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庚子賠款與中國教育

庚子賠款與中國教育

“聽說美國退還了庚子賠款，據說北大和清華都是美國人給建的，這是真的嗎？”下面就談一談美中之間的這段百年往事。

1900年(庚子年)，義和拳運動在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北方部分地區達到高潮，大清帝國和國際列強開戰，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紫禁城皇宮。

庚子賠款列強分攤

1901年(辛丑年)9月，中國和11個國家達成了屈辱的《解決1900年**最后議定書》，也就是中國史稱的《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從海關銀等關稅中拿出4億5千萬兩白銀賠償各國，并以各國貨幣匯率結算，按4%的年息，分39年還清。這筆錢史稱“庚子賠款”，西方人稱為“拳亂賠款”。

美國政府在談判時曾提議不要讓中國賠款太多，但條件是各國都不得多要。這一主張因遭到其他列強激烈反對而未能實現。在簽約后，美國所獲賠款份額是7.3%，排名第六。美國官員明白，這筆賠款其實遠遠多出美國的實際損耗，包括遠征軍費和美國公民以及教會與公司在“拳亂”中的損失。

美國退還多余賠款興辦教育

《辛丑條約》中還有一項中國史學家不常提及但卻對中國留下永久影響的條款，那就是：中國成立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一向以“天朝”自居并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國，從此有了專門的外交部和職業外交官。

1904年，清朝駐美公使梁誠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交涉庚子賠款事宜的時候，海約翰告訴他，美國得到的賠款過多了，梁誠立刻把此事匯報給了外務部。

海約翰和美國一些傳教士和教育家支持退還多余賠款，但是不愿意讓這筆錢由中國官員任意使用。他們認為，如果美國幫助中國興辦現代教育并讓中國學生來美留學，將會造就一批熟知美國價值觀并和美國聯系密切的人士，也就不會再次爆發“拳亂”了。

1907年12月，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正式請求國會批準把多余的庚子賠款退還中國，贊助中國教育事業。1908年1月，國會通過決議，批準總統退款。

7月間，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奉國務卿魯特指示，致函大清帝國總理外務部大臣慶親王說，美國出于友好，已決定把“拳亂賠款”從當時的2400多萬美元金幣減少為1300多萬美元，余額退還中國。柔克義還寫道，賠款額中還包括200萬美元預備用來支付民間在法庭提出的索賠，如果這筆錢有剩余，也將歸還帝國政府。

清朝外務部立即回函致謝，并表示中國政府注意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愿意資助中國學生的表態，“現已決意用此退還之賠款，每年派去學生若干人至貴國留學”。

庚子賠款建立清華學堂

1909年，中國首度利用退還的庚子賠款向美國派出了幾十名留學生。1911年(辛亥年)，用于培養留美預備生的“清華學堂”在北京成立，這是清華大學的前身。這座學堂設立在原來的王府“清華園”。園主人載濂郡王因為支持義和拳而在戰敗后遭革爵，莊園也被朝廷沒收。外務部選中了這塊地方，用“拳亂賠款”建立學堂。

2002年，喬治.W.布什總統曾在北京清華大學發表演講并回答提問。布什在演講時說，這所著名大學是美國為了增進兩國間的聯系而幫助成立的。

美國第二次退還賠款

就在建立清華學堂的同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取代了滿清王朝。民國政府繼續按4%的年息向各國支付庚子賠款，而美國繼續每年退款給中國，用于教育事業。

當代中國以及海外華人中的很多知名人士，包括教育家和科學家，當年都接受過庚子賠款的獎學金贊助。

1924年，美國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把余下的所有賠款全數退還中國。由于當時中國處在戰亂時期，沒有穩定的中央政權，美國政府委托由美中兩國人士組成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管理退款。基金會用退還的賠款興辦文教事業，繼續培養留學生并資助清華大學，還在1931年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先進的圖書館之一“國立北平圖書新館”。這是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分館的前身。

各國紛紛退還庚子賠款

美國的退款、中國的外交努力以及時局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蘇俄革命等)促使英法日意等國也陸續在1920年代同意把庚子賠款專用于在中國的文化教育等事業。

中國北洋政府在1921年和一戰的戰敗國德國以及奧地利簽署條約，廢除德奧兩國在華特權，包括索取庚子賠款的權利。1924年，北洋政府和蘇聯簽約，把俄羅斯的庚子賠款份額用于中國的教育事業。

到了1927年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庚子賠款都已用在中國項目了。

中國二戰期間廢除不平等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民政府和美英等盟國在1943年簽訂新約，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中給予列強的一切特權包括受賠權利也予以終止，庚子賠款最終成為歷史。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國民黨退守臺灣。在臺灣新竹成立的清華大學用的是源自庚子賠款的基金。

京師大學堂建于庚子事變之前

聽眾“林黛玉”問到“北京大學”和庚子賠款以及美國人的關系。北京大學最早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這是中國國立最高學府，而且在義和團事件爆發前就成立了，和庚子賠款無關。

1898年(戊戌年)，光緒皇帝在維新派推動下宣布成立“京師大學堂”。“戊戌變法”很快失敗，但是這所采納“西學”的學堂成為僅存的碩果。清政府聘用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擔任西學總教習。1900年，受拳民進京的沖擊，京師大學堂被迫停辦，隨后攻入北京的八國聯軍又把這里當作兵營。清朝政府在1902年恢復辦學。

