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今天我們正在努力

今天我們正在努力

一所好學校是全體師生員工用心靈澆灌出來的

學校簡介

學校照片

教師教學樓前合影

榮譽 棗陽市特殊教育學校始建于1997年，是一所招收聾啞弱智學生為對象的全日制寄宿制學校，占地6635平方米，現有教職工13人，在校生74名。學校擁有教學樓、學生宿舍樓、教師宿舍樓各一棟，微機室、多媒體教室、縫紉實習操作室，理療室各一個。多年來，在各級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學校在辦學規模，辦學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了長足發展，學校先后被授予教育工作先進單位，棗陽市文明單位，少先隊工作示范學校等榮譽稱號。2010年學校代表全市參加了襄樊市殘疾人運動會，獲得三金三銀一銅的好成績。校訓：尊重生命尊嚴

創造生命價值觀

（集體課間操照片）辦學理念：平等共享

博愛人道

服務宗旨：以大愛之心健全個性；以真誠之懷服務全程；

以專業之能開啟需要；以環境之美惠澤心靈；

以規范之舉創造文明；以教育之本奉獻和諧。奮斗目標：辦特色特校，創一流水平。“三特”：學校有特色，教師特枝，學生有特長要。精細管理：（1）教師管理：教育科研，隊伍為平；科研業務，課題為平；

課題研究，創新為平；創新發展，管理為平。

（2）學生管理：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發展為本，以學生終身發展為本。

（3）德育管理：內容具體，強調一個“小” 字；生動活潑，貼近實際，強調一個“近”字；知行統一，強調一個“實”字，內容豐富，強調一個“序”字；強調一個“趣” 字。

（4）全員管理：容人之短，待人有情，助人成功，激人奮進。明天

我們共同創造 新時期

新理念

以人為本：以人的發展為平，以教師的專業發展為平；以學生的終身發展為平；以教師的專業發展引領學生發展，以學生的終身發展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以質為根：追求高質量的素質教育，努力打造優質的特教品牌，把學校管理的高質量，教育教學的高質量和后勤服務視為學校生存之基礎、發展之根本。

以特為翼：抓辦學的特色，從特色教育、特色學科、特色教師、特色學生等方面實現學校的特色發展。

以德為魂：以德治校成為辦學的基本原則，使德育在素質教育中起方向性決定作用，讓師德在教育中起表率、統領的作用。

以學為綱：建設學習型的教師集體，把教師專業發展作為學生發展的基石，關注學生個體差異，充分滿足學生需要，為每個學生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以研為先：科研領先，在科研中實踐，在實踐中科研，讓教育科研成為學校教育決策的基礎，成為教學改革的先導和基石。

第二篇：今天我們正在努力

今天我們正在努力

一所好學校是全體師生員工用心靈澆灌出來的學校簡介

學校照片教師教學樓前合影榮譽

棗陽市特殊教育學校始建于1997年，是一所招收聾啞弱智學生為對象的全日制寄宿制學

校，占地6635平方米，現有教職工13人，在校生74名。學校擁有教學樓、學生宿舍樓、教師宿舍樓各一棟，微機室、多媒體教室、縫紉實習操作室，理療室各一個。多年來，在各

級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學校在辦學規模，辦學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了長足發展，學校

先后被授予教育工作先進單位，棗陽市文明單位，少先隊工作示范學校等榮譽稱號。2010

年學校代表全市參加了襄樊市殘疾人運動會，獲得三金三銀一銅的好成績。

校訓：尊重生命尊嚴創造生命價值觀（集體課間操照片）

辦學理念：平等共享博愛人道

服務宗旨：以大愛之心健全個性；以真誠之懷服務全程；

以專業之能開啟需要；以環境之美惠澤心靈；

以規范之舉創造文明；以教育之本奉獻和諧。

奮斗目標：辦特色特校，創一流水平。“三特”：學校有特色，教師特枝，學生有特長要。

精細管理：（1）教師管理：教育科研，隊伍為平；科研業務，課題為平；課題研究，創新為平；創新發展，管理為平。

（2）學生管理：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發展為本，以學生終身發展為本。

（3）德育管理：內容具體，強調一個“小” 字；生動活潑，貼近實際，強調

一個“近”字；知行統一，強調一個“實”字，內容豐富，強調一個“序”字；強調一個“趣”

字。

（4）全員管理：容人之短，待人有情，助人成功，激人奮進。

明天我們共同創造

新時期新理念

以人為本：以人的發展為平，以教師的專業發展為平；以學生的終身發展為平；以教師的專

業發展引領學生發展，以學生的終身發展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以質為根：追求高質量的素質教育，努力打造優質的特教品牌，把學校管理的高質量，教育

