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瞭望》文章：社會管理考驗“中國智慧”

《瞭望》文章：社會管理考驗“中國智慧”

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其名著《風險社會》一書中所揭示的，在后工業化時代，人類正步入“風險社會”。當今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交織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遭遇社會轉型拐點。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教育、醫療、住房、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遷、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生態環境等熱點領域不斷積聚能量，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極端事件增多，消極腐敗現象和嚴重犯罪活動影響嚴重，還有一系列天災人禍給公眾內心帶來的顛簸、震動，無不令中國人對于“風險社會”的體味更加深刻。

而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不協調、不科學、不可持續的負面效應和社會斷裂，集中投射、釋放于社會層面，對社會管理的壓力重負不言而喻。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能否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發展局面，幾乎決定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有著超高的風險系數。

一面是無“主管機構”的新單位、社會人不斷增加，人口流動加劇，網絡行為活躍，需要大幅增加社會管理和服務資源投入；另一面是社會管理體制中多頭管理與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隊伍“質”、“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遷、勞資矛盾、就業壓力等社會矛盾大量產生，社會階層固化、對立趨勢漸成，部分社會成員道德失范、年輕一代價值取向“神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會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會用，執法無力與執法暴力、行政傲慢與行政無能并行

面對現實，要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需要首先弄清社會管理事務中哪些是政府該管的，哪些是不該管的？該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該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給誰？還有，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中哪些價值觀念應該繼續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減壓閥、出氣口的作用？

從另一個維度看，政府已然無法延續“一方獨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會力量及時融入，使“大社會”名副其實。但政府放權了，社會力量能頂上嗎？這也需要政府給予時間、空間，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會力量才能實現健康有序的“自組織”，其間還不可缺少精英階層的實際參與。

也許，通過摸爬滾打，在社會管理實踐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術，但這還不等于就擁有了社會管理的智慧，讓人民順心。

相對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務”。俯下身去傾聽，人民群眾會告訴我們，大家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什么樣的管理服務，怎樣才能管理好社會。“誠意＋技術”，才是開出社會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礎?！?文/楊琳)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處在“亞健康”狀態，急需對癥下藥，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里，讓社會管理走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新華社江蘇分社副總編輯 郭奔勝

帶著愿景，具有特殊時間坐標的2011年走進了中國人的生活：物價還會漲嗎？房價能降嗎？拆遷能依法了嗎？治堵能見效嗎？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嗎這些被帶入新年度的問號能否拉直，相關因素很多，但社會管理能否給力成為關鍵。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社會管理面對的新挑戰、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社會管理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依然燃點較低。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相對于經濟建設而言，社會管理的“表情”繃得較緊。無論是已開啟的“十二五”，還是在戰略機遇期的下一個10年，社會管理的成敗直接考驗著“中國智慧”。

“四個維度”折射社會“表情”

“糾結”，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管理“心情”的生動寫照，由此而產生的“表情”自然輕松不起來。以下四個維度更能折射出社會管理的“表情”。

“寧信訪不信法”。信法是調解一切社會紛爭的基礎。然而，現實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信訪不信法”傾向。不管是民與官的矛盾，還是民與民的矛盾，信訪似乎成為解決矛盾的一種習慣心理。行政資源比法律資源有限，大量的信訪案件難以得到及時處置，積案迅速增加，處置難度加大。法律資源雖然豐富，但分享法律資源的成本卻很高，尤其是時間長、費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現象，與人情案、金錢案的打不贏官司現象并存，加劇了社會“不信法”的程度。

“公權強私權弱”。公權力與私權利達成相對平衡，是減少社會矛盾的內因。但目前部分領域、地區、環節，卻存在公權力頻繁損害私權利的嚴重問題，在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中尤為突出。與私權相比，公權力本就處在強勢地位，需自我約束、自我規范。但少數行使公權力的部門或干部，卻屢屢侵犯私權利，引起社會矛盾，甚至導致命案發生。公權力肆意妄為不僅破壞了平等、法治的精神，還誘發了負面社會情緒，導致社會管理難度增大。

“個體誘發群體”。近些年來，一種類型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引起社會管理者的警覺，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個個體矛盾，但最后卻釀成了大規模沖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個孩子用石塊劃了一位老板的汽車，老板生氣打了孩子。一個簡單的糾紛，但卻導致上萬人參與，發生打砸行為。個體矛盾演變為群體性事件，反映了“無直接利益沖突”升級的新趨勢。個體靠群體來維權，群體拿個體來說事，這無疑給社會管理提出了新挑戰。

“網下冒煙網上燃燒”。社會從來都不會是風平浪靜的，更何況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加速發展時期，社會階層深刻變動，社會結構深刻調整，社會心理深度撞擊。在傳統的社會條件下，社會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斷的，彼此之間“串燒”的少，社會群體之間也很難實現大范圍的溝通，社會情緒的傳染烈度較低。但在網絡時代，局部沖突易被放大，社會矛盾交織難辨，社會情緒加速感染，出現“網下冒煙網上燃燒”的新勢頭?！叭沼涢T”“香煙門”“報銷門”“回扣門”，這些網下“不軌行為”經網絡迅速傳播后，變成了“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在成為社會管理新工具的同時，也正成為社會管理的難點?！氨砬椤北澈蟮乃膫€“不適應癥”

這些社會“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階段的社會心理。從已經發生的事件不難看出，一些滯后的社會管理理念也在加劇著“新表情”的出現。面對“新表情”，社會管理者卻出現了不適應癥狀。

“守法不適應癥”。依法行政是各級政府自身建設的首要目標，然而法治意識淡薄卻是少數政府人員、公職部門的典型癥狀，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管理事務中，他們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長官意識、部門意識占上風，隨意決策，主觀臆斷，導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為嚴重偏離群眾意愿，甚至完全背離社會管理規律，結果越管理越亂，越管理群眾越不滿意。

社會的成熟程度，決定著社會管理的質量，成熟的社會要求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法律賦予的權限里審慎履行職責。但現狀離群眾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門利益時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門立法還沒有徹底糾正，公職人員權力尋租時有發生，等等。守法，是社會的底線，也是社會管理的基石。如果社會管理者自身還存在“守法不適應癥”，必將貽害無窮。

“限權不適應癥”。當前，社會矛盾滋生的一個誘因就是社會管理者不當行權，在一些領域、一些環節，社會管理者的權力膨脹得很厲害，“強權”色彩十分濃厚。近年來屢屢發生的跨省逮捕所謂“誹謗者”的行為就是一個有力例證。這些公職部門或公職人員動輒揮舞著權力大棒，不允許公眾有半點“不敬”，面對輿論監督，他們不是內省而是千方百計通過“抓人”來消除所謂“負面影響”。

