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中央政法委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

2013年）中央政法委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

作者：合肥律師 來源：www.tmdps.cn 日期：2015-02-26 閱讀：430次

【發布部門】 中共中央政法委 【發文字號】 中政委[2013]27號 【時效性】 現行有效 【效力級別】 團體規定 【法規類別】 法制工作綜合規定

中央政法委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中政委[2013]27號）

為深入貫徹落實總書記和孟建柱、郭聲琨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貫徹落實中央政法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精神，依法懲罰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權，提高司法公信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現就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堅守防止冤假錯案底線作如下規定。

一、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情況緊急必須現場訊問外，應當在規定的辦案場所進行；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后，訊問應當在看守所訊問室進行并全程同步錄音或者錄像。偵查機關不得以起贓、辨認等為由將犯罪嫌疑人提出看守所外進行訊問。

二、偵查機關移交案件時，應當移交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全部證據。嚴禁隱匿證據、人為制造證據。

三、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提請批準逮捕、批準或決定逮捕、移送審查起訴、作出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對于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四、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偵查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及時提出收集、固定和完善證據的意見和建議，必要時指派檢察官參加偵查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對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尸體的復驗、復查。

五、人民檢察院嚴格把好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和抗訴關，對不符合法定逮捕、起訴條件的案件，依法作出不批準逮捕、不起訴的決定；對符合抗訴條件的案件，特別是無罪判處有罪、有罪判處無罪、量刑畸輕畸重的案件，依法提出抗訴。

六、堅持證據裁判原則。依法應當出庭的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法庭對其證言真實性無法確認的，該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七、嚴格執行法定的證明標準。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于定罪證據確實、充分，但影響量刑的證據存在疑點的案件，應當在量刑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

八、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能因為輿論妙作、當事人及其親屬上訪鬧訪和“限時破案”、地方“維穩”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裁判和決定。

九、切實保障律師會見、閱卷、調查取證和庭審中發問、質證、辯論等辯護權利。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偵查終結、審查起訴、死刑復核等環節，應當依法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解辯護意見和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并在裁判文書中說明采納與否的理由。

十、對確有冤錯可能的控告和申訴，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及時復查。經復查，認為刑事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依法提出（請）抗訴、再審。人民檢察院對本院及下級院確有錯誤的刑事處理決定，依據法定程序及時糾正。

十一、對罪犯提出的申訴、控告、檢舉材料，監獄或其他刑罰執行機關不得扣壓，應當及時轉送或者提請有關機關處理。有關機關應當認真審查、及時處理，并將處理結果通知監獄或其他刑罰執行機關。罪犯提出申訴、控告的，不影響對其減刑、假釋。

十二、建立健全合議庭、獨任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對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的違法辦案行為，依照有關法律和規定追究責任。

十三、明確冤假錯案的標準、糾錯啟動主體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錯案的責任追究機制。對于刑訊逼供、暴力取證、隱匿偽造證據等行為，依法嚴肅查處。

十四、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符合司法規律的辦案績效考評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定罪率等指標。

十五、各級黨委政法委應當支持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支持政法各單位依照憲法和法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不予協調；協調案件時．一般不對案件定性和實體處理提出具體意見。

第二篇：中央政法委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指導意見

中央政法委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指導意見

2013年08月12日 06:29 來源：法制日報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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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央政法委出臺意見要求

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堅守防止冤假錯案底線

本報北京8月11日訊 記者蔣皓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針對執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根據現行有關法律規定，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明標準、保障辯護律師辯護權利等作了重申性規定，并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

意見強調，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后，訊問應當在看守所訊問室進行并全程同步錄音或者錄像。偵查機關移交案件時，應當移交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全部證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提請批準逮捕、批準或決定逮捕、移送審查起訴、作出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意見要求，堅持證據裁判原則，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的，不得作為定案根據。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于定罪確實、充分，但影響量刑的證據存在疑點的案件，應當在量刑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不能因輿論炒作、當事人及其親屬鬧訪和“限時破案”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裁判和決定。