教學的高質量和后勤服務視為學校生存之基礎、發展之根本。

以特為翼：抓辦學的特色，從特色教育、特色學科、特色教師、特色學生等方面實現學校的特色發展。

以德為魂：以德治校成為辦學的基本原則，使德育在素質教育中起方向性決定作用，讓師德

在教育中起表率、統領的作用。

以學為綱：建設學習型的教師集體，把教師專業發展作為學生發展的基石，關注學生個體差

異，充分滿足學生需要，為每個學生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以研為先：科研領先，在科研中實踐，在實踐中科研，讓教育科研成為學校教育決策的基礎，成為教學改革的先導和基石。

第三篇：今天,我們如何面對經典？

今天，我們如何面對經典？

——由電視劇《趙氏孤兒案》引發的討論

2013-4-18 6:35:07來源：《 人民日報 》（2013年04月18日 24 版）41集電視連續劇《趙氏孤兒案》日前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播出，收獲了良好的口碑。歷史題材電視劇近年備受青睞，但在數量與質量、制作投入與藝術水準方面尚未取得平衡，暴露諸多問題。在“穿越劇”、“雷人劇”以強勢收視率搶占屏幕的今天，以嚴謹態度創作的《趙氏孤兒案》具有獨特的價值。

本期“文化圓桌”邀請導演、評論家和電視臺負責人從不同層面解讀電視劇《趙氏孤兒案》，希望他們的感受和思考，對當下的電視劇創作有所裨益。

——編 者

張揚民族道義

閻建鋼

《趙氏孤兒》是關于“道”和“義”的故事，中國人之所以對《趙氏孤兒》懷有特殊的情結，正是由于對“道”和“義”所含價值觀與美學觀孜孜不倦的探求。然而，這些傳統的美德在如今的社會正慢慢被淡忘和拋棄。創作電視劇版《趙氏孤兒》，我仍然要強調它的價值觀傳達，要努力發揚中華民族千古不變的道義精神，期望該劇能讓更多人知道“道義”二字的重要性。

我們的故事圍繞著程嬰救孤展開，通過一個人的命運發展，一群人的關系脈絡，一種冥冥之中扣人心弦的“上天在看”的衡量標準，彰顯以程嬰為首的一群古代英雄以國家利益為重，大忠大義、舍生取義、不屈不撓、敢于獻身的精神。其實，英雄并非天生就是英雄。人的一生，會經歷很多事。不管走了哪條路，不管經歷什么事情，人生的結點終會標明生命的質量。正如程嬰，他是一個醫者，一個悲天憫人的義士，一個視死如歸的瘋子，一個無怨無悔的丈夫；更是一個洞悉人性的智者，一個至仁至善的信徒，一個正義的踐行者。屠岸賈在這部劇中也不是一個天生的暴徒，他是一個權臣，一個叱咤風云的政治家，當然也是一個慈愛的父親，一個冷血的屠夫，一個惜才的伯樂。

《趙氏孤兒》有著廣泛的國內外影響，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被多種藝術手段改編過。而它對我而言，是一種個人自覺，或者說是喜愛。只有自己喜歡才能夠真誠，只有真誠才能換來喜歡和共鳴。想拍什么是我的個人選擇，但我會為喜愛這個故事、喜歡這群人物的觀眾而拍。為了對得起這份喜愛，我不會做顛覆性處理，而是在史實基礎上準確地強調它的價值觀轉達；我也不會不著墨于帝王斗爭，而只是表現民生道義。我希望這部劇堅定不移、理直氣壯地發揚中華民族千古不變的道義精神。當然，這里也會有愛恨糾葛、生死離別、武俠道義。我會重視再度創作的歷史性、商業性、藝術性與新鮮感的結合。

忘掉歷史是一個民族最可悲的事情。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多是通過電視劇了解歷史，一個導演、一部戲必然要有文化責任，文以載道就是我們的責任。當年的大忠大義，當年的舍生取義，這種精神今天同樣需要。文化的主流方向，是電視人不能忘卻的。這個時代，人們需要一種精神，時代需要一股勁兒。我想讓大家感受到一股精氣神，看看我們的先人是怎么活著的，怎么做人的，那個時代的天是怎么撐起來的。我希望我們這個時代也孕育出這種英雄精神、英雄舉止、英雄群體、英雄氣概。在好看的故事中發掘與張揚歷史上曾有的、能激發民族氣節的精神酵素，呼喚已多有失落的國氣、民氣與人氣，汲取于今有益的原始活力，傳承精神基因，是娛樂任務也是文化使命。

（作者系電視劇《趙氏孤兒案》導演）

靜心 敬心 精心

仲呈祥

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是元雜劇的藝術經典，在時代語境下，我們當以何種態度對待民族藝術經典？靜心、敬心、精心，是電視劇《趙氏孤兒案》帶來的啟示。