另一所和北京大學有歷史淵源的“燕京大學”成立于1919年，這是由美國和英國基督教會創建的，首任校長是出生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斯圖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在1946年被任命為美國駐中國大使。這所教會大學的辦校經費來自美國等地的捐助。在1930年代，國民政府教育部曾撥款幫助過燕京大學，有些錢來自庚子賠款的退款，但只占學校經費的很小比例。

第二篇：庚子賠款援助中國教育始末

庚子賠款援助中國教育始末

2015-02-01 00:41 閱讀(8)評論(0)

作者：不詳

1900年，中國的庚子義和團匪之亂引致八國聯軍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李鴻章與11國代表簽定了《辛丑條約》。《辛丑條約》第六款議定，清政府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的軍費、損失費4億5千萬兩白銀，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計為9億8千萬兩，是為“庚子賠款”。各國的分配率以俄國最多，計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 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中國當時的人口大約45000多萬人，庚子賠款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美國應得到其中的3200多萬兩，折合美金2400多萬元。

1907年12月3日，美國總統西奧多 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咨文中，提出“授權減免和取消對中目超出此數的賠償要求”，并謂：“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尋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他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材，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羅斯福的諮文。同年7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實應賠償”，內容包括美國出兵中國的軍費賠償及美在華商人與傳教士的損失賠償。

1908年10月28日，兩國政府草擬了派遣留美學生規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 4年內，每年至少應派留美學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則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為止。被派遣的學生，必須是 “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當年齡”，中文程度須能作文及有文學和歷史知識，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國大學和專門學校聽講，并規定他們之中，應有80%學農業、機械工程、礦業、物理、化學、鐵路工程、銀行等，其余20%學法律、政治、財經、師范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那一年開始公開招考留美公費生。1933年，又開始公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美國的退款，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在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廢除了對德國與奧地利的賠款。大戰平息后，中國也涉足于戰勝國的地位，各國都表示愿與中國“友好”，以便用和平的辦法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所以都緊步美國的后塵，陸續放棄或退回了庚子賠款余額。退款被廣泛地應用到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和實業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到了30年代，美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而同時，美國人在中國建立了12所教會大學，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學。教會醫院則出現了協和醫院，洛克菲勒基金會則資助了中國學者們的農村調查與考古行動。

第三篇：美國教育與中國教育

現在大學里有這樣一種普遍現象：大多數學生在入了大學之后沒有了昔日備戰高考時的壓力，整日過的很輕松，甚至無事可做，或者要么玩網絡游戲，要么天天逛街，要么談談戀愛，最后都感到自己的大學生活過的很空虛；逃課現象嚴重，即使上課也不聽課看小說，平時整日里玩，到考前一周甚至一天才開始突擊背書應付考試，或者連書也不看考試時直接作弊，最后還都拿了高分，而臨時所背的內容一考完就忘，四年就這樣一直下去，到了大四畢業時混個畢業證和學位證，卻感覺四年下來一無所獲，什么知識和技能都沒學到。

我認為造成以上現象的根源在于大學的考評制度。一學期的課業內容評價都決定于一次期末考試的一張卷子，這是大學考評制度的非常不合理之處。在此制度下雖然也有平時成績，但這都是虛的，要么大家分都差不多，要么就是僅憑幾次課下應付的毫無價值的作業來稍微拉開點檔次，或者就憑任課老師對學生的個人喜好來定。不過現在有一些重點院校實行這樣一種考評制度，就是平時成績占期末總成績的很大比重，平時作業都是考察學生的知識運用和實踐能力，這樣一來即使期末卷面成績考滿分但平時成績若不好也可能過不了關。我認為這種做法值得借鑒。我認為目前大學教育中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缺乏創新，無論是本科教育還是研究生教育。現在大學生能否畢業的標準就是畢業論文，而近年來畢業論文抄襲現象十分嚴重，大部分論文不是學生本人自己創作的，內容東拼西湊，毫無新意，這就造成了一些學生大學四年都在玩，而到畢業之際臨時拼湊一篇論文就能順利畢業的現象。

總而言之，大學的老師同學們一定要在工作和學習生活中多善于思考，多發現問題，決不能讓自己的思想、思維局限于課本、盲目迷信課本，應該對學術問題多進行探討，多進行善意的學術批評，從而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促進學術的創新與進步。

美國大學和中國大學教育體制完全不同，整個課程很短，上課需要做的功課也不多，但回家的作業是相當恐怖。每節課最后的投影上面所顯示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是一本本書的名字，學生的作業就是把這些書從圖書館借出來，然后在規定的時間內讀完，之后，全班討論這些書??在中國，學生們往往在學校呆很長的時間，每天上七八節各種各樣的課，但回宿舍后，除了寫作業沒有什么太多的任務。但在美國的大學，一個學生一天在學校頂多上個兩三節課，可是老師在下課時所拋下的一黑板借書單和一篇論文給學生帶來的負擔可不比在學校上一天課少。正是由于大學這種對閱讀高水準的要求，美國的基礎教育非常重視對學生閱讀能力的培養，美國人堅信，只要一個人的閱讀能力好，他就有能力接受新知識，也就可以彌補在其他方面的缺陷。

美國大學沒有嚴格的課堂教學規范。師生互相介紹，是每位任課教師第一次上課時約定俗成的習慣，表明了教師對每位學生的重視，以及學生對整個教學的主導和參與。此外，師生在儀表和衣冠方面沒有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大多教授著裝休閑，學生穿著更是隨意，穿著拖鞋、背心、短褲、短裙上課者不乏其人；學生可以一邊聽課一邊喝咖啡、茶、果汁等飲料，甚至可能把早餐帶到課堂；因故遲到，可直接入座，不必經老師許可；上課時若有疑問，學生可不必舉手隨時向老師提問，大膽地說出自己的想法，無需等到老師講完一節課的內容。課后問題，也可以通過Email向老師請教。