意見強調，切實保障律師會見、閱卷、調查取證和庭審中發問、質證、辯論等辯護權利。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解辯護意見和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并在裁判文書中說明采納與否的理由。對罪犯提出的申訴、控告、檢舉材料，監獄或其他刑罰執行機關不得扣壓，應當及時轉送或者提請有關機關處理，有關機關應當認真審查、及時處理，并將處理結果通知監獄或其他刑罰執行機關。意見要求，建立健全合議庭、獨任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明確冤假錯案標準、糾錯啟動主體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錯案的責任追究機制。對于刑訊逼供、暴力取證、隱匿偽造證據等行為，依法嚴肅查處。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符合司法規律的辦案績效考評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定罪率等指標。據了解，為保證這個意見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實，中央政法委機關近日召開會議進行專門研究部署，要求政法各單位結合正在深入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新一輪司法改革，健全完善相關制度機制，加強監督檢查，嚴格責任追究，確保意見落實到執法司法每一個環節、每一項工作，以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不斷提高執法司法公信力。

第三篇：中央政法委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

中央政法委：公檢法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 中央政法委最新新聞報道要求 中央政法委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

本報北京8月11日訊 記者蔣皓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臺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針對執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根據現行有關法律規定，對審判環節疑罪從無原則、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明標準、保障辯護律師辯護權利等作了重申性規定，并就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提出明確要求。

意見強調，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后，訊問應當在看守所訊問室進行并全程同步錄音或者錄像。偵查機關移交案件時，應當移交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全部證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提請批準逮捕、批準或決定逮捕、移送審查起訴、作出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意見要求，堅持證據裁判原則，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的，不得作為定案根據。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于定罪確實、充分，但影響量刑的證據存在疑點的案件，應當在量刑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不能因輿論炒作、當事人及其親屬鬧訪和“限時破案”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裁判和決定。

意見強調，切實保障律師會見、閱卷、調查取證和庭審中發問、質證、辯論等辯護權利。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解辯護意見和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并在裁判文書中說明采納與否的理由。對罪犯提出的申訴、控告、檢舉材料，監獄或其他刑罰執行機關不得扣壓，應當及時轉送或者提請有關機關處理，有關機關應當認真審查、及時處理，并將處理結果通知監獄或其他刑罰執行機關。

意見要求，建立健全合議庭、獨任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明確冤假錯案標準、糾錯啟動主體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錯案的責任追究機制。對于刑訊逼供、暴力取證、隱匿偽造證據等行為，依法嚴肅查處。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符合司法規律的辦案績效考評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定罪率等指標。

據了解，為保證這個意見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實，中央政法委機關近日召開會議進行專門研究部署，要求政法各單位結合正在深入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新一輪司法改革，健全完善相關制度機制，加強監督檢查，嚴格責任追究，確保意見落實到執法司法每一個環節、每一項工作，以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不斷提高執法司法公信力。

第四篇：如何防止冤假錯案

【摘 要】刑事冤假錯案對基本人權造成嚴重傷害，也嚴重損害了執法機關的刑事執法形象，給司法公正帶來沖擊。刑事冤假錯案產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有罪推定的辦案理念和“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執法觀以及不完善的司法程序模式等。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必須更新辦案理念和執法觀念，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從人權出發，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權保護制度，轉變偵查模式，拓寬偵查手段，依托科技強偵，堅持新的證據規則，堅決杜絕非法取證，動員社會各界的參與，進一步完善偵查監督機制，利用社會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錯案。

【關鍵詞】刑事冤假錯案;防范措施;司法公正

一提起冤假錯案，腦海里首先浮現的就是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十年勞苦牢獄之災終換來一紙無罪釋放的判決書，張氏叔侄的洗冤之路的艱辛讓公眾揪心，而更讓人揪心的是背后折射出的整個司法程序上的漏洞。而這個案件連同之前的上海兩梅（梅吉祥、梅吉楊）殺人案、河南李懷亮殺人案、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聶樹斌案、河南趙作海案、湖南滕興善案一樣，一次次給司法公信帶來災難性影響，一次次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一次次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面對冤假錯案給司法公正帶來的沖擊，如何最大程度地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更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

首先，必須要正視此階段冤假錯案發生的危害性和客觀情況。一個案件從立案到偵查到起訴最后到審判要經歷不同階段，不同階段也有要遵循的相應的不同程序。而根據我國司法制度的規定和司法實踐的情況，公、檢、法三大機關擔負起了一個案子不同階段的不同責任，而其中無論哪一個環節都對一個案件、幾個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而在法律理想層面的公檢法三大機構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構想在中國司法的實踐中并未實現，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所以正視其客觀性是第一位的，即了解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客觀制度缺陷。