靜心，與當下影視創作中普遍的浮躁、功利心態相對照，創作者沉下心來制作這部電視劇，很是可貴。敬心，創作者懷著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對藝術經典的敬畏之心來改編，而不是消費它、解構它。精心，該劇不論編劇、畫面

還是表演，都堪稱精品力作。總之，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是告訴我們要懷著對傳統與經典的敬畏之情，精心改編，要以寧靜的心態豐富、發展、深化經典作品至今仍有價值的道德倫理觀念。

我反對打著現代觀念的招牌，從逆勢方向對“趙氏孤兒”進行解構和顛覆。我們民族的道德倫理和藝術是經過歷史和人民的檢驗，一點一點支撐起來的，如果現在用大眾傳媒惡意地把一個個支柱去掉，這個大廈就會坍塌，我們的道德精神也就失去了根基。如果說從14世紀以來，一群先知先覺者舉起了人的自覺的大旗，強調人的自覺，人的主體性，開了一代新風氣，譜寫了人類文化歷史的新篇章，那么到了今天，我們應該舉起人的文化自覺的大旗，開人類的新風氣，為人類做出獨特的貢獻來。

藝術創作往往繞不開人性豐富與道德評判這一對矛盾。該劇的創作者自覺地避免過去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創作取向，以辯證和諧的思維來塑造人物。電視劇的后半段用了相當大的篇幅描述屠岸賈人性的豐富和復雜，他對妻子和兒子是真愛的，且愛得很深??電視劇當然要立體生動地還原生活。這部作品的成功之處在于，尊重歷史事實，在歷史的基礎上合理虛構、合情創作，從而使其成為一部可圈可點的優秀作品。

《趙氏孤兒案》里的程嬰是一名時代精神的醫治者。他的言談舉止、顯現的智慧足以使得民族擺脫一種精神上的衰弱癥、麻痹癥。他所能治愈的是魯迅先生當年所憎惡的民族性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一面。這與今天，中央提出文藝作品當有利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質，塑造高尚人格是一脈相承的。

（作者為文藝評論家、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院長）

國家媒體的文化擔當

羅 明

根據經典元雜劇改編的歷史題材電視劇《趙氏孤兒案》，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黃金時段播出以來收視率節節攀升，由開播時的1.09%升到收官時的2.13%。播出前后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有媒體稱贊該劇是首部“零負面”、“零差

評”、“零吐槽”佳作，引發觀眾對歷史正劇的“饑渴癥”，在如今“雷”劇扎堆的熒屏顯得彌足珍貴。

去年，中央電視臺提出“好戲出央視”的戰略目標，《木府風云》、《火藍刀鋒》等一批定制劇通過精心創作、一套八套聯動播出，連創收視紀錄，獲得良好的社會反響。今年，我們細化“好戲出央視”的內涵與外延，在價值引領和文化建設上堅守陣地，在運營機制和管理模式上突破創新，在創作標準上注重“高品質、高品位、高品格”，在播出格局上形成“月月有好戲、季季有大戲”。可以說，《趙氏孤兒案》也是“大戲出央視”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實踐。

雖然該劇開播時收視遇冷，但隨著劇情的推進，觀眾關注度和美譽度持續走高，收視增幅超過100%。連日來，數百家報刊圍繞該劇進行評論報道，香港和美國的媒體也予以關注。新媒體上也是熱議不斷，論壇日轉發量上萬，微博日轉發量上百萬，視頻點播率近億。媒體評論，《趙氏孤兒案》雖并不搶眼，看過之后卻被迅速吸引，歸根結底是對其價值觀的認同；雖是歷史劇但同樣具備現實意義，正與邪的較量一直存在，無非是大小而已；這樣的精品劇，責任大于收視。這種“慢熱”后的收視逆轉和口碑爆棚，恰恰證明了《趙氏孤兒案》自身的精良品質和文化品格以及央視作為國家平臺的影響力和公信力。

與以往一些改編作品側重對歷史、傳統的拆解、重構不同，《趙氏孤兒案》對傳統、經典懷有敬畏之心，沒有過度消費歷史，而是用細膩的情節設置、藝術化的人物形象、精湛的視聽語言去豐富、發展、深化經典作品的當代價值，在生死、得失、忠義、權謀、親情、救贖、昭雪之間詮釋道義、彰顯氣節。不刻意取悅、不使勁吆喝，卻獲得廣泛關注、高度認同，說明大忠大義的悲壯和大美大善的情懷在民族血脈中綿延不絕，雖延宕數千年，卻依然能引發強烈的審美共振。創作編播這樣的作品，高度契合了央視的文化訴求和精品意識。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的精神文化活動，反映人類某一民族在這一歷史階段的價值體現與實踐追求，當今普及千家萬戶的電視劇藝術，正是這種價值體現與實踐追求的外化形態與載體，如何運用電視劇教化引領受眾進行高級層面的欣賞與享受，是在娛樂化文化泛濫的今天，主流媒體必須自覺擔當的使命與責任。《趙氏孤兒案》的選擇與播出說明央視對主流價值導向的堅守和民族先進文化的弘揚。