社會管理中還存在大量權力不受制約的現象，比如拆遷補償協議還沒談妥，擁有推土機指揮權的人就野蠻地把房屋給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權力怎能管出和諧社會來？對那些習慣了不受約束的管理者來說，限制他們的權力無疑是“革他們的命”，他們會百般抵制、極端不適應，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化小不適應癥”。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會的前提。當前，社會利益主體多元、人員構成多元、價值判斷多元，出現小規模矛盾沖突實屬正常，社會本可以通過“把矛盾化解在小”的辦法來調解矛盾，維持社會的動態穩定。但目前社會管理者發現和處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觀上說，一些小矛盾的確難發現，但一些基層領導干部主觀上的確存在不重視小矛盾的思想傾向，通常憑人數多少、沖突強弱來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從潛在風險和關聯度來認識矛盾。比如社會普遍用“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等這樣的名稱來表達對社會分層的理解，其中蘊藏著對機會不公的不滿。在這樣的社會心理中，一個家庭富裕的學生與一個農村學生之間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變成為一起群體性事件。但在不少社會管理者中，這樣的警惕和判斷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監督不適應癥”。監督是社會管理的有效手段。對于社會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權力的管理部門或管理人員來說，監督是保證他們手中權力不變形、不尋租、不濫用的利器。但實際上，一些管理者卻對監督很不適應。近兩年來，網絡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錄公務員或提拔行為，引起社會反響。但有些管理部門或管理者卻對此不以為然。從這些行為的實施過程中不難發現，社會管理者帶頭破壞了社會公平規則，用隱蔽的方式排斥監督。要不是網絡介入，這些行為恐怕很難被發現和糾正。

探尋社會管理三劑“良方”

社會系統猶如人的肌體，而社會管理如行醫術。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處在“亞健康”狀態，急需對癥下藥，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里，讓社會管理走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摸準新時期群眾工作脈搏。群眾工作丟不得，這是全社會的共識。但新時期如何做好群眾工作，卻需要在實踐中探索。首先要變“車下去”為“心下去”，跟群眾交朋友，傾聽群眾的心聲，把群眾放在心坎上。一段時期以來，干部出門有車坐，雖然下基層更便捷了，但卻與群眾隔著車窗玻璃。群眾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間的心卻離得遠了。因此，光“車下去”、“身下去”還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變“灌輸”為“協商”。“通不通三分鐘”，這樣灌輸式的群眾思想工作在特定時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眾工作不是單純的思想工作，還包含利益分配、權益保障等內容。因此，與群眾坐下來一起協商，一起討論，形成體現多數人意愿的決策，是群眾工作的新內涵。

三是變“為民作主”為“讓民作主”。在解決社會矛盾、研究發展問題上，尊重群眾意愿、發揮群眾的主體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變“為民作主”的傳統思維，創造“讓民作主”的條件和氛圍。

四是變“送溫暖”為“送公平”。對生活困難的群眾，送溫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從總體上看，群眾更需要公平的發展機會、發展環境和保障條件。社會管理者既要送溫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為主線的社會管理必然會得到群眾擁護。

讓尊嚴看得見、摸得著。尊嚴不是憑空存在著，而是在以下環境中看有無。一是在公共政策中體現尊嚴，當今社會仍存在體制內與體制外、農村與城市、收入高與收入低等差異，公共政策正是縮小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會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區域的人，都應該分享到社會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礎教育，無論生活在什么樣家庭的孩子，都應該擁有受教育的機會?！白屆恳粋€人生活得更有尊嚴”，正是社會建設加速的著力點。

二是在管理的嚴與寬中體現尊嚴。以城市管理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狀態是，大家都彬彬有禮、生活富足，按照規則來生活和工作，但現階段的中國城市還不得不面對尊嚴的拷問。比如當城市管理與擺地攤為生的小商販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還是以人為本至上？顯然，在特定的階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嚴高于城市的秩序，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難群體的尊嚴嵌入進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護私權中體現尊嚴。每個人的合法權益都受到法律保護，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觀上看，私權在今天的社會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視和損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會和被管理者依法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同等的地位，這一點管理者必須心中有數。

對風險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風險，就是不知道如何維護穩定。從社會現實看，哪里的社會情緒積累得多，哪里的社會不穩定風險就高。貪污腐敗、機會不公、貧富差距、資源占有、利益受損等等領域或方面，都積累著較高的社會風險。

當前尤其要警惕決策不當催生的管理風險。社會越多元，對決策的要求就越高，社會越開放，對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從管理實踐看，不少地方在決策中缺少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動輒拆遷幾百萬平方米，動輒讓數萬農民集中居住，動輒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這些決策往往缺少科學論證和民主決策過程，因此在具體執行中存在不少風險，有的還會釀成重大群體性事件。對風險保持敬畏，是社會管理者應有的態度。評估風險不是讓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讓管理更具科學，更符合民意，更體現活力?！?/p>

《瞭望》文章：五大社會管理“蹺蹺板”

談及社會管理問題，基層政府部門最多的抱怨是：辦事無“腿”、說話無“嘴”、執法無“權”、調控無“手”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新華社廣東分社副總編輯 鐘玉明

從黨的十六大確定政府職能轉變的總體方向，社會管理被明確列入政府的目標職能以來，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管理的任務日益繁重，社會矛盾的日趨復雜，使社會管理的難度加大；大力推進社會建設的剛性需求，也在催促著社會管理快點兒“硬起來”。

然而，原有的社會管理力度卻未能同步提升，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跛腳也一直沒能跟上。種種發展不平衡、政策法規不配套，導致當前社會管理領域出現了五大“蹺蹺板”。

“四無”政府很尷尬

談及社會管理問題，基層政府部門最多的抱怨是：辦事無“腿”、說話無“嘴”、執法無“權”、調控無“手”。

辦事無“腿”。經濟連年高速增長，地方政府的錢袋子真的是鼓起來了，向市民派送“大禮”的新聞不絕于耳。部門做個經費預算，開個新聞發布會一宣布，便覺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讓“大禮包”落實到“每一個市民”呢？

2010年，是廣州“亞運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亞運、健康廣州全民健康活動——限鹽限油項目”，計劃向全市戶籍居民免費發放的250萬套油壺、鹽勺。這些油壺鹽勺，很快由生產企業配送到居委會。然而8個月過去，仍有70萬套無人認領?？芍^“好心辦出了糟心事”。

而后，廣州市政府派發亞運交通補貼，戶籍居民每戶150元，集體戶、持有居住證或暫住證的非戶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壺鹽勺”教訓，政府反復向社會征集發放法案，最終任務還是落在居委會身上。不過這次學精了，不再“派發”，而是改為居民自行在“上班時間”到居委會領取，且限定了兩個多月的發放期限，逾期作廢。

同在2010年，為慶祝特區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計劃向深圳市民派發1500萬張電話卡。最初的發放方案，依舊是由居委會發放。但居委會這條“腿”實在已經扛不起政府龐大的身軀，方案遲遲實施不了。一些網民誤認為政府反悔，批評為“不誠信”。最后，還是委托給三大手機運營商辦理。但居民必須先向運營商發送手機短信，申報個人資料。最終電話費送出1000萬份，只完成計劃的2/3。

建立“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的社會管理體制，是政府的豪邁口號。給公眾送“大禮”，尚且難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給公眾“添麻煩”的社會管理事務，諸如食品安全、生產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沒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實現“到邊到底”？

說話無“嘴”。管理，先要知曉?；鶎诱艘环蔹h委機關報、地方電視臺每天半小時的電視新聞以外，不知道該怎樣才能讓千百萬群眾聽到自己的聲音。四平八穩、干巴巴地掛點政務信息的政府官網，又怎能在海量網頁中突圍，吸引到網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說自話、溝通困難。

執法無“權”。法制建設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政府行政權力一步步被限制的過程。面對著浩如煙海的社會管理對象，當群眾或企業發生違法行為，政府職能部門先發整改通知、不聽的就開罰單。“兩板斧”用完，而對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罰款，職能部門往往這樣塞責：“我們沒有執法權，只能發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們沒有辦法?！比绾卧诠矙嗔蛡€人私權之間界定范圍，既充分保護私權又能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又給政府出了一道新題。