美國大學課堂上普遍采用小組討論的教學方式。一個老師對應大約20來個學生，和小班教學差不多，課堂氛圍比較輕松。一般由教師根據教學內容設計一個研究主題和一系列子課題，然后將學生分成若干個由3至5人組成的研究小組，各小組就教師布置的問題逐個討論，每個學生依次發言，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教師可加入任何一組。在課堂上學生可以和老師進行爭論，在某些方面向老師提出改進意見，甚至對老師的觀點進行批判。此外，課堂演示也是常用的教學形式。通常由學生單獨或者幾個學生一起，按教師的要求就某一專題做準備，或去圖書館找資料或去實地考察，然后在課堂上作演示。可以運用多媒體、實物資料或真人表演等，分別就該專題作生動、直觀的演示。演示完后，提出一些相關問題，供大家思考討論。通過學生與教師、同學之間、以及學習資源的互動，促進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培養團隊

合作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和進行獨立研究的能力。在這樣的課堂上，老師不是課堂的決定者，而是引導者，引導學生的注意力和研究方向，鼓勵學生作出自己的結論。這是和中國課堂最大的不同。

對比美國和國內的一些名牌大學課堂，美國的教學總時數大約只相當于國內大學的60％，學生把大部分時間用在自己學習上，而不是聽課上，也就是說自由支配的時間多于上課時間。在課外，學生不僅要讀書、寫文章，更要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實踐活動。所選的課程每學期一般都要求學生在課堂上作幾次PUBLIC PRESENTATION(主題發言)，為了準備這個發言，學生常常要在圖書館查閱很多資料。有些課程在結束時，只要求提交PAPER(論文)，學生更需翻閱大量的書籍。有些課程也要求考試，但成績只占總分數的50%，平時的“發言”或“論文”都是考查內容。準備PAPER、PRESENTATION的過程，恰恰是可以發揮學生的創造力的過程。老師們既鼓勵學生在課堂上積極參與有關教學內容的討論，更鼓勵學生在課外自主地學習、鍛煉和提高。

與中國高校課堂教學相比，美國大學課堂教學體現出寬松活躍、豐富多彩的顯著特點。中國大學課堂教學氣氛嚴謹肅穆。許多大學定有嚴格的課堂教學規范，如上課及下課前由班長或值周干部叫“起立”，教師鞠躬答禮之后，學生方可端正坐下或離開教室；師生要儀表端莊、衣冠整潔，不得穿拖鞋、背心、超短裙或赤腳上課；師生在課堂上的言行舉止要文明得體，不得吸煙吃零食；學生要認真聽講，有問題須等教師講完一節內容之后方可舉手示意，經同意后再起立提問；學生因故遲到，須經教師同意后方可入座上課等。

中國大學課堂教學形式比較單一。一般多為“單向傳授型”，或曰“講座型”，即教師站在講臺前講授，學生坐在下面聽講做筆記。教師充當的是知識傳授者的角色，處于主動地位，學生充當的是知識接受者的角色，處于受動地位。整節課基本上都是教師在講，學生洗耳恭聽，跟著教師的思路走，很少有課堂上的相互交流，即使有交流，也是教師提問，學生回答。相較而言，美國大學課堂教學形式則顯得豐富多彩。一般多為“雙向交流型”，即側重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相互交流。教室里沒有高高在上的講臺，教師站在學生面前，或與學生圍坐在一起。教師不單充當的是知識傳授者的角色，更多充當的是課堂教學組織者、協調者和指導者的角色，學生不光充當的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的角色，更多充當的是積極參與者的角色。

這里著重介紹一下美國大學兩種典型的課堂教學形式：討論和演示。

美國大學多采用討論式教學。每節課結束前，教師將下節課需要學習的教材內容、補充材料和討論問題布置給學生，供學生準備下節課學習討論。一般先由教師作引言和概述，然后分小組討論（五、六人一組），教師可加入任何一組。各小組就教師布置的問題逐個討論，每個學生依次發言，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然后全班集中，每個小組推舉代表陳述本小組的觀點，或自由發表意見，或向教師提問。最后由教師作總結。有時也隨堂放錄像，然后就錄像內容進行討論。十幾個人的小班則不分組，全班圍坐成一圈，由教師引導討論。總之，中國重視教學規范，強調課堂教學秩序與紀律，美國則重視營造自由、寬松、隨意的課堂教學氣氛；中國突出“教”的作用，在“教”與“學”的關系中，“教”處于主導地位，“學”處于從屬地位，教學關系為單純主客體關系，而美國則突出“學”的作用，特別是強調“教”與“學”的雙向互動交流，教學關系互為主客體。這種不同的教學風格和特點既生動地折射出中美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取向，同時它又深深地植根于這一文化傳統和價值取向之中。因為中國人多，中國年齡兩極化正在變大，再加上中國家長長期沉淀下來的傳統思想，實行真正的素質教育還需要時間，并不能著急。如果太急于表面上成果，只會是情況更加糟糕。說說我自己的一點看法：應試教育并沒有錯，問題的跟本在于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管理的上，填鴨是的教學方式只是灌輸，并不是學習，學習是一個動詞，應該是一種主動的積極的行為，但是我國現在的教育管理模式把學生變成了被動的，甚至有一部分變成了叛逆的。社會中失