今年是中國電視劇誕生55周年，電視劇至今蔚為大觀，數萬集的年產量足讓我們成為電視劇生產大國，但離“電視強國”距離尚遠。在社會價值多元的背景下，“穿越之風”未平息，“戲說歷史”又大行其道，惡搞劇、雷人劇在“唯收視率、唯廣告效益”的行業生態中“野蠻生長”，并有壟斷熒屏版面、綁架觀眾審美之勢。電視劇作為人民群眾主要精神食糧，首先呈現的應是其文化屬性，其次才是商業屬性，良性的電視劇創作播出應該是文化價值、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高度統一，三者不可偏廢，更不可本末倒置，這也符合全球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律。

中央電視臺在推進國際一流媒體建設的征程中，始終堅守國家媒體的文化擔當。“好戲出央視、大戲出央視”的提出與實踐，既是我們自身媒體建設的一個路徑嘗試，也是央視在電視劇領域的一種文化姿態。

（作者系中央電視臺總編輯、副臺長）

第四篇：我們今天如何做學問？

我們今天如何做學問？

——在玉林師范學院的講演（2007-03-7，廣西玉林）

學到作學問的門徑，這比得到一個職業還重要，一生受用不盡的。

——傅增湘（啟功：《啟功叢稿·題跋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

學問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

——馬建忠（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序，頁11。）

今日所最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

——梁啟超（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六冊，專集之二，頁38，北京，中華書局，2003。）

清末三四十年間，清代特產之考證學雖依然有相當的部分進步，而學界活力之中樞已經移到“外來思想之吸受”。一時元氣雖極旺盛，然而有兩大毛病，一是混雜，二是膚淺。直到現在，還是一樣。這種狀態，或是為初解放時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脫離這狀態而有所新建設，要看現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

——梁啟超（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十冊，專集之七十五，頁31，北京，中華書局，2003。）

作為現代中國人非常難，稍有靈性的人，往往深感精神的煎熬。

——林毓生（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383。）

新的政治秩序與新的文化秩序的建設是現代中國人民最根本的任務。

——林毓生（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328。）

只有挑戰格局的人才能成為大師，只有挑戰格局的人多了，才能成為大師輩出的時代。

——李零（李零：《花間一壺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頁345。）

學固貴博，學必欲約。

——章學誠（轉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497。）

學習他人比鄙薄他人要困難得多，卻又有益得多。

——馮天瑜（馮天瑜：《文化守望》，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頁502。）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美麗的玉林師范學院，并在此作一個講演。今天有緣能夠來到這里，首先要感謝貴院副院長謝尚果博士的盛情邀請！我與尚果院長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尚果博士還是廣西民族大學政法學院院長的時候，我就榮幸地受到過他的邀請在民族大學（那時還是廣西民族學院）做過講演，今日得緣，又隨尚果博士來到玉林。當然，我還要對各位老師、同學的到來深表感謝！我期待著各位對我的講演提出認真的批評！

我今天的講題是“我們今天如何做學問？”。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題目來講，是有我的一番考慮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讀了啟功先生的一篇文章所受到的啟發。各位應該都知道啟功先生吧，至少知道他是我國著名的書法家。啟功先生在一篇情真意切的懷念恩師同時也是我在北師大的老校長陳垣先生的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中講到，啟功先生幼年喪父，衣食困難，啟功先生祖父輩的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著啟功先生的作業去見陳垣先生，意在找一點謀生的機會。傅老先生回來對啟功說，“無論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總要勤向陳先生請教。學到作學問的門徑，這比得到一個職業還重要，一生受用不盡的。”（啟功：《啟功叢稿·題跋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讀到這段話我特別感動，我想到我們作為一個知識人，一個學術人，必須經常探討“學問的門徑”才對。因為探討學問的門徑對于理解何為學問意義重大。當然，我們今天與啟功先生所處的時代已然大不相同了，因此學問的門徑也會有很大的不同。這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決定的。啟功先生從陳垣先生那里學到了什么門徑呢？啟功先生這樣告訴我們：“功年逾二十，始受教于勵耘先生，獲聞學術流別及考訂之學，得知無證不信為立言行文之根本。”（啟功：《啟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前言”，頁1。）應該說啟功先生所講的學問的門徑對于我們今天如何做學問還是很具有啟發性的，但是，我們也更應該看到，我們今天探討做學問的門徑不能停留在“無證不信”上，更應該具有批判與反思的精神，深刻地探討我們所處的世界以及我們知識的性質。因此我今天在“我們今天如何做學問？”這個題目下講四個問題，依次是我們是誰、今天何謂、何謂學問以及如何做學問。這四個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四個側面。