第二，正視問題，轉變法治理念。一個國家法治理念的樹立與尚法風氣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雖說法律是“惡之花”，但卻是社會運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規范和準則。而衡量一個國家法制發展成熟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司法理念的貫徹和法律意識在公眾行為與意識中的養成與樹立，這包括憲法權威的樹立和社會法律意識的培養。當然，面對冤假錯案的發生，不僅需要加強對公眾的法制宣傳與教育，更要轉變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的司法觀念。例如，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重客觀證據，不輕信口供，堅決禁止刑訊逼供;重程序規范，堅持合法合理取證，堅持有罪證據收集與無罪證據收集同時兼顧;重司法規律、科學規律，不一味追求指標數據，等等。

第三，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首先是立法，我們說社會遵循法律的前提必須要求這個法是良法，這就要求從立法上確保我們的制度是遵循公平和正義的，是符合憲法和國情的。然后是程序正當。強調程序的合法正當，是強調重視程序的價值，目的是讓我們的辦案機關、檢查機關和審判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時刻銘記程序法的力量和約束，以形成對其權力使用上的意識制約。不僅如此，程序公正更是一種防范冤假錯案的制度保障，使每一環都合乎程序，合乎正當。另外，公檢法三者的職能及其界定、監督和牽制也需要法律加以規定和確立。

第四，建立和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權保護制度。關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保護，包括辯護制度，“疑罪從無”理念以及基本人身權利的保障等等。辯護制度的發揮，主要體現在訴訟階段控方與訴方以及法庭三者的關系上。長久以來的法庭和控方壓制訴方的三角局勢要轉變，變為三者法律主體地位的平等。而盡管我國法律沒有正視將“疑罪從無”納入條文，但其中的思想卻值得我們貫徹落實。即堅持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堅持有罪證據調查與無罪證據調查并重等。關于基本人身權利的保障，也就是在調查過程中最起碼的對人身權利的尊重，即不能采用高姿態地屈打成招和變相的引誘逼供等。

第五，執法機關方面。（1）落實執法終身制規定。（2）建立執法管理長效機制，完善案件監督審理機制及考核制度，強化執法質量考評結果運用，嚴禁使用下達硬性指標完成數。

第六，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現代化社會大背景下，數據網絡龐雜，信息泛濫，利用科技的手段不僅權威可靠，而且能提高效率節約資源。數據庫的建立和使用對于辦案偵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這也要求加大對基層科技設施配備的投入與比重，全面提升基層公安機關的運用能力。當然，現代化的力量必然應與傳統的手段相結合，社會與歷史相結合，不能完全依賴科技，也不能丟棄傳統偵破手段，而是使其相互配合，兼容并濟。

最后，動員社會各界的參與，利用社會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錯案。“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就強調了群眾的力量。動員社會各界的參與，利用群眾的智慧，接受社會的監督，使公平正義透明親民。在堅持依法獨立公正審判的基礎上，聽取意見和建議，爭取支持。可嘗試結合各方嘗試設立陪審團、旁觀席，也可組織專家學者討論，集中其智慧。做到沈德詠副院長倡導的“積極主動與社會各界攜起手來，共同為守住公正司法底線創造寬松、理性的環境。”

總書記強調，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線，并且引用了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了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源頭。因此，最大限度地防范冤假錯案，才能使公平如水，社會穩定。但冤假錯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只能在未來隨法治發展得到很好的防范，畢竟是人在辦案，總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影響著案件，但是我們應當盡力避免冤案的發生，作為執法人員秉公執法，依法辦事，堅持避免冤假錯案的底線，防止它的發生，維護司法的公正。

第五篇：防止冤假錯案材料

轉變執法理念，防止冤假錯案

近段時期，媒體先后曝光的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上海兩梅殺人案以及河南李懷亮殺人案等刑事冤假錯案，給司法公信再次帶來災難性影響。這些案件與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聶樹斌案、河南趙作海案、湖南滕興善案一樣，一次次挑戰著法律與正義的底線，一次次考驗著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這也是省院盧樂云副檢察長撰文《個案辦理中的檢察執法理念——以公訴防止冤假錯案為視角》的緊迫背景。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是我們守護司法公平正義的末端，我們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將冤假錯案堵在司法審判的大門之外，給黨、給人民、給憲法和法律一個交代。