業的越來越多，能就到業的越來越少！為什么？在從小開始的教育中就被忽視的問題！如何學習！學習新的環境，學習新的社會，學習新的社交，學習如何學習的更有效率，如何使自己更能適應需要不斷學習才能生存的社會！雖然現在的學校要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這種扭曲了的教育管理模式是應該盡早拿到臺面上來說說了！應試沒有錯，需要改變的是從小就應該開始的教育管理方法！

近代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或許可以回答，原話我有點記不清了，大意是：如果一個人把他從學校所學的東西全都忘記了，那么，在他身上剩下的就是教育。這就是一位偉人對于什么是教育最精辟、最直白的概括。以我的個人理解，愛因斯坦所說的教育就是當下我們整個社會所最關心的素質教育。非常簡單，也非常明了。在愛因斯坦眼里，一個人素質到底有多高，與其在什么學校學了什么，甚至取得了那些成就，都沒有直接關系。反之，如果把這些表面所罩的光環統統去掉，比如什么院士、博士碩士、幾級畫師、幾級琴師、什么專家學者等頭銜都去掉，在其身上所沉淀下來的就是一個人真正素質的水平體現。素質教育在美國作者黃全愈的兒子黃礦巖七歲來到美國，二年級時老師布置了一篇研究報告，而且至少要有三個問題，寫滿兩頁紙，為了完成這個作業，礦礦從圖書館借了十幾本書，完成了作者一生所見到的最簡短的論文，先不說論文的內容，就這次研究的經歷，孩子始終處在一個獨立工作的狀態下，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去篩選材料，去決定研究的方向，這個收獲比研究報告本身更具有價值。這種研究報告式的作業一直貫穿小學、中學，只不過每個階段的側重點不同，小學側重的是對孩子收集資料，獨立提出問題的研究能力的培養，中學確定研究方法，實施研究計劃的能力。這些研究報告里跳動的是孩子們充實而活躍的思維。當中國的孩子跟在別人屁股后面原地踏步走的時候，美國的孩子卻已在操場上四處奔跑領略創造的快樂了。我們在嘲笑美國的基礎教育不扎實的時候，人家的科技卻發達了。教育與科技是一個正比的關系，人家科技發達了，教育也一定先進。中國要想走在世界的前列，那就要先從教育下手，真正的實施素質教育。

從理論上講，人人都可成才。但每一個人成的“才”是不一樣的，因為每一個人的個性特征素質是不一樣的，比如有的適合做技術工作，有的對繪畫感興趣，有的對寫作感興趣等，這些個性特征素質不完全因為教育的環境、位置的鍛煉等外在的因素的影響而改變。因此，素質教育絕不僅僅是減輕學習負擔那么簡單，而應是因人、因材施教，使特定的孩子盡可能充分地發揮其特定基因所決定的素養，發揮其特別潛能，從而對國家、對社會做出最大貢獻。筆者認為，開展素質教育，就要盡可能多地開設素質教育課(如文學、藝術、手工等)，建立學生興趣學習小組，因學生的興趣、特長而分班，并對教師進行提高發現天才兒童能力的培訓，使有特別天賦的天才兒童的天賦有機會去嘗試，有機會被發現。同時，充分發揮現有的各級少年文化宮、少年體校的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掘各類超常天賦的兒童，對其給予特別培養。

中國的中學生年年能擊敗眾多對手，獲得國際奧林匹克知識競賽的各種個人獎和集體獎，但當今中國的高校從來沒有培養出獲諾貝爾獎的人才；而美國則是初等教育“一塌糊涂”，但美國高校贏得的諾貝爾獎卻是世界上最多的。創造力不同于智力。智商極高的學生可以贏得國際奧林匹克知識競賽獎，但是惟有創造力極強的人才具備獲得諾貝爾獎的前提。

第四篇：中國教育技術理論與實踐

中國教育技術理論與實踐

桑新民,華南師范大學未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學博士生導師，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教育部現代遠程教育專家顧問組成員。1989年獲霍英東獎，1993年獲曾憲梓獎。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基本法》起草工作。1995年以“國際訪問者計劃”的身份，對美國進行教育專題考察，并被美國教育研究會聘為境外會員。目前主要致力于探索教育基礎理論同當代信息技術有機結合的未來教育研究與實驗新模式。

2001年12月初中國電化教育協會在深圳召開了協會成立十周年慶典大會，桑新民教授（以下簡稱“桑”）應邀作了專題報告，會后本刊記者劉德亮（以下簡稱“記”）專程到廣州對他就我國教育技術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專訪。

記：作為教育技術理論研究工作者，您如何評價我國教育技術學科的發展歷程？

桑：教育技術學是當代信息技術與教育相互聯系的紐帶，是教育學科群中一門發展極其迅速的新興分支學科，該學科的研究成果對推動和指導我國教育信息化、教育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為了更深刻地理解當前本學科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有必要作一個簡單的歷史回顧。

我國的教育技術學是從電化教育學演變而來，在發展中先后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是“電化教育”階段，這一名稱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當時正值以電力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之時。“電化教育”顧名思義，是在教育中運用了以電力為能源的教學工具和手段，從而提高了教學效率，從其內容和形式來看，則主要是指在教學中運用了視聽技術以及后來的影視技術。