一、“我們”是誰？

我首先講我們是誰這個關乎我們身份意識的問題。人們也許會說，這完全是一個無需追究的問題，因為我們難道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嗎？其實不然，我們對自己究竟是誰并不是當然清楚的。我們并不是一個不變的實體性存在物，而是一個在歷史中形成并創造歷史的存在者，我們在歷史之流中被賦形被定義，我們并不在歷史之外。我們在定義歷史的過程中定義了自己。

因此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只有在歷史之流中才能得到解答。李白有詩說：“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問月》）我們作為今人，必須聯系到我們的前輩古人，才能得到理解。為了加強我這里的論述，我想援引國內三位著名學者的觀點。

一個是李澤厚先生。李澤厚先生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一文中提到了中國現代六代知識分子，這六代分別是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一代，并指出第七代將是全新的一代。（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430。）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的 “后記”中李澤厚的表述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紅衛兵一代，并指出，“在這個近百年六代知識者的思想旅程中，康有為（第一代）、魯迅（第二代）、毛澤東（第三代），大概是最重要的三位，無論是就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說，或者就思想自身的敏銳、廣闊、原創性和復雜度說，或者就思想與個性合為一體從而具有獨特的人格特征說，都如此。也正是這三點的綜合，使他們成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最大人物。但是他們還不是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340。）并進一步預言：“當中國作為偉大民族真正走進了世界，當世界各處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響的時候，正如英國產生了莎士比亞、休謨、拜倫，法國產生了笛卡爾、帕思噶、巴爾扎克，德國產生了康德、歌德、馬克思、海德格爾，俄國產生了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樣，中國也將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學巨匠出現。”（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341。）

上海學者許紀霖先生也將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劃分為六代。他在《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一文中指出，以1949年作為中界，整個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1949—1966）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并認為：“對于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大致來說，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兩代人）更多的是社會關懷，他們處于一個社會結構轉變的前夜，考慮的重心是如何實現社會政治體制變革，因此政治意識比較強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兩代人）更多的是文化關懷，他們對文化價值和道德重建的關心要超過對社會政治本身的關心，因此特別重視文化啟蒙工作，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熱都產生于第二代，并非歷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與后文革兩代人）相對來說知識的關懷更多一些，他們已經注意到文學或學術自身的獨立價值，不是在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的意義上，而是在文學或知識自身的立場上思考各種問題，因此第三代社會的、文化的貢獻遠遠不及前輩，但其知識的貢獻卻不可限量。”（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85-86。）

北京學者**先生也是立足于二十世紀的時間維度，但他從法學的視角出發，給我們描繪出了五代法學家。許先生認為，清末變法改制間登臺的為第一代；二十世紀代初期以降，接受了現代西式法律教育的法律從業者逐漸上場，面對新問題，秉持新理念，嘗試新范式，整個法學面貌為之一變，真正純粹意義上的中國學術傳統，濫觴于此，為第二代；三年代中期前后，受教于第二代，更有一批新人入圍，業精于專，將已然啟其端緒的中國法學傳統加以深化與光大，為第三代；1949年后為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為第四代；1977年后經由高考入讀法律院系的，歷經二十春秋磨練的今日法學公民主體為第五代。（**：《法學家的智慧》，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6。）