調控無“手”。該市場調節的還給市場，但當市場機制失靈，需要宏觀調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與市場有形和無形的手較量較勁，糾正市場偏差？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觀調控、緩和社會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環節提高勞動報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記者采訪收入分配問題時，在基層政府聽到最多的說辭，卻是“政府沒有手段”，反反復復一味地強調“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加大社保投入”，別無他法。

立法執行差距大

近年來，我國社會領域立法成果可觀?！段餀喾ā贰兜缆方煌ò踩ā贰毒蜆I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還有即將實施的《社會保險法》等，都對調節社會群體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行，法律越完善、標準越高，客觀上導致被侵權者越多，矛盾糾紛、沖突越多，公眾對政府的不滿也越多。

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來越“上檔次”的法律法規，遭遇越來越弱的執行力和羸弱的維權。一些有名無實的所謂制度建設、法律建設，反而徒增被侵權群體的怨氣，削弱了群眾對政府的信心。

我國的法定工作時間，是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絕不遜色于任何發達國家。但是《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卻顯示，九成農民工每周工作超時。工人迫于就業壓力，忍氣吞聲。有的在離職后立即通過勞動仲裁、法院申訴討要加班費，有的則埋下了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線。

2010年9月1日，廣州市開始實行號稱“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明確規定，餐廳、網吧、公園、游樂場、機場、火車站、體育館、咖啡廳，以及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的辦公室等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條例制訂之初，廣州就確立了由一個機構綜合組織協調，包括市衛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鐵總公司等在內的15個部門分工負責的管理體制。但是多頭管理卻陷入了“無人管理”的真空。聲勢浩大的立法宣傳之后，市民既沒見到有誰去制止違法吸煙，更沒聽說有誰因違規而被處罰。有人調侃道，“一支煙”難倒了15個部門。

如果說，過去市民們只能肚子里暗罵吸煙者不文明，如今這執行軟弱的“嚴厲”控煙條例，卻把市民的怨氣怒火引向了政府。經濟社會管理問題聯動

市場經濟發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從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了。但是從廣東的實踐看，社會管理只有主動緊跟經濟生活步伐，社會才能穩定和諧。

國際金融危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看似純粹的經濟事件，最終無一不衍生出社會管理事件：企業停產、減產、倒閉，必然帶來職工失業，誘發欠薪；經濟復蘇，“招工難”接踵而至。物價上漲，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車系列罷工，富士康系列職工自殺，是2010年廣東引起全球關注的兩大事件。兩大企業危機事件的最終化解，都離不開地方黨委、政府和工會的強力干預。尤其是擁有40多萬名員工、幾成獨立王國的富士康，在連續多起職工自殺事件之后，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長親自帶隊的中央調查組入駐調查。巨大壓力之下，資方最終作出讓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職工管理方面進行了重大調整。

這一樁樁一件件，令“企業經營問題讓企業自己去解決”、“政府不應干預企業事務”的時髦觀點，再一次受到挑戰。在勞動者集體協商制度尚未建成、集體維權行為尚不規范的情況下，政府的這一只手還真的難以放開。

一個令人欣慰的現象是，公安系統是廣東各地方政府部門中最早緊盯著經濟問題衍生的社會管理危機并及早部署應對的部門之一。國際金融危機剛剛發生，當經濟界還在為它對中國沖擊有多大而爭執不休的時候，廣東公安系統已經敏銳地察覺到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的社會管理危機?；鶎痈删崆敖槿耄械耐ㄟ^調查鄉村雜貨店的食鹽銷量變化，有的通過調查出租屋租客變化，直觀地把握工廠開工情況變化，并對可能發生的欠薪、失業安置等等問題作好應對準備。這種敏銳的觀察力和難得的執行力，為社會管理的轉型和創新，提供了良好的樣本?！熬ⅰ比后w缺席

面對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有差距，但作為普通市民，你為社會管理做過什么？很多廣州人無法給出響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稱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務員、醫師、教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記者編輯、企業經營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會志愿者，被稱作“小白菜”；廣州亞運會志愿者，被稱作“綠羊羊”。這些昵稱本身，就透著稚嫩與草根氣息。在校大學生，做一些文字資料、指路咨詢、端茶送水之類的簡單勞動，這是許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無論是自家的社區事務，還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無疑是當今社會管理中最遺憾、最無奈的一環。

一些意見領袖、文人墨客，在拿國際先進范例作對比，批評中國文體明星、企業家缺席公益事業的時候，很少把自己擺進去。一些專家學者，可以很起勁地“聯名上書”、寫博客、發微博，但當政府就某項政策法令、社會管理事務公開征求意見時，卻未必愿意“摻和”，認認真真地貢獻智慧，除非相關部門專門邀請，或者聘任為顧問，或者購買他的服務，把“公眾參與”變成職務行為。

由于掌握著最多資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眾參與社會管理，常常表現為“草根服務草根”。如何提高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們每個人在抱怨之余應該認真思考的事情。

網絡民意難吸取

在網友對被網帖拉下馬的官員津津樂道的時候，更多的網絡監督事件，洶洶擾攘幾天，就淡出網民視野、最終銷聲匿跡。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曬”工資，發帖者掛出包括財務報表在內的連串證據，相關單位輕描淡寫地解釋幾句，對證據不予理睬，沒了下文。

《曬曬最牛煙草局長的出入境記錄》，曝出廣東汕尾煙草局局長持有兩張身份證、兩本護照、近些年共進出港澳65次、一個月吃喝招待費206萬元。爆料者掛出了一系列圖文證據，包括5張“出入境記錄表”，詳細羅列其進出港澳的情況。然而除了其上級廣東煙草局回應“正在調查”之外，并未見其他執法部門跟進。

網絡之所以具有“眼球經濟”的特點，就是源于網民會因一個熱點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個熱點轉移而快速解體。被監督的單位，只要給個不咸不淡的回應，“硬扛”幾天，網民沒有新的證據，沒了新“段子”，**也許很快就會過去。這已經成為一些部門應對網絡質疑的有效法寶。

當網絡監督、網絡問政被當作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通道，被寄予重望之時，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遭遇相關部門不“接招”，網民如之奈何？最終難免一聲嘆息。

第二篇：《瞭望》文章：慎防民主生活會“變味”

《瞭望》文章：慎防民主生活會“變味”

只有讓敢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無得失牽掛和后顧之憂，才能使民主生活會起到實效。“又要開民主生活會了，又得說一些違心的話，聽一些無關痛癢的話。”6月中旬，北京市某機關一位領導干部私下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抱怨。

根據中共中央1990年印發的《關于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規定》，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的民主生活會，每半年至少召開一次，“上半年的民主生活會應在7月底以前召開，下半年的民主生活會應在翌年1月底召開”。

作為黨內旨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組織活動制度，民主生活會一貫被視為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領導班子凝聚力和戰斗力的一大法寶。

但本刊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不少部門和單位領導班子的民主生活會質量并不高。只談成績、不談問題，或者大張旗鼓談成績、輕描淡寫談問題，把批評與自我批評變成了表揚與自我表揚。甚至不管班子問題有多嚴重，相互之間總是諱言批評，最多是“提點希望”，偏離了民主生活會的本意。

評功擺好的“集體按摩會”

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機關領導干部告訴記者，在有些民主生活會上，也有人提意見，但多無關痛癢，或明貶實褒，比如“批評”領導“有時對同志要求太嚴”、“干工作不注意身體”、“忙工作不顧家”，等等。