要防范冤假錯案，首先必須認真分析冤假錯案發生的根源、成因，只有準確找出問題所在，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則將勞而無功。那么，當前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何在？我們認為，歸根結底還是理念問題。

一、錯誤理念是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

從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錯案的情況看，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奸案、李懷亮殺人案，還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復雜，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而且公檢法辦案人員對存在的問題都很清楚，并由此導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補充偵查或發回重審。如果公檢法任何一個機關能夠堅守法律底線，堅持定案證據標準，可以說不 需要業務多么精通就能夠作出正確判斷，就可以避免悲劇的發生。但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些案件經過公檢法層層關口，經歷漫長時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留有余地判決”而告終。這也是這些案件之所以引發公眾強烈不滿的主要因素。

而且，這些冤案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事后證實，案件在偵查階段均存在刑訊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機關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馬上作破案、結案處理。而且許多地方政府會立即對公安進行表彰、授獎，根本不考慮還要經過法院審判、判決。而許多該固定、收集的證據沒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檢察和審判各階段幾經反復，往往是若干年過去，明知案件證據不充分、不扎實，但再要收集證據已時過境遷、為時已晚。可以說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的觀念，以及因之而來的刑訊逼供是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最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而這些案件最終又因“亡者歸來”、“真兇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錯案。反觀之，如果能夠切實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毫無疑問，這些冤假錯案就不會發生。

因此，“疑罪從有”、“疑罪從輕”、“重口供、輕客觀證據”等錯誤刑事司法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刑訊逼供惡習，是絕大多數刑事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有人從司法人員的作風、責任心方面總結，不能說沒有一定關系，但核心還是錯誤的司法理念問題。

二、轉變執法理念，防止冤假錯案 找到了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我們要做的就是對癥下藥，切實轉變不合時宜的錯誤的刑事司法理念，理念至關重要。有完善的制度而沒有先進的理念，再好的制度也難以得到有效實施。可以說，理念決定行動，轉變刑事司法理念，關鍵是刑事司法主體要轉變理念。我院公訴科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積極轉變執法理念，在審查起訴工作中從如下幾個方面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

第一，樹立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的理念，充分發揮辯護律師在防范冤假錯案中的重要作用。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辯護律師的基本職責就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這一制度設計，就在于與控訴方形成一種訴訟對抗關系，防止對犯罪的指控成為一種潛在的犯罪認定。我國法律對公訴機關雖然也作出了要重視無罪、罪輕證據的規定，但公訴機關的追訴性質，在本能上肯定是更為關注有罪、罪重的事實和證據，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為防止一邊倒，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我科充分尊重辯護律師的權利，積極配合辯護律師的工作。我們充分認識到，律師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重要一員，在保障人權和實現公平正義的道路上，律師也是是公訴人的同盟軍，是實現公正審查案件、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無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對個別律師違規發難、無理“鬧訴”的問題，可采取一事一議、就事論事方式，及時向有關主管部門進行通報，請他們配合做好工作，而不是將這種情況輕易擴大為 對整個律師群體的偏見，我們充分相信絕大多數律師是具備良好職業素養的，是理性、客觀、公正、中肯的，是檢察院可以依靠而且應當依靠的重要力量。