必須承認，上述三位著名學者對我們理解當下的我們是誰是很有幫助的。我這里也可以提供一個參照系來認識我們是誰。我所提供的這個參照系實際上是中國文化不斷創生與演變的過程。借用著名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的說法，如果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文化，我覺得中國文化或可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本土及其擴張時期。這個時期在學術上以孔子、董仲舒為代表。第二個階段是中國文化吸收佛教文化從而形成新文化的時期，學術上以朱熹為代表。第三個階段是晚明以來中國文化開始吸收基督教的文化成果以改造自己的文化，這個時期還沒有完成，所以學術上代表還沒有出現。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時，我的老師、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周桂鈿教授提出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中國文化史上三位“特大思想家”。受周老師的啟發，我認為中國第三個時期的完成其主要標志是第四位“特大思想家”的出現。因此我們是誰的問題就可以放到中國文化吸收基督教文化的進程中來考量了。這種立場正好符合著名哲學家伽德默爾的觀點：“一個人需學會超出迫在咫尺的東西去視看——不是為了離開它去視看，而是為了在一更大的整體中按照更真實的比例更清楚地看它??在希望與恐懼中，我們總是被最接近我們的東西所影響，從而也就在它的影響下去看待過去的證言。因此，始終必須力戒輕率地把過去看成是我們自己對意義的期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以這樣的方式來傾聽過去：使過去的意義成為我們所能聽得見的。”（轉引自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262。）中國吸收基督教遠比吸收佛教來得痛苦，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說的：“也許除了佛教進入中國那一次以外，外來文明對于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終并不是很大，直到明清兩代西洋知識、思想與信仰逐漸有一個加速度進入中國，中國才又一次真正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328。）中國文化對基督教文化的吸收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一艱苦的過程中得到成長，以這一條線索，我將當代知識分子成長的上限延伸至十六世紀的明朝，這個時候基督教開始對中國知識分子發生深刻影響，如大家知道的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開始有限度地接受消化基督教，“徐、李二人為晚明西學派士人的主要代表，是取法西洋的先行者”，（馮天瑜：《文化守望》，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頁312。）是為第一代。明末清初一批知識分子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他們目睹了明朝的滅亡，開始了對君主制度的批判，可以看成是第二代。我認為整個20世紀可以看成一個時代，它是君主制度滅亡，中國文化全面受到基督教西方文化震撼與洗禮的時期，因此我將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視為一代，是為第三代。第三代在學術上的代表人物我愿意舉出林則徐、魏源、王韜、曾國藩、康有為、梁啟超、沈家本、魯迅、毛澤東、李澤厚等人。這是一個群星燦爛的時代。那么，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重建的時代，而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尚處在孕育的過程中，但他們的歷史使命則是綜合前三代知識分子的知識業績，開創一個新的天地。所以從歷史長程的眼光看，我們應該是第四代知識分子。近五百年的長程歷史，這五代知識分子正好完成了一個起、承、轉、合的思維過程。所以第四代知識分子肩負著揚棄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雙重使命。

二、“今天”何謂？

明確了我們是誰，我們還必須明了一個重要的方面，這就是我們做學問的時空背景。我們所要創造的學問是關于我們當下如何生活的學問，所以必須要明確意識到我這里所說的“今天”的意義。

正象我們是歷史性產物一樣，“今天”也是歷史的產物。其實對今天中國之認識，正如我們對自己是誰的認識一樣，也經過了漫長的思維過程。應該說，痛苦地意識到中國發生了重大變化始至晚清，象張之洞、李鴻章、曾國藩等人就認為中國正在發生“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意味著，原先對中國社會起著支配作用的框架已然失效了。我國著名旅美史學家余英時先生非常形象地借用杜牧的“丸之走盤”的比喻來說明中國在18世紀前后所發生的天崩地裂的變化。余英時引杜牧的話說：“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于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盤也。”余英時先生說，我們不妨把盤看作是傳統的外在間架，丸則象征著傳統內部的種種發展的動力。大體上著，18世紀以前，中國傳統內部雖經歷了大大小小各種變動，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但始終沒有突破傳統的基本格局，正像“龍之不能出于盤”一樣。但19世紀晚期以后，中國傳統在內外力量交攻之下，很快進入了一個解體的過程。這意味著龍已出盤，中國開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店，2004，“總序”，頁7。）同時也意味著，今天的一個重要使命乃是“新盤”建構。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學人普遍意識到了中國文化的危機，正象林毓生先生所說的那樣，“我們的文化危機的確是既深且巨的。”（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398。）因此，“作為現代中國人非常難，稍有靈性的人，往往深感精神的煎熬。”（同上，頁383。）為了這個“新盤”的建構，我們必須對這個“新盤”的性質有深切的認識。在這里我引入吉林大學鄧正來教授關于中國兩個階段的理論，或許對我們認識今日之中國有幫助。鄧正來教授在他前年發表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一書中指出，中國隨著加入WTO，完成了一個深刻的轉變，具體來說，就是從現代化階段過渡到全球化階段。在現代化階段，世界的規則對中國只不過具有示范的效應，并不具有強制性，在這么一個階段，中國雖然存在于世界之上，但并不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中國發言不發言都是無關緊要的。但是進入全球化階段之后就不一樣了。一方面，世界結構對中國具有強制的支配性，另一方面，中國的發言對于世界會發生重要影響。鄧正來教授依據此一設定，力主中國應從“主權性國家”過渡到“主體性國家”。這種理論暗示出中國文化走出危機的可能性。其實，我們今天應該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危機并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是孤立發生的，應該將中國文化的危機看成是整個人類文化危機的一部分。如此，則我們就會贏得更深刻的認識，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在根本上信賴于整個世界文化危機之解決，反之，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也是整個世界文化危機可得解決的一個前提條件。

三、何謂“學問”？

我們是學問的創造者與傳承者，也就是知識的生產者與再生產者，明確了我們是誰，下一步就是要明確學問是什么，知識是什么。特別對當下中國學人來說，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是要明確學問的性質，知識的性質。