在他看來，部分領導干部對民主生活會重要性認識不足，往往是在制度的約束下才開。“有時就是以提高認識為名，找幾個文件，輪流念念，自我總結，沒有觸及靈魂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后安排人寫個材料上交了事?！?/p>

有被訪者還提到，一些民主生活會被開成了“牢騷會”、“訴苦會”，領導班子成員不愿敞開思想剖析自己，“在這樣的民主生活會上，能聽到的就是發牢騷、訴苦惱，找客觀原因，唯獨不講自己存在的問題?！?/p>

此外，本刊記者了解到，有些民主生活會并不民主。會議一開始，“一把手”就搶先發言作報告，講得天馬行空，容不得別人插話，更不給別人留發言時間，活生生一個“報告會”、“家長會”。

按照上級黨委（黨組）成員參加下一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的要求，有些單位和部門的民主生活會上，雖有上級領導參加，但這些領導通常只說些“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類官話套話。

上世紀80年代，中央以成文規定的形式，首次建立全黨統一的民主生活會制度。1992年10月18日經黨的十四大通過，在黨章中首次載明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并沿襲至今。

據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教授介紹，民主生活會是專為擔任一定職務的領導干部所設置的，即領導干部在參加黨的支部、小組生活之外，還必須定期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暗陙砻裰魃顣∠笞躺行┤藢Υ祟H多針砭，有的擔心‘漸流形式’危險?！笔茉L專家認為，民主生活會需要有真誠、深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不能營造開展積極思想斗爭的良好氛圍，變成相互評功擺好的“集體按摩會”，暴露出動機不純、思想不純、黨風不純，是新形勢下作風腐敗的一種具體表現。

“好人主義”何以盛行

“批評領導怕被報復，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批評自己怕失威信。批評別人很難，批評自己更難。”對于民主生活會質量下降，北京某科研機構一位干部的說法很有代表性。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魯照旺認為，民主生活會中“好人主義”盛行，與社會利益分配格局深刻變化有關。隨著改革的深入，個人利益逐漸變得穩定和可預見，有

些領導干部明哲保身觀念有所增強，黨性比以前弱了，私心比以前顯性化了，結果導致民主生活會開得“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氣一團，應付了事。

據本刊記者了解，還有一些黨員干部對領導惟命是從，形成一種人身依附關系，即便有不同想法和觀點，在公開場合也不敢說、不愿說。這種缺乏民主修養和實行民主能力的現象，嚴重制約了黨內的民主進步。

“作為領導班子成員，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班子其他人存在的問題。”華南師大理論部副主任、廣東高校思政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談方教授說，如果有人在民主生活會上，及早、坦率、深刻地指出問題，有些人也許不至于在歧途上越走越遠，乃至最后身敗名裂。

在談方看來，民主生活會上“好人主義”盛行，很大程度上因為少數領導干部喜歡搞“一言堂”和“家長制”，忽視黨員參與黨的決策的權利，使黨內的一些決策，很難建立在真正民主基礎上。“這就使得很多人不想說、懶得說，也就不能出現暢所欲言地進行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局面。”

談方認為，有些單位和部門主要領導，將本應讓班子成員參與和了解的事務有意捂著，使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嚴重挫傷了他們參與民主生活會的積極性、主動性。

魯照旺也認為，有些單位和部門民主生活會質量不高，主要是“一把手”不重視，為走形式應付上級檢查。有些班子主要領導怕暴露問題，以致“家丑外揚”，影響班子形象，所以很難形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氛圍。

權力生態環境出了問題

民主生活會流于形式，最終后果是掩蓋了領導班子自身存在的問題?！坝行┟裰魃顣暮唸蠛驼拇胧┥蠄螅俨涣朔埏棾煞?，如果上級再官僚一些，看到的就是個假象?！闭劮奖硎?。

2008年10月6日，湖南株洲市糧食局原黨組書記、局長何智，因涉嫌貪污、受賄、私分國有資產等罪受審。據媒體報道，在其任職期間的一次民主生活會上，數名黨組成員公開揭露何智涉嫌腐敗，此后又聯名上書有關部門，強烈要求對其采取相應措施。此后何智被當地紀委“雙規”并進一步掌握證據。

中央有關領導獲悉此事后專門作出批示，表示湖南株洲糧食局召開民主生活會揭露“一把手”問題，核查屬實很不容易，并要求進一步匯報了解。

“可遺憾的是，在民主生活會上能把問題揭露出來的，目前現實中少之又少?！闭劮秸f?！霸诂F實中，要通過民主生活會公開挑戰本部門‘一把手’的權威，甚至揭開存在的嚴重問題，這簡直就是奇跡?！蹦祥_大學教授齊善鴻認為，這也許是何智一案引起高層關注的原因所在。

齊善鴻表示，民主生活會本是大家交心、互相提高的民主形態，但目前有些民主生活會并不能真正發揮堅持真理、廣開言路的作用，也失去了領導干部之間相互監督約束、培養同志式的健康感情的功能。

“變味的民主生活會，不可能觸及靈魂的震顫，更不能通過激烈的思想交鋒而達到共同提高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會毒化人的靈魂，誤導人的價值取向，惡化權力生態環境?！饼R善鴻說。

制度創新迫在眉睫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社會在快速發展，黨的建設也應與時俱進。民主生活會是組織建設的重要環節，各級黨組織應在民主生活會方面進行制度創新，不能總在原有模式上兜圈子、打轉轉。

“民主生活會開得好不好，關鍵在‘一把手’。”魯照旺表示，“一把手”必須樹立起民主意識，要把民主生活會真正作為更好地解決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平臺，看作集合廣大黨員干

部智慧的平臺。此外還應通過一定的制度，把黨內外干部群眾的意見、建議反映在民主生活會中。

他建議，提高民主生活會的信息公開程度，建立民主生活會的信息公開機制。首先要提高對廣大黨員的信息公開程度；其次對于和廣大群眾相關的問題，也要對非黨員公開。只要不涉及機密，越是公開越有利于問題的解決，越能體現民主生活會的價值。建立民主生活會群眾評議制度，或吸取群眾參與民主生活會。”

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黨總支書記張祥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開民主生活會的目的是解決問題，這需要“一把手”平時就營造一種讓下屬敢于說話的氛圍，加強科學和民主建設，使問題和矛盾一出現就能得到及時化解，而并非一定要積攢到民主生活會上解決。他指出，民主生活會可以探索逐步擴大參會人員和征求意見的范圍，“在解決班子和班子成員問題時，也使與會者受到黨內民主的教育和影響，進而帶動推進社會民主建設。”葉篤初認為，開好民主生活會，要緊密結合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有關規定及本單位、本部門的具體實際，講求實效，做好工作?！包h委或黨組的主要領導人，是民主生活會第一責任人，更要嚴于律己，以模范的行動帶動其他同志，提高民主生活會的質量?！?/p>

齊善鴻指出，關鍵是要從制度上進一步規范干部民主選拔機制，對“一把手”的權力進行有效制約，杜絕民主生活的“形式化、過場化”，這樣才能讓其他人敢于發表不同觀點和意見，敢于揭短。

“由于客觀存在著下級命運被上級掌握、同級命運被‘一把手’掌握的現象，要讓民主生活會真正發揮作用，就要杜絕下級盲目對上級忠誠而忘記忠誠于真理的現象，健全對敢于堅持真理講真話的人的保護機制?！饼R善鴻說。

