、寧夏、新疆、青海、四川重慶、云南、貴州、西藏、廣西、內蒙）。

9、“十六大”（2002）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將“三個代表”寫入黨章。

10、十六屆三中全會（2003/10）《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是黨的文件第一次提出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實質---實現經濟又（更）好又（更）快發展）。

11、十六屆四中全會（2004/9/16-19）《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第一次提出了和諧社會。12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2006/3/4）委員討論時胡錦濤同志首次提出“八榮八恥”。

13、十六屆六中全會（2006/10/8-11）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

14、“十七大”（2007）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和成功經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作了科學概論。闡明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進一步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和戰略部署。并把科學觀寫入黨章。正式提出“生態文明”。

15、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16、十七屆五中全會（2010/10/15-18）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科學發展觀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17、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18、“十八大”（2012）首次將“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了新的闡述。首次提出“生態文明建設”。亮點一：兩個“五位一體”構成

黨和國家戰略新布局黨的十八大報告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從“四位一體”擴展為“五位一體”，這表明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從認識到實踐都達到了新的水平。早在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總體布局，這一“三位一體”總體布局從黨的十三大一直延續到十六大。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總體布局中增加了社會建設，拓展為“四位一體”。適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越來越迫切的期待，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了突出地位，納入總體布局，拓展為“五位一體”。這“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對應著全國老百姓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大權益。特別是通過生態文明建設，我們黨和國家將在實現當代人利益的同時，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黨的建設總體布局也是“五位一體”，即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頗有深意的是，兩個“五位一體”都有一項具有凈化功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生態文明，體現著自然界的凈化，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反腐倡廉建設，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黨的肌體的自我凈化能力。

亮點二：科學發展觀是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定位，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我們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是在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中，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實現了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三次與時俱進，第一次是將鄧小平理論列為黨的指導思想，第二次是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列為黨的指導思想，第三次是將科學發展觀列為黨的指導思想。因而這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最大的理論亮點和歷史貢獻。亮點三：“八個堅持”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

黨的十八大報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新的理論概括，強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八個基本要求，分別是：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必須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須堅持促進社會和諧，必須堅持和平發展，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八條，不僅條條都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長遠指導性，而且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信念，必將極大地推進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凝聚力量、攻堅克難，扎扎實實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亮點四：“兩個百年目標”是奪取新勝利的兩座里程碑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兩個百年奮斗目標，一個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是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最早是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此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以及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都作了重申。

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這兩個百年目標，是要強調，此時此刻，我們正處于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重要時刻，我們既倍加自豪，又對黨和人民確立的理想信念倍加堅定，對黨肩負的歷史責任倍加清醒。也可以這樣說，這兩個百年目標必將成為我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兩座里程碑。亮點五：從“五個方面”充實完善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要求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從“建設”到“建成”，這一字之變，是個質的飛躍；這一字之改的“含金量”很高，為我們扎扎實實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一個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階段性目標，把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會美好前景，更加清晰地呈現在全國人民面前，必將極大激發全國人民的奮斗熱情。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的目標要求分別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報告還提出了明確目標，即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到那時，全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用水平將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將總體實現，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創新人才培養水平將明顯提高，教育現代化將基本實現，農民工子女將平等接受教育，讓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有用之才，城鄉就業將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將會縮小，中等收入群體將持續擴大，扶貧對象將大幅減少，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將加快，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將實現常住人口全覆蓋，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人居環境明顯改善，住房保障體系基本形成。老百姓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幸福感將普遍增強！

全面深化五大體制改革也在目標要求中全面呈現，明確了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深化改革開放的重點。用一個形象的概括，就叫做“高舉旗幟走轉改”，“高舉旗幟”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走”就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轉”就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亮點六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政治體制改革重要內容

中共各大(1至17)的主要內容

1大：黨的“一大”通過的黨綱主要內容有：確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黨的基本任務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各項活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黨的組織方面的規定為，在全黨建立統一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地方組織必須接受中央的監督和指導等。2大：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對象，指出：當前的中國革命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前途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宣言實際上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3大：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問題

4大： 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研究和討論中國共產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工人階級如何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以及黨在組織上和群眾工作上如何進行準備的問題。5大：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并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