第二，樹立重客觀證據的理念，不輕信口供，堅決杜絕刑訊逼供。目前發現的重大冤錯案件，都與刑訊逼供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虛假口供有直接關聯。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不得強迫犯罪嫌疑人證實自己有罪”，但由于沉默權、訊問時律師在場權等制度尚未確立，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仍然缺乏充分的制度保障，刑訊逼供的情況時有發生。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供后翻、時供時翻、當庭翻供等情況下，由于無法確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可信度無疑也大打折扣，因此，不能輕信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尤其不能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為基礎認定案件事實。在實踐中，我們特別注意以下問題：第一，口供的合法性與真實可靠性密切相關，要重視對口供合法性的審查。對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以刑訊逼供為由提出排除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申請，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公訴人應當認真審查，對可能存在刑訊逼供情形的，及時啟動專門的調查程序并依法作出處理。同時，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未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公訴人如果發現訊問的程序、方式違法，例如未在法定訊問場所訊問、訊問時只有一名偵查人員在場等，也應當對口供持慎重態度。如果對口供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應當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及時排除。如我院在辦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職務侵占罪一案中，因犯罪嫌疑人李某兩次供述的時間相沖突，偵查人員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我院對 李某的兩次供述以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第二，改變“口供中心”的證明理念，不能簡單地用犯罪嫌疑人口供否定物證等客觀性證據。在審查證據時如果發現證據之間存在矛盾，公訴人會結合案情和在案相關證據進行綜合分析。如果物證等客觀性證據能夠否定犯罪嫌疑人與犯罪之間的關聯或者顯示出指控的犯罪事實存在其他可能性，就不能因犯罪嫌疑人曾經認罪而無視上述證據。第三，重視無罪、罪輕辯解和辯護，結合在案證據認真進行審查。只有徹底合理地排除無罪、罪輕的辯解理由，公訴人才會基于在案證據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如果不采納無罪、罪輕辯解和辯護，應當有充分的依據，并在審查報告中說明。如我院在審查起訴犯罪嫌疑人周暉、孫國鑫涉嫌販賣毒品罪一案時，周暉對在偵查階段供述同案犯孫國鑫參與3次販賣毒品，審查起訴階段供述孫國鑫只參與2次販賣毒品，理由是“當時在公安機關想早點回家吃飯，所以就多說了一次”。同時，孫國鑫的父親拿著周暉的自書材料找到承辦人，企圖證明其子只參與2次販賣毒品。承辦人通過調查發現，孫國鑫的姐姐與周暉系同學，其姐在得知孫國鑫被刑事立案后，從外地趕回找到周暉，周暉便出具了孫國鑫販賣毒品2次的材料給孫國鑫姐姐。通過審查，承辦人排除了偵查人員有刑訊逼供或誘供行為，同時，周暉辯解的“想早些回家吃飯，所以對同案犯的罪行作了虛假供述”的理由不能成立，最終我院認定了孫國鑫販賣毒品3次的事實，并在審查報告中予以詳細說明。

第三，樹立重程序規范，堅持合法取證，堅決排除非法證據，不僅收集有罪、罪重的證據，也要注重收集無罪、罪輕的 證據，嚴格證據標準，力爭不枉不縱。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前，很多辦案人員對待當事人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往往認認真真走形式，踏踏實實走過場，幾乎不予排除。雖然大家都清楚認識到非法證據具有極大的危害性，卻嫌麻煩，不太愿意排除。長期以往，這樣的惰性不僅會助長偵查人員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行為，導致冤假錯案發生，也會對司法機關的形象帶來巨大損害。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后，我們認真反思，在工作中樹立切實排除非法證據的新觀念，做到在審查起訴過程中，一旦發現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就要堅決予以排除，不將其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保證所指控犯罪的所有證據都具有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以維護程序的權威性。今年5月14日，我們在審查起訴犯罪嫌疑人劉齊全涉嫌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罪一案時，承辦人發現本案犯罪嫌疑人劉齊全和吸毒人員胡繼秋、何孝勇、陽群兵的四份尿液檢測報告中檢測人員同時是本案的偵查人員，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規定。而在訊問犯罪嫌疑人劉齊全時，其稱除自己之外，只有2人吸食了毒品，并稱民警實際對其并未進行尿檢。容留他人吸毒罪必須容留多人或多次才構成本罪，而本案吸毒人員胡繼秋、何孝勇、陽群兵的尿液檢測報告系偵查人員嚴重違反程序取得的證據，應作為非法證據予以依法排除。本案因排除該重要證據，最后僅以犯罪嫌疑人劉齊全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起訴至法院。

公訴部門在案件辦理流程上處于承上啟下的地位，審查偵 查機關移送的證據時，我們是監督者，是裁判者，對偵查機關無法證明其移送的證據來源合法性時，我們應當對這些證據依法予以排除；而一旦我們采用了偵查機關移送的證據，并且將其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移送審判機關時，無論這些證據是合法證據還是非法證據，對這些證據的合法性證明責任就轉移到我們身上，如果我們對偵查機關移送的證據審查不嚴格，導致非法證據也經采用而移送審判機關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時，我們當然應當承擔證明證據合法性的責任,此時我們的身份則是證明證據合法性的責任者。在工作中，我們應當意識到自己在防止冤假錯案中的重要地位，與偵查機關、審判機關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搞好防范冤假錯案的“全流域治理”，各自發揮好在防范冤假錯案這個系統工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