“對說真話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的領導干部，應進行嚴厲的問責?！闭劮浇ㄗh，對領導班子成員存在違紀、違法問題，本人不自省，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知情，但在民主生活會上不指出、不批評的，一經發現，應該切實地、嚴肅地追究本人及主要負責人的責任。

“在繼續運用好面對面的形式的同時，可考慮拓寬渠道，嘗試利用互聯網的優勢?！闭劮秸f，“可建立若干個類似網絡聊天室或QQ群的小范圍的‘民主生活會室’或‘民主生活會群’進行思想交流，或開展批評。這樣既可免去面對面的尷尬而暢所欲言，還便于上級部門和領導檢查監督。”□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第三篇：《瞭望》文章：北京的“人口失控”

《瞭望》文章：北京的“人口失控”

2010年08月14日 16:23:31 來源： 瞭望新聞周刊

“北京眾多的現狀問題（比如舊城大拆除的破壞、中心大團繼續膨脹、新城規劃難以落實等）的解決常常為體制所限，規劃的真正落實必須與體制改革同步進行”

上月底召開的北京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傳出消息：至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總數為1972萬人，提前十年突破了2005年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下稱2005年版總體規劃）確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合理調控城市人口規?！睂ｎ}調研組介紹道，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的實際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1246萬人，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726.4萬人。

“目前北京人口規模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北京環境資源的承載極限?！北本┦腥舜蟠韰鞘貍惏l出警告。

2005年版總體規劃指出，“根據預測，在考慮內部挖潛和南水北調入京等措施前提下，北京市2020年規劃可供水資源量為54.2億立方米/年。若以缺水國家以色列人均水資源340立方米/年測算，北京的水資源可承載人口約為1600萬人；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多案例的統計分析，人均水資源量300立方米/年以上是保持現代小康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基本標準，按此標準和可預見的經濟技術水平，北京的水資源可承載人口為1800萬人左右?！?/p>

這1800萬人的控制目標僅僅五年就被突破，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并不意外——它只不過是為北京“規劃趕不上變化”的長篇故事寫下了最新段落。

是不是“短命”規劃

北京的上一版總體規劃——1993年由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2010年）》（下稱1993年版總體規劃）提出2010年城市人口規模為1250萬人，城鎮建設用地為900平方公里。但到2003年，北京市的實際常住人口達到1456萬人，城鎮建設用地突破至1150平方公里。

同樣的故事也出現在1983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下稱1983年版總體規劃）上。這一版總體規劃提出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市區城市用地440平方公里。但到1986年，全市總人口就增至1000萬，比規劃年限提早將近15年；1989年，規劃市區用地規模由1980年的346平方公里增至422公里，趨于飽和。

“這兩次規劃因缺乏指導性，使城市建設超越規劃范圍而出現了無序蔓延的狀況?！北本┦姓軐W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劉欣葵等編著的《首都體制下的北京規劃建設管理》一書（下稱《首都體制》），對1983年版和1993年版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作出評價。

由于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被迅速突破，上述兩版總體規劃成為“短命”規劃，期限未到即須重修。突破了人口規模不會直接導致規劃重修，只有用地規模被突破了，才構成重修理由。盡管人口規模的預測在規劃編制中舉足輕重，但總體規劃在執行過程中，其核心任務是引導城市建設布局和調整土地利用，建設用地一旦告罄，規劃便失去意義。

因此，人口規模被提前突破，并不意味著北京2005年版總體規劃被提前終結。這一版總體規劃提出2020年北京市建設用地規?？蛇_1650平方公里，只有這一規模被突破了，才有理由開始新一輪總體規劃修編。

2003年，北京市城鎮建設用地約1150平方公里，人均建設用地約101平方米。其中，中心城人均建設用地約76平方米，遠郊區人均建設用地約162平方米。根據《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J137-90），首都和經濟特區城市的規劃人均建設用地指標宜在105平方米～120平方米之間確定。2005年版總體規劃采取了人均建設用地標準的最低限105平方米，體現了“嚴格控制城鎮建設用地規模的原則”。

城市的人口規模與其經濟規模、用地規模有著對應關系。在常住人口達到1972萬人的2009年，北京人均GDP首破1萬美元，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1865.9億元，比上年增長10.1%。北京市的經濟增長與房地產業關系密切。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二、三產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為18.5億元、164.6億元和1973.1億元，占全社會投資比重分別為0.9%、7.6%和91.5%；在第三產業中，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為1251.6億元，占第三產業投資比重為63.4%，比上年同期高出11.3個百分點。在這樣的經濟結構和發展趨勢之下，建設用地規模被提前突破，也不會令人驚詫。未導致“全市一盤棋”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曉晨日前在調研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實施評估工作情況時說：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實施五年來，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總體情況比較好。但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要進一步理清思路、明確目的、總體把握，依據專家評審成果，從戰略高度解決總體規劃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2005年版總體規劃基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城市建設的經驗總結，提出整體保護舊城、重點發展新城、調整城市結構的戰略目標，要求“逐步改變目前單中心的空間格局，加強外圍新城建設，中心城與新城相協調，構筑分工明確的多層次空間結構”。這一愿景在目前人口規模被提前突破的情形下，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現，應當是重點評估的內容之一。

在2005年版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各方形成的共識是：自1950年代開始在舊城上面建新城，以舊城為單一的城市中心不斷向外擴張的發展模式，導致了北京的城市就業功能過度集中于以舊城為核心的中心區域，大量工作人口在郊區居住，引發城郊之間巨大規模的長距離交通，導致嚴重的交通擁堵，雖經1980年代以來不斷投入巨資修路架橋仍難以緩解，因此必須改變以改造舊城為導向的城市發展方向，通過整體保護舊城、重點發展新城、調整城市結構，推動全市平衡發展，從戰略層面走出困境。

這意味著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將城市中心區的建設量向外圍新城轉移，避免外圍新城繼續承載因中心區改造被迫外遷的工作人口而淪為巨大規模的睡覺城。只有保護舊城，嚴格控制中心區的建設量，才能產生“擠出效應”，使外圍新城的建設獲得最為充分的支持，城市結構的調整才能順理成章。

從2004年8月31日起，北京市禁止經營性土地協議出讓，統一采用招標、拍賣和掛牌的方式進行出讓，市級政府對全市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經營權得以確立，總體規劃的實施也獲得了最可寶貴的施工手段——市政府能夠通過土地一級市場的調控，使中心城的建設量和過度密集的城市功能向外圍新城轉移，通過外圍新城的高強度開發獲得充足收益，并以此補貼舊城保護和中心城其他地區的調整改造，從而達到城市結構調整的目的。可是，這一情形并未出現。從目前的情況看，北京市的土地開發，特別是功能區開發，仍呈現較大的分散性，市政府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并未導致總體規劃實施中的“全市一盤棋”。

分散性

先看舊城，它雖被總體規劃確定為整體保護的對象，但在其62.5平方公里的范圍之內，拆除重建至今未絕。今年3月，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向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所作的《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情況匯報》稱，舊城的“整體環境持續惡化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扭轉。如對于舊城棋盤式道路網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保護落實不夠。據有關課題研究介紹，舊城胡同1949年有3250條，1990年有2257條，2003年只剩下1571條，而且還在不斷減少。33片平房保護區內僅有600多條胡同，其他胡同尚未列入重點保護范圍內”。