第二是“教育電視”階段，20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影視技術向教育領域的擴展，教育電視逐漸成為現代教育技術的一個新的生長點，并使電教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是技術含量大為提高；另一方面不僅研究電視技術與媒體，而且研究教育內容與呈現、傳播方式，這使電教研究的教育含量也大為提高（但若從教育思想和觀念來分析，教育電視基本是單向傳播與灌輸的教學模式，因此仍然是傳統教學觀念與模式的延續。）。

第三是“現代信息技術”階段，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多媒體和網絡技術的發展，教育技術領域經歷了一場更加深刻的變革，并成為教育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制高點！對此是有不同看法的，因此需要論證。

在以往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中，教育技術的地位并不重要，因為教育技術僅僅是教學手段，而且傳統教學手段對教學過程和效果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以多媒體和國際互聯網為代表的當代信息技術不僅以驚人的速度改變著人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與學習方式，現代教育技術由此發生了兩方面的變化：

（1）從教學手段擴展為新的教育環境，并引起教學模式的變化；

（2）從教學手段擴展為教育資源，并引起課程與教材模式的變化；

此二者的結合，進一步導致了整個教育目標與評價體系的變化！這充分表明教育技術在教育實踐中地位的明顯提高。

記：從理論層面來看，近年來我國的教育技術學科出現了哪些明顯的變化？

桑：從理論層面來看，1993年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專業目錄調整時，將《教育技術學》從原來附屬在《教學論》中的三級學科提升為獨立的二級學科，并設立了博士點，這促使我國教育技術研究者更多地關注世界教育技術學前沿的進展。比如，美國教育技術“94新定義”的引進和研究對我國教育技術領域的發展產生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我個人認為，這些影響突出表現在以下三點：

其一，從重視教的研究轉向重視學的研究，尤其是建構主義教學模式的研究和教學過程雙向互動的教學設計；

其二，從重視硬件建設、媒體使用與管理，轉向重視學習過程（不僅是教學過程）和學習資源建設；

其三，從孤立地研究和發展技術、提供設備與技術的維修、服務，到重視技術與教育之內在結合，尤其是信息技術在新環境下學習與教學模式之創新，正在孕育出一大批既懂技術又懂教育的新一代教育技術工作者和新一代教師，他們不僅代表中國教育技術發展的未來，而且代表中國教育的未來！

以上這三點變化，使教育技術從教育發展的外圍深入到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與前沿，真正成為教育現代化的生長點和制高點！并使教育技術學在教育理論中的地位開始發生實質性變化，必將逐漸對整個教育基礎理論的現代化改造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記：作為教育技術領域的研究人員，您如何看待網絡文化現象？

桑：我在這里特別要呼吁重視網絡文化的研究。國際互聯網向教育領域的迅速擴展，不僅創造著一系列全新的教學形式，而且開拓了一個全新的網絡文化與教育時空。從網絡文化的廣闊視野中深化網絡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探索，這是當前世界范圍內教育研究的熱點與前沿課題。我國在信息技術和網絡經濟的發展方面始終緊緊跟蹤著世界前沿，但在網絡文化的研究方面則明顯滯后，由此導致網絡教育發展層次和水平的相對滯后，這不僅是令人遺憾的，而且是令人深思的。

反思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人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態度，也許能給人更深刻的啟示。鴉片戰爭對中國人的教訓是沉重的，它使中國開始正視自己在科學技術上的落后，但中國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并開始從西方引進洋槍洋炮，但卻忽視甚至拒斥西方在科技創新背后的文化創新、思想創新、制度創新和教育創新，致使中國只能亦步亦趨地跟在洋人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后面爬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跳躍式發展的機會。

如今，人類走出工業文明，步入信息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中華民族要想在這場歷史性變革中實現跳躍式發展，不僅需要有經濟創新、科技創新，而且要有文化與教育的創新。在某種意義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更艱難，因為它不僅需要創造前者的社會心理土壤，而且需要源源不斷地為前者提供一代新人；同時，這兩者又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文化教育的創新不僅需要有新的物質基礎和條件，而且必須插上現代信息技術的翅膀。

從教育發展的視野來看，當前迫切需要在全體國民中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中，傳播新世紀的文化價值觀念，并據此改革教育模式，在新一代人身上塑造信息時代所必須的品格、能力、思維與行為方式，使我國廣大教師和學生盡快適應日新月異的數字化生存新環境。這是世界教育改革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加速我國教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記：在網絡時代背景下，我國教育技術界應該如何面對機遇和挑戰？

桑：面對這樣的時代背景，教育技術也不再是以往教育技術工作者孤軍奮戰的舞臺。在教育信息化的強大潮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三個戰場，五支隊伍，會師網絡教育和現代遠程教育：

三個戰場：1）遍布全國的廣播電視大學系統正在經歷著艱難的數字化改造，成為我國現代遠程教育的重要戰場；2）高校校園網絡教育和遠程教育是近兩年突擊組建的方陣，不僅發展迅猛，而且實力雄厚；3）中小學網絡教育和網校遠程教育人數眾多，前景廣闊。

五支隊伍：1）教育技術專業；2）開放教育（電大）系統；3）高校成人教育+網絡中心；4）網上教育專家；5）IT產業：網絡公司和教育軟件產業。

傳統的電教插上了現代教育技術的翅膀，成為推動教育現代化的一個強有力的杠桿，要做的事情顯然很多，我認為首先必須更新教育技術觀念，在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建設中取得實質性突破。