我們一般認為，知識是現成地擺在那里的，等待著我們去認識它，這意味著知識是中性的，也就是說知識是外在于我們生命的。這種知識觀主要是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而來的一種知識觀，它立足于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從而將主觀完全剔出，以建構客觀的知識為已任。這種科學主義的知識觀極大地支配了我們當下的思想，進而使得我們對知識的性質這個基本問題無法思考。

其實知識并不是中立的，知識是與我們的生命攸關的，應該說中國古典的知識觀在這一點上是根本不同于西方科學主義的知識觀的。如果我們對中國古典的知識制度有所了解，那么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認識，所有的知識都是關于生存的知識，沒有所謂純粹存在（自然）的知識，生命之外的知識。我認為我們今天有一個基本的特務就是要恢復這種古典的知識觀。我們必須認識到，知識與學問決不是與我們的生存無關的東西，我們必須將那種知識中立論的畫皮給無情地揭掉。

如果我們獲得了上述識見，并以這種識見來檢討我們特別是晚清以來的知識體系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這樣一點，我們的知識基本上是西方的，西方人的知識模式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對我們構成了強有力的支配，正象晚清學人鄧實所說的，“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507）甚至于，“中國人研究中國歷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史的模式在背后作襯托。比較的歷史觀點本來是有利無弊的，但是比較如果演變為一方是進化的高級階段（西方），而另一方則仍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中國），因此前者成為批判后者的絕對標準，那么許多歷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隨著發生了。清末明初的史學界還沒有發展到這樣嚴重的情況，但其傾向已極為明顯。”（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507）這樣一來，我們實際上就失去了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自我解釋能力，我們不是解釋者，我們成了被解釋的對象，那么，我們所過得就不再是中國人的生活了。

我在前面談到了一個時間尺度，即基督教傳入中華至今的五百年，正象我們的文化先輩對于佛教的傳入采取了一種化融的態度一樣，我們作為今天的中國人要完成這個五百年的文化使命，也要采取一種化融的態度，而其中一個基本的前提是要進行知識批判，只有深入而持久的知識批判才能使我們認識到知識的性質以及知識體系之中所隱匿著的生存的信息，并在此基礎之上構建適合于中國人生存的知識體系。我認為，這是我們今天的學問人應該明白的。

四、如何做學問？

下面講講如何做學問。做學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在我國傳統里面被稱為“立言”的事業。我們都知道《左傳》里面有這樣的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因此立言是不朽的事業。

古往今來對這項不朽的事業人們總是充滿了敬畏之心。如著名學者章學誠說：“嗟夫，學術豈易言哉！前后有風氣循環，同時則有門戶角立，欲以一人一時之見，使人姑舍汝而從我，雖夫子之圣，猶且難之，況學者乎？”（轉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498。）這的的確確是道出了做學問的甘苦。章學誠身在我國清代乾嘉年間，他所處的時代顯然跟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很不一樣，在他那里做學術的主要矛盾只不過是古與今之間的矛盾，只有處理好了古與今的矛盾，則可以象司馬遷所說的那樣“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章學誠以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話自勉，杜甫說過：“不薄今人愛古人。”并加了一句“不棄春華愛秋實。”我們今天做學術研究面對的環境除了古與今的矛盾之外，更重要的，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這就是中與西的矛盾，所以我也象章學誠那樣加一句，“不薄中學愛西學”，我認為，這是我們今天做出象樣的學問來的一個必備條件。我們應該有孟子當年“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的氣概。

當然，光有英雄氣概是不行的。我們還必須有明確的方法論意識。不過我這里不是給大家提供做學問的靈丹妙藥，實際上并不存在做學問的靈丹妙藥，雖然如此，我覺得還是可以總結前人和時賢關于做何做學問的一般方法。我在這里想指出兩點，我覺得這兩點對當下中國學者從事學問尤其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非常重要。

第一點，克服門戶之見，但學術必須有所宗。

前面已提到古今、中西之爭，這兩大問題的確長期困惑著中國學術的發展。其實，我國古典智慧已在這方面有明確的意識。如前面提到的我國清朝乾、嘉時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浙東學術》曾說過一句名言：“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523。）余英時先生認為“必不可有門戶”之說，微有語病，其意仍指“門戶之見”（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518。）“學術門戶的成立自有其客觀的歷史根據，誰也不能任意加以抹殺。”（同上）

第二，必須掌握知識的增長規律，有意識地推動學問的發展。

我在這里想跟朋友們介紹一下鄧正來教授的兩大知識鐵律。鄧正來教授認為，知識增長存在兩大鐵律，其一是知識增長的必要性，這是由理性的有限性所決定的，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必須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從而推進知識的增長。其二是知識增長的可能性，這是由知識的脈絡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知識的增長必須有一個脈絡，如果沒有一個學術的傳統那么知識的增長就是沒有意義的，知識的增長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礎之上進行。