比較2008年出版的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北京建筑工程學院編著的《北京舊城胡同實錄》披露的數據可知，2003年至2005年之間，舊城之內的胡同數量已從1571條減至1353條，兩年內共減少218條，年均減少109條。截至2005年，舊城內還有相當一批擬建和在建項目，涉及419條胡同，處理原則是：保護區內必須保留，協調區內和其他區域只保留“較好的胡同”?！侗本┡f城胡同實錄》課題組據此原則作出胡同數量再度減至1191條的預測，即還有162條胡同在2005年版總體規劃被國務院批準之后將被繼續拆除。

截至今日，舊城之內，胡同還殘存多少？過去五年中，又批準和實施了多少改造項目？現在，還有多少改造項目正在或將要實施？在今年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為調研“重視北京歷史文化遺產，做好古都風貌和文物保護工作”而召開的相關會議上，有關部門未能作出說明。

再看中心城?？傮w規劃雖提出要把中心城（以舊城為核心、占地約1085平方公里的規劃市區）過度密集的功能和產業向新城疏散，但在中心城范圍之內，中央職能仍以不可阻攔之勢進行著空間擴張，兩大金融貿易區也展開了空間競賽——位于西城區的金融街去年邁開西擴步伐，其核心區將從原規劃的1.18平方公里拓展至2.59平方公里；位于朝陽區的CBD去年宣布東擴計劃，將在未來6到8年內，完成占地3平方公里的拓展區建設，規模相當于再造一個CBD。與中心城高度關聯的重大建設還包括2009年11月北京市公布的《促進城市南部地區加快發展行動計劃》。根據該項計劃，未來3年，北京將投入2900億元，對崇文、宣武、豐臺、房山和大興5個區的基礎設施、園區建設、民生工程加強發展，打造“一軸一帶多園區”的城南產業發展格局。這2900億元投資規模，與北京市為舉辦奧運會投入的2800億元相當，后者分7年實施（2001-2008年），前者要在3年內完成，且規模多出100億元，力度之大可見一斑。

最后看新城。總體規劃確定重點發展位于東部發展帶上的通州、順義和亦莊3個新城，使它們成為中心城人口和職能疏解及新的產業集聚的主要地區，形成規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構筑中心城的反磁力系統。但在目前中心城功能持續“聚焦”的情況下，這3個新城的反磁力難以形成。最大的懸念是功能規劃與中心城幾乎同構的通州將如何發展。在2005年版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曾有學者提出將通州設為新的中央行政區，以帶動城市結構的調整，這一建議未獲采納。總體規劃將通州確定為“中心城行政辦公、金融貿易等職能的補充配套區”，它顯然無法與中心城展開同樣內容的競爭。今年1月，北京市規劃部門發布消息：將在通州建設一個北京最高端的商務中心區。但在中心城內金融街西擴、CBD東擴的背景下，這個“最高端的商務中心區”建設將遭到巨大挑戰。最危險的情況是，不斷自我膨脹的中心城如果吸干了通州的發展養分，后者就可能淪為一個巨大規模的睡覺城?！按蟊本┮巹潯敝?/p>

2009年12月，北京地鐵開始在早高峰期對5號線的重點站進行限流。此種做法，被迅速推廣至地鐵八通線、13號線。

這些地鐵線因承擔在郊區居住的工作人口進城上班的通勤任務，每天都上演著“春運”般的場面。為確保安全，一些重點車站不得不通過建立導流圍欄、改變閘機方向等方式減緩乘客進站速度。

盡管如此，早高峰進城方向的地鐵車輛，總是在上游車站就被“擠爆”，沿途車站乘客擠不上車成為一大問題。

“北京交通進入最痛苦時期，”當地媒體發表評論。今年4月，北京市政協的調查指出，北京市每天堵車時間已由2008年的3.5小時增至現在的5小時；軌道交通不堪重負，5號線日客流量達80萬人次，已接近2032年的遠期預測客流；交通擁堵范圍正由市中心區向外圍和放射線道路蔓延。

交通專家發出警告：如果不繼續實行綜合措施緩解擁堵，北京市擁堵指數將接近于“9”（最高為10，最低為1），整個路網將處于嚴重擁堵的情況。

可以預見的是，上述進出城交通的擁堵現象還將加劇——檢討近幾年北京舊城、中心城、新城的建設情況可以看出，這個城市的單中心空間結構仍保持著強大的發展慣性。

“2005年城市總體規劃確定中心城人口基本不增長，但增加148平方公里的用地，同時加強金融商貿等核心經濟功能及其用地調整，這本身就是矛盾的，”《首都體制》一書指出，“結果必然是中心城經濟功能強化、就業人口和建設容量增加，而居住功能外遷，加劇職住分離和潮汐交通現象?！?/p>

沿北京市軌道交通向外蔓延的多是住宅樓盤，而不是就業場所。以此方式向外疏散人口，國際上鮮有成功經驗。

二戰結束后，英國倫敦通過實施大倫敦規劃，將市區的就業功能向外圍新城疏散，成功地帶動了人口疏散，推動了區域的平衡發展，從根本上緩解了市區的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

北京2005年版總體規劃啟動修編之前，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吳良鏞組織國內多學科100多位學者編制“大北京規劃”——“京津冀北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正是希望收到大倫敦規劃之效。

這項規劃研究指出，北京與12個國家同等規模的城市比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區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14694人，遠遠高于紐約的8811人、倫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放眼京、津、冀北地區，對北京城市功能進行有機疏散已刻不容緩，必須改變核心城市過度集中的狀況，在區域范圍內實行“重新集中”，以京、津“雙核”為主軸，以唐山、保定為兩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調整產業布局，發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構建大北京地區組合城市，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大北京規劃”推動了北京2005年版總體規劃的修編，可目前它們雙雙陷入困境。在“大北京”區域范圍內，近幾年，北京除了首鋼搬遷，其他功能仍保持聚焦勢態。北京的發展對周邊地區的吸附效應遠大于輻射效應，由于人才、資源不斷向北京集中，北京周邊地區發展相對緩慢，河北省內甚至還存在272.6萬貧困人口，形成“環京津貧困帶”。

北京在吸附了足夠大的經濟規模之時，也吸附了足夠大的人口規模。這個現象同樣反映在北京市域內部——中心城的超常規發展也吸附了外圍新城的機會，并導致人口的過度集中。

2005年版總體規劃提出，2020年，北京中心城人口規模控制在850萬人以內。對此，一位權威專家在2006年指出，即使立即停止在市區新增加住宅開發用地，已決定開發的住宅建筑量足可容納1000萬人口之多，“在目前對房地產開發一片樂觀估計聲中，市區住宅建設規模還將擴大，如此下去，又怎能控制住市區人口增長呢？”

這讓人想起1983年版總體規劃。該規劃在1981年北京市區常住城市人口已達432萬人的基礎上，提出向遠郊衛星城鎮和外地疏散人口，使市區常住城市人口到2000年控制在400萬人左右。這一“烏托邦”目標很快落空——1988年，北京市區城市人口已突破到520萬人。

“北京眾多的現狀問題（比如舊城大拆除的破壞、中心大團繼續膨脹、新城規劃難以落實等）的解決常常為體制所限，規劃的真正落實必須與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因此，首都城市未來發展是成功還是失敗，現在還處于十字路口?！?006年，吳良鏞在《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二期報告》中寫道。

“規劃整體性與實施分散性的矛盾一直存在，”他對本刊記者說，“一個好的規劃并不等于好的結果?！薄跷?《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軍