長期以來，我國教育技術學的理論基礎主要局限于物理學、無線電電子學、影視技術等自然科學與技術學科，以及傳統傳播學、心理學、教育學。近年來，不少教育技術學者開始較多地關注現代心理學、教學設計、系統科學，由此推動了教育技術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化發展，這是十分可喜的，但教育技術學最深層次的基礎理論應該是技術哲學和教育哲學，因為這決定了教育技術理論與實踐工作者的技術觀和教育觀，并由此決定了他們的教育技術觀。當前，現代信息技術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傳統電教的內容、形式、功能、價值，在這樣的歷史變革面前，置身其中的教育技術工作者，首先應該更新的正是技術觀和教育觀，以及作為二者之內在統一體的教育技術觀！只有用先進的教育技術觀指導，才能從千變萬化的教育技術景觀和五花八門的教育技術理論中，深刻、科學地把握教育技術的本質及其演變發展的趨勢和規律！

記：同傳統教學模式相比，網絡化教學模式有哪些特點和優勢？

桑：網絡化學習模式的主要特點：1）近程與遠程交互的跨時空協同學習；2）自主性、個性化的自我構建式學習；3）任務驅動式的綜合與分科相結合的非線性—網絡化學習； 網絡化教學模式的主要優勢：跨時空、大信息量、交互性和個性化是網絡化教學水平和實力的主要標志；豐富的學習資源和方便的獲取方式是網絡化教學發展中的難點；個性化、遠程化、智能化的教育評價和考試模式是網絡化教學健康發展的指揮棒；能否盡快培養出一批能夠理解和適應網絡文化，并能參與網絡文化創造的優秀教師隊伍，是網絡化教學成敗的關鍵，因為只有依靠這支隊伍，才能成功創造出新型的遠程學習與教育模式。

記：隨著整個社會生活的網絡化、信息化，我國教育的發展趨勢是什么？

桑：隨著二十一世紀的降臨，整個社會生活越來越走向信息化，并導致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教育越來越走向網絡化、虛擬化、國際化、個性化。目前全國各大學校園網已經普遍建立，近5至10年內，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將發生一場歷史性的變革！如何使廣大師生盡快適

應這種日新月異的數字化生存新環境？這是我國教育界必須著重研究和思考的重大課題。互聯網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在消費者、用戶，而最廣大、也最具潛力的兩大領域正是電子商務和遠程教育！許多有遠見的戰略家和有實力的企業家，尤其IT產業都看好網絡教育和現代遠程教育這個網絡經濟、文化、技術發展的新生長點，抓住這個生長點，不僅能推動教育的全面改革和跳躍式發展，而且會全面推動信息產業乃至整個網絡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因此，對遠程教育的戰略研究已經開始從一個部門、領域關注的課題，上升為跨領域、跨學科關注和研究的課題，特別是各國高層領導、決策者所重視和關注的課題。

記：我國教育技術專業的發展很快，您認為我們教育技術界應該著重研究哪些課題？

桑：當前迫切需要加速我國教育技術專業發展的規范與創新，走向國際化與民族化、科學化與現代化的內在統一。為此需要加強對本學科世界前沿的追蹤研究，倡導與相關學科和領域的交流合作，鼓勵不同學派的爭鳴，為確保本學科的健康發展，建議研究以下課題：

1．當代信息技術前沿跟蹤與教育應用研究；

2．教育技術學理論基礎與基礎理論研究；

3．國外教育技術專業的培養目標、課程結構、教學模式、評價管理模式及優秀論著與教材的引進，尤其是《教育技術學》這門課程的教學目標和教材體系亟待更新，這是專業的標志性課程和基本建設，也是專業吸引力的關鍵之所在！

4．國外優秀教育技術專業網站資源研究；

5．教育技術專業的文化、藝術基礎研究；

6．我國教育技術專業辦學模式，合理分布與發展規劃研究。

記：您是如何看待我國教育技術專業的基礎理論建設？

桑：我個人認為，教育技術必須有教育理論基礎、技術基礎、藝術基礎這三大基礎支撐，而將這三大基礎整合起來的，則是信息技術新環境下的教學設計理論與實踐；

教育技術的教育基礎理論主要包括：信息時代的學習理論、課程與教學理論、教育傳播理論，這三大理論都面臨深刻的歷史變革（如教育傳播理論正在從電視時代的單向傳播發展到互聯網時代的交互式傳播新模式，這顯然必須超越作為經典傳播學理論基礎的戴爾“經驗之塔”！）將這三大理論整合起來的是系統科學方法論；

教育技術的主要技術基礎包括：多媒體技術（這是前臺技術，其中包含了非線性編輯等數字時代的教育電視技術）、數據庫技術（這是后臺技術）、通訊技術（包括天網、地網和人機通訊技術），將這三大技術基礎整合起來的是人工智能技術（各種復雜技術要想在教育中廣泛采用，必須人性化、“傻瓜化”，也就是智能化）；

教育技術的主要藝術基礎包括：語言文字藝術（口才與文才是傳統教育工作者必須具備的藝術基礎）、數字視覺藝術、數字聽覺藝術（后兩者是多媒體時代教師和學生不可缺少的藝術修養和藝術表現能力），將這三大藝術基礎整合起來的是尚未引起教育技術研究者足夠重視的數字文化藝術。

以上這些應該成為教育技術專業適應數字化生存挑戰所必須開設的課程體系之內在結構，也是教育技術專業每一個合格畢業生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顯然，這樣的畢業生在網絡教育迅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必然供不應求，而且從物理系、計算機系和教育學、心理學系都培養不

出來！

記：我國的教育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的本科專業，您對教育技術專業課程有什么構想？