6大：大會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同時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明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十大政治綱領：第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第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第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第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第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第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第七，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耕地歸農民；第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安置工作；第九，取消一切軍閥政府的稅捐，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第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大會指出了當時國內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7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大會提出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大會強調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強調了群眾路線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次大會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為抗日戰爭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8大：大會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和新黨章。規定了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這次大會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9大：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正草案。九大通過的新黨章，錯誤地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進了總綱；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歪曲的闡述；砍掉了原黨章中黨員權利一節，取消了黨員的預備期，取消了中央書記處，取消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等機構。九大自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和“左”傾狂熱氣氛所籠罩。它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更加合法化。實踐證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10大： 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十大黨章保留了九大黨章中關于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內容，在結構上作了些調整，條文部分改得不多。總綱中只取消了有關林彪的論述和林彪的論點。值得指出的是，十大黨章在“左”傾錯誤方面的新發展，主要是充實所謂兩條路線斗爭經驗的內容，把“批判修正主義列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長期任務”；片面提出“反潮流”原則，要求黨員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

11大：清算四人幫，回歸經濟路線，重新開始建設中國經濟。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開始改革開放進程。

12大：提出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報告從經濟建設、思想建設、政治建設和黨的建設等方面，完整系統地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和各項方針政策。

13大：報告明確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就是：領導和團結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這條基本路線，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改。它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繼續、豐富和發展，是符合我國國情的精辟的理論闡釋。據此，報告分別提出了發展經濟戰略、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中的黨的建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等諸方面的基本方針。此外，報告還規定了6個方面的長遠性指導方針。

14大：第一，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第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金、資源、技術和管理經驗；第三，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高度重視農業，加快發展基礎工業、基礎設施和第三產業；第四，加速科技進步，大力發展教育，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第五，充分發揮各地優勢，加快地區經濟發展，促進全國經濟布局合理化；第六，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有一個較大的發展；第七，下決心進行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切實做到轉變職能、理順關系、精兵簡政、提高效率；第八，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到新水平；第九，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加強環境保護；第十，加強軍隊建設，增強國防實力，保障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順利進行。

15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大會的議程是：（1）聽取和審查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2）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書面）；（3）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4）選舉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5）選舉新一屆中央紀律檢查委7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大會提出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大會強調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強調了群眾路線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次大會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為抗日戰爭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8大：大會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和新黨章。規定了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這次大會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9大：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正草案。九大通過的新黨章，錯誤地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進了總綱；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歪曲的闡述；砍掉了原黨章中黨員權利一節，取消了黨員的預備期，取消了中央書記處，取消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等機構。九大自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和“左”傾狂熱氣氛所籠罩。它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更加合法化。實踐證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10大： 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十大黨章保留了九大黨章中關于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內容，在結構上作了些調整，條文部分改得不多。總綱中只取消了有關林彪的論述和林彪的論點。值得指出的是，十大黨章在“左”傾錯誤方面的新發展，主要是充實所謂兩條路線斗爭經驗的內容，把“批判修正主義列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長期任務”；片面提出“反潮流”原則，要求黨員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

11大：清算四人幫，回歸經濟路線，重新開始建設中國經濟。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開始改革開放進程。

12大：提出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報告從經濟建設、思想建設、政治建設和黨的建設等方面，完整系統地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和各項方針政策。

13大：報告明確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就是：領導和團結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這條基本路線，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改。它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繼續、豐富和發展，是符合我國國情的精辟的理論闡釋。據此，報告分別提出了發展經濟戰略、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中的黨的建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等諸方面的基本方針。此外，報告還規定了6個方面的長遠性指導方針。

14大：第一，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第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金、資源、技術和管理經驗；第三，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高度重視農業，加快發展基礎工業、基礎設施和第三產業；第四，加速科技進步，大力發展教育，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第五，充分發揮各地優勢，加快地區經濟發展，促進全國經濟布局合理化；第六，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有一個較大的發展；第七，下決心進行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切實做到轉變職能、理順關系、精兵簡政、提高效率；第八，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到新水平；第九，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加強環境保護；第十，加強軍隊建設，增強國防實力，保障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順利進行。

15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大會的議程是：（1）聽取和審查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2）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書面）；（3）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4）選舉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5）選舉新一屆中央紀律檢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