第四篇：智慧城市參考文章

建設智慧城市,成就美麗中國夢

城市是人類文明精華的匯聚之地，中國城鎮化進程步伐不斷加快，到2025年，中國將會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市改善了人類生活，但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和需求的多元化，使城市發展和管理面臨諸多挑戰，如何創新城市發展，提升城市品質，增進市民福祉，是城市管理者面對的重要使命。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建設智慧城市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關系到國家的發展和安全，具有緊迫性。

全球許多國家相繼提出智慧城市戰略。例如：歐盟提出了“智慧城市與社區歐洲創新伙伴行動”，旨在實現“智能增長”、“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增長”；日本出臺了“i-Japan戰略2015”，旨在利用智能化技術改善工作與生活，增強城市活力；新加坡推出了“智慧國2015計劃”，旨在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創新發展能力。

智慧城市代表了新常態下城市發展、運行、管理和建設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智慧城市充分運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光網絡、無線網絡、移動互聯網等通信和信息技術手段，感測、傳送、整合和分析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對公眾服務、社會管理、產業運作等活動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的響應，構建城市發展的智慧環境，面向未來構建全新的城市形態，形成以智慧技術高度集成、智慧產業高端發展、智慧服務高效便民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發展新模式。這已成為城市發展的大趨勢，如大江東去，滾滾向前，勢不可擋！

2014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實施《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明確提出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要同步推進，深度融合；明確提出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及發展方向。國家發改委，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等20多個部門密集開展技術研發、標準制定、試點示范等大量的工作，并進行了積極的落實。

統計表明，全國所有副省級以上城市、89%的地級及以上城市，47%的縣級及以上城市已經提出準備開展智慧城市的建設。是否建設智慧城市，已經成為政府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是否提高的一個標志，還標志著城市化進程程度、城鎮居民生活幸福程度、平安城市和健康城市的發展程度。2014年8月，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財政部、國土部、住建部、交通運輸部等8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這是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第一個系統性文件，闡述了智慧城市建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主要目標、重點任務和組織保障。

信息化帶來的城市管理和服務模式的改變，已然倒逼城市建設機制的創新。智慧城市建設，不僅是一個技術方案和項目建設問題，在發揮政府規劃和引導作用的同時，必須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放開準入、放開市場，通過特許經營、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引導社會力量、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智慧城市建設，建立新機制，開創新局面。

中信國安城市運營科技有限公司秉承中信國安集團“國安永遠爭第一”的企業精神，以信息產業為主營、以高新技術為依托、以資本運營為紐帶，擁有相應領域的完備的牌照資源和政策支持，具備金融、運營、資源整合方面的強大整體綜合優勢。

作為智慧城市戰略的重要承載者，中信國安城市運營科技有限公司，構建了全面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的的業務布局和組織體系，以產業布局為大出發點，不謀局部利益，專注于推動中國智慧城市長遠發展，以專業能力和負責任的態度提供具備戰略意義的智慧城市運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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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國安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PP中的“建設-擁有-經營”BOO模式，企業投資建設和運營，政府按采購服務。此模式能夠幫助政府迅速完成智慧城市的建設，避免了自己建設帶來的初期巨大投資和融資難題，節省了大量財力、物力和人力，避免產生地方債務，同時能解決IT資產折舊快等問題，可實現政府資金整體投入下降30%，推動智慧城市項目的快速交付和可持續良性運行，并在瞬息萬變的信息技術發展中始終處于領先地位。

一體化公共信息云平臺，完美支撐政府部門原有業務的同時，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和融合應用

傳統的政府部門信息化系統是由各部門分別獨立建設，一體化公共信息云平臺集中為各部門工作開展動態提供計算、存儲、網絡、數據資源，是在現有的業務應用基礎上做提升，而不是要改變現狀，不僅不會削弱各部門的行政權力，反而會使各部門的行政權力能更有效的行使，滿足行政問責到位的要求。一體化公共信息云平臺提高了資源利用率，相對于各部門分散獨立建設的傳統架構，能夠減少65%硬件投入需求，節約運行能耗和建設成本。集中建設同時促進各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交換，極大提高辦事的效率，市民和企業可獲得政府更高效的服務。云平臺為業務應用提供了資源池，在應用開發商更換時，應用可被快速開發部署，實現部門的業務連續性。

政府應用在一體化公共信息云平臺運行起來后，會積累海量城市運行數據，形成包括食品安全、無線商圈、健康、市政物聯網、視頻在內的大數據，這將激活基于大數據的應用創新，包括智慧平安、智慧社區、智慧交通、智慧健康、智慧城管、智慧農業等。這些大數據應用，將推動創新型企業和優勢產業的發展。

其中城市級別的共享視頻大數據云平臺，可支撐政府各部門的深入應用，實現城市級別海量智能視頻分析，滿足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應急指揮等需求，同時兼顧災難事故預警、安全生產監控等能力。

集裝箱或模塊化數據中心建設周期短、綠色節能、便于移動，支撐云平臺的高水平運行。

感知驅動的自動化管理，助力物聯網產業發展

利用先進傳感技術、智能技術實現對城市運行狀態的自動、實時、全面透徹的感知，形成感知數據驅動的管理模式，變人為管理為自動化管理。中信國安采用基于智能路燈的物聯感知網絡，形成覆蓋城市的無線自組織數據網絡，實現對市政設施、水電氣熱油地下生命線、工地、空氣、水體、固體廢棄物的全時空監測，守護城市的安全平穩運行和藍天綠水。

中信國安可利用自身的與國內外高端科研機構的技術合作資源，在新型傳感器、核心芯片、智能嵌入等物聯網領域聚集各類高端技術企業，與政府共同打造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物聯網產業集群。

市場運營推行智慧民生，實地落實政府惠民政策 中信國安采用市場化模式推進智慧民生，通過大數據運營來獲得回報，無需政府投資，無需消費者買單，既協助政府實現行之有效的行業監管，又能夠提供便民服務。

智慧食品質量監督，采用條碼感知技術，實現消費者對商品追溯信息和檢測信息的快捷查詢，對生產、加工、流通、消費等供應鏈環節信息全面把握，讓民眾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

智慧商圈結合室內無線網絡定位、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為消費者提供室內定位、商圈信息、移動支付等移動互聯服務，同時幫助商戶洞悉客流動態，提升營銷管理水平；更能激活城市商業熱點，推動實體經濟與互聯網經濟的融合和創新。

當前是中國城鎮化高度發展的時代，工業化加速了城市發展，信息化將深刻改變城市形態，智慧城市建設是一次歷史性的機遇。中信國安城市運營科技公司專注于開展創新形式的智慧城市投資、建設及運營一體化服務，幫助政府加大信息數據共享力度，實現精細化、精準化管理，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城市管理新方式，實現用智慧為人民構筑幸福生活和共享時代發展成果的美麗中國夢。

第五篇：中國管理智慧與基層社會管理創新-教案儒家

談起儒學，一些人總把它和封建、落后、保守相提并論。談起儒學與管理更是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儒學是一門真正的治理國家的學說，宋代丞相趙普在回答宋太宗的問時說，臣 “所讀只《論語》”，“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后人來將此語提煉成為“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有些夸張，但是“儒言治世”卻是真正導出儒家學說的特點。