桑：我國教育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的本科專業，是1983年才建立的，在將近二十年的學科建設發展中，本專業廣大研究者們進行了艱苦的探索，逐步開設出了不同風格的專業課程體系，但由于本領域技術發展太快，理論涵蓋的范圍又太廣，因此本專業的基礎理論與課程體系至今尚不夠完善，大部分課程是從其他專業照搬或移植而來，其基礎理論建設顯然還不盡人意，最明顯的莫過于作為教育技術學理論基礎的《電化教育學》或《教育技術學》至今還缺乏理論深度和較為完整的范疇—理論體系。教育技術學作為一個獨立的二級學科，其人才培養和課程體系不僅應該區別于物理系、計算機系和教育學、心理學系，而且必須有其不可替代性！記：您在國內率先開設教育類公共課程《步入信息時代的學習理論與實踐》，對此您有什么感受？

桑：我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較深入地研究了信息時代對學生素養提出的挑戰和新要求，結合中國實際從3個層次6個方面提出了信息素養的內在結構。教給學生信息時代該怎么學習，尤其在信息技術條件下怎么學習，讓學生總結自己學習的個性、特點，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學會自主學習、協作學習、學會運用信息技術高效地學習，學會在研究和創造中學習等（文字版教材2000年11月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本門課程的新型學習與教學模式探索中，我們創造了可視化、層次化的教學目標模式，讓每個學生都參與到個性化學習目標的制定與評價過程中來，并運用創作個人學習主頁的方式進行大學生在網絡環境下學習與創新能力的綜合評價；用資源庫代替教材、教參，并由師生共同編寫和創建本門課程的教材和教學資源庫，形成基于網絡資源庫的課程與教材新模式；我們還在國內率先提出：不能把信息化環境中學習新模式的探索僅僅局限在多媒體和網絡上，必須把“三個世界”的學習經驗綜合起來，充分利用多媒體和網絡所創造的虛擬現實學習之獨特優勢，引導和促進學生在經驗世界和語言文字世界中學習活動與學習經驗的整合，不斷促進和提高學生在“三個世界”中學習的自主性、協作性和創造性，這才是信息化環境中成功學習與教學模式的奧秘之所在。（《“網校”遠程教育模式的反思與暢想》，《中國教育報》“制高點”欄目99年6月28日）。這門課程的開設受到大學生的普遍歡迎，獲2001年國家級教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目前我們正在將這種新的學習模式推廣到中小學和教師培訓體系中，并承擔了全國唯一的中學信息技術教育國家級骨干教師培訓班，運用當代信息技術和全新的培訓理念，正在創建“跨時空、超文本、自組織、個性化”的高效學習與培訓新模式。

記：您是怎樣理解哲學、未來教育與教育技術之間的關系？

桑：我最初的專業方向是哲學，主要感興趣的是歷史哲學和文化哲學，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轉向教育哲學和未來教育的研究與實驗。在未來教育的研究中，我強烈感受到教育發展有兩個重要的生長點，其一是當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必將導致教育領域產生一場歷史性的變革；其二是激烈競爭和快節奏的現代社會使個體的心理健康受到嚴峻挑戰，迫切要求教育系統加強對健康個性的系統培養。于是我從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學習計算機，研究多媒體和網絡對教育產生的影響，由此一發而不可收，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完全轉行專門從事現代教育技術的研究，當然主要還是教育技術的基礎理論研究。所以，我在教育技術研究領域還只能算是

一個新兵，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客串”。

由于有哲學和教育學的學術背景和實踐基礎，所以，我從事教育技術基礎理論研究也有某些獨特的優勢。近十年來，我將教育基礎理論研究同當代信息技術理論與實踐以及大學和中小學教育改革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在學習理論、課程與教學理論、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以及教育信息化理論與規劃等研究領域進行了研究。

記：您對研究我國教育技術領域的青年學者有什么建議？

桑：在實踐和理論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當今世界中，個體的學習能力已成為一項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教育最終總要落實到個體的學習行為上，教育質量的高低從本質上分析取決于學生學習能力、水平、效益的高低。尤其重要的是：信息化的社會環境與對學生學習規律的研究成果相結合，正在創造出各種高水平、高效益的嶄新學習模式，如何盡快適應和駕馭這種新的學習環境與學習模式，已成為當今世界舞臺上一場最激烈的競爭，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對個體學習行為和社會學習環境的研究與創新不僅已成為當前世界教育改革的重大突破口，而且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數字化生存方式和新型學習模式的創造和普及，將徹底改變千百年來以教師講授、課堂灌輸為基礎，勞動強度大、效率低的傳統教育教學模式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才選拔、聘用模式，實現教育中人力、物力資源的多層次開發與合理配置，使人口最多的中華民族步入創造性人才涌流的偉大新時代！

第五篇：中國教育夢

中國教育夢

全國著名特級教師好課堂小學數學教學觀摩活動

——學習體會

王海英

2014年5月24日和25日兩天，我去參加了在赤峰市黨校舉辦的中國教育夢——全國著名特級教師好課堂小學數學教學觀摩活動。本次活動全面圍繞教育教學改革要求，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研究總結教育教學經驗、探討有效課堂教學的方式、方法為重點，采取名師現場教學真實觀摩、真實案例、名師分析等來進一步提升教師能力和素質。