如果我們按照鄧正來的這兩大知識鐵律來看當下中國學人的知識生產，那么我們一定會失望萬分。首先，我們的學人們要么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要么以真理的傳播者自許，這顯然違背了理性的有限性。其次，我們看到，我們的學人所生產的知識所做出的學問經常被宣傳為“重要發現”、“重大突破”，實際上卻是毫無根據的胡說。

當然這種學術格局的形成并不是沒有根據的，按照我的研究，總的來說，是因為晚清以來，古典中國學術體系隨著中國生存秩序的天崩地裂而隨之發生裂變，現代中國學術體系尚處于萌芽之中，今天的中國學人就是要在古典中國學術的廢墟上創造出現代中國學術。我們今天的學術處于一個過渡時代。我認為，我們今天的任務，首先是要樹立起一種生存性的知識觀，然后用心構建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傳統，只有建構起學術傳統，我們的知識生產與學術研究才不致于成為胡說八道。對于當下中國的學術現狀來說，學術傳統的建構艱辛而復雜，正如一句古語說的，任重而道遠。

但是我相信，雖然困難重重，沒有什么能夠阻止得了當代中國學術的成長。盡管有人認為當代中國學術創造的最大敵人是學術研究中盛行的市儈主義，正象人們所看到的，在當代中國，學者們為了各種各樣的名頭而奔命，或者為了項目（利），或者為了獎項（名），什么“十大法學家”，什么“國家名師”，什么“全國勞動模范”，如此等等，種種好聽的頭銜掩蓋著實際的空虛，赤裸裸的名利訴求主宰了曾經以天下為己任的中華士子的靈魂，但是我認為，歷史將會使我們看到，終會有一些人成為中華民族的真正擔道人，他們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脊梁。

今天就講到這里！謝謝尚果院長！謝謝同學們！

魏敦友

匆草于南寧廣西大學法學院法理教研室，2007-3-6

修改于南寧廣西大學法學院法理教研室，2007-8-5

附記：

3月8日，有幸在玉林師院辦公室副主任徐戴偉先生、高職學院副院長朱曉姝女士兩位的陪同下游覽了真武閣與貴妃園。真武閣與貴妃園在玉林市不遠處的容縣縣城，原為玉林行署所在地。容縣多次聽說，但從未來過。今天有幸到此，殊感驚訝。我還從沒有聽說過真武閣，而容縣人將真武閣稱為江南第四大名樓。前年去昆明，得知江南第四大名樓是滇池邊的大觀樓。沒想到容縣也有稱做第四大名樓的真武閣。到達真武閣時，果見氣象非凡。樓為三層結構，全為木制，無有一絲鐵丁。望繡江而立。考其年歲，歷四百多年，竟長于黃鶴樓、滕王閣、岳陽樓。然何以此三樓及大觀樓蜚聲海內外，而真武閣卻寂寞不聞？思之再三，文以樓存樓以文顯故也。黃鶴樓因崔顥的一首《黃鶴樓》而展千古飄逸之姿，岳陽樓藉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盡顯英雄豪氣，滕王閣憑王勃一篇《滕王閣序》而雄視百代，而昆明滇池旁的大觀樓則因孫髯翁的長聯而氣吞萬象。真武閣所缺者，文也。一時感懷，心中驟起撰文之意。終因手頭無紙筆而作罷。忽而又覺得，就這樣寂寞花開不也很好嗎？為什么一定要轟轟烈烈不可？胡思亂想一陣。離開真武閣后又游覽了貴妃園。原來真有楊玉環生于廣西之說！初知此事約數年前，當時隨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梁超然先生去梧州考察，從梁主席那里聽說楊玉環出生于廣西事，頗不以為然。不想今日至此，親見玉環出生、成長、貴妃、賜死的經歷。戴偉先生看出我的疑慮，忙說，此乃我廣西人自娛自樂也。真也，非也，何由而得之。此記。

魏敦友

于南寧廣西大學法學院法理教研室

2007-4-15

第五篇：努力今天 收獲明天

努力今天

收獲明天

同學們，中學時代的學習和生活是緊張的，也是讓人向往的;學習是艱苦的，也是收獲的。無怨無悔的拚過一次，也許是人生最難得的財富。“人能走多遠，這話不是要問兩腳，而是要問志向;人能攀多高，這事不是要問雙手，而是要問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熱血，給自己樹起一個高遠的目標，不僅是為了爭取一種光榮，更是為了追求一種境界。目標實現了，便是光榮，目標實現不了，人生也會因這一路風雨跋涉而變得豐富而充實。在我看來，這就是不虛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