“管理”一詞，在儒家的經典中，是直接找不到的，但它與“管理”相當的概念卻是很豐富的，如“治”、“君”、“牧”、“臨”、“使”等等?！睹献印る墓稀贰皠谛恼咧稳恕钡摹爸巍本陀泄芾淼囊馑?；《史記·吳太伯世家》：“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其中的“君”有統治、領導的意思，還有“君國”、“君邦”，都含有管理的意思；“牧”：治也?！秶Z·魯語上》：“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新唐書·裴潾傳》：“陛下以仁牧黎庶”?！澳撩瘛焙汀澳晾枋倍际菍γ癖娺M行統治、管理的意思?！墩撜Z·學而》篇中的“使民以時”和《陽貨》篇中的“惠則足以使人”的“使”本意是“役使”和使用，但其中也含有管理的意思?！队阂病酚涊d孔子的學生仲弓問：“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再如《荀子》中“治”出現過212次，“志行修，臨官治”，“君子非得執以臨之”，“臨事接民”中的“臨”“治”亦有管理的意思，還在《君道》篇中第一次出現“治理”這一概念。其次，在儒家的經典和書籍中有很豐富的所謂“南面”之術，“牧民”之術、治國治民之術等?？鬃诱f：“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薄吨芤住ふf卦傳》也說：“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聽，治也。”“南面而聽天下”就是執政、治理和管理國家的意思?！肮芾怼币辉~，在明中葉西學東漸以后才出現。

管理的目標、出發點、途徑、原則：

（一）孔子管理的目標是實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謂的“古圣王之治”。

“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章，吾從周”

“古圣王之治”的具體內容有三：和、富、庶。

“和”指人和人之間（具體來說，不同社會層次之間）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和諧，所謂“政通人和”是也。“富”是民富，“庶”是人口眾多，所謂“百川歸海”是也。在這三者關系中，“和”是根本目標，“富”是實現“和”的前提和保證，“庶”是“和”的重要標志?！昂汀钡膶崿F又有助于進一步的“富”和“庶”，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形成更高水平的“和”。如此循環往復，人類社會更邁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富”和“庶”只有在有利于實現上下和、國家安的情況下，才有積極意義。

（二）孔子管理思想的出發點是人的欲望，他認為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富”與“貴”。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案欢汕笠?，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靶∪擞饔诶?，說明庶民更追求經濟利益。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說明即使君子也追求富貴。所以貴族、小人追求相似，原因是，“性相近也”。

（三）實現目標的途徑是“富民”

? “民足君孰若不足，民不足君孰若足”、“惠則足以使人”

? 禮樂并用、“善教得民心”、“小人學道易使也” “富之”，然后再“教之”（教之以禮、樂、射、卸、書、術），并以“有教無類”和“學不列等”作為教育的基本原則。他認為國民富有后，必須施以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為國家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然后“學而尤則仕”。

? 孔子的教育原則是教育不分富貴貧賤，只要想學習均可加入自己的學生行列。故其弟子中有貧窮的顏回，富有的子貢和曾身陷監獄的公冶長?？鬃犹岢觥案幻瘛薄ⅰ敖逃迸c治國的必然關系，從而奠定了“富國之學”的基礎，這對后世的思想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原則——為政以德、見利思義、以人為本、選賢與能 為政以德

“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來，管理者要講求道德，以之作為自己的治國方針，這樣自己就可以取得無為而治的效果。這就像將“德”放在北極星的位置上，其他的人都是圍繞著它而運轉的。因此在儒家看來，要治理一個國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帶頭實行好的道德規范，就足以把國家治理好了。在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唐朝的魏征提出的作為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必須要考慮的 10個方面，即《十思疏》，全面地提出了領導者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這對以后儒家“德“的管理思想起著重大的作用。這10個方面是：1）領導者一有欲望就要想到應有所克制；2）將有作為，就要想到如何安定百姓；3）位居高位，就要想到謙虛謹慎；4）擔心自滿，就要想到江海容納百川；5）游玩安樂，就要想到世間事物不可能全部享受；6）擔心松懈，就要想到凡事都應有始有終；7）擔心閉塞，就要想到虛心聽取下屬的意見；8）打算賞賜，就要想到不要因為一時之喜而濫賞；9）擔心讒言，就要想到修正自身以遠避小人；10）打算懲罰，就要想到不要因為一時之怒而濫罰。

管理成敗的關鍵在領導：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胗躬”。對領導者的要求是：領導者要起表率作用。

“其身正，不令自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強調領導者的道德素養的重要性。領導者要慎選一批骨干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因此要把公忠體國，能對群眾起表率作用的賢人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

領導者必須取得被領導者的信任。

孔子將能否取信于民，看作是做好領導的基本保證?！靶艅t人任焉”，“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領導者要寬以待人，嚴于律己?！盁o求備于一人”、“宥小過”，“躬自厚而薄責于人”。

領導者不要輕易插手具體工作?！捌髦迸c“不器”。要無為。著眼于長期目標，反對急功近利，始終圍繞戰略目標。“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教育人的工作也要無欲速，無見小利，要做長期扎扎實實的工作?？鬃尤绾握{和人和人之間的矛盾：提出“忠絮”和“和同”主張?！凹核挥?，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見利思義

孔子認為，社會的和諧是保證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但追求富貴又是人的天性，而人人追求富和利，又難免會發生爭奪和沖突，從而破壞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嚴重影響到人們追求富貴目標的實現。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孔子提出的調節人們物質利益之間的道德原則——“義主利從”，告戒人們要“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反對“不義而富且貴”。

“義”，“宜”也，調節人和人之間利益，主要是物質利益沖突的道德原則。何謂“不義而富”呢？孔子未做過全面的論述，但匯總他的言論，可知他的“不義而富”有三種情況：

（1）偷竊、搶劫（小人，即社會下層的“不義而富”）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鬃臃Q贊鄭國執政子產為政尚猛，結果國內社會秩序很好，“路不拾遺”。

（2）統治者的聚斂、兼并。

聚斂是指超過超越正常的財政制度征收民財的行為，孔子心目中的標準是“周公之藉”、“周公之典”。兼并是指掠奪他人財產，違背了“保護私有財產”的原則，破壞了社會秩序。“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3）有權勢的人及其家庭“與民爭利”。

孔子贊揚魯國宰相公儀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其理由是“農士工女”難以“售其貨”。

以人為本

儒家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的地位，可以說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這種觀點和儒家的哲學是分不開的，儒家有一句話很能反映這個哲學。“天地之性人為貴”。所以貴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個根本觀念。在儒家看來，天地之間只有人是最寶貴的，是萬物之靈。這同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把人看成社會的最重要的財富有關，那時是以人口的多少來反映國家的強弱。所以在儒家看來，一切的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選賢與能

“選賢與能”。“賢者”是協助最高領導者掌握全局的人，這種人不但有經邦治國的大本領，有協助領導者駕御全局的能力，還有高尚的道德品質，能夠移風易俗，化民從善?！八从谐嘉迦耍ㄓ怼⒁?、契、棄和皋陶）而天下治”； “能者”指在具體的工作部門從事具體工作的人，即具備做好某種工作的專業知識的人。在孔子看來，有各方面的“能人”在，即使最高層缺乏“賢人”，也可以保持一個較平穩的局面，而不致發生重大的失敗，或者很快陷于失敗。但也不能使全局工作達到理想的狀態，實現“天下大治”。僅僅選拔“賢人”與“能人”還不夠，還要善于使用他們，如果有能人、賢人而不用，或用而不當，就會出現賢能“裹足”現象：外邊的賢能不愿來，里邊的賢能紛紛離去。

如何使用賢能呢？孔子主張“因材施用”：賢人要成為“以道事君”的“大臣”，即成為領導集團成員；能人要成為按自己的本領負責專項工作的“具臣”，領導者對他們的使用要“器之”?！八^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之。若由（指仲由）與求（指冉求）者，可謂具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