本次活動我一共聽了4節課以及課后名師對這節課的評價和對小學數學課堂教學的認識。內容分別是清華大學附屬小學“1+x”課程研究中心教研員易博老師執教的示范課《秒的認識》、全國著名特級教師華應龍執教的示范課《平均數的練習課》及講座《融錯：減負高效之良策》、劉勁苓老師執教的示范課《點陣的規律》及講座《打開數學的畫卷》、許衛兵老師執教的示范課《認識小數》及講座《關于有效教學的深度思考》、全國著名特技教師錢守旺老師執教的示范課《億以內數的認識》及講座《打造動態課堂的24個策略》和全國著名特級教師劉德武老師執教的示范課《埃舍爾和他的神奇騎士圖—密鋪》及講座《交則通

通則透》。這些名師不但給來自本市的幾百名數學老師親自示范數學課堂，還給老師們帶來最前沿、最前線的數學思想的指導。下面我借本次學習淺談一下自己的體會。

在觀摩的課堂教學中，最讓我受益匪淺的是華應龍老師的課。華老師通過繪聲繪色的講解、恰當而不浮夸的肢體動作調動著學生在課堂中的積極性。另外華老師以尊重別人，來彰顯自己風采。1．尊重聽課老師。華老師是我聽過課的老師中唯一一位有與聽課老師分享思考的老師。雖然他是一位名師，但他仍愿意聽取別人的意見。他在這節課中就提出3個小問題：①參與求體驗，平均數的統計意義怎樣讓學生體驗？②平均數不是真實的數，平均數是什么數？③怎樣的活動能很好幫助學生理解平均數的特點？2．尊重學生。華老師在喊上課到問候之間停頓了10秒鐘，在這10秒鐘時間里華老師眼睛瞄過所有的學生，不放過任何的角落。在問學生姓名時，他稍稍地低下身子問：“您貴姓？”把學生當做朋友一樣看待，這樣的老師，您說孩子會不喜歡嗎？華老師就是這樣一位平易近人的學者、大師。“疑是思之始，學之端”，華老師還是一個會思考的人。他說：“有問題才愿想，有膽識才敢想，有激情才能想。”他的報告《融錯：減負增效之良策》，又讓我有一種“沉醉不知歸路”的感覺，他說過一段話：“我每天晚上12點關燈睡覺，然后想到什么就開燈把它寫下來，所以覺得自己的床頭燈像螢火蟲，每天晚上一閃一閃地。”深深打動了我，自己不由提醒自己今后是否在教學上也應該想到些什么。當然關鍵還是要堅持。最后他說，做一個研究型的教師，最重要的是熱愛，艾青說為什么你的眼里總含著熱淚，因為我愛這片土地，因為你愛數學就會找到更多更好的數學題材，張愛玲說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發現自己愛的人正好也愛著自己。其實我不是勤奮，我是在享受幸福，所以做一個研究型老師和王國維說的做學問的三個境界是完全一致的，我的理解就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登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教學手法大家都很清楚，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當你琢磨的時候會有很多問題，一下子找不到辦法，所以衣帶寬，人憔悴，什么是創造，用生命去交換。

在觀摩特級教師錢守旺的精彩講座《打造“動感課堂”的24個策略》后,讓我在教學設計、定義教學策略上有了進一步的啟發。其“對話-分享”式課堂使學生勇于思考、分享和互動，從而課堂變得富有生機、富有活力、富有動感，學生們會產生更多個性化的理解與表達。其中“教師要努力實現三個轉變：教師變導師，教室變學室，灌輸變探究。努力打造具有愉悅感、充實感和成就感的課堂”此觀點尤其令人眼前一亮。譬如作為新老師的我，偶爾會感受到有些學生搶答問題不積極，課堂下的作業狀況也不夠理想。若能調動學生，增添課堂中的愉悅感、充實感和成就感不足，學生的學習效率以及探究能力都會起到質的飛越。其中錢老師定義的理想的課堂上應具備“新、趣、活、實、美”。讓我也更進一步理解了數學教學活動，特別是課堂教學應激發學生興趣，調動學生積極性，應發學生的數學思考，鼓勵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要注重培養學生良好的數學學習習慣，是學生掌握恰當的數學學習方法。作為老師的我們，應認真學習新課標，明確改革方向。比如，《新課標》從“雙基”到“四基”即增加了基本技能與基本思想，這便要求我們應更關注學生能力的培養：包括演繹能力和歸納能力。總而言之：教師基于新課標應重點培養學生的發現問題、提出數學問題并加以分析和解決的能力的培養。問題是數學的心臟，解決問題是數學教學的核心。教師不僅要設計好問題，還有啟發學生從數學的角度提出問題。告訴學生“2+3=5”這不是教育；如果你告訴學生2+3為什么等于5，這是踏進了教育的門檻；如果你告訴學生2+3=4，你們一起論證這個結果是否正確，這才是真正的教育：思想是課堂的生命，問題是課堂的靈魂。因此，課堂好問題的特征需具備：①具有探究性，能夠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他們去探索；②具有開放性，能夠使學生進行不同角度的思考，提出不同層次的解決辦法；③具有啟發性，能夠促使學生相互合作，讓學生在寫作學習中共同建筑知識；④具有挑戰性，能夠給孩子帶來認知沖突；⑤具有可接受性，問題處于孩子的最近發展區。

兩天的學習時間是短暫的，雖然身體很累，但留給我的收獲卻是無窮的。每個人都可以是一顆種子，在數學教學的滋養中生根發芽長葉開花；每個老師都可以是一個引路人，舉起火炬，山一程水一程地，帶著孩子們回到數學